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桑多、威廉皇帝、无畏舰战舰、决斗、健身、水手服、盛大的阅兵仪式都在对男子气概的力量崇拜中发挥了作用，它们，至少部分地，是对于广泛蔓延的男性美德和男子气概本身不确定性的反映。一个新的时代似乎要求新的标杆、新的身份，的确，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男人们困惑了。这至少是法国作家从出生率下降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当然也是从瑞士到苏格兰，一波一波的男性神经衰弱患者涌入疗养院的原因。
1914年，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雷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在其他情况下起关键作用、构成其主权基础的‘强大的拳头’已经完全多余了。”那些男人面对无法预见的变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抱着过时的道德准则，他们非常可悲，没有为现代城市的匆忙生活做好准备：
理智主义像疾病一样折磨现代人……一旦分析到男子气概，被教育对所有问题保持批评意识的人就最长期地不采取批判态度，这不值得注意吗？要有男子气概……尽可能有男子气概……是他们眼中真正的区别；他们对于失败的残酷不敏感，一个行为只要符合传统男子气概的标准，他们就对其纯粹的错误无动于衷。
这种标准正在走向穷途末路。罗莎·麦雷德这类妇女不仅仅要求选举权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她们有些人公开挑战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价值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荣誉的概念，财产和身体的勇气，还有父权制本身。即便是那些拒绝走那么远的妇女参政权论者也挤进了男性的领域，显示她们的决心、效率，而不是充当什么家庭里的天使。在早期媒体时代，这些争论及其常常粗暴的主角也是报纸和交谈的日常主题。各种各样的妇女参政者审讯、绝食罢工、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发表的演讲、安妮塔·奥格斯珀格她们的妇女行动，以及萨拉·伯恩哈特、杰妮·丘吉尔、阿斯特夫人等强大的女性形象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兴趣。
面对那些最高霸权的威胁，男性文化通过最传统的方式颂扬男子气概，从德皇的热爱军装，沙皇对军装细节的崇拜，到先锋派人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他的性快速充电机、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旺盛、昙花一现的精力，以及军队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都不难看出来。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的街头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穿军装、蓄胡子的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在家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奥托·魏宁格和朱利叶斯·莫比斯那类畅销书，这些书公开宣扬厌恶女人，颂扬男性的伟大。然而，所有的趾高气扬、游行、捻胡子、抛光的大口径枪炮，都不能掩盖游戏已经开始的事实。某种新东西必须得代替它——也许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世界观。
八 1907年：梦想与愿景
灭绝你所有的日日夜夜！
清除家里所有的外国画！
让阴雨天的黑暗笼罩你的土地！
听着：血液里的音乐将响彻你的心怀！
——恩斯特·斯泰德1910年
1907年6月15日，来自42个国家、主要由老年男子组成的256个代表团齐聚海牙，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开幕式。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对和平条约不感兴趣，私下里，大多数人觉得和平条约不过是个累赘，阻碍各国的发展。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来到这里，穿着硬领的正式礼服和制服挥汗如雨地工作，与世隔绝于骑士厅（荷兰议会通常的聚集地），因为那些糊涂的想法令公众舆论很兴奋，任何国家都不希望被人认为在原则上反对和平。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些身经百战的国际外交老手，口袋里揣着他们的统治者的命令：不付出任何代价，最重要的是，绝不同意任何会限制政府行为的有约束力的创制。他们本是应邀来讨论和平的，但他们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大国的高层都不为这次会议费心，代表俄国的谈判任务落到籍籍无名、年事已高的米哈伊尔·内力多夫肩上，他频繁生病，所以，在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美国的代表是75岁的约瑟夫·霍奇斯·乔特，英国是82岁的爱德华·弗莱爵士和仅60多岁的恩斯特·萨道义爵士，马绍尔·冯·比巴斯滕男爵（一个完美的普鲁士人，蓄着卷曲的胡子，有几处决斗留下的伤疤）是前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现威廉二世的特使，他也60多岁了。受制于礼仪与把和平提上议程的公众舆论要求，代表团不情愿地在全体会议期间花了25分钟讨论这个话题。4个月磋商期的其余时间，代表们讨论的是战争规则的形式化，包括控制在陆地和海上使用地雷（水雷）的规则、战时对待敌方商船的规则、中立国的权利，等等。9月17日所有参会国签署最后的声明时，世界和平事业一寸都没有得到推进。相反，一些大国达成了幕后秘密协议。与会国政府宣布对会议结果感到满意，其他人，即那些非政府与会者则满腹愤怒和沮丧，尤其是不屈不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她觉得错失了一个历史机会，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
苏特纳男爵夫人（1834—1914年）是一位卓越的女士。她出生于布拉格，生来就是金斯基女伯爵，她的家族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伯莎出生之前她父亲就过世了，她的童年受到她精神紧张、冲动的母亲控制，嗜赌的母亲很快将家族的剩余财富挥霍殆尽。年轻的女伯爵只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尽管她的贵族教育除了优雅的客厅生活之外，并没教会她更多。从一开始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她试图成为歌手，然后准备当音乐教师。但是尽管她的琴艺很好，要以此维持生计还是很困难，于是年轻的她选择了她那个阶级成员唯一选项：1873年，时年30岁的她在维也纳的冯·苏特纳家当了一名女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是浪漫小说里的情节。年轻、一贫如洗的贵族女子爱上了雇主的儿子亚瑟·冯·苏特纳。面对对方父母的强硬反对，她逃离了诱惑，奔往巴黎。她在报上看到一条广告，一位“富裕的老绅士”招聘私人秘书，她应聘了这个职位。老绅士的忧郁和文雅性格令她着迷。他是工业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然而，几个星期后，情感战胜了理智，女伯爵回到维也纳，与亚瑟一起私奔。
这对分文不名的夫妻没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流放地，他们去到高加索（今格鲁吉亚），因为家里有位朋友在那儿拥有一所庄园。之后是12年的艰苦生活，其间伯莎时不时给维也纳的报纸写文章赚钱，亚瑟则教授法语口语和骑术。1877—1878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期间，伯莎从受伤士兵和平民身上看到战争的痛苦，她非常惊骇，并把自己在第比利斯的家变成了临时医院。这个印象如此深刻，她下决心用自己的余生促进和平。1885年，夫妻俩的经济状况和与冯·苏特纳家族的关系足够稳定，他们设想搬回维也纳，在那里，伯莎写了一部自传小说《放下你的武器！》，1889年小说出版后畅销一时。她描写的痛苦的妻子、母亲和遭残杀的士兵，以及以光荣和祖国的名义毁灭的生命和希望，感动了成百上千的读者，伯莎·冯·苏特纳的名字顿时变得家喻户晓。之后她又写了30多部小说。
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议。资产阶级道德常常不把战争视为悲剧，或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健康、刺激机制。一百年以前，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为这种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是文明和自由的不断提升，这种进步体现于互相冲突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及其创造的更好的新事物。人是这些理想的承载者，这是世界精神选择在历史上主张自己的方式。因此，战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当一个更强大、健康、先进的民族强加其文化，创造新的文明，直到其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体现了更先进的世界精神的民族取代。
这种观念在中产阶级道德中根深蒂固，它认为放下武器的号召根本就是在敌人和历史面前的怯弱。敌人之于进步的必要性，一如黑夜之于白天。讨伐战争的男爵夫人知道报纸的嘲笑：她认真的情感诉求很容易成为靶子，她持续的演讲和笔下的一篇篇文章和小说使她看起来不像是和平鸽，而是忙着下文学之蛋的多产的母鸡。她是外行。她不懂。她宏伟的思想让她过度紧张了。她歇斯底里。毕竟，她只是一介女流。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然法则”的争论风靡一时的时候，无怪乎不仅对苏特纳的反对，就是这些辩论本身，也被性别化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理论上讲，”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罗莎·麦瑞德写道：“战争是最高级的男子气概的可怕极端，是绝对的男性活动最后、最恐怖的结果。”丽达·古斯塔瓦·海曼，当时的德国妇女参政权论者与和平活动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两个身份经常结合在一起），把这个逻辑往前推进了一步：女人来自金星，但是她们陷入了火星的奴役：“男性、毁灭性原则与女性、建设性原则截然对立。后者基于互相帮助、优雅、理解和对话之上。在现代的男性国家，女人不仅被剥夺了任何表达其基本特性的可能，而且还不得不屈从于男性原则，被迫承认它。她们被强奸了。”
苏特纳男爵夫人并没被性别政治、批评和讽刺给吓着，她继续进行她的活动。她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之间的柏拉图恋爱并没有随着她返回恋人身边而终止，她和老先生之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他扮演了她的父亲的角色。在她短暂地担任他的秘书期间，他曾经告诉她：“我真希望自己可以生产一种具有可怕效果、能够实现整体毁灭的材料或者机器，以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对和平与国际仲裁的兴趣是真实的。本来用于工程、修建隧道、煤矿和道路的炸药也改变了战争。诺贝尔强烈地意识到，他的财富部分是依靠破坏所得。所以他决心将其利润用于促进和平。1892年，他们两个人计划以诺贝尔的名义给和平活动家颁一个奖。诺贝尔于1896年亡故。他在遗嘱中交代将其全部财产交给一个基金会，颁发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与和平奖。
1905年，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了伯莎·冯·苏特纳。她刻画了工业战争时代战争的末日图景。她宣称，在未来的战争中：
所有的国家都会化为齑粉，所有的工作都将停顿，所有家庭的火炉都会被掀翻，只有哭声在边境回荡。每个村子都会毁灭，每个城市都会成为废墟，每块土地都将堆满尸体，战争将进行得如火如荼：海底，鱼雷艇将巨大的轮船拉到海底；云端，武装的飞艇攻击他国空军，身体残缺不全的战士像血淋淋的雪花，从6000英尺的高空掉落下来。
奇异的和平冠军
如果说战前那些年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和平活动密集的时期。苏特纳的诉求传到了大量为大国军备竞赛紧张、为“不文明”的批量屠杀感到震惊的人们的耳畔。随着世界一年一年以更加飞快的速度奔向灾难，一些重要的反文化寻找和宣告不一样的社会愿景。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都有和平活动者，这些人往往（并非总是）也是妇女选举权和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公众的好战与和平运动之间的反差在德国体现得最强烈。德国拥有欧洲最大、最活跃的和平运动。伯莎·冯·苏特纳和记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创建的德国和平协会仅在德国就拥有1万名会员，而且会员数量稳步增加，而真正的支持者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1912年，德国国会选举中，登记支持者达35%）的追随者都认为战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个人的方便途径。1911年，柏林有10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反对德国在摩纳哥危机中的强硬姿态，德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发生了相似的示威运动。同年9月，25万之众的人群聚集在柏林特雷普陀公园，进行反战示威。在政府层面，各国议会联盟（几乎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1912年有来自三大洲40多个国家议会的3640名代表，其中有157名德国代表，141名俄国代表和516名法国代表，包括让·饶勒斯这样的政治人物。
尽管有小说、小册子和演讲、大会和煽动，但是国际和平运动似乎还是没法改变欧洲政治的军事气氛，甚至只好眼看其言论被用来推进非常不同的政治目标。1898年，世界和平事业得到最不可能的支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援手。全体俄国人的统治者沙皇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要求世界大国于次年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年轻的君主大肆吹嘘他新信奉的事业。他指出，和平是一个历史目标，同时，大国并没有离它更近：“不断增加的财务费用在源头处打击并导致公共繁荣的瘫痪；各国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力和资本大部分不用于自然该用的地方，而用于非生产性的地方；上亿的金钱被用于获得可怕的毁灭工具……民族文化、经济进步和财富生产由于它们的发展，要么瘫痪，要么滥用。”无论是伯莎·冯·苏特纳还是卡尔·马克思都不能比他更雄辩。
撇开其全部绚丽的热情，沙皇诉求的历史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闹剧。这全都起源于一起扎实的俄国间谍案，经由此案，亚力克塞·库洛帕特金将军、后来俄日战争中俄军悲剧的指挥官、1918年的战争部长了解到奥匈帝国正准备投资射击高度六倍于俄国武器的快速射击野战炮。只消看一眼战争部耗竭的武库就很清楚，俄国无力竞争。于是，库洛帕特金想出了一个恰当的主意，向俄国的主要对手奥地利提出一项武器禁令。他把他狡猾的想法提交给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其时他处于权力的巅峰）。维特以其典型的实用主义精神指出，他的合约中没有任何让哈布斯堡帝国的部长们感兴趣的地方，而只能“把我们的弱点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为了安抚战士及他的盟友、外交部长穆拉维约夫伯爵，维特稍微讲了讲现代和平思想与国际谈判、创建国际仲裁委员会的连续尝试，以及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穆拉维约夫的贵族熟人圈中很少讨论这类想法，这个前景对他完全是新鲜的。国际和平会议不仅可以解决俄国的财务窘境，而且也可以使俄国显得像是人类的恩人。
穆拉维约夫知道几乎不可能让沙皇相信这个策略的好处。俄国是通过军队施行统治的，尼古拉最开心的莫过于置身于战士中间。然而，《战争的未来》一书的出版助了伯爵一臂之力。这部卷帙浩繁的六卷本著作的作者是波兰犹太人、实业家伊万·布洛赫。布洛赫综合研究了军事和技术发展及其战略含意，他的结论是，19世纪的经典战争——军队在战场上以巨大的、定位进攻对抗丰富多彩的军队，凭着勇敢的骑兵冲锋陷阵和个人的勇猛制胜——已经成为过去。布洛赫解释了无数的统计数据、国家能力及因素（细至到炮弹的射程及军装纽扣的价格），他确信，战争将会工业化，依赖总体生产能力、铁路及后勤，只有当对手在经济上耗竭——所有参与各方最终都会耗竭——以后，国民经济之间吞噬一切的冲突才能得胜。任何军事胜利也将是民族的自杀，随后将带来崩溃和革命。一旦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这一前景甚至足以暂时将沙皇从光荣的胜利梦想中惊醒过来，于是他决定做国际和平的拥护者。他的邀请不可能遭到拒绝。
1899年，在公众的巨大兴奋和外交官们的深刻怀疑中，海牙第一届和平会议召开。德国代表团团长蒙斯特伯爵深感恶心，用他的话说：“会议把全世界的政治痞子带到这里。最糟糕的记者……布洛赫这样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和苏特纳夫人这样的女性和平狂热分子……所有的乌合之众，在年轻的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社会主义者积极支持下参与讨价还价，在俄国的保护下公然进行他们的活动。”
其他一些代表看到一副更积极甚至具有预言性的图景。这个国家集会能否成为一种永久性结构——也许是欧洲国家联合会，或者国际联盟？仲裁不可以导致在这次召开和平会议的地方海牙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吗？在当时，这些都是遥远的愿景，公众对于世界和平提议的想象力几乎失控，这极大地强化了这些愿景。“每天收到的奇怪信件和古怪建议令人惊异，”据身经百战的美国大使安德鲁·D.怀特记录，“毋庸讳言，贵格会教徒全力以赴……有计划、方案、观念、妙方、各种怪念头，敦促我们、试图占有我们时间的人数堪称巨大。”
随着会议深入到现实政治以及关于现代战争和种族屠杀的细节谈判，乌托邦策划很快退入背景。限制其军队的话，俄国和德国一个字也不要听（德国上尉格罗斯·冯·施瓦茨科波夫在一个场合爆发了，由此戳穿了沙皇的宏大说辞），“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倒……他们没有奔向耗竭和毁灭！”美国不同意对其海军雄心的任何限制，英国则小心谨慎地派了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前往阻止任何可能威胁到珍贵的无畏舰项目的事项。在社交场合，费舍尔作为杰出的舞者鹤立鸡群。然而，在委员会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打拍子——主导事态的方向：“多亏约翰·费舍尔爵士积极有力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来条款中很可能以任何方式束缚或者为难交战方自由行为的条款都被细致地消除了。”如释重负的海军部首席勋爵做了如此记录。
到7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很显然，所有的和平与裁军努力都撞毁在政府不妥协的岩石上，“寒冷，所有的心都觉得寒冷——如同穿过嘎嘎作响的窗户的气流般寒冷。我觉得彻骨寒冷，”全程待在海牙、感到幻灭的伯莎·冯·苏特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其时是气候温和的夏日，但她感觉不寒而栗。190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第二次会议。这一次他企图在俄日战争后恢复国际威望，但结果与第一次会议差不多。苏特纳悲叹：“这不是关于和平的会议，而是关于战争习惯的会议。”她说得对。
塔里的狄俄尼索斯
旨在反对主流的战争文化、军事演习和强迫性的男子气概文化的和平运动只是对不同社会、不同共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退出者，每个富裕、僵硬的社会（见证1968年）都有另外的文化——它们往往以他们宣称其所鄙视的安全为基础。当欧洲和美国社会奋力应付正在改变其生活的爆炸性变化时，大量的其他运动、预言家及潮流风起云涌，有的具有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学术性，有的则古里怪气，疯疯癫癫。
所有这些新生活鼓吹者的最初先知来自俄国。作家、社会改革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年）很幸运，他得以享受简单的生活，做农民打扮，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地产以及享誉世界的小说带来的收入。托尔斯泰想象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常常招致批评，但是，他对中产阶级生活五花八门的苛评中流露的自由思想对读者很有吸引力。
这些新奇的生活构想常常与波希米亚式生活交织，它们互相之间也交织，精神领袖和各类逢迎者、神秘主义者和学者、万人迷和骗子构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致。在托尔斯泰自己的国家，这种对神秘学的着迷穿透了权力的核心。拉斯普京其人是最好的体现。他支配着皇后及其圈子。但是皇村墙外还有其他更具颠覆性的组织。在大众层面上，有像嘉庞神父那样的克里斯玛型基督教人物；而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世俗救世论引起了最大的兴奋和争论。
但是也有更深刻的颠覆性人物，其愿景不只是改变政治秩序，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感觉模式以及度过生活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年）。他是一位聪慧的古典主义者。他溜出学院，进入了自己构想的世界。如同伯莎·冯·苏特纳的故事一样，他的故事也始于私奔——也许，对于那些希望逃离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1893年，他认识了诗人、翻译家莉迪亚·蒂米特伊维娃·茨诺维耶娃－阿尼拔。像伊万诺夫一样，她当时也已结婚。夫妇俩先是住在雅典，然后搬到维也纳，经常去巴勒斯坦、埃及和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位学者迷上了悲剧性的、过分的、黑暗的神狄俄尼索斯。结果他改宗神秘异教，并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苦难之神的希腊宗教》（1904年）中做了记录。
1905年，伊万诺夫夫妇回到圣彼得堡，把自己关进人们称作“塔”的塔楼建筑。在塔里面，当时俄国社会严格的规则完全失效。巨大的公寓根本没有墙，而是用低矮的书架分割，以东方艺术品装饰。厚重的地毯、散发着浓烈的性感香味的百合花、照亮这个奇异王国的蜡烛共同组成了大合奏。屋子里没有时钟，没有固定的时间。伊万诺夫常常早晨八点上床睡觉，下午晚些时候才起床，准备接待众多的宾客。他为客人提供大量的茶、酒和神秘主义，他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他的一些年轻的崇拜者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开创性小说《彼得堡》的作者安德烈·别雷有一次在这个神圣的园子里待了整整五个星期；其他人，如他的朋友埃米尔·K.梅特内尔，在这儿最多待两天。晚上客人来了以后，大家无休止地讨论哲学、宗教、文学、诗歌和艺术。伊万诺夫阐述他的未来宗教思想，这一伟大的敬拜奥秘中混合了耶稣和狄俄尼索斯，救赎和狂喜，征服来世并享受现在，还有完整的狂欢仪式：产生于古代隐秘冲动之中的文化重生。深夜，大多数客人离开以后，留下的一些人继续讨论，还有一些人则谨慎地成双成对地离开，找一个更隐秘的角落，继续进行无需过多言语的交流。
那些宣扬新生活方式的人的思想中非常频繁地出现狄俄尼索斯和耶稣。尼采把这位希腊的神从神话的死亡中唤醒，其狂喜、非理性的一面强烈地吸引那些童年时代被严格的纪律观、理性和自我牺牲控制的年轻一代。有意思的是，这一不同生活方式爆炸的中心处于德国和奥匈帝国。
波希米亚者和赤脚先知
维也纳和慕尼黑是形形色色的先知集聚之地，它们是这个小宇宙的两极。有些人是古怪的、因其使命感而忘形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天主教传教士，但是其他一些人则有更激进、更个人的愿景。施瓦布区是德国波希之家与艺术家属地，作家托马斯·曼和弗兰克·魏德金、讽刺杂志《傻大哥》、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弗朗茨·马克和加布里埃莱·蒙特是慕尼黑的常客和灵魂人物。施瓦布区是生活设计的实验室。
这群人中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范妮·冯·雷文特洛（1871—1918年），其短促、艰难而丰富的生命在痛苦中燃烧殆尽，但是她留下的《女士先生的笔记》（1913年）对施瓦布做了最滑稽、最敏锐的分析。出生于德国北部一个贵族家庭的年轻范妮很早就反抗家里的保守价值观。婚姻看起来是个解决办法（她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子觉得这也非常约束自己。不到30岁、已经离婚、狂热的波希米亚者搬到慕尼黑学习绘画，结果发现自己没有天分。以后几年间，反叛的伯爵夫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一边做着翻译、记者、厨师、秘书、装饰玻璃画家和保险代理人，同时追求她的艺术家梦想，并受到几位施瓦布文学狮子的追慕。她抱以热情的回应，同几个人都建立了关系——这些插曲都被她写进了她在慕尼黑那些年的生活记录中。
雷文特洛的小说不仅以漫画手法描绘施瓦布那群人绚丽的言行举止，也阐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里男性焦虑的主题。主人公赫尔·戴姆，即“女士先生”，不断为其可笑的姓氏寻找说辞，他相信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位愿意被称为“女士夫人”的女子。因为名字的原因而被视为局外人的赫尔·戴姆观察那些构成当地圈子生活的艺术家、先知和冒名顶替者，记录他们荒诞的聚会和流淌着神秘主义、新词和阴暗私语的谈话。“我觉得我好像只好把我的头拆卸开，然后重新进行组装，”主人公抱怨说，“到此为止运行的方式以及我理解和习惯的思路都没用了——我想把它们关掉，让它们不发挥作用，直到我能够在这一切新奇中间更安全地活动。”
这个群体不断讨论母权制、酒神仪式、古代宗教和异教仪式，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庆祝酒神节的项目。这是模仿（如同小说的其余部分一样）施瓦布当地的半神卡尔·沃尔夫斯凯尔家举行的一次真实的晚会。提议的庆祝半是仪式，半是狂欢，保证有激动人心的新内容，圈中成员投入到这个盛大事件的准备当中：“我们去买精编网眼织物（缝制合适的服装），走了无数个商店才找到制作花环的红色藤叶和玻璃制作的象征性的露珠。”当盛大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有一位狂欢者出于误解而把自己打扮成了皮埃罗（走江湖的丑角），结果对正直的男子气概造成了又一次滑稽挑战。这多少有些玷污了整个活动。
戴留斯（一位男士）穿着罗马女舍监的黑色斗篷来了；他头戴黑色面纱，手握金属三角形，并用一颗小棍子敲击出悦耳的声音。教授打扮成印度的狄俄尼索斯，穿着紫色上衣，戴着紫色藤叶花环，手持一根长长的金杖。跳舞期间，他猛冲狂奔，眼波流转，我评价说他有强大的身躯和黑色的胡子，是个漂亮的男人。他也好像令好几位女士开心，他一直用欣喜若狂的眼神凝视她们，认为她们都美得没法用语言形容。现场不缺少热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充分表现了他的角色。只有一个瞬间他有些恼火——在一个生动的时刻，玛丽亚试图攀登他那巨大的金杖——他兴高采烈地看着她，随意把金杖交给她，金杖啪的一声从中间折断了。
一个男人要满足历史时刻要求于他的任务并非易事。“女士先生”和学者派头、权杖被女狂欢者折断的狄俄尼索斯是这种困惑的两个例子。
施瓦布的波希米亚者们玩得很高兴，高谈阔论，抽太多的烟和装扮自己，而慕尼黑吸引了更激进的先知。这里有威廉·狄芬巴赫雄伟的身影，他胡子拉碴，长发披肩，如果说他也算穿着衣服的话，那其实不过是裹着长而宽大的袍子。他是个画家，创立了一个有25名成员的团体，他们拥护裸体主义，执行严格的素食。令当地媒体觉得无尽好玩儿的是，狄芬巴赫大多数时间待在院子里，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至少要在自己的房产范围内裸体散步：“他的学生”，《穆克尼尔邮报》带着显而易见的喜悦之情报道说，“来自吕贝克的糕点师之子雨果·霍贝勒，一位有着紫红色面颊、性感黑发的美妙青年……他被认为有罪，因为他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穿着亚当的服饰（裸体之谓），臀部无礼地朝向天空。”这位被议论的年轻人辩解说，他的行为是“令神喜悦的”，但是他在院子里赤着脚的形象因为被认为是严重猥亵，结果导致他被关了两天监狱。法官认为这群人的行为纯属胡闹。技巧高超、多产的艺术家狄芬巴赫终于被当地的政客们打倒，他们让他几乎不可能展出画作、维持生计。1913年，他死于肺炎。
以任性的艺术天才的追随者身份出庭的雨果·霍贝勒，像菲度斯一样，注定会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一直保持着对美丽的身体、裸体主义、别样生活方式的兴趣，并将其兴趣转向所谓的古日耳曼仪式、宏大的太阳神庙设计，以及一系列极为流行的画作和带有性爱刺激的绘画作品。
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赤脚先知”的人：令人不安地像是基督的古斯塔夫·纳格尔。他留着整齐干净的胡子，长发披在裸露的肩上，住在一个洞穴里，在周围地区漫游，宣扬他的基督教裸体主义福音；江湖先知及生活改革者格斯托·格拉泽儿把他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连同衣服一起扔了，赤脚步行到了意大利。他留着大胡子，长发垂肩——一位真正的嬉皮先锋。沿途的农民揭下帽子，朝他欢呼：“噢基督！”格拉泽儿参观城市，发表友好讲话、背诵自己的诗、散发新生活传单，不断被沿途城市逮捕、驱逐，最后终于建立了以博爱为名义的自然群落“真理之山”。对慕尼黑生活感到幻灭的范妮·冯·雷文特洛是他的早期信徒之一，还有年轻的赫尔曼·黑塞——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散发着强烈的逃入一个有着细腻的神秘主义世界的意味。他父亲是瑞士一位严正的加尔文教牧师，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道德摧毁他前后的那段时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建立试验社区，反抗威廉时期的道德以及产权安排的传统礼仪。
这种反叛和寻找更简单的自然生活与更合适的外观相伴而来。1896年成立于德国的流浪者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同于英国巴登－鲍威尔童子军强调纪律、生存和准军事化的教育，年轻的“候鸟”们已经受够了军装、训练和纪律。他们想自由漫游，在乡间长时间骑自行车，一般都是为了逃离资产阶级焦虑的约束，进入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围着篝火尽情歌唱。不出所料，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体。男孩女孩在一起，经过了漫长的、令人振奋的骑游，在上帝的露天下，亲密无间，无人监督——出于某种原因，对于良善的威廉时代的心灵，这种想法是可恶的。长期而言，那些在篝火旁听吉他弹奏的夜晚对德国社会的改变也许超过任何数量的议会辩论。虽然，易变性被证明也是知性的。运动以惊动一时的方式分崩离析，部分人为环保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吸取，其他人则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团。
有一个长期置身事外观察的群体传人有着流浪者运动讲实际的热情以及改变所有价值观、创造新人的尼采式愿望，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奥匈帝国恶毒的民族主义辩论以及沙皇俄国的无情压迫，它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目标是给犹太人一个国家——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使他们的处境正常化。然而，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着更远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的是犹太文化和参孙英雄力量的精神重生。
血液的声音
精神犹太复国主义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布拉格的一个学生联谊会。这是一群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以2世纪巴勒斯坦传奇的反罗马造反者巴尔·科赫巴的名字作为他们的群体名称。他们远不是唯一的犹太兄弟会（由于遭到其“雅利安”同学的排斥，许多犹太学生成立了自己的联谊会；有些人甚至持军刀决斗），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与他们邀请前来讲座的著名哲学家的联络构成其思想的珍贵记录。
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寄予厚望的先知是恰好留着胡子的马丁·布伯（1878—1965年）。他是一位塔木德经大学者的孙子。年轻的学者先是一位诗人（主题既有犹太人的，也有非犹太人的），后来他的兴趣发生了改变，致力于从哈西德派犹太人的生活传统中复新犹太文化。哈西德派强调非理性和神秘主义，这是其本人对亚洲和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兴趣的补充。他1908年出版的《巴尔谢姆传奇与拉比纳奇曼的故事》引起了广大犹太读者群对他的关注。年轻的布拉格学生们成长于一个完全同化的环境。他们从来没有与街上的任何一个正统犹太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可以与之交流的语言，因为正统犹太人只会讲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也许还会一点点俄语；而另一个犹太人则说德语，可能还有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布伯的书中，他们看到了突破反犹太主义与“外国”文化这双重局限以及重新发现其犹太自我内在声音的可能性。布伯在一系列的讲座中鼓励他们这么做：
令人不安的愿景
在任何地方，只要别样的愿景与官方的机制相摩擦，就会出现麻烦。如同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维也纳年轻艺术家们的分裂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创造不同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的强烈因素，没有人比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更雄辩地表达了对差异的渴望。他习惯于穿着自己设计、与托尔斯泰的农民装束相似的衣服，出了名地不修边幅、肮脏、显然有着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女性倾慕者及其长期情妇艾米丽·弗洛格的愿望。克里姆特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别样世界。他的态度不只是艺术家惯常具有的波希米亚式态度。克里姆特无政府主义、以性为中心的生命观直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直率引发了一战前维也纳最大的艺术丑闻。
整个事件始于1894年高度官方化的赞扬。年轻的艺术家克里姆特已经以其环城大道华丽地扭动、宏大的历史主义场景而名动一时，教育部找他定制三块嵌板，装饰新落成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学楼的仪式大厅。三幅作品是表现光明战胜黑暗的总体效果的组成部分，克里姆特负责表现大学四个系之中的三个系：医学、哲学和法学——19世纪经典寓言类的东西，以可能的最高贵最异乎寻常的方式表现。画家不慌不忙地处理这一声名显赫的任务。这段时间正巧是他彻底重新进行艺术定位的时候。他那些华丽的队列和建筑梦幻已经为他赚了大钱，但是，他已经对以这种方式表现事物失去了信心。他觉得，事物的真正本质更黑暗、更古旧、更感性，必须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表现。
1902年，克里姆特终于把嵌板交给大学的时候，这些作品见证了作为艺术家的他对社会的认识阶段从仅仅是暗示到彻头彻尾无耻的演变。第一张嵌板刻画哲学，其黑暗的快感令人不安。在画面的底部，面具一样的斯芬克斯盯着观看者，而上部则是一片模糊的东西和大量的尸体，从幼儿时期开始，经过两对情侣，坠入老年的绝望和孤独——这种存在主义的视野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精神和维也纳哲学学派分析的、实证主义的预测严重冲突。第二张嵌板是医学，位于画面突出位置的是凛然的海吉娜，一个不可接近、打扮华丽的女性形象，手里握着一条蛇和一只烧杯。然而，画面的其余部分则表现绝望的纠缠和根本的孤独，就像由一位精神错乱的东方通演出的施尼茨勒戏剧。右边是一团裸体人物，每个人都绝望、孤独，他们围着一具骨架，骨架失明的双眼对着左边一个单独的女子，从正面和下面看，女子一副挑逗的样子，这是丢失在空间里的欲望形象。赤裸裸的真理直端盯视着观看者的脸。
风格上最先进、最富有挑衅意味的是法学。这副作品克里姆特断断续续画到1907年。在这个嵌板中，寒冷的正义幽灵隔得远远的，只占整个画面不到1/4的位置，那是一个微不足道、遥不可及的形象，两侧是其梦幻般的伙伴：法律和真理。然而，画面由克里姆特自己的绝望感主导：陷于可怕的海底，落入一只巨大、无情的章鱼，一个裸体男人的圈套——男人年届中年、身体佝偻、面部皮肤松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胆怯模样——预计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惩罚，低垂着头。他的周围是三个裸体的复仇女神，很性感，但是她们具有血腥的报复心，无法接近。用卡尔·肖斯科尔的话说，这种“湿冷的地狱的情色噩梦”不承诺正义，而只是围绕着微小的三位一体、脱离身体的无情脸孔审视目光下的痛苦，好似乡村教堂里巴洛克丘比特的戏仿。年轻画家宣称，对他来说，资产阶级事物的秩序没有任何指望。能够寄望于帝国大机构及其道德的最多不过是卡夫卡式的恐怖和存在的隔离。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大动肝火。87位教授联名签署反对这些画的请愿书，指责它们“以模糊的形式”呈现“模糊的思想”，只不过表达了艺术家内心混乱和困惑的“悲观幻觉”。保守派们怨声载道，认为这是对公众道德和体面的攻击，而进步批评家则尴尬地发现，他们跟那些他们在街上碰见都不会打招呼的人有着一致的观点。例如，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反对这些画的理由是，大量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成分威胁到文明、理性社会的成就，哈布斯堡帝国主要的大学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些表现心灵黑暗和理性无能的画作。
在克里姆特本人那种战斗姿态（一位友好的记者在一篇访谈文章的最后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让她走，因为这会儿他要等自己的敌人）的刺激下，教授们对画作的拒绝引发了激烈的关于自然和艺术本身目的的公开辩论，一下把画家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丑闻艺术家、邪恶的美丽形象提供者、奥匈帝国报酬最高的艺术家。
揭掉面纱的伊希斯
对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不同认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个性和辛辣的细节方面，最丰富的莫过于这场最重要的运动，它拒斥所有显然的真理，而是假定指引人间梦幻的精神世界：神智学和人智学。这一世界观的鼻祖和启发灵感的人是海伦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年）。她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俄国总理谢尔盖·维特的表妹。
名扬世界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早年的生活相当动荡，结婚仅仅三个月，她就逃离了婚姻，投入一位了无意趣的官僚的怀抱。她上了一艘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蒸汽船，其后十年间她的行踪说不清楚，她宣称她游历了世界各地的精神中心，尤其是西藏，据她说，那里的和尚引导她进入了古老的启蒙奥秘。几乎是事后她才想起她也做过马戏团演员，在西伯利亚做巡回音乐会钢琴家，在敖德萨开办和运营一家油墨厂，在巴黎做鸵鸟羽毛进口商，同法国皇后欧也妮成了密友。在开罗同一位歌剧演唱家发生了一场热烈的恋情，过了一段苦日子后，布拉瓦茨基于1873年突然出现在纽约。后来，她写道，她在西部开始新生活的打算失败了，过了一段戏剧性的日子，其间她见到了埃及的喀巴拉派、在希腊海岸附近船只失事、在意大利为加里波第战斗，1860年代在美国的内陆边疆同印第安人结识，之后，她回过头，决定在纽约安顿下来。
布拉瓦茨基惹人注目的外观——深深的、悲伤的、富有洞悉力的眼睛，不停抽烟、“像黑人或者科茨沃尔德母羊般卷曲”的头发、充满梦幻意味的长袍——给她遇到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纽约先是当裁缝，然后成了隐匿性的巨著《揭掉面纱的伊希斯》（1877年）的媒介与作者，然后，她和她的伴侣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带领着一群深层真理追求者。他们的探索通过来自灵性世界的绿色信笺、金色墨水的信指引，由媒介本人发给追随者，其中通常包含对她有利的规定。她和奥尔科特一起创建了神智学会，搬到印度，从印度去到德国维尔茨堡、伦敦。1891年，她死在伦敦。
布拉瓦茨基夫人隐秘的、受到印度启发的启蒙教导有很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英国、德国和俄国。她宣称，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太有限了，因为它排除了灵性世界的真实。这是达尔文的主要错误（在纽约的时候，布拉瓦茨基房间里有一只填充狒狒，臂弯里夹着一本《物种起源》），如果他的心胸更加开放，他的错误可以得到纠正，那么，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布拉瓦茨基接着写道，物理真实只是灵性真实的干扰，只有通过冥想和启蒙才可能转移对尘世身体的关注，把注意力转向星际身体，作为最早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人类老早于其物理身体之前就拥有星际身体。
布拉瓦茨基令伦敦的知识分子着迷、好奇。爱尔兰诗人W. B.叶芝怀着探索神秘的心情来到她家，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写了她的生平介绍，产生了同她的思想密切联系的神秘思想，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是她的运动最热烈的赞助者和追随者。奢侈的两面派查尔斯·韦伯斯特·利德比特也是，他很像布拉瓦茨基夫人，假装在转向神智学和最终的启蒙之前经过了各种奇异、隐秘的冒险。
利德比特无可置疑的真实热情关系到他所培养的青年男子，据称要找到将成为下一位伟大导师的纯洁灵魂。在印度，他相信克里希拉姆提是他寻找的那位非凡的人。克里希拉姆提是一位英俊但大家都认为智力落后的青年。他和他的兄弟很快搬去同利德比特同住，推行一个严谨的方案，收取特殊学费，传授普遍的奥秘，包括严密控制青年们的饮食和洗澡时间。最终，利德比特（他让人们知道，公元前40000年，他是安妮·贝赞特的妻子，他们共同的孩子就是克里希拉姆提）搬到英国，继续他为男孩子们制定的教学计划。他们追随着他，而他们的父亲给予他们谨慎的祝福，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儿子们的导师曾在1906年被指控鸡奸两名美国青年，并被赶出了神智学会，对此，他声称他只是跟他们提到自慰是一种健康的成长。在他一封针对许多控诉之一的编码信被发现后，他的自我辩护显得苍白无力。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亲爱的孩子……一周两次是允许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带来最佳效果的方式……如果不用帮助就达到了，他就需要更频繁的摩擦，但是也不可以太频繁，否则他就会比较困难……高兴的感觉太愉快了。吻你一千遍，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