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改良派精英”是周锡瑞首创的词汇。他试图以中立者立场探索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本质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士绅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成功因素的个别角色问题。有些学者争辩并提出相关史料证明士绅阶级的重要地位。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史学著作将1911年的辛亥革命描绘成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法国学者白吉儿（Marie-Claire Bergère）也强调一个明确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周锡瑞则认为：“虽然新精英阶级不同于旧士绅阶级，但这个新精英阶级也还不足以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研究中指出：“以历史的观点来说，此新的精英阶层尚未发展成熟，但是就其所参与之历史斗争的进程来说，精英阶层的定义与意识已然形成。”此外，湖南省的士绅阶级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就被划分为“新”、“旧”两派。于是，倡议教育改革者就被统称为“新派”。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68~69页。
［2］参见下面更详细的讨论。
［3］冉枚烁：《中国的精英实践和政治变革：1865—1911年的浙江省》，137~142页。
［4］参见冉枚烁：《中国的精英实践和政治变革：1865—1911年的浙江省》第129~130页中有关公、资、民、官的讨论。
［5］陈锦江（K.K.Chan）：《清末近代企业与官商关系》（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71~76页。
［6］1911年船政科迁移到吴淞以利用在那里的航运设施。同时，在徐家汇校区的院系被合并为土木工程系、电机系和铁路管理系三个系。20世纪20年代，因为北方军阀政权高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而将该校与另外两所分别位于北京与唐山的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但这三所学校后来也经历多次分合。在1930年，国民党终将这三所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在上海校区设有五学院：管理学院（金融管理系、公共行政系、铁路管理系、工业管理系）、科学学院（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电机工程学院（电力通讯系、电力供应系）、机械工程学院（工业系、铁路系）、土木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系、铁路结构系）。参见淩鸿勋：《交通大学十年忆旧》；邹韬奋：《韬奋文集》，Ⅲ，27页；《上海市通志馆期刊》，Ⅱ，629~630页。
［7］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清华大学是唯一一所经费无虞的公立高等教育学校，其在财务上得到美国庚子赔款的捐助，行政上则由外交部管理。南洋公学清廷每年从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单位拨款200000元作为补助经费。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郊区徐家汇购买了100亩校地。民国时期，南洋公学的经费则是来自于交通部下属单位，如铁道部、矿务局、电报局等等各种营利单位的营运利润，其预算完全独立于教育部，但后来归财政部监督。1930年，交通大学所有的实验器材与设备总值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北大的362842元和清华的335415元。交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成长的情况可以反映在学生总体人数的不断攀升上。1928年有986名学生，1929年有1030人，1930年则已增至1074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管理学院就读。1928年，在全中国的大专院校中，交通大学工科学生中仍有40%的学生继续攻读工程学专业。国民党也倾注资源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杭州的浙江大学这两所由其资助的工程学。从那时以后，交通大学每年的毕业生中有大约23%~25%考取国家工程师执照。参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0》，表31~33、46~47、54~55、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