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往往在经书中牵强附会，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朝制法；又说刘氏系出于帝尧，不是普通匹夫所可比拟。凡可以巩固刘氏政权的，无所不用其曲解。例如：当时盛行的纬书中说：“孔子……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春秋〉纬演孔图》），以作刘氏受命于天的证据。又《左传》文公十三年传，添入“其处者为刘氏”的话，作为刘氏是帝尧后代的证据。
于是他竭力谦恭下士，先取得一般人的信仰，又和刘歆勾结，提倡古文经学，暗以周公自比。［王莽的矫饰］
汉朝经学分两大派：汉武帝以来，博士们所教授的经，因为文字是用当时通行的文体写的，故称为“今文学”。刘歆所提倡的《周礼》《毛诗》《左传》，相传是用古籀文写的，故称为“古文学”。今文学宗孔子，古文学宗周公。
平帝病，莽便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5]，愿以自己的生命作替代。平帝崩，无子，时元帝的后嗣已绝，而宣帝的曾孙却有数十人，照例可以选一人立为皇帝，但莽因为他们年纪都已长大，便借口于“兄弟不得相为后”，主张在宣帝的玄孙中选立一人。在未选定以前，他仿周公辅成王故事，以安汉公的名义，居摄践祚，号为“假皇帝”。［从假皇帝到真皇帝］既而选定了宣帝的玄孙婴，年仅二岁，立为皇太子，号称“孺子”。不到一年，有梓潼人哀章，造铜匮为两检[6]，假托汉高祖灵献给王莽，莽遂自称受汉高祖的禅让，即真天子位。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那时候是公元八年，距前汉开始建国凡二百十年。
* * *
[1]掖庭令，以宦官为之，掌后宫贵人采女事。
[2]史高是宣帝祖母的哥哥的儿子，于宣帝为表叔。
[3]皇帝的舅称“元舅”。
[4]昭仪，汉女官名。元帝所立，位同丞相，爵比诸侯王。
[5]祭天神“泰一”的地方。
[6]古书函用绳检之，然后填以泥，题字其上而印之，像现在用火漆之法，叫做“检”。
第十六讲 汉室的再建
王莽夺取汉朝，大半是为要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前汉末的社会现象］那时候，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更加厉害。推究原因，完全是大地主和豪商拼命剥削百姓，弄得百姓生计艰难，流亡四处。那些地主豪商又大都与当时的诸侯王发生关系，势力很大。汉朝厉行重农轻商政策，想限制商人的兼并农田，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文帝时，晁错上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可见当时重农轻商的政策，没有什么成效。详可参考《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至对于大地主和地主式的封主（诸侯王），更没有方法去限制他们对农民的榨取。［新莽的社会政策］王莽做了皇帝，便取断然的处置：下令没收农田为国有，改名“王田”，不准私相买卖。如一家男丁不过八口而私田过一井的，须得把余田分给亲戚邻里。男丁应受田而没有田的，依照规制，给他田种。又立五均、司市、泉（钱）府等官。一年四季，每逢第二个月，由司市官规定物价标准。商人售剩的货物，由五均官用平价收买，待市场缺货时，仍用平价卖出。人民有正当用途要借钱的，泉府官处可以出借，按月只取息百分之三。又因盐、铁、酒及冶铸、伐木、开矿、畜牧、渔猎、借贷等事业，或是有关国民生计的，或是容易被人垄断的，一律收归国家办理，不许私人经营。这样一来，大地主豪商都受了致命的打击，自然要引起极大的反动了。［新莽失败的原因］加以王莽手下没有许多能尽心竭力替他推行新法的人，只有刘歆等几个儒生，一味讲究六经，模仿古制，对于吏治方面无暇顾到，任凭那些贪官污吏收受贿赂，暴虐百姓。
王莽事事学古：他所发的诏诰，常用《尚书》文体，使人很难了解。甚至于官制、地名，也要依据经文或古来的传说来改；又屡次变更，使人无所适从。又把当时通用的而且轻重比较合度的“五铢钱”废弃。模仿古制更作“宝货”，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后又屡次变更，以致民间流行为难，偏僻之区，甚至以物品相换。凡此，都是务虚文不顾实际，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又迷信“制度一定，则天下自平”，所以一意讲究六经，尽力于制礼作乐，把日常的例行政务也有抛荒不理。甚至于县宰出缺，数年不补，任凭郡守兼理。又以制度未定，官吏得不到俸禄，大都靠贿赂以自给。因此吏缘为奸，民受其虐。
一般平民，对于新政的好处本来不很明白，受了地主豪绅的反宣传，加以贪官污吏的暴虐，不免要发生误会，引起乱子。因此，建国未久的新朝，终于被代表大地主的刘秀所打倒。
刘秀，南阳郡蔡阳县人。他的五世祖发，是汉景帝的儿子，封长沙王，传到他手里，还有不少田地。当时南阳饥荒，但刘秀却有不少租谷到宛县去粜。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他确是一个大地主了。
王莽末年，盗匪蜂起，但大都聚众劫掠，并无政治上的野心。［刘秀的起兵与汉室重兴］地皇三年[1]，汉宗室刘演和其弟秀在春陵起兵，和新市、平林两股盗匪会合，拥戴汉宗室刘玄为更始皇帝，声势渐大。
王莽天凤四年[2]，新市人王凤、王匡等起兵，初藏绿林山[3]中，号“绿林兵。”其后分为两支，一向南郡，号“下江兵”，一向南阳，号“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平林人陈牧聚众千余人起来响应，号“平林兵”。汉宗室刘玄亦在其中。玄初号“更始将军”，后称“更始皇帝。”
莽发大兵四十万，和刘秀战于昆阳，莽兵大败。于是各地纷纷响应汉兵。明年，汉兵入京师，莽被乱兵所杀。新朝建国凡十六年而亡。那时候天下大乱，汉室新兴，百姓颇希望更始有所建立，但更始懦弱，为诸将所制，不能有所作为。后来又听信谗言，把刘演杀掉，而使刘秀出巡河北。秀既奉命出使，所过郡县，下令废莽新政，复汉旧制，百姓都归附他，他遂不奉更始命令，在鄗南即皇帝位。后更始为赤眉所杀，秀便出兵讨平赤眉。
东汉荷塘渔猎画像砖
王莽天凤五年，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一年间部下多至万余人。莽发兵讨伐。樊崇怕他的部下和莽兵混乱，为易于辨别起见，教他的部下把眉染成赤色，以作标帜，故称“赤眉”。更始二年[4]，赤眉兵入长安，更始被杀。光武即位的第四年[5]才把赤眉平定。
又以次平定割据一方的群雄，统一中国，徙都洛阳，是为后汉（亦称东汉）[6]光武帝。
汉末，四方豪杰纷起，割地自雄，除赤眉外，王郎据邯郸，秦丰据黎丘，李宪据卢江，公孙述据成都，隗嚣据天水，窦融据河西，卢芳据九原，彭宠据渔阳，刘永据睢阳，张步据临淄，董宪据东海，佼强据西防，田戎据夷陵，延岑据汉中，其他铜马、大彤……诸贼，到处寇掠。光武徇河北时，平王郎，破降铜马诸贼。其后分遣诸将，收复各地。惟窦融以河西五郡地降汉，不曾用兵。
光武帝出身贵族，通达经史。［光武帝的政治策略］他起兵时尽力除莽苛政，复汉旧制，博得地主商人阶级的同情。同时又利用谶文符瑞，取得平民的信仰。
西汉末年，符谶盛行。王莽的国师公刘秀，因谶文有“刘秀当为天子，”遂改名为秀；当时人家都以为谶文应着刘秀，光武听见了，却笑道：“安知非仆”。后来他部下拥戴他做皇帝，他正谦让未遑，却巧他的旧同学强华从长安带了什么“赤伏符”来，里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他就认为这是受命于天的凭据，遂即皇帝位于鄗南。他既做了皇帝，对于谶纬竭力提倡，所谓“七纬”[7]，几乎与五经并重。
大业既定，就竭力偃武修文，轻徭薄赋，一切设施，都以休养生息为务，一反王莽时躁急繁扰的流弊。一方面更利用纬书以加重儒家“分尊卑，别上下”的教义；
儒家教义中有所谓“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于尊卑秩序，君臣大义，已经定得极严的了，但父子之间还要讲“亲”，君臣之间还要讲“义”。纬书更于“五常”之外增出“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在五经里没有明文，出于《礼纬含文嘉》。但当时因皇帝提倡之故，后来大儒如马融等也居然注在《论语》里。从此以后，臣、子、妇对于君、父、夫只有绝对的了。
更利用儒家的伦理观念，表章气节，以养成士大夫的阶级意识。
光武即位后，除表章五经、七纬外，更表章气节：如卓茂因在王莽时辞官归田，光武即位后，首先访他，下诏称赞他很有气节，为人所不能为；尊为太傅，封褒德侯，又谯玄亦在王莽朝弃官归乡，光武即位时，玄已死，命郡官用中牢致祭。又李业在王莽朝隐居不仕，后又不肯做公孙述的官，被述毒死，光武即位，下诏表其门闾。又费贻不肯就公孙述的聘请，装作疯癫，隐在深山中，光武便任他为官。凡此，都所以表示不事二姓的尊宠。庄光[8]曾与光武同学，用他做官，他不肯受命，隐居富春山；周党经二次聘请，方始朝见，朝见时又伏而不谒；光武都宽假他们。这是特别表示敦重品格的意思。
传至明帝（光武子刘庄）、章帝（明帝子刘炟），都能守前朝成规，无所变更，社会经济又暂时入于稳定的状态。所以从光武到明帝，历史上称为东汉治世。
* * *
[1]公元二二年。
[2]公元一七年。
[3]山在湖北当阳县。现在称强盗为“绿林”，本此。
[4]公元二四年。
[5]公元二七年。
[6]前汉都长安，在西，故后世称“西汉”。后汉都洛阳，在东，故后世称“东汉”。
[7]纬，对“经”而言。七纬，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的纬。据《后汉书·方术传》注及王应麟《困学纪闻》，计有七种、三十五篇。赵宋时纬书散亡殆尽，今惟在诸家所辑佚书中，约略可见其大概。
[8]庄光后避明帝讳，改为严光。
第十七讲 清议与党锢
中国的所谓“士大夫”，从前汉以来成为社会上一种特殊势力：官僚大都由士大夫构成，一切制度政策大半出于士大夫的策划。［士大夫的势力］光武帝表章气节，更造成一种特殊风气。士大夫势力不仅限于在朝做官的，在野者也得以尊贵的身份，主持所谓“清议”。
清议的对象专在于名节。［清议的力量］明白点说，当时士大夫都以名誉气节为重，乡里朋友之间，很严正地互相督责，互相批评，凡品行稍有失检处，便要受人家的指摘，一经指摘，往往为社会所轻视，终身没有公然出头做事的机会。当时清议的力量很大，如黄允因离妻再娶，为清议所不容，便废弃终身。又如汝南的豪族袁绍，声势煊赫，他由濮阳令任上卸职回乡，将到汝南，便把许多随从的人遣散，为的是怕他同乡许邵的“月旦评”[1]。这种风气起初大概偏重在个人的行为方面，后来渐渐影响到政治界。到后汉末年，宦官专政，士大夫起而抨击，遂酿成“党锢之祸”。
后汉宦官专政的局面，［宦官专政局面的造成］也是渐渐造成的：和帝（章帝子刘肇）以幼年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不得不引用宦官。其后后兄窦宪专横，和帝和宦官郑众定计把窦宪杀掉，于是开了宦官专政之风。
光武帝鉴于前汉外戚专权，故对外戚取压抑主义。明帝即位，仍循此方针。章帝即位，尊明帝后马氏为皇太后，后兄马防以功拜车骑将军，马氏势力渐盛。后马氏以骄奢不谨得罪，章帝的皇后窦氏之家益贵盛。章帝崩，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后兄窦宪以侍中贵幸，入参机密，出宣诏命。后又以征匈奴功，拜大将军。时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大都骄纵不法。和帝乃与中常侍郑众[2]定计收窦宪印绶，迫令他自杀，郑众以功封鄛乡侯。宦官封侯自郑众始。
和帝崩，邓太后临政，又不得不引用宦官。
和帝数失皇子，后生者辄秘密养在民间。帝崩，皇后邓氏收皇子于民间。少子隆生才百余日，迎立以为太子，即位，是为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当时政权移于中宫。又以女主临朝，不得不引用宦官，于是宦官郑众、蔡伦等都乘机参预政事了。
安帝（章帝孙刘祜）时，外戚邓骘辅政，被宦官江京等谗害。
章帝立宋氏女为妃，生子名庆，立为太子。后宋氏被窦皇后所诬陷，自杀，庆废为清河王。殇帝即位仅数月崩，邓太后迎立清河王庆的儿子，是为安帝。太后兄邓骘辅政，颇崇尚节俭，推奖贤士。安帝宠爱宦官江京等，又有他的乳母王圣，日伺左右。太后死，江京等遂造谣说太后的兄弟要废安帝而立平原王刘翼（桓帝的生父）。安帝大怒，斥逐邓氏子弟，邓骘不食而死。
安帝又引用外戚阎氏。顺帝（章帝曾孙刘懿）即位，阎氏被宦官孙程等所诛杀。
邓氏既被斥，安帝乃引用皇后阎氏的哥哥阎显。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名宝，立为太子。阎后和宦官合谋，杀李氏，废宝为济阴王。安帝崩，后和阎显定计，迎立章帝的曾孙刘懿。后自尊为皇太后，显以车骑将军辅政。不多时，刘懿死了，宦官孙程等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遂杀阎显，迁阎后于离宫。宦官孙程等十九人，皆以功封侯。
桓帝时，外戚梁冀擅权，骄横不法，帝和宦官单超等合谋诛冀，冀死，超等五人同日封侯。
顺帝引用皇后梁氏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辅政。商死，他的儿子梁冀代握政权，骄横不法。顺帝崩，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冲帝年仅二岁，即位的次年就死了。梁冀和太后定议立渤海王刘鸿（章帝曾孙）的儿子缵，是为质帝。质帝年纪虽小却很聪明，常因朝会，看着梁冀说，“这是一个跋扈将军”！冀遂用毒药弑质帝，迎立桓帝。冀专权二十多年，声势极盛。后桓帝和中常侍单超等定计诛冀，梁氏的兄弟子侄亲戚，不分男女少长都杀掉，和梁氏有关系的都被免官。没收梁氏的家产有三十多万万。
从此外戚势力一蹶不振，而宦官专政的局面却已造成。宦官本是“刑余之人”，根本谈不到“身份”，一向被士大夫所轻视，一旦在朝廷上掌握大权，并且分茅授土，在社会上一跃而为大地主。［宦官和士大夫的利害冲突］士大夫和宦官，在政治上经济上起了两重的利害冲突，便由外戚、宦官的斗争，一变而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这斗争的形式：宦官借皇帝的威权以压迫士大夫，所谓“口含天宪，手握王爵。”士大夫用清议的力量以攻击宦官，所谓“匹夫抗愤，处土横议。”斗争的结果，便是下面所讲的两次党锢之祸。
桓帝（章帝曾孙刘志）时太学生三万余人，以贾彪、郭泰为首。［第一次的党狱］和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等力持清议，攻击宦官。当时宦官的党徒满天下，而诸名士之为郡守者，对于宦官党徒之犯法的，往往加重处罚。桓帝延熹九年[3]，河内人张成，交通宦官，教子杀人，时李膺为河南尹[4]，把张成捕来治罪。张成的弟子牢修，受宦官的指使，出头控告李膺与太学生及各地生徒，结党作乱。桓帝受了宦官的包围，下诏收捕党人。李膺等被捕入狱，牵连达二百余人。后经许多人劝谏，才把党人赦罪释放，但仍把党人的姓名记下，不准再作官吏，禁锢终身[5]：这是第一次的党锢之祸。党案中人虽被禁锢，但社会上都称赞他们有气节，因此名誉更高，当时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
君，是为一世所宗的意思。俊，是俊杰的意思。顾，是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及，是能引人宗仰的意思。厨，音皮；是以财救人的意思。今依《后汉书》列表如下：
三君——窦武 刘淑 陈蕃
八俊——李膺 荀昱 杜密 王畅 刘祐 魏朗 赵典 朱
八顾——郭泰 宗慈 巴肃 夏馥 范滂 尹勋 蔡衍 羊陟
八及——张俭 岑晊 刘表 陈翔 孔昱 苑康 檀敷 翟超
八厨——度尚 张邈 王考 刘儒 胡母班 秦周 蕃向 王章
桓帝崩，灵帝（章帝玄孙刘宏）即位，外戚窦武执政，又引用党案中人。［第二次的党狱］当时宦官曹节，因迎立灵帝有功，渐骄横，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曹节等，事机不密，反为所杀。于是党狱再起，李膺等百余人被杀，株连者七百余人，不是流徙，便遭禁锢：这是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经这两次党祸以后，朝政紊乱，盗匪蜂起。灵帝中平元年[6]，宦官吕强奏请赦免党人，帝从之。于是党祸始解。但乱象已成，一纸赦书，已无救于后汉的衰亡了。
* * *
[1]许邵字子将，和他的从兄许靖，都有高名，时时评论乡党人物，每月根据他们的近行，更易品题，当时号为“月旦评”。
[2]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本以士人为之，后汉改用宦官。
[3]公元〇一六六年。
[4]河南尹，管理京师地方的县官。
[5]禁锢终身，犹现在的剥夺公权终身。
[6]公元一八四年。
第十八讲 佛教的传入
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宗教，后汉时，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文化上受了很大的影响。［佛教的创始与传布］
中国人一向以儒、佛、道三教并称。但近人如章炳麟，就不主张儒家是宗教，他有一篇《驳建立孔教议》（载在《太炎文录》第二编）。又梁启超初著《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载在《饮冰室全集》），竭力赞扬儒教，然后来又作《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在《饮冰室全集》），以为儒教性质与其他的宗教不同，故儒家不得算为正式的宗教。
佛教的创始者，为乔答摩·悉达多，是印度迦毗罗城一个酋长的儿子。
迦毗罗城在喜马拉雅山麓孟加拉以北，今其地为尼泊尔边境的森林。中国书里都称佛为净饭王太子，用语不很正确。因为净饭以外还有白饭、斛饭、甘露饭等，同是迦毗罗城里大族，其体制和他国所谓“王”者不同。佛是净饭的儿子，其性质亦不是他国所谓“太子。”实际上他们是释迦族而别拥一部落者，与其称他为净饭王太子，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酋长的儿子来得妥当些。
他的生卒年月，传说各异，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当时印度社会阶级很不平等；最高的阶级是婆罗门教的僧侣，十分专横。
当时印度国内因历史上异族侵入和宗教上的关系，分为四个阶级：最高的叫做“婆罗门”，是专司祷告的僧侣，其次叫做“刹帝利”，就是各邦的贵族和武士，又其次叫做“吠舍”，就是从事农业畜牧及工场的平民，最下的叫做“戍陀罗”，那是被征服的印度土著，充当奴隶。从许多年代以来，这四个阶级又分为百数十的小阶级，但婆罗门这一个阶级（因为他们的名字从婆罗门神那里得来的）却始终维持其最高的权威。婆罗门教徒骄傲专横，任意钳制贵族，欺弄百姓，最下的被压迫得像牛马一般，连婆罗门教的庙门都不许走进一步。
他眼看社会不平等的情形，又想到人类生、老、病、死的苦痛，便立志要发明一种普遍的彻底的教理，使人类超脱苦难。他就抛弃了贵族生活，入山修道。修道既成，便到处传布他的教理。死后人家称他释迦牟尼[1]，又称“佛陀”[2]，省称为“佛”。他的门徒把他所说的教理记下来，成为经典，继续努力宣传。到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有个叫做阿育王[3]的，把佛教定为国教，派遣教徒四出宣传，南至锡兰[4]，北至中央亚细亚，佛教遂宏传域外。
佛教什么时传入中国的呢？［关于佛教传来的几种传说］向来有几种传说：（一）秦王政四年[5]，有十八个佛教徒，带了佛经从西域来，秦王因他们的形状可怪，把他们拘囚起来，不久便驱逐他们出境。[6]（二）前汉哀帝时，曾有博士秦景宪从月氏的使者尹存处听讲佛经。（三）武帝时，匈奴昆邪王来投降，带有一丈多长的金人，武帝把金人供在宫中，焚香礼拜。据说这金人就是佛像。但这三种传说，都不能认为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因为：（一）秦王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和阿育王同时，也许有阿育王派遣的僧徒到中国来。但既被拘囚，又被驱逐出境，于中国的思想界，一无影响。（二）秦景宪没有把尹存讲的佛经笔记下来，传给后人。（三）昆邪王地近高昌，离汉很远，当时佛教势力似乎还未能达到；也许所谓“金人”，是别种宗教的神像。
除上面三种传说外，还有：后汉明帝永平七年[7]，因帝夜中梦见一个金身的神人，询问群臣，有人说这是西方的佛，帝便遣使者到天竺[8]去求佛法。［汉明帝遣使求佛法的故事］使者去了多年，居然和沙门[9]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佛像等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明帝便在洛阳造一白马寺，使他们住在里面译经。摄摩腾译成《四十二章经》，竺法兰译成《十住经》。这个传说，后人大都信以为真。但据近来学者的考证，这个传说的来源已不很可靠。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摄摩腾等是否真有其人，还有问题。所以汉明帝求佛法的故事，我们不能率然地相信。
汉明帝遣使求佛法一事，初见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次见于梁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竺法兰传》及《佛图澄传》引东晋初年石虎的著作郎王度奏议），又次见于袁宏《汉书纪》，又次见于《四十二章经记》（见梁僧祐《出三藏记》卷七，注云：“未详作者”），又次见于《牟子理惑论》（见梁僧祐《弘明集》卷一），似乎这传说是很可靠的。但一加研究，便觉罅漏百出。最初造这一桩故事的王浮，竟说汉明帝派往印度的使者有张骞在内，不知张骞使西域，距永平时已二百多年，怎么还能生存着。况且当时西域和中国正断绝往来（见《后汉书·西域传》），汉朝的使者怎么能够经西域到印度。梁启超曾著《汉明求法说辩伪》（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一文，根据正史，把那些传说驳得体无完肤。虽然也有相信这传说的人著文反驳，但理由都不很充足。至洛阳的白马寺，据《高僧传》说，此寺原名招提，相传有外国国王破毁佛寺，惟招提寺还没毁去，夜有一白马，绕塔哀鸣，王即下令停毁佛寺，并改招提为白马。所谓“外国国王”当是五胡乱华时的国王，但其姓氏已不可考，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但汉明帝时，中国人确已知道有佛教了。明帝永平八年赐楚王诏书[10]，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陀的异译）之仁慈；斋戒三月，与神为誓”的话。以帝子之尊，居然斋戒祀佛，可见佛教在社会上已植有相当的根底了。大约汉武帝通西域以后，印度佛教徒常有来到中国的；不过那时候一般人对于佛教的教理十分模糊，我们看明帝诏书里浮屠与黄老并称，就可知道。［佛教教理的传入］我们要确定真正佛教教理传来的年代，应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中国时为始。
安世高名清，安息[11]人。他于桓帝初年来中国，曾遍游南方各地，后在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支娄迦谶亦简称支谶，月支人。他于汉灵帝时到洛阳译《般若道行经品》等十四部。从安支二人来后，高深的佛教教理，才开始在中国传布。
佛教教理，大概是教人摆脱尘俗世界，寻求未来的极乐世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东汉末年，饥荒屡见，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基础又入于动摇时期，佛教教理，正好给人们以心灵上的慰安，所以不久就在中国发达起来。当东汉末三国初，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建筑寺塔，雕塑佛像，供养僧徒。其后有朱士行者，削发为僧，是为中国人出家做和尚之始。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佛教遂蔚为大国。佛教教理影响于中国思想界者一千多年；到现在还因为社会的混乱，有一些人仍在佛教教理中找求心灵上的慰安。
* * *
[1]释迦，是他的族姓。牟尼，是寂默的意思。
[2]佛陀二字是梵语，含有三层意义：一自觉，谓自悟本性；二觉他，谓说法度人；三觉行圆满。
[3]阿育王亦译为阿输迦。死于公元前二二三年。
[4]锡兰，印度洋中的大岛，在印度半岛的东南端。
[5]秦始皇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当公元前二六八年。
[6]《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朱士行经录》。但此《经录》不甚可靠。
[7]公元六四年。按此事最初见于西晋王浮的《老子化胡经》，作“永平七年甲子”。后来的史书，有作“永平八年”者。不知何据。
[8]天竺，即今印度。
[9]佛教里的僧徒叫做“沙门”，梵语勤息之意。
[10]楚王刘英是光武帝的儿子。
[11]安息，古代波斯地方的王国。西史称为帕提亚国。
第十九讲 道教的创设与黄巾的动乱
中国古代学派中有所谓“阴阳家”的，专言术数[1]鬼神，集原始思想之大成。［道教的来源］其后孔墨两家各自创立学说，孔子颇取术数，墨子好说鬼神。
孔子虽不明言术数，但如《论语》所说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道之将兴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都有承认或利用术数的嫌疑。其后《中庸》等书出，儒家学说的系统渐完成，《中庸》里所说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那简直染上极浓厚的术数的色彩了。至于墨子的好说鬼神，那便有《墨子》里的《明鬼》等篇在着，不用多述了。
秦汉时阴阳家的支流——方士，以“求神仙、炼仙丹”等谬说博得皇帝的崇信，汉儒用阴阳灾异等说与之比胜，遂使儒家和方士相糅合。
西汉的五经家好以阴阳五行解释经义，如《书》有《洪范五行》，《礼》则有《明堂阴阳》，《易》则有京房的象数灾异，《诗》则有翼奉的五际六情；《春秋》的公羊家更喜说灾异，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的魔术，简直分不出是儒生还是方士。
墨子学派失传最早，但他的“明鬼”之说，则秦汉以来相承未衰；其末流遂成为幻化役鬼的刘根一派。
阴阳五行说既统御了两汉的思想界；同时墨家明鬼的思想亦大盛。如《史记》所记汉武帝求神君长陵女子，《正义》引《汉武故事》把长陵女子的鬼魂现形说得历历如绘。《后汉书·方术传》记刘根能令人见鬼，好像真有其事；此外如费长房、左慈之流，都能役鬼。术数和鬼神的迷信极盛于两汉，故道教遂应运而生。
汉代铜羽人
方士本分“符箓”“丹鼎”两派：丹鼎派以炼丹、服药、求仙、却老为主；符箓派以祷祝劾鬼、符咒治病为主。上述的几派，一向各自传授，不相为谋。东汉末年，方士中的符箓派乘社会混乱，人心不安，假借鬼神符箓以聚徒惑众。那时候佛教已经传入，他们遂窃取佛教的形式，更利用老子的《道德经》，创设道教。
老子的学说本来和古代阴阳家不同。但上古语言文字都没有现在那么进步，哲学家要著书说明他的哲理时非常困难。所以从前的书，往往文义隐晦，字句艰涩。尤其是老子的书，不但辞句艰深，而且有许多话很容易和阴阳家的话头有混淆之处，如“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谓天地根”等都是。因此，道教徒就把老子所著的“五千言”作为经典，改名为《道德真经》。又尊老子为太上老君。详可参阅《道藏目录详注》。
后来各派混合起来，把道教的基础奠定。
道教初创于方士中的符箓派，不过假借鬼神迷信及符箓治病以聚徒惑众，没有高深的教理，没有完善的经典。其后丹鼎一派与之联络，又加入一些“服饵炼养”的方法。这一派代表是魏伯阳，他所著的《参同契》大都是说明炼丹长生的方法。到了晋朝，有葛洪著《抱朴子》，说明“道”为宇宙本体，修道可与天地同寿；引证古今事迹，主张神仙的存在；说明修道的秘诀及炼丹的方法；又说明人要成仙，除修养外，必须实践忠孝和顺仁信等人间道德；又倡定命说，以为人的贫富贤愚，都和人的星宿有关，所以人生于世，非辛苦勤勉，不作非分之想，便难得成仙。这样一来，道教便有了哲学上及伦理学的根据，而道教的基础亦遂奠定了。
道教遂与佛教、儒家成为中国三大信仰的中心。然追本溯源，道教实出于古代的阴阳家，和春秋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倒没有多大关系。
《搜神记》道教源流插图
清刻本
道教的首创者是张陵[2]。［道教的开创与完成］据说他是佐汉高祖定天下的张良的九世孙。他曾遍游名山，在蜀中的鹤鸣山里，写成符书若干篇，自称得道，能替百姓驱鬼治病，百姓都相信他。到他那里去受道的，照例须出米五斗，时称“五斗米道”。后由蜀中迁居龙虎山。他死后，将传道的经典、符箓、印、剑交给他的儿子张衡；衡死，又传给儿子张鲁，信仰者愈多。灵帝时，张陵的门徒张角等，用灵符仙水替人治病，称为“太平道”。张角后来聚众造反，以黄巾为号，就是所谓“黄巾贼”。又有张修在巴郡也用道术为百姓治病，求治病的须纳米五斗，称为“五斗米师”。后来也曾聚众作乱，便称“米贼”。张角张修先后败亡，张鲁遂博采他们的法术聚众据汉中，以鬼道治民，尽力推行他的家传的道教。鲁后被曹操所逐，退巴中，教他的儿子张盛还居龙虎山，奉他的祖先张陵为正一玄坛。从此以后，张氏世居龙虎山传教。教徒们奉张陵为天师。这天师的尊号，张家子孙世代相袭，像孔家的衍圣公一般。
道教初开创时完全是一种“教匪”，所以流派不一。［黄巾之乱］张角起初不过以妖术惑众，大概并没有政治上的野心的，但百姓信从他的很多，十多年间，徒党多至数十万：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州。角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千人，各有魁帅。又用白土写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标语于京师各官署的门上。阴谋在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年）[3]三月五日起事。事前被他的门徒们告发，他遂约集党徒，以黄巾为标帜，在各地起来作乱，一月之间，全国响应，京师震动。灵帝发天下精兵，命皇甫嵩等讨张角。不久张角病死，他的徒众次第被皇甫嵩等所讨灭。但从此盗贼蜂起，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灵帝崩，后兄何进拥兵立何后的亲生子刘辩为帝，进专朝政。［十常侍之乱与董卓废立］时宦官张让、赵忠等有宠于灵帝，号称“十常侍”。恃宠专权，紊乱朝政。进既专权，遂设计尽诛宦官，以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进的属官袁绍等遂举兵把宦官杀尽。凉州将董卓，本是一个拥兵跋扈的将军，何进谋诛宦官时，为要厚自己的兵力，教他带兵入京师。董卓既应召而来，进已被杀，宦官亦已诛灭。他为要立自己的声威，遂废刘辩，而立灵帝子刘协，是为献帝。时距黄巾之乱仅六年。
* * *
[1]研究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趋吉避凶者，叫做“术数”。
[2]张陵，是张鲁的祖父，后人称他张道陵，这“道”字系道教徒所加。
[3]公元一八四年。
第二十讲 两汉的制度
（一）官制 中国官制，到秦朝才统一，而汉制又多沿袭秦制，所以秦制实为后世政府所取法。［前汉官制袭秦朝，后汉袭新莽］考秦制取三权分立：以丞相总揽大政，太尉掌兵马，御史大夫司黜陟。丞相之下，又设九卿。前汉制度，差不多和秦朝一样，不过九卿之名略有更改而已。
汉朝的九卿是：太常（秦名奉常），掌祭祀；光禄勋（秦名郎中令），掌宫殿掖门；大司农（初名大农令，秦名治粟内史），掌钱谷；宗正（沿秦旧，后更名为宗伯），掌王族之事；廷尉（沿秦旧，后更名为大理），掌刑狱；大鸿胪（初名大行，秦名典客），掌宾客朝觐之事；太仆（沿秦旧），掌舆服车马；少府（沿秦旧），掌山泽租税；卫尉（沿秦旧，后改中大夫令），掌门尉屯兵。
后汉沿王莽之制，废除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分部九卿。
就是太尉之下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司徒之下有太仆、廷尉、大鸿胪，司空之下有宗正、大司农、少府。但当时政权移入尚书省，做三公官的必兼录尚书事，然后得预闻国家大事，这是和前汉大不相同之处。
三公九卿之制，由是确立。［地方制度的由两级制到三级制］至于地方政府，则自秦废封建以来，分郡县为两级。汉初，郡国并治，郡设太守理民政，都尉掌兵事；国有相以监理国政，内史以理民政；郡国以下有县，设令长为亲民官。等到武帝开拓疆土以后，分天下为十三部，除司隶校尉[1]一部外，每部均设刺史，督察郡县行政。
汉初嫌秦郡太大，酌量分析。西汉末年，全中国有一百零三个郡国。后来又嫌太琐碎，重分全中国为十三部，统属这许多郡国。那十三部便是：
司隶校尉部（今陕西中部及东南部，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
豫州刺史部（今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
冀州刺史部（今河北东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
兖州刺史部（今山东中部、西部，河南东部，河北南境的一小部）。
徐州刺史部（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
青州刺史部（今山东北部、东部）。
荆州刺史部（今湖北、湖南全部、广西、贵州的一部，河南西南境的一部）。
扬州刺史部（今江苏安徽的大部，闽浙的全部）。
益州刺史部（今四川的大部，甘肃的东南部，云南、贵州的一部）。
凉州刺史部（今甘肃的大部，新疆和西套蒙古各一部）。
并州刺史部（今山西的大部，陕西北部，河套全部，内蒙古的一部）。
幽州刺史部（今河北的东北部，辽宁南部，朝鲜的一部）。
交州刺史部（今广东全部，广西的大部，安南的北部）。
汉末，罢刺史，置州牧，选列卿尚书充任，总揽一州的民政、军政、财政，统辖郡守、国相。地方三级制的基础，由是确立。
汉初的刺史，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去巡察郡国，并无一定的治所，等于后代的巡按御史。这时的郡国和中央直接，实在还是两级制。灵帝时因各处盗匪蜂起，便改刺史为州牧，简九卿等官出去充任。于是刺史有了一定的治所，州牧辖郡国，郡国辖县邑，确定了后代地方三级制的雏形。
（二）田制和税法 古代的井田制度，崩坏很早。到秦孝公时，商鞅为应时势之需要，主张“为田开阡陌”，遂开始按亩定税。［汉朝的田赋］汉初，征田租十五分之一，后来减到三十分之一。但当时农田都在地主手里，减轻田租只是地主受到好处，贫农和佃农并没有减轻负担。王莽的社会政策，敌不过大地主的势力，终于失败。到了代表地主政治的光武帝再建汉室，田赋制度和前汉一样，依旧是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到灵帝时才加天下田赋每亩十文，叫做“修宫钱”。［田赋之外的口赋和更赋］田赋之外，还有几种赋税是人民都不能免的。第一是“口赋”，分为二种：一篇“算赋”，人民从十五岁起至五十六岁止，每人每年出钱百二十文，谓之一算。一为“口钱”，人民从七岁起至十四岁止，每人出二十钱以供养皇帝，叫做口钱（后来武帝又加了十钱）。第二是“更赋”，就是人民应服兵役的代价，等于古代的“力役之征”。但富豪固可以出钱了事，贫农与佃农却不得不亲尝力役之苦。
更有三种：一、卒更，二、践更，三、过更。汉制，民年廿三以上为正卒，正卒一年中要替国家服役一月，更迭为之，叫做“卒更”。有钱的人可以出钱二千给那期满将受更代的穷人，他便代替他继续服役，这就叫做“践更”。汉制又规定人民当戍边三日，虽宰相子亦不能免。但每人去戍边三日，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况且戍边日期只有三天，住在内地的人，很远的跑到边塞去服三天戍役便回来，岂不麻烦。因此规定去戍边的人一年一更换，不去的出钱三百入官，由官厅交给那戍边的人，叫做“过更”。总称之为“更赋”。
（三）兵制 战国时代长期的战乱，形成了全国皆兵的局势，而开民兵制度的先河。秦汉以来，民兵制度已经确立。［汉朝的调兵法和军队编制法］汉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2]，一岁为射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这是汉朝的调兵之法。京师置南北军：南军卫宫城，调自郡国，卫尉主之；北军卫京城，调自三辅[3]，中尉主之。武帝时，更于北军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4]；又于南军置羽林、期门。[5]至于郡国，则选材力武猛之人，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6]：这是汉朝军队编制之法。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种兵制，差不多完全破坏了。
（四）司法制 司法制度，在战国时各国不同，到秦朝才归于一致。秦朝所用的法典，就是李悝所著的《法经》六篇。[7]［法律条文的逐渐增多］汉初，萧何定律，把李悝的《法经》增为九篇，叔孙通又作《傍章》八篇，后张汤又增加二十七篇，赵禹增六篇，共五十篇。其后又把汉朝的例案，随时编集起来，增加了不少条文。［汉朝刑律的杂乱］《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8]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见当时法律的杂乱。但因此就起删定律令的动机。到了魏晋，经过几次的删定，中国的司法制度便渐渐地成长了。此外还值得注意的，就是汉文帝十三年[9]齐太仓令淳于公的女儿上书请赎父罪，文帝就下令废除肉刑，这件事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汉文帝的废止肉刑］
秦朝刑罚，极其残酷。汉高祖入关，除秦苛法，和百姓约法三章。然此为一时之计，决非定法，所以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时，始废夷三族之令及祆言令。但黥、劓、斩趾等惨酷刑罚，还没有废止。文帝十三年，有齐国的太君令淳于公犯罪，解送长安去受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知道这一去生命很危险，便骂他的女儿们道：“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他的少女缇萦便跟他到长安，上书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10]，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看了她的奏章恻然动念，就下令废止肉刑。
（五）学校制 秦朝统一中国，用愚民政策，百姓除学法令以外，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汉高祖起自亭长，根本不懂什么教育。到了武帝才用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是为学校教育的滥觞。［学校教育的开始］然而建学舍，实开始于王莽。光武中兴，特重儒术，建立太学。中经明章两帝的提倡，学校生徒，愈益增多；至质帝时，太学生竟达三万余人，而太学亦俨然成为政治言论的中枢。［学校教育的极盛与私家讲学的盛行］同时私家讲学之风也很兴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