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宗以后，权臣专政，皇位继承问题的争执愈甚，因之朝政紊乱，法制废弛。元朝一代，中国本部的农民，本已受到空前的压迫与榨取。到末年，因国家政法的废弛，豪强特权阶级更大胆地加紧其对农民的剥削。加以水灾旱荒，连年发生，在民不聊生的状态中，就一齐反动，起而为革命的斗争。
元顺宗至正八年，浙江盐贩方国珍起兵台州。［革命的爆发］不久便有白莲教徒刘福通起兵安丰，奉教主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主；李二起兵徐州；徐寿辉起兵靳州；都以红巾为号。郭子兴起兵濠州；张士诚起兵高邮。广大的革命斗争，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栾城人韩山童，从他的祖父以来，借白莲会烧香聚众，被官府逮捕，谪徙永平。那时候盗匪四起，韩山童遂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间的平民，颇有一部分信奉他。颍州人刘福通更造作谣言，说韩山童实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为中国皇帝。官厅因他妖言惑众，捕捉甚急，遂聚众造反。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潜逃到武安，刘福通推他为首领。后刘福通被张士诚的部将所杀。韩林儿为朱元璋所得，死在长江中。白莲会是元时盛行的一种宗教的秘密组织，出于佛教的白莲宗。至明时，称为白莲教。
元朝派兵征讨叛乱，连年无功，宰相脱脱乃亲自出马，大破李二于徐州，围张士诚于高邮，而脱脱适在这时候受人攻讦，被顺帝免职，窜死云南，朝廷征剿之势松懈，革命军声势复盛。［革命军声势之渐盛］于是长江上游，尽被徐寿辉及其部将陈友谅、明玉珍所据，长江下游尽被张士诚、郭子兴及其部将朱元璋所据。黄河流域则刘福通占据汴梁，又分兵连陷山西、山东、河北各要地，声势颇盛。不久刘福通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还安丰。黄河流域，渐次肃清，但长江流域却全非元朝所有了。
元朝到这时候已势穷力蹙，但还在闹着争夺皇位的把戏。［元朝的内讧］顺帝颇荒淫，皇后奇氏想胁迫顺帝禅位于她所生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便暗结朝中大臣及在外的统兵大将，因此引起兵争，把讨伐叛乱的事情置之脑后，正好给朱元璋从容兼并各路，日渐强大的机会。
奇皇后想废顺帝，把皇位传给她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其臣哈麻、雪雪，都预闻其事。哈麻代脱脱为宰相时，雪雪为御史大夫，就想实行胁迫顺帝禅让，事机不密，哈麻等被杀。哈麻死后，太平[3]代为宰相，因不同意于奇后的主张，不久就被排挤去位，搠思监代为宰相。山西地方本是察罕帖木儿所平定的，却有个孛罗帖木儿驻军大同，想兼并他的地盘，于是出兵相攻。陕西参政张良弼也和察罕帖木耳有冲突，察罕帖木耳与李思齐连兵攻之。察罕帖木耳死，其子扩廓帖木耳代统其军，还是继续的互相攻战。扩廓帖木耳则党于搠思监和太监朴不花，而孛罗帖木耳则党于顺帝的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老的沙奏参搠思监等，触爱猷识里达腊之怒。时顺帝厌倦政治，爱猷识里达腊以太子专国政，老的沙遂被免职。老的沙逃到大同依孛罗帖木耳，搠思监等就诬孛罗帖木耳谋反。于是孛罗帖木耳举兵攻京师，把搠思监、朴不花杀掉，太子逃兴州。不久，孛罗帖木耳兵退。太子命扩廓帖木耳带兵讨之，孛罗帖木耳又攻入京师，顺帝密遣勇士把他刺杀（老的沙不久亦被杀）。太子暗示扩廓帖木耳，要他用兵力逼迫顺帝让位，扩廓帖木耳不从，太子大怒。时诏封扩廓帖木耳为河南王，命总统诸军，进平南方。李思齐自以和察罕帖木耳同起兵，耻受扩廓帖木耳的节制，便和张良弼连兵攻击扩廓帖木耳。扩廓帖木耳的部下貊高等又起叛乱，太子乘此机会，请顺帝下诏削扩廓帖木耳官爵，命太子总统天下兵马讨之。不久，扩廓帖木耳已平定其部下之乱，明兵又已逼近，元朝无法，又恢复他的官爵，命他带兵抵抗，然而已经无及了。
朱元璋本是钟离县太平乡的一个贫民，在皇觉寺里做和尚。［朱元璋的出身］郭子兴起兵时，他投身为亲兵，很得郭子兴的宠爱。后见郭子兴为人懦弱不足与共大事，乃别为一军，自谋发展，于至正十五年[4]攻占和、滁二州。［朱元璋势力的扩张］不久，郭子兴死，其部下都归朱元璋，他便渡江取采石，乘胜占太平路建元帅府。明年，取集庆路，改名应天府，以为根据地。自称吴国公。至正十七年[5]，复取常州、宁国、江阴及徽、池、扬等州，于是江东州郡，都隶属于朱元璋。
至正十九年[6]，陈友谅徙其主徐寿辉于江州，自称汉王。［陈友谅的败亡］明年，陈友谅攻朱元璋，取太平，遂杀寿辉，自称皇帝。朱元璋建国金陵，西与陈友谅东与张士诚接境，兵力远不及陈友谅，又怕陈友谅和张士诚结合，遂用计挑动他自来寻衅。陈友谅中计，派兵东下，被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弃太平，逃还江州，又退武昌。朱元璋乘胜取江州，占龙兴路，改为洪都府。至正二十三年[7]，陈友谅用水军倾全力围洪都，与朱元璋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败死。明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带兵进攻武昌，陈友谅的儿子投降。于是江西及湖北东部亦隶属于朱元璋。［张士诚的败亡］时张士诚徙据平江，自称吴王。至元二十六年，朱元璋派徐达等攻取高邮，淮安及徐、濠、宿等州相继降。于是淮南北亦都隶属朱元璋。又派徐达、常遇春等大举兵东下，取湖州、杭州、绍兴、嘉兴诸路。明年，克平江，张士诚被掳，自缢死。于是浙西、江东亦隶属于朱元璋了。［朱元璋的北伐与南征］是年十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副之，率师北伐。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率师南征。十二月，汤和等攻克温、台、庆元，方国珍降。遂分兵由海陆两道攻福建[8]。明年正月，克福州。四月，克广东[9]。六月，克广西。于是中国南部略定。徐达等率领的北伐军，于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克山东。明年四月，克河南。都督冯胜领前锋，攻破潼关。元朝仓皇调兵应付，然已不能挽回大局。是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等破通州，元顺帝出居庸关北走。元自世祖入主中国，仅八十八年而亡。［元朝灭亡与明朝建国］其时，朱元璋已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明，是为明太祖。
* * *
[1]郑思肖，宋连江人。入元改名所南。著有《铁函心史》。
[2]《元鞑攻日本败北歌》，见《铁函心史·中兴集》。
[3]太平本姓贺名惟一，赐姓蒙古名太平。
[4]公元一三五五年。
[5]公元一三五七年。
[6]公元一三五九年。
[7]公元一三六三年。
[8]时元朝的平章事陈友定据福建。
[9]时元朝的右丞相何真据广东。
第五十讲 辽金元的制度
辽、金、元都以异族入主中国，其制除大半规仿汉制外，各因其文化程度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异，兹分述如下。
（一）官制 辽官分“南面”“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北面治部族属国。［辽之官制］
部族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分地而起的叫做“部”，合族而处的叫做“族”。其中有因同族而合居一处的族而部者，有因同居一处向来认为一族的部而族者，有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的部而不族者，亦有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的族而不部者。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但由辽国授给其酋长以官衔，有事时向其征兵征饷，颇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北面的官署，有北枢密院（如历代的兵部）、南枢密院（如吏部）、北南两大王院（如户部）、夷离毕（如刑部）、宣徽南北院（如工部）[1]、敌烈麻都（如礼部），而总以南北两宰相府。南面的官署，亦有三公府、枢密院、台、省、寺、监、卫等。［金之官制］外官亦有节度、观察诸使及刺史县令等，大都模仿中国。金初设官很简单，长官都称勃极烈[2]，有所谓都勃极烈（汉译元首）、诸版勃极烈（汉译储君）、国论勃极烈（汉译宰相），等等。金太宗始仿汉制置官。其颁定官制，则在金熙宗时。元初设官亦很简单。［元之官制］元世祖始定内外官制，内官取三权分立：设中书省以总揽政务，枢密院以主兵事，御史台以司黜陟。其余大都模仿汉制。所不同者：诸官或汉蒙并置；[3]特设宣政院以管理喇嘛僧徒；关于工艺如织造、油漆等等均设专官；而理财之官所设特多。最可注意者，则元于中央政府的“中书省”以外，又另于地方政府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地方分级之法，大概以省领路，路领州县；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行省制之确立］然行省制从此确立，至今不能改。[4]
（二）田制和税法 辽分田为“沿边屯田”“在官屯田”“私田”三种。［辽金的田制与税法］种屯田者不纳赋税，种在官闲田及私田者，则计亩出粟。金分“官地”和“私田”两种。官地纳租，私田纳税。纳税之法，分田为九等，按等差缴纳。[5]纳税之期，亦分夏、秋两季。元朝田制，无甚改革。［元之税法］其赋税则取于内地者为“丁税”“地税”，是仿唐朝的租庸调；取于江南者为“秋税”和“夏税”，是仿唐朝的两税制。［辽金元的力役制］至于力役，则辽有驿递马车旗鼓、乡正、厅隶、仓役等，被役者往往破产不能给，后来改为使民出钱，由官家募役。[6]金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设坊正，乡村设里正，其职务是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都出钱雇募，其钱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的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标准。
物力钱，是租税之外计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以征钱。金时征收物力钱甚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平民，都不能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馈遗，也要加征物力钱。
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捕盗贼。主首、里正，都出于签差。
金签差先及富人，富力相等之家则以丁多为标准。其役非一家能任，而又不能分任者，以次户为之协助。
元朝力役称为“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纳入宫府，叫做“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由地方官代收，给与受赐的贵戚功臣之家，叫做“五户丝”。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其中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征收，亦往往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料户纳一两，减半料户纳五钱。于是并合应科的数目作六门摊，分三个期限缴纳。[7]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为两税制之后，又另外加收庸调一类的税，使人民受两重负担，实在不合理的。我们看宋元间的赋税名目的繁多，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赋税实比唐以前加重了许多。其他的苛捐杂税尚多，在这里不及细述。
（三）学校与考试 辽金都行科举制，都是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金加殿试）。［辽金的科举制］其科目：辽分诗赋、法律两科，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种，后改法律科为经义。金初设词赋和经义两科，又有策试一科，后罢策试及经义，增设律科，但不久又恢复经义科。辽设科举，专以待汉人，而金则又添设女直[8]进士科，并置女直国子学。［元的学校制与科举制］元朝对于学校颇为注重。元世祖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各行定额。又特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诸路各设教授一人，学正一入，学录一人。府及上中州各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科举之制，则始于元仁宗时，分汉人为左右榜，也有乡试、会试及御试等。
（四）兵制 辽本游牧民族、其兵虽分有五种，而正式军队，就只有部族军。［辽金的兵制］
辽军队分六种：（一）御帐亲军，（二）宫卫军，（三）大首领部族军，（四）部族军，（五）五京乡丁，（六）属国军。乡丁是辽国的耕稼之民，战斗时不能作为主力军队。属国军是有事时向属国征调而来，所以也不能算是正式的军队。御帐亲军和宫卫军，是部族军之属于君主者；大首领部族军，是部族军之属于亲王大臣者；其所属虽不同，而实际则和普通的部族军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辽国的正式军队只有部族军。
金初起时，部落极为寡弱，其部长平时称“孛堇”，战争时称为“猛安”或“谋克”[9]。诸部的强壮者都被征为兵，由部长带领作战。后来于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又改都统为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元帅，而元帅常居守不出。最后行兵称元帅府，平时则称枢密院，而罢万户官。金初起时，兵不满万，只因其犷悍善战，就占据了中国北部，后来他们自己的兵，渐渐腐败不可用，每有征伐及边警，辄下令签汉人为兵，民家丁男的强壮者都被强迫征发。［元的兵制］引起百姓的怨恨，金国于是立不住了。元代兵制，极为复杂。出于本部族的叫做“蒙古军”，出于其他部族的，叫做“赤马探军”。既定中原。发民为兵，称为“汉军”。其统兵之官，则以兵数的多少，为爵秩的崇卑，有万户、千户、百户之分，都是世袭的。万户之下设总管，千户之下设总把，百户之下设弹压，皆总之于枢密院。元朝的统治中国，全用一种兵力高压政策，河洛、山东，用蒙古军及赤马探军分别戍守。淮江以南又各以汉军及新附军[10]戍守。起初军官兼理民政，后虽军民分治，而戍守各地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豪强大地主相结，侵占田宅，压迫平民，无所不为，遂酿成元末各地农民的扰动。
（五）纸币制 金元都仿宋朝行使纸币。［金元的纸币制］金初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叫做“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叫做“小钞”，与钱并行。起初信用甚好，但后来价格低落，弄到财政十分紊乱。元朝的纸币制却很特别，其所权物不是铜钱而是丝银。先造“中统交钞”，每交合丝一两、银五钱。中统元年[11]又造不兑现的“中统元宝钞”，分十文至二千文九种，每千文合交钞银一两，又合银五钱。至元二十四年[12]，改造“至元钞”，每贯合中统钞五贯，（中统钞在二十八年间价格跌至五分之一）又合银五钱，又合金五分。武宗时又造“至大银钞”，但不久即罢。当时社会上受纸币价低落物价腾贵的影响很大，元朝末年，便有重铸金属货币的提议。至正十年[13]，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使中统钞一贯或至元钞二贯之价都等于钱币一千文。但当时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以至行之未久，物价又涨起了十倍，反引起极大骚扰。在这纸币政策发生流弊之际，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用贵金属：金朝末年，银两的使用已见端倪；元亡以后，明朝便大用银两了。
此外辽、金、元的刑法制度，大都斟酌汉制，又参以他们固有的习惯，没有可以特别称述之处。
在这里要附带的讲到学术方面。［元代的理学与文学］自燕云十六州没入辽国之后，久与汉族的声教不相通。宋理宗时，蒙古兵攻鄂，得赵复以去。后赵复在燕京讲学，南方理学开始传到北方。接踵而起的，北方有许衡、刘因等，南方有吴澄、金履祥、许谦等，都是元朝一代的理学大师。文学方面，则杂剧、传奇的勃兴，使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境界。
《秘本西厢》插画
明崇祯刻本
杂剧、传奇是戏曲的一种文体：杂剧出数较少，初流行于北方，故亦称“北曲”。传奇出数较多，初流行于南方，故亦称“南曲”。南曲起于温州杂剧，在元时已与北曲并行，至明始渐取北曲而代之。大约北曲悲壮沉雄，南曲缠绵婉转，此由南北风气及曲的体制不同之故。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王实甫等。关所作有《闺怨佳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等。马所作有《江州司马青衫泪》《孤雁汉宫秋》等。白所作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苏小小月下钱塘梦》等。王所作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才子佳人拜月亭》等。传奇的最初有名著作则有《荆》《刘》《拜》《杀》及《琵琶记》。《荆》《刘》《拜》《杀》是传奇中最古最有名的著作，然依作者时代排列，当作“《拜》《刘》《杀》《荆》”。《拜》即《拜月亭》，一名《幽闺记》，相传为元施惠所作。《刘》即《白兔记》，因叙刘知远事，故简称为“《刘》”，不知作者姓名，其著作年代，约与《拜月亭》同时。《杀》为《杀狗记》，相传为元末明初的徐畛所作。《荆》为《荆钗记》，相传为元柯丹邱所作。其实是明初宁献王朱权[14]所作，因朱权别号丹邱子，故因此误会。《琵琶记》系元末明初的高明[15]所作。至杂剧、传奇的起源，却受印度佛曲的影响，和中国一向以歌舞或戏谑为主的俳优，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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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面官又分南北，各南面官无涉。
[2]就是贝勒的同音异译。
[3]如翰林院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
[4]明朝虽废行省的名目，但各布政司的区划，都仍元行省之旧。
[5]金地租之制，历史上没有详细记载，此据《金史·食货志》。
[6]辽役法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仅凭《辽史·马人望传》得其大概。
[7]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8]女直即女真，辽兴宗名宗真，辽人避其讳，改名女直。
[9]猛安、谋克所部的兵初无定额，金太祖始规定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
[10]元朝平宋之后，所得的兵，叫做“新附军”。
[11]公元一二六〇年。
[12]公元一二八七年。
[13]公元一三五〇年。
[14]朱权，明太祖第七子。
[15]高明字则诚，瑞安人，或以为平阳人。按或以为《琵琶记》系高拭字则成者所作，则因高明字则诚，诚成同音而误。
第五十一讲 明太祖的开国方略
明太祖既克元都，遂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明太祖的驱逐胡元平定西南］洪武元年[1]十二月，徐达等克太原、大同，山西遂平。明年，徐达等平陕西。又明年，徐达平甘肃。李文忠出居庸关追元顺帝。元顺帝病死于应昌，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李文忠进兵围应昌，爱猷识里达腊北走，李文忠追至北庆州而还。于是北方完全平定。先是明玉珍闻陈友谅杀徐寿辉，遂据四川独立，建都重庆，改国号为夏。洪武四年，明太祖命汤和等分道伐夏。时明玉珍已死，其子明升出降，四川遂平。惟元朝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占据云南，至洪武十四年[2]才平定。
明太祖和汉高祖一样以游民一跃而为帝王，他的谋臣常把汉高祖的故事讲给他听，所以他开国之初的种种设施，大都模仿汉高祖。［大封同姓与诛戮功臣］最显著的是：（一）他仿汉初大封同姓的办法，分封诸王子于各地，并各设傅相官属，置护卫兵。
明太祖封诸子于要地各设傅相官属，并许置护卫兵，有多至万九千人者，而燕王朱棣、晋王朱棡以守御北边故，并得节制诸将，权势尤大。今将受封的诸皇子，列表如下：
（二）他仿汉高祖的诛灭功臣宿将。先族诛左丞相[3]胡惟庸；继又族诛右丞相李善长，株连而死的三万人；后又族诛功臣蓝玉、傅友德等，株连而死者万五千人。
明太祖建国之初，以李善长为相。后来李善长以病去官，胡惟庸、汪广洋同为丞相。诚意伯刘基，是佐明太祖定天下的功臣，胡惟庸和他不睦；刘基有病，胡惟庸带了医生去替他诊治，服药后病更加甚，终致不起。其后有人上疏，说刘基是被人毒死的，其情形汪广洋应该知道。太祖问汪广洋，汪广洋说没有这回事，太祖大怒，命汪广洋自杀。不久，又有人上疏告胡惟庸等谋反，太祖遂诛戮胡惟庸，株连被杀者甚多，并上疏告胡谋反者亦被诛戮。这是洪武十三年[4]的事。过了十年。有人上书告李善长从前和胡惟庸交通，太祖大怒，命李善长自杀，被牵连的人又不少。再过两年，又追究胡惟庸党，杀了不少人：计自胡案发觉，前后十多年，被杀三万余人，史称“胡党之狱”。蓝玉佐明太祖征伐有功，封凉国公，颇有点恃功粗暴。洪武二十五年[5]，有人告他谋反，遂全家被杀。列侯以下坐蓝党而死者有傅友德等数百家，被诛戮者万五千人，史称“蓝党之狱”。其他非胡蓝之党而被诛戮者亦不少。赵翼说：“明祖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6]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推见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之死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臣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未尽，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
明太祖本是一个猜忌好杀的君主，像这样大规模的杀戮，其残忍凶狠，实为汉高祖所不及！
明太祖的猜忌好杀，已如前述，今更举几桩极荒谬可笑的事情为例：杭州教授徐一夔上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他看了大怒，以为“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他斩首。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他又大怒，以为“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又把他杀掉。又尝于元旦夜出游，见一灯谜，画一妇人，怀中抱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画得很大。他见了又大怒，以为这一个谜底是“淮西妇人，马氏脚大，”明明是讥诮他的皇后马氏，就把制谜的人杖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据说太祖略识之无，平定江南后，颇招致文士，十分优礼，那些武将很妒忌。一天，有人对太祖说：“文士最喜讥诮人，如张九四[7]优礼文士，请文士们替他取名，却取了‘士诚’两字”。太祖说：“这两字也不坏”。那人却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的话，张士诚那里知道！”从此太祖对于臣下的章奏，动生疑忌，遂发生这类荒谬可笑的事情。
明太祖又鉴于元朝政制的松懈，便厉行中央集权政策，把君权极力扩张。［更进一步的君主集权］明初尝设中书省，不久便废；将政务分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六部尚书，辅以侍郎，而直接总其成于皇帝。于是事权都各个独立，并总揽政权的宰相也废去[8]，不过设一都察院以掌监察之权，更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封驳章奏。君主集权的组织，到此又更进一步。
要扩张君主的权势，不能不把臣下们养成绝对服从的奴隶。［明太祖的奴待臣下］明太祖的方法较前代君主更为巧妙；他不像汉光武那样用表章气节等方法来养成士大夫忠于一姓的奴隶意识，而是直接使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变成奴隶。其办法便是“跪对”和“廷杖”。古代三公坐而论道，入朝则皇帝为之起立，出朝则皇帝临轩相送。宋太祖时，始废“坐论”，但亦不过“立对”而已。到了明朝，君坐臣跪，甚至“膝行”“叩头”。廷杖则更为野蛮，大臣在皇帝面前，一言不合，便受杖责，甚有因伤身死或立毙杖下者。在这种情形底下，当时的所谓“大臣”，和奴隶有什么区别。但明朝的士大夫却不觉得耻辱，往往朝受箠楚，晚上谢恩的奏章，未闻有因受辱而弃官隐居者。朝廷以奴隶对待臣下，臣下也以奴隶自居，谈不到什么“身份”和“气节”了。
明太祖以奴隶待臣下还不足，更进一步设法把智识分子腐化：他在科举制度下规定试题的范围不能出《四书》《五经》之外，又规定用排偶的文体，称为“制义”，后通称为“八股”[9]。［明太祖腐化智识分子的方法］从此以后，士大夫非精通八股就休想做官；欲精通八股，非埋头几年把那些《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10]读个烂熟不可。到后来那些“八股先生”除了闱墨[11]、律诗、律赋[12]、小楷及所谓《四书大全》等之外就一无所知。
明初的政治设施，虽专在扩张君权，奴待臣下，及腐化智识分子，但明太祖颇懂得与民休养之道。［与民休养及严惩贪吏］他尝对那些府、州、县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他对于贪官污吏的惩罚极严，地方官贪贿至银六十两以上，便斩首示众，甚至于剥皮；
明太祖在各府、州、县、卫官署的左面特立土地庙，以为施行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官署的公座旁，悬挂剥皮实草的袋，使官吏有所警惕。据说这种非法之刑，在元朝已经有了[13]，但不像明朝那样公然作为一种正当的刑罚。
其罪轻者，或逮捕至京师筑城；或徙凤阳耕田。当时的官吏在法令森严之下，自然不敢违法殃民。［无法抑制的豪强兼并与官吏侵暴］不过这种局面是暂时的，在确认土地私有制度之下，无法抑制豪强的兼并及地方官的侵暴。明太祖晚年渐去严刑峻法，而当时的百姓已非所谓“初飞之鸟”“新植之木”，大可供豪强兼并、官吏剥削了。清赵翼说：“前明一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如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于此可见灭元而兴的明朝，虽已除掉多年所受异族凌虐之苦，但同族间的弱肉强食还是依旧！
中国历来每一朝代的推翻，大都由于平民的到处暴动。当时领导暴动的，不外失意的贵族、军阀、官僚或游侠好事之徒，不然，就是妖教师；而其大部分的军队，不消说是农民。但农民没有政治的觉悟，不懂得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阶级的利益，所以打倒了一个暴虐的统治阶级，再来一个以暴易暴的统治阶级，农民依旧是被剥削被压迫者。
* * *
[1]即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2]公元一三八一年。
[3]明初设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丞相。
[4]公元一三八〇年。
[5]公元一三九二年。
[6]高祖长子朱标，立为太子，早死，谥懿文。
[7]张士诚小名九四。
[8]明太祖惩胡惟庸之擅权，始废丞相不设，专任六部，分相职于各尚书，事在洪武十二年。
[9]据顾炎武《日知录》说，八股的名称，盖起于成化以后。
[10]明朝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而《四书大全》尤非研习不可，因为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四书大全》提要谓“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
[11]科举时代乡、会试选刊中式前列之作，称为：“闱墨”。
[12]指应制诗赋而言。
[13]元世祖借阿合马家有人皮一张，诛阿合马之子阿散，亦剥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第五十二讲 明成祖的刻忌与事功
明太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封于北平，屡立战功，因得节制北平军事，势甚强盛。［明成祖的篡夺皇帝］洪武二十五年[1]，太子朱标死，帝立朱标的第二子朱允炆为皇太孙，燕王颇愤愤不平。洪武三十一年[2]，太祖崩，皇太孙即位，是为惠帝。其时诸藩王都拥有兵力，且大多数是惠帝的尊属，不免有些跋扈的表示。惠帝用齐泰、黄子澄的计划，极力裁制他们，对拥有强兵的燕王，尤为注意。燕王久有做皇帝的野心，见形势不佳，便先发制人，以驱除惠帝左右的奸臣为名，起兵南下，号为靖难军。屡次攻陷城邑，双方相持至三年之久。后惠帝因事严办宦官，宦官中有恨惠帝的，便把京师的虚实去报告燕王。建文三年[3]冬，燕王大发兵南下，明年，燕兵渡江，破京师。惠帝不知下落。燕王即皇帝位，是为成祖。改称其原驻地北平为顺天府，于永乐十九年[4]迁都，而以应天府为南京。
惠帝于城破时不知下落，或传已自焚死。但民间纷纷传说惠帝实于城破时逃出，跟他同逃的有程济及河西佣、补锅匠之属，说来凿凿有据。今所传《逊国逸书》载有《致身录》《从亡随笔》，把惠帝的行踪及从亡诸臣的姓名爵里，装点得若有其事。大概燕王用武力夺取皇位，又大施杀戮，颇引起民间的不平，所以大家都相信惠帝未死。或有卷土重来之一日；又经好事者把这故事附会装点起来，就说得“像煞有介事”了。近人胡适著有《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一文，颇有断制，可参阅。
明成祖为人刻忌，其残忍好杀很像太祖。［明成祖诛杀方孝孺等］他即位之初，命儒臣方孝孺起草登极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成祖大怒，要夷他九族[5]，他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收捕他的门生廖镛等为一族，合方氏九族，概加杀戮。又族灭齐泰、黄子澄的全家。御史大夫景清因谋刺成祖，被夷九族，并籍抄他的家乡，称为“瓜蔓抄”。杀戮之惨，更甚于太祖时胡蓝之狱。
成祖的篡夺皇位，得宦官的帮助，所以他十分信任宦官。［明成祖的重用宦官］且以镇守西北的边将，多洪武朝旧臣，不能无疑虑，乃命宦官中有智谋者，参预诸将戎幕，赐公侯服，位在诸将上。又设军营提督，使宦监军。又于京师内设东厂[6]，委任宦官作政事侦探。更屡次遣宦官出使外国。明太祖本有“内官不得与政事”的禁令，至此完全破坏，宦官在政事上占了优越的地位；明朝一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弊政，都开始于此时。
成祖虽刻忌好杀戮，但亦不失为一个振作有为的君主。［明成祖的外征］他曾北破蒙古、瓦剌；
元朝的爱猷识里达腊，于公元一三七七年死，子脱古思帖木耳嗣位。明将蓝玉袭其众于捕鱼儿海，脱古思帖木儿向和林逃走，想依其丞相咬住，至土剌河，为其部下所弑。子恩克卓哩克图继立，三传至坤帖木儿，被其部帅鬼力赤所篡，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统系，从此中绝。不久鬼力赤被其臣下阿鲁台所杀。阿鲁台迎立元后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明成祖遣邱福征讨，败没。永乐八年[7]，成祖亲征，击破之。本雅失里后为瓦剌部马哈木所杀，阿鲁台来降。其后阿鲁台渐跋扈，甚至拘留明朝的使者，并不时在边疆骚扰，成祖曾两次亲征：第一次在永乐二十年，成祖兵至沙狐原，阿鲁台向北逃走，遂班师。第二次在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兵至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踪，以粮尽还兵。瓦剌部在鞑靼西，占有贝加尔湖西面一带及阿尔泰山附近的地方。元亡时，被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所据。明成祖起兵北平时，和他通好。猛可帖木儿死，其部众分属于玛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酋长。永乐十二年，玛哈木想来侵犯边境，成祖就下诏亲征，大破其众于忽兰忽失温。于是瓦剌部的酋长都来谢罪，愿受明朝册封。
南并安南，而几次命宦官郑和带兵出海，遍历南洋及印度洋西岸各国，促进海外交通的发达，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
安南本为陈氏所据，世袭为王。公元一三九九年，被其外戚黎季牦所篡，黎季牦更名为胡一元，自称出舜裔胡公后，改国号为大虞。不久，传位于其子胡奃。诡言陈氏之后已绝，向中国请封，明成祖信以为真，就封他为安南国王。后安南的旧臣裴伯耆把真实情形告诉明朝，陈氏的后裔陈天平也逃到中国，向明朝请兵复仇。明成祖派使切责胡一元父子。胡氏遣使来谢罪，并表示愿迎接陈天平回去做国王。陈天平回至芹站地方，被预伏的安南兵所杀。成祖大怒，就发大军征讨，结果胡一元父子被擒，明朝把安南地方设立交趾布政司。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惠帝于京师攻破时不知下落，民间纷纷传说他逃亡在海外，成祖也很疑心，便借招谕南洋诸番的名义，先后命宦官出海访查，其中以郑和为最著名。［郑和的出使南洋诸国］郑和于永乐三年[8]，奉命带海军三万七千及多量的金帛与航海必用的罗盘针，乘大船六十二艘[9]，由苏州刘家港出发，泛海经福建，出五虎门放洋，南达占城，以次遍历南洋诸国。［郑和的三擒番王］每至一处，便发布明朝皇帝的谕旨，宣示威德，把金帛赠给他们的君长；不服的便用兵力镇压。他到旧港，因酋长陈祖义假意投降，阴谋袭击，便把他擒住。永乐五年，郑和回国，各番国都遣派使臣，随同进贡朝见。将陈祖义在应天府斩首示众。明年，郑和第二次奉命出发，到锡兰，其王亚烈苦奈儿引诱郑和到他国里，一面发兵劫掠郑和的海船，郑和乘其国内空虚，统兵二千余人，出其不意的攻取城堡，擒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郑和回国，把亚烈苦奈儿解至应天府，经成祖特赦释放。其时南洋各番国来归服者更多。明年，郑和第三次奉命出发，至苏门答腊，其王子苏干利谋杀其王，并欲杀郑和，郑和便把他擒住。此后郑和又于永乐十四年奉命出洋，永乐十七年回国；永乐十九年又奉命出洋，明年回国；永乐二十二年又奉命出洋，同年回国；宣宗宣德五年[10]，又奉命出洋，宣德八年回国：前后凡七奉使、三擒番王，为历代宦官所未有。［郑和的航程］他的航程，南到爪哇，西到红海，西南到非洲的竹步[11]，计程万里，亦为前代中国从事海上交通者所未有。
《明史·郑和传》极简略，兹据《明史·外国传》，把当时曾派使招谕的南洋各国，列表如下：
①今译为阿拉伯。
②今译为阿拉伯。
所以“三保太监下西洋”[12]的故事，为当时民间所盛传。从此以后，沿海一带的人民，往海外经商者渐多，实开近代南洋华侨的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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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一三九二年。
[2]公元一三九八年。
[3]公元一四〇一年。
[4]公元一四二一年。
[5]旧时《刑法》有夷九族之刑，被刑者自高祖至玄孙的亲属皆诛灭无遗。
[6]东厂是明内监掌权者的办事公署，专司缉案，永乐十八年置。详见下第五九讲。
[7]公元一四一〇年。
[8]公元一四〇五年。
[9]据《明史·郑和本传》，当时船只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几与近代航海的商船的长度相近。
[10]公元一四三〇年。
[11]Juba。
[12]郑和小名三保，所以当时都称他为三保太监。明人称印度洋西岸为西洋。
第五十三讲 元裔的扰边与明廷的应付
明太祖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但蒙古族在大漠的势力终未消灭。［元亡后蒙古内部的分裂］蒙古自元亡以后，内部分裂，成为鞑靼、瓦剌对立的形势，而瓦剌势力较盛。瓦剌的酋长脱欢攻破鞑靼，立元裔脱脱不花为鞑靼可汗，自为丞相，居漠北。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任，自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徒拥虚名，不能相制。［也先的扰边］也先颇勇武，先后攻破哈密，胁服明边朵颜等三卫，时常侵入长城，攻扰大同、宣府。英宗（成祖曾孙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也先纠合部众，分道大举南下，使脱脱不花攻辽东，自己领兵攻大同。又分兵扰宣府、甘州。明朝的边将敌不过蒙古兵，纷纷逃匿，朝廷一天接到数十次的警报。［英宗的亲征］时英宗宠信宦官王振，王振劝他亲征也先，遂亲率大军五十万，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也先故意退避，引明兵深入。明兵前锋至大同，为也先所败。英宗闻报，急下诏班师。大同总兵郭登请英宗退入紫荆关，王振因其家在蔚州，想乘便请英宗到他家里，便竭力主张仍由居庸关退回。行至土木堡，被也先兵袭击，明兵大败。［土木之变］英宗被掳，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这一件事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英宗被掳后，也先就挟了他引兵入紫荆关，直逼北京。［景帝即位与英宗复辟］时英宗弟王朱祁钰已奉太后命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兵部尚书于谦，督率总兵石亨等奋力抵抗，也先战败，大掠而退。于谦又派重兵镇守大同、宣府，也先屡派兵来扰，都被击退。也先计无所施，而鞑靼可汗脱脱不花又主张与明朝议和，乃把英宗送还。景帝立七年，有疾，明年，石亨等奉英宗复辟。
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又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见济病死，皇储的位置就空悬着。先是英宗被掳，也先兵逼京师，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一个。英宗回国以后，他心里不免有点惭愧。又战将石亨，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后来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私下定议，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为王。并诬于谦等以谋迎外藩，入继大统，坐以谋大逆，凌迟处死。[2]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徐有贞不久被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后来都因谋反事泄，处死刑。
也先既与明朝议和，乘其势力方盛，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立为田盛可汗。［瓦剌鞑靼势力的消长］不久，也先被其部下阿剌攻杀，于是瓦剌部落分散。鞑靼部长孛来，又攻杀阿剌，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麻儿可儿，号为小王子。从此瓦剌势衰，鞑靼复兴。［蒙古各部的统一］至宪宗（英宗子朱见深）成化六年[3]，成吉思汗后裔巴图蒙克立，是为鞑靼的达延可汗[4]。达延可汗统一蒙古各部，为蒙古中兴的一大伟人。他使幼子格埒森札赍尔统治漠北，这一支后来就成为喀尔喀部。使三子巴尔苏和长孙卜赤统治漠南，这一支后来就成为插汉尔部。巴尔苏的长子兖必里克图驻扎河套，这一支后来就成为鄂尔多斯部。兖必里克图之弟俺答驻阴山，这一支后来就成为土默特部。兖必里克图早死，其部下为俺答所兼并，于是俺答的势力独盛。
明世宗（英宗曾孙朱厚熜）嘉靖[5]年间，俺答屡次侵扰边境。［俺答侵边与明廷的应付］三边总制曾铣倡议出兵收复河套地方，为权相严嵩所阻。嘉靖二十九年[6]，俺答起兵攻宣府，入古北口，直逼北京。那时候皇帝深居宫中，一切政事都委之严嵩。各路救兵到北京，严嵩怕交战失败，于自己地位不利，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俺答的兵在北京城外大掠数日。饱载而去。严嵩归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将他正法，而引用他的党羽仇鸾，使他总督京营戎政。仇鸾和严嵩定计，厚结俺答，使贡马互市。俺答所要的是中国的财帛，自然答应了。明年，遂开马市于大同、宣府，每年春秋两市。从此边兵尽撤，俺答更肆无忌惮，往往用疲惫不堪的马索取重价，不照给，便借端寇掠。甚至一方在大同开马市，而一方在宣府寇掠，或在宣府开马市，而一方在大同寇掠。到后来索性早上开马市，晚上便派兵来把那些马抢夺去了。不久，仇鸾死，遂罢马市。但从此以后，俺答时常南犯，边城都被蹂躏。明朝的兵力既不够防止俺答的侵扰，后来总算用喇嘛教及其他方法去笼络他们，才渐渐的相安无事。
蒙古人迷信喇嘛教，在前面已经讲起过。但到了明朝，喇嘛教又另开一新派。原来喇嘛教本盛行于西藏，从蒙古征服西藏以来，极其崇信僧侣，喇嘛的势力极盛。当时西藏的政权，从部酋而移入于喇嘛之手，成为政教合一的局面。明初，喇嘛僧宗喀巴倡言改革，别立宗派，喇嘛教遂分为红、黄两派。旧派喇嘛许置家室，专究幻术。因为服色用红，所以称为红教。新派喇嘛禁止娶妻，排斥幻术，注重修行。因为服色用黄，所以称为黄教。黄教教主的继任法，由大弟子达赖、二弟子班禅转生承袭，称为“呼毕尔罕”[7]。宗喀巴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示寂。[8]三传至锁南坚错，始得蒙古诸部的尊信。明神宗万历七年[9]，俺答和他的孙子黄台吉入藏，迎接锁南坚错到青海、漠南一带去传教。锁南坚错劝俺答不要专事用兵杀戮。这时候俺答已受明朝顺义王的封号[10]，加以锁南坚错的感化，就从此不再侵犯明朝的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