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见茅盾：《子夜》，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上海受到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影响时社会的紧张状态。关于上海的商业增长和社会紧张方面的学术研究，参见郝延平（Hao Yen-p'ing）：《中国近代商业革命》（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艾米利·霍尼格（Emily Honig）：《姐妹和陌生人：1919—1949年的上海纺织女工》（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等等。
［2］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38页。
［3］对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期间城市政治动员的论述，参见陈（Joseph T.Chen）：《五四运动在上海：近代中国一次社会运动的形成》（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尼古拉斯·克里弗德（Nicholas R.Clifford）：《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Shanghai，1925：Urban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nse of Foreign Privilege）。
［4］《上海的日日夜夜》（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4页。
［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68、81页。
［6］《上海的日日夜夜》，15页。
［7］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329、331~334页。
［8］《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4页。
［9］同上书，35页。
［10］1949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1950年1月，有102607人作为工商业的主人或股东进行登记。1956年另有51760人由上海市政府按以前私人工商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进行登记和安排工作。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0~31页。
［11］艾米利·霍尼格对上海棉纺厂女工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纺织工业的劳动队伍不仅被乡土关系所分割，还被青帮对招新事务的影响和暴力威胁所控制。参见霍尼格：《姐妹和陌生人》，57~69、123~124页。
［1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6、104、110~111页。
［13］同上书，47、53~55页。
［14］同上书，3~4页。
［15］条约权利中的治外法权使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免受中国法律约束。由上海道台和英、法领事签订的《土地章程》只是允许外国团体使用标明土地的协定，因此不能构成中国人对外国租界主权明确转移的法律依据。然而，《土地章程》实际上被用做外国租界自治的法律基础。通过选举产生的工部局的建立和在仅有象征意义的中国代表参加的混合法庭上对治外法权的强横声明，公共租界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获得实际利益的政治实体。参见克里弗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1~4页。亦参见魏斐德：《近代上海警察》（“Policing Modern Shanghai”）。
［16］沈怡：《上海市工务局十年》。南京政府十年中建设的上海市政府的新市政厅是在美国建筑家亨利·墨菲的影响下设计的。
［17］夏衍：《包身工》，26页。
［18］20世纪早期上海中产阶级城市文化的琐碎礼节，参见林克：《鸳鸯蝴蝶派》。亦参见李欧梵（Leo Ou-fan）、安德鲁·南森（Andrew J.Nathan）：《大众文化的开始：晚清及其之前的新闻和小说》（“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19］有关“海派”和“京派”视觉艺术上的对比，参见斯坦福大学杰姆斯·宋（James Soong）1977年的博士论文：《19世纪中国的视觉体验：任伯南（1840—1895）和上海美专》（“A Visual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Jen Po-nien（1840—1895）and the Shanghai School of Painting”），9~11、123~124页。亦参见何炳棣：《扬州盐商》。
［20］《上海的日日夜夜》，82、63页。
［21］同上书，18、25、106、114页。
［22］万国商团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又被动员起来。解散万国商团和公共租界特警是五卅运动之后的谈判中中国人向英国人提出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克里弗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26页。
［23］关于1870年6月20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国政府无能行为的评论和在法国租界的军事冒险，见《上海的日日夜夜》49、68页。
［24］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法汉公司（Farnham＆Co.）花费巨大财力建造了美国圣公会教堂。但它向教堂的理事会提出的拥有一个免费席位的要求却被拒绝了。作为报复，“这个愤怒的建造者，一个美国人，通过在教堂讲坛上唱《星条旗》来向由他设计并亲手建造的工程致敬！”《上海的日日夜夜》，23页。
［25］《上海的日日夜夜》，118~120页。
［26］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212页。
［27］罗兹·墨菲对16、17世纪从南亚和东南亚的欧洲贸易驻地发展而来的殖民地城市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新城市并不具备显著的亚洲特征，更不用说旧意义上的国家，它们也不代表传统意义的统一文化。它们完全无计划的发展恰恰象征着由它们引入亚洲的分裂和冲突。它们更属于‘近代化’的和超国家的世界，而不是代表他们所占据的海岸线的特殊文化或经济。”简而言之，这些城市“组成了一个19世纪欧洲动态的工作模型”。以此为准则，中国的条约口岸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对西方的反应。墨菲注意到，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主权虽然十分薄弱，但从没有被取消。“外国人和条约口岸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能自由支配的土地，在这一点上显然不能和亚洲其他地方殖民主义环境中的西方殖民者和他们的合伙人相比。”而且，在中国，“传统的固有体系，在整个19世纪和进入20世纪，至少在政治领域之外保持着更加有效”。因此，外国人并非填补空白。相反，他们面临着固有商业体系的竞争和排斥。郝延平通过把条约口岸的世界描述为中西混血儿推进了这一结论，并声称：“正是这被西方人闯入的海上中国的贸易世界，为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提供了一个准备好了的周围环境。”郝认为新城市的兴起归功于西方人，同样也归功于中国人，因为“是中国商人在引发商业革命上表现了耐力和创造力”。从发展历史、财政力量的结构或对管理部门的控制这些方面来说，上海可能不是一个殖民地城市，但是，在文化上它仍被同时代的中国人认为是殖民地城市，是西方要求文化优势的结果和对传统价值的根本挑战。因此，据上所言，这一章的上海社会将被描述为“殖民地的”和“半殖民地的”。参见罗兹·墨菲：《条约口岸和中国近代化》（“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351、356页。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了解，另见尤尔根·奥斯特汉姆（Jurgen Osterhammel）：《20世纪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和非官方帝国：通向分析体系》（“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28］《上海的日日夜夜》，160页。
［29］1859年施约瑟作为一名传教士到达北京，在那里他花了很多时间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文。1877年，他受命为美国圣公会的中国主教。他把他的信仰带进了这个机构，他根据官方历史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通过教会学校里奖学金和崇拜之情的结合而得到最有效的传播。这位新主教离开了美国，他在那里筹集了26000美元捐款，并说服圣公会的董事会连续三年每年捐助6000美元专门用于支持教会学校。1878年他回到中国，选择上海作为校址，用6500两银子在梵王渡渡口购买了14英亩（84亩）土地。上海被选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已有圣公会的学校，可以为新建的学校提供未来的应征者。当1879年在极司菲尔路的建设完成，教学开始时，39名男孩被招入圣约翰的“预科”或初级部。这些学生是从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这两所寄宿学校招收的。其中35人是已受洗的基督徒。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4页。19世纪圣约翰的部分知名毕业生的传记概略，见后面的注。
［30］伊文·海耶特（Irwin T.Hyatt）：《1877—1890年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做慈善工作的社会机构》（“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77—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舍勒·拜茨（Searle Bates）：《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神学，1900—1950》。
［31］［32］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33］关于丁韪良在中国的活动，见彼得·杜斯（Peter Duus）：《中国的科学和拯救：丁韪良（1827—1916）的生平和工作》（“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The Life and Work of W.A.Martin（1827—1916）”）。
［34］丁韪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习。他教授英语、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1870年成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之后，他又引入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医学和天文学课程。见杜斯：《中国的科学和拯救》，27页。关于同文馆，见本书第一章的论述。
［35］林乐知的翻译局——在中国人中普及基督教知识和普通知识的机构——在上海获得了成功，使他能够在上海开办了英华书院。参见费正清主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397页注13。同治年间，一些类似的学校建立起来，包括总督瑞麟1864年建的广州外国语学校，总督左宗棠1866年建的福州船政学堂（海军学校）。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242页。亦参见柯文：《基督教使团和他们对1900年的影响》（“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36］［37］杨格非：《宗教精神和工作的关系》（“The Holy Spirit in Connection with Our Work”），转引自洛林·威廉·克来伯垂（Loren William Crabtree）：《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西方冲击的个案研究》（“Christian Colleg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40—1940：A Case Study in the Impact of the West”）。
［38］1882年5月，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天津分会的山嘉利（Charles Stanley）起草了建造一所英华学校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这所学校的目的是“按欧洲和美国的流行标准为中国孩子的教育提供方便”，并“提供非常基础的教育，以使男子具有参与政治事务或寻求职业教育的能力；奠定宽广而坚实的基础，以使每名学生都能建立良好而实用的知识结构”。以“科学是宗教的婢女”为理由，山嘉利计划的课程中包括了中文、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植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法。如果这一计划被采纳，会把丁韪良和林乐知已经开拓的把基督教事业纳入世俗教育的事业推进一步。然而1883年，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明确声称它的全部经费都不用于学校，山嘉利的计划于是被扼杀了。参见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39］甚至这些工作的费用，也绝不是现成地来自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1877年，通州建造一所容纳30名学生的新校舍，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仅仅拨出了350美元。参见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同时，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长老共和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在19世纪70、80年代出资兴办了一些也教授人文课程的神学学校。这些长老会学校是1917年建立的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基础。卫理公会的努力有1903年从义和团之乱中发展起来的一群小学校，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再次合并之前它们在通州组成了华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最终在以后十年中发展成著名的燕京大学。参见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菲利浦·韦斯特：《燕京大学和中西方交往，1916—1952》，34页。
［40］圣约翰是在中国创建的最早的这种类型的学校之一。其他的主要教会学校中，汇文大学建立于1889年。参见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韦斯特：《燕京大学和中西方交往，1916—1952》，34页。无宗派的岭南大学由两名美国长老会教徒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一所男生学校，1893年被纽约州政府的大学董事会特许为“大学”。参见路康乐（Edward Rhoads），185页。浸信会杭州大学建立于1897年。其他主要的教会大学的建立都迟至1900年之后。
［41］最早的两名学生招收于1890年，是金钱诱惑的结果。因为圣约翰早期的大多数学生都被奖学金和毕业后能马上在基督教领域工作的前景所吸引，以致学校在19世纪90年代很难吸引愿意投入更加艰苦的工作以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后来，在他们同意接受三年大学课程的情况下，预科毕业生被给予奖学金，并免除学费和食宿费。最早的两名学生1890年进入新生班。1896年，和预科比起来，学校仍然很小，那一年有159名学生进入圣约翰，其中142人在预科，8人在人文学院和科学学院，4人在医学院，5人在神学院。圣约翰大学学生数量的增长如下：1891年2人，1892年3人，1893年5人，1894年7人，1895年6人，1896年17人，1897年17人，1898年25人，1899年27人。教会大学学生的人数是：1895年89人，1896年113人，1899年154人，1904年252人。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2~13页；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
［42］“圣约翰学院”的名字近年取代了“圣约翰大学”，这反映了大学部的缺乏。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页。
［43］“我们应该努力地继续为圣约翰的发展工作，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在美国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图书馆的大门上，人们可以看到希伯来语‘Urim’和‘Thummim’，即‘光明和真理’。显然在学习方面没有更好的格言了，我们也没有比使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光明和真理的灯塔更高的目标。”《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1页。
［44］卜舫济，文学学士（哥伦比亚），1883；神学士（神学总院），1886；荣誉神学博士（圣三一学校），1900（爱丁堡大学），1910；圣约翰大学校长，1890—1938；美国圣公会中国区主席，直到1928年。《约翰年刊，1928》，18页；《约翰年刊，1938》之《教职员和行政机构》，1页；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271页。
［45］［46］《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7页。
［47］同上书，7~8页。
［48］“欧洲文艺复兴的动力主要来自学校，”卜舫济博士写道，“我们坚定地认为在中国情况也会是这样。”《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29~30页。
［49］虽然受欢迎，19世纪80年代中期，林乐知在上海的英华书院每18个月就要作一次彻底的周转。一旦学生学到了足够的英语，能够在外国公司中找到赚钱的买办职位，能与外国人做生意或做翻译，他们就离开了。圣约翰自1881年成立英语系以来的经历也显示，这一课程容易吸引有经济能力支付住宿费和学费的非基督教学生。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50］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51］谢卫楼（Sheffield）：《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潞河书院（1893—1894），校长的报告》（“The North China College of the ABCFMC（1893—1894），President's Report”），转引自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52］《通州潞河书院年度目录，1893》［Annual Catalogue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Tungchow，China，1893，波士顿，1893）］，4、6~7页，转引自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53］［54］［55］帕特诺：《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
［56］神学院建立于1896年，有5名学生。课程以英语为媒介，主要计划是训练传教者。《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3页。这个神学院的教职员是一批耶鲁神学院的毕业生。参见《约翰年刊，1922》的教职员名单。
［57］《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8~89页。1925年，有303名学生在圣约翰预科或中学。
［58］《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8~89页，1916年，大学部本身有250名学生，预科有226名。
［59］《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8~89页。
［60］［61］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
［62］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1922年的可见资料显示，那一年有46名学生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其中，23人来自江苏（但是没有人来自这个省的北部），7人来自浙江，5人来自安徽，4人来自广东，3人来自福建，2人来自湖北，各有1人来自江西和山东。这一分布情况表明，有50%来自上海所在的地区，33%来自华中，15%来自南方。这些数字摘自《约翰年刊，1922》。
［63］20世纪20年代早期圣约翰校园的同省联合会成员情况如下：广东省（大约80人）；浙江宁波（70多人）；安徽省（未知，据说比较少）；福建省（60多人）；江苏浦东，包括南汇、丰县、川沙三镇（组建于1919年，据说成员很少）；江苏无锡（组建于1920年秋，20多人）；四川省（比较少）。圣约翰的学生总数——大学部和中学——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大约是500人。参见《约翰年刊，1922》，147~149、154~155、160、162~167页。
［64］《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27页。圣约翰新生班的大多数学生招自圣约翰中学。圣约翰中学一年级学生的普遍希望是在8年内留下来——4年中学，4年大学。22级是圣约翰中学1914年的新生，共有40名学生。这一数字在接下来3年有适度的发展，当1918年这一级成为大学新生时猛增到86人。1922年46名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直到1938年，圣约翰中学仍只收男生。圣玛丽堂和中西女中是为圣约翰大学提供女生的两所主要中学。以下中学的毕业生在圣约翰组织了校友会：圣约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成立于1917年）、上海民利中学（成立于1921年）、圣彼得教区学校（成立于1922年1月21日）、马汉学校（成立于1921年10月）。1917年，由圣约翰毕业生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预科重组为初中，成为圣约翰预科或中学重要的学生来源。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29页。《约翰年刊，1922》，151~153、156~159、161页。
［65］作为教会大学预备的基督教学校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中国的公立中学和私立学校是非常次要的学生来源。参见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
［66］［67］《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7~8页。
［68］同上书，14页。
［69］截至1925年，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中的例外，在那里，没有郑重的入学典礼，学费包括了这个机构外国员工工资之外的所有费用。威廉·帕瓦恩斯·芬恩（William Purviance Fenn）：《变化中的中国的基督教高等教育，1880—1950》（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1880—1950），184页。芬恩曾是南京金陵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教会学校联合董事会的代表之一。1950—1971年，他任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秘书长。参见西奥多·陈为芬恩的书写的序言第7页。
［70］圣约翰的校友会于1900年1月22日在上海的一家餐厅中由50名毕业生创立。到1910年，在美国有100多人，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有20多人。美国的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圣约翰社团，这个社团出版了《圣约翰季刊》。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6、23、53页。
［71］1907年，校友会筹集资金，买下了苏州河对岸的空地作为运动场地。校友会还花了10000墨西哥银元买了14英亩土地，在其中可以进行四分之一英里的比赛和一场足球赛。1908年，校友会为建造曼厅（Mann Hall）捐献了7000美元。在以后十年里，还捐助了纪念堂（The Anniversary Hall）和古伯纪念体育馆（The Cooper Memorial Gymnasium）的建造，为会议厅购买家具，为工程学课程购买设备。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6、52页。
［72］这些初步的数字只是显示了1930年校友会的部分积极成员。根据这些资料，圣约翰大学部从晚清到1930年的毕业生中有809人是校友会成员，其中780人的职业资料可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6页。
［73］圣约翰的毕业生在商界和工业界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并是主要的投资者。他们在进出口贸易、制革、钢铁业、汽船、丝绸贸易、棉花工厂、烟草公司和近代银行业上都表现得很活跃。20世纪20年代，三分之一圣约翰学生是从这样背景的家庭中招收。刘鸿生（1888—1956），一个上海成功商人的儿子，宁波商人叶澄衷（1840—1899）的女婿（原文如此，刘鸿生是叶澄衷儿子叶世恭的女婿。——译者注），因为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状况衰败，他从圣约翰的本科班退学。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担任圣约翰校董事会的主席。刘鸿生是中华煤球厂、上海水泥公司、上海荧昌火柴厂、华丰搪瓷厂、中国毛纺织厂和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创立者。大中华火柴公司所产的火柴占中国生产的火柴四分之一。刘鸿生灵敏的商业头脑使中国火柴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与日本及瑞士火柴利益的竞争中获得成功。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开办了中国企业银行。他是上海煤炭商业银行董事，上海煤矿公司主席，上海工部局议员，并任中国工业同盟领导人直到1936年。据报道，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拥有几百万元的个人财富，圣约翰通过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称号认可了他的成就。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56页；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之《附录》；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398~399页。另参见谢曼·考克伦（Sherman Cochran）：《进入上海市场的三种途径：火柴贸易中的日本、西方和中国公司，1895—1937》（“Three Roads into Shanghai's Market：Japanese，Western，and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Match Trade，1895—1937”）。
［74］从民国初年开始，圣约翰的毕业生在政府的外交机构中就很有影响。施肇基（1877—1958）、顾维钧（1888—1985）和颜惠庆（1877—1950）是从事清朝外交事务的圣约翰毕业生中最有名的。施是江苏一个举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从事丝绸出口。他1887年到1890年在圣约翰学习，是1890年《约翰声》（St.John's Echo）的编辑。施肇基曾任1914年驻英公使，1920年驻美公使，1924年外交部部长，等等。他在国民党时期也是著名人物。后来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顾是一个税务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嘉定、苏州和上海公共租界都有财产。在上海英华书院和育才学校学习之后，1901年他进入圣约翰。1904年从圣约翰获得文科学士和硕士学位。1908年获得另一个文科学士学位，1909年获得另一个文科硕士学位，1912年获政治学博士，这三个学位都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他参与了促成国联和联合国的建立。他作为中国公使出使法国、英国和美国。1957年到1967年，他在海牙的国际法庭任法官。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颜惠庆是圣约翰的创立者之一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曾在圣约翰学习，1900年从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被聘为圣约翰的英语教授，1900年到1906年在那里教学。20世纪30年代，他作为中国公使出使美国、国联和苏联。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23~126页；Ⅱ，255~261页；Ⅳ，50~52页。
［75］牛惠霖和牛惠生（1892—1937）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私人医生，他们都毕业于圣约翰医学院。主要城市医院的重要职员中都有圣约翰的毕业生，如上海的红十字会医院（The Red Cross Hospital）、圣路加医院（St.Luke's Hospital）和北京中心医院（the Peking Central Hospital）。圣约翰的毕业生作为医学老师、学者、行政官员和公共卫生服务者都很杰出。这一群体中最出名的人是颜福庆，在长沙的雅礼学校功成名就之后，1928年他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爱姆大学医学院、南京政府的卫生署、上海防疫局的领导都是圣约翰的毕业生。牛惠霖和牛惠生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公理会会员。牛惠生学习于英华书院和圣约翰中学。他1907年进入圣约翰大学，1910年获理科学士学位。1914年获哈佛神学硕士学位。1917年，他获得行医执照，被马萨诸塞总医院聘为整形外科医生。牛1918年回国，担任了很多工作，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1929年，他创立了上海整形医院。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圣约翰校友会上海分会的书记，并从那时起成为毕业生事务的领导人。他还是华北哈佛学社的领导人。牛惠霖最著名的事迹是他作为整形医院的领导人照料和隐藏了陈赓（1903—1961），陈赓是南京政府十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1927年他被子弹射伤左腿。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43~44页；Ⅰ，190~191页；《约翰年刊，1922》，29页。
［76］《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6页。
［77］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规章制度在圣安德鲁社团（the St.Andrew's Society）主持下第一次译为中文，这个社团是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的前身。余日章（1882—1936）在1916—1932年间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这个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在全国主要城市都有分部。余是湖北省一个牧师的儿子。他1905年从圣约翰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10年获得哈佛理科荣誉硕士，同年回国。1913—1915年，他在中国主要城市做演讲，促进旨在扩展近代教育的基督教青年会规划的发展。他在建立著名的江苏省教育会中与黄炎培共事。余1922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一直干了十年。他也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立者和主席。他为晏阳初（1890—1990）后来的扫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鼓励和援助。《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56页；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64~66页。
［78］卜舫济：《校长训示》。
［79］1922年，圣约翰的共72名教职员中有34名美国人。美国人在主要学科中担任教务长和教授。38名中国人中有10名中文教师、一些翻译和体育老师。这些中国教师绝大多数拥有圣约翰的学士学位。参见《约翰年刊，1922》的教职员工表。
［80］《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5、17页。《约翰年刊，1922》43~44、56、60页，赵梅伯（Zhao Meibo）：《中国音乐指南》（A Guide to Chinese Music），129页。赵梅伯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先行者之一，这本书的部分章节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印刷。在此感谢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Rulan Chao Pian）提供的资料。
［81］《约翰年刊，1922》，43~44、56、60页。
［82］关于颜惠庆和颜永京，见本章注74、92。
［83］这时，牛尚周和倪桂清结婚，倪桂清是上海贝满女子学校（the Bridgman Girls School）的老师，他们都是虔诚的公理会教徒。他们的儿子牛惠生也将和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历史学教授徐会成的女儿徐邑尘结婚。1924年婚礼也在上海的公理会教堂举行，到那时，他家已经帮助支撑这个教堂很多年了。未来的儿媳徐邑尘是南京金陵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儿子彼得·牛基本在美国接受教育。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43~44页。宋子文，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设计者，在进入哈佛之前是圣约翰大学预科和大学部的学生，1915年他在哈佛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149页。
［84］赵梅伯：《中国音乐指南》，129页。
［85］《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5、17页；赵梅伯：《中国音乐指南》，129~130页。
［86］《约翰年刊，1922》，57、62、72、76、80页。
［87］《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59页。
［88］西赛罗论坛（the Cicero Club）和它的活动，参见《约翰年刊，1922》，69、73、76页。
［89］［90］《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5页。
［91］中西女中1892年由林乐知建立。关于这所学校的简史，见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薛正在1950年之前是这所学校的女校长。以上的叙述参考薛正的《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1952年，中西女中与圣玛丽堂合并为上海第三中学。据《中国日报》1986年11月5日第3版报道，11月2日，550多名来自北京、香港、纽约、旧金山和温哥华的妇女聚集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女毕业生聚会，并致力于始建于1928年的体育馆的翻新。
［92］颜永京在1879年圣约翰成立时就担任学监和数学、自然哲学教授。他从1887年到1898年去世都是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本堂牧师。他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所有的孩子——5个儿子和1个女儿——不是在美国就是在英国学习。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50页。
［93］颜惠庆：《颜惠庆自传，1877—1950》。
［94］［95］《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9页。
［96］《约翰年刊，1922》，76页。
［97］同上书，43页。
［98］五四运动在22级的毕业纪念册中被称为一场“为爱国主义的实行开辟了新领域”的学生运动。《约翰年刊，1922》，42~43、46页。
［99］同上书，60页。
［100］［101］《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7~8页。
［102］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基督教高等教育，1880—1950》，123页。
［103］卢兹：《中国与教会学校，1850—1950》，176~177页。
［104］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68页。22级的毕业纪念册有51名教职工的照片，10人是中文教师，其3人没有学位，5人是文科学士或“秀才”，2人是“举人”。这10个人都穿着传统文人的长袍。另41名教授非中文课程的教职工中，19人是中国人，其中15人是圣约翰的文科学士，1人是文科硕士。他们当中除2人外都穿着西服或圣约翰的学士服和帽子。51人中有22人是美国人，包括卜舫济校长，他们的学位获取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弗吉尼亚等。参见《约翰年刊，1922》，18~35页。1938年，在37人的教职工名单上，中文教师减少到5人，其中2人是圣约翰的文科学士，中国文学专业的助教，另3人是中文教师。参见《约翰年刊，1938》之《教职员和管理机构》部分。
［105］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8~9页
［106］克来伯垂：《1840—1940年的教会学校和中国革命》。关于在清华改组之前类似住房分配模式的介绍，亦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33~334页。外国教师被安排使用位于校园北部西方风格的住房，这块地方被清华学生戏称为“美国地”。
［107］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88页。
［108］《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8页；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88页。关于民国时期传统主义的学术环境，见本书第一章。
［109］黄炎培，江苏川沙人，举人，世纪之交就是江苏近代教育的领导人之一。他是1911—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对职业教育的推进，1918年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译者注）和中华职业学校。此后，他一再拒绝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任命以及以梁士诒和颜惠庆为首的两届内阁教育部长的任命，梁、颜两位分别于1921年和1922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210~212页。
［110］参见克里弗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20、29~30、53~55页。
［111］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33、124、213~217页。
［112］虞洽卿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是他成功地为1898年法国官方和宁波同业公会关于同业公会墓地的争执作了调停。参见苏珊·曼恩：《上海的宁波帮和财政势力》（“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in Shanghai”）。
［113］尼古拉斯·克里弗德把五卅运动期间的虞洽卿描述为夹在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虞是那些“作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本家而受辱”的人之一，然而上海人在运动中把他看做主要敌人。克里弗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20、58页。
［11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329、331~334页。
［115］开办永安百货的郭氏兄弟来自一个移民澳洲的广东家庭，在澳洲，他们靠看管水果摊勉强维持生活。他们从零售发展到批发，从销售者发展为果园经营者和主人。逐渐地，他们办理和提供贷款，并日益老练于近代市场技巧。他们在悉尼和香港学习英国风格的商店经营管理办法，最终在香港和上海成立了永安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