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女孩子没什么机会。迟至1907年，俄国中学只有12万名女生在读，一年以后，帝国教育部长A. M.施瓦茨试图——但是最终未果——把所有的女子学校变成家长培训学校。妇女生活角色的思想本来就牢固而反动，而托尔斯泰的反女权主义及坚持女性绝对服从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更加时髦，面对这种情形，俄国的女权主义者，如令人敬畏的安娜·费洛索佛娃（1837—1912年，哲学家迪米特里·费洛索夫的姑母，创意舞蹈天才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姨母）、安娜·尼基蒂奇娜·沙巴诺娃（1848—1932年）最多在地方上开展一些工作，此外只好无力地、沮丧地眼看着姑娘们和妇女们继续被当作二等公民。
1905年的血腥星期天事件给这种局面带来了唯一的一线曙光。大屠杀带来了混乱的、乌托邦式的结局，这给妇女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各种协会和俱乐部应运而生。俄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以英国同行为榜样，也试图进入议会，即新建的、短命的杜马，结果只是受到绝情或者公然敌视的议员的侧目，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别的鱼要烤——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保守议员伯纳德·佩尔斯在回忆录里描写杜马大厅“遭到妇女参政活动者的突然袭击。她们留着短头发，戴着眼镜。她们大多数人都很柔弱”。一位年长的农民代表好心地把一位妇女拉到一边，告诉她：“听着，听我给你一句建议。你结婚吧。那样你就有个丈夫，他会照顾你的一切。”一位农民代表把妇女们的入侵视为城市病的表征，他愤怒宣称：“我们的女人不关心普选权。我们的女人照顾家庭、子女和做饭。”
尽管111位代表在一份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宣言上签名，但女权主义活动者很快发现，即便自由的青年党也认为他们不会把妇女普选权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应该先处理其他各种问题。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以后，镇压以新的凶猛再次开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新奇”思想属于首先被抛诸脑后的事情。1906年，最大的女权主义组织妇女联盟有8000名成员。一年以后，成员数量萎缩到800名，因为政府禁止（她们）召开会议，杂志也被停刊。与此同时，丹麦的全国妇女委员会有8万名成员。当其他地方的妇女组织起来的时候，俄国的运动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不可能改变个人境遇，不可能改善显然无法忍受的境况，结果俄国妇女就处于历史学家理查德·斯蒂茨所谓的“沉溺于空想而一味怠惰懒散的作风”——一种深刻的冷漠和听之任之，即便是那些经济地位足够优越、无需工作的妇女也是如此。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不知道要如何度过一生：
我没有准备、没有热情或者持之以恒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现在我已经老了，太晚了。你不会在25岁才开始学习。我既没有天分也没有独立的艺术创作欲望。我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窍不通。至于绘画，我只是在学生时代学过几年。所以只剩下文娱活动。但是哪种类型呢？所有讽刺杂志嘲笑的慈善时髦吗？那好比是修补一块破碎、腐烂的肉。在我们需要大学的时候开办扫盲学校吗？我自己就嘲笑这些尝试是想用茶匙把海水舀干。或者，也许我应该转向革命？但是要革命，就必须得相信革命才行。可是我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精神力量。我还剩下什么可做的？
然而，有些女性确实有信仰、有方向，并真的转向了革命。由于根本不可能合法地表达怨气，数量庞大的女性加入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1905年，在敖德萨，一位妇女因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另一位妇女则向一位政府官员扔炸弹并开枪自尽。还有另六位妇女受到恐怖主义行动的指控。乡村教师吉娜·康诺菲娅尼科娃杀害了1905年莫斯科暴动中残酷的“安抚者”，被施以绞刑，参与杀害司法部长什切格罗维托夫的布尔什维克学生莉迪亚·斯特鲁夫遭到同样的惩罚。在赴死之前，她请求父亲为一个贫穷学生基金会捐助十卢布。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苛刻的小说《被绞死的七个人》中，沐思雅这个人物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在所有这些被浪费、受到残酷对待的生命中，唯一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在月台上直接朝1906年报复行动的屠夫之一、卢折莫夫斯基将军的脸开枪。抓捕她的士兵凶残地打她，扯掉她的头发，用烟头烫她的乳头。他们对待她的方式极其卑鄙，经外国报纸报道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在欧洲通讯员的怒视之下，斯皮里多诺娃事件的结果异乎寻常：玛丽亚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决流放西伯利亚10年。最后，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那里凯旋。
蛮横的女人
1914年以前，欧洲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在风格和强度上的差异之大，令人吃惊。芬兰和挪威妇女早就获得了选举权，已经在积极参与政治。作为革命的祖国，法国有大量的行动，但是少有有效的组织。公众舆论似乎仍然由于德雷福斯案而处于疲乏的状态，而对于政府分离国家与教会的激进措施，舆论陷于分裂，总之，公众全神贯注于这些事件，没有精力关心女权运动。有一些协会致力于女权事业，支持和反对女权的著作都有，既召开过大型的会议，也践行过小规模的妇女选举权游行，还创办了几份杂志。演员、记者玛格丽特·杜兰德（1864—1936年）在奉《费加罗报》之派参加了一次女权主义大会并为之采写了一篇诋毁性的文章之后，开始支持女权事业。杜兰德采信了她听到的论辩，并创办了《弹弓报》。这份报纸完全针对女性读者，完全由女性撰文、排版和印刷，目的是宣传女权主义诉求，范围从妇女入读美术学院到征召她们加入正规军。好像是为了强调其严肃的动机，杜兰德牵着一头宠物狮子在巴黎街头漫步。
玛德琳·佩尔蒂埃（1847—1939年）在信念的极端和不妥协方面超过英国女权活动者。她本是精神病医生，也是第一位在国家精神病院工作的女医生。佩尔蒂埃留着一头短发，穿着男士衣服，戴着圆顶礼帽，完全是一副反抗男性习俗的样子。她申诉妇女政治权利，但是也深入更具争议的领域，鼓吹自由堕胎和改变女子教育的激烈措施，她的著作题目记录了各种要求：《为权利斗争的妇女》（1908年）、《昔日的意识形态：上帝、道德和祖国》（1910年）、《妇女的性解放》（1911年）、《堕胎的权利》（1913年）以及《女权主义女子教育》（1914年）。
1908年，佩尔蒂埃作为法国妇女参政论代表参加了海德公园的妇女会议。她是一位根深蒂固的活动家，她也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还是法国联合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及法国最早的女性共济会的创办者之一。她的多种热情最终使她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在不同运动中的同行者难以理解她意识形态方面的混杂品味，纷纷与她分道扬镳。最终，她的政治理想导致了她的倒霉：由于坚持公开实施堕胎手术（在法国仍然遭到禁止，整个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医疗急救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她于1939年被逮捕并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一次是被强迫的，以囚犯的身份。一年不到她就过世了。
尽管进行了华丽的宣传，政治女权主义仍不是法国人关注的重点。即便自由派总统乔治·克列孟梭的妻子就是一位决绝的进步女性，他还是坚决反对女权主义，而且他反对的理由在当时法国人的争论中也很典型：经过奋斗并终于于1906年取消了教会在教育和社会中的主导权之后，他相信绝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会支持圣职派，从而毁灭他视为其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种态度根源于雅各宾派的、在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烈厌女症：法国直到1944年才施行普选权，而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则要等到1956年。
另一个因素可能也导致法国女权主义在公共辩论中的弱势：公共生活中一些妇女独立的、有时候引起非议的存在可能使得女权显得不那么急迫。大科学家玛丽·居里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的名声及于大洋彼岸；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被认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仅次于她长期的情人和导师奥古斯特·罗丹（然而，他总是淡化她在他的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科莱特的小说造成了文学轰动，其他一些女作家也成功地建立了声名：娜塔丽·克利福德·巴尼、芮妮·费雯以及一度是科莱特情人、为了保护自己而采用笔名的米西（马蒂尔德·德·莫尔尼），以及讽刺小说家基普（西比勒·加布里埃尔·玛丽·安托瓦内特·里奎蒂．德·米拉波）。此外，还有一些富裕的妇女公然奉行与父权制道德无关的道德思想，完全以意志坚强的独立方式生活：维拉雷塔·辛格、德·波利尼亚克公主（美国女继承人）、海伦·范·路易伦，以及年轻的葛特鲁德·施泰因（另一位跨大西洋舶来者）和诗人、社交女主人、普鲁斯特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安娜·德·诺瓦耶德。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多明星，她们的波希米亚道德和个人丑闻不是她们倒霉的根源，而是法国首都巴黎的神话和魅力及荣耀的组成部分。
两个德语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既没有英国那样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俄国那样的无政府恐怖主义者，也没有崇拜巴黎妇女的公开的解放妇女。然而，尽管貌似被动，德国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却往往很远大，世界还得再等待两代人的时间，直到1970年代，她们有些人的思想才会再次浮现。
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坚定行动引人注目，但是，她们的要求主要是希望成为有选举权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女人、能够进入社会——而并不寻求改变社会基础。然而，许多德语女权主义者只是把选票作为通向更深刻改变的序幕，正如安妮塔·奥格斯珀格（1857—1943年）所说：“男人与女人的根本关系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不仅仅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甚至可以说，必须对其基础进行革命。”婚姻和性、自由恋爱、同性恋、计划生育和堕胎——短论、演讲和辩论对这一切都有分析，所有这些价值都等待着得到尼采式的重新评估。在英国，这些想法受到质疑或者直截了当地仇视，因为这些问题被认为破坏了妇女参政运动的体面。妇女参政重要人物之一的米利森特·加勒特·福塞特批判“把要求妇女公民权与社会和职业独立同攻击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企图。
也许这是英国和德语女权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包括经典的活动和反卖淫，支持禁酒，支持妇女选举权、教育机会和法律平等，也有一股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文化骚动寻求改变社会基础。我们前面引用过安妮塔·奥格斯珀格的话。她是德国女权主义运动最雄辩有力、最不屈不挠的倡导者。许多女性感觉男性主导的社会习俗及生活对年轻女性的期待令人窒息，对于她们，奥格斯珀格的人生故事很有感召力。她出生于一个外省小镇，是一位律师的小女儿。她上了一所平常的“高级女儿”（即中产阶级的女孩子）学校，学习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技能。奥格斯珀格后来的情人、长期的战友、女权主义活动家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生动描绘了这样一种少女生活的种种沮丧——年少的安妮塔的感觉应该差不多：“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我非常恶心男人们的自我高估和傲慢。他们对待女性——尤其是他们的妻子——的那种居高临下、轻蔑的态度，让我觉得恶心。成年以后，我在心里发誓，我绝不允许哪个男人限制我的个人自由——在一个男人的领域，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有可能。”
奥格斯珀格也是在男人的领域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她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帮忙，同时上教师培训班。然而，很快她就觉得这种非常传统的生活令人沮丧，前景黯淡。她上表演班，在德国和荷兰的剧院工作，但是她被要求根据既定模式表演角色，这让她觉得灰心丧气。放弃表演以后，她慕范妮·冯·雷文特洛之名，搬到波希米亚气息浓厚的慕尼黑。她和另一位女士苏菲·古德斯迪克共同租了一套公寓，开办了一家照相馆，迅速获得的狼藉声名使她们名声大噪：
两位三十出头的女子生活在一起，事业成功、独立，两位女子都蓄短发——想一想，那是在上个（19）世纪80年代——她们在家里接待刺激、有趣的朋友，公开争取妇女解放；两位女子都从事体育运动，骑马、骑自行车、漫步、通常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一切在慕尼黑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恐慌。
她们的照相馆埃尔维拉工作室迅速如磁铁般吸引着慕尼黑的波希米亚者，一度是最时髦的照相馆。连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也在这里照相。然而，奥格斯珀格又一次觉得烦躁不安。她和苏菲·古德斯迪克的关系结束了。她渴望新的挑战。1893年，她搬到苏黎世。苏黎世有德语世界唯一一所向女性颁发全部学位的大学。她修读法律，4年后毕业，成为了德国第一位女性法律学者和博士。
这时候，奥格斯珀格已经是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参与的事业涵盖女子教育和合法卖淫条例。她搬到柏林，与丽达·古斯塔瓦·海曼一起生活，继续从事政治工作，编辑《妇女选举权报》。奥格斯珀格的活动反映了她对英国妇女参政活动者的崇敬，她也通过参加1908年的海德公园会议表达这种崇敬。
奥格斯珀格早就认识到，德国权力精英对于理性辩论充耳不闻。于是，她选择采取挑衅的方式促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信息。例如，1905年，她公开号召抵制婚姻，指出一位自尊的女性不会答应一旦签下结婚协议，就要失去合法财产权和自决权。她宣称，“自我保护、自尊的要求和受到丈夫尊重的要求使得自然法婚姻成为唯一的选择”，并历数妨碍女性成为自我决定的人的种种困难：“你想租个场地从事专业工作，房东要求你丈夫的许可，希望和他签协议……你去银行，想把自己的收入存进去，或者取钱，他们无礼地索要你丈夫的签名。”
在决定行动的关键事项时，活动者们的选择不胜枚举。一位瑞典艺术学生因为没有男性陪同、独自行走而被当成妓女遭到逮捕，活动者们大肆宣传这件事（为了证明这点，奥格斯珀格设法让一个狐疑的警察逮捕了自己）；另一件事真的非常可怕，一位事务所的女仆在易北河一个岛上遭到四个年轻人轮奸。强奸犯们在汉堡法庭受审，法官宣判他们无罪，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再是无辜的”，她已经在之前同其中一位攻击者发生过性关系。奥格斯珀格公开怒斥法官是“残暴的野兽”，结果以侮辱法庭为名被罚款。
像那个世纪后来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一样，奥格斯珀格认为性几乎是反抗男性压迫的唯一形式，“性奴隶制直接给一些人以压力，直接给所有妇女以压力”，这种思想促使她采取了与天主教会相去不远的立场：“自然设计性的唯一目的是维持和提升种族，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本身已经成为了目的……它已经堕落并继续堕落，毁坏和消灭我们的种族。”
奥格斯珀格和海曼这些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要求充分的公民权，而且也要求充分的个性、思想、性的表达权，她们面对的问题似乎与劳工妇女阶层不同。自从社会主义领袖奥古斯特·贝贝尔在战前出版了她销量达到15万册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1879年）一书以后，德国社会主义把妇女解放纳入了工作范围。
贝贝尔“早在第一个奴隶存在之前，妇女已经是奴隶了”的洞见是对社会的挑战，并决定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方法。孤立地争取妇女权利是不够的，因为：“社会及其法则的真正性质是这一发展的基础，必须在设想有机会成功取消这些不公正情况的运动之前给予理解。”换言之，妇女解放只是伟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局部，全心全意追求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转移核心问题视线的策略。社会主义活动家、工党领袖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采纳了贝贝尔的分析。她说，社会主义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它自然而然会带来妇女解放。蔡特金弃置了女权主义者，视之为资产阶级，认为她们的目的是坚守其阶级特权，而不是争取普遍正义，但是，她本人从事争取妇女权利和更公平法律的活动，她是有17.5万之众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因此，至少在名义上，她是欧洲最大的女权组织的领袖。
德意志帝国女权运动的政治效果由于妇女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妇女权利思想分裂而受到局限，但哈布斯堡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把争论的边界朝前推进了一步。尽管遭到强大的反对，女权主义还是在奥匈帝国蓬勃发展。多瑙河帝国文化以非同凡响的激烈争论为特点，维也纳社会（与巴黎社会非常相似）赋予非凡的妇女以更多的声望和文化影响力，这当中既包括和平运动者伯莎·冯·苏特纳、声名狼藉而又以其声名狼藉吸引人的阿尔玛·马勒、女权主义小说家罗莎·麦雷德、教育家欧也妮·施瓦茨沃尔德，还有像贝尔塔·扎科尔坎德尔这样的文化女主人与资助人，更别说埃利奥诺娜·杜斯以及其他几乎受到偶像崇拜般热情追随的演艺明星。
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想往往流于激进，不仅仅针对妇女的社会、经济、法律不平等，也针对她们的意识形态先入之见。例如，激烈的作家格里特·迈泽尔－赫斯（1879—1922年）通过攻击两位备受崇敬的反女权主义者奥托·魏宁格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而将战斗的矛头对准反对派。迈泽尔－赫斯出身于布拉格一个有声望的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作为客座学生，这是开放给妇女的唯一可能性），她通过分析男性的态度而把战斗的矛头对准了反对派。尼采著作中有些很成问题的篇章，其中对妇女的仇恨在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些内容，她很不以为然：“即便伟大心灵的体验也不超过五个指头宽；紧接其下，思考停止了，无尽的愚蠢空间开始了。”
迈泽尔－赫斯是一位能干的哲学家，她抨击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支柱。她不失时机地显示反犹主义、厌女症、支撑魏宁格《性与性格》的伪科学这些往往疯狂混杂的思想，并雄心勃勃地投入对西方社会的性分析。魏宁格和尼采都是最初的见证者，即便不是在他们本人所希望的意义上。她在她开创性的著作《性危机》（1909年）中写道：“文明的人性的主体遭受……这种费力抑制自然情感状态所产生的痛苦……性精神病因此是我们的性痛苦的最广泛的病理后果。”
迈泽尔－赫斯争辩说，西方文化使人性背离了自然的、不被权力和财产关系污染的、自然对待性冲动的方式。同样的系统教给孩子们人文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纯洁，然而却把情感和行为区隔开，使得女性要么成为性奴隶，要么只好禁欲。同时，它也迫使男性与妓女建立性关系，这不仅有损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是道德上的荒芜。所有性关系因此都遭到所有权逻辑和对妇女的压迫的污染，甚至连生命创造本身都被变成了完全的欲望：“资本主义允许年轻人不时赚取几个钱，使他们能够买妓，把他健康的、创育生命的种子倾泻到她经过人工消毒的子宫……（资本主义）轻而易举地阉割了这个社会的公民。”
像格里特·迈泽尔－赫斯一样，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瑞德（我们已经遇见过她了）认为“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克服现代的成见。这会导致男人和女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为一个有害的、不自然的道德系统的牺牲品——实现充分的性解放。麦瑞德的父亲开着一家旅店，他有钱送子女上好学校，并鼓励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与哥哥弟弟一起学习。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呈现了这位16岁的姑娘，那是1880年代常见的在照相馆拍照的样子：站在不可避免的盆栽棕榈树之间，配有装饰性缪斯和一张怪异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写字台；她的身上裹着一件深色天鹅绒连衣裙，侧着身体，展示她及腰的、端庄的发辫。她的脸上散发着好奇的聪颖。麦瑞德自己的艺术兴趣——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水彩画家，写了几本小说，还为维也纳作曲家雨果·沃尔夫的一部歌剧写了剧本——很快让她意识到资产阶级女孩活动圈极其有限，她的雄心可以得到迁就，但是永远不会受到认真对待。她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政治和妇女运动，并迅速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重要倡导者，她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一跃成为激烈的辩手。
1905年，麦瑞德出版了《对女性化的批判》，概述了她对女性和男性性身份的思考。麦瑞德雄辩地分析了妇女受到社会与性的征服、她们的必要解放遵从一种传统模式，而她对男性角色的理解使她的论点更富争议。她指出，目前的局面使得男人拥有支配地位，但是，代价是将其情感生活扭曲到可怕的程度，并迫使他们——最终还有整个社会——盲目尊崇早就被取代的、英勇的男子气概：“像一位老的神圣偶像，即便早就不发生奇迹，却仍然在承受必要代价的情况下受到公众的尊崇和赞颂，男子气概的概念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这一偶像联系的概念内容充满了惜时的残余，以及过往情形的残羹。”
麦瑞德写道，在分析到其心灵的这一特征时，男人选择性失明：“许多杰出的男人，其精神倾向往往是开明的，但在涉及女人时，他们却成了庸夫俗子。其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男子气概的本性，那是一种有利于规范暴力的性爱主义（即性的、性别的身份）。”现代社会已不需要作为战士的男人，甚至连体力劳动也只需要很少的体力，然而，男人被继续要求坚持一种他们已经无法实现的理想：
甚至连男人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机器操作工只是某个特定动作的执行者，（这种事情）女人和儿童都可以做……“强大的拳头”在其他情形下至关重要，构成男性统治权的合法基础，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得多余。然而，即便原始的男子气概的效力在现代生活中一天天越来越有限……野蛮的评价仍然继续存在于我们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中。军人仍然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第一等级。
拥有男子气概……尽可能男性化……这是男人们眼中的正确方向；他们对于失败的残忍不敏感，对于一个行为纯粹的错误不敏感——只要它符合传统的男性准则。
只有停止强加给女人她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假定，我们才能知道她们真实的样子。
文明使得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相似，从而令男人女性化：“文化和教育弥合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距，使得男人女性化、反男性。文化越发展、越复杂，反男性的影响就越会增强。”
麦瑞德激发了退化论哲学家和男性力量理论家们宣说的最糟糕的噩梦。她总结说：“文明——几乎纯粹是男性智力的成果——是一个过程，其间，男人们自己毁灭了男子气概。”并把这一分析同当时的病象相联系：“办公室、工作场所、专业实践、工作室——它们都是男子气概的棺木。但是，不朽的陵墓是城市本身……城市生活的所有影响共同增加了与男性性格反差最大的病：神经衰弱。”
反 弹
社会从来不是静态的，从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享有相对自由到两个世纪后几乎被完全压制，两性之间自由和权利的平衡在历史过程中摇摆不定。但是，此前的变化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这么大、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种变化既广泛又普遍，影响及于每个人的个人关系，由于它没有迅速、方便地在传统的参考框架内被概念化，所以更加势不可挡。它并不通过一种新的宗教、新的国家、新的先知进行表达，而是从内部改变社会和个人，因此更加持久。
这种潜在的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加快人们涌入城市的速度以及新的社会现实——这些现象肇始于19世纪中期，并于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成为一种全新的力量——的产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曾经被视为生活秩序和性别角色的真理大多数都失效了。数以百万计的非女权主义者甚至仇视女权主义的妇女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表现方式或者是找一份工作，或者是接受初步教育，或者是选择比她们的母亲、祖母生育更少的子女。
当然，有反弹。反女权主义短论和协会（有些得到妇女们的积极支持）很多，很多人把怒斥“不似女人”的新女性、反对丢失传统价值、反对各种形式的现代性作为事业。反对者把妇女解放与新秩序的其他新型社会弊端相提并论。
科学方面对于妇女新觉醒的雄心抱负的打击主要出自德国精神病学家保罗·朱利叶斯·莫比乌斯（1857—1907年），其代表作《妇女的生理低能》（1900年）在战前出了几个版本。莫比乌斯凭着对男性和女性大脑及其不同部分的测量，声称自然创造女性完全是为了生育和养育子女，她们的大脑在其他方面非常微弱，几乎毫无用处。这种论点并不新颖，但是其科学话语和假想证据的深度受到那些希望把女性安置在家庭和炉边的人热烈欢迎，将其捧为一种突破。
对妇女最恶毒的反对来自维也纳。我们已经知道才华横溢的记者卡尔·克劳斯的厌女症以及他对尤金妮·施瓦茨沃尔德的敌视，但是同躁狂的奥托·魏宁格（1880—1903年）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魏宁格是犹太博士生，有一天（也许是1902年）他来到犹太医生西格蒙·弗洛伊德家，请弗洛伊德阅读一份手稿。那是一本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弗洛伊德读了以后大为震惊，建议年轻人永远不要发表他的著作。魏宁格还是出版了这本题为《性别与性格》（1903年）的书。他混乱的、燃烧着仇恨的诽谤之作上市后立即大卖。
魏宁格的“科学”推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把多年来文化争论所暗示的事情直言不讳地说清楚了：犹太人和女人是个性和男子气概的两大敌人，他声称“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女人，这两者都只是其种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体”，并以冗长的数据和分析佐证他的论点。他主张两者都没有进行创造性和原创性工作的能力，两者都天生败坏、低级。显然由于性幻想的驱使，他对他的时代文化得出了关键的认识：女人和犹太人造成麻烦，他们造成同样的、性的麻烦。
在第一章，我们已经了解到法国人关于生育能力的争论和德雷福斯案，以及反犹主义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报纸、股票市场及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与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在这个环境下繁荣昌盛，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期待已久的法律解放和随后的同化，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这个对他们关闭了大门的世界上流浪了数个世纪之后，他们养成的学习文化及国际的、具有企业精神的视野。
由于工厂工作的工业化束缚常常被等同于离乡背井、身份盗窃、象征性阉割（见证了生育率下降在这场争论中的作用），反犹主义的定见有效地把犹太人塑造为柔弱的城市人，他们诱使阳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他们的工厂，并把这些真正的男人及民族心灵的携带者变成无力的机器奴隶。
针对妇女参政者（在她们不被指责为堕落和性疯狂的妓女的时候）一般被形容为男人化、没有吸引力，或者是如一位俄国杜马议员说的：“戴眼镜、短头发的年轻女人，大多数都显得很柔弱”——及其许多评说中也含有同样的恐惧。有些女权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如安妮塔·奥格斯珀格、玛德琳·佩尔蒂埃，由于穿男装、持马鞭、留波波头，招致这类批评，但是即便是最淑女的女权主义者，其性取向和女性气质也难免遭到质疑。这些人根本不被视为“真正的”女人，而是怪物似的雌雄同体者、大自然的怪胎。她们破坏了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本来是分为男人和女人的，男人和女人各有明确规定的领域。
一旦魏宁格的胡言乱语引起注意，女人与犹太人的类比就显而易见了：她们也是在现代城市环境下发迹并获得了新的声望，她们找到工作、教育自己，她们侵占了男人的权利和男人的领地，而且她们减少了生育。报纸漫画里的贫民区犹太人瘦弱、脸色苍白，即便不完全像女人，但也不像男人。妇女参政者的刻板形象是男性化的、猛冲猛撞的女同志。看起来，女人和犹太人要合盟搞乱古老的性别秩序，创造一个怪异的、危险的第三性别，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现代城市的怪物。
魏宁格没多少时间享受其著作的伟大成功。这本书不仅影响了右翼思想者，也影响到一些真正有趣的思想家，如罗伯特·穆齐尔、埃利亚斯·卡内蒂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敌视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深受自己的性冲动困扰、病态的厌女症患者，这位学生作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反感令他不堪重负。书出版之后不久，他在贝多芬亡故的那所房子租下一间屋子，他最后的可怜之举是饮弹自杀。时年23岁。
如罗莎·麦瑞德敏锐的分析所示，现实对于女人和男人都改变了。旧的价值观不再反映现实，即便大多数国家的统治精英决心坚持前工业化时代残存下来的、尚武、侠义的理想男性观念。在机器和专业技术专家主导的世界里，以肌肉力量为定义的男子气概已经毫无价值，膂力输给了脑力，尽管有反女权主义科学家的振振有词，智力并非男性的独占领域。在经济生活中，肌肉力量现在只是与最低等、薪水最低的职业相联系——如果不是被彻底贬谪到游乐场的话。
反犹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将看得见的受过者与看不见的变化原因混为一谈，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认为堕落和性取向不正常的群体身上。他们认为这个群体有着无法餍足的堕落（加诸犹太人和解放妇女身上的指控），或者象征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性别身份，它可以在眨眼之间从原初的根源堕入无性的不道德。犹太人和女人都象征着男性对于被变成机器的了无生气的附庸、从而失去男子气概的恐惧。男人们担心不人道的生活步调，它肯定会削弱哪怕最强大的人的神经，把他抛进虚幻的人生，这远离了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正好认定他的位置位于顶层。
如果说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像怪物一样萦绕1900年前后那些反女权主义者的想象，那么，雌雄同体的意象和其他性别身份的游戏对于许多艺术家则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格里高里·德·契里科1913年的油画《诗人的不确定性》顽皮地讽刺其男同胞们的恐惧。在这幅作品中，一具女体位于一堆成熟的香蕉后面，她没有头、没有手臂，有得体的双乳、诱人的臀部——这简直是性目标的极致——香蕉好似一堆从她阴部冒出来的阳具，这是终极的男女结合，是向有着自然华光的“野蛮的”、被假定具有蓬勃生殖力的非洲男人的致敬。背景处的一列蒸汽火车吐着白烟，快速穿越地平线——这彻底阐明了画家的观点。德·契里科的表达一点儿也不微妙。在另一幅表达这个主题的作品《梦想变换》中，一个悲哀的父权制神——也许是宙斯或者波塞冬——的头，他双眼凝视着眼前的一堆香蕉，香蕉无能为力地杂乱地摆在一对睾丸一样的菠萝前面，后面是一列行进的蒸汽火车。两幅作品都表现古典文明中肢解、安详的人物面对自然的残暴力量和技术的蓬勃力量，两幅作品都表现性别身份处于根本的、绝望的失衡状态。
法国人安德烈·德兰那照相机般的眼睛紧盯着现实。在《舞会士兵等级》中，他表现士兵舞会上的一切都乱了套。三个穿军装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站在背景处，其中两人把巨大的军刀放在裤裆前面；舞池里，一位士兵被一个女人引领着，他一副倒霉蛋的样子，抱着她，一只充满占有欲的手搁在她的臀部，却没有给她以丝毫的感觉；她个子高、自信、显然很无聊的样子，他试图把她转离画面的中心，画布像一把刀子一样把他们切开。他没有机会。他属于一个劣质品种的矮小成员，徒劳地试图主宰一位现代的亚马逊女战士。
由于性别身份迷失于社会建构和自由意志，女性化的男孩和男性化的女孩侵入了作家和画家的想象。他们的形象见之于科柯施卡早期的作品《做梦的男孩》（1903年）和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1912年）——其中年迈的作家对一位美少年产生了无法抵挡的激情，以及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中乌尔里希与他的假小子妹妹克拉丽丝之间的乱伦关系和俄国人库兹马·古德洛夫—沃德金画作中女性化的男孩子。同样的意象也可见于毕加索早期作品和伊迪丝·斯特维尔这类古怪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年轻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笔下的瘦高美女与萨拉·伯恩哈特的矛盾魅力。这种雌雄同体表现于著名的伊莎朵拉·邓肯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公然兴趣。
这种矛盾心理并不是末世象征主义者面对怠惰青年的强烈、堕落的性欲亢奋——那是一种危险的性向，是对20世纪初形象和幻象的威胁。它并不可能将诱惑变成奢想的超越，而是对被潜在冲动无限可能性破坏的自我的威胁。没人确定他的神经构成或者道德宇宙能够抵抗现代城市的诱惑，也不确定着紧身衣、长外套的女人有没有隐藏着令人吃惊的愤怒和红牙血爪、并准备撕开文明的薄层：女人是野蛮、性欲旺盛的动物，如同德国人埃米尔·莫尔德画中乡村女巫安息日里狂喜的舞者，即便画里的女人也不再端庄地躺倒。
十 1909年：快速机器崇拜
必须得说……驾驶汽车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病。这种病有一个漂亮的名字：速度……（人）已经无法站立不动，他颤抖，他的神经像弹簧一样紧张，一旦到达某个地方，因为不是另一个地方，他就迫不及待地要上路，另外一个地方，总是另外一个地方……
——奥克塔夫·米尔博《第628E-8》，1910年
“我独自一人。我什么都看不见。有那么10分钟的时间，我完全失去了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没有指导，没有指南针。我的双手、双脚轻轻搁在控制杆上。我让飞机自行决定航向。然后，在离开法国海岸20分钟后，我看见了多佛的悬崖、城堡，再往西，是我原本应该着陆的地点。”
几分钟后，飞行员于1909年7月21日、星期天早晨5:13分降落在多佛城堡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法国工程师路易·布莱里奥特（1872—1936年）成为第一个飞跃英吉利海峡的人，得到《每日邮报》的1000英镑奖金。整个飞行过程耗时31分钟。他取下皮飞行帽、从他自己制造的机器的座舱里爬出来，护理了一下他在一个月前的飞行过程中（这位飞行先驱已经遭遇过50多次事故，他的裁缝只好根据他的伤情修剪他的衣服）严重烧伤的右脚，准备接待记者以及一看见他便立刻跑步迎来的军人仪仗队。第一批战士来到飞机跟前，布莱里奥特向他们亲切致意。他用英语问道：“可以劳驾把手杖递给我吗？”飞跃英吉利海峡一事在当时很轰动。飞行员在多佛受到大批民众的欢迎；当日稍晚，他雄赳赳地到达伦敦，接受财雄势大的媒体大亨诺斯克利夫勋爵给他的奖励。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个法国人的壮举。《晨报》兴高采烈地大事宣扬：“英国不再是一座岛！”
这项纪录差一点儿被布莱里奥特的对手修波特·莱瑟姆抢走。他八天前才尝试过飞越英吉利海峡。飞到中途的时候，他的发动机死机了，他掉进了海里，被人打捞起来。而布莱里奥特尽管负伤，却继续坚持，终未失去机会。6月25日早晨4:35分，他一瘸一拐地走向带他飞越海峡的飞机。飞机上带着17升汽油，他奋力搏击导致能见度极低的当头风；半个小时多一点点，他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了著名的白色悬崖。之后不一会儿，飞机的两个自行车轮着陆，带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从空中来到英国的人。布莱里奥特当然不是第一个航空先驱——之前还有德国的奥托·李林塔尔和美国的莱特兄弟，以及其他几位名声稍小的发明家——但他是第一个驾驶发动机驱动的飞机飞越开阔水域与两个国家之间距离的人，标志着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他表明飞机不仅仅可以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飞越几百英尺——这已经为许多试验性飞机发明者所证明。而现在，飞机真的可以作为旅行工具了。
那些气壮山河的人
飞行富有魅力，危险，难以抗拒。它实现了一个古老的梦想，那是传奇的古希腊设计者代达罗斯的一个梦想。神为惩罚他，让他的儿子伊卡洛斯翅膀上的蜡融化，从而使之英年早逝。3000年以后，人类打破了之前由奥林匹亚诸神和鸟儿们垄断的天空。神们还在让年轻的飞行员从天空跌落，让他们毁于飞机的焰火——法国通俗杂志《我知道的一切》1912年做了一个特辑，专门登载过去5年间死于试飞的十几位飞行员的人物故事——但是现在障碍被打破了。从此以后，决定事情节奏的将是技术进步，而不是神话。
对于广大的民众有着魔力般吸引力的不仅仅是飞行员。赛车手、拉力车手、自行车赛冠军也都是大众英雄。报纸追踪报道他们事业的每一步；每周都有纪录被打破，每周都有新的纪录产生。竞赛是当时的人最痴迷的事情之一；速度是其毒品。哪里的速度都比不上发展迅速的德国，因为德国工程师领先世界。1903年10月28日，德国公司AEG已经测试了时速达210.8公里（每小时130.5英里）的电力机车，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人造机车。仅仅一个星期以前，其竞争对手、生产商西门子生产的相似机车时速已达每小时206公里（128.5英里）。
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就从一个封建小国拼凑而成的脏兮兮的国家蜕变为工业巨人，准备战胜世界各国。她已经打败了宿敌法国，成为了一个帝国，获得了殖民地。普鲁士的沙质平原里走出了战士和管理者；南方农村已成为化学工业和精密工程的世界领袖；北部港口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以及“德国制造”的产品；西部则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地区即鲁尔区，那里出产煤和钢的速度超过旧世界的任何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使得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很富裕。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有钱让他们的儿子获得古典的、非职业化的教育。德国银行给教育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大学培养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多的富有成效和独创精神的人文与科学精英（颁给德国的诺贝尔奖多过任何地方），德国拥有密度最大的剧院、歌剧院、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兴盛的图书和报纸市场。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
在这种发展高峰的推动下，不断增强的速度感成为了主要的关切，一场公共恋爱，一种深切的恐惧，驱使着数百万人生命的脉动。克虏伯工厂的巨型机器，拜耳和BASF的化工厂、电器巨擘AEG和西门子、欣欣向荣的戴姆勒－奔驰吸纳了数万名矿工、工程师、非技术工人和工头，他们在工作日按时上班，手表死板的指针和工厂的哨声计算并打断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变成机械娃娃，以令人头脑麻木的规律重复其职责。负责电话交换的妇女在联络的咔嗒声和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中迅速建立了关系，秘书以每分钟100多个字的速度记录不耐烦的上司口述的内容，气动讯息经她们头顶的管子呼啸而过，电话缩短了通讯的高雅方式。照明的商店招牌和巨幅海报墙上的即时广告资讯闪过途经者的眼前。铁路以快速、最重要的是准时而自豪；有轨电车于1879年开始在柏林运行；汉堡自由港的吊车分秒必争地按计划装货和卸货；坑头塔的巨大车轮二十四小时不停旋转，一班一班的工人被送到黑暗中。对于工厂工人来说，早在《摩登时代》的未来创造者查理·卓别林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这种恐怖的景象就已经是现实了。
工厂要节省时间，这一信条的弥赛亚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年）。他是美国工程师，终生致力于理顺工作实践，他通过分析每个工人的动作，直到最小的手势，拆解动作并以最节省时间的方式，重组生产过程。他出生于一个贵格会教徒之家，在德国受过教育。在1880年代的钢铁危机中，他观察工人工作，认为旧的工作方式——由经验法则和独立法则的工匠式运用以及拖拖拉拉的工人所宰制——已经不行了。从此以后，每一个动作都将得到科学分析，执行和计划的责任则完全交给经理。“过去，”他写道，“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泰勒通过使用他称为施密特的虚构的人的例子，说明只有严格的分析才能够提高工作速度和效率。他把他的原则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提高了一个自行车厂的效率，“35个女工完成了以前120个人的工作。高速工作的精确性超过以前慢速时候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