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关于光华大学的论述，特别是它和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见下面的第五章。
［123］《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61页。沈嗣良从圣约翰获得文科学士学位，被聘为体育部老师，20世纪20年代初晋升为体育部主任，获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8年成为体育部教授、副校长、文理学院院长。战争期间卜舫济教士退休后他成为圣约翰大学校长。《约翰年刊，1922》，31页；《约翰年刊，1938》之《教职员和管理机构》。
［124］参见舍勒·盖略特（Shirley Garrett）：《他们为什么留下》（“Why They Stayed”），此文关于这一时期有很好的论述。
［125］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31页。更特别的是，3个组织——全国学生总会，反对圣约翰重开的学校联盟、不再是圣约翰学生的联盟——向大学院请愿，声称对于中国主权的完整来说，把教育机构的管理权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是必需的，宗教和教育绝不能混淆。卢兹在《中国的政治与教会团体：1920—1928年的反宗教运动》（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s Missions：the Anti-Christians Movements of 1920—28）中说，1927年3月发生在教会学校的动乱代表了民族革命运动左右两翼的冲突。“把教育权利运动推向左倾的是3月18日联合政府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在4月1日之前登记或关闭的最后通牒。”（249页）而且，“激进派并不倾向于接受折中立场——圣约翰停止了学术工作以及作为来自国内的传教士的难民营地，光华学生组织了占据圣约翰的运动，这一行动被保护校园的英国军队阻止了。”（251~252页）卢兹引自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83页；《教育大事记》（“Educational Events”）。
［126］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33页。
［127］［128］同上书，158页。
［129］［130］同上书，151页。
［131］圣约翰第一届董事会成立于1928年，由以下14名成员组成：卜舫济，校长；沈嗣良，文理学院院长；高克私，C.M.李，罗道纳，罗培德，华克，负责教职工和行政管理；余日章，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陈阿奇（Archie Tsen），钟可托，王正廷，宋子文（财政部部长）；钱永铭，上海银行家；刘鸿生，上海企业家。其中中国成员都是圣约翰的毕业生。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第36~37页的照片。1930年，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主教写道：“可能是有势力的朋友和毕业生的缘故，（登记的）事情今年压力小多了。”参见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52页。（《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2页记载第一届14位董事为：主席刘鸿生；委员宋子文、余日章、卜舫济、华克、陈宗良、王正廷、钟可托、沈嗣良、罗道纳、李克东、罗培德、钱永铭、高克私。除C.M.李、陈阿奇外，12人完全符合，C.M.李似应为李克东，陈阿奇则应为陈宗良。——译者注）
［132］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52页。
［133］1931年春天发布的公告说，没有登记的学校秋天不允许招生。夏天，圣约翰的董事会第一次提交要求登记的文件——文件很快被退回，“附有修改的要求”。因为格雷夫斯主教已经离开，学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32年6月末，上海教育局发布通告，提醒各大学6月30日是登记的最后期限。董事会答复说，这时已经不能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参见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52~153页。神学博士格雷夫斯是上海的主教，圣约翰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这个董事会是美国圣公会国内外传教团体董事会下中国分会的一个支部。《约翰年刊，192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