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易社强是研究近代中国学生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的权威人士。他指出，民国时期从1919年至1937年发生的学生运动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士大夫的抗议活动没有多少共同点。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生不再由于科举制度而与政治权力相接近，而且由于“与大范围的新思想相接触”——从基督教、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和科学崇拜——这些“引起了不满和导致了要求新的解决方案”。易社强进一步指出，全国交通网络的出现，使得从通商口岸引进的经济和技术的革新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新式学生组织的兴起。当学生发动抗议时，他们既能博得城市上层政治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又能得到通商口岸的手工业者和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易社强：《1927—1937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2~3页。
［2］众所周知，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领导的。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并派出大批中国工人赴法国前线协助修建防御同盟国的工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大战结束前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省享有的条约特权和利益转让给了日本。而且，人们普遍地相信，北京政府通过在东京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当《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于1919年5月4日到各国使馆区和中国外交部举行了游行。当学生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他们高呼爱国口号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并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凡尔赛和约》。由于不能前往使馆区，他们转而前往中国外交部和附近的部长的私人住宅，痛打了在部长住宅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外交部长曹汝霖逃脱了，但他的房子被烧掉了。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84~116页。
［3］关于上海的五四运动，参见陈：《五四运动在上海》；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51~158页。要详细了解五四运动在浙江的情况，可看叶文心：《被疏离的学术》，第四章。
［4］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53页。
［5］也有的学生闹事是由于与食堂工作人员和宿舍的服务者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在这类性质最为激烈的一次校园冲突中，在餐厅的食物中发现了致命的毒药，一个厨师因导致了几名学生的死亡而最后被绞死。常道志：《民国十一年度学校风潮之具体研究》；任鸿隽：《民国十一年教育的回顾》；季诚：《学潮》；《轶事之晚饭中毒》。
［6］《南京东南大学风波之重兴》。
［7］《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解散与停办》。
［8］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与近来的近代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记载留下的印象相反，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造成如雷电般的突然的启蒙。除了李大钊以外，中国很少有人发现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消息与中国自身的情形有关系。这一状况直到巴黎和会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才得以改变。”这种迟到的反应部分是由于“俄国事件的模式和与之相随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来说都很陌生”。但是，当李大钊在他的题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文章中表达他对十月革命的观点时，“他毫不怀疑地表示他已从感情上产生了对普遍的布尔什维克主张的深深的信仰”。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61、63页。
［9］关于大屠杀和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The Chinese Eng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153~156页。
［10］欲了解1918—1940年上海工业部门中的罢工倾向，可参见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上海罢工》（“Shanghai on Strike：Work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Proletariat”）。
［11］五卅运动是由于在日商内外棉工厂工作的一名叫顾正红的中国工人在1925年5月15日被日本工头杀害而引发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锡克教徒警察在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路——南京路上向由大学生和城市工人组成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了7个人。详尽的描述可看克利福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14页。
［12］克利福德：《上海，1925：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辩护》，x页。
［13］木栅档案，“上海大学概况”，4页，位于“上海大学档”下。
［14］裴宜理：《上海罢工》。
［15］瞿轶群：《怀念哥哥秋白》。亦参见徐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瞿景白和上海大学的其他17名学生的审判于1925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进行。审判主席由一名中国法官关炯之担任，但主要是由美国领事操纵。最后的结论是“无罪”。参见《向导》1925年6月20日第118卷第3期第3页的报道。
［16］兰斯洛特·福斯特（Lancelot Forster）：《中国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in China），159页。
［17］白崇禧（1893—1966），1926年3月在广东时任参谋机构的长官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他的军队主要是由在李宗仁率领下的广西军队组成。北伐开始后，白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初，他被任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3月下旬，在他的军队攻下杭州和上海后，他被任命为淞沪卫戍司令。这样，在1927年4月12日清除共产主义分子期间，他是上海的最高军事长官。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52~53页。
［18］上海大学在1936年3月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为国立大学。这一提案是由于右任提交给委员会的。于是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前上海大学校长。参见木栅档案，“上海大学档”，1940年3月。
［19］木栅档案，“上海大学档”，1940年3月。
［20］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19页。
［21］同上书，37~38页。
［22］要了解杭州中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是怎样在五四运动时走向激进的以及如何被迫离开的，可参见叶文心：《被疏离的学术》，第五章。
［23］《上海大学史料》，37~38页。
［24］同上书，37~39页。《民国日报》是由叶楚伧和邵力子于1914年在上海创办的，并有力地成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机关报。它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受到那时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叶后来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秘书长。其时，邵力子对马克思主义有极大兴趣，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的早期活动有密切关系。1926年他去了莫斯科并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大会，随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邵于1933—1936年任山西省省长，1940—1941年任驻苏大使。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28页；Ⅲ，91页。
［25］木栅档案，“上海大学概况”，位于“上海大学档”下。
［26］孙中山死后，广东大学很快成为中山大学，或孙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之所以在南京政府十年期内成为高等教育中大学的样板，毫无疑问是由于在1924—1926年的关键时期，中山大学的主要政策都是由蒋介石忠诚的追随者戴季陶和朱家骅制订的。参见《中山大学校史》，1、4页。
［27］《上海大学校史》，40~41页。
［28］邓中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是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来到北大的，1920年他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1921年冬，李大钊派邓中夏和张国焘到华北的铁路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长辛店，这些北大的活动分子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1923年春末，邓中夏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邓写了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1924年他离开上海大学，全身心地投入到上海工人运动当中。1925年2月，邓是上海日资纱厂40000工人罢工的领袖。1925年5月，他在广东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并在五卅运动期间协助组织了省港大罢工。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已于1932年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他被引渡到南京并被处死。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248~250页。
［29］瞿秋白对俄国的兴趣开始于他在隶属于北京外交部的一个俄文学校做学生的时期。五四时期，他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他完成了学业，并接受了《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职务。1920—1923年，瞿在苏联游历、写作、教书和翻译。1925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这时他也是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的编辑。他还代理宣传部部长，并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和小册子。1927年，他接替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但是他的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反对者指为“左倾机会主义”，并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1930年秋他回到了国内，此后到1933年他一直住在上海。在上海，他和鲁迅、茅盾关系密切，并成为左翼作家群体的主要人物。1934年他被派往江西苏维埃，并在中国共产党长征开始后留在后方负责宣传工作。1935年2月他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于6月被处死。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475~479页。
［30］蔡和森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和政治助手。最近的研究表明他对青年毛泽东有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毛、蔡都是中共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并推动了作为实现中国反帝大革命手段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蔡和森同时还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并参与了组织上海学生和工人的工作。总体上，他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在1922—1925年致力于从事城市工人罢工运动。1931年他被派往香港出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和广西省委书记。不久，他就被香港警方逮捕并被引渡到广东处死。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283~286页。1921年，恽代英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他被派往上海协助从事青年工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主管宣传工作。他是青年团正式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一期出版于1923年10月）的编辑和经常撰稿人。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是著名的反英积极分子并受到孙传芳的迫害而被迫离开上海。1930年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于第二年在南京被处死。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93~95页。1920年至1922年，张太雷广泛地游历了中国、日本和俄国。1923年他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秘书长。1923年8月他再次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直到1925年。1926年，当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被取消时，张太雷在共产党武汉的紧急会议上支持瞿秋白。随后，瞿秋白要求张以群众暴动的形式占领一座城市。1927年12月，张组织了广州公社，控制了广州至少三天，并在战斗中牺牲。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111~112页。1923年，彭述之结束了在莫斯科两年艰苦的学习之后回到了中国。他被派往上海共产党宣传部工作，并给《向导》周报和《新青年》写了大量的文章。他成了理论家和陈独秀的亲密朋友。1924年他再次前往莫斯科，1925年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是瞿秋白的竞争对手，一个同样令人难忘的受到共产国际中斯大林派支持的理论家。在1927年武昌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陈独秀的职位被瞿秋白取代，而其时彭仍是陈独秀的忠实支持者。通常他被认为是中国托派分子的领袖。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73~75页。
［31］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Ⅰ，210页。
［32］《上海大学史料》，45~49页。革命政治对张继的吸引力始于世纪之交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之时。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他在日本聚集了一群学生组织了青年会，一个旨在推翻清朝的激进团体。1902年，他在东京遇到了孙中山，并和孙中山集团内的一些理论家和报人成为同事。他成为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张游历了很多地方，他和当时住在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和李石曾成为朋友。1920年，他回到上海，极力参与了孙中山重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导致了1923年的国共合作的建立。张1922年主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然而，他的反共倾向逐渐增长，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国民党右翼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人物。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15~19页。
［33］上海大学每学期向学生收取40元的费用，但是，同一时期，北大只收30元，圣约翰大学也只收40元。参见《上海大学史料》，64页。
［34］《上海大学史料》，64页。
［35］同上书，64~66页。上海大学每学期向学生收取30元伙食费，15元住宿费。
［36］同上书，19~20页。
［37］同上书，64~66页。
［38］参见1924年上海大学的宣传材料，《上海大学史料》，19~20页。
［39］社会学系1924年被更名为社会科学学院。参见木栅档案，“上海大学概况”，7页，位于“上海大学档”下。
［40］《上海大学史料》，59~60页。
［41］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也开设混合型的课程，教授社会主义思想和职业课程。
［42］《上海大学史料》，57~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