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11年，英国的神智学会已经发展成重大的运动。它拥有1.6万名成员，成员被组织到各当地旅馆，享受精心安排的野营欢娱，着仪式长袍、制服，佩戴特殊的首饰。所有活动的中心围绕着小小年纪的圣人克里希拉姆提那半神的身影，在他不习惯的英国那种没有光照的灰黯环境中，他显得抑郁、压抑。
即便在他们的小圈子之外也有很多英国人对神话抱有相当的兴趣。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畅销书《金枝》（1890年出版，1905—1916年期间大幅度扩充、重印）在中产阶级中间影响很大，但是弗雷泽清醒的阐述并不给读者提供唯心主义的幻想。相反，这位人类学家、学者把耶稣置于佛陀之后，分析基督教信仰中各种神话的共同之处。他对于消解宗教的神秘化居功至伟。
中产阶级追求不同信仰的风尚往往也伴随着性观念的变化。活动家、前牧师爱德华·卡朋特（1844—1929年）体现了这种万能的态度——他有着非常个人化的、混杂的思想，包括同性恋解放、裸体主义、有机农业、英国国教、素食主义、社会主义和诗歌。卡朋特是他那个阶层中第一个敢于公开和男伴同居的人，并于1908年出版了《中间性别》一书。他在书中也阐述了性解放和心灵解放的破坏性潜力：
厄洛斯（译者注：爱神）具有一种强大的校准作用。也许真正的民主依赖……一种能够轻易跨越阶级和等级的情绪，在最亲密的感情中整合社会最疏远的人群。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地位和出身优越的同性恋者常常被粗鲁的人——如体力劳动者——所吸引，并常常产生非常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被公开认同，但是对于社会制度、习俗和政治倾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卡朋特的“同性恋”倾向与政治活动给他制造了很多的敌人，当他与萧伯纳一起创建独立工党时，他和他的追随者惹恼了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后来抱怨说：“所有喝果汁的人、裸体主义者、穿凉鞋的人（和）性欲狂”这下都认为他有一个政治讯息。奥威尔这样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对卡朋特明显的轻浮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受到他的事例的鼓励。小说家E. M.福斯特从卡朋特那里获得灵感，创作了《最长的旅程》，刚从剑桥毕业的年轻人鲁珀特·布鲁克则开心地组建了一个“新异教徒”圈子，其仪式主要包括和与维吉尼亚·斯蒂芬等同样喜好冒险的朋友在月夜去河里裸泳。
英国初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波希米亚者的这些实验还只是开始。各种各样重组了英国文化的愿景、试验流派、艺术运动和先锋出版物将在战后开花结果。毕竟，这一反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围绕维吉尼亚和瓦妮莎·斯蒂芬姐妹（后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和瓦妮莎·贝尔）发展起来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只是刚刚诞生。还有多产、极其淫乱的奥古斯塔斯·约翰，他是一位画家，穿着绚丽的吉普赛服装，有着真正极其旺盛的力比多和断然不同于流俗的道德，但是那些年他主要待在巴黎，因为他觉得同巴黎的波希米亚者更意气相投。
与此同时，在德国，有一位神智学会的成员已经开始走自己的路。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年）、奥匈帝国施蒂利亚乡村一位站长的儿子，是一位具有奇异魅力的属灵真理先知，而且其遗产一直流传至今。斯坦纳是一位聪明的文学学者，深谙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曾在维也纳和罗斯托克学习过。27岁那年，他受邀编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科学著作。这个项目的工作地在魏玛。这位研究者在魏玛待了8年，他不仅为歌德的诗歌所吸引，而且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表示怀疑，但他觉得歌德的科学思想传达了更高层次的自然知识。
斯坦纳去柏林的神智学会演讲过，并于1904年被任命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分会的领导，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布拉瓦茨基学派对佛教的强调太过局限，遂创建了竞争组织人智学会。学会极富成效，多年间，他一直担任教师，也是其关键人物。作为一个真正的博学之士，斯坦纳远不仅仅是旨在开发潜在认知器官以认识属灵世界的“灵性科学”创始人。他的文学产量堪称巨大，还包括6000场演讲和几十部著作。在写作、在欧洲不断旅行和讲座之外，在生命余下的21年间，他还腾出时间创办学校，设计全部课程，和农民一起实施一个与宇宙协调的畜牧业体系，这个体系后来以生物动力农业闻名。他还做雕塑、画画、写隐秘的神秘戏剧；启发产生了多种表现主义舞蹈形式，加上一个以他的17座建筑设计为支撑的设计学校；开创了一种类似于同种疗法的医疗方法，以及一个新经济学思想学派和一种合作银行；一战以后，他创立了以天主教和表现主义美学为基础的宗教团体。
斯坦纳似乎不知疲倦，他的很多追随者将这归因于神秘的力量。1913年，他决定为他的运动修建一所精神中心：歌德堂，临近瑞士巴塞尔的多尔纳赫。这所中心致力于灵性真理及其使徒歌德的崇拜。中心建筑完全是木结构，连最小的细节都由“博士”——这是追随者对他的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亲自设计。斯坦纳有着僧侣般的举止，黑黑的发光的眼睛，以及神秘的话语，因此他吸引到的人素质优于神智学派。他显然的智力和广泛的阅读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体系兼具复杂性和一致性的双重好处，尤其是他总是告诉他的学生，重要的是，不仅仅要相信他告诉他们的东西，而是根据复杂、科学的灵性和冥想体系，把他的教导作为自己发现灵性世界真理的方法。
人智学会的教导把严峻、僵化的社会现实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次要层面，以耶稣和路西弗、波斯神阿里曼体现的邪恶力量之间的神秘斗争解释世界，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逃避社会制约与取向丧失的途径。说到底，技术与快速机器的涌现只不过是阿里曼控制凡人心灵的物质方式。人智学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很多有神秘倾向、对世俗知识不满意的知识分子觉得其吸引力无法抵抗。安德烈·别雷为斯坦纳的魅力所倾倒（他的朋友、辉煌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则屈服于布拉瓦茨基夫人执拗的灵性魅力），他的影响波及到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瑞典诺贝尔奖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画家皮特·蒙德里安。他的另一位遥远的钦佩者是和平活动家伯莎·冯·苏特纳，她在几部著作中提到斯坦纳。长达数年间，斯坦纳住在柏林，他的关系深入到威廉社会的核心。他是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他是颜面扫地的前柏林市长库诺·冯·毛奇的堂兄弟）的私人朋友，受到德皇政府成员——包括其最后一任总理——的称赏。
斯坦纳教导中的历史命运思想及其种族主义色彩不仅符合那些追求超出理性的更高真理的人的口味，也投合具有保守的德国背景的人的思想。在所有的轮回、基督论与属灵世界的烟幕背后，其历史哲学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其想法是通过斗争，最后实现基督教、欧洲、雅利安，尤其是德国文明的主导地位。在辩证法与决定论的处理中，斯坦纳还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其他民族优点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着人类发展较早的阶段。
这类主张表明斯坦纳不是真正的首创者，而是他的时代和他的奥地利乡村背景的真正孩子。他的有些作品看似原创和创新，另一些则是平庸之作，显然是借用别人的。他的追随者们最为崇敬的他的那些艺术作品其实非常糟糕。人智学体系的基础是印度神秘主义、纯化的天主教基督教、表现主义美学，以及近乎万物有灵论、自然世界由生活中潜在的、接近德国人的力量居住，类似于尼采的生命崇拜。所有这一切中都加入了大量黑格尔、歌德的宏伟和雄辩以及少量的康德式方法。
那些带着狐疑参加其讲座的人觉得这一锅炖煮难以下咽。赫尔曼·黑塞宣称它们“难以消化”；弗朗茨·卡夫卡回忆斯坦纳的一次讲座，说他“善于言词”，但是也有“吹笛人的气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嘲讽说：“这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非欧几里得几何！超性感的经验！真是一派胡言！你至少得使用你的一种感官才能体验任何东西！”即便作为更赞同他的观察者和从前的朋友，社会主义者罗莎·麦雷德也怀着明显的困惑：“我不能理解他对人民的影响。他出现在那儿，穿得像个牧师，黑袍扣得紧紧的……语言单调，太多的感伤和夸张的效果，就像一个传教士。他的话可以分为三类：从他广泛的阅读中获得的机智的格言；以习惯说法为基础的空话；无法理解的超感官能力的暗示……”
生命学派
令人惊异的是，对欧洲的考察表明，对不同生活和未来思想的兴趣很不平衡。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很强烈，而在英国很小，在法国则几乎不存在。这种不同教育的传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国以其相对整齐划一、国家控制的教育制度又一次名列榜首。威廉的帝国是滋生养育和教育孩子方法的沃土。瑞典教育家艾伦·基190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影响惊人，迅速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到1929年，这本书仅仅在德国就销售了3万册。基看待儿童的方式与大多数教师和教育家不同。她认为，儿童有权利享有慈爱、诚实的教养，免于虚伪、限制和体罚，独立和有自由判断地接受教育。“塑造个体意识的根本条件是……给予孩子良心的确定性，敢于违背一般的看法、共同的习俗或者熟悉的感情。”基继续写道，目前的教育是在“谋杀心灵”，通过对他们施暴和令他们厌倦而在精神上把他们变成懦夫。在一个许多校长像是教官、学校的榜样是军队的世界，这种主张犹如发射大炮般振聋发聩。
帝国的各种教育改革者听到了基这样的呼吁。保守的赫尔曼·利茨在德国开办了四所学校，而他的学生、后来的竞争对手古斯塔夫·维内金反对教授经典和公认的学说，并创建了一所以诚实和同志关系的“青年文化”为基础的实验学校，由此制造了很多的敌人。由于对现代生活不人道的匆忙有着相似的厌恶，保罗·吉希布建立了两所学校，其中第二所是欧登华学校，其影响力异常巨大。在其他欧洲国家，相似的行动包括意大利人玛丽亚·蒙台梭利1907年开办的儿童之家，1901年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在巴塞罗那创办的无政府主义现代学校，以及智慧、勇敢的牙努什·科扎克在华沙创办的孤儿院。孤儿院由孩子们自己管理，在他们自己的民主议会里，他们做所有决定——从预算到课程到纪律。1942年，尽管有人提供了虚假文件让他逃离祖国，科扎克还是在特雷柏林卡遭到谋害，一起遇难的还有他那些他不肯放弃的孩子。
这些学校中最成功，也最具前瞻性的是尤金妮·施瓦茨（1872—1940年）在维也纳腹心创办的私立女子学校。施瓦茨富有、充满自信，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拥有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她希望为孩子们提供不同于她自己那种沉闷的、鼓舞人心的教育，于是开创了反映维也纳艺术先锋派世界观的课程。这些先锋派的主要奉行者经常光顾她著名的沙龙，有些人接受她的邀请到学校任教。阿道夫·鲁斯在这里教授建筑学；阿诺德·勋伯格教孩子们音乐。只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对当局是个问题。他不具有官方的教学执照，所以教育部不许他任教。当施瓦茨提出抗议，指出他是天才的时候，部长冷冷地说：“规则不允许天才。”
一位富有、聪明的女人精力旺盛地参与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这引起了几个男人的愤怒，尖刻、厌恶女人者卡尔·克劳斯尤其愤怒。他在他的杂志《火炬》上毫不留情地，几乎是着魔般地嘲笑她。在小小的沙龙世界，两个人常常不期而遇，持缓解态度的尤金妮有一次抗议克劳斯好像从来不记得她，从来不招呼她。“你必须原谅我，夫人，”他回答说，“我以为你是那个可怕的女人施瓦茨。”
英国的局势要平静得多。对那些处于选择地位的人，一直存在私立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强制执行的思潮助长的只是新的乌托邦世界。那些有不同教育理念的人还可以选择去贵格会和天主教会创办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最接近欧洲大陆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启发了后来的许多学校的是1889年由苏格兰人塞西尔·雷迪创办的阿伯茨霍尔姆学校和1893年约翰·哈登·巴德利创办的彼得莱斯学校。他们创办这些学校都为了回应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限制。
顺便说一下，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人物、聪明的斯蒂芬姐妹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她们在家里由父亲教育，他让她们随便使用他的图书馆——这是英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这个事实也提供了另一个小小的机会，让人洞察为什么英国缺少乌托邦大师和群体。英国人对于未来的不同思想似乎根本上是个人的、家庭的。宏大的回答被付之一笑或者不被信任。伦敦知识分子中，卷入神秘的世界认知方式的两个人叶芝和萧都是爱尔兰人。
如果说教育方面不太可能与法国进行对比，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法国没有私立的实验性学校，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不合法。1905年与1906年，法国教会和改革体制之间的长期战斗达到高潮，结果前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许多学校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然而，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案通过以后，这种局面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现在，共和国的所有学校都由国家出资和管理，配备根据共和国的理想培训出来的可靠教师。在这个新世界，没有不同教育思想的存身之地。
同其莱茵河对岸的邻居比较起来，一般而言，法国对于社会、教育或者精神乌托邦的热情小多了。社会主义者是一股重要的势力（想起让·饶勒斯的和平主义运动），巴黎是每一个存世过的先知、骗子行程中必到的一站，但是，生活改革、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人智学派在法国的信徒很少。也许前一代人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分化可以为此提供一些解释。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这不仅给了保守政府一个机会围捕各种意识形态敌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流放，它也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瘢痕，这个伤口由于德雷福斯案再次被撕开。现在需要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疗愈和团结。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这条道路。巴黎仍然有其传奇性的波希米亚者，磁铁般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怪人，但是，一群不守常规的人并不意味着一种未来的愿景。甚至那些真正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也是把这作为美学或者知识项目，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装点。安德烈·纪德是通过其享乐主义的同性恋，阿纳托尔·法朗士是通过论证严密的评论和小说，小说家皮埃尔·洛蒂也许是通过以东方幻想的方式庆贺生活。这里看不到一个赤脚先知或者拯救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巴黎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想法似乎亵渎神灵。
世纪之交的空想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从肤浅的角度，而是在根本方式上，觉得当下有不足，只有彻底重新思考文明，才能应对生活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改变。时而快乐时而残酷，狄俄尼索斯反抗遭罪的耶稣，生命反对科学，自然反对习俗，血液的声音针对理性的声音，性反抗任何阻碍它的东西。继承而来的结构已经不能为匆忙的生活提供答案，也回答不了城市、工业化社会、消费主义以及女性的新自信造成的新的社会现实问题。
九 1908年：女士们的石头
他们（男人们）抓住一切机会，坚持他们比女人优越，并固守这个可怕的想法——这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家伙最后的堡垒——因为，如果女人都不比他更蠢了，还有谁会比他更蠢呢？
——克里特·迈泽尔－赫斯
议会对面汽艇上的女人们一派喧闹、挑衅的姿态，她们邀请议员们去露台上喝茶。一份给议员们看的海报写着“6月21日，海德公园”，另一份写的是“特别邀请议会成员”。邀请者们通过扩音器向困惑的男人们承诺，不会抓人，他们会受到警察的充分保护。
议员们对她们善意的邀请充耳不闻。一艘警船想抓捕捣乱者，但是没能成功，众议院露台上的人似乎根本就不太可能考虑看一眼那个六月天发生的事。他们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场面：近50万人（有的渠道认为超过5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聚集在首都的中心。在这里，设在公园各处的十个平台上，演讲者们在活动组织者的密切注视下，对公众发表演讲，穿着制服、骑着马的弗洛拉·德拉蒙德将军光彩夺目，同时，四十支与之匹配的乐队分布在整个区域，款待群众。这与爱德华时期的任何官方活动没什么两样，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50万人众中，大多数人（包括佩肩章、持马鞭的德拉蒙特将军）、演讲者、乐队成员、勤务员、组织者，都是妇女。她们是在争取选举权。
这个活动旨在造成声势及让批评者哑口无言。组织者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在保证筹办的活动能够产生宣传效果方面，这些人可谓是专家。除了穿着双排扣华丽制服的40位女乐手及乐队指挥以外，现场还有数万穿着联盟白色、绿色和紫色衣服的女性。她们分为整齐有序的七个队列，从犹斯顿火车站、特拉法加广场、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肯辛顿大街、帕丁顿和马里波恩路出发，到达海德公园，打着700面8英尺×3英尺的横幅及10面巨大的丝质横幅和成千上万面旗帜。商店橱窗以联盟的色彩装饰，张贴的海报要求给予妇女投票权，公共汽车变身为活动广告平台，参加这次伦敦游行的有工党领袖凯尔·哈迪、萧伯纳、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托马斯·哈代以及另一位有远见的作家H. G.威尔斯的夫人艾米·凯瑟琳·威尔斯。伦敦《每日纪事报》估计参加活动的人数达30万之众；《泰晤士报》认为有25万到50万；《妇女投票权》杂志胜利宣告：“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世界单个活动现场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
并非所有在这个温暖的周日下午来到海德公园的人都致力于妇女选举事业，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热闹，正如妇女参政运动发言人海伦·弗雷泽在日记中记录的：“21号好极了。成功，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人群达50万……有三个讲台发生了粗暴行为……在我的讲场，听众反应热烈。然而，我觉得，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好奇——不是基于同情，也不是基于反对——只是漠不关心。”
无论是否从政治角度讲，海德公园集会的成功都远远超出了妇女参政运动者们的想象。首相阿斯奎斯长期忽视妇女参政权呼吁，理由是他不相信许多妇女对此有兴趣，仅仅为了安抚一小撮激进人士就做出这么大的改变，这是太可笑的事。他声称，妇女根本天生不适合政治权力的短兵相接：“她们的天然领域不是政治的尘埃，而是社会和家庭生活圈……我们应该反抗和取消的不公平……是男性不劳而获的特权和人为的区分……而不是自然赋予的、带给人类社会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能力和功能。”妇女参政者愤怒地予以尖锐地反驳：不是这样的。她们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1867年6.7万名男士在海德公园集会就足以推翻压制公共场所政治集会权利的《改革法案》，那么，她们要让那个数字翻一倍，以证明其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
投票与劳工妇女
1908年海德公园集会发生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转折点，这不是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但是是最壮观的妇女权利压力群体。经过十多年的耐心努力、发放传单、递交请愿书、游说议员、收集数以万计的签名、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现在，沮丧和愤怒取代了原则性的热情。运动在战前的伦敦达于壮丽的巅峰，但它并非发端于首都，而是从北部的工业城市蔓延到政府所在地的。
妇女投票运动根源于妇女权利活动和著述，始于18世纪末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为这些要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砝码，使之成为一场民众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哈德斯菲尔德、布拉福德和索尔福德及其周围地区的纺织业。纺织业雇用的女性比例超过其他任何行业，一般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例如，1900年左右，布莱克本、伯恩利和普雷斯顿有75%的未婚妇女接受雇佣，其中1/3在婚后继续工作——这与英国北部矿区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大多数工作由男性从事，薪水比工厂高，这种模式加上观念非常保守，矿工们希望妻子待在家里，而这里一般的家庭规模在劳工人群中是最大的。
矿工的妻子不参与政治，处于当时妇女运动的边缘，而兰开夏纺织工们的工作生活则必然培养独立精神甚至反抗精神。妇女自己有钱拿回家（总是少于男人，一般是男人全薪的75%）；她们与工厂里的其他女工一起上班、讨论面对的问题；她们自行组织了改革俱乐部、协会、协作商店及工会，如妇女工会联盟和合作协会。
如果说妇女（经常也包括她们10岁以上的孩子）是家庭的挣钱工具，她们同时也承担着工作的冲击。她们被嘈杂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包围了12小时后，回到家里还面临繁重的家务（没有节省劳力的机器，当然也没有女仆帮忙）及照顾多达6个以上的孩子——总是在金钱问题的腐蚀性压力之下，一些家庭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周末典当自己的节日盛装。劳动妇女奋力争取尊严和清洁，不断有陷于债务和堕入济贫院的危险，她们被锁定在无情的僵硬状态。女裁缝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如此描绘这种境况：“在我生长的地方，一般说来，妇女每周一洗衣服、周二熨烫衣服、周三觅偶、周四烘焙、周五洒扫、周六上市场或者觅偶、周日去教堂。当然也有例外，有上百种例外，但是这些例外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之举，或者是怪异之举。”对于这些激进人士的未来，拉维纳不表幻想：
女孩子一旦表现出政治倾向，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妇女就会觉得她忽视家和家庭事务，因此不适合与其品行端正的女儿或者姐妹交往。如果姑娘们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或者有更异想天开的想法，她们的母亲就害怕她们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妇女参政权者——社会主义者觉得可以占有别人的手表和钱包、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而妇女参政者的家里常常乱七八糟。
终其一生忙碌于擦洗、劳作、养儿育女。这种生活的异常艰辛在艾什顿妇女汉娜·米切尔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她记得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后：
一个星期五，做完了周末清洁，白天又烤了一批面包后，我希望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还没开始休息呢就要分娩了。孩子直到第二天才生下来，那是二十四小时的剧痛，无知的接生员一点儿也不采取措施缓解我的痛苦……我的孩子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用工具带到这个世界的……回忆当时的痛苦，我只记得一件事：我决心再也不生孩子了。我觉得不可能再次面对个人的痛苦，也不可能再把第二个孩子带入贫穷。
尽管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但是她们为自己做决定，妇女参政运动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源于她们的讨论和关切。不同于大多数与她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妇女，汉娜·米切尔决定不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得到了她丈夫的理解。她也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其他妇女也决定改变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既定的模式。
历史学家吉尔·李丁顿发掘了兰开夏一些女权工作者的传记，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女性形象及其参与政治的动机。李丁顿生动地描写了玛丽·高索普的故事。玛丽于1881年生于利兹，童年时期生活在红砖排屋——那是当时典型的工人居所：
楼下，壁炉前面矗立着沉重的木桶（后来代之以锌的浴盆），周六晚上一直有人使用。地面铺着椰衣垫和自制的地毯；她母亲宝贵的缝纫机也一直不停地转动，缝纫机靠在火炉的左边，以获得最好的光线。楼上是两间卧室。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出生在那张大床上。在十多年间，他们一个个以固定的间隔时间降生，“完全由自然的节奏控制”。没有室内厕所，所以，卧室里放着“夜间需用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要不然就要在黑暗中去梅尔维尔街区可怕的室外公共厕所。
玛丽的母亲从10岁起就在工厂上班。她父亲是一位积极的圣公会教徒，大多数时间忙于教会事务以及为保守党进行游说。实际上，他能够当上工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正好是当地的议员，对他的活动能力很赏识。家庭、教会和党的约束、清洁、信仰，这一切都在父亲发生婚外情后瓦解、乱套，当他发现他的政治信念可以在酒馆得到最有益的讨论以后，他迅速失去了宗教信仰。对于致力于节制的母亲，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玛丽后来回忆说：
我站在炉边。妈妈也站在那儿。父亲刚进门——他错过了喝茶和晚饭的时间。他在解释原因，妈妈说：“别婆婆妈妈了！”……妈妈的眼睛看着我。我分明有一种感觉，我在校园里坚称父亲绝不饮酒，因为我们家里不喝啤酒，但是那一刻我知道，父亲确实如有人所说，并不完全禁酒。
回顾往事，我发现那是自己的变化时刻，我第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妈妈一边……
玛丽是个聪明的女孩子，13岁的她上学的时间超过大多数女孩儿。大多数女孩儿要么已经进工厂做“半日工”，上午上6个小时班，下午在学校的时候抓紧时间补补极其需要的瞌睡，要么做裁缝或者女佣。这时，她有机会成为学生教师——教师学徒，从而避免成为家佣的生活。“头一天我还是学生，”她感言道，“第二天我就成了学生教师”。
女孩儿在学校表现出色，而母亲则在不可靠的丈夫和无法承担的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45岁的时候，她已经掉光了牙齿，奋力完成日常生活的要求。玛丽这时候已经是教师助理了，年薪50镑，她决定和母亲一起摆脱酗酒的父亲、丈夫。她接受了比斯顿山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这时候，她已经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家人只好跟着她去。她父亲拒绝搬迁，在那个离婚仍然是家族名声污点的时代，她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母亲、玛丽和弟弟吉姆自行走了。“我们离开了他……这件事办好了。我们离开了父亲。”
有一张照片，小小的，因为潮湿而受到损坏，右半边几乎被抹掉了。这是玛丽这个时期的照片。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流露着自信，她头顶扎着发髻，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布衣服，胸前是三片刺绣的白色条带。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聪慧的年轻女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一副谁也不是傻瓜的样子。学校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独立工党及利兹艺术俱乐部的思想。俱乐部的创办者是一位怪诞而富有才华的老师、尼采崇拜者，从社会主义到神智学，她什么都感兴趣。在这里，玛丽接触到全世界的思想，这些观念和视野，在她辛勤劳作的父母家里，或者在操练似的学校课程中，闻所未闻。她在艺术俱乐部第一次听妇女普选权讲座，其思想令她激动不已。她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她要献身于争取妇女普选权。
在此期间，1904年左右，由曼彻斯特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年）和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领导的第一波普选权运动已经经过了最初的、几乎是怯生生的、受尊重的演讲、收集签名阶段，而采取更直接的手段给政治家们施加压力。至此为止，她们获得的只是礼貌的保证和施恩布道。在利兹的一次政治会议上被问及什么时候给予妇女选举权时，内政大臣赫伯特·格拉斯通认为，“议会机器（60万票数）已经够大够麻烦的，如果给予妇女选举权，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有资格参选所有政府职位”，这个事实显然令他不快。并非他的所有男性同僚都为维多利亚时期这么多的混淆所迷惑。独立工党的维克托·格雷森干巴巴地记录道：“宪法把妇女置于婴儿、傻子之列，我觉得这既不男人，也不公正。”
格雷森这样的声音是个例外。面临相当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的反对，妇女参政者决定向前一步。一位普选权活动家在独立工党的抗议集会上说：“新的、更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将逐渐取代旧的、更屈从的思想和方法，因为妇女开始认识到自由的真正意义！”而玛丽则是这批新抗议者中的先锋。“那些真正认真的人，”她写道，“必须愿意在世界的评价中要么是个人物，或者什么都不是，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无论是否时髦，誓言支持被鄙视被迫害的思想及其提倡者，并承受后果。”她和志同道合的活动家一起，干扰政治会议，诘问发言者，要求妇女选举权，这种做法总是导致她们被赶出会场，经常受到服务员和公众的粗鲁对待与侮辱。玛丽不气馁。她成为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核心人物，并在下一波更宏大的运动中发挥作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游行、遭遇的每一次仇视，似乎只是坚定了她的决心。
这个运动提出逃离无权和狄更斯式贫穷以及被工作、得体、不断怀孕所撕裂的生活，吸引了一些年轻妇女，其中之一是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她于1881年生于赫布墩桥附近。索顿斯托尔一家靠着父亲在染料厂的工资勉强度日，不断在便宜的住所间搬进搬出，房子的潮湿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拉维纳5岁的妹妹死于肺结核，9岁的弟弟死于同样的病。拉维纳的运气比不上玛丽·高索普。她10岁就到工厂做了“半工”。生活逼迫着活泼的女孩儿。后来她充满苦涩地回忆道：
因为我是裁缝，所以很多人认为缝制裤子和背心、针织、钩边和缝纫是我的天职，感谢上帝给我这个生活阶段。
我被认为应该忽视那些重要的东西——文学、音乐、艺术、经济学、周围人的生活以及我这个时代的罪恶——从而百无一用。他们认为我应该关心清理家门口和侧面板盖——这类无足轻重的事情……
“要紧的事物”总是由外部规定的，这不仅仅对于劳动妇女是如此。社会对于妇女有其期待，那是无从逃避的压力。
在已经确立的政治力量中，自由党看起来最有可能在议会引入普选法案，但是在1906年压倒性的胜利后，情况很快明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政府推进的变化之筏上，不急于装上选举制度改革。曾经为自由党选举摇旗呐喊，觉得应该分享其胜利的妇女参政活动家们很生气，感觉遭到了背叛。看起来，安静的、体面的、合法的压力不足够，活动家们决定改变战术。
1905年10月13日，妇女参政论者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迪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打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演讲，不断高呼：“自由党政府要给妇女选举权吗？”她们始则被置之不理，继之则被警察拖离。警官态度粗暴，两位年轻妇女对警官竭力又踢又叫又吐口水，这种蔑视行为导致她们被起诉，法庭判她们每人罚款5先令。她们拒交罚款，宁肯坐牢。这件事轰动了英国媒体。狂暴的妇女——来自体面家庭的年轻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因为她们完全不淑女的行为，而且也因为政治观点而遭监禁，这一切引起了英国公众深深的共鸣，并激励了玛丽·高索普这样的妇女参政论者：
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迪第一次被逮捕……这件事吹响了嘹亮的号角……
一旦新闻报道两位女士被关进监狱，而不是交纳罚款，我听见了号角并于次日立即响应号召。我给关在斯特兰奇韦斯监狱的潘克赫斯特小姐写信说，如果为了赢得选举权需要坐监狱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声明使我与克里斯塔贝尔取得了直接联系……她通过接二连三的剪报了解我的情况。
玛丽并不是唯一的自愿者，经过1906年对自由党的失望以后，情况很快变得明朗，新一代妇女参政论者的时代到来了，对于她们，拘谨的凑款茶会、斯文的游行都不够了。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和她的同伴认识到，只有报道壮观事件的新闻能够影响公众意见，给政治家施加压力。她们决定发起另一场选举权请愿行动——然而，这一次不是去高级政治家的办公室私下里递交，而是在众议院楼前递交。她们不请自到，计划浩浩荡荡开进众议院，强行进入辩论室。1908年2月11日，她们将计划付诸行动，遭到逮捕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拉维纳只是说警官“拒不让我履行义务”，此外，一言不发。她被判入狱6个月。其他人跟她一起被送往霍洛维。
暴 力
妇女参政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有人朝牛津街商店的橱窗扔石头，有人朝议员和政府部长的窗户扔石头，1912年，唐宁街也被人扔石头。被捕的妇女往往受到残酷处置，她们总是选择坐监狱，而不是付罚款或者被拘束，她们不肯保持和平。政府很紧张。媒体充分利用暴力的警察普遍粗暴对待女士和女工的故事。很快，另一种情形使得局面更加剧烈。1909年6月，一位被监禁的妇女参政论者拒绝进食。一位妇女因得不到选举权而饿死自己，内政部要为此事负责。这对于内政部是一个太大的责任。因此，政府下令给绝食妇女强行灌食。这个措施引发了更加严重的公共关系灾难。报纸做了详细报道：几位狱警把她们按在椅子里，医生则把橡胶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注入流质食品。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时候甚至能置人于死地。至少有两位女士因为粥被灌进了肺而不是胃，因此差点儿死于感染性肺炎。
利奥诺娜·科恩是这样一位投身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极端反对者。她于1873年生于利兹，父亲是一位持进步观点的艺术家、石匠。她的丈夫亨利·科恩是一位珠宝商。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因为她未婚夫那来自俄国和普鲁士的犹太移民父母对于儿子与一位教外女子结婚感到震惊，并与他断绝了关系。利奥诺娜当然不是女工。她丈夫的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的儿子雷金纳德被送到寄宿学校，科恩先生是利兹和郡自由俱乐部的重要人物之一。一直幸福地打理家务和养育儿子（她的一个女儿死于结核性脑膜炎）的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位38岁、当地有头有脸的商人的妻子，利奥诺娜处境艰难，这从她一开始投入政治活动就体现出来了。在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唯有她丈夫无条件地支持她：“他为我尽其所能，”她后来写道，“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我的名字成了污泥。”
至此，妇女参政者冲击议会的行为已经成为了公共奇观，旁观者和记者等着妇女们出现。《约克郡邮报》的一位记者有些瞠目结舌地写道：
所有与议会毗连的道路都被穿蓝色衣服的壮男给封锁了。他们站立成排，严阵以待女性冲击者……穿便衣的男人们在路灯下鬼鬼祟祟地闲逛；救护人员一副傲慢自大的样子，东游西荡……我们没发现威斯敏斯特宫将要遭到扰乱的迹象……
但是，风云突变。摄影师的闪光灯宣告敌人从卡克斯顿厅（妇女参政者的集合点）过来了……伦敦警察厅的军官们脸色苍白、紧张，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钟楼那边传来大本钟低沉的报时钟声，此刻时间8点……
这一次，如同其他几次行动，利奥诺娜·科恩处于战斗的中心。妇女们试图冲破警察的防线，冲进议会，但是她们被击退了。据后来回忆，在随后的战斗中，她的“下巴遭到一位警察的拳头重击，倒在一位警察的马下”。她站起来，朝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办公室扔石头，击中了一扇窗户。石头裹在报纸里，报纸上以绿色的文字写着：
妇女选举权
这是我对自由党政府的反对，我反对它背叛和曲解大不列颠的妇女参政者，她们要求得到选举权，成为公认的公民。
签名：利奥诺娜·科恩
利兹
跟其他活动家的情况一样，利奥诺娜·科恩被判入狱，而这个经历使她决心升级抗议。在当时日益激烈的激进主义氛围中，发生了火烧空建筑物和信箱，甚至给首相阿斯奎斯投递邮件炸弹这类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恩认为这类战斗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应该针对象征物。她后来回忆说：“我去了伦敦，买了一本指南。我从中寻找艺术画廊，天知道还有什么。然后我翻到‘T’的部分。伦敦塔。我想，就是这里了。从来没有妇女去那里闹过事。”
她的确惹事了。1911年2月11日10点30分，利奥诺娜带着一根铁棒，买了一张游客票进入了伦敦塔。她等巡逻的卫兵走开以后，扬起铁棒，敲击王冠所在房间的展示柜。卫兵逮捕她后，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做？”她回答说：“那是我对政府就大不列颠劳动妇女背信弃义行为的反抗。”她再次出庭受审，虽然这一次由于技术问题只好释放她。另有一次，砸破窗户以后，由于她在监狱里不吃不喝，她的情况发生了严重的转折，根据《猫鼠法案》（该法案允许警察重新逮捕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体力恢复以后的妇女）只好释放她。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有几天她徘徊在生死之间。她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长久：她于1978年以105岁的高龄辞世。
在妇女参政斗争最后最决绝的阶段，她们的活动演化为游击战，采取纵火、零星袭击政府人员（一般是用伞，而不像俄国那样用手榴弹）以及戏剧化的绝食。警察的措施是加强监控，甚至怀揣秘密拍下的被囚禁过的妇女参政者照片，以供识别。有一张照片偷拍的是最激进的活动家之一莉莲·莱顿，照片显示她正走过监狱院子，头发垂肩（监狱禁止使用发夹），穿着一件薄外套，她面容憔悴，精疲力竭，但是有一种默然的坚定。照片中的她看起来像是今时的妇女，因此更加引人注目。
1913年6月4日，激进阶段达到一个悲哀的高潮。那是在叶普森德比郡，艾米琳·维尔丁·戴维森试图冲进跑道，拦截国王的马。马和她撞在了一块儿，三天后，她因伤不治身亡。5年前她们在海德公园策划了令人难忘的示威运动，而她的葬礼则代表着这场运动最后的盛大一幕，这一次是铺天盖地的黑色。很快，战争就将掩盖所有的国内问题，很多妇女参政论者把精力投入到战争工作中。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人物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再次到全国各地演说，不过这一次的内容是激情四溢的爱国主义。然而，与此同时，像其他地方一样，在英国，战争也成为了改变的强大催化剂：在工厂和煤矿，大量的女性代替了男性，从而在实践中证明了她们在理论上被剥夺的能力。这改变了舆论的平衡，但是，妇女还得继续等待仇视结束，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公民。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获得公民权；直到1923年才获得平等、普遍的选举权。她们获得选举权的时间远远晚于新西兰（1893年）、澳大利亚（1902年）、芬兰和挪威（1908年），以及加拿大（1917年）。
托尔斯泰与独裁统治之间
玛丽·高索普、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和利奥诺娜·科恩的生活是那些为了妇女参政事业不知疲倦地努力和活动的成千上万名妇女的范例，在英国，这项事业比欧洲其他国家有着更强烈的政治戏剧色彩。历史性的正统观点认为，欧陆的妇女运动没能实现她们的目标，但是，这无疑是一种短视的认识。事实往往有更多的层次，更复杂。
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女权主义的确显然地、全面地失败了。俄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社会又弥漫着沙文主义和男性偏见，妇女最多不过能够表达一些象征性的姿态，这更具悲剧性，因为俄国劳动妇女通常过着难以言表的艰难生活。在城市里，她们很多人唯一能够活下来的途径是做妓女。世纪之交，圣彼得堡有3万到5万名街女和豪华妓女（同维也纳和巴黎的数字相仿），对于一个居民人口140万的城市，这个数字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个社会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平均每10个男人就有1个妓女。
然而，这种合法的妓女只是堕落和痛苦的冰川一角。190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引起了官方对于日益严重的儿童卖淫的关注，不到5岁的孩子被提供给酒鬼，收取几个科比，而且往往在交给“顾客”之前已经被麻醉了。俄国还有儿童性奴交易，他们被卖到远至伊斯坦布尔和阿根廷这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