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有爱妾陈圆圆，为李自成所得，三桂因此动怒，向清国乞兵。诗人吴梅村（伟业）作《圆圆曲》以纪其事，中有句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讥吴三桂向清国乞兵，不是替吾国报仇，乃是泄爱妾被掳之恨。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明臣史可法等拥立福王朱由崧[8]于南京，改元弘光。［明臣的最后挣扎］明年，清兵破扬州，史可法战死，清兵进陷南京，弘光帝出走，终被清军所掳。明臣黄道周[9]又拥立唐王朱聿键[10]于福州，改元隆武。同时，张国维等更奉鲁王朱以海[11]监国于绍兴。清顺治三年[12]，清兵克绍兴，鲁王败走入台湾依郑成功。是年，清兵又从仙霞关[13]入福建，唐王逃至汀州，被清兵擒杀。明臣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14]于肇庆，改元永历，展转于两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四川诸省境，与清兵抗拒十多年。清顺治十六年[15]，永历帝出奔缅甸，清圣祖康熙元年[16]，为明降臣吴三桂所穷追，被杀。而鲁王亦病死于台湾。于是清朝遂正式统一中国本部。
郑成功，福建南安县人，明南安伯郑芝龙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日本肥前平户人。他初为南安县学生员，唐王即位时，他以材武被任用，赐姓朱，封忠孝伯，当时人都称他为“国姓爷”。清兵下泉州，田川氏抗节死，郑芝龙投降清朝，他恸哭阻止无效，便航海走广东澄海县的南澳岛，招集义士，遥奉桂王年号，抵抗清兵。清廷屡次使芝龙写信去招他，他不理。清顺治七年[17]，移屯厦门，桂王封他为延平郡公，后又进爵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四年[18]，他和明兵部尚书张煌言合兵攻浙江，下温州、台州两府，适遇飓风，兵船都被风吹覆，乃还守厦门。顺治十五年，清廷大发兵攻桂王于云南，他急引兵攻江西以图牵制。明年六月，由崇明入长江，与张煌言合兵攻破瓜洲，进克镇江，引兵而西。七月，抵江宁。张煌言别率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都望风归附，东南大震。不幸郑成功在江宁被清两江总督郎廷佐[19]及崇明总兵梁化凤所败，成功走还厦门。张煌言的兵亦溃散，走入徽宁山中，出钱塘江入海。（张煌言后避入海岛，为清兵所执，不屈死）。郑成功见江南不易攻取，乃思取台湾为根据地。时台湾为荷人哥依德（Coyet）所守。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引兵攻台湾，哥依德降。郑成功既取台湾，聘处士陈永华为谋主，兴学校，修战备，招徕明宗室遗臣。以赤嵌城为承天府，并派兵守金门、厦门二岛，俾成犄角之势。派遣使臣至菲律滨群岛，结好于西班牙驻菲总督，以为海上的应援。清廷知道终不能招致郑成功了，就把他的父亲及其诸弟之在北京者一并诛戮，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内的居民于内地，禁渔舟商船出海，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付他，于是沿海各县商民多流离失业。康熙元年[20]，郑成功闻桂王被吴三桂所掳，发愤成病而死。其长子郑经袭职，犹奉桂王永历年号。康熙二十年，郑经死，因王位继承的争执，引起内乱。康熙二十二年，清廷遂派水兵攻台湾，郑经的儿子郑克塽出降。自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入台湾，凡传三世，二十三年而亡。
当清兵南下时，沿路屠杀汉人，极其残酷。既攻下南京，又下令强迫人民剃发，于是激起汉族的愤怒，各地义勇军纷起，最著名的，为江西杨廷麟设忠诚社于赣州，远近毁家入社者近三万人。［义勇军之失败］但这些义勇军未经训练，饷械又缺乏，加以孤军奋斗，不能联络一气，终于被清兵先后扑灭。
* * *
[1]公元一五一四年。
[2]公元一五五一年。
[3]公元一五九六年。
[4]公元一六二八年。
[5]公元一六四一年。
[6]亦称景山。
[7]吴三桂字长伯，高邮人。后降清，为三藩之一。
[8]神宗的孙子。
[9]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学者称石斋先生。
[10]朱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
[11]朱以海，明太祖十四孙。
[12]公元一六四六年。
[13]仙霞关在浙江江山南仙霞岭上，为浙闽要冲。
[14]朱由榔，神宗之孙。
[15]公元一六五九年。
[16]公元一六六二年。
[17]公元一六五〇年。
[18]公元一六五七年。
[19]郎廷佐，隶汉军镶黄旗。他在江西时所制瓷器，仿古逼真，世称“郎窑”，极名贵。
[20]公元一六六二年。
第五十九讲 明代的制度与学术
（一）官制 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代的中央官制］其后明太祖惩胡惟庸之变，罢中书省，把中书省的职权分归六部，尚书握中央政权，殿阁大学士仅备顾问而已。仁宗时，大学士杨士奇等都身兼尚书，参预机务，于是其权渐重。到了世宗时，政务枢机，悉归内阁，大学士俨然成了真宰相。但明朝自太祖以后，厉行中央集权制，宰相虽掌枢机，而实际上仅职司批答，所谓入阁办事，也是有名无实的。明初掌兵柄的为大都督府，即宋元枢密院的变相。其分大都督府为左、右、中、前、后五军督都府，府设左右都督为长官。征调则归兵部。掌监政的为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成祖以后，罢御史，设都察院以掌纠察，以左右都御史为长官。［明代的地方官制］其他各官，略同前代。惟以司礼监掌理内外文书章奏，实为宦官弄权的祸根。至于地方官制，则改元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计分全国为十五区。
北直隶（北京顺天）、南直隶（南京应天）二区外，尚有十三区，即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今陕西及甘肃大部）、广东、广西、四川（今四川中东二部）、云南、贵州。中叶以后，沿北要地设重镇凡九，计：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称为“九边”。
以北直隶、南直隶为中央行政及行在政府所在地，以六部长官分理地方行政。其余十三布政司，则各设布政使理民政，按察使司纠察，都指挥使主兵柄，是为“三司”。布政使司以下有府、州、县，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为亲民官。所以明朝的地方官制，也是三级制。后来虽间或设总督、巡抚等官节制二省或一省乃至数府的一切政务，但其性质和宋初由中央大臣出镇州军差不多，不算是地方长官。
（二）田制和税法 明朝把农田分为“官田”“民田”两种。［地税与丁役］征税时期也分夏秋两季，都缴纳米麦绢钱钞等物，此为地税。丁役则有役法，凡分三等：以户计的为“甲役”，以丁计的为“徭役”，出于临时的为“杂役”，三等都有所谓“力役”与“雇役”之分。力役用其力，叫做“力差”；雇役用银代役，叫做“银差”。中叶以后，名目繁多，称为“加派”。［一条鞭法］人民不堪负担，乃创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的田赋力役，一律折为银钞缴纳。这样一来，人民负担虽依旧，但不受官吏的骚扰了。然对于田赋，末年又任意增加，所谓“三饷”者[1]，总数近二千万之多。又明朝田赋，轻重颇不均。苏松杭嘉湖五处最重，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处亦甚重。说者谓明太祖恨那些地方的人民在元末时都归附张士诚、陈友谅，所以特别把田赋加重，以示惩戒。其实也不尽然。田赋之外的税收，仍以盐、茶两税及商税为大宗。
江南田赋之重，说者谓明太祖恨张士诚、陈友谅，因而迁怒到那些地方的百姓，有意叫他们都负担些田赋。其实也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朝的官田：宋徽宗时，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荒芜，廷臣献议募民耕种，由官家收租，称为“官田”。既称收租，则其所缴纳的租税必较民田的赋税为大。其后籍没蔡京、王辅、韩侂胄等之田，都并入官田，于是官田愈多。沿及元朝，相仍不改。张士诚据江南，又把元朝贵戚王公的田产，并入官田。明太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太祖把这些田和那些地方的富民的田都没收了。即以原租额为税额。后来又以浙西地味膏腴，加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者，江南的百姓，大受其害。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可谓达于极点。建文以后，经臣下奏请，略有轻减。然而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
（三）币制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便趋向于废除钞币，使用银两之一途。［钞法的废除与银两的使用］银两的使用，在金朝末年已见端倪。[2]明初虽仍用钞币，但行之未久，钞价跌落。到宣宗宣德三年[3]，便停造新钞，更设法收回旧钞。其收回旧钞的方法，便是添设新税目及增加旧税额，那些添设或增加的税，一概缴纳钞币，陆续把收回的钞币焚毁。这样一来，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能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即使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值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又已随时代而破坏了，再也不能恢复。另外一个发展方向，便是用贵金属——银。于是银两便成为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的东西了。不过那时的银两，还是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
明初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为钞一贯等于钱一千，又等于银一两，又等于金四分之一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后因钞币跌价，又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但钞币价终于一落千丈，甚至只值千分之一二。于是不得不趋向于使用银两之一途。
（四）科举制 我国选举之法，自唐到清，可称为“科举时代”。［从科举时代到八股时代］而科举制度，至明清又一变，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八股取士的时代”。明初本学校、科举、荐举三途并用，但其后科举日重，而学校及荐举日轻。科举之制，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凡子、午、卯、酉之年，于各省试士，是为“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明年（丑、未、辰、戌之年），举人至京师，应礼部试，是为“会试”；中试者由皇帝试于殿中，是为“殿试”。殿试及第者分三等：一等为一甲，限三名，第一曰“状元”，第二曰“榜眼”，第三曰“探花”，都赐进士及第；二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等都无定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选用庶吉士者都为翰林官，其他授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文体略同宋朝的经义，然有两个特殊之点：第一，经义一尊程（颐）朱（熹）之说；第二，体用排偶，须代古人语气为之，就是所谓“八股”，通称“制义”。从此思想定于一宗，不敢稍有违异，而八股文体，更使举子的心力消磨殆尽。
明初由政府编订的《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程、朱派的学说为中心。清朱彝尊说：“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以《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这确乎道着了当时的实情。
此外兵制则远规唐朝的府兵制；司法制度，亦大都仍唐之旧，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
我国学术，自北宋至明末，可称为“理学时期”。而理学从产生到没落，又可分为四个时期：［宋明理学的四个时期］
胚胎时期——北宋；
极盛时期——南宋；
复兴时期——明中叶；
没落时期——明末至清初。［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
然而严格言之，止有“极盛”和“复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后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
解缙手抄《永乐大典》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朝的前期，朱熹一派俨然为儒家正统。到了明朝中叶，朱派的流弊日甚，便有王守仁起来继承陆九渊系统，提出“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的三大纲领，一时学者翕然从风，王守仁一派的学说，遂完全代替了朱熹一派的学说。［朱学的极弊与王学的兴起］本来朱熹的“即物穷理”的主张，是很容易发生流弊的：照他这样做学问，假若没有统摄力的人，这方面也要去探求，那方面也要去考察，结果往往流于支离破碎，同时对于修养方面忽略了。再，政治势力作了一派学说的护符，这学说便没有人敢反对，所以朱学末流，每每仅将《四书》《五经》咿晤一番，便自以己达“格物”“致知”的妙境，再也不想另辟新境了。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有许多学者不能安居于朱学的藩篱而要自寻出路的。［王学的三大纲领］王守仁便是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求理于吾心，较之朱熹的即物穷理为简易。他主张知行合一，不但陆九渊所未曾想到，即从来讲“知”与“行”的关系者都没有像他那样切实。最后他又发明致良知说，上溯于孟子[4]，把行为的动机都归之于“良知”。于是“王学”的三大纲领备具了，哲学上的“心一元论”[5]也完成了。
王守仁的学说，本来是重实践躬行的，然因为他偏重向内一边，且和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有点相近，所以其流弊便是使一般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王学的流弊］到清初，“汉学”遂承之而起。
在文学方面，则明代小说的作家更多，最有名的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皆出于明人罗贯中[6]的编订或撰著。［明代的文学］戏曲方面，则由杂剧而趋于传奇[7]。传奇作家最著名的，在明初有高则诚，在明末有汤显祖[8]。现尚存在的“昆腔”[9]，是起源于这些杂剧和传奇的。所谓“正统文学”的古文与诗，在明初有宋濂、高启等。后来有李梦阳、李攀龙先后提倡复古，一味模仿秦汉，所做的文章，貌似艰深而实浅陋。末年归有光[10]等取法唐宋，才有几篇可供讽诵的文章出现。而袁宏道兄弟[11]和钟惺、谭元春等提倡以清真孤峭为主，其诗文自成一派，即所谓“公安体”与“竟陵体”，颇有影响于后来文学界。[12]
此外尚有关于中国文献的一大著作，就是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编纂］这部书的编纂，开始于成祖永乐元年[13]，成书于永乐六年，以韵字类聚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一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为中国从来未有的类书，可惜现在已经散佚，仅剩数十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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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辽饷”“剿饷”“练饷”。
[2]金哀宗末年，民间已以银交易货物。见《金史·食货志》。
[3]公元一四二八年。
[4]“良知”二字：见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但孟子“良知”“良能”并称，而王守仁则把良能统摄在良知之内，较孟子所说，更进一步。
[5]心一元论也可称为“唯心的理想主义”，以为万物都由心造。
[6]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杭州人。他所作的小说极多，但往往被后人增订删改。
[7]传奇最初称“戏文”，与唐代的“传奇小说”，体制完全不同。
[8]汤显祖字若士，所著传奇，以《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最有名，称为“临川四梦”。
[9]昆腔创于昆山人魏良辅，故名。
[10]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时称震川先生。今存有《震川集》。
[11]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今存有《袁中郎集》。他和他的兄宗道、弟中道，都以文学著名。而他和宗道，提倡诗文以清真为主，力矫模仿恶习，时称“公安体”。
[12]今人周作人竟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与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有关。
[13]公元一四〇三年。
策六十讲 清初的政略与武功
满清入关后，渐渐统一中国全部，多靠明朝降将的力量。［三藩的叛乱及平定］清圣祖以吴三桂为平西王，镇云南；尚可喜[1]为平南王，镇广东；耿继茂[2]为靖南王，镇福建。康熙十二年[3]，圣祖忌三镇擅权，命他们撤藩归养。吴三桂遂约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及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叛变。郑成功的儿子亦由台湾出兵相助。一时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湖南六省以及四川、江西、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都脱离清朝的管辖。但吴三桂因年老，过于持重，只坚守湖南。清兵先平定耿精忠与尚之信，不久，吴三桂死，其孙吴世璠嗣位，势渐穷蹙。康熙二十年，吴世璠兵败自杀，“三藩”全平。过了二年，台湾的郑氏亦被清朝所灭。于是汉族毫无兵力，完全屈服于满清了。
三藩既平，清朝一面将藩兵撤回京师，一面派旗兵驻扎重要城市，称为“驻防”。［满清对付汉族的高压政策］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长官，都以满人居正缺，汉人只能居于次副的地位。更屡次兴文字狱，使士大夫都惧怕清朝的威力，不敢再有革命的思想。最著名的，如庄廷鑨案惨杀七十余人；
明大学士归安人朱国桢著《明史》，已刊行于世，只有《列朝诸臣传》没有刊。明亡后，朱氏家中落，把稿本抵押于湖州富翁庄廷鑨。廷鑨就招聘名士修辑，并补崇祯一朝事，名曰《明史辑略》，中多指斥满洲的话。康熙二年[4]，归安知县吴之荣因罢官闲居，就向上官告发，说庄廷鑨毁谤朝廷，想借此复被起用。经庄廷鑨向官厅纳贿，并删改内容，重新刊行，这桩案件，本可无形消弭。但吴之荣不肯干休，访购得初刊原本，再向上司告发。于是事情果然闹大了。时庄廷鑨已死，乃把他的弟弟庄廷铖正法，并戮庄廷鑨的尸骸。这桩案子牵连极大，凡曾替这书作序的或校对的、刻的、买的、卖的，都杀的杀，绞的绞，妇女并送边。而吴之荣竟复被起用，并赏赐他一份没收下来的财产。
戴名世案，牵连数百人。
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喜读《左传》《史记》，留心明朝一代的掌故，常常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访求明季野史，参互考订，以冀成一家之言。他的同乡人方孝标，曾随吴三桂，所著《钝斋文集》《滇黔记闻》，中多叙述明末清初的事情。戴名世购得其书，为之考订异同，作成《南山集》。他的门人替他刻印行世。他自己应顺天乡试中式，官翰林院编修，于是他的《南山集》便流传于京师。康熙五十年[5]，御史赵申乔据以弹劾。时方孝标已死，就把戴名世斩决。其他被牵连者数百人，总算还是清圣祖的“恩典”，没有被杀，但方孝标的妻子都被充发黑龙江去了。清圣祖时除庄廷砻和戴名世两案以外，尚有金人瑞[6]的哭庙狱，朱方旦[7]的秘书狱，因为和这两起的“文字狱”性质略有不同，兹不赘述。
世宗（圣祖子爱新觉罗·胤禛）时，士大夫为文字狱被惨杀的更多，如钱名世、查嗣庭、吕留良诸案，都十分残酷。
钱名世字絅庵，江苏武进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曾作诗称颂年羹尧[8]平定西藏功德。年羹尧败后，清世宗亲书“名教罪人”的扁额，命地方官张挂在他的住宅。又令朝臣作《刺恶诗》，特下谕命钱名世刻刊进呈。查嗣庭，字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9]，典试江西，以“维民所止”“君子不以言举人”“山径之蹊间”一节命题。被言官控告，说“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而割去其首。时当行保举，清世宗以为末两题是讽刺时事。派人到他寓里搜查，得日记两册，其中批评康雍朝政，触忌讳之处甚多。嗣庭遂死于狱，被戮尸，家属或死或流。和查嗣庭家乡相近的诸家桥（查嗣庭家海宁之袁花，和诸家桥相距非遥）有一个老学究，曾撰一门联为：“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嗣庭采入笔记，老学究也牵连被杀。专制帝王的淫威，实在可怕。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浙江石门人。尝进学补廪。然他颇具反满清的思想，所以不想做官，专在乡里讲学，学者称他为晚村先生。后因地方官荐他举博学弘儒试，他剃发为僧。著书立说，大都排斥满洲。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篇，又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之句。他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后湖南永兴的诸生曾静受他的影响，曾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叛变，事发，曾静被逮，吕留良戮尸，被牵连者二十多家。清世宗并录曾静等口供及谕旨，刊为《大义觉迷录》。世宗时除此二案以外，尚有汪景祺的《西征随笔》狱[10]，及陆生柟《通鉴论》狱[11]，谢济世《大学》注狱[12]，徐骏诗集狱[13]，兹不赘述。
高宗（世宗子爱新觉罗·弘历）时，依然袭用这种政策，所兴文字狱甚多，而以胡中藻、王锡侯两案为最著。
胡中藻，江西信封人。大学士鄂尔泰门生，累官至内阁学士，督湖南学政，因事去职。他所著《坚磨生诗钞》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及其他清高宗所认为“语涉诽谤”的句子，逮捕下狱，弃市。被牵连的人也不少。王锡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人。著有《字贯》一书，依《康熙字典》例分部。被奏删改钦定字书，易刻字典，与叛逆无异。而他的凡例中，将圣祖、世祖的庙号及高宗的名字悉行开列，高宗认为大逆不法，逮捕至京，本人及子孙都斩决。此外如杭世骏[14]为对策失险，受免官的处分。段昌绪为收藏吴三桂檄文，彭家屏为收藏《明季野史》等，一被斩决，一赐自尽。齐赤若[15]为所著书有触忌讳处，被磔死。徐述夔著《一极楼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被认为“壶儿”与“胡儿”同音，有意诽谤，戮尸。甚至受知于高宗的沈德潜，为了《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死后还被剖棺。
但清朝不是一味用高压政策的，同时又施行一种牢笼的软化政策。［满清对汉族的软化政策］圣祖初年，征辟明末的名儒如顾炎武[16]、黄宗羲[17]、王夫之[18]、李颙[19]等，因为他们不就，于是提倡理学，刻行《朱子全书》《理学大全》等书，擢用陆陇其[20]、汤斌[21]等理学名家。一面特开“博学弘儒科”[22]令京外各长官各举所知，疏荐送部，以便召试授官。对于这些博学的名士，广开书局，请他们从事于巨大的类书或字典的编纂。当时编成的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世宗时又辑成《图书集成》一万卷，为类书中空前的巨著。高宗时，于编纂《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大清一统志》之外，更于乾隆三十八年[23]开四库全书馆，搜罗已刻未刻的古今著作，成《四库全书》，缮写七部，分藏全国。当时因编辑这种伟大的类书，不知消磨了多少学者的精力与思想，而因《四库全书》之搜辑，更把许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或销毁绝版、或删改窜乱。借着“稽古右文”的美名，以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满清的控驭汉族的方法，实在巧妙极了。
上面所讲，只限于清朝对付士大夫的办法。［满清对付农民的政策］其他如解放奴隶制度，清理全国田赋，纠察贪宫污吏，都是清朝进一步收买农民的好方法。清朝控驭汉族所以能达二百六十多年，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清通考》（《户口考》）载：“世宗雍正元年[24]，令山西等省之‘乐户’，浙江之‘惰民’，除籍为良。……至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山西宁国府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与‘乐户’‘惰民’同，甚有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与彼姓执役，有如奴隶，究其仆役起自何时，则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特谕开除为民。”
清初的对外武功，也有很可称述的地方。兹分述如下：
（一）平定蒙古 满清未入关以前，已与蒙古发生交涉，就是讨伐察哈尔部林丹汗，收服漠南蒙古的事件。［准部的平定与蒙族的内附］但蒙古除漠南各部之外，还有外蒙古喀尔喀三部[25]和瓦剌后裔卫拉特四部[26]。当满清征服漠南蒙古时，外蒙古喀尔喀三部也派使朝贡；惟卫拉特各部因僻处西北，没有内附。卫拉特即厄鲁特，亦称西蒙古，其四部中以准噶尔及和硕特两部为较强。康熙十二年[27]，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即位，征服和硕特部，统一厄鲁特，威令达于西藏、青海。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率兵东侵喀尔喀，喀尔喀人因信奉喇嘛教，势力已渐衰弱，便弃了牲畜帐幕，逃奔漠南，向清朝求救。康熙二十九年，清圣祖以三藩乱平，中国的统治已渐巩固，遂亲领大军征讨噶尔丹，噶尔丹兵败，退据科布多。三十六、七年两年，又先后亲征。噶尔丹败走，遂服药自杀。漠北已平，清朝命喀尔喀三部的人仍还居故地。世宗时，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又东侵喀尔喀。雍正九年[28]，世宗用三音诺颜[29]的额驸[30]策凌兵败准噶尔，准噶尔部又请和。高宗时，准噶尔部因发生内乱，势力渐衰，但辉特部长阿睦尔撒纳又崛起占据厄鲁特。乾隆二十二年[31]，清朝命兆惠进讨，阿睦尔撒纳败死。其时厄鲁特人民因天痘流行，死于时疫的约十分之四，因战争而死的约十分之三，逃入俄罗斯境的约十分之二，存留者不过十分之一。于是清朝平定了蒙古全部，设伊犁将军以统治之。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图
布达拉宫壁画
（二）平定西藏 西藏从唐朝吐蕃以后盛行喇嘛教。［喇嘛教的纷争与藏族的内附］明朝初年，喇嘛教分为红、黄两派。清初黄教大盛，统一全藏，以达赖、班禅分治前后藏。康熙二十一年[32]，达赖五世死，和硕特所拥立的达赖六世与青海诸蒙古所拥立的达赖六世互争正统，内部又起纷争。清圣祖因西藏是青海、四川、云南的屏蔽，遂于康熙五十七年，发大兵入藏，迎立青海所拥立的达赖六世，于是西藏直属于中国。世宗雍正初年，置驻藏大臣于拉萨[33]，带领川、陕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高宗乾隆间，又立金瓶掣签的办法，以解决达赖、班禅继承的纷争。[34]至此，清朝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西藏的政策，完全成功。
（三）平定新疆 新疆以天山分南北二路；天山北路为蒙古准噶尔部所占，天山南路为回回部。［回教的东来与回族的内附］回回部的酋长本元朝后裔，明朝中叶，回教祖后裔和卓木东来传教，得喀什噶尔汗的信仰。其后喀什噶尔汗以兵力平定诸部，于是回教势力偏于天山南路，另称回疆。清朝初年，回部又分裂为白山宗、黑山宗两派[35]，互相倾轧。准噶尔的噶尔丹汗帮助白山宗派灭黑山宗派，于是回部遂臣服于准噶尔。其后准噶尔部被清朝所灭，清朝就想乘胜收服回疆。乾隆二十四年[36]，回部酋长大小和卓木败死，回部遂平定。清朝设参赞大臣于喀什噶尔，以节制诸城。其后新疆虽小有叛乱，但不久即平定。
（四）同化苗族 苗族本散处于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的边境。［改土归流政策与苗族的同化］因语言风俗和汉族不同，元明以来，都采用羁縻政策，设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等土司，由他们世袭统治。但这些土司每每纵使苗人劫掠，边民时被杀害。清世宗雍正四年[37]，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改土司为流官”，废除世袭制的土司，改设普通的官吏去统治。二三年间，招抚贵州生苗三千余寨，开辟苗疆二三千里，劾黜云南诸土司，平定澜沧江以东各地。而广西诸土司也都缴纳印信军器，改土归流的政策大告成功。后来因鄂尔泰去官，苗人又纷起作乱。到高宗乾隆三年，乱事才平定。而苗族从此逐渐与汉族同化了。
清朝当圣祖、世宗、高宗三朝，为全盛时期。［满清全盛时代的武功与疆域］武力所及，不仅收服了西北的蒙、藏、回三族与西南的苗族，而且先后平定四川边境的金川；
金川本是四川西边的土司，分大小两部，乾隆时，逐渐强大，屡次叛变。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38]，由将军阿桂平定，隶属四川省。
臣服印度支那半岛上的缅甸、暹罗、安南三国；攻讨尼泊尔西境的廓尔喀部。当时的版图：东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与朝鲜，东南渡海直达台湾与琉球，南至南海暹罗湾与印度洋孟加拉湾，西越葱岭，北接西伯利亚。除元朝以外，实为中国史上领域最广的一朝。
缅甸于乾隆三十四年[39]，向清廷乞和，清廷封其酋长孟云为缅甸国王，并定十年一贡之例。暹罗于乾隆三十四年由华侨郑昭统治。乾隆四十七年派使入贡，受册封为暹罗王。安南于乾隆五十四年与清朝议和，由清朝封其酋长阮光平为安南王。
* * *
[1]尚可喜，辽东人。初为明广鹿岛副将，航海归清，助清争战有功。
[2]耿继茂，其先山东人，徏盖州卫。他的父亲耿仲明，仕明为登州参将，降清，助清争战有功，封靖南王。他袭父爵，初与尚可喜同镇广东。后移福建。
[3]公元一六七三年。
[4]公元一六六三年。
[5]公元一七一一年。
[6]金人瑞，即有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本姓张名釆，后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圣叹是他的号。长洲人。
[7]朱方旦号尔枚，又号二眉道人，汉阳人。
[8]年羹尧号双峰，广宁人。康熙进士，累官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定川边、征西藏、平青海，以功封一等公。雍正时，下狱赐死。
[9]公元一七二六年。
[10]汪景祺，杭州举人。著有《西征随笔》，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句，被控为讪谤朝廷，处死刑。
[11]陆生柟，广西举人。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封建、立储、兵制等事，被指为诽谤朝政，处斩。
[12]谢济世字石霖，号梅庄，金州人。以注释《大学》不宗程朱，几乎被杀。
[13]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上书言事，于陛下之陛字误书作“狴”，世宗大怒，把他革职。后检查其诗集，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指为讥讪清朝，被杀。
[14]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晚号秦亭老民，浙江仁和人。因上奏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语，下狱论死，后得放还。
[15]齐赤若字周华，浙江天台人。以坐吕留良党，被判永远监禁。后得释，因刻所著书，中有触忌讳之处，被磔死。
[16]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明末屏居山中，不仕清朝。所著以《日知录》为最著名。
[17]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南雷先生，余杭人。明亡不仕。今存有《南雷集》等。
[18]王夫之，学者称船山先生，衡阳人。明亡不仕。所著有《大学衍》《中庸衍》，皆羽翼朱子。其他著述甚多。
[19]李颙，明亡后，专事讲学。所著有《二曲集》等。
[20]陆陇其字稼书，康熙进士。官嘉定灵寿二县知县，行取御史。所著有《三鱼堂集》。
[21]汤斌，顺治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所著有《汤子遗书》等。
[22]后因避高宗讳，改称“博学鸿儒”。
[23]公元一七七三年。
[24]公元一七二三年。
[25]喀尔喀三部：一曰土谢图汗，二曰车臣汗，三曰扎萨克图汗。
[26]卫拉特四部：一曰准噶尔，即绰罗斯，牧伊犂；二曰和硕特，牧乌鲁木齐；三曰土尔扈特，牧塔尔巴哈台；四曰杜尔伯特，牧额尔齐斯河。
[27]公元一六七三年。
[28]公元一七三一年。
[29]三音诺颜系由土谢图汗分出，从雍正后，喀尔喀计分为四部。
[30]就是尚公主的驸马。
[31]公元一七五七年。
[32]公元一六八二年。
[33]拉萨为西藏首府，在雅鲁藏布右岸。
[34]“呼毕尔汗”的制度，每因不能确定某人而起纷争。高宗另立抽签法，预颁二金瓶（称为金奔巴），一藏西藏大昭寺，一藏北京雍和宫，凡达赖等继承发生争议时，便书名于签，纳入盒瓶中，然后抽定去取。
[35]和卓木二子，一名加利晏，一名伊撒克。其后加利宴的门徒称为白山宗，伊撒克的门徒称为黑山宗。
[36]公元一七五九年。
[37]公元一七二六年。
[38]公元一七七二至一七七六年。
[39]公元一七六九年。
第六十一讲 鸦片战争的惨败
清朝的国运，到了高宗时已达极盛，然而衰乱之机，在高宗时已经预伏了。［清朝国势的渐弱］原来高宗是一个自负不凡，喜欢闹阔绰的人，处处想模仿圣祖。几次巡游江南[1]，糜费无算，国家元气被他斫丧不少。中岁后任用贪黩无厌的和珅，以致污吏赃官，布满全国，民众受到剥削的苦痛。
和珅是满洲官学生，初为高宗侍从。有一次，高宗有事将出发，一切仪仗都齐备了，仓皇之中缺了一个黄盖，高宗大怒道：“是谁之过欤？”和珅在旁很从容的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职！”高宗本是一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引用了这句《论语》中的成语，而和珅居然用《论语》的注解作答，因此就被高宗赏识。后来和珅官至大学士，贪贿弄权，吏治大坏。仁宗嘉庆四年[2]，被王念孙等所参劾，夺职下狱，赐自尽，并抄没他的家财。据仁宗谕旨，清查和珅之遗产，共计一百另九号，内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价之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又应值八亿两有余。明朝的权相如严嵩、阉宦如魏忠贤，都以贪黩著名，但比起和珅来，又瞠乎其后了。
加以清朝所恃以为战斗主力的八旗兵，自从入关以后，恃胜而骄，荒弃平时的训练，其战斗力乃渐渐衰退。三藩作乱时，旗兵已毫无战斗力。到了仁宗时，铜仁、永绥等处苗民作乱，调兵数省，转输数十万，尚未尽平，而白莲教匪又起于湖北，窜扰河南、陕西、四川等省；
白莲教起源于元末，为反对异族统治中国的秘密的带有宗教性的组织，至清代而复盛。乾隆四十年[3]，首领刘松被捕，发往甘肃充军。但其余党刘之协、宋之清等，已在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秘密传教，得了不少信徒。至是遂宣言清朝的国运已终，诈奉河南鹿邑县的王发生为明裔朱氏，起兵叛变。但不久即平。乾隆五十八年，湖北一带教徒又起事，声言官逼民反，蔓延及于川、陕、甘、豫诸省。嘉庆九年[4]才完全平定，前后近十余年，杀伤近数十万。
同时东南又有“艇盗”之乱，清朝费了不少的兵力财力，方把那些匪乱平定。
当川楚教匪势焰大张之时，江、浙、闽、粤等省又有所谓“艇盗”发生。先是乾隆中，清高宗所封的安南国王阮光平死，其子阮光赞嗣立。因国用支绌，招集中国沿海亡命之徒，给与军械船只，命他们入海劫掠商船。福建、广东一带海面，大受其害。后来中国内地的土盗又和他们勾通，其势更大，蔓延到江浙的沿海。嘉庆七年，安南政变，阮福映攻杀阮光赞，统一安南，禁绝海盗。那些艇盗失了靠山，都投奔福建海盗蔡牵，仍与陆上的土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肆行劫掠。浙江巡抚阮元用全力剿办，居然把蔡牵打溃。后来蔡牵又与广东海盗朱濆联合，仍出没于闽粤沿海一带。至嘉庆十三、十四两年，朱濆、蔡牵都被清朝的水师打死。嘉庆十五年，两广总督百龄收降其余党二万余人，艇盗才完全平定。
宣宗初年，又有回疆张格尔之变，虽不久剿平，但朝廷的威力已失，民心开始动摇，清朝已由全盛时期而转入衰乱时期了。
在那时候，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机器业已十分发达，因出产物品的增多，不得不向外找寻销售出品的市场。［鸦片战争的远因］生产方式落后的中国，正是他们销售物品的最好场所。但中国一向闭关自守，并且十二分的看不起外国人，这是使他们感到十二分的困难的。英国时时设法解决这困难，曾派公使和清朝办交涉，当时中国人并不知什么是外交，只以为英国来进贡罢了，便拿进贡的旗子插在英使的船上，到了北京，又强迫英使用跪拜礼朝见皇帝，而交涉又毫无结果。又有一次，英国派人来和粤督办交涉。粤督对他说，有什么事可以向行商转达，外国人照例没有资格和中国大臣直接办交涉的。即此可见那时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一斑了。英国人一心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始终没有成功，只好借端用武力来解决了，因此就发生了所谓“鸦片[5]战争”。
从前不准外国商人与中国人民直接做买卖，由中国商人组织公行，经国家认可后，为华洋贸易的仲买机关。外国商人的货物都要卖给公行，再由公行发卖给一般中国商人。外国商人与中国有什么交涉，也要由行商转，不能直接向中国官厅讲话。
鸦片的输入中国，始于唐德宗贞元中（约当公元的十二世纪初）的阿剌伯[6]商人。［鸦片输入的情形］起初只作药品，到了明末，葡萄牙商人从印度输入，民间才渐多吸食以代烟草。到英商东印度公司[7]成立，因鸦片在中国销路日广，于是输入愈增。清世宗雍正七年[8]曾下令禁止，但终未能禁绝。在清初，鸦片每年输入不过二百箱[9]左右，到嘉庆二十二年[10]增加到三千六百余箱，道光十八年[11]竟增至二万八千余箱，每年漏巵达银三千余万两。鸦片这样的大量输入，不仅为害民生，国家经济也大受影响。当时因为银币缺乏，每两仅兑换制钱一千六百有余。于是清廷采用鸿胪寺卿黄爵滋等的奏请，严禁鸦片，行连坐法，凡家藏烟具与鸦片者处死刑。以湖广总督林则徐[12]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港事宜，兼节制广东水师，实行禁止鸦片贸易。明年二月，林则徐强迫英商交出鸦片二万二百余箱，全数销毁，并布告各国商人，凡商船夹带鸦片入口的，“船货入官，人即正法”。当时葡、美诸商都签字承认，独英商不愿。那时候不但英国贩卖鸦片的商人想和我们一战，英国的资本家为销售他们的货物起见，也想借端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一八四〇年三月，代表英国资本家的国会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通过对中国宣战。［鸦片战争的第一幕］由印度派海陆军两万五千余人，军舰二十六艘向广东进发。英军到澳门，探知广东的林则徐已经备战，便向北攻福建、浙江的沿海。七月初，攻下浙江的定海。又进攻乍浦、宁波，破中国水师，封锁钱塘江口。当时沿海各地长官因承平日久，毫无战备，都怕英军来攻，大家向朝廷上奏章，攻讦林则徐孟浪操切，激成事变。［林则徐的罢免］清廷见英兵势盛，便也改变态度，罢免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13]到广东查办，并进行和议。琦善到广东后，办法与林则徐完全相反。他把海口的防御工事撤废，算是与英国开诚相见。［割让香港］谈判初开，便允许赔偿英国鸦片价七百万元，但英国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允许，英军便攻占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大恐慌，连夜派人请求英军继续谈判，并允许赔偿鸦片价之外，开放广州，割让香港。双方签订草约。英军即行交还沙角、大角两炮台，一面在香港出示安民，起造房屋埠头，开始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