［82］唐文治，号蔚芝，1865年生于江苏。他是一名有造诣的经学家和朴学家（古典学者和语言文献学家），因研究《周易》而最为闻名。他与南阳理工学校的牵连始于1896年，当时该校还在最初的构想之中。1920年他辞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职务，并于1922年在无锡创立国学专修馆。南京政府十年间，唐主持该馆，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的研究上面。当该馆受到北大新文化派学者出版的《现代评论》的攻击时，其知名度大大地提高了。凌鸿勋：《寄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西滢：《闲话》。
［83］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都高师的图书馆只订了一份上海的报纸。当舒新城，这位曾在上海受教育的湖南教育家到来之后，他决定增加图书馆的期刊订单：由北大知识分子出版的一份政治评论周刊《现代评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报《向导》，中国青年党在上海的机关报《醒狮》，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以上海为本部主编的文学周刊《语丝》。然而，几乎没有学生感兴趣。而当一直忙于结交四川都督及其僚属的校长发现舒新城的订单后，他迅速叫来军警，搜查舒的物品，将其拘捕，并把新杂志从图书馆的书架上移走。舒新城：《不宽容又怎样？》。
［84］剑公：《教授耶，亦流氓耶？》；郁达夫：《说几句话》；蒋鉴章：《武昌十大国文系的真相》。
［85］《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86］李守孔：《中国近代史》。
［87］该标准的两个主要例外：清华教授蒋廷黻利用档案资料所做的19世纪中叶中西外交史的研究，北大一些院系成员开展的太平天国研究。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79~82页。
［88］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295~299、301、631~632页。
［89］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纪要》，见《陈垣史学论著选》，641~642页。
［90］李文藻，纪昀（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总纂）的弟子，藏书家，因著有北京书店最早的介绍之一《琉璃厂书肆记》而闻名，该书完成于1769年。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23、175页。传记梗概被列入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6，11a-b页。
［9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4页。
［92］杨守敬，地理学家和目录学家，是16卷《日本访书志》的编辑者，该书搜集了杨氏1880年旅居日本时不期而遇的稀见中国图书的笔记或原文，同时亦作为总督端方（1861—1911）所收藏的大量青铜拓片、石刻碑铭、古代封泥、甲骨文、古代玉器、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联合目录。当教育改革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开办之际，他也曾在湖北的新式学校执教过一段时间。杨氏之闻名，最主要是因其创制、编辑了《历代舆地图》。至于更多的讨论，参见下文。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484、782、980页；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9~11页。
［93］《水经注》是6世纪时郦道元（死于527年）为较之更早的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水系的地理学经典《水经》原文所作的注释。历经几个世纪的传抄和排印，原文和释文被混淆。明代学者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该书成于1615年，被普遍认为是明代关于经典真实原文的最可信的表述的代表。赵一清与全祖望合作，基于对早期的大约30种原文版本和郦道元注的仔细研究和校勘，著成40余卷的《水经注释》。赵一清发现朱谋玮明版本中的许多部分在原文的真实性上有误，而在此次攻击以前，朱本一直作为标准原文被接受。赵一清关于经注的笔记被收集在一部12卷的《水经注笺勘误》之中。同时，在1774年夏，戴震向北京翰林院《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提交了他对《水经》经文和注文的校订研究成果，正如19世纪学者才注意到的，戴著中包含着与赵氏、全氏所订版本的惊人相似之处，大约就在戴震完成其手稿之际，赵氏与全氏所订版本被列入了皇宫藏品之中。一场持续了此后一个世纪的争论就这样在文献学界爆发了，争论集中在：赵本和戴本各自首版的确切时间；对辑录自明皇家1403年至1408年间征集的《永乐大典》之《水经注》本的使用，而有特权使用该版本的是戴震，而非赵一清；永乐本与朱谋玮本之间的关联，对此赵一清持否定意见；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戴震是否有剽窃的问题。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76、205页；胡适：《一条关于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的按语：以他们关于〈水经注〉的著作为例探讨学术探究中独立与集中》（“A Note on Ch'uan Tsu-wang，Chao I-ch'ing and Tai Chen：A Study of Independent Convergence in Research as Illustrated in Their Works on the Shui-ching Chu”）；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225~226页。
［94］全祖望被认为最先指出了郦道元的注释与《水经》原始经文相混淆的问题，并致力于将两者分开。赵一清和戴震也通过相似的努力来进行关于这部经典的著作的工作。正是主要在这一点上，18世纪中叶对《水经》的重新建构与此前17世纪早期朱谋玮的版本不同。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76、205页。
［95］杨守敬设法完成的是如此卷帙庞大，以至于他无法负担起刊印的费用，即使是将他的草稿压缩在40卷的篇幅之内，依次附上另外40卷地图和1卷补遗（附录）（杨守敬以毕生之力为《水经注疏》，以无力刊刻，乃为《水经注要删》40卷，图40卷，补1卷。——译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20页。同时，熊氏对于杨的奉献或许真正是牺牲性的：当这位弟子最终完成自己对其老师毕生著述的定稿的整理时，遂自刎而死，大概在另一个世界追随他的恩师。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20页。然而，我们缺乏熊氏自杀的详情，只能凭他的意图推测。
［96］语出劳伦斯·A·施耐德：《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
［9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20页。
［98］刘师培出自著名的汉学世家。他自己也是颇有造诣的经学家，1907年他在东京章太炎领导的进步革命报刊《民报》编辑部工作。后来，他改变了对革命政治的见解，从同盟会中退出，并在清廷供职。1916年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他是最初的六位支持者之一。1917年，他进入北大执教，直至1919年死于肺结核。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411~413页。1906年，钱玄同随其兄到日本，他在那里结识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他亦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钱玄同、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和朱希祖在东京组织国学振起社，邀请章太炎担任社长，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学。1910年，钱玄同回国。1913年，经黄侃推荐，他进入北京高师任教，教授经学和小学（语言文献学）。1915年，他进北大执教，受胡适的影响，改信今文经学派，反对章太炎信奉的古文经学派。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367~368页。
［99］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Ⅲ，279~294、313~320、363~398页。
［100］与中国学者的会谈，伯克利，1987－10－21。
［101］例如，由于黄侃和刘师培这样的学者的存在，北大在经学方面的地位被极大地提高了，回溯刘师培的谱系，其曾祖刘文祺著有《左传旧注疏证》，其祖父刘毓崧、父亲刘寿曾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研究《左传》；黄侃则是章太炎（炳麟）的弟子。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24~27页。
［102］陈垣：《陈垣史学论者选》，624、640~645页。
［103］关于17世纪时合作、抵抗和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Ⅱ，872~881、1074~1099页。
［104］“文艺复兴”是胡适用来描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及有助于此的各种思潮的术语。参见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亦参见格里德在《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17~318页中的分析和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第29页。
［105］参见胡适：《一条关于金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的按语：以他们关于〈水经注〉的著作为例探讨学术探究中独立与集中》；王国维：《水经注跋尾》。在胡适和王国维的著作中，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预设与研究方法是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参见格里德：《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乔·邦纳（Joey Bonner）：《王国维——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Wang Kuo-wei：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106］《历代舆地图》是以19世纪末《大清一统舆图》为基础的。而杨氏的《历代舆地图》又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吴晗和谭其骧指导下的多卷本）奠定了基础。1955年，该课题在北京启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前8卷于1974年出版。谭其骧：《谭其骧自传》；夏鼐：《我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
［10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23页；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472页。
［108］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368页。
［10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22页。关于陈寅恪的生平思想，参见余英时：《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杨联陞选修了陈寅恪开的“隋唐史”，当时他还是清华经济专业的学生。在陈寅恪的指导下，他写作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1946年，杨联陞与陈寅恪的最后一次会面于停泊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的一艘船上。杨氏陪同两位清华时期的朋友赵元任和周一良访问了他从前的这位老师。周一良在1949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多年，在那个时候，已被广泛认定是陈寅恪思想遗产最有希望的继承人。
［110］陈第开辟了通过《诗经》押韵的分类与比较来设法确定字的古音。首先，他列出并比较《诗经》中出现的大概押韵的字。其次，他从被认定是同一历史时期产生的经文中搜集语句，并比较它们的押韵模式（韵部）。这种方法的系统运用似乎已经产生相当可观效果。通过顾炎武，这种方法在清代语言学和音韵学中被广泛采用。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423~424页。
［111］清代学者达成的共识是：“‘会意’在中国文字形成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绝大多数汉字是形声字而非指事字。他们对‘假借字’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此还原古音，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古音解释古字字义。”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217页（本段中译文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从理学到朴学》。下同。——译者注）。
［112］戴震跟随江永研究音韵学，并且经常和段玉裁一起讨论他的研究发现。戴震著有《声类表》和《声韵考》。前者是他对古代发音的分类。后者相当于他关于该学科各个不同方面的观点，包括与顾炎武的争论。段玉裁是戴震在音韵学问题上的弟子。他的音韵学主要是通过仔细阅读《诗经》建构起来的。他著有《诗经韵谱》和《六书音韵表》。段玉裁将古代的字典《说文》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对韵进行更加精确的分类。段氏把韵部的数目从江永的13个增加到17个。同时，戴震也把韵部的数目从最初的20个增加到后来的25个。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697、782页；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215~220页。
［113］［114］王力：《黄侃古音学述评》。
［115］王力：《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艾尔曼注意到顾炎武是如何把语言视为一种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工具。“只要恢复古代圣王采用的古代语言，即可恢复古代的理想社会和制度。”但是，后来包括江永在内的语言学家受历史主义的影响，不能接受顾氏将语言作为复兴过去之工具的幻想。参见艾尔曼：《理学到朴学》，219页。
［116］王力：《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
［117］王力：《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王力亦承认受到其在大学时的导师赵元任的知识影响，赵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比较语言学研究和20世纪早期的西方语言学理论。
［118］王力：《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王念孙著有《广雅疏证》，该书是对227年至232年间张揖编辑的字典《广雅》的注释、修订，并补充了更多例证。王念孙还订正了曹宪在6世纪晚期、7世纪早期编辑的《广雅音》中给出的古字的发音。在他的《古韵谱》中，他将古韵分为22个语音种类。在研究中，他还获得了对四声，特别是入声的重要发现。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Ⅱ，829~830页。
［119］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成员每个夏天都要批阅数千份入学试卷。许多人抱怨多数试卷水平都很一般，相对而言，在七八十分之间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评判。例如，冯友兰就曾抱怨，每年夏天阅卷都使他“头晕眼花”。1933年夏，陈寅恪提议用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测对文法的理解力，由于以往的国文考试的等级划分缺乏客观的标准，因此这种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欢迎。大家希望文法测试的等级体系可以建立在一个“科学”基础之上。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71~72页。
［12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27~228页。以上是陈寅恪自己给出的解释的概要。苏轼的这一联可以粗略的译作：“后学们称之为韩退之的这个人，恐怕是卢行者在今世的化身。”韩退之是唐代诗人和古文家韩愈（768—824）的字。
［1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21页。
［122］同上书，223页。
［123］同上书，223~224页。
［124］同上书，224~226页。
［125］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126］吴晗：《明初的学校》。
［127］1773年，纪昀与陆锡熊一道被任命为《四库全书》总纂。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十二年，直到工程告竣。全书珍本主要是从四种渠道而来：清代早期现有的皇家藏书，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珍本图书，地方权贵和私人藏书家呈递的书籍和手稿，根据皇帝的旨意编入《四库》之内的史册、档案和书籍。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21页。关于编纂工程及其在知识和政治上的意义，参见盖博坚（R.Kent Guy）：《钦定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en-lung Era）。
［12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129］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被讨论的这位理论家是“南方某一著名教授”，他自己声称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此人在批孔运动中引用《韩非子》一书，并将“诬”字翻译为近代白话，表示“诽谤”。王力指出，在古代汉语中，“诬”字只带有单独一种意思“撒谎”。因此，王力把这个所谓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看做缺乏教育。20世纪80年代早期，王力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也提过这一事件。参见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
［130］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13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至于梁济的自杀，见艾恺：《最后的儒家》，37~69页；至于民国时期政治自杀的一般讨论，见于劳伦斯·A·施耐德：《楚国的疯子：忠诚和持异议的中国神话》（A Madman of Ch'u：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关于1927年王国维之死，劳伦斯·A·施耐德揭示了当时一些人是怎样把这一知识分子自杀事件视为脱离民众的结果。劳伦斯·A·施耐德：《楚国的疯子》，94页。
［132］钱穆：《中国历史教学》。1931年钱穆成为北大教员。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的许多学院教授课程。他是《先秦诸子系年》（1935）的作者，该书由于对许多清代考据学的发现作出了最后总结而备受
关注。1937年，他出版了《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对清代学术史是一个重大贡献。作为《国史大纲》的作者，他名声大噪，这部通史著作自1940年出版就被广泛地用作历史学教科书。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368~370页。
［13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24~225页。
［134］王力：《语言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