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116页。
［2］易社强：《1927—1937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页。
［3］同上书，3~4页。
［4］同上书，3页。
［5］同上书，10~46页。
［6］同上书，7页。
［7］同上书，9、39页。
［8］关于燕京大学的学生由基督教转向共产主义问题，易社强和克莱因认为：“燕大是美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堡垒。因此，‘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初带有国内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是偶然的。”易社强、克莱因：《反叛者和官僚主义者：中国的“一二·九”运动者》，25页。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生运动中的力量还很弱小，“但是国民党的压制最终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或日本侵略所不能产生的后果：学生激进主义的复活。正是这种精神强烈地刺激了日军入侵绥远之后的民族救亡运动的领袖们。”易社强、克莱因：《反叛者和官僚主义者：中国的“一二·九”运动者》，121页。
［9］易社强：《1927—1937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46页，并见该书关于燕京大学与“一二·九”运动的论述，特别是第54~64、113~155页。
［10］同上书，14~15、39页。
［11］严复于1895—1898年间翻译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演讲稿（1893年）最早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原理引入中国。根据本杰明·史华兹的研究，赫胥黎的演讲稿“事实上绝非在讲解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在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严复的译文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对于严复的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构成《天演论》中心思想的，则显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91~112页。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的译介十分重要。史华兹认为可以把严复著作中的近代西方思想区分为两个部分：（1）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要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的）；（2）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243页。关于五四时期思想主题——青春与活力的解放，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了李大钊的例子，他指出：“李坚信人类精神和人类行为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能力。他的整个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对中国有为青年的信任之上的，认为他们是民族复兴的播种者，能够完成任何的任务。……基于此种激进的世界观，李很快地接受十月革命为普世和救世的福音。”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25页。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在本杰明·史华兹、斯图亚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均有阐述。他们的考察结果为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提供了研究起点。舒衡哲将1925—1927年的经历称为“政治暴力的考验”。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中有12名学生和工人死亡，当时还在宁波的一所中学教书的朱自清在1925年6月10日写下了一首诗《血之歌》，诗中含有“头破血流”的词组。1926年3月18日，在段祺瑞政府国务院大门前，中国士兵向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一年后，李大钊在北京遭到杀害。北伐战争和“清党运动”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软弱性和局限性。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145~194页。
［12］叶圣陶：《英文教授》。
［13］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an Iron House）对鲁迅作品中幽暗意识的一面有深刻见解。
［14］李欧梵以19世纪俄国的“奇零人”来比喻郁达夫。中国知识分子像郁达夫，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服从政权当局，否则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政治，毫无政治资本。按照李欧梵的说法，“高等教育现在已遭到阉割”。而且李氏还看到在郁达夫自甘堕落的背后隐藏着“寻找义务的适当环境而备受良心折磨的心灵”。李欧梵：《中国近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a Writers），250~251页。
［15］伏志英编：《茅盾评传》，72页。关于《蚀》三部曲的创作，茅盾也提示说他要写近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已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从牯岭到东京》中的这段话，最初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月报》，后伏志英所编的这部著作中也收入（第345页）。伯宁豪森（Berninghausen）的《茅盾早期小说的主要矛盾》（“The Central Contradiction in Mao Dun's Earliest Fiction”）；亦引用之。茅盾的文学手法往往是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连的。参见伯宁豪森：《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主要矛盾》；陈玉时（Yu-shih Chen）：《论茅盾小说中对政治寓言的使用：“牯岭的秋天”个案研究》（“Mao Dun and the Use of Political Allegory in Fiction：A Case Study of His‘Autumn in Kuling’”）。
［16］伏志英编：《茅盾评传》，71页。
［17］同上书，73页。
［18］同上书，77页。
［19］易社强在考察了茅盾的《幻灭》、胡秋原对1927年前后经历的自述以及该年度基督教青年会的记录之后，总结出中国学生的幻灭情绪是北伐战争和党化运动造成的。
［20］［21］贺玉波：《茅盾创作的考察》。
［22］钱杏邨：《茅盾与现实》。
［23］难道在革命开始时他们就不会因为阶级出身而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吗？很显然，钱杏邨没有阐明这个矛盾。
［24］与其他许多五四作家有所不同，巴金以信仰无政府主义著称。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翻译和介绍克鲁泡特金的。他的许多作品揭示了爱情的重要性。李欧梵提以巴金“三部曲”中的两部——《激流》和《爱》作为“也许是对迷恋爱情和革命的那一代人是最佳总结”。李欧梵：《中国近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273页。但是，学界对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他晚期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远远不足。关于奠定巴金作为五四时期重要作家的早期作品的研究，可参阅奥尔加·兰：《巴金及其作品：两次革命间的中国青年》。
［25］1942年的一份研究指出，《灭亡》和《蚀》是四川省中学以上水平的读者最喜爱阅读的十五本书目之一。参见曹复：《人生兴趣》，序言，1页。
［26］戴季陶：《青年之路》，1页。
［27］同上书，4、59页。
［28］同上书，8、16、41页。
［29］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引言，1页。
［30］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自序，2页。胡绳似乎在1937年早期就已离开学校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成为几家主要面向城市中下阶层读者进行政治动员的进步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他似乎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习，因此没有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北大是第一批内迁的北方大学。1948年，胡绳是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31］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71~74页。
［32］同上书，74页。
［33］同上书，75~76页。
［34］同上书，81页。
［35］同上书，77页。
［36］同上书，81~82页。
［37］同上书，84~89页。
［38］仅举数例，参见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姜志纯：《孔孟尚中的人生观》；印伯昂：《不大不弃不退不虚的人生观》。高列彭在《大学教育破产的声浪》中强调说，大夏大学中他的大多数同学是享乐主义者。
［39］朱光潜：《谈青年的心理病态》。朱光潜曾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40］［41］［42］［43］朱光潜：《谈青年的心理病态》。
［44］关于范仲淹和精英分子的社会责任，可见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范氏义庄，1050—1760》（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1050—1760），97~133页。
［45］叶文心：《民国时期屈原在文学与政治中的形象》（“Images of Qu Yuan in th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研讨会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1975。
［46］1921年秋冬间，郭沫若翻译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认为歌德思想中引起他共鸣的有五处：主情主义、泛神主义、对于自然的赞美、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以及对于小儿的崇拜。戴维·罗伊（David Roy）认为这是郭沫若浪漫主义阶段的重要表现。1932年，已经转向马列主义的郭沫若声言歌德根本不值得尊崇。但是戴维·罗伊却发现了郭沫若思想两个阶段之间的重要联系。参见戴维·罗伊：《早年郭沫若》（Kuo Mojo：The Early Years），134~161页。
［47］威廉姆·鲍斯玛：（William J.Bouwsma）《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1980s”）。
［48］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91~112、243页。
［49］赵世英：《到处怀疑的人生观》。
［50］张：《我的人生观》。
［51］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
［52］陶志：《玄想人世的人生观》。
［53］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丹尼尔·夸克（Daniel Kwok）认为，吴稚晖和陈独秀是中国当时最主要的唯物主义者，根据夸克所述，吴稚晖“深深地领会了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法则的自然选择的假设”。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思想家都有同样的信念，因此“对他们而言，进化论充分证实了人类仅仅是物质，必须遵守运动法则活动”。夸克：《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26页。吴稚晖的人生观可以归纳如下：没有超物质的精神，宇宙处于永恒运动状态；唯一的进步是物质文化的改善；道德是文化的产物，宇宙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参见夸克：《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56~57页。
［54］夸克：《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55］同上书，144页。
［56］朱熹：《朱熹语类》卷3，《鬼神》，4a~7a页，怆经堂版。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死亡的主要概念也是个体“灵魂”的逐渐消散和瓦解。参见余英时：《“魂兮归来！”——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O Soul，Come Back！’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57］本杰明·史华兹曾认为，对严复而言，“国富”首先是指民族—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并且作为一个集合体，处在诸多的同类集合体的世界之中，并在为生存而进行竞争。在斯密著作中发展了的、并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证实了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为国家富强而非常巧妙地设计出来的体系。史华兹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富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的活力和经济上的能力才能达到。参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17页。
［58］王德称：《不在事实而在心灵的人生观》。
［59］张：《我的人生观》。
［60］关于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参见夸克：《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2~11页。夸克指出，随着“儒学的思想和文化阐释能力的式微”，大量思潮输入，并且在“科学万能”的信仰上达成了共识，“科学精神就取代了儒家思想，为人生观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夸克：《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1页。
［61］褚长虹：《起落无定得失不计的人生观》。
［62］叶鋆生：《做过客须礼物的人生观》。
［63］钱同文：《清高之人生观》。
［64］顾汉：《因达观而安然的人生观》。
［65］张：《我的人生观》。
［66］顾汉：《因达观而安然的人生观》。
［6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6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69］参阅夏丏尊、叶圣陶：《文心》；叶圣陶、朱自清：《国学略读指导》。朱自清和叶圣陶对20世纪20年代对政治暴力的反应，见史华兹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一场讨论》（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145~149、153~157页。
［70］夏丏尊、叶圣陶：《文心》，53~54、57页。
［71］施存统的文章发表于《浙江新潮》杂志（创办于1919年秋）第2期。关于“施存统与杭州五四运动”的详细讨论，参见叶文心：《被疏离的学术》，第四章。
［72］关于这一点的充分论述，参见叶文心：《被疏离的学术》。
［73］邱竹师：《近道非道近儒非儒的人生观》。亦参见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144页。
［74］高列彭也引用过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的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心境：“常常的，我发现自己在深冬的迷雾中，冰凉冰凉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怀疑整个宇宙和生命本身存在的可能性。”高列彭：《不断向上相对圆满的人生观》。
［75］高的同学王德称深信“宇宙原来是一个大悲剧场”。令人忧伤的事，真不知有多少，诸如时乖运蹇，时时不得志，处境卑微处处受人嘲弄，病贫相连，恋爱失败等等。王的自我画像揭示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而又缺乏安全感的青年人形象，但在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因此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倾向。他的孤独感混杂着既对他人不信任，又害怕失去同学的信任的复杂情绪。参见王德称：《不在事实而在心灵的人生观》。另一名学生尹高桂将他的困境归咎于社会，一副完全绝望的样子：“无能力的我，受造化的支配，环境的逼迫；好像严冬盛寒的小雀子，住在叶落枝枯的树上的将覆未覆的破巢里。”尹虽受过大学教育，但对自己的生存感到极度的悲观，暗示了自己将在贫困和退化中死去。总不至于“日暮而犹未举火，天寒而尚御单衣”。他有些凄凉地说道：“我之死不是我要死的，是社会要我死的。”参见尹高桂：《勉强安慰的人生观》。第三名学生郭鹰写道：“我的青春好比一朵玫瑰花，亦是一焰很炎的烈火，很容易灭的。”但是人生苦短，宇宙无情，“人一定时候便要死，死后就不再生”。文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青年人对死亡的深思程度以及社会缺乏任何积极的正面影响以帮助超脱此种阴暗思想。郭决定过着“今朝有酒今日醉”的及时行乐的生活。“大家不久就要不分彼此贵贱地同在荒坟内成为枯骨。”参见郭鹰：《蜉蝣与浮萍般的人生观》。
［76］参见陈雪新：《热于恋爱革命的人生观》；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印伯昂：《不大不弃不退不虚的人生观》；王德称：《不在事实而在心灵的人生观》；尹高桂：《勉强安慰的人生观》；赵国标：《超脱残酷世界的人生观》；王泽民：《成在败后好胜的人生观》；朱偌溪：《乐天诗人勤俭的人生观》。
［77］朱偌溪：《乐天诗人勤俭的人生观》。屈原是战国晚期楚国人，遭到流放的大臣。当他获知楚国军队被秦国击败，楚王被俘的消息后，含恨投江自杀。
［78］王泽民：《成在败后好胜的人生观》；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
［79］胡绳：《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80］例如，参见陈雪新：《热于恋爱革命的人生观》，王德称：《不在事实而在心灵的人生观》。
［81］黄炎：《大我世界的人生观》。
［82］姜志纯：《孔孟尚中的人生观》。
［83］例子可见王德称：《不在事实而在心灵的人生观》。
［84］钱同文：《清高之人生观》。
［85］陶志：《玄想人世的人生观》。
［86］叶鋆生：《做过客须礼物的人生观》。
［87］赖健：《代谢相对的人生观》。
［88］［89］［90］印伯昂：《不大不弃不退不虚的人生观》。
［91］赖健：《代谢相对的人生观》。
［92］参见黄炎：《大我世界的人生观》；陈雪新：《热于恋爱革命的人生观》；王则民：《成在败后好胜的人生观》；易友梧：《现实奋斗的人生观》；姜志纯：《孔孟尚中的人生观》。
［93］这场运动在1956年初由《文艺报》上的文章首先发动，随之《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也发表文章批判，直到1958年底才结束。主要文章后来收入由《文艺报》编辑们主编的4卷本《美学问题讨论集》以及由蔡仪主编的《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
［94］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以及美国汉学家均认为1927年大革命是一场流产的革命，虽然这场失败可能是以不同的革命目标为评价准绳的，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该课题的相关经典研究成果可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95］戴季陶：《青年之路》，15页。
［96］同上书，41、59页。
［97］同上书，16页。
［98］同上书，3页。
［99］同上书，7~9页。
［100］同上书，102~110页。
［101］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13~14页。
［102］参见陈翰伯的记录：1936年1月燕大学生在前往上海参与反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途中，分裂成“爱国分子”与“进步分子”两派。“爱国分子”强烈地反对“进步分子”的共产主义倾向，两派经过几次激烈地争执后，“爱国分子”退出游行活动。陈说后来只有29名燕大学生参与上海的反日游行。参见《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103］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14~15页。
［104］同上书，15页。
［105］同上书，41~43页。
［106］刘群引用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盖利曼教授的一项调查，该研究对932名年青男子和228名年青女子进行性行为（sexual habits）的调查。该研究表明了青年人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缓和性欲望。因此，刘群建议中国青年学习苏联的榜样，从革命运动中找寻个人的幸福。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43~45页。
［107］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28~30页。
［108］同上书，91~96页。
［109］刘群的话充分证明了易社强的结论：这个时期只有不到10％的中国学生参加学校里的政治生活，并且也许不到1％的学生（多为国民党或共产党干部）控制着国家、省级和城市里的组织。易社强：《1927—1937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7页。
［110］刘群当时的判断可从“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后来写的回忆录得到证实。以运动的据点燕京大学为例，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一个800人的学生团体中，“进步分子”不超过20人。这些学生躲在宿舍里，锁上门，压低声音，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充满着左倾的语调，许多地方我都不能理解。”陈翰伯说。陈在1935年是四年级学生，燕大学生联合会秘书，“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之一。虽然1935年12月9日，燕大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被动员参加了北京西直门的游行，但是仅仅29人参加“扩大宣传团”在1936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抗议和示威活动。此外，这29人到达南方以后，就与阵营里的“爱国者”发生分裂，因为他们拒绝认可“进步分子”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方案，并退出了抗议行动。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91~95页。陈翰伯：《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易社强和克莱因也指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虽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负责组织在华北农村扩大抗日运动，也只有几名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在内。在北平和天津高等院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中，“不足500人参加游行。只有少数几所学校有多达5％的学生参加第一天的游行”。这个先锋队中也包括多名反共产主义的成员，后来均分道扬镳了，因为他们不赞成共产党领导成员使用苏联的工人歌曲。易社强、克莱因：《反叛者和官僚主义者：中国的“一二·九”运动者》，95~101页。引文来自该书第99页。
［111］从1927年以来，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转入地下。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于1932年4月在武汉被陈立夫和徐恩增指挥下的中统逮捕，中共中央不得不撤出大城市。顾顺章向国民党投降并招供，48小时内，中共地下党紧急解散，一部分并入江苏北部的红军，一部分撤往江西的苏维埃。有关细节参见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在中央特科的斗争经历》。中国共产党遭受又一次的重大打击是1934年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江西苏维埃被迫进行长征。瞿秋白在1927年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总书记，但他后来也被国民党逮捕，1935年牺牲在福建长汀的监狱里。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475页。
［112］陈伯达（1904—1989）是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劳动大学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当他在军队里担任文职时便已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被国民党政权逮捕，在南京监狱关押了几年。出狱后，他去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陈伯达一边在北平教书，一边在天津开展中共地下党工作。这个时期他又写又发表，并且到1936年成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Ⅰ，94~95页。
［113］刘群：《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63页；胡绳：《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114］朱光潜：《谈修养》，45页。
［115］［116］朱光潜：《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2页。
［117］朱光潜：《诗论》，13页。
［118］朱光潜：《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9~10页。
［119］同上书，9~11页。
［120］朱光潜：《诗论》，33~34页。
［121］朱光潜：《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19~20页。
［122］同上书，108~114页。
［123］同上书，116页。
［124］同上书，114~115页。
［125］同上书，118~119页。
［126］朱光潜：《诗论》，13页。
［127］同上书，120~121页。
［128］朱光潜：《谈修养》，12页。
［129］同上书，16~17页。朱光潜提出的“三此主义”的信条，是对自我—社会及时间观念的人文主义立场的适当总结。朱催促：（1）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2）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将来；（3）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130］朱光潜：《谈修养》，5~6页。
［131］朱光潜：《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12页。
［132］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理雅各译：《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六章。《论语》中还记：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白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理雅各译：《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十一章。
［133］朱光潜：《谈修养》，20~22页。
［134］胡绳：《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135］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09页。“终极目的伦理”不顾实际的社会后果，注重强调承诺个人道德完整性的抽象标准；“责任伦理”则强调承诺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不论是否使用不道德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