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应将德国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
（二）胶州租借地的公产，除日本建造领事馆所需和日本人民团体所需外，应归还中国。
（三）胶济路沿线的军队及宪兵，于本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退。至迟不得过六个月。
（四）青岛海关应成为中国之完全部分。
（五）日本应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各种附属财产交还中国，由中国以四千万元之国库券交付日本。国库券期限为十五年，以铁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五年以后，得全数清偿。在未清偿前，中国须任用日本人为车务总管及会计主任。
（六）济顺、高徐两铁路归国际公办。烟潍铁路由中国自造。
（七）中国开放胶州租借地为万国通商口岸。
山东问题总算告一结束，而中国所希望收回租借地及租界、撤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和警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等，都未能达到。
这次会议中对于中国要求收回借地，各国表示不同：日本说胶州湾早已交还，旅顺、大连无商量余地。英国表示山东问题能解决，威海卫可以交还，九龙则无商量余地，但后来威海卫还是落空。法国是很狡猾地说愿和各国共同交还。对中国要求收回租界，各国简直不理。对中国要求撤消领事裁判权，要由各国派代表考察后，再定办法。关税自主，中国所提出的是很和平的渐进办法，但各国都不肯允许，要开什么“关税会议”后再定办法。撤退各国在华军队和警察，须待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调查后再行办理，并保留各国承认或拒绝之权。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须中国保证外国人邮政总办的地位，方肯赞同，而租借地及条约所特别规定的，仍在例外。总之，华府会议的结果，中国是完全失败的。当时有些名流学者，以为我国虽未能占胜利，但山东问题于此得告一结束，未始不是美国等“友邦”好意帮助我们的效果，所以对美国特别表示感谢，那真蒙昧到极点了。
所谓华府会议，原不过帝国主义者借此作一度公平的分赃会议而已。［华府会议的性质］经这次会议后，帝国主义靠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利，不仅没有取消，反在所谓“九国协定”之下，多一层保障了。
总而言之，自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者对新兴中国的压迫，仍是有加无已。［日本以外的对华侵略者］不独日本，英国对西藏的进攻，俄国对外蒙的侵略，也十分厉害。而美国利用他的金钱，操纵中国军阀，使中国连年内乱，那更是别开生面的侵略方式了。
西藏本为英俄两国侵略的目的地之一。清光绪三十年[6]，英国乘日俄战争的机会，派兵驱逐亲俄派的达赖，由班禅与英国议和：缔结《英藏条约》。后来清廷提出抗议，因重订《藏印条约》，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民国元年，英国又煽动达赖宣告独立，驱逐班禅。民国政府命陈贻范与英、藏代表会议于印度，英人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两部，内藏归隶中国，外藏许以自治权，并将外藏的界线扩大。当时因中国人反对，仅签订草约。至欧战发生，遂成为悬案。
俄国对外蒙的侵略，在清朝末年已在进行。辛亥革命发生，俄国乘机煽动外蒙活佛宣告独立。后经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使交涉，签订条约，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六年，俄国大革命爆发，不久，苏维埃政府[7]成立，外蒙的王公喇嘛等向中国请愿取消自治，重由中国管理。民国八年，外交部声明取消中、俄间关于蒙古的一切条约。明年，俄旧党窜入库伦，怂恿蒙人作第二次的独立。又明年，俄旧党被苏联军队所打败，外蒙的青年，受俄国革命影响，成立蒙古国民党，推翻王公喇嘛的统治，另组蒙古共和国。民国十三年，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协定》，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并尊重对于该领土的主权。但苏联虽不像帝国主义者抱侵略中国的野心，而对于外蒙的内政亦不便干涉，所以外蒙共和国的名称，还是存在着。
* * *
[1]当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所借日款，先后达四亿六千万元左右。
[2]满蒙四铁路为：一、由洮南至热河；二、由长青到洮南；三、由吉林经海龙到开原；四、由洮热铁路的一地达海港。
[3]山东两铁路为：一、由山东湾南到直隶顺德；二、由山东高密到江苏徐州。
[4]Wilson。
[5]Harding。
[6]公元一九〇四年。
[7]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省称。西名为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spublics。
第七十三讲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
欧洲大战开始后，帝国主义者暂时缓和其对中国的侵略（日本除外），中国乃得乘机稍稍发展了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等）。［五四运动的前夜］那时候中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官僚、土豪、大地主）已成为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物。于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便首先举起“反封建”的大旗，对封建政治及封建道德大加攻击，而最先受其影响的便是青年学生。
当时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菲薄中国固有文化，主张接受西洋文化。并且对维持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加以攻击，对中国的旧道德，加以非难。其后胡适在《新青年》大倡“文学革命”之说，陈独秀等附和之，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一时全国青年群起响应。同时他们又努力介绍西洋各派的学说，并主张青年应干预政治。总而言之，他们是对整个的封建势力加以攻击。五四运动的爆发，像《新青年》一类的刊物文字上的鼓吹很有效力的。五四运动以后，新刊物风起云涌，不但努力介绍西洋各派学说，且大都用白话撰著，文字的形式也改变了。所以五四运动亦称为“新文化运动”。
同时，俄国革命成功，使中国青年受到强烈的刺激。所以等到巴黎和会的分赃形式十分显露以后，怒潮般的群众运动便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
新青年
当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群情愤激。［五四运动的爆发］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运动，捣毁主持二十一条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殴伤签订“欣然同意”换文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经手日本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以早知消息得免。同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发出宣言，大意说外交紧急，国贼未除。日本逮捕中国留学生，政府毫无办法，故一致罢课，表示反抗。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各校学生亦遂宣告罢课，以为声援。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先后继起。而各大埠的商人、工人亦举行大规模的罢市、罢工，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北京政府见风潮扩大，不得已释放被捕学生，并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风潮才渐渐平息。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做了领导，但参加的分子并不限于青年学生，因各个的立场不同，利害也不一致，所以在反封建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一部分人立即软化下来，使这次伟大的民众运动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五四运动的影响］但这次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一，因这次运动所发生的群众组织如检查日货、惩办奸商，不啻直接以革命的手段行使平民政权。第二，这次运动因工人的参加，引起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的觉醒，从此他们就渐渐组织团体，参加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一直到辛亥革命，无论革命与反革命派都承认不平等条约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且都希望得到列强的帮助，所以争相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及尊重条约。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民众不但严惩“卖国贼”，间接对帝国主义示威，并且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及“收回青岛”等口号，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一向尊重条约及希望列强帮助的心理改变了。第四，中国青年经过这一次政治斗争，思想急变，开始接受世界革命的思潮，由理想而进于实际行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势力渐渐发展，连续发生了几次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惊心动魄的工人运动。到民国十四年“五卅事变”发生，遂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浪潮。
欧战终了后，帝国主义者为谋补偿他们在欧战中所受的损失，挽救其战后资本主义的衰落，对中国加紧侵略，于是在欧战时稍得进步的中国民族工业就被压迫而破产。［五卅运动的前夜］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广设工厂，用最低的工资，极长的时间，尽量剥削中国劳动者。在此时期，中国的大小商人都感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而被帝国主义看作牛马般的中国工人更充满了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民国十四年二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工友，及平日待遇苛酷，实行大罢工，参加的工人有七万多。接着青岛日商纱厂的工人也为反抗厂方平日的苛待工友，并要求改良待遇，举行大罢工。帝国主义见中国工人势力日渐强大，想用武力压制。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二十九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受日本政府的命令，开枪杀死工人多名。［五卅运动的爆发］三十日，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举行游行示威并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巡捕开枪杀伤多人。直到六月四日，上海租界西捕开枪杀人的事件，仍继续不断的发生。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且有带枪入华界捣乱者。然自五卅大屠杀后的第二日，全上海已开始罢工、罢课、罢市，截至六月四日止，公共租界完全罢市，工人、学生更坚决的准备牺牲。而影响所及，不但全国重要城市，即偏僻乡村，也一齐起来反帝示威运动。北京政府特派蔡廷幹等到上海办理交涉。先是上海工、商、学三界于五卅事变发生后，即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并于六月七日，向对方提出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但政府特派员认所提条件为过苛，不敢据以向对方交涉。而上海总商会且擅自把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条件修改。最后英国仅承认改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加入纳税华人于工部局董事会，允许开枪的英巡捕辞职，抚恤死伤的华人。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既不敢与帝国主义争持到底，这次交涉，就此结束。
五卅运动中除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及逮捕学生外，上海纳税外人将通过工部局所提出的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及外人越界筑路亦为反对的目标之一，故能引起上海中等商人及小商人的同情。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新兴工业的摧残，亦颇为一般大商人所愤恨。所以五卅运动初起时，差不多各阶级的人都热烈参加，但上海总商会因地位和工人学生不同，主张比较稳健。所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正式条件十三条中有“优待工人”一条，主张“外人所设各工厂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而总商会则改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又原提十三条中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条，被总商会删去；而原提十三条中有“收回会审公堂一条”，总商会只要求“完全恢复条约上原状”。总商会这样擅自修改联合会所提的条件，当时颇受舆论的非难。
因五卅事变而起的反帝运动遍及全中国，同时帝国主义者怕中国革命势力抬头，也采用高压手段，结合中国的军阀，向革命民众进攻：六月十一日，英水兵在汉口向群众开枪，当场击毙数十人；六月二十三日，更在广州沙基[1]惨杀六十余人。［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反帝浪潮的高涨］但帝国主义这样的在各处不断的屠杀，并不曾把中国民众反帝的高潮镇压下去。当时“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呼声，遍及全中国；而延长至十六个月的“省港罢工”，更给英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
广东的民气本来最为发扬，自从国民党取为革命根据地以来，更成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政府及人民即纷起响应，为上海民众的声援。但当时因广州政府正在扑灭杨希闵、刘震寰等叛军，无暇兼顾，所以没有大规模的运动发生。到叛军扑灭，学生工人便群起设法对英帝国主义表示反抗。六月十九日，香港各工团秘密议决总罢工，组织全港工商委员主持一切。二十一日，电车工人及印刷排字工人首先罢工。其余各业也陆续响应。罢工工人纷纷退出香港，由广州工团招待食宿，同时广州沙基工人，亦与香港工人取一致行动。二十三日，广州开民众大会，到会者数万人，广州政府的要人如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等都到会演说。下午一时群众游行示威，经沙面西桥口时，英兵忽向群众开放排枪，租界内的外兵竟继续用机关枪扫射，停泊河面的法国军舰亦开炮助威，枪炮声连续至半小时之久，中弹惨死的华人凡百余人，受伤的更不计其数。经此大屠杀，广州的民众及政府更坚决反抗到底。省港罢工委员会得广州政府的竭力维护，省港罢工和港澳封锁政策继续维持至十六个月之久，直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后，为巩固后方起见，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协议决定变更政策，于十五年十月十日宣布实行停止罢工，取消封锁港澳政策。这样长期的广大的政治罢工，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未曾有过，其结果几使香港成为荒岛，英帝国主义受了巨大的创伤。
而最值得我们注意者：五卅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口号在五四运动时是没有的，在五四运动的文献中也找不到一篇明目张胆的反帝国主义的文章。所以五卅运动是中国民众形成更广大的革命联合战线，以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五四运动只是反对卖国政府及日本的对华侵略，当时杂志、报章上的论文以及各团体所散发的传单，并没有明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后有人发表反帝国主义的宣言，在五四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胡适，还在《每周评论》上著文反驳，不承认有所谓帝国主义，更替美帝国竭力辩护。
* * *
[1]沙基，一称沙面，在广东省城西南。自清道光二十二年开埠以来，英人始筑此岛，费金三十二万，其中五分之四出自英人，余则出于法人，故两国租界，即以此为区分。外国商铺及英、法、德、美、西、葡、日等各国领事署，都在于此。
第七十四讲 军阀混战与国民革命
自两度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势力依旧没有消灭，割据一方的军阀，各恃帝国主义为后援，明争暗斗，造成长时期的内乱。
五四运动时的徐世昌政府
当民国六年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时，两院议员通电否认，同时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亦声明在国会未恢复以前，军民政务暂行自主。［南北两政府的分立］及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借口溥仪复辟，法统中断，另行召集临时参议员。于是海军司令程璧光率领舰队赴广东，宣言拥护约法，恢复国会。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先后响应。旧国会议员纷至广州，召集“非常会议”，议决组织军政府，并举孙文为海陆军大元帅。中国遂分立为南北两政府。
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所组织，但当时北洋军阀因内部权利之争，早已分裂为直、皖两系。［北方直皖军阀的冲突］皖系领袖段祺瑞当时靠日本的大借款，借口对德宣战组织所谓“参战军”，想以武力统一南方，而直系领袖冯国璋因自己实力未充，主张与南方停战议和。后来两派调停的结果，于民国七年八月，召集新国会，另选徐世昌为总统，冯、段同时下野。但段祺瑞仍任参战督办，握有军事实权，而段派的健将徐树铮等更组织所谓“安福俱乐部”，在新国会占有势力，遂开始对直系压迫。民国九年七月，直系军阀直隶督军曹锟及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联络奉天督军张作霖，与段祺瑞、徐树铮的“定国军”开战。结果，定国军大败。徐世昌遂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余人。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副之，又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直皖战争的结果，直系虽胜，但奉系军阀的势力伸入关内，不久皖、奉两系又发生了利害冲突。［直奉军阀的冲突与英、日帝国主义的暗斗］而日本帝国主义因帮助皖系失败，为侵占满、蒙的便利计，遂转而扶植奉系，同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保持其在长江一带的势力，亦扶植直系，以相抵抗。奉系先夺取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特别区，并联合浙江督军卢永祥，后又与皖系勾结，组织讨直同盟，并推荐梁士诒组织内阁。民国十一年三月，两湖巡阅使吴佩孚通电斥责政府卖国，而张作霖亦借口京畿治安，派遣大兵入关。四月末，直、奉两系正式开战。结果，奉军败退。徐世昌又下令免张作霖职，并查办梁士诒。但张作霖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宣告独立，北京政府亦无如之何。
直系既打倒奉系，想进一步统一南方。［直系军阀的得势与曹锟贿选］当时直系军阀以为南方护法运动的症结在于国会，遂由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孙传芳等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徐世昌因自己的总统由新国会所选出，见形势不利，遂通电辞职。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亦多北上。于是黎元洪遂于六月十一日复任，不久旧国会亦重开。但直系的拥黎复位，并非出自诚意，不过借此排斥徐世昌，并为自系找取政权的预备。民国十二年六月，直隶省长王承斌等嗾使北京军警至黎元洪私宅索饷，并断绝他的水电，黎愤极出京。遂由直系军阀组织摄政内阁。众议员议长吴景濂，承直系军阀的意旨，先公布所制定的宪法，继用金钱运动议员[1]。于十月十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大总统。
直系军阀在这时候，志得意满。但曹锟的总统由贿选而来，已全国皆知，反直派得所借口。［第二次奉直军阀的冲突与直系内部的分化］当时全国舆论，都对直系攻击，而本属皖系的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遂为关内反直派的领袖。民国十三年，卢永祥因和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争取上海的地盘，发生战争，卢军败退，孙传芳由福建带兵入浙，遂据有浙江。同时，奉军派兵入关，与直系军队相持于山海关。十月末，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迫曹锟下令免吴佩孚职，并把曹锟拘囚于延庆楼。第二次的奉直战争，暂告段落。
冯玉祥既占领京、津，改组部下为“国民军”，并推黄郛组织摄政内阁。［奉系势力的深入与反奉战争的突起］不久，曹锟宣布退位，反直派推段祺瑞组织临时政府。段祺瑞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以“临时总执政”的名义，到京就职。那时候北方成为国民军与奉军对立的形势，而张作霖兵多力强，想伸张其势力于长江流域，先以李景林为直隶督办，继以张宗昌为山东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沿津浦路逐渐深入。督理浙江军务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见形势日恶，遂联合苏、皖、赣、闽，于十四年十月，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分兵向上海、宜兴出动。江苏督办杨宇霆率奉军退回北方，而由张宗昌扼守徐州。不久，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直系军人响应孙传芳，通电讨奉，并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即由汉阳至汉口，自称受十四省推戴，就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十一月，孙传芳军占领徐州。而冯玉祥亦因国民军屡受奉军的压迫，联络奉军将领郭松龄，使他从滦州倒戈出山海关，不料日本帝国主义为扶助其忠顺的工具张作霖，出兵满洲，使郭松龄的倒戈，终归失败。一方则李景林、张宗昌又组织直鲁联军，以“讨赤”为名，攻击国民军。国民军奋力抵抗，将李景林驱入山东，夺得直隶地盘。［反奉局势的转变与国民军的败退］奉军既不得志于关内，又与吴佩孚结合。吴佩孚竟宣告结束反奉战争，与张作霖相谅解，联合向国民军进攻。民国十五年三月，奉系鲁军率舰入大沽口，国民军封锁港口以为抵抗。十二日，日本舰队忽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枪还击，因此发生国际交涉。十六日，八国公使又根据《辛丑条约》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禁止国民军开战，遂酿成“三一八惨案”。
日帝国主义为援助奉系军阀，炮击国民军，引起国人的愤恨。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及各界举行示威运动，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并至国务院请愿，院卫队开枪扫射，死二十六人，重伤二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国民军几面受敌，势渐不支，但仍固守北京，后来国民军发觉执政府响应奉军的阴谋，遂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等都去职逃走。不久，北京陷落，国民军退守南口。于是张作霖调大军入关，吴佩孚亦率兵由京汉路北上，推顾维钧组织摄政内阁，一面吴、奉两军曾攻南口，将国民军驱逐至西北极边。那时候吴佩孚雄心勃勃，想扑灭两广的革命势力。他乘湖南赵恒惕与唐生智冲突的机会，派兵助赵，想先把湖南夺为己有，进而扰乱两广。唐生智因兵力不敌，败退衡州。一时反动势力大盛，两广颇受其威胁。
至于西南方面，自借“护法”为名与北京政府对立以来，也长在军阀的控制之下。［护法政府的纷扰］先是孙文以海陆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出兵湖南。民国七年五月，广州两院联合会修正组织大纲，改设总裁会议与政务院，以代替大元帅制，举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林保怿七人为总裁。孙文愤军政府为滇、桂军阀所把持，不就职，遂改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春煊信任政学系政客，凭借桂军势力，与各派发生意见。民国七年十月，岑春煊竟与北方政府妥协，通电解除军政府职务。孙文、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通电否认。十一月，重到广州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明年四月，两院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改组“中华民国政府”，举孙文为大总统。北京政府因西南终不就范，遂暗助桂系军阀陆荣廷攻粤，但为粤军所败。于是孙文再组织北伐军，设大本营于桂林，命陈炯明镇守广州。［陈炯明的叛变］民国十一年四月，孙文想乘北方奉、直军阀开战的机会，出兵北伐。不料陈炯明想乘机占据广东，竟调回参加北伐的粤军，围攻总统府，胁迫孙文下野。孙文避居楚豫兵舰。八月，孙文离粤北上，陈炯明仍自称为粤军总司令。十二月，陈炯明为滇、桂军所败。明年二月，孙文重返广州，由滇、桂军拥戴孙文为大元帅。但当时驱逐陈炯明的滇、桂军领袖杨希闵、刘震寰等，依旧是想割据地盘的军阀，他们的拥戴孙文并不出自诚意，以致南方革命势力很难发展。
孙文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与革命领袖的逝世］到陈炯明叛变，孙文更感到没有完密的党及实行主义的革命军，终为军阀所支配。同时又看到苏俄革命之所以成功，全靠有组织严密的党。乃于民国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旧党员重行登记。明年一月，更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发表宣言，决定政纲。并派蒋中正赴俄考察，采取成法，创设黄埔军官学校。十一月，孙文为倡导和平统一，促成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离粤北上。段祺瑞事前虽发电欢迎，但并无诚意，乘孙文尚在中途时，竟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文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而孙文到天津后，旧病复发，延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竟病殁于北京。遗嘱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云云。从孙文改组国民党以后，南方革命势力已渐发展；及孙氏北上，北方民众受其影响，革命的潜势力遍于全国。
广州自得到孙文噩耗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发表宣言，声明合法政府未成立、国民会议未召集以前，仍继续其革命工作。［南方内部叛乱的平定与出兵北伐］到六月间，党军先后平定粤军陈炯明及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
当孙文离粤北上时，陈炯明在东江，以为有机可乘，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向广州进攻。广州政府乃于十四年一月十五日下令东征。但当时杨希闵、刘震寰等暗与陈炯明通声气。黄埔军校创立未久，只有教导团两营及入伍生一营，实力不甚充足，因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参加作战。因那些学生抱有效死革命的决心，居然以少敌众，冲破敌兵于淡水、平山等处，不及两月，奠定东江。不料东征战事方告结束，杨希闵、刘震寰又因逆迹显露，内不自安，将其所部滇、桂军集中广州，密谋异动。其时教导团已改为党军第一旅，蒋中正奉命率党军及粤军回师，协同服从政府各军，并得铁路工人之助，将杨、刘扑灭。从此广州的革命政府渐巩固，而革命势力也日渐扩张了。
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国民政府”，选汪精卫、蒋中正、胡汉民、廖仲恺、谭延闿等十六人为委员，推汪精卫为主席。即着手统一政权，并将所有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即将盘据东江的陈炯明势力，完全肃清。
陈炯明于党军、粤军回师广州之后，袭取潮汕，再据东江作乱。国民政府命蒋中正两次东征。先将扼东江要害的惠州坚城攻破，渐次将陈炯明的势力完全肃清。一面因陈炯明的余党在南路滋扰，亦分兵讨平，于是广东全省统一。不久，广西亦加入国民政府，革命军的势力愈雄厚，便准备出兵北伐了。
明年，北方段政府倒，国民军避居西北，吴佩孚居然向南方取攻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即时出师北伐。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向湖南进攻。准备夺取武、汉，进而统一全国，消灭军阀。当时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属于吴佩孚的势力范围；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属于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山东、直隶、东三省属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旧军阀的势力还很大。但国民革命军因得民众的同情，不到一月就收复湖南，进攻武、汉，八月，吴佩孚亲率大军督战，大败于汀泗桥，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军所得。［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溃败］吴佩孚退入武胜关，因受奉军压迫，逃入四川。革命军既得武、汉，分兵两路：一由湖南出江西，以夺取南京；一由福建出浙江，以夺取上海。九、十两月间，革命军与孙传芳军队激战于江西；十一月，孙军大败，江西收复。同时福建亦被革命军收复。明年二月，革命军入浙江。三月，革命军收复南京。不久，上海工人起而响应，革命军遂收复上海。那时候吴佩孚的势力已完全被革命军所消灭，孙传芳的军队亦已击溃，中国的大军阀只剩一个张作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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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议员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每人致送所谓“冰炭敬”数千元不等。
第七十五讲 国民政府的确立
革命军既占领上海，蒋中正即于三月二十六日乘军舰抵上海，先是孙文改组国民党，容许共产党党员加入；［清除共产党与宁汉分立］及孙文病殁，国民党的重要分子，觉得共产党的政策与国民党不能相容，遂有清除国民党内共产分子的计划。蒋中正既到上海，即着手实行清党，同时监察委员吴敬恒亦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主张用断然手段，清除共产党。但当时由广州移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委员，对于清党，大多数不表示赞同。由海外来上海的汪兆铭，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公开宣言，继续合作。不久，汪兆铭离上海至武汉，武汉方面反蒋的空气一时十分浓重。蒋中正乃于四月十五日，与一部分中央委员议决以南京为首都，于是国民党遂分为宁、汉两派。
蒋介石像
国民党内部虽分裂，但对于打倒北方奉系军阀的目标是相同的。［宁、汉两方的出兵北伐与冯玉祥等响应］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出兵由津浦路北进，驱走孙传芳残部，进占清江浦、海州，前锋直入山东境，又克复蚌埠，占领徐州。武汉政府亦于四月下旬，发兵出武胜关向河南进攻；一方面北方冯玉祥及阎锡山的国民军亦分道出发：冯军由陕西出潼关，阎军由山西出娘子关，与革命军会师。六月，奉军败退，河南收复。于是黄河以南，除山东外，都属于革命军的势力范围。但宁、汉两政府的对立形势依旧未曾消灭。武汉政府于收复河南后，且动员东征。［武汉清党与宁汉合作］蒋中正亦调回进入山东境的北伐部队南下，对长江上游布防。不久，武汉方面因湖南农民运动过分激烈，渐与共产党起了意见的冲突，于七月十五日开始取缔共产党的活动。东征军的一部分，受共产党指使，便于八月一日在南昌暴动。武汉政府遂对共产党取断然处置，并接受冯玉祥的调解，实行宁、汉合作。而蒋中正于宁、汉合作声中，突然宣布下野。于是宁、汉分裂问题虽告解决，而北伐军事停顿，遂使残余的封建军阀又得乘机侵入了。［残余军阀的死灰复燃与孙传芳军队的消灭］当蒋中正由山东抽调部队防御武汉东征时，张宗昌、孙传芳即乘机由津浦路南攻，占徐州、蚌埠，蔓延及于江北各地。蒋中正下野后，孙传芳视为有机可乘，即于八月二十四日起，率其部队，偷渡长江，占领高资、龙潭、栖霞山一带，希图袭取南京，幸革命军奋勇抵抗，经五六日的苦战，才把孙军击溃。从此以后，孙传芳的势力完全消灭了。
北方的阎锡山，在宁、汉纠纷时，已在山西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山西军的孤军奋斗］徐州、郑州克复后，山西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阎锡山亦正式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九月间，阎锡山分兵三路向奉军进攻：北路出京绥路攻张家口；南路出娘子关攻保定；又命傅作义率特派队攻北京之西。但因南方内部纠纷，不能分兵策应，山西军队孤军奋战，终敌不过奉军，南北两路，退守娘子关与雁门关，而傅作义的特派队占领涿州后，陷于奉军重围之中。同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因受九月间河南靳云鹗的叛变及陕西黄得贵等的扰乱的影响，以致河北豫东被奉军及直鲁军所侵入。十月间，奉军占卫辉，直鲁军进逼归德、兰封，国民联军出死力抵抗，仅能勉强支持。至十一月上旬始突破危境，分兵两路攻曹州、徐州。而南京方面亦因西征军事结束，由何应钦统兵北上，占领蚌埠。十二月，国民联军与革命军占领曹州、徐州，声势大振。那时候蒋中正因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体会议议决命其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于十七年一月通电复职，即着手整理部队，将何应钦所统的第一路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由蒋自兼总司令，国民联军改为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二期北伐的准备］北方革命军改为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为总司令。计划第二期的北伐。五月一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三日，日本军忽加袭击，发生“济南惨案”[1]，军事的进行因之被阻。但第三集团军于五月末收复保定及张家口，第二集团军攻下河间，第一集团军攻下沧州，第四集团军亦派兵北上，北京、天津岌岌可危。六月三日，张作霖见形势不利，由京奉铁路出山海关，明日清晨，在皇姑屯遇炸身死。［张作霖出关遇炸与革命军收复北京］六月八日，革命军收复北京。奉军将领因张作霖遇炸出于日本的诡计，深恨日帝国主义的横暴，渐倾向于国民政府。惟张宗昌倔强不服，乃由各集团军派队混合组成的右路军，与奉军联络，前后夹攻，于九月间把直鲁军残部完全解决。［东三省易帜］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作霖子张学良等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东三省即改换党、国旗。于是南北统一，历年军阀割据的局面为之一变。
国民政府初建立于广州。至民国十六年一月，因军事发展，移至武汉。［国民政府的确立］四月十八日，南京方面的党员因与武汉政见不合，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九月间，宁、汉合作成功，武汉政府自动取消。明年十月四日，本“以党治国”的政纲，根据“五权宪法”，改订国民政府组织法，分设五院。继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国民政府国务委员十六人，再由委员中选定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监察院长蔡元培，考试院长戴传贤。确定南京为首都，改北京为北平。分全国为二十七省。统一政府的规模，到此才确然成立。
民国成立，仍以北京为首都。三年，定地方行政区，各省改用道制，以县隶之，计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新疆、吉林各四道（后分为六道），奉天、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各三道，江苏、四川、广东、广西各六道，甘肃七道，黑龙江两道（后分为三道），其特别区域，除京兆尹外，热河、绥远、察哈尔各一道，川边二道。凡尹一，道九十五，而内地土司及蒙、藏之因俗为治者尚不在内。国民政府成立，废道制，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奉天省为辽宁省，以旧甘肃、宁夏道及西套蒙二旗为宁夏省，旧甘肃、西宁道及青海地方为青海省，旧热河特别区为热河省，旧绥远特别区及察哈尔之西南部为绥远省，旧察哈尔特别区及直隶之口北道为察哈尔省，旧西康特别区为西康省，统计本部十八省及东三省与新增之宁夏、青海、热河、绥远、察哈尔、西康，共二十七省，蒙古、新疆之因俗为治者尚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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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第七十七讲。
第七十六讲 外交局势的转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外交上的积弱，早成不可掩饰的事实。［外交局势的开始转变］但从欧战发生及俄国革命后，国际局势起了变化，同时中国民众也渐渐觉悟到要争取外交上的胜利，不能单靠政府，须用民众自己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奋斗，才有效力。又经“五四”“五卅”两次群众的革命斗争，使帝国主义者感觉到他们虽有坚甲利兵，终不能消退中国的革命浪潮。于是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所谓“司法调查”与“关税会议”等延宕欺骗的政策以缓和中国的反帝斗争。在这时期，中国的外交局势显然已略有转变。到民国十五年冬，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一时民众运动如春笋怒发。［汉口、九江革命民众的自动收回英租界］明年一月三日，汉口市民庆祝北伐胜利，和英国水兵发生冲突，被杀伤多人。市民大愤，拥入英租界。那时候帝国主义的兵舰停泊在汉口的很多，但他们怕我们的革命民众，终不敢公然挑衅，汉口英租界当局不得不在革命民众势力威胁之下，撤退水兵，由国民政府派军警设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一切。同月九日，九江英水兵与工人发生冲突，九江的英租界，亦被革命民众夺回。当时驻北京英公使派员向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将租界交还，为外交部长陈友仁所拒绝。［收回租界运动的进行］二月，与英人成立协定，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收回。三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江、浙，镇江英租界亦由英领事自动放弃。民国十八年天津比租界及厦门租界亦正式收回。同年，威海卫除刘公岛[1]须续租十年外，也全部收回。但其余的租界及租借地没有收回的尚有多处。尤其是上海租界的收回，迄今尚无办法。[2]
除收回租界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文在遗嘱中说“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者。［废约运动的进行］国民政府特于十七年六月发表宣言，主张以正当的法律手续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七月，外交部又根据宣言，照会各国公使，声明中国与各国协定条约已满期的，另订新约，未满期的，以相当手续解除修订。但这时候因中国革命形势的转变，民众运动已不复如收回汉口英租界时那样的热烈，所以国民政府虽用和平手段声明用“正当的手续”以解除或修订条约，亦不能得帝国主义者的谅解。当时各国驻华公使集议对付，日本竟以为旧约没有废约或失效的规定，反对重订。经交涉结果，到这年年底为止，国民政府与各国新订或修订条约的十二国。但这些新约里并未能将不平等各点完全废除，只集中于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两问题：关税问题，在华府会议时已允许中国略为增加。［关税问题与领事裁判权收回问题］五卅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为缓和中国的民气，曾助北京政府召开关税会议，允许中国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颁布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但须中国同时裁撤厘金。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国民政府遂照会各国公使，声明中国将明令公布国定新税则，于明年二月一日实行。至此，协定关税的不平等待遇才算稍得解决。领事裁判权问题，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各国根据华府会议的决议，组织调查委员会，到中国调查。结果，借口中国的司法情形还不能达到取消治外法权的程度，此问题遂被搁置。到国民政府进行修约，各国允许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至最近为止（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也只有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而已。
除上述五国外，如智利于一九一五年，瑞士于一九一八年，波斯及奥国于一九二〇年，德国于一九二一年新订的商约，都已把领事裁判权撤废，并约明关税由中国自主。但这都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与最近[3]的废约运动无甚关系。
除上述外，中国对苏联的外交亦须特别叙述。［中国对苏联的外交］苏联以社会主义立国，对外不主侵略。民国十三年，苏联代表与我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十一条，正式恢复邦交。苏联并自动的无条件的撤消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退还庚子赔款，而对于外蒙的库伦问题和东三省的中东铁路问题等都有较为圆满的解决。
关于外蒙事件的解决，详见当时外交部公布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关于中东路事件的解决，详见同《协定》第九条。当时并根据《协定》第九条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它的内容，便是中国未赎还前中俄各派管理人员的组织细则。
民国十七年，中俄间因他种问题发生误会，暂时断绝邦交。但最近[4]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俄两国的当局都认为有恢复邦交的必要，已互派大使，正式恢复邦交了。
总之，外交局势的转变，全视民众势力的强弱而定。［外交局势的又一转变］在收回汉口及九江租界的时候，正我国民众势力全盛的时候。其后革命方向转变，民众运动消沉，帝国主义者故态复萌，外交形势也就日渐不利。至最近[5]日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三省，外交局势又急转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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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公岛在威海卫东海中，为威海卫的屏蔽，英人设有炮台。
[2]指作者著书的时期，大约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3]最近指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一九三三年。
[4]最近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5]最近指公元一九三一年。
第七十七讲 日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
日本向中国侵略，自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抬头以来，未曾有一刻的放松，其中最严重的事件，除“甲午之战”及民国四年以哀的美顿书胁迫我国承认其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外，当推民国十七年的“济南惨案”及最近[1]的“九一八事变”。
民国十七年，第一集团军渡江北伐，连破滕县、泰安，威胁济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眼看他所扶植的奉系势力快被打倒，便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济南惨案］五月一日，第一集团军收复济南。三日，日本驻济军队忽向中国军队及民众开枪扫射，并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余人一齐枪杀，又派大队军队逼令革命军缴械，炸毁军用无线电台。八日，日军竟轰击济南，中国军民死伤达一万一千余人。后方病院伤兵七百余人亦惨遭杀戮。十日，南京日领事更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书，竟说日本为保护侨民将增派海陆军驻防长江及天津一带。当时中国军队虽器械不及日本之精，但未始不可抵抗。大概国民政府为完成北伐大计，所以始终隐忍，蒋总司令特令各军退出济南，绕道长清等处渡黄河追击奉军，对于日本的横暴行为，则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至民国十八年三月，签订济案解决草约，日本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驻军，由中、日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双方损失。这样严重的济南惨案，就此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