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了解这段复杂的政治史，参见韦慕庭《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书中各处有关论述。
［2］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宣布为首都后，在广州的中山大学被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初命名为第一中山大学。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18页。
［3］1925年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奠定了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理论基础。尽管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但他并没有在广东待很长时间。1927年，他率领代表北伐军的国民党代表团去了日本。1927年5月，他到了南京，开始了创立国民党干部训练机构的工作。同时，他的中山大学校长一职被再次确认，7月他去了广东。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清楚地阐明了在三民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重要性。这些演讲于1928年以《青年之路》的题目发表。1927年12月，在广州公社建立期间，中山大学校园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戴季陶再次发现广东对他来说不适宜居住。他离开广州到了南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担任考试院院长。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202~203页。见本书第四章关于戴季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活动的注释。见本书第七章关于戴季陶教育思想内涵的分析。
［4］戴季陶的中山大学校长的任命发布于1925年，在他的前任邹鲁因纪律行为和加入西山会议派而被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以后。戴季陶的任命极大可能是受到蒋介石的支持，因为他不愿意以自己的名声支持西山会议派。朱家骅在1926年被聘为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1926年的中山大学由一个由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它包括徐谦（他1927年自我披露为共产党党员）、顾孟余和丁惟汾，加上戴季陶和朱家骅。在1925年至1927年间，除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外，汪精卫派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中山大学1926年12月成立的由9人组成的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是由汪精卫的亲密助手甘乃光担任的。但是，由于其他人在大学之外都负有党的责任，因而在这期间朱家骅成为唯一的实际上负责管理中山大学的人。1929年朱家骅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0年他担任了较短时间的中山大学校长职务，不久被任命为在南京的中山大学校长。1931年早期，他被提名为中英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主席。1932年，朱离开了中山大学成为教育部部长。1933年4月，他的职位被王世杰继承。朱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仍然持续着。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兼任教育部部长。自1931年至1948年，只有三个人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他们是王世杰、陈立夫和朱家骅。参见林哲：《朱家骅》；《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19页；胡颂平：《朱家骅年谱》，18~21页；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438~439页。
［5］《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1929、1930），表格5。
［6］同上书，表格74。
［7］同上书，表格5、74。
［8］同上，表格14。圣约翰大学包括在上海的数字内。
［9］参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Ⅱ，606~607页。
［10］更精确的比率应当是：7.4所私立初等学校相对应于2.6所公立初等学校；9所私立中等学校相对应于1所公立中等学校；7.3所私立大学相对应于2.7所公立学校。参见《1933年之上海教育》，B23页。
［11］《上海市通志馆期刊》，Ⅱ，619页。
［12］4所是由有组织的私人集团创办的，5所由美国人和日本人创办，3所由政府（教育部和交通部）创办。这89所学校中的14所，包括3所公立的和2所由美国人创办的，都重新组成了新的各类学校。在1927年至1930年间，国民党关闭了其中的7所，或者是由南京的教育部下令关闭的（如湖南、建华、建设、上海民国、大陆（Dalu）和劳动等），或者是由军事当局下令关闭（如上海大学）。其余的2所学校自动关闭了，因为他们在上海军事斗争时期难以维持。参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Ⅱ，619页。
［13］《上海市通志馆期刊》，Ⅱ，620~627页。
［14］这些规章制度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和于192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参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10页。
［15］这三套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规章包括《大学组织法》（1929年7月27日公布）、《大学课程大纲》（1929年8月14日公布）、《大学教师资格章程》（1927年6月15日首次公布）。为了对现存的大范围出现各类不同结构变化的学校采取共同的衡量尺度，国民党人试图为高等教育制定一套标准化的管理程序，以使教育基金的管理、教育课程的结构、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准和入学要求都能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教育部积极充当了执行这些规章的监督机关。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一所大学必须最少有3个学院，且每一个学院须有3个系；其中的一个学院必须是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或医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开办费不得少于100000元，农学院的开办费不得少于150000元，理学院和医学院的开办费不得少于200000元，工学院的开办费不得少于300000元；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常年预算必须超过80000元，理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的常年预算应有150000元，工学院的常年预算必须达到200000元。参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60~64页；（丙），23页。
［16］政府认识到中国在总体上缺少发展高等教育的合格师资和资源。合并学校在许多方面似乎是提高学术质量和巩固学校财政地位的合理办法。参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24页；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28页。
［17］参见1928年大学委员会采用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决议，载《独立评论》第3卷第13期（1932年6月5日）。关于“党化教育”的各种含义，参见华超：《党化教育要览》，1~5页。
［18］如参见中国科学社的领导成员之一、胡适的挚友任鸿隽（叔永）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
［19］这个政治教育办公室建立于1926年12月，并于1927年5月由李济深重新设立。李是广州“清党运动”时国民党右翼的主要人物，并担任过9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1926年该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朱家骅、甘乃光、何香凝、陈启源、何思源、施存统、徐谦、顾孟余和恽代英。甘是汪精卫亲密的支持者。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施存统、徐谦和恽代英属于左翼，施存统在上海大学任教。恽代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政治教育办公室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在中山大学组织章程中它和学校行政部门具有同等的地位。1926年，这个办公室组织了关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乡村和城市动员、时事、国际关系、经济学、世界大革命史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课程、小组讨论和实习。这个办公室所开设的课程没有什么学术声誉。然而，学生被要求必须参加，缺席和迟到将遭到扣减学生年级学分的惩罚。1927年，在国民党内的左翼被清除后，课程的内容有所改变。《中山大学校史》，19页。
［20］《中山大学校友》，20~22页；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20页。
［21］《中山大学校史》，18页。柯伟林（William Kirby）曾这样描述朱家骅：“他是一个受到德式训练的地质学家，教育管理者和‘不断进步的政治家’。”在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期间，他试图将高等教育定位在减少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而更多地注重发展实用的科学和技术。20世纪30年代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支持增加了，各省级学校被要求将它们预算的35%用于职业培训。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90~91页。
［22］这些说法见于一篇题为《中山大学的指导方针》的文献中，收入1927年3月1日的学生管理手册中。参见《中山大学校史》，15~16页。
［2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24页。
［24］华超：《党化教育要览》，12~14页。
［25］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24、28页；《朱骝先传记资料》，Ⅰ，198页；陶希圣的文章（见《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第262页）。1931年夏，北京大学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获得了特别的捐助，用来作为对教职员的奖励基金。原先任教于中央大学的汤用彤和曾昭抡就是在这时进入北大的。朱家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立即采取行动，最终成功地聘请了顾毓琇、郭任远、沈刚伯、徐佩琨、颜德清、吴黍（音译）和萧一山为教授。
［26］甘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实情况》；邓元中：《三民主义力行社史》；易劳逸：《毁灭的种子》（Seeds of Destruction），89~107页。1936年革命青年同志会又重新建立，并且发展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27］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20、46、48页。在日本侵略的军事压力下，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而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于1938年在武汉正式成立。该组织起源于对国民党组织部门的调查，于1926年年中由陈果夫在广东创立，它是蒋介石力图清除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一种工具。参见陈果夫：《十五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亦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439页。
［28］蒋介石：《革命的教育》。中国对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近代德国历史的观点，依照柯伟林的看法，是“一种赞美和神往的混合”。德国人的特点是整洁、诚实、守法、耐久、充满生气和讲究秩序。蒋介石尤其认为德国的“坚定和稳固”值得效法，而美国人则被认为“好空想”，英国人“太迟缓”，日本人则“太虚伪”。蒋介石：《革命的教育》。
［29］蒋介石：《中国青年之责任》。
［30］蒋介石：《中国青年之责任》；蒋介石：《唯有教育与经济方可救国家与民族》。朱熹是否五卷《朱熹家礼》的作者是一个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的问题，尽管首先将其编辑汇总的是朱熹最小的儿子朱敬之。18世纪《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朱熹不是原书的作者，但是承认他的作者身份自元代以后被接受。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22，19页。同时，蒋介石所提到的“洒扫”实际上出自《治家格言》，是17世纪的朱柏庐用四字押韵短语写成的。
［31］［32］蒋介石：《革命的教育》。
［33］蒋介石：《唯有教育与经济方可救国家与民族》。
［34］蒋介石：《革命的教育》。
［35］蒋介石：《理智为学与服务》，《为学目的与求学要义》，《中国青年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