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引自《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页。
［117］清政府法令规定的明确责任如下：省内关于教育事务信息的收集，学校运作的管理，图书馆的建造，指导教育理论和学校管理的研究并为之提供资金，审查教科书，编纂教育统计报告，在这一地区进行“教化”。直到1911年，各省教育会仍是传播帝国“圣谕、官训”抄本的半官方机构。教育会章程由北京的教育部（学部）草拟，1906年得到清廷批准。《学部奏拟教育会章程折》（1906）和《教育会章程》。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Ⅰ，361~365页。关于1910—1930年各省教育会的影响和发展，参见叶文心：《被疏离的学术：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The Alienated Academy：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118］陈：《五四运动在上海》，76、79、113、168、180页。
［119］孟宪承，江苏武进人，圣约翰文科学士，后来在华盛顿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在那里他被看做教育学和教育史的主要专家。《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Ⅰ，222页；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89页。
［120］《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8~89页；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89页。
［121］在总罢工和由“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工厂一名中国工人被杀”所引起的上海学生和公共租界势力的冲突发生一周之后，又发生了“国旗事件”。玛丽·兰伯顿对它的描述，以“在其他条约口岸，把英国和日本当做最凶恶的敌人，试图破坏他们的商业的骚乱是从罢工和抵制购货开始的”为背景。她写道：
1925年6月2日，卜舫济博士同意学校休假一周，这被理解为学生们应当保持安静和不参加城市的一般聚会。6月3日，当学生们在毕业生会堂开会时，教职员们注意到图书馆前两根并列的旗杆，发现不光中国国旗，美国国旗也下了半旗。这似乎暗示着美国人对暴动者的同情。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两面旗一起降下来。于是两面国旗同时以同样的礼遇降下。有的学生看到两面旗子被叠起来，就送信到生会堂。一面中国国旗从堂中拿了出来，但是卜舫济博士不允许升起它。虽然参与的学生显示出明显的不愿服从，最后还是把国旗交给了他。他随即去了毕业生会堂，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纪律，大学部和中学会被关闭。很不幸的是，学生团体获得的印象是校长和部分教职工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中国专横不友好。关掉学校的呼吁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几乎所有中文系的老师辞职，学生承受着签署一个永远不回到圣约翰的声明的压力。262名大学生和290名中学生签了字，但是学生们解散时并没有任何暴力或混乱发生。就官方而言，圣约翰在这学期的剩余时间关闭。毕业典礼没有举行。
以上引自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00~102页。亦参见卢兹：《中国与教会学校，1850—1950》，176~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