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死后，三传至卜失兔，国势大衰，而东方的插汉儿部转盛，遂与新兴的满洲发生交涉。
统观明朝一代，蒙古族与中国始终取抗争的局势。［明廷应付蒙古的失策］造成这种局势自然有许多原因，但明廷的应付失当和明中叶以后政治的腐败，可说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大原因。当明朝初年，兀良哈部内附，太祖就其地分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成祖夺取皇位，曾借用三卫的兵力，结果把大宁卫[11]北部近三卫的地方让给他们，作为酬报。于是三卫势力渐盛，渐渐向大宁旧属侵略。三卫的地方既放弃，明初在元上都所建立的开平卫，地势上便成孤立，到宣宗时（成祖孙朱瞻基），不得不把卫治移至独石，而中国遂无力控制漠南和辽西。这是明朝对于国防方面的大失策，又当成祖时，蒙古内部分裂，大可乘此时机，经略北边，但成祖急于同室操戈，竟把国防要地，任意让给外族，后来虽曾亲征瓦剌，但不曾给以重大的惩创。其后宦官权臣，相继专权，政治弄得十分腐败，更没有能力去应付强悍的外族了。
* * *
[1]公元一四四九年。
[2]这是一种最惨酷的刑罚。先把犯人的肢体断绝。然后割断他的喉管。唐朝以前还没有这种惨酷的刑罚，虽谋反大逆，亦止杀头而已。五代时才于法外置凌迟一条，宋以后，凡犯大逆与逆伦重犯，都用这惨酷的刑罚。
[3]公元一四七〇年。
[4]明译为大元大可汗，即《明史》正嘉以后所称“小王子”者，为元太祖十五世孙。
[5]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
[6]公元一五五〇年。
[7]黄教既禁止娶妻，不能不别立继承法。宗喀巴死时，遗嘱大弟子达赖喇嘛、二弟子班禅额尔德尼世世以化身转世。当他们将死时，预示自己托生的处所。由门徒访寻迎奉，称为“呼华尔罕”，意思就是“转世”。
[8]成化十五年，当公元一四七九年。佛徒死叫做“示寂”。
[9]公元一五七九年。
[10]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娶妻美，被俺答所夺，把汉那吉就投降明朝。把汉那吉本来是俺答的妻抚养长大的，她怕明朝把把汉那吉杀掉，日夜向俺答哭泣，因此俺答向明朝求和，受明朝的封号，事在穆宗隆庆四年（公元一五七〇年）。
[11]明改元大宁路为大宁卫。
第五十四讲 倭寇与朝鲜战争
蒙古以外，与明朝发生交涉，而使明朝大受侵扰的外族，便是日本。
日本自与元朝冲突之后，就禁其人民与中国交通。［倭寇的起源］一班从事于海外贸易的“倭商”，本系边地的无赖居民，禁止交通则无利可图，便多流落为海盗。恰值日本当时有南北战争，南朝战败，其遗臣逃入海中，遂与海盗勾结，侵略中国。于是中国和朝鲜的沿海，乃有所谓“倭寇”出没。明初倭寇已屡来侵扰中国沿海各省，太祖特命汤和等在浙江、福建等处筑濒海城以资防守。其后日本大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濒海的诸侯国，都欲和中国及朝鲜通商，以救济财政上的困难。而那时候浙江、福建、广东都设有市舶司，倭商还以贸易为生计，亦不肯公然劫掠。倭寇的问题暂时寝息。到了世宗时，日本足利幕府的势力已经衰弱，而中国亦废弃市舶司，对外贸易由土豪劣绅包揽，往往拖欠货款不还，倭商乃又一变而为海盗，向中国沿海劫掠。［倭寇的渐次猖獗］汉奸汪直、徐海等更勾结倭商，为之谋主，于是倭寇的声势十分猖獗。上海、金山、昌国等卫城，相继失陷，江南北、浙东西都大被骚扰，甚至沿江深入，直逼南京。其时严嵩当国，负防倭责任的，大都是他的党徒，只会侵饷冒功，一无防御的计划，倭寇往往以数十人侵略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后来朝廷命巡按御史胡宗宪总督军务，设计诱降汪直、徐海，浙东一带，渐渐安定。倭寇沿海东掠，又被巡抚都御史李遂击破之于庙湾，江北也就此平定。倭寇窜到福建，又被总兵官俞大猷、副总兵官戚继光等攻破于平海卫，于是倭势渐衰。然犹踞台湾，出没于近海一带。［倭寇势力的衰弱］万历时，尚来侵犯广东、浙江，那时候海防巩固，倭寇每次失利，从此倭患就渐渐平息了。
倭寇是日本的海盗，其扰害中国沿海，只是一种寇盗行为，算不得日本国家的行动。到了万历年间，因日本丰臣秀吉的西侵朝鲜，却引起了中日两国的正式冲突。
“倭寇”二字，向为日本人之侵略中国者的总名称。以广义言之，新罗时代的神功皇后，明朝中叶的丰臣秀吉，中日战争时代的明治天皇，都可包括在内。狭义言之，则所谓“倭寇”，都是日本的无赖边民与失败军人的一种寇盗行为，不必一定含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味。但我们读历史，第一要把每一事件的背景看得清楚，如果把日本的海盗和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相提并论，那就把朝鲜战争所含的严重性质减轻了。例如，最近[1]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国，我们倘不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仍混称之为“倭寇”，不但名实不符，简直带一点欺骗民众的性质了。所以这里所称的“倭寇”，单指狭义的倭寇而言，庶几名实相符，使读者对于这种史迹，有深切的认识。
从前日本的政权，被大军阀所组织的幕府掌握着，并不在天皇手里。［日本幕府时代的政治］所谓“幕府”，它的起灭，仿佛我国朝代的兴亡。一幕府倒，一幕府兴，便分封其将士于各地，拥护自己，就是所谓“诸藩”，当足利氏幕府势力衰弱的时候，分布各地的诸藩，互相争斗，全国成瓦解之局。有织田信长者，提倡尊王主义，号召全国，用兵力打平本洲地方的一大半，自为右大臣，专制国政，明万历十年，其部将明智光秀作乱，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那时候也是织田信长的部将，他就起兵讨平乱党，以次平定割据的诸藩，统一全国，自为太政大臣，专制国政。当织田信长时代，丰臣秀吉曾献议伐朝鲜，欲取道朝鲜，侵略中国。那时候日本内部未统一，所以他的计划，不曾实行。丰臣秀吉既统一全国，掌握政权，便派遣使臣至朝鲜，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并且要朝鲜做侵略中国的向导，朝鲜不从。［丰臣秀吉的进攻朝鲜］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便发大军进攻朝鲜。其时朝鲜军备废弛，党争剧烈，就不能抵抗外来的强寇；朝鲜王李昖逃至平壤[2]，不能立足，再逃到别的地方，派人向明朝求救。明神宗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发兵救应。明兵与日本兵战于平壤，日本兵败，汉江[3]以北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恢复。不幸李如松轻率前进，遇着伏兵，大败于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大军丧失甚多，李如松几乎阵亡。［明朝援救朝鲜的失败］于是双方进行和议，但迁延数年，终于决裂，战争又起，而明兵大都失败。万历二十六年[4]，丰臣秀吉死，遗令罢兵，朝鲜王才回居京城，中日的交涉也就此结束。所谓朝鲜战争，先后凡七年，明朝损失兵力数十万，糜费饷项数百万，结果还是以不了了之。从此中国的实力已经暴露于天下，遂起满洲民族的觊觎。所以朝鲜战争和明朝的灭亡实在大有关系。
五代时王建建高丽国，明初被其臣下李成桂所篡，改国号为朝鲜。开国之初，兵力亦颇强盛。其后因注意文治，武备废弛。加以朝鲜半岛，佛教久已盛行。后来宋朝的理学输入，使朝鲜人沾染了高谈义理，不顾实际的习气。朝鲜王李昖当国时，朝中分东西两党，互相倾轧。据东党的观察，日本决不会向朝鲜进攻，遂一无设备。等到日本兵逼近京城，才仓卒调兵应付，自然无法抵抗了。
* * *
[1]最近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2]平壤，朝鲜平安道的首邑，据大同江北岸，北负大城山，形势极险要。
[3]汉江，朝鲜的大河，全长约三百四十里，其下游二百里，可通舟楫。
[4]公元一五九八年。
第五十五讲 明代的宦官权臣与党祸
明代自中叶以后，北蒙南倭，交相煎迫，而宦官权臣，又相继盗窃政权。到末年党祸纠结，流寇蜂起，姓朱的天下就此断送了。
明太祖本定下宦官不得干政的训条，自从成祖破坏太祖遗法，引用宦官，已种下了宦官乱政的祸根。［英宗以后的宦官乱政］英宗因宠任宦官王振，酿成土木之变。宪宗荒于女色，政事都委之宦官：最先宠任宦官汪直，命他提督西厂[1]。汪直屡次以细故兴大狱，死在他手里的人不知多少。其后汪直因罪被杀，而宪宗却又宠任宦官梁芳等。宪宗晚年颇信道术，又素来宠爱贵妃万氏，因此梁芳等和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结合，一味巴结万贵妃，把明朝历代所积下的藏金七窖，都挥霍光了。孝宗即位，把梁芳等一班小人杀掉。但宦官专政的局面，已积重难反。到武宗即位，又宠任宦官刘瑾。当时于东西厂之外另设内厂，命刘瑾主持其事。刘瑾遂勾结同党，诱导皇帝荒淫嬉戏。当时的皇帝，住在一所特别建筑的所谓“豹房”里面，什么事都不顾问，任凭刘瑾等一班小人在那里擅作威福，把朝政搅乱得不成样子。后来刘瑾被人告发，得罪处死。而武宗的荒嬉已成习惯，竟听信了江彬的话，常常出游大同、宣府，以致人心皇皇，谣言蜂起，宁王朱宸濠就乘机叛变。
宁王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五世孙，一向住在南昌。他见朝政腐败，久有篡夺皇位之意。时武宗荒嬉无度，人心不安，他便蠢蠢欲动。御史萧淮，摭取他图谋不轨的事实，据以上奏，并请先解散他的护卫兵士。宁王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先发制人，发兵攻下九江、南昌，那是正德十四年[2]的事情。是年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讨宁王，直捣南昌，宁王还兵相救，被王守仁大败于樵舍，宁王被擒。宁王起兵仅五个月便失败了。
宁王之乱，不久被王守仁所讨平，武宗也就死了。［严嵩的登用］世宗即位，颇能抑制宦官，改革弊政。但他中年以后，迷信神仙，天天在宫中斋醮，把朝政委之大学士严嵩。严嵩是明代著名的权奸，他专事排斥异己，引用私人，卖官鬻爵，无所不为。以前宦官弄权，本已贿赂公行，到严嵩当国，贪黩更甚。他后来得了罪被没收家产，据《明史》所载，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金百余万两，其他珍宝不可胜计。［严嵩的贪黩］而实际还不止此数，其贪黩实为历代权奸所未有。
明代宦官擅权，广收贿赂，到失败时，没收家产，其富有往往骇人听闻。如王振籍没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刘瑾籍没之数，像王鏊笔记，有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其他珍宝无算。至魏忠贤声势更甚，他籍没时有多少家产，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然其数目一定超过以前的宦官。但纳贿并不限于宦官，大概势之所在，贿即随之。如江彬以武人得宠，籍没时有黄金七柜，白银二千三百柜。世宗时宦官没有擅权者，但严嵩为相二十年，《明史》所记他被籍没的家产，其数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他的儿子严世蕃与其妻藏金于地窖中，每窖百万，有数十窖之多。则《明史》所载尚非实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奏章上说：“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将弁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掊克[3]百姓。”王宗茂弹劾严嵩，也说：“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他们的话，把权奸贪黩的影响说得很透彻。所以明中叶后吏治腐败，兵威不振，宦官、权奸的贪黩无厌，实为重大原因。
世宗二传而至神宗，那是明朝最昏庸的皇帝了。［神宗的昏庸及党争的酿成］初即位时，张居正辅政，政事尚算清明。其后自亲政事，荒于酒色，竟有二十多年没有上过朝堂。政局黑暗，是非无定，于是就引起了朋党之争。先是无锡人顾宪成失职在野，在故乡修复东林书院，聚同志讲学，往往议论时事，批评朝政，一时名流附和他们的很多，朝臣也有一部分和他们互相呼应，东林之名，盛极一时。［东林党］后来邹元标、赵南星等相继在东林书院讲学，都以气节自负，立志和恶势力相奋斗。一方面忌刻他们的人也日渐增多，于是政治上形成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两派。
当时非东林党又分四派：（一）宣昆党，以汤宾尹，顾天埈[4]为领袖，收召党徒干预时政；（二）齐党以丌诗教[5]为领袖；（三）楚党，以宫应震[6]为领袖；（四）浙党，以姚宗文为领袖；这三党和宣昆党互为声援，攻击东林，排斥异己。
东林党人本来是倾向于意气的反抗态度，对于不相投合的人，往往尽力攻击，不肯稍留余地。［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争执］反对他们的人，也就连结一气，专以排击东林党为能事。到后来，因宫廷细故，双方攻击得很厉害，就形成了一个誓不两立的形势。
当时因宫廷细故，发生“三案”，渐引起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严重斗争。所谓“三案”者，即“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神宗时，有一男子持梃闯入东宫[7]，被捕后，供称出于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神宗皇后王氏无子。恭妃王氏生子名常洛，后贵妃郑氏也生一子，名常洵。神宗宠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经朝臣力争，才立常洛，郑贵妃不免有点怨望，所以这桩案子，郑贵妃是有嫌疑的）。于是东林党主张严究主使者；非东林党则主张把那闯入宫中的男子，作为疯癫者定罪，不必穷究；因此两党大起争论：这便是所谓“梃击案”。神宗崩，光宗即位，没有几天就生起病来，宦官崔文升进泄泻剂，光宗服后，精神就此萎顿起来。鸿胪寺丞[8]李可灼呈进红丸一颗，光宗服后，精神觉得爽快些，就命他再进一颗，不料吞服后到明天就死了。东林党主张应严办举荐李可灼的方从哲，非东林党主张应严办李可灼，于是两党又起争论：是为“红丸案”。光宗崩后，其宠姬选侍[9]李氏，想住在乾清宫里。东林党人以为选侍既非皇长子（即光宗的长子朱由校）的嫡母，又非生母，不得留居正宫，力持异议，选侍不得已，只好移居他宫。非东林党以为不应薄待先朝嫔御，于是两党又大起争论：是为“移宫案”，这三案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当时的士大夫却当作党同伐异的资料，事情过去了，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可见明朝的党争，偏于意气，和东汉的党争又不同了。
神宗崩，子朱常洛立，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不到一年便死了。子朱由校立，是为熹宗。熹宗也是一个昏庸的君主。［魏忠贤的专横与东林党的失势］宠信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宦官魏忠贤与客氏私通，因此得熹宗宠信，命他提督东厂。魏忠贤是一个不识字的阴狠小人，得势之后，自然十分放肆，便大遭东林党人的攻击。于是非东林党人就和他相结，希图把持政局，压倒敌党。御史崔呈秀，本以勾结魏忠贤得官，又曾被赵南星、高攀龙[10]攻击，非常愤恨，就把东林党人的名单交与魏忠贤，请他设法一网打尽。［东林党中著名人物的被杀］魏忠贤就逮捕东林党中最著名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等十二人，加以杀害。又把东林党人的榜示全国，并废毁国内所有书院，禁止他们活动。从此以后，魏忠贤的势力大盛，其党羽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自内阁六部至各省巡抚、总督，差不多全是他的党羽。浙江巡抚潘汝桢竟首倡替魏忠贤建立生祠，各省争先仿效，每建一祠，动费万金。监生陆万龄，甚至上疏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子，熹宗也居然听从。皇帝的昏庸，士流的无耻，竟到了这种地步，政治那里还有清明的希望。直到熹宗死后，皇弟朱由检继立，那便是明朝末代的思宗皇帝[11]。［党争的影响］思宗即位后，逮治魏忠贤，忠贤惧罪自杀。但朝臣党争的风气已成，边臣名将如熊廷弼、袁崇焕等，也都受了党争的影响，不能有所施展，以致关外的满洲势力日益强大，终于夺取明朝的统治权而代之。
* * *
[1]西厂，明内监掌权者办案之所。成祖始设东厂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宪宗时又别设西厂，以汪直督之。
[2]公元一五一九年。
[3]剥削百姓的意思，语本《诗经》。
[4]汤宝尹字熹宾，宣城人；顾天埈，昆山人，所以称为“宣昆党”。
[5]丌诗教，山东莱芜人。山东一向是齐国的地方，故称丌诗教一派为“齐党”。丌，音姬（编者按：丌作姓氏音“齐”，作底座讲音“姬”。）。
[6]宫应震，湖北人。湖北一向是楚国的地方，故称宫应震一派为“楚党”。
[7]太子所居的宫，称为“东宫”。
[8]鸿胪寺丞，鸿胪寺的属宦，掌赞导襄礼等事。
[9]选侍，女官名。
[10]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与顾宪成齐名，时称“高顾”。
[11]清朝改谥为壮烈帝。
第五十六讲 满清的兴起
满洲本是女真的部属，也就是金国的后裔。［满洲的来历］
满洲本名“满住”，乃“文殊”二字的音转。明朝中叶，有李满住者，从朝鲜咸镜道移居兴京，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统其部落，以“满住”二字为尊号，至清太宗皇太极才以满洲为部族的名称。后人因今东三省为清太祖、太宗所经略，遂称其地为满洲。今又分称南满、北满，以吉林长春县为分界线。
金末时，有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住在长白山东面的鄂多理城。传了几代到孟特穆，迁居于赫图阿拉，受明朝的任命，为建州卫都督。
明初仿唐朝“羁縻州”的制度，于女真旧部设建州、海西、野人三卫。建州卫为明成祖所设，以其酋长为指挥等官。分据吉林附近及穆稜河流域，每年朝贡。后又增设建州左卫，居于朝鲜咸镜道。宣宗时，建州卫迁其部落于辽宁的桓仁及兴京。英宗复分左卫置右卫。是为建州三卫。海西卫，在吉林松花江以西。野人卫，在吉林东部及滨海一带。
到明神宗时，他的后裔努尔哈赤创立旗兵制，先后翦灭海西、野人诸卫的部落，威势忽盛。［满洲内部的统一］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努尔哈赤自称满住可汗，因其祖先曾经在中国建立金国，极盛一时，所以仍旧称为金国，历史上称它为后金。那时候后金的版图，差不多有现在的辽宁、吉林两省地方了。
满洲兵制，初分为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后又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每旗计兵七千五百人，设有都统及二副都统；其下称为参领，领兵一千五百人；又其下称为佐领，领兵三百人。满洲编制户口，也以八旗分别，所以满人又称“旗人”。
努尔哈赤像
努尔哈赤既自称可汗，便野心勃勃，图谋向中国内部进攻。［满洲的进攻与辽东的陷落］万历四十六年，他就借了“七大恨”[2]的名目，起兵攻占抚顺，进兵围攻清河堡。明朝政府得到抚顺失守的消息，便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带了号称二十万的杂色军队，分兵四路，征讨后金，那时候努尔哈赤统着他积极编练的八旗兵，声势方盛，明朝的杂色军队那里敌得过他。努尔哈赤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明朝的四路军击破了三路，其中萨尔浒山一战，把明兵正面的一路打得全军覆没。努尔哈赤的军队便乘胜攻下了开原、铁岭。明朝得到警报，改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是很熟悉辽东的情形的，受命之后，赶赴辽阳，整肃军纪，招集流亡，筹置战具，修缮城堡，为长期抵抗之计。但不久熊廷弼被朝臣所排挤，由袁应泰继任为经略。袁应泰本是一个精敏强毅的人，而用兵却非其所长。他既代熊廷弼为经略，对部下十分宽纵，又招致蒙古诸部的流民，命他们和内地的百姓同居，并且十分优待他们，想得他们的助力，收复清河、抚顺。努尔哈赤见袁应泰不懂军事，以为有机可乘，便派兵向辽阳、沈阳进攻，那些蒙古流民又在内响应，明熹宗天启元年[3]，努尔哈赤攻破沈阳，进陷辽阳，袁应泰自杀，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卫城完全为后金所有。努尔哈赤就从赫图阿拉移居辽阳，后五年，又迁至沈阳，改名盛京。从此兴建宫殿，渐具独立帝国的规模。
辽阳、沈阳同时失守，兵事的争点乃移至辽河以西。［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明朝再起用熊廷弼为经略，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廷弼定下“三方布置”的策略：以马步兵驻广宁，沿辽河岸筑保垒严密防守；以舟师分防天津、登州，莱州，准备乘虚冲击满洲南部，经略坐镇山海关，节制双方。但王化贞不听他的调度，常常和他争执。朝廷大臣，因党派的关系，大都附和王化贞，熊廷弼到处受着掣肘，因此三方布置的计划没有成功，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于天启二年攻入山海关。王化贞弃广宁，和熊廷弼逃入关内，得罪下狱。后来熊廷弼被斩首，而王化贞竟得保全生命。
广宁既失，辽东的事情更紧急了，明朝乃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经略蓟辽。［辽西的固守］孙承宗采用袁崇焕的主张，命袁崇焕在宁远筑城坚守。那时候后金方在经营沈阳都城，按兵不动，边境稍为安静。孙承宗在辽三年，因为不附和权阉魏忠贤，被魏忠贤所排诋，不得已向政府辞职。天启五年，孙承宗免职，以高第代为经略。高第畏怯无能，以为关外不可守，主张退守山海关，撤退锦州的驻兵，袁崇焕独坚守宁远不退。明年，努尔哈赤大发兵攻宁远，袁崇焕用向葡萄牙人购来的红夷大炮抵敌，努尔哈赤因此身受重伤，不久即死。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于天启六年继立为后金可汗。［满洲南侵与袁崇焕的冤死］皇太极做了可汗以后，先用兵威胁朝鲜，要挟朝鲜和明朝断绝关系。天启七年，皇太极大发兵攻宁远、锦州，受袁崇焕猛力的抵抗，大败而回。皇太极因宁远山海关方面用兵不利，于思宗崇祯二年[4]改由大淩河上游，联合蒙古喀喇沁等部，使为向导，抄入龙井关，破遵化，京东州县，相继失守，后金兵直逼北京。北京戒严。袁崇焕闻警，率军由山海关兼程来救。其时皇太极屯兵南海子，捕得明朝的太监二人，使用计故意在这两个太监面前走漏消息，说什么袁崇焕和后金有某种密约，随后把这两个太监放回，让他们把这消息去报告明朝。袁崇焕在先曾向朝廷建议和后金议和以为缓兵之计，又曾捕杀跋扈难制的东江总兵毛文龙。思宗对他本已有点疑心，至是遂听信朝臣的谗言，把他处死。又复起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命他督师抵抗后金。后金兵在北京附近大肆焚掠，后因各地援兵齐集，就从冷口关退去。关内的城邑，都给孙承宗恢复了。
毛文龙于明天启元年[5]受命为辽东都司，用水军经略辽东半岛南部，攻扰鸭绿江口，满洲很受威胁。当时毛文龙盘据鸭绿江口外的皮岛[6]，建东江镇。他并非完全忠于明朝，颇有些海盗的行径。袁崇焕怕他日后跋扈难制，于天启二年六月，假阅兵为名，把毛文龙诱至双岛，加以杀害，派人代守皮岛。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不服，逃奔山东巡抚孙元化。崇祯四年，满洲兵攻大淩河，孙元化派孔有德带兵救应。走到半路，部下因粮食缺乏起了变乱，占据登州，明朝派兵围剿，孔有德、耿仲明无可奈何，携带了红夷大炮，投降满洲。皇太极非常欢迎，就把他们的军队改编为天祐军。崇祯十年，孔有德、耿仲明助满洲攻取皮岛，从此满洲更没有什么后方的顾虑了。
当满洲强盛的时候，鞑靼达延可汗的后裔察哈尔部林丹汗也想恢复达延可汗的基业。［满洲对蒙古的征服］但鞑靼的部落如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等，都不服从林丹汗，反向满洲投顺，使林丹汗的计划受了挫折。明思宗崇祯元年，皇太极和喀喇沁各部曾攻察哈尔部，把察哈尔势力驱出西喇木伦河流域。［皇太极的称帝］崇祯五年，皇太极又联合蒙古归附的各部，逼迫林丹汗向西退走。林丹汗带了他的部众，经归化渡黄河，到甘州得病而死，其部众数万人，都被皇太极收编了去。于是皇太极无后顾之忧，便于崇祯九年[7]，自称皇帝，改建国号为清。这便是清太宗。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后来被尊为清太祖了。明年，皇太极用兵征服朝鲜。［征复朝鲜］再过两年，林丹汗的儿子向皇太极投降，并献其祖遗的所得于中国的传国玺[8]，从此漠南各部都归附满洲。那时候清国各方的敌人，差不多已完全降服，便可用全力对付明朝了。
* * *
[1]公元一六一六年。
[2]当努尔哈赤起兵时，曾书“七大恨”告天。详可看《通鉴辑览》。
[3]公元一六二一年。
[4]公元一六二九年。
[5]公元一六二一年。
[6]在辽宁南大海中。
[7]公元一六三六年。
[8]传国玺即皇位之玺，为秦以后历代相传之宝器。五代割据时，至以得玺者为正统。元顺帝出亡时，带了此玺以去。到林丹汗的儿子，又拿来献给清朝。但历代时得时失，是否秦朝的原玺，已不可知了。
第五十七讲 天主教的传来及其影响
天主教就是基督教中的罗马旧教。[1]［天主教的来历］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是唐朝的景教。到了元朝，曾与欧洲教皇及基督教国王互通信使[2]，而且国内盛行也里可温教[3]。元朝亡后，一切带有外族色彩的，尤其是元朝所尊信的宗教，都不免受到压迫，也里可温教的势力也就衰落了。到十六世纪初叶：欧洲发生宗教革新运动，罗马旧教大受打击。旧教中有老卫道的人，便组织了一个耶稣会，设法改良内部，图谋恢复已失的势力。那时候葡萄牙人已经绕过好望角，在东方得了许多属地。耶稣会的教士为补偿他们在欧洲的损失，便请得了葡萄牙政府的同意，到东方各地来传教。
公元一四八六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葡萄牙人地亚士[4]，沿着非洲西岸，向南航海，直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四九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葡人发斯科达伽马[5]竟绕过了好望角而达到印度西岸的科利库特[6]，遂发见印度洋的新航线。一五一〇年（明武帝正德五年），葡人略取印度的卧亚[7]为根据地，逐渐扩充势力，及于南洋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处。一五一五年（明武宗正德十年），葡人拉斐尔伯斯德罗[8]乘葡船来中国。明年，葡印度总督派遣使臣，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明廷不答允他，但葡商仍居留在广州的上川、电白、澳门三处，并上溯到泉州与宁波。一五三五年（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开澳门为商埠，明廷每年收地租二万金。这是中国人允许外人租地之始。其后葡商屡次请托地方官吏扩充境地，并设官置兵，俨然视为领土。因此耶稣教会中人要想到中国来传教，非先请得葡政府的同意不可。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9]，耶稣会的东方布教长方济各[10]由印度走海道来中国，不幸到广东的上川岛，便得病而死。［方济各、利玛窦的先后东来］神宗万历八年[11]，意大利人利玛窦[12]从澳门到广东的肇庆，宣传天主教教义。利玛窦是一个聪明机警的人，他一到中国，就改着中国的服装，学中国话，读中国书，一切起居饮食都仿效中国人，务使中国人对他不起什么疑窦。他又觉得单纯的传教，不容易收效，应该先从介绍西洋学术方面下手，就把在罗马时所学得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向中国人讲演，果然引起一般士大夫的注意，渐渐和他亲近起来。他于讲演学术之余，宣传天主教的福音，居然把当时的总督收为信徒。于是得了这位总督的保护，再至韶州传教，在那里建立教堂。他又用医病为传教的手段。万历二十六年[13]，遂借医病的机会，跟一高级官员到南京。［利玛窦到南京、北京］明年，又到北京，那时候明朝正和日本为朝鲜事件开战，他恐遭嫌疑，又回到南京。他在南京结交官场，广通声气并设立医院，为传教机关。于是信徒渐多，并于上海建立天主堂，开十字街。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使人至澳门筹得大宗款项，偕同他的友人西班牙人庞迪我[14]由运河至北京，贡献天主像、圣母像、《天主经》、十字架、报时钟、《万国图志》等。神宗皇帝很优待他，命他得在京师建立教堂，从事传教。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死于北京，南京方面反对天主教的空气突然紧张。［利玛窦死后的影响］
当时反对派所持的理由，大概是（一）指天主教的教主是胡人，并且是有罪而被官府杀死的囚徒，不应该崇拜他。（二）天主教的仪式有洒圣水、抹圣油等名目，夜聚晨散，是违反《大明律》“私家不准告天”的禁条。（三）天主教徒讲演天体运行的学说，又与《大明律》“不准私习天文”的禁条相抵触。于是一般人随声附和，都指天主教为邪教了。
万历四十四年，明廷下令禁止传教，并将在京教士逐回澳门。后来明朝和满洲人打仗，需要铳炮抵御，始于熹宗天启二年[15]，从澳门召回教徒阳玛诺、[16]罗如望[17]等制造铳炮。明年又召用毕方济[18]、艾儒略[19]等，天主教的禁令才解弛，其时留在京里的传教士，有庞迪我诸人，后又来了一个德意志人汤若望[20]，都能继承利玛窦以来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到明朝末年，教徒已达数千人。［明亡后天主教的势力］明思宗与永历帝的太后[21]都很相信。永历帝的太后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他替明朝祈祷。[22]清人入关后，天主教势力并未衰歇，到康熙[23]时信徒已有几十万之多。康熙四十三年[24]，因罗马教皇改派传教师至北京，不许教徒崇拜祖先，大触清圣祖之怒，把那传教师逮捕，押送澳门，并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者一概出境。从此以后，历世宗、高宗、仁宗三代，均严禁人民信教。惟新教一派，却于仁宗时代，传入中国。
利玛窦传教时，为迎合中国人心理起见，允许入教的教徒，保存其从来的习惯仪式，祖先的崇拜与孔子的崇奉，概不禁阻。故清廷虽未明令允许人民信教自由，然当时信徒已渐渐增多。但利玛窦的传教方法，后来被教中的别派所反对，上书罗马教皇，指摘这种传教方法，是破坏基督教的教义。教皇遂另派教士至北京，发表教皇的教书，命不从教皇命令者退出中国。
当明朝中叶以后，海上交通十分发达，中西文明开始接触，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渐渐不够应付这时代的环境，加以明中叶后士大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好空言不务实际，颇使有识之士感到知识上的饥荒。［天主教传来时的时代背景］所以天主教徒所带来的西洋的科学知识，正适合于当时学术界的需要，而利玛窦那样的人物，便受一部分士大夫的欢迎了。［徐光启与李之藻］当时朝臣如徐光启[25]、李之藻[26]等都很尊信天主教，并从利玛窦研究西学。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大受士大夫的欢迎，而李之藻所译《名理探》一书，实为论理学最初的译本。利玛窦通中国文字，译著亦甚多。［利玛窦的著述］关于天文地理的，有《乾坤体义》《坤舆万国图》《万国图志》等；关于说明天主教教义的，有《天主实义》关于发表其对于儒佛两教的感想的，有《二十五言》；关于音乐方面的，有《西琴曲意》。而利玛窦的朋友庞迪我在北京的时候，曾参加历法修正，颇为朝廷所重视。这些都是天主教所以能在中国传布的原因，同时也是西学随宗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明熹帝重召天主教徒回中国的时候，除罗如望、阳玛诺等耶稣会教士外，有不少住在澳门的西洋人，受明朝雇用，或制造铳炮，或在军队中服务，因当时铳炮的成效很好，一般人对于西洋科学更加一层的信仰。［明人对于西洋科学的信仰］天启七年[27]，汤若望到北京。后因徐光启的推荐，任钦天监事，命修订历法。汤若望与南怀仁[28]等开设历局于首善书院，制造仪器，并编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29]，新历告成。［汤若望、南怀仁等的修订历法测绘地图］过了二年，因新历对于日食的推算较为准确，就下诏改用新历。但不久明亡，新历又搁置。清人入关，汤若望、南怀仁仍先后任钦天监监正，得清世祖、圣祖的信任。当时并命教士白进[30]、德玛诺[31]分赴各省测绘，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用经纬度实测地图之始。至今无论中国外国所出版的中国地图，还是把它当作蓝本哩。
历法向为中国人所重视。那时候沿元朝以来沿用的“大统历”，因墨守成法，不加修改，对于日食等渐有误推之弊。汤若望深明历法，又得徐光启等的尽力赞助，所以新历书对于日食等推算，十分正确。
自国外交通日渐发达以来，经外国传入的宗教原也不少，要以印度的佛教和欧洲的天主教的传入，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最大：佛教的传入，使中印文化合流；天主教的传入，使中西文化接融。［天主教传来后的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旧两教在中国势力的广布，那是另有原因，留待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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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分新旧两派：旧教奉罗马教皇为宗主，一名加特力教，我国人称为天主教。新教即俗称的耶稣教。
[2]教皇英诺森第四（Innocent IV）曾遣柏朗嘉实（Plan Carpin）来朝见元定宗。法皇路易第九（LouisIX）亦曾遣教士路卜洛克（Rubruck）来谒元宪宗。
[3]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之一派。详可看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东方文库第三十七）。
[4]Bartholomew Diaz，今译迪亚士。
[5]VascodaGama。
[6]Colicut。
[7]Goa。
[8]Rafael Perestrello。
[9]公元一五五二年。
[10]Francis Xavier。
[11]公元一五八〇年。
[12]Ricci Matteo。
[13]公元一五九八年。
[14]Didacus Pantoja。
[15]公元一六二二年。
[16]Emmanuel Diaz。
[17]Joao do Rocha。Franciscus Sambiaso。
[18]Julius Alenj。
[19]Adam Schall。
[20]永历帝朱由榔，神宗的孙子。明亡后，在肇庆称帝。尊其继母王氏为皇太后。
[21]原书现尚保存在罗马耶稣会藏书楼中。
[22]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
[23]公元一七〇四年。
[24]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累官至礼部尚书。
[25]现在上海的徐家汇，就是他的故宅。
[26]李之藻字振之，仁和人。累官至太仆寺少卿。
[27]公元一六二七年。
[28]Ferdinandus Verbiest。
[29]公元一六四一年。
[30]Bouet。
[31]Hinderer。
第五十八讲 流寇覆明与清人入关
明朝末年，关外满洲势力骤然强盛，已使明廷穷于应付，而直接颠覆明朝者却不是满清而是流寇。［酿成流寇的原因］明中叶后，政治腐败，习俗奢侈，加以武宗以后不绝的增加田赋，和其他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使一般民众普遍地感到生活的苦难，实为酿成流寇的大原因。
明从武宗以后，屡次加征田赋：正德九年[1]，因建筑乾清宫，加征一百万，这是加征田赋之始。世宗嘉靖三十年[2]，因边境多事，又加征江南、浙江田赋一百二十万。到满洲兴起，边用愈绌，于是又另立“辽饷”名目，从神宗朝到思宗朝，先后加征到六百八十万。最后因流寇蜂起，更加征“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二十万。统计明代加赋，先后近二千万。田赋加征以外，神宗又用张位、仲春的计划，于万历二十四年[3]开征矿税，派遣宦官主持。他们与奸民相勾结，无恶不作。官吏持正，就控他阻挠；资产稍富，就诬他盗矿；良田美宅，就指为下有矿脉，须加发掘；弄得民怨沸腾。同时又增设各省税使，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此外又有门摊商税，油杂布税等等名目。水路要道，相隔数十里，即树旗立局征税。骚扰搜刮，达于极点。
当魏忠贤擅权时，他的私党乔应甲等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都贪黜不堪，人民更受到非分的剥削。［流寇的蜂起］思宗崇祯元年[4]，陕西一带大饥荒，延安一府更甚。人民不愿饿死，便群起为盗。首先发难的是府谷王嘉胤与白水王二。最强的一伙是安塞的高迎祥。各地的被裁的驿夫和闹饷的溃兵，都归附他，他自称闯王。崇祯三年，张献忠起兵延安，自称八大王。明年，米脂人李自成也自称闯将，与张献忠等联合。而其他各地土匪蜂起，有什么一斗谷、满天星等，不胜枚举。
当时流贼蜂起，他们各有奇怪的绰号，除一斗谷、满天星外，还有横天一字王、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天飞、黑煞神、一盏灯、开山斧、老曹操等奇怪名称。
陕西盗匪初起之时，明廷派兵剿办，匪众窜入山西，明廷派兵于陕西、山西两方同时并剿，匪众又窜入湖南、湖广、四川，政府军疲于奔命，而匪众却东窜西流，飘忽无定，且势力一天大似一天。［匪势的坐大］崇祯七年，陈奇瑜总督各路剿匪军队，四面围剿，匪众误入车厢峡，大受围困。高迎祥用李自成计，假作投降，陈奇瑜信以为真，把投降的匪众解送西安，分头遣散，不料匪众一出栈道，重又叛变。于是陈奇瑜被朝廷拿办，改命洪承畴专办西北军务，卢象升专办东南军务。崇祯九年，高迎祥被陕西巡抚孙传廷擒杀，李自成逃往甘肃，张献忠也被卢象升打败，逃往湖北，又被左良玉围困，不得已而投降，匪祸已略有肃清的希望，不料清兵南下寇略，各路剿匪军队被调回援救北京，卢象升与清兵相遇，战死保定，于是流寇又乘机活动，到处叛变。当时陕西、山西、四川、河南、安徽、湖广、直隶一带，被流寇屠杀焚烧，往往千里无人烟。
李自成自高迎祥被擒杀后，受部下推戴为第二闯王，于崇祯十四年[5]，攻陷河南，又东攻开封，声势大盛。［李自成入陕西陷北京］明年，攻陷开封。又明年，攻破潼关，孙传廷战死。李自成乃直抵西安，改西安为长安府，占为根据地。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由湖广入四川，据成都，自称大西国王。李自成亦在西安称王，改国号为顺，年号永昌。继由太原出兵经大同、宣化、居庸关，直逼北京。当时守将除雁门总兵周遇吉战死外，其余都望风投顺，是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先使皇后自杀，又剑斫公主及妃嫔数人，乃自缢于紫禁城北煤山上[6]。［明思宗的自杀］明自朱元璋建国，凡二百七十七年而亡。
思宗女长平公主时年十六，京城被攻陷时，思宗入寿宁宫，公主牵了他的衣裳哭个不止。思宗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斫断她的左臂。
清太宗于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年死，其弟睿亲王多尔衮拥立太宗第三子福临，是为清世祖。清世祖年方六岁，由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新君即位之后，多尔衮即出兵辽西，准备攻取山海关。当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明将吴三桂[7]驻兵山海关，思宗命他带兵入援，行至丰顺，闻北京已陷落，他的爱妾被掳，大为震怒，便回去向清朝请兵攻李自成。［吴三桂借清兵］多尔衮本想乘机入关，得吴三桂请兵的信，便率领大兵西下，和吴三桂军合攻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逃回陕西，清兵遂入北京。［清兵入北京与李自成、张献忠的败亡］那年十月，清世祖迁都北京。分兵下山东、河南，两道攻陕西，李自成连战都败，明年，逃至湖北的通城，食粮尽，被村民所杀。张献忠据四川，不敢出，不久亦病死。余党先后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