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两税已把田租、口赋、力役统统包括在内，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案“人户等第”充差的。宋朝的差役名目很多，有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以上督课税）、耆长、弓手、壮丁（以上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以上供官驱使）等，更有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押录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当时定制，以丁口多寡资产厚薄为定差，于是百姓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甚至有故意把身体弄成残废以求免差役之苦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当差役的。自实行新法以后，人民但缴纳相当的税，就可免差役之苦。后来司马光执政（一〇八三），想恢复差役，但终因种种不便，仍改为招募。
此外又有调济物价贵贱的“均输法”，扶助小农小工的“市易法”，都是当时试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有就旧法而加以整理改良的，如督责各路官吏注意农田水利以谋农业生产的增加的“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本于汉朝桑弘羊及唐朝刘晏的旧制，就是命发运使对于各地上供的实物，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视京师仓库所当办的便宜购买。这样，物价的贵贱可以调济，而富商大贾不能乘公私的需要而操纵财货的大权。
市易法本于汉朝的“平准法”。各地设“市易务”，凡货物滞销的，政府用平价收买。又商贾欲赊贷官物的，可拿田宅或金帛作抵，按期出息。过期不还的，利息之外另加罚款。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当时实行农田水利法，得废田一七九一三处，计三六一一七八顷之多。
精密调查土地以谋税额担负的平均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有关国民经济的重要设施。
方田均税法，是划分东西南北各千步的土地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令派人分头丈量，丈量既毕，乃按其地势的高低与土性的肥瘠，分为五等，而估定赋税的数额。
对于军政的革新，王安石先从裁兵入手。［王安石的裁兵政策］宋朝拥兵百万，徒耗国帑，对外作战，一无实力。当时大家都知道裁兵的必要，但恐酿事变不敢下手。王安石执政后，便把不堪充任禁军的老弱兵士，降为厢军；不堪充任厢军的使他们退伍。当时退伍的兵士很多，兵额因此大减。[11]裁兵之后，又改从前的番戍制度，把全国兵队重新编制：以将[12]为单位，编全国兵队为九十二将，分驻各路。其次尚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与将并行。宋太祖所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制度，到此完全推翻。但这是他的权宜政策，他的根本主张是国民皆兵主义，其实施方案，便是“保甲法”与“保马法”。［保甲法］保甲法的本意是在实施民兵制，但初着手时先办成地方自治团体中的警察性质。其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五十家为大保，设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都保，设都保正、都保副各一人。每户有二丁的，抽一丁充当保丁。每一大保，每晚轮派保丁五人防备盗贼。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等罪的，应即告发，否则有罪。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以上的，邻近各保亦须处罪。此法先在京畿试行，以次推行各路。第二步乃训练保甲以为民兵。先集合大保长，使教头和禁军教头教他们武艺；大保长武艺成熟，便为教头，转教保丁。［保马法］保马法是奖励人民替官府养马，免其一部分租税，很像汉朝的“马复令”；并奖励人民自动养马，待战事发生时由国家收用。此外又另设“军器监”，以求兵器的革新。
新法的荦荦大端，已如上述。［新法失败的原因］此外关于教育法及选举法的改革，这里不再细述。新法的立意不能说不好，但当时士大夫蹈习故常，惮于改革，新法施行之初，就群起反对。王安石孤立无助，不得不登用新进之士，办事不免生疏，又受着种种的掣肘，以致推行不得其法，使新法没有显著的成效。加以王安石注意改革内政，对外交不免让步，更被反对者引为口实。
如宁熙八年（一〇七五），宋、辽重新划界，宋失地七百里，而王安石却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明明是外交失败后无可辩解的遁辞。
后来徽宗引用蔡京，又借新法之名搜括全国财富，宋朝几乎因此灭亡。[13]于是天下后世都归咎于王安石。像清朝有名的史学家赵翼，他论史往往独具卓识，而对王安石也说他“以新法害天下”。一位锐意于革新图强的政治家，却蒙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富于保守性的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才会有这样的事吧。
* * *
[1]公元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年。
[2]例如当时为尊崇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节问题而引起许多争论。详下讲。
[3]“新法”的名称，是当时那些反对改革的旧党所起的。
[4]公元一〇六九年。
[5]公元一〇七四年。
[6]就是编造预算案。
[7]唐代宗时已有“青苗钱”的名称，但和宋制不同。宋朝的青苗钱是创始于李参的。
[8]王安石于二十七岁调任知鄞县事，在公元一〇四七年。在任四年。
[9]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的年份，把米谷存在仓里，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米价常得其平，所以称为“常平”。后世仿，也有另立“广惠”的名目的。
[10]当时借贷的息金很重，有春天借米一石，秋天要还两石的（《宋史·陈舜俞传》），所以取息二分，不算高利贷。
[11]参阅前第三十六讲。
[12]“将”并非将帅，是一种军队集团的名称。一将有多少兵，史书上无明文可考。
[13]详第四十一讲。
第四十讲 元祐党争及其影响
宋朝党争，起于仁宗、英宗两朝。而极于哲宗元祐[1]以后。［元祐以前之党争］仁宗时，宰相吕夷简和范仲淹因仁宗废郭皇后事，大起争论。
仁宗即位之初，立郭氏为皇后。后来宠爱美人尚氏，尚氏尝在仁宗前有冒渎郭皇后的话，皇后动了气，就伸手批尚美人的颊，仁宗上前劝解，却误批了仁宗的颊，仁宗大怒。时宰相吕夷简一向和郭皇后有意见，而内侍阎文应素来和夷简要好，遂劝仁宗废黜郭皇后。吕夷简更竭力主张，并引汉光武废黜郭后为例，仁宗遂下诏废后。右司谏范仲淹等力争，都受降官的处分。从此吕夷简与范仲淹互相攻击，范仲淹再降职。余靖、尹洙等上疏替范仲淹申理，都受降职处分。欧阳修为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责其不上书争谏，亦遭贬斥。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而讥高若讷，那首诗传诵一时，书贾把它抄下来卖，赚了不少的钱。宋朝士大夫的意气之争，那时候已这样厉害了。
英宗时，韩琦、欧阳修等和司马光、王珪等为了尊崇英宗的本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节问题，又彼此争论，剌剌不休。当时的士大夫，为了一个小问题，尚互相结党，彼此攻，何况王安石变祖宗成法，创立新制，自然要引起更剧烈的党争了。
仁宗无子，以太宗曾孙李实为皇子，赐名曙。仁宗崩，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即位后，议怎样尊重他已死的本生父濮王允让。司马光主张“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濮王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省奏：“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王珪等主张“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礼记·丧服大记》提出异议，以为“《丧服大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但御史吕诲等固执王珪之议，互相辩驳。吕诲等并上书弹劾欧阳修“首创邪议”，并牵连到宰相韩琦等，指为“附会不正”。结果英宗以太后的命令，称濮王为“亲”。吕诲等遂负气辞职（因为英宗没有称濮王为皇伯），英宗加以慰留，而吕诲等辞意坚决，遂命各以原官出补外职。司马光等上疏请留吕诲等，不报，遂请与吕诲同贬官。为了这一点礼节上的争议，居然引起政潮，可见当时士大夫的好以意气用事了。
王安石创行的新法，立意不能说不良，不幸在朝的大臣不肯和他合作，反群起与之为难，以致新法的成效未见，而党争的恶果已成。［元祐间新旧党的倾轧］当时反对新法的，如韩琦、范纯仁、司马光、吕公著、程颐[2]、苏轼[3]等，与附和王安石的，如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等，俨然分为新旧两党，互相倾轧。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当朝，以司马光等辅政，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但不久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互相攻讦。在元祐年间，政权尽在旧党手里，但因为自相倾轧之故，对于政治并无良好的设施。而被罢黜的新党，对旧党衔恨入骨，常想乘机再握政权。当时旧党中的范纯仁也觉得一味排斥敌党，而又自相哄闹，终不是好现象，所以他做了宰相，务以“博大开上意，忠厚革士风”；并对太皇太后痛论前代朋党之祸。但士习已成，终于无法挽救这朋党倾轧的局面。
元祐八年[4]，太皇太后崩。［元祐以后旧党的失势］太皇太后在时，旧党一味趋附她，对哲宗却不大理会；哲宗积忿在心，到那时候，自亲政事，便想起用新党。于是杨畏等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并请起用章惇为相。明年，哲宗特下诏改年号为绍圣（表示继绍仁宗变法的意思）。并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政局为之一变。当王安石执政时，反对他的人虽多，却并未窜逐一人。
早春图
（北宋）郭熙
王安石行新法时，对于反对新法的大臣，从未窜逐一人。只有熙宁七年，因久旱饥荒，反对新法的郑侠，绘《流民图》，上之神宗，因此得罪远窜。但那一年王安石也正暂时罢相，郑侠的被窜逐，王安石不负什么责任的。（按史称郑侠上《流民图》时附有奏章，说“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是日，天果大雨。其实那里会有这种事情，即使有，也是适逢其会。于此可见《宋史》所载，大半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对于王安石的诽谤。）
元祐中旧党执政，才把新党的吕惠卿、邓绾、蔡确等远窜。章惇执政之后，也就窜逐旧党诸臣，以为报复。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又进用旧党。然徽宗亦倾向新法，不久便引用蔡京，并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尊崇神宗熙宁年间的新法）。蔡京完全是一个善于迎合上峰意志的官僚。当司马光执政时，下令尽废新法，免役法亦限五天内废止，各处都不能如期实行，时蔡京知开封府事，独能依限办到，很得司马光的赏识，被任为户部尚书。章惇执政，恢复新法，他又竭力参赞，徽宗即位时，他免职在杭州，得宦官童贯的推荐，复被起用。既为宰相，揣摩徽宗之意，指旧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为奸党，立碑刻石，颁立于郡县，党争到了这种地步，宋朝的“国难”，也快要临头了。［蔡京立党人碑］
历代的党争，像汉朝的钩党，是士大夫与宦官之争。［宋朝党争与历代不同］唐朝的牛李党，或者可以说是小人与君子之争。独有宋朝的党争，性质却很复杂。王安石的新法，立意是在改革弊政，发展国民经济。附和他的人，当然不失其为有识之士（如蔡京一班人当然除外）。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如司马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正人君子，即使一时激于意气，何至把新法的好处一概抹杀，甚至一朝执政，便想把最苛酷的差役法恢复转来？［党争原因的推测］大概宋朝的政治，本尚优柔，真宗、仁宗以后，此风益甚，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在此时而欲顿改前辙，实行新法，已违反士大夫的心理，加以神宗宠任王安石太过[5]，士大夫不免因忌刻而怨恨。于是对祖宗旧法，都以为善，安石新法，都以为恶。司马光在英宗时尝说，“农民于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后来他又力诋雇役之非。苏辙尝言官自借贷之便，后来又竭力攻击青苗钱之非。苏轼论雇役，甚至说：“士大夫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非太平之盛观。”后来他又力争雇役之不可罢。原来他们反对新法，本没有真知灼见，不过激于意气，共为党援以争胜而已。到了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新法虽罢，而士大夫意气的争执，却已欲罢不能。［元祐党争的影响］于是由新旧党的互相攻讦一变而为旧党的自相倾轧，再变而为新旧党的循环报复，三变而为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祸国。这样看来，王安石并没有以新法害天下，倒是元祐诸臣的结党倾轧，却该负一部分的祸国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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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祐，宋哲宗第一年号，起公元一〇八六年，终一〇九三年。
[2]程颐字正叔，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他是有名的理学家，世称伊川先生。
[3]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他是有名的文学家，自号东坡居士。
[4]公元一〇九三年。
[5]神宗甚至称王安石为圣人。
第四十一讲 约金攻辽与徽钦被掳
金国的祖先，相传就是古代的肃慎氏，在三代时候，曾把石矢献给中国。［金国的先世］后世考据家，谓其地在今黑龙江，但此说可信与否，在未得确证以前，殊难悬断。两汉时候，此族臣服于夫余国[1]。南北朝时，和中国交通。当时名为勿吉，隋、唐时又译作靺鞨。靺鞨分为七部，其中以粟末部和黑水部为最强。
靺鞨七部是：一、粟末部（居最南，与高句骊接壤）；二、伯咄部（《唐书》作汨咄，在粟末北）；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四、拂涅部（在伯咄东）；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唐书》不载）；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唐书》谓粟末等六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金史》谓：“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者也。”
粟末部居南，黑水部居北。高句骊强盛时，靺鞨人被所役属，唐太宗征高句骊，黑水靺鞨曾出兵十五万拒战。［从渤海国到女真］唐高宗时，李绩破高句骊，而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遂建设渤海国，其国王姓大，传十余世、二百多年；据有今辽宁、热河全境及吉林、朝鲜的各一部分之地。黑水靺鞨于唐开元中来朝贡，唐任命其酋长为黑水都督，赐姓名为李献诚。五代时，渤海被契丹所灭，靺鞨人大都服属契丹，称为女真。在南的隶契丹籍，称熟女真。在北的不隶契丹籍，称生女真。生女真散处于黑龙江、长白山之间，表面上服从契丹，辽国全盛时，贡献不绝。其中有姓完颜一部的酋长乌古鼐，受辽国委任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他一面用这节度使的名义吞并附近各部落，一面对辽国虚与委蛇，阻止辽兵入境。其后势力渐渐充足，到公元一一一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完颜阿骨打叛辽称帝，改名为旻，改国号为金，这就是金太祖。［金的建国］金太祖屡次战胜辽国，略取辽东京诸州县。那时候金国的疆域差不多占有现在辽宁、吉林两省地方，俨然是中国东北的一个独立国家了。
辽国在宋徽宗时代，因沐浴汉族的文化已久，不免沾染到一点奢侈的习惯，国势渐渐衰弱。天祚帝即位后，不理政事，专喜畋猎。每年派人向近海地方去访求一种名“海东青”的名鹰，对女真颇多骚扰。公元一一一四年，完颜阿骨打就借端兴兵攻辽，取宁江州。辽天祚帝发兵抵御，大败于出河店，咸州因此失守。明年，完颜阿骨打遂即位称帝。
辽以“铁”为号，完颜阿骨打以为铁虽坚，终有时变坏，惟有“金”不变不坏，又金的色于五行属白，完颜色尚白，故遂以金为国号。
金国新兴，辽势渐弱，宋徽宗听了赵良嗣的话，并受蔡京、童贯的怂恿，实行联金灭辽的计划。［约金攻辽的动机］
赵良嗣，本燕人马植，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宋政和元年[2]，童贯使辽，植求见，自陈有灭辽之策，贯接见谈论之下，非常佩服，就和他同回中国，改姓名为李良嗣。徽宗召见，他对徽宗说：“女真恨辽人刺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入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徽宗大喜，赐他姓赵，任命他为秘书丞。从此徽宗便雄心勃勃，想结金国以恢复燕云十六州了。
当时约定以长城为用兵界线，金兵由平地松林攻取辽中京，宋兵由白沟攻取辽南京，并约定辽灭后，宋得收回五代时后晋所失的故地，同时把送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开战以后，金兵屡胜，连克辽国的上京、中京、西京，而宋兵连战皆败，不能北进。结果仍由金兵单独攻取辽南京，辽天祚帝被掳。［辽国的灭亡与金国的强大］辽自契丹太祖建国，至是凡二百零六年而亡。时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尚有兵万余，自知敌不过金国，向中央亚细亚奔逃，建西辽国于阿母河流域，称天祐皇帝，其后渐渐强大，成为西域一大国。
辽亡以后，金以宋兵不能胜辽，不肯履行原约。［辽亡后宋朝所得的酬报］再三交涉的结果，宋朝每年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南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给金国，金国把南京及蓟、景、檀、顺、应、蔚、儒、妫、奉圣、归化、武、朔等州给宋朝。宋朝把这些地方，和辽将郭药师投降带来的涿、易两州，分设燕山府、云中府两路。
金国没有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平州还给宋朝，就把它建为南京，用辽国的降将张瑴为留守。［张瑴降后所引起的纠纷］不久，张瑴据城叛降于宋。时金太祖已死，其弟完颜吴乞买嗣立，是为金太宗。金太宗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闻得张瑴变叛，即发兵攻破平州，张瑴逃往燕山府。金太宗向宋朝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引渡张瑴。宋朝无法，只得杀张瑴，把他的首级送去。但金国终于把这件事引为口实，大规模的发兵攻宋。因宋降将郭药师为向导，长驱渡河，围攻汴京。时宋徽宗见国难日亟，已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赵恒，是为钦宗。他自己逃至镇江，汴京由李纲奉钦宗固守。终因各方救应的兵太少，无法抵抗金兵，只得向金国请和。当时和议的条件是：宋给金国赔款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并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尊称金主为伯父，宋使亲王、宰相至金国为质。
金兵攻宋，本分两路，一路由完颜斡离不自平州攻燕山，经略河北，一路由完颜粘没喝自云中攻太原，经略河东。［金兵南下与北宋灭亡］斡离不既渡河进围汴京，粘没喝也积极围攻太原。斡离不既与宋朝议和，得了许多金帛，粘没喝亦遣使向宋朝索金帛，宋朝认为和议已成，不应再无理需索，就坚决地拒绝了。粘没喝大怒，分兵攻破威胜军隆德府，进取泽州。宋朝认为金国破坏和约，亦出兵救援。于是宋金和议破裂，金又大举兵攻宋。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攻破汴京，明年，金人掳徽宗、钦宗及亲王、后妃等二千余人至北方，囚于五国城，别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宋自赵匡胤建国，至徽、钦被掳，北方沦陷，凡一百六十七年，历史上称这时期为“北宋”。
靖康传信录
清代道光年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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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夫余亦作扶余，灭于前燕。
[2]公元一一一一年。
第四十二讲 宋室南渡与对金和战之频更
金国立张邦昌为帝，其目的是在建立一缓冲国于河南，以便专心经营河北、河东，但张邦昌自己觉得负不了这重大责任，于金兵退出汴京后，就尊宋哲宗的废后孟氏为宋太后，使她垂帘听政。［张邦昌的让位与北宋的灭亡］公元一一二七年，张邦昌迎立康王赵构于南京[1]，是为宋高宗。高宗即位后，见北方难于立足，便退至扬州。金人闻高宗南渡，发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下。高宗建炎三年[2]，金兵入淮泗，高宗奔镇江，又自镇江奔杭州，不久升杭州为临安府，将定为首都。是年冬，金宗室完颜兀术渡江入建康。高宗奔明州，兀术攻破临安，派兵渡浙江追高宗。明年，金兵破明州，高宗奔温州。兀术席卷俘掠所得的财物，退归北方。至镇江，遇宋将韩世忠，相持数十日，兀术用火攻烧韩世忠的兵船，渡江北去。先是金国已立宋降臣刘豫为齐帝，把河南、陕西的地方给他，使他当宋金之间的缓冲责任。完颜兀术北还后，一时也不想南下，于是宋高宗得还都临安，从容建立他偏安一隅的新朝。历史上就称高宗南渡以后为“南宋”。
刘豫既被立为齐帝，想永远维持他的地位，便请命于金，欲立其子刘麟为太子。［刘豫的被立与被废］金国的答覆是：能打胜宋朝，才可允许你的要求。于是刘豫发兵攻宋，但几次都不甚得手，便向金国乞援。金国最初是派兵帮助他的。不久，金太宗死，金兵引还。宋高宗见刘豫无用，便声言将御驾亲征，刘豫恐惧，又向金国乞援。金国立刘豫，原要他负缓冲责任的，不想他毫无能力，处处要金国帮助，于是金国就把他废掉，而在汴京立了一个行台尚书省。
宋金之间既失去了一个缓冲国，又成了直接交涉的形势。［宋金直接交涉的形势］直接交涉，不外和与战两种方式。在宋朝战既无力，和又不免丧地辱国，进退之间，实为狼狈。大抵当时武人都主战，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文臣都主和，企图暂时的苟安。刘豫被废的那一年，宋使者王伦自金国还，说金国允许归还徽宗梓宫[3]及钦宗与太后，且允归还河南地方，宋高宗大喜，就用主和派的首领秦桧做宰相，专意和金国讲和。绍兴九年[4]三月，金人来归河南、陕西地，诏以王伦为东京留守，交割地界。［宋金和议的破裂］但金国对宋朝的和议，完颜兀术是不以为然的。明年，兀术和完颜撒离喝分道攻宋，复取河南陕西诸州郡。
金太宗崩，太祖子完颜亶立，是为熙宗。原来金国的王位继承是不确定的，大约只凭实际的形势，并无成法可言。在这种制度底下，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加以对外用兵，实权都在军人手里。那时候，斡离不、粘没喝已死，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兀术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右相讹鲁观太师蒲卢虎都有异志，当国政的斡本制不住他们。把河南、陕西地方还给宋朝，本是挞懒和蒲卢虎、讹鲁观的主张，不但斡本不赞成，兀术也不以为然。宋绍兴九年[5]七月，金国的讹鲁观、蒲卢虎、挞懒先后以谋反伏诛，于是主战派又得势。明年五月，兀术、撒离喝等分道南下，再攻陷河南、陕西诸州郡。
幸当时宋朝的陕西都统制吴璘击败撒离喝于扶风，撒离喝还走凤翔。一方面刘锜破兀术兵于顺昌，湖北宣抚使岳飞遣部将牛皋等击败金兵，收复河南州郡。岳飞又自领兵败兀术于郾城，追至朱仙镇，声势甚盛。岳飞很高兴，对他的部下说：“当直抵黄龙府[6]，与诸君痛饮！”但宰相秦桧，力持和议，先召还各路将领，更一日发十二金牌召还岳飞，并诬岳飞阴谋割据襄阳，下狱治罪。于是秦桧便不顾一切，和金国讲和。［秦桧的卖国外交］绍兴十一年[7]，宋朝和金国的和议成立，其条件是：
（一）宋朝与金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二）宋朝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主为皇帝。
（三）宋朝每年贡献金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秦桧接受亡国条件以后，就把主战最力的岳飞杀掉，以减杀反对派的势力。
岳飞可以说是主战派的首领。他曾败刘豫兵于唐州，恢复河南西部州郡。上书请进一步恢复中原，帝不许，飞乃还鄂。绍兴七年，飞上书，谓“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建都上游，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但这一疏，没有效果。后来他又上疏，请乘刘豫被废之际，攻其不备，进兵中原。但又不为朝廷采纳。方宋金进行议和时，飞又上书反对，遂和秦桧有了怨隙。和议成后，例加爵赏，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飞上书力辞，诏书温辞嘉奖，飞不得已，受命。郾城之役，完颜兀术想弃汴京北走，有人劝他不要走，以为“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可立功于外者”，后来岳飞果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还。既至，授枢密副使。时张俊忌岳飞，遂受秦桧意旨，诬飞部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权。遂捕张宪，押解至临安，并矫诏下岳飞及其子岳云于大理寺狱。绍兴十一年，秦桧使人杀岳飞于大理寺狱；岳云与张宪皆弃市；家属徙岭南。上面的话，根据《宋史》，虽不免有偏袒之处，但岳飞是当时主战派的重要人物，那是无有疑义的。
又屡兴文字之狱，借以驱逐反对他的朝臣。他居然又继续总揽了十六年的朝廷大权。
秦桧因为当时主张和议之故，现在差不多三尺童子，都知道他是一个奸臣。但亦有替他辩护的，如明朝的曾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和议篇》亦替秦桧辩护。近人吕思勉编《白话本国史》，更替秦桧极口呼冤。就当时的情势而论，宋朝的兵力万万敌不过金国，忍辱议和，未始不是苟安一时的方法。但金国兵力虽强，统治不了中国，如果宋朝抱着“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决心，也未始没有出路。秦桧对外既主张不抵抗，对内更用种种手段，诛杀主战的将领，取缔反对他的言论。就是这几点，秦桧已尽够遗臭万年了！
这次议和以后，宋金之间，又有过两次冲突。［宋金和议后的两次交涉］一次在绍兴三十年[8]，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发兵南侵，宋朝扬州失守，势很危急，恰巧金国发生内乱，海陵王被杀，形势就缓和下去。
金主亮于宋绍兴十九年杀金熙宗而自立。他是一个残忍荒淫的国主。杀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粘没喝子孙三十余，诸宗室五十余人，又杀撒离喝等及其子孙，前后所杀凡数百人。宗室被杀者，纳其妇女为妃妾，他的从姊妹充满后宫，荒淫暴虐，毫无人道。他又想南灭宋朝，统一中国。那时候他的军队已渡江至采石，幸宋兵竭力拒战，始还趋扬州。时金国内部已起变化：他的从弟乌禄在辽阳自立（是为金世宗）。他得到消息，限将士于三日内渡江，否则全部处死刑，他的部将奉到这个命令便立刻反抗起来，把他杀掉，与宋朝议和。金主亮在位共十二年，金国追废他为海陵炀王。
宋孝宗乾道元年[9]，宋金重订和好条件，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改每年宋朝的贡献为岁币，银绢各减少五万。一次在宁宗开禧二年[10]，宋权相韩侂胄发兵北伐，结果宋兵大败，宋朝杀韩侂胄与金国讲和，又改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另外又添犒赏银三百万两。从此以后，南宋更一蹶不振，而金国也因为风俗奢靡，国势渐弱，遂同为新兴的蒙古族所灭。
* * *
[1]康王本应到金国去为质的，走到半路，为百姓所阻，钦宗命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各地援兵。
[2]公元一一二九年。
[3]皇帝的棺材称“梓宫”。
[4]公元一一三九年。
[5]公元一一三九年。
[6]本渤海扶余府，辽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岭，有黄龙见，改今名。金初因之，并以为都。
[7]公元一一四一年。
[8]公元一一六〇年。
[9]公元一一六五年。
[10]公元一二〇六年。
第四十三讲 理学的风行与庆元党禁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和原有的儒道两家常在竞争之中。起初这三家壁垒森严，到了宋朝忽然调和起来，便产生所谓“理学”[1]。
理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性论”。［理学的中心问题］性论本是孔子一派的儒家和老庄一派的道家所提出讨论过的问题。但孔子对于性论同他的天论一样不曾对他的门弟子明白讲过[2]，除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一句极简单的话之外。后来孟子、荀子才对这问题大大发挥，但两人的意见却相反：孟子要顺性之自然，即发展固有的良知良能去养成理想中的人格；荀子却要用人为的努力[4]，即用礼义去矫正自然的本性以养成“善”的人格。老庄则主张屏除一切外物以回复本性。这本来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秦、汉以来，儒者都埋头研究章句，避开这问题不谈。魏晋南北朝人的士大夫也只能空谈玄理，对于这问题不曾加以深刻的研究。唐朝的士大夫大都走入功名利禄一途，对这问题也没有什么发挥，虽然韩愈曾提出过“道统”二字作号召，他的弟子李翱也曾著《复性书》，以发挥他代表儒家的有系统的性论。
韩愈著《原道》排斥佛老，推崇儒家。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也。”他首先提出道统，并隐然以道统自任。但他的哲学的根柢太浅，所以只做到排斥佛老为止。他的弟子李翱著《复性书》，主张“屏情以明心，明心以见性”，可说是秦汉以来惟一探求性理大源的儒者，实开理学的先河。
原来关于性论，儒佛道三家都站在“唯心”一方面的，而佛家对这问题研究得比较精深。［儒佛道三家调和的原因］挂着儒家招牌的“儒”者，要研究到这个问题，就不能有把佛家之说融会贯通起来，同时也不能把道家的思想绝对排斥。所以宋儒表面上虽排斥释老，而实际上理学就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的学说的结晶。
理学的先导者是周敦颐。他所作的《太极图说》为后来理学家讲究心性的根据。［理学的先导］
太极图
太极之名，见于《庄子·太宗师》。所谓“太极”便是天，也就是性。又老子尝说：“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这“无极”两字，就是老子所谓“道”（现代语便叫作自然律）。《太极图说》是根据道家的无极，由无极而生太极（意思就是说由道而有天与性），太极生阴阳，阴静阳动，故归于主静以立人极。这些学说，比较深奥，且现在比这种更进步的学说很多，似乎一时不必用大部分的心思去研究探讨，只要知道有过这样的一种学说就行。现在把《太极图》附在右面，使读者知道《太极图》是怎样一种东西。
但他的学说渊源，却传自道士陈抟（陈抟以《太极图》传弟子种放，放传弟子穆修与僧寿涯，穆修传周敦颐。一方又很受影响于僧寿涯及黄龙山慧南禅师，而会通于东林总禅师）。
周敦颐尝自己说：“吾此妙心，固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非经东林之开遮拂拭，则无由表里洞然。”又《性学指要》说他初与东林总禅师游，久之无所入。总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以诗呈曰：“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见《宋元学案》卷十二黄百家按语）。于此可见周敦颐受佛家禅宗影响之深。
他的学说：主张“主静以立人极”。明白点说，就是注意行为的动机，主张节制欲望。惟静故无欲，无欲才能见他的本性。而入手的方法，便是佛道两家所习用的静坐。后来的理学家虽然在入手的方法有种种不同，而注意行为的动机，主张节制欲望，是一致的。这一点是理学上的根本要义。
周敦颐的佛老气息究竟太重，所以他只能算作一个理学的先导者。［理学基础的奠定者］传到他的弟子程颢、程颐才以“儒者”的资格来奠定理学的基础。程颢、程颐因个性的不同，成就略有殊异。程颢注重涵养，程颐注重实践。而程颐年寿较长，门徒较多，所以影响亦较大。和周敦颐同时的尚有邵雍、张载，后世把周、邵、张及二程，称为“北宋五子”。合南宋的朱熹一派，又称为“濂、洛、关、闽”之学。
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邵雍与二程。关指关中长安张载。闽指乔居闽中的朱熹。按朱熹学于李侗，李侗学于罗从彦，罗从彦学于杨时，杨时是程颐的弟子，杨、罗、李都是闽人。
到南宋，理学分二大派：朱熹集程颐之大成“主张穷究万物之理以求一旦贯通。”［南宋以来的两大派］他说：“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故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而尽穷之，以求致乎其极。”他这一派偏重于外向工夫，可称为“归纳派”。陆九渊集程颢之大成，主张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不必向事物上作支离破碎的求知工夫。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他这一派偏重于向内功夫，可称为“演绎派”。这两派的意见完全不同，所以后人说朱是“道问学”，而陆是“尊德性”。
《礼记》《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德性为重叫作“尊德性”，以学问为重叫作“道问学”。
此外还有注重社会的实际的事功，反对个人的玄谈的修养的第三派，以浙东吕祖谦等为领袖，亦称“浙东学派”，但势力甚微。
朱陆两派的学说，朱学平实，重保守；注意现在的秩序过于未来的希望，与当时忍辱偷安的社会心理相投合；又因其主张安名分，很注意于为下不悖之义，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相投合；所以朱学的势力盛过陆学。［朱陆两派学说的消长］从南宋末叶经元朝到明朝，朱学支配了中国的思想界。明中叶以后，王守仁起来继承陆九渊系统，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于是朱学衰而王学盛。现在把宋明理学的渊源列简表如下：
朱熹手札
辽宁省博物馆藏
理学家因为极端致意于行为的动机，对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不免轻忽，因此他们往往执着义理之见，不顾到时势利害，对于在朝的执政者，时起意见上的冲突，遂有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庆元党禁的主因］
宋朝的严禁某一派学说，始于蔡京的禁“程学”。［从严禁程学到严禁伪学］其后秦桧卖国外交成功，怕士大夫反对，又严禁“程学”。孝宗（太祖七世孙赵元永）时王淮当国，反对理学，理学又成为当时攻击的目标。宁宗（光宗子赵扩）即位，韩侂胄当权，他反对朱熹一派，把引用朱熹的赵汝愚驱逐。太学生杨宏中等上疏替赵汝愚申理，都遭流窜。并指理学为“伪学”，严申禁令。被指为伪学逆党而遭罢黜的人很多。这是庆元元年至二年的事情。庆元三年，又令编造伪学逆党的党籍，朱熹等五十九人都列名在内。一直到嘉泰二年[5]，才下诏弛伪学之禁。那时候朱熹已经死了。理宗（太祖十世孙赵昀），度宗（理宗弟赵禥）都提倡理学，朱熹等并从祀孔庙，理学才毫无阻碍地发展起来。
* * *
[1]理学亦称道学，故《宋书》有《道学传》。
[2]《论语》载子贡的话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3]《论语·阳货篇》载孔子的话。
[4]荀子常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这“伪”字就是人为的努力的意思，不作真伪之“伪”解。
[5]公元一二〇二年。
第四十四讲 蒙古的兴起与夏金的灭亡
蒙古于诸族中最为后起。旧史多指为铁勒部落之一。［蒙古的起源与强盛］然铁勒为土耳其族，衍为今之回族，渊源历历可征，未可与蒙古并为一谈。蒙古之名，见于《唐书·北狄传·室韦下》，“室韦之北有大室韦，濒于室建河[1]，河出俱伦泊，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蒙瓦当即蒙古一音之转。
关于这一段记事，新、旧《唐书》略有不同。《旧唐书》说：“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旧唐书》的蒙兀室韦，即《新唐书》的蒙瓦部，蒙兀、蒙瓦一音之转。蒙瓦、蒙古，又是一音之转。望建河即室建河，室建河即额尔古纳河，东北流和黑龙江上游敖嫩河合。铁木真大会于诸部酋长于斡难河上源，这斡难河便是敖嫩河的同名异译。我们可以知道蒙古的根据地便在敖嫩河的上源。
金时蒙古分为两部，役属于金。
《金史·外国传》不列蒙古。惟《兵志》中东北、西北、西南的部族乣军都有萌骨部，萌骨即蒙古之音转。又《大金志》载完颜伟云：“今朦骨不受调役。”这朦骨就是《金史》里的萌骨，可见蒙古在当时实为金人所役属。
当金初兴时曾向蒙古借兵，强盛后，不曾照原约报酬；加以塔塔儿人的挑拨，因之对金颇怨望，不受调遣。
塔塔儿即鞑靼的一音之转，大约是蒙古同族的一个部落。约在公元一一三五年的时候：蒙古的酋长俺答巴该为塔塔儿诱执，献于金国，金国用极惨酷的刑罚把他杀掉。其子忽郁刺遂攻入金国边地，大掠而归。从此蒙古与金国便常常发生战事。
兀术带兵去讨伐，不能取胜，只得和蒙古讲和，割西平河[2]以北的地方给他，每年致送牛羊米豆等，并封其酋长为蒙辅国王。传至铁木真，和金兵合攻灭塔塔儿，又次第击灭邻近的部落，南攻西夏，大掠鄂尔多斯而归，其势大盛。公元一二〇六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铁木真大会诸部酋长于斡难河[3]上源，被推为大汗[4]，自称成吉思汗。这便是元太祖。
成吉思汗像
成吉思汗既统一大漠南北。［蒙古攻夏与金夏交哄］受各部拥戴，势力强固，便开始向夏金用兵。公元一二〇九年（宋宁宗嘉定二年，夏襄宗应天四年），成吉思汗举兵伐夏，夏国不能抵抗，只好向他请和。当蒙古攻夏时，夏求救于金，金不肯出兵相劝，金夏国交，就此破裂。
金夏一向和好。八十余年未曾交兵。及夏为蒙古所败，怨金国不出救兵，遂和金失和。要发兵攻金边地。公元一二一四年，夏复遣使至宋，约两国联合攻金。从此以后，夏金连年战争。直到公元一二二四年，才重定和约。这十年来不断的战争，把夏金两国的国力弄得十分疲惫了。
当时蒙古新兴。金夏的势力本已衰弱，但两国苟能同心协力以御蒙古，未始不可挽回劫运。不幸这两国的当局，眼光短浅，不能联合起来以御共同的敌人，反自相煎迫，兵连祸结者好几年。两国的精锐，丧失殆尽，遂同为蒙古所灭。
夏金失和的那一年[5]蒙古也宣言和金国绝交。［蒙兵入关与金室迁都］公元一二一一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夏神宗光定元年），蒙古兵攻金西京，进败金兵于会河堡，遂入居庸关，饱掠而去。公元一二一三年（金宣宗贞祐元年），成吉思汗亲自带兵攻金，大败金兵于怀来，进围燕京。同时河东、辽西、山东、河北一带，大受蒙古铁骑的蹂躏。明年，蒙古与金和议成立，蒙兵退出居庸关。是年五月，金宣宗完颜询迁都汴京。成吉思汗得讯，以为两国既已讲和，而金又迁都，显见没有和议诚意，便再进兵围攻燕京。公元一二一五年，蒙古兵破燕京。明年，蒙古兵攻入潼关，沿边州郡，大被蹂躏。但那时候成吉思汗忽又大举西征，金夏两国因此得以苟延残喘。
那时候，金国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而宋朝见金国势力衰弱，便停止缴纳金国岁币，于是金国和宋朝又开起战来，两国兵连祸结者好几年，更给蒙古以南侵的机会。［宋金交攻与夏室灭亡］
时金国屡向宋朝督催缴纳岁币，宋朝的起居舍人真德秀上书请乘金国衰弱，停止缴纳岁币。他以为当蒙古强盛，金势日蹙的时候，当树自立的规模，不当再以忍辱和戎为苟安一时之计。其实当时宋朝果能扶弱抑强，不计较这点岁币，进而与金国联合，再劝西夏与金言和，三国共同抵御蒙古，也许蒙古铁骑不至踏遍了中国。宋朝的文臣，好高谈义理，不顾实际，这便是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