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参见本书第七章的讨论。［102］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讨论。
［103］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104］庄泽宣提出，北大最初仿效东京帝国大学的组织模式，后者深受欧洲大学的影响。当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德国的影响增强了，北大开始学习柏林大学的模式。反过来，北大的模式又为大多数国立大学所采用，也为少数本国私立大学所采用。庄还说，北京协和医学院仿效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组织形式，南洋公学仿效麻省理工学院，而其他许多工艺学院则采取了日本模式。参见庄泽宣：《中国的大学教育》。蔡元培曾于1907年到1911年在德国学习，后回国出任教育部长，并于1916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蔡先在柏林学习德语，随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参见陶英惠：《蔡元培先生年谱》，180～209页。亦参见威廉·杜克（William Duiker）：《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Ts'ai Yu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105］朱文长：《海涛集》，127、115页。
［106］同上书，115页。
［107］一位北大校友朱文长认为，比起上海大学的保护措施所创造的人工“象牙塔”，北大的自由放任状态要高明得多。北大的风格反映了个体的学生作为学者和成年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达了对强加于一个受保护的和封闭的受监控的环境一致性的怀疑。因此，正是做个人选择的机会（不论是在剧院里还是在学习中度过大学时光，不论是致力于政治社会活动还是文化文学活动），已成为北大教育经历的一部分。朱文长：《海涛集》，116、132、135页。
［108］朱文长：《海涛集》，113页。
［109］刘复：《北大河》。北大的校部、文学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在沙滩，是汉花园附近的内城的一部分，靠近尹家、北池子和景山东街。著名的一院文学院红楼坐落在东沙滩，汉花园的东边。三院在文学院以东更远一些的北河岸。二院理学院在北沙滩，就是以前的四公主府和马神庙。北大建造了三栋西式建筑，包括1935年在沙滩理学院以北建造的图书馆。理学院东边是松公府和宿舍楼西斋。朱文长：《海涛集》，108～109页。据1917年至1923年间在北大读书（两年在预科，四年在大学部）的田炯锦说，三院以前是清朝的译学馆，后来在1919年改成了法学院。参见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文学院的红楼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破坏，他们把红楼改作了兵营。
［110］租房的价格从每月1元或2元到4元或5元不等，或者每年10～12元和40～50元，视其条件和位置而定。朱文长：《海涛集》，131～132页。
［111］朱文长：《海涛集》，131～132页。
［112］北大和一个家庭订立合同有几十年之久，由他们为西斋和三院提供膳食；第一个合同是在晚清光绪年间（1875—1908）订立的。菜单上的品种相当丰富，而且服务人数较少，所以一个固定的用餐者一顿饭就能要好几个菜。据说其价格是北京其他地方同类服务的30％~50％。朱文长：《海涛集》，128～129页。
［113］李季：《读书生活》。
［114］朱文长：《海涛集》，128～129页。
［115］金士斌：《一个愉快的晚上》。
［116］邵铭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
［117］朱文长：《海涛集》，113、111页。其他的例子也很丰富。未名社，一个创建于1925年，延续至1932年的出版团体，是由鲁迅领导下的一群与北大和师大有着松散联系的学生组成的。核心成员包括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魏从吾和李霁野。未名社翻译并出版西方戏剧、小说和诗歌。在1925年到1926年间，还印行了一种文学刊物《未名双月刊》。在1926年初，韦素园从在北大俄语系教书的苏联诗人帖耶克（Tieyeke）那里得到一本叫做《文学与革命》的俄文书，据说它在苏联被用做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韦素园和他的朋友李霁野随后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并且开始着手把英文版译成中文。这本书的中文版于1928年初出版。有一些书要运往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校园中学生经营的书店，但是被山东警方劫获，随后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控制。张宗昌随即给北京警方发电报，后者搜查了位于景山东街40号的未名社办公室，逮捕了台静农、魏从吾和李霁野，把他们在监狱里关了50多天，直至朋友保释。参见李霁野：《未名社的始末》。
［118］一套西装——包括布料和做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价格是30~40元。《北平各大学的状况》，130页。
［119］庄泽宣在20世纪30年代是广东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说，与职业相应的社会名望正是由工作服装的样式反映出来的。这种样式和名望的等级从下往上表现为：短打扮，穿简单的长袍，穿更昂贵的长袍，穿西装。参见庄泽宣：《中国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
［120］在革命的青年人中理想化军事的美德，参见茅盾：《追求》，各处。
［121］《北京大学生军概况》。
［122］老舍：《赵子曰》。
［123］参见《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中五四抗议群众的照片。
［124］这些制服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冬天穿的墨绿色长袖的毛料制服，衣裤分开；另一种是夏天穿的质地轻薄的浅米色短袖制服。两种制服都配以黑鞋黑袜。这种式样一直保留到了南京十年时期，只做了很小的改动。在1929年，冬天的制服是黑色的，而夏天的是墨绿色的。参见《北平各大学的状况》，36页。
［125］新生在入校注册时要为他们的制服交15~35元。《北平各大学的状况》，42页。
［126］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127］《北平各大学的状况》，132页。
［128］［129］同上书，160页。
［130］一位校友后来回忆，刚进入燕京读书的时候，图书馆二层没有阅览室。二层的一头是办公室，另一头是杂志室，连接两头的是一条可以俯瞰一层阅览区的走廊。我们这些没有固定女朋友的男生经常在晚饭后用最好的衣服盛装打扮，来到这条走廊上，向阅览室人群中的男女扫视……相当多的情侣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友谊。参见王一同（音译）：《勺园纪闻》，载《燕大校友通讯》（香港，1967），引自李素：《燕京旧梦》，66页。
［131］龚家麟：《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
［132］国民党创办的一所重点中国高校武汉大学与清华的风格大相径庭。武汉大学的新生只穿军装，因为他们要进行整整一年正规的军事训练。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穿长袍。只有很少的学生能买得起西装和皮鞋，而且不超过一套。这些学生非常小心，在不必要时不会使用他们昂贵的服饰。武汉大学的学生一向因谦逊和节俭而受赞誉。然而，学生自己倒是承认他们只是迫不得已。伯钧：《武大学生的生活》。
［133］［134］刘具：《大学生用款分配及其经济背景之调查》。
［135］屠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屠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名上海的大学生每学年的总开支接近500元：学杂费——100元；伙食费——100元；住宿费——40元；书费——40元；新服装——80元；女生的化妆品和长袜，男生的领带、手杖、皮带和其他装饰品——10元；皮鞋——20元；城市交通（公共汽车和计程车）——20元；其他交通（人力车、汽车、轮船）——30元；电影——8元（每场0.4元）；看戏和运动——10元；小吃——30元；再加上礼物、鲜花、糖果、贺卡等等的费用。在北京地区类似的用于西装、皮鞋、帽子、领带、皮带、手杖、袜子、丝巾、手帕、化妆品、长袜和其他装饰品的费用也很高昂。在1936年5月20日，一名北京的学生花了3.5元买了一顶法兰绒的帽子，因为他的同学有一顶，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必须买。参见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第8编，6页。《中国的一日》的节选部分已由高家龙、谢正光（Andrew C.K.Hsieh）、贾尼斯·科克伦（Janis Cochran）翻译并做序，译为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New Haven，1983）。根据屠铁珊的数字，在1929年的上海，一套西装平均价值40元。参见屠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
［136］邹韬奋：《韬奋文集》，Ⅲ，34。邹韬奋在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137］中西女中的毕业班学生为了筹集资金印刷班级年鉴，在1928年1月28日上演了《第十二夜》，门票是1元。参见《中国学生》，第1卷第2期，25页。1929年3月2日，沪江大学由Roy C.McGrue和Walter C.Hackett表演了一出《广告带来收益》的马路剧。参见《中国学生》，第1卷第3期，27页。亦参见本书第二章关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风格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