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严复对于在中国教育课程中运用英文的观点刊登在1902年一封他写给政治评论性刊物《外交报》编辑的信中，引自《复旦大学志》，59页。严复自己也在上海忙着筹组“名学研究会”和翻译穆勒的《名学》。严复虽然接受了一连串类型复杂的任命，从天津的开平煤扩的督办到安庆的安徽高等师范学校的监督等等。不过，这些职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需要到欧洲进行大量的旅行。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142~143，213页。
［28］《复旦大学志》，60页。
［29］《复旦大学志》，58页。于右任是陕西人，1903年考取举人。然而与此同时，他惊觉清朝君主专制的失败而为国民革命理念所吸引。他对时政的讥议表现在他的诗作中。1904年，当他正前往开封准备参加进士会试途中，清廷下谕革去其举人，并严令通缉，欲就地处死。于是，于右任逃到上海，引起当时震旦大学校长马良所注意而为其所重用。于右任1905年帮忙筹办复旦公学，并创办中国公学。当他在复旦公学研读法文的同时，也兼任两校国文讲席。他的革命新闻事业则是发展于1907年到1911年间。虽然，于右任不时因新闻事业被逮捕入狱，但他在公共租界的出版活动却让他得以进入孙中山同盟会的领导圈子。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74~75页。
［30］《复旦大学志》，58、60、76页。
［31］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3~54页。胡适也提到，中国公学的组织架构具体体现了“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由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与弹劾职员之权。”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3页。
［32］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2、104页。
［33］舒新城：《我和教育》，176页。
［34］《复旦大学志》，59页。
［35］同上书，60页。
［36］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Ⅰ，349页。
［37］邹文海：《我的中学时代》。
［38］有关极端国家主权论或极端国家主义的差异，参见以下有关曾琦和中国青年党的讨论。
［39］《复旦大学志》，111页。
［40］舒新成：《我和教育》，176页；胡适：《中国公学校史》。
［41］胡适：《中国公学校史》；佚名：《中国公学史略》。
［42］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60页。
［43］舒新城：《我和教育》，177页；佚名：《中国公学史略》。
［44］佚名：《中国公学史略》。
［45］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9页。
［46］舒新城：《我和教育》，181~193页。
［47］《民国十五年五月教育部派员视察报告》，见刘志英等编：《私立中国公学》，25~26页。
［48］《民国十九年一月黄建中、朱经农等视察报告》，见齐志英等编：《私立中国公学》，38~41页。这里所引用的1930年的注册人数是1930年1月的人数。这年夏，在这个学年结束时，该校向教育部报告的注册人数已升为1437人。参见下列的注释。
［49］刘志英等编：《私立中国公学》，4、17页。
［50］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期，中国公学的教师包括陆侃如、冯友兰、沈从文、梁实秋、袁昌英、叶公超、高一涵和陈广沅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新文化与新文学方面的名人物。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客座性质。无论如何，在1928年夏慕名而来的新生就有300多人，为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总数的两倍。过去中国公学的总注册学生人数都不超过300人。在1929年秋，学生注册人数跃升到1059人，且在1930年达到1437人。学校资产按每人计算，在1930年，平均每名学生只有90.58元的资产值。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公学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排名倒数第二（在1930年，全国大专院校的平均值是692.99元）。在1928年到1930年之间，当全国每一百名学生的平均师资从14.6人增加到15.5人时，中国公学相对应的师资人数从9.3人降到5.8人。中国公学的教学设施总值为11033元，名列全国52所大专院校呈给教育部的财务数据资料的最后一名。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9~60页；《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0》，表14、17、8、18。
［51］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59~60页。
［52］参见本文上述引用的部分。
［53］1928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以《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为题发表了两篇评论，抨击国民党统治的独裁主义本质。刊登这些文章的《新月》杂志在上海邮局寄发时便被当局查扣。胡适写信给胡汉民的办公室抗议此事。结果，胡适收到要他到南京“面谈”的邀请，但是胡适并没有理会这个邀请。梁实秋：《忆新月》。
［54］参见在木栅（Muzha）教育部档案，归入1931—1932年间的“中国公学”。有关胡适在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参见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
［55］复旦公学在1905年由两江总督周馥拨用吴淞军事要塞的房舍为校舍。1907年新任总督端方上任后，奏准每月拨官款2000两白银作为经常费。端方的继任者张人骏同意拨用吴淞炮台湾70余亩官地作为复旦公学校地。但是，来自省库的充足补助经费在1911年之后便停发了。复旦公学的校舍后来变成军队士兵的营房。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一肩挑起国民党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拨补助金10000元作为复校经费。江苏都督陈其美准用李公祠为校舍。稍后，孙中山也担任复旦公学的校董事会主席。《复旦大学一览，1937》，33页。
［56］《复旦大学志》，392~393页。
［57］李登辉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一职是由于右任所推荐。李登辉为厦门人，幼年侨居马来西亚，稍长前往美国求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复旦大学在1922年迁到新校址。参见《民国人物小传》之“李登辉”条；《复旦大学一览，1937》，33页。
［58］简照南出生于广东南海，年轻时即前往日本经商，主要经营海货。他注意到中国人抽的香烟是由英美烟草公司推销到中国，并在中国市场占主导地位的。1906年他便在香港成立了南洋烟草公司，1918年将总公司迁到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成功地瓜分了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南洋烟草公司以诸如“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建立起自己的广告形象。简照南成为上海中国商界领导之一，因而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他在上海盖了一栋为当地第一流的住宅，并以好客见称。南洋烟草公司在与跨国企业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上能有所成，应归功于其创新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巧与采购行销策略。然而，该公司的领导班子后因家族失和而分裂。此外，南洋烟草公司在商界中对于改变政治环境是不太使得上力的。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364~365页；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
［59］《复旦大学一览，1937》，33页；简照南总计捐赠了50000元；黄奕柱也总计捐赠10000元。参见《复旦大学志》，107~109页。有关杜月笙部分，参见汪一驹（Y.C.Wang）：《杜月笙（1888—1951）：实验性的政治传记》（“Tu Yueh-sheng，1888—1951：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60］虽然有几十位南洋来的侨生和少数几个上海来的学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复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于这些省份的上游地区。像这类的选择考量，程天放在《李公祠四年》一文中有详细的说明。程天放他自己是江西人，1920年毕业于复旦。亦参见《复旦大学志》，393页。
［61］石濡：《从沪江转来本校的几点感想》。
［62］程天放：《李公祠四年》；《复旦大学志》，526~527页；杨村人：《中国现代戏剧史》，见李朴园等著：《中国现代艺术史》，1~60页。
［63］程天放：《李公祠四年》。在五四运动时期，程天放是一激进派学生运动领袖。他的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的领导人诸如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注意。如此引人注目，所以1927年在国民党主政下，他便为蒋介石提拔担任政府高层职务。
［64］1917年，复旦改制为四年制的大学，设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9年新增第四所学院——法学院。在1929年到1937年间，复旦大学在这四个学院下有十九个学系。在文学院中有教育学系、新闻学系、中国文学系、语言学系和社会学系。主修外文的学生必须要再加选新闻系或教育学系为辅修。在理学院下有土木工程系、化学系和生物学系。在法学院和商学院下设有法律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和企业管理学系。这最后的几个科系，其明确目的是为复旦学生未来在“政府司法部门”、“公共行政和外交使节团上”、近代经济的金融与商业部门的任职做准备。参见《复旦大学一览，1937》，2、41~42、141、151页。
［65］《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表70。
［66］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于1923年1月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和共产国际顾问越飞（Adolph Joffe）名义共同对外发表宣言之后。孙中山为寻求苏联的物资协助，同意让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以列宁路线重组国民党。这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参见吉伯特·陈（F.Gilbert Chan）：《孙中山和国民党重组的起源》（“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ation”）。
［67］1922—1923年间，梁启超在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每天都安排在下午2点到3点，每次听讲的学生都超过200人。参见罗实时：《由南高到东大》。张东荪为《时事新报》主编，这份刊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对上海地区读书人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日报。1919年6月张东荪公开支援结合五四运动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张东荪在政治与治学上，长久以来一直与梁启超有所联系，并对西方政治与宪政理论，与其对中国社会教育意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担任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翻译。张东荪在1918年翻译《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1922年翻译《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在20世纪20年代，张东荪和陈独秀在“玄学与科学”论战中曾有过激战。张东荪强调科学知识的理想主义本质，而陈独秀则强调科学的社会主义属性。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129~131页。
［68］费巩1945年以后在重庆神秘地消失了。一般普遍认为他是被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中统局）所谋杀的。沈云龙：《光华大学杂忆》；程仓波：《记费巩教授》。
［69］很多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抨击新文化那批人，诸如吴宓、梅光迪和汤用彤。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都在东南大学任教。1925年2月，胡复敦被任命为东南大学新任校长，对于这件事在东南大学内部引发了重要的风潮。胡复敦为国民党的新生代，1925年稍早因为孙中山前往日本、天津和北京，强化了他在北京政治中心的势力。原任校长郭秉文则拥有梁启超派系和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参见罗实时：《十四年东大学潮与我》、《国立两大学之易长风潮》、《东南大学校长问题之又一幕》；陶孟和：《东大暴动》；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任鸿隽：《任鸿隽致张奚若》。
［70］1918年曾琦在北京协助创立少年中国学会，反对亲日。1919年，他前往巴黎成为活跃的学生与新闻记者，在1923年和李璜一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曾琦被推举为该党的党务主任。该党的成立部分原因是由于曾琦在少年中国学会中长久以来一直与宿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中国青年党提倡“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他们所谓的“国贼”就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1924年8月，曾琦返回上海并在大夏大学授课。1924年10月，他创办了该党的机关报《醒狮周报》作为鼓吹国家主义并对抗共产主义的论坛。他驳斥国际无产阶级的观念，并极力主张中国国内各阶级应联合一起抵抗外敌。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309~310页。
［71］首先，左派指控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控制着大夏青年团与大夏学生会这两个学生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则掌控了学校全体学生。其次，大多数教员与某些重要的行政人员支援“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国家主义信条。在一个为外国帝国主义派所支配的制度里，这些是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繁荣的条件配合的，而这些与独立自主、无产阶级福利是对立的。最后，大夏大学是唯一一所在其教育学院提供“国家主义与教育”这种特殊课程的学校，明确揭示对这所大学意识形态的忠诚。宰直：《上海大夏大学学潮之原因及其结果》；子云：《答醒狮》。《醒狮周报》为中国青年党的机关报。
［72］关于中国青年党及其形成阶段兴起的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参见《少年中国学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Ⅰ，211~572页。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成员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和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左舜生等重要人物。这个学会是由四川人王光祈组成，他曾在北京求学。该会早期建立于个人与社会两种网络关系上：在北京读书的四川学生与以前在日本东京读过书的中国学生。
［73］闻一多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前往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方绘画。然而他对艺术的兴趣很快就被他对诗歌和文学的兴趣所超越。1923年他转到梁实秋就读的科罗拉多大学修习维多利亚时代与近代诗歌课程。1924年他搬到纽约，加入了“一个由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以支援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国国家发展的政治社团”大江社。闻一多是一个“热爱文化的国家主义者，尤其对于让中国绘画、诗歌与戏剧焕发活力，有着强烈的企图”。1925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发行一本有关诗歌的周刊。1927年他在上海露脸。1928年3月他与潘光旦、罗隆基、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一起创办了文学月刊《新月》。“这份刊物试图引进西方文学给中国读者并试图提升纯美学的欣赏”。闻一多在1928年年中就不再从事诗词创作，但直到那年秋天，他离开南京前往武汉，专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后，他与《新月》的关系才完全结束。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409~410页。罗隆基1921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1928年以论文《英国的议会选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他回国后，担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他因在《新月》发表多篇强烈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而多次被捕入狱，在1930年11月被解除光华大学教职。1931年，他前往天津担任由罗马天主教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所创办的《益世报》社论主撰。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435~436页。梁实秋1924—1926年先后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就读英国文学。他深受欧文·白璧德的影响，以《近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影响》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他也是1928年新月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强烈主张“文学表现应是独立的，具有个性和美”。并坚定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353页。
［74］有关大江社，参见吴相湘：《大江社与国家主义》；梁实秋：《谈闻一多》。
［75］李璜为四川人，1913年到上海，在震旦大学读了三年，习得法文，但对“教会学校感到厌恶”。1918年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就乘船前往法国留学5年，修习欧洲历史、社会学和比较宗教学等。这段期间，他在国内的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并因此被认为是西方教育方法学的权威人士。1923年他和曾琦一起创办了中国青年党。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302~303页。余家菊与李璜在1932年合著出版《国家主义与教育》，书中对国家主义的教育途径详加说明。此外，其他有关曾琦、李璜、余家菊和陈启天的传记资料，参见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余家菊：《回忆》。
［76］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梁实秋：《忆新月》。
［77］这个指导方针普遍认为是胡汉民所拟。参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和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李璜之间的意见交流，见《传记文学》（1981年夏第39卷第3期第50~51页）。在南京政府十年中，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痛苦地回忆一项被认为是胡汉民所拟的决策，就是需要建立一个除了国民党之外不容许其他政党存在的政治制度，而且压制国民党内部所有不同的派系。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和李璜两人都曾亲身经历国民党的迫害。1928年，曾琦在上海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短暂入狱。“共产主义”是对于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评论家的一个总括性指控。其他被这个政策所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有胡适与新月社内在西方受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曾经被卷入当时著名的人权论战之中。参见梁实秋：《忆新月》。作为这个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紧缩的体制部分，没有向国民党输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公立大学院校的教职上是被歧视或是被封锁的。
［78］王造时是1919年清华的学生领袖，清华毕业后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继续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再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后成为伦敦大学研究员。1930年他回清华担任教职，开始发表有关令人向往的中国宪政体制文章，同时对国民党对日军大举入侵中国而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提出直言不讳的评论。1936年5月他与沈钧儒、邹韬奋和其他上海文化界知名人物组织了“救国会”。11月，他与其他6个“救国会”领袖一起被捕。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397页。
［79］当时，王造时发行了另一个题名为《自由言论》的双周刊，持续发表他的观点。《自由言论》这次是以“荒谬”为理由被当局查禁。王造时以七君子之一而闻名全国。七君子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公共租界警察逮捕入狱。王造时后来出版的一个政治评论集刊《荒谬集》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他讽刺地将这本集刊题名为《荒谬集》，就是作为对国民党当局定他“言论荒谬”罪名的回应。参见赵广诚：《王造时的悲剧下场》。七君子（包括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全部都是“救国会”重要的人物。亦参见沈云龙：《光华大学杂忆》，52~53页；李璜：《王造时与罗隆基》；《民国人物小传》之“王造时”条。
［80］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在五四运动时期，罗隆基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在罗隆基担任学生领袖的九年期间，有三位清华校长或是被任命人被学生逐出校长室，他因而为自己赢得造反者称号。（“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一个在清华九年的学生，三次驱逐大学校长）。罗隆基在1928年加入新月社，并发表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侵犯个人权利和思想自由的文章。1931年他短暂入狱。参见梁实秋：《秋室杂忆》，34、72页。亦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一书中与上述有关之传记注释。
［81］例如，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82］胡适被撤除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后，1930年重回北大任教。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他再次遍游华南地区。他抵达南京之后立即忙于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抗战期间以汉奸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的重要代理人身份开始崭露头角。张忠栋：《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