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国内各大学二十年度入学试题调查》。
［10］《国内各大学十九年度入学试题调查》。
［11］南洋公学在1911年辛亥革命风潮前所起的作用，是一场学生反抗事件的发生。当时有学生故意将一瓶墨水倒在一位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座位上。这位愤怒的老师要求严厉处分主事的学生，从而引发学生对这个教员所代表的权力与独裁高压的强烈抗议。这个风潮最后经过蔡元培的居中协调而平息。陶英惠：《蔡元培先生年谱》，105页。
［12］位于江西省会南昌的私立心远中学，依照往例，其大部分毕业生都会参加南洋公学、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为交通大学河北校区）或是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等国立工科学校其中一所的入学考试。心远中学原由南昌月溪熊家的家塾发展而来。经学家熊纯如是严复的一位朋友，他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担任该校校长。熊纯如相信，科学与技术是救国要方。因此，他的教育方针特别注重英文能力的提高。该校大部分学生会去参加这几所工科学校的入学考试都是受了熊纯如对科技看法的影响。程天放：《百花洲畔的弦颂》。心远中学的学费比该地区的公立中学要贵一倍。同时，心远中学在江西省也以其高学术水准而闻名。
［13］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
［14］邹韬奋：《韬奋文集》，Ⅲ，24、27页。
［15］［16］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
［17］列文森亲身经历过1916年农历一月一日袁世凯洪宪帝制就职典礼的盛典。当“共和国的拙劣模仿品让位给了一个同样拙劣的帝国模仿品”时，这个共和体制着实意味着一个象征，那就是，即使作为政治革命是失败的，但是知识革命的脉络已然产生，而且正在发生。从而，这个共和政体象征着打破传统，而与其匹敌的君主立宪政体必然就代表着传统主义。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Ⅱ，4~5页。
［18］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Ⅱ，4~5页。
［19］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很明显，周浩泉甚至在写这篇回忆往事的文章的时候都没有适当掌握《庄子》中的文句。“邯郸学步”这句成语是出现在《庄子·秋水》。这是一个关于学习外来的走路方法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学习外来语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幼稚的”寿陵人，而不是寿陵的“学者”。寿陵是燕国的一个县。这个故事据说是发生在战国时期（前453—前221）。周浩泉尽管对原文的理解有瑕疵，不过他还是掌握到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像是唐朝时的评注者成玄英所指出的，这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燕国的年轻人，由于想要获取不属于自己的走路方法，而丧失了自己家乡的走路方法。套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就是这个寿陵的年轻人把自己转变为“边缘化”性格。不用说，他对这外来方法的理解是完全失真的。成玄英生卒年代不详，为一道士，631年，在长安被唐太宗召唤入宫。他对《老子》和《庄子》的注释被收入在《老子》一书。参见赵宗诚：《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
［20］罗家伦：《新人生观》，45页。罗家伦在评论唐蔚芝校长的运动员精神时，正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关于比赛的意义参见本书第二章。
［21］唐蔚芝在辞职后回到无锡老家，在当地实业家与上流社会权贵的支持下，开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所学校向来是措词强硬的讽刺性评论周刊《现代评论》的标靶。《现代评论》的主编是胡适，其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由北大一群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年轻教授所写。此外，无锡国学专修馆亦吸引了长江下游地区很多著名的传统经学家与道德哲学家到校任教。钱基博是这所学校的教员之一，他的长子钱锺书后来因为小说《围城》详细论述“归国留学生”社会文化实际价值的丧失而闻名。参见梁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
［22］《缘起史略》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表，1926》，2~3页。亦参见贝斯《中国进入20世纪》第132~134页有关这时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一般情况。郑孝胥1882年高中解元后，赴天津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后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幕下，先后在南京与武汉任职。张之洞为此时期另外一个政治领导人。同时，郑孝胥也被派任外交职务，首先是1891年在东京担任中国驻日使馆书记官，然后为东京领事，神户和大阪的总领事。郑孝胥生长于苏州，1905年到1908年间，他回江南，在上海许多近代化洋务事业中是相当活跃的。他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商报与上海储蓄银行董事会董事。也就大概在此时，他开始与南洋公学的创办人盛宣怀有所往来。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271~272页。
［23］1903年，马良（相伯）在蔡元培的建议与耶稣会的协助下创办了震旦大学。这所学校在初始阶段与马良治校期间鼓励学生自治，由学生负责学校主要的行政事务。外国传教士主要都是担任义务教员。1905年春，马相伯生病，一群传教士教员想要趁此机会改组与掌控学校行政部门。马相伯因为反对改组而愤辞校长职务。大多数学生选择追随马相伯，因而与震旦大学断绝关系。在严复、熊季廉与袁希涛等清末具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支援下，马相伯及其学生顺利地筹办了另一所新学校——复旦公学。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的首任校长，严复则在马相如之后接任校长职务。参见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214~215页；《震旦大学二十五年校史》，2页；《复旦大学一览，1937》，1~4页。
［24］这些由地方捐助的书院，相对于官方书院来说，展现了浓厚的学术取向，从事于大量教科丛书的编辑、采集和印制工作。与此同时，官方书院则仍着重在科举考试文章的写作和儒家礼教崇拜上。参见提勒门·格林姆（Tilemann Grimm）：《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提勒门·格林姆：《关于中国明朝禁止书院的评论》（“Some Remarks on the Suppression of Shu-yuan in Ming China”）；吕光环：《由宋明理学家发展出的书院制度》（“The Shuyuan Institution Developed by Sung-Ming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s”）；约翰·麦斯基尔：《中国明朝书院：一篇历史随笔》（Academies in Ming China：A Historical Essay）；艾尔曼：《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The Hsueh-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25］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成就了上海大夏大学的设立，参见《私立厦门大学风潮记》与《大夏大学成立之经过及其现况》。光华大学的创建则是五卅运动期间圣约翰大学国旗事件的结果。参见兰伯顿：《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100~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