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陈寅恪与王力关于中国语言的观点见本书第一章的有关讨论。
［61］当瞿秋白谈到西方时，他心目中所指的不仅仅是英美国家。他的学生也学习俄语和日语，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语言和文学的方法论方面有一个大致的比较。
［62］以上的讨论基于瞿秋白关于上海大学院系蓝图的设置，见《上海大学史料》，1~6页。亦参见毕克伟：《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特别是第148~162页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五四运动的见解的讨论。
［63］上海大学规定了至少三种类型的考试作为常规制度。除了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和毕业前夕的综合考试以外，老师们还举行提前通知或不通知的临时测验。《上海大学史料》，65~66页。
［64］上海大学的部分校规规范着学生的行为举止。学生们离开学校必须事先申请获得允许，回来时也需报告，如同在大多数固定的事业机构一样。《上海大学史料》，65~66页。
［65］《上海大学史料》，14~16、68页；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
［66］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
［67］《资本论浅说》由上海平凡书店在1930年出版。
［68］最近的研究表明蔡和森在毛泽东知识增长的形成阶段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参见罗伯特·A·斯卡拉宾诺（Robert A.Scalapino）：《一个青年革命者的演变——毛泽东在1919—1921年》（“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
［69］李达大约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负责宣传工作。他是一份为党内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编辑，他还编辑《新青年》及其他杂志。1923年他到了长沙，并在湖南大学任教。他的授课笔记成为后来一本重要书籍——《现代社会学》的基础，这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出版于1926年。李达可能直到1928年才回到上海。这里提到的《新社会学》非常类似于1926年出版的那本书的草稿，也是以授课笔记为基础。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328~329页。
［70］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
［71］施复亮：《社会科学的研究》，3页。
［72］上海市警局档案D2048，“专员办公室，从上海地方特别法院发来的急件”，1931－02－18。
［73］杨寿清：《中国出版简史》，79页。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左翼的出版商也采用用几个不同的名字印刷同一本书稿的做法，目的是避开国民政府的检查和秘密警察的完全镇压。
［74］施复亮：《社会科学的研究》，1~4页。
［75］同上书，7~8页。施存统对政府和法律的看法与他五四时期在浙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念是一致的。冉枚烁在《早期中国的革命》一书中描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1911年浙江革命中的作用。阿里夫·德里克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对浙江革命团体的影响是最显著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克鲁泡特金的《对青年的吸引力》一书中吸取了灵感，并随后在浙江传播开来”，而且“后来的共产党人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除了陈独秀以外，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进到社会激进主义的”。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9~11页。
［76］施复亮：《社会科学的研究》，9~11页。
［77］同上书，21页。
［78］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参见江勇振：《中国的社会工程与社会科学，1898—1949》第二、三章。
［79］《上海大学史料》，17~18页。
［80］同上书，32~36页。
［81］1923年，当丁玲还是南京平凡女子学校的学生时，就与她的好朋友王剑虹一起通过施存统的介绍与瞿秋白相识。那时，施存统已与丁玲、王剑虹从前的同班同学王一知结了婚。通过同在上海大学任教的瞿和施，丁玲和王剑虹了解到了上海知识界的风气，并决定到上海求学。丁玲：《瞿秋白》。
［82］丁玲上了沈雁冰讲授的课程。沈就是后来著名的以茅盾为笔名的小说《子夜》和《蚀》的作者。沈讲授欧洲文学并将欧洲小说和简短的故事译成中文。田汉，剧作家，讲授西方诗歌的课。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讲授中国古典散文。邵力子，《星期评论》的自由编辑，五四时期浙江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反传统主义者的支持者，讲授《进化论》。瞿秋白讲授俄国文学。俞平伯，后来以研究《红楼梦》而闻名，讲授宋词。参见丁玲：《瞿秋白》。
［83］丁玲最好的朋友王剑虹在丁玲起程回老家之后不久就因病死去了。王剑虹的丈夫瞿秋白后来与也是上海大学学生并与她的丈夫沈剑农（沈玄庐之子，《星期评论》的编辑）离婚的杨之华结婚。施存统的婚姻在他的妻子王一知爱上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张太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之后也破裂了。张和王去了广州，后来张太雷在1927年领导广州公社时牺牲。丧失了亲人的王一知十分悲伤和失望，后来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丁玲：《瞿秋白》。
［84］1930年编写的官方上海大学史强调指出，孙文主义学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大学学生中有着同样的影响。这一说法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注意评价：（1）文献编写于20世纪30年代，其时，上海大学已经被国民党重新评价，在事后认为它适合成为国立大学。这样外界的因素就会出现在着重强调上海大学学生文化中右翼角色的一面。（2）20世纪20年代在广州由国民党主办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中的许多左翼学生组织也自称是某种孙中山思想研究会。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特别是民生主义得到了许多阐释，尤其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年代里。因此，只有对上海大学的这种“孙文主义学会”的具体内容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才能不至于匆忙地对它的政治含义做出判断。木栅档案，“上海大学简史”，位于“上海大学档”下。
［85］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
［86］1927年2、3月，北伐军稳步向浙江省北部推进。3月14日，在上海的北洋海军舰队司令杨树诠（应为杨树庄。——译者注）宣布向国民党投诚。3月18日，北伐军攻破了上海外围松江的防线，北洋军阀部队的司令毕庶澄通过谈判投降了。3月21日，当白崇禧的军队临近上海南郊的时候，上海总工会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和枪手在街头和警察展开激战，占领了警察局并夺取了武装。数千工人出来参加了总罢工。上海街头充满了红旗。这次起义使得中国共产党控制上海华人区并准备组织临时政府的努力得以显现。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成为领导者。随后，白崇禧、杨虎和青帮的头目杜月笙策划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杜月笙的帮徒总共约1000人开始在闸北集中地攻击工人纠察队。周凤岐将军的二十六军也加入了攻击。被抓住的左翼领袖被送往白崇禧的司令部并随后被处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帮徒搜查并封闭了各类左派组织的办事处。韦慕庭（C.Martin Wilbur）：《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08~109页。
［87］上海大学在几个月之后被教育部命名为国立劳动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而重新开学了。国立劳动大学是一所被另一批管理者控制的新学校，它包括另外两所学院，一个是农业的，另一个是工业的，是在没收被击败的江苏军阀孙传芳建立的农场和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大学——被国民政府称为“净化”了的上海大学——也是国民党恢复学校教育与社会相联系的解决办法。受到国民党高层如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的策划，上海大学试图成为“劳动者的教育机构”，以便“提高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文化水平，成为给农民和工人带来好处的社会福利的研究和实验的承担者，训练组织劳动者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促进劳动者的彻底解放，并为民生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因此，代替在理论上沉浸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是，劳动大学的学生被要求进行社会调查和设计能给学校周围的劳动者带来切实好处的福利计划。代替实际参与在工人阶级领袖领导下的、农民阶级追随的革命活动的是，学生们直接到工厂和田野里加入到劳动者当中，“目的是培养劳动技能和学会尊重艰苦的劳动”。学校里典型的一天被划分为上午在教室里学习，下午在田野里参加劳动。当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在附近的村庄里进行社会调查时，那些从农业学院来的学生在田野里挖灌溉用的水渠，而学工业的学生则在工厂里操纵机器，在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大学的章程后来被进一步陈述为“我们相信革命的目标要通过进化的手段来达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须养成革命者的坚韧、坚强、自我牺牲和人道主义的同情等素质，并学习革命的方法和意义”。换句话说，想象的学校训练革命者的过程实际上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上，即革命必须包含进化的过程。代替让学生准备政治活动的是学校鼓励社会福利活动和试图将社会革命的形成转化为培养个人革命品质的过程。尽管课程的设计上写着华丽的言词，如强调“体力和脑力劳动，理论和实践，知识和情感”，但这些夸张的言词落实在实际上仅仅只是包括体力劳动的训练和将劳动的问题引入课程。劳动大学的这种革命仅仅体现为，当它与别的大学进行比较时，它较少精英论调而较多地强调严格和简朴。在那时，劳动大学被寄予希望，认为这样的实验最终会成为“正规教育全面改革的基础”。但是，即使革命者被驯服，劳动大学还是成为有争议的学校并因此导致了它的短命。1930年易培基被从校长的职位上赶走，1932年该大学被关闭。参见《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组织大纲》；朱博康：《劳动大学的前前后后》；赵震朋：《劳动大学的回忆》；付清时：《易培基的生平及晚年遭遇》。易培基被指控当他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非法从故宫拿走珠宝，从此从权力之路上跌落下来。纳志良：《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的游戏》；白瑜：《李石曾、萧瑜与故宫盗宝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