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1863—1947年）是第一位汽车制造商，他的一个著名认识是，以低价卖成千上万辆车给收入平平的人赚得的钱超过以昂贵的价格卖给富人几百辆车所赚的钱。他最具革命性的洞见是把每个部件送到恰当的工人面前，而不是让专业化的个人来到部件跟前，由此诞生了流水线。1908年生产的福特T型车成本为825美元，是大众能够买得起的第一款汽车，尤其在工厂效率改进迅速转化为价格下降之后。这款车之所以选择黑色油漆是因为黑色油漆干得快。福特的名言是：“顾客想把车漆成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是黑色。”想起来很好玩儿：如果粉红色油漆干得更快，情况会怎么样呢？
在1914年之前的欧洲，福特和泰勒的思想没有得到广泛实施，但是，他们受到热烈讨论，“泰勒主义”对老板们意味着效率，对坚定反抗所有“泰勒主义”倡导的工团主义者，则意味着对工人的机械化剥削。然而，有远见的欧洲人强烈地受到美国人处理工作、生活和当下的方式吸引。亨利·福特宣称：“历史或多或少是废话。那是传统。我们不想要传统。我们想活在当下，唯一有一点点价值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创造的历史。”面对欧洲衰竭的社会和做法，欧洲大陆一些最富创新性的心灵——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商路易·雷诺、后来的奥匈帝国钢铁大亨卡尔·维特根斯坦、建筑师阿道夫·鲁斯——赴美国观摩这个不受传统约束的社会的运作方式。他们带回的信念是，欧洲必须精简，擦去尘埃，全面加速。
速度成为了一种物理体验。自行车比行人速度快四倍，骑车人得以走出生活的局限，来到乡村，远离起居室的生活，走向一种免除社会习俗的生活。道德家们震惊于这些无法无天的车辆对公众道德，尤其是对妇女道德的影响，她们兴高采烈地蹬着自行车，丢掉了紧身胸衣，穿上了实用的服装，包括裤子。同时，科学家严肃警告，速度以及座位——大胆地骑跨上自行车坐凳——会给妇女难以忍受的刺激，让她们不孕、歇斯底里，更糟糕的是，使她们成为没有任何约束的荡妇。
小说家莫里斯·卢布朗（他创造了著名的雅贼亚森·罗平）在他1898年的小说《这是翅膀！》中描写了两对年轻夫妻骑车旅行的故事，借此调笑这种公众恐惧。第一天，一个男人说没有什么比自行车的速度更快，骑车人的感觉变得更敏锐，使他们对风景产生新的体验。同时，女人们开始解开上衣。第二天，女人们没有穿紧身胸衣。第三天，她们干脆把上衣脱了，像今天的亚马逊女战士一样在乡间骑车。最后，这两对夫妻在自由恋爱的狂欢中抛弃了所有的习俗。
阿尔弗雷德·亚瑞的小说《超人》（1902年出版）强化了速度和性欲过度之间的联系。小说中的骑车英雄先是在同蒸汽机火车的1万英里竞赛中获胜，然后一头扎进阵发性性爱（另一位小说人物说：“这不是人，是一台机器。”），结果死于能量爆炸和纵欲过度。在远离先锋文学崇高领域的纽约州乡下的铁路轨道上，超过火车速度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1899年，参赛的骑车手查理·墨菲在火车发动机阴影下的风中，不到一分钟就骑了一英里。墨菲差点儿被累死，并被快速行驶的机车飞溅的碎片严重灼伤，只差几秒，人的肌肉爆发力就使他的速度超过蒸汽火车。
技术和速度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工强化的超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仿生英雄的先驱。1912年，在《穿越时间、习俗和空间的运动》中，奥克塔夫·尤赞恩揄扬“速度的狂热”：“公民有了地铁，好似鼹鼠一样；有汽车，就像羚羊、雷电、炮弹；他有飞机，就像鹰、麻雀、信天翁一样。”1905年，在《我知道一切》杂志上，一位匿名作者计算通过技术强化人“比过去高了多少”。他通过比较骑车人相较于行人行驶一段规定距离的速度，计算一位旅行者的“有效身体大小”。他的估计表明，如果行人要达到骑车人的速度，他的身高应该达到多少：假设的行人必须得有15米高。与其他交通方式比较的结果表明，同快速列车相比较，行人得有51米高，而赛车手则几乎足以令巴黎圣母院相形见绌。技术创造了一种新型巨人——在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上——并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经验本身。更快的速度缩短了距离，旅行成为了寻常事。然而，空间缩小了，时间却急剧扩展了，使得越来越小的间隔更为重要，从泰勒和他的系统到全世界的报纸——上面登载着几个小时前事发的场景，而运动员之间的胜负之差只有十分之一秒。
比 赛
每个周末，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比赛，寻求速度带来的兴奋。以前这是纯种马和上流社会成员的领域，但是新的自行车和汽车比赛让普通观众体会到快速机器带来的振奋。巴黎的室内比赛馆冬季室内赛车馆于1900年开放，环法自行车赛于1903年首次举行，1906年柏林体育馆揭幕。汽车比赛和集会已经很成熟了，报纸上充斥着激动人心的、驾驶那些飞速行进的机器的彪悍男人的报道。
记录体育成就有赖于另一种这时已经紧紧抓住了人类的技术产品：以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手表，而现在，工业化生产和日益复杂的经济需求使普通大众都用上了怀表。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克特估计，在世纪之交，仅德国就进口了1200万只怀表。1900年，第一批指针显示1/10秒的秒表面世。之前还只是轶事和估计的体育记录现在已经是有记录的事实，并由此获得尊严。
比赛在进行。奥克塔夫·尤赞恩认为，现代人的心灵就是了无尽头的赛道：“他的思想、情感和爱好似一场旋风。到处的生活都疯狂地匆忙，好像骑兵冲锋一般，像沿途的树和剪影一样一晃而过。人周围的一切都以与他脱节的节奏跳跃、舞蹈、疾驰。”马塞尔·普鲁斯特迷恋汽车，甚至决定花2.7万法郎给他的司机和当时的偶像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买一架飞机，因其想当飞行员。普鲁斯特还没来得及买回飞机，他年轻的朋友就坠入了地中海，溺水而亡。他的死令普鲁斯特悲痛欲绝。
热衷于技术玩意儿的不只是作家。世纪之交，法国有大约3000辆汽车，1914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10万。1903年巴黎的汽车展吸引了50万来宾。而同一时期，其他的非工业化地区几乎没什么汽车：1905年，布达佩斯才只有159辆汽车。美国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装配时间只需12小时8分钟的福特传奇车型利绮锡和T型车销量巨大。仅1914年，福特厂就生产并销售了308162辆车。同一年，节俭许多的德国人只有5.5万辆车。即便如此，汽车的可见度和威望却很高。德国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驾驶者，也是在柏林拥有豪华总部、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常规汽车俱乐部的支持者。大多数高级政要和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也都是俱乐部的成员。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新的交通工具汽车的速度说不上惊人。1904年，英国公路每小时限速20公里，德国市区限速每小时15公里——生活节奏快的首都是每小时25公里。然而，对于想象力被媒体描绘的疯狂比赛、速度纪录和勇敢的探索者叙事占据的公众，这些交通工具——其体积和亮闪闪的金属往往令人畏惧——没什么相干。1902年，《德意志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两个冒险家的长篇特写，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他们驾驶一辆法国潘哈德勒瓦瑟尔特地装配的汽车周游世界。汽车发生故障时，他们已经到达下诺夫哥罗德。然而，这类小小的挫折只是让人觉得这些驾车者具有一种勇敢、冒险的精神。杂志定期报道体育赛事和纪录，以及关于环法自行车赛的文章；飞行员和飞机设计；军事航空未来的作用（包括舰队飞艇之间的特拉法加式空战）；高速电动邮政服务；巴黎私家车引发的混乱（需要几位警官负责处理）；无线电报“难以置信的速度”；破纪录的女运动员；一种稀奇的汽车新风尚——露营。
甚至连灾难都成为了世界加速的一部分。1898年摩根·罗伯逊的小说《徒劳无功》虚构了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船，“浮在水面的最大的船，人类的最佳作品”，竞逐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蓝丝带奖，结果碰上了冰山，当时船上的救生艇远远不够。罗伯逊把这艘船称为泰坦。主角认识到“这是为了速度而肆意毁灭生命与财产”，但却对此无能为力。罗伯逊的小说有先见之明：14年后，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在角逐纪录的过程中碰上了冰山，消息震惊了世界。最早的报道在事发几小时后就上了报纸，随后是连篇累牍的特别报道。报纸损失不起时间，尤其承受不起输给竞争对手。新闻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只对最近的新闻感兴趣。
1865年，大东方铺设了第一条穿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以每分钟8个字的传输速度将欧洲和美国联系起来。自那以后，已经铺设了成千上万英里的电报和电话线，人们已经把消息在几小时内传遍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热线”报道呈现了一个新世界。以前通讯员在把故事传回总部时，会进行校勘与雕琢，现在则逐日原封不动地报道事件，那是碎片化的、及时的，由于记者在口述故事的时候采取著名的“电报体”，从而更加强化了这种效果：为避免另一端的混乱，使用简短的句子、少用副词、采用简单的语法。
照相复制技术的进步以更及时、更少编辑的图片呈现世界。再也无需以雕刻机或者起草者那种标准化的豪迈风格再现事件，而是可以做到原汁原味。现在，战争和犯罪报道者显示的不是艺术家的再创造，而是显示真正的爆炸、毁灭城市、暴力牺牲者的形象，其中一起是1904—1905年期间俄日战争的景象。还是会有通常严肃、留胡子的政客和将军摆拍的照片，但是同样的技术也用于呈现令人震惊的无政府主义图片：人群与尸体、灾难的牺牲者和普通士兵，以及体育英雄、电影明星，这些人共享几页纸，照片都是几天或者几小时前拍摄的。
18世纪末期，理性主义哲学家告诉惊骇的世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感知到的事物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依赖的只是我们封闭的感官宇宙内的觉察——在宗教时代，这种思想非常令人困扰。一个世纪以后，1870年代，富于进取精神的实业家们确定了人眼根本看不见的短暂瞬间，从而一举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对人和动物进行了多图像运动研究，从一系列非常短的时间内个别的图像捕捉他们的演变。得到的系列形象使得一个个人（为了更加准确，没有穿衣服，因此更加具有古典意味）看起来像是克隆人类的序列，同时，赋予哪怕是最平常的人物以雕塑般的尊严。然而，这些照片最惊人的地方在于，它们使得过去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了：模式和稍纵即逝的瞬间。很快，照相机的速度就快到（1880年曝光时间已经下降到千分之一秒）能够拍摄更短暂的事情，188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厄恩斯特·马赫拍摄了一头奔跑的公牛，把气流清晰地显现出来。照片还可以有更多的功能：除了显示距离太远或者太快、裸眼看不见的事物，照相机还可以显露裸眼看不见的东西。新奇的X光可以揭示活人身体的骨架——一个小小的预期死亡。人的感官显然不够敏锐，领会不到世界的匆忙；技术超过并补充了人类感官。
大量生产、体积小、价格便宜、曝光速度快的照相机和商业胶卷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够拥有神奇的摄影眼睛。快照面世了。1904年，在9岁的时候得到平生第一部照相机后，巴黎的雅克·亨利·拉蒂格难以克制这一切带来的冲劲儿和兴奋。这位出身富裕、天赋极高的孩子发现自己可以记录周围世界，他一般拍摄（这对一个孩子并不奇怪）速度带来的纯粹的兴奋感。弯道处疾驰的赛车，其形状由于速度而扭曲，其后是一阵尘土飞扬；驾驶自制推车、冲下山坡时显得越来越小的鲁莽朋友；赛车司机的视线捕捉到从开足马力的车上看到的眼前道路；一个男孩儿纵身跳进水中，摄影家拍到他充分、协调飞向水面，浮在静静的光滑的水面——还可能看见一位成年妇女的模糊身影，她正随随便便地匆匆穿过广场。
然而，世界的匆忙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新兴的电影媒介，这一点我们在十二章可以看到。电影大受欢迎。新闻片显示重要事件的速度同胶片运送的速度一样快。为1911年威尔士王子在卡那封城堡的授勋仪式拍摄的电影被放上了一列有暗房的特别快车。胶片在行程中冲洗，当晚就在伦敦放映。仅仅在几个四个小时后，几百英里外的人就可以观看这场仪式，这不像现场观礼那么庄严：像往常一样，放映的时候加快了速度，王子和他的随员走路像机器人一样抽动。
电影——无论是否放映——不仅仅可以记录发生的事情：它改变了讲故事的方式。无声、超越了言语机智、效果令人兴奋、追求惊险刺激的电影很快定义了自己的美学内容。分割可以惊吓观众、推进故事，特写被用来强化情绪，插入可以提供无言的评论，快进使得观众眼花缭乱。花可以在观众难以置信的眼前盛开；毛虫结茧、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自然界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完成的事情，在电影里只需要一分钟就够了。戏院没法竞争。一位批评家推测舞台上的情景剧将消亡，他如此评价电影院：“其迅捷激发的那种敛声屏息和兴奋是情景剧所没有的。”
捕捉移动的世界
艺术家们为这种加速的现实及其可能性心驰神荡，醉心于现实被分割为千分之一秒及单个的画面、将其拖来拖去、将其旋转扭曲的力量，醉心于速度的力量和性冲力及其技术代理人。对速度和技术的崇拜是H.G.威尔斯悲观主义思想及其怪异的未来世界的重要内容。在他手下，机器不是令人振奋、拟性的设备，而是毁灭引擎。《土地的铁甲舰》（1906年）以不可思议的预见性，描写一场战壕战。士兵们在优柔寡断中流血牺牲，举步维艰，带机械枪的铁甲车碾过敌人的壕沟，战事随之发生了突然而残酷的改变。一位年轻军官忙着给记者解释为什么敌人不可能得胜：
他们的人不够残暴，麻烦就在这儿。他们是一群失去了活力的城市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他们是职员、工厂工人、学生、文明人……但是打仗，他们是不合格的外行。他们不具备身体耐力，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这些14岁的男孩儿可以对付他们的成年男子……
然而，铁甲舰轻易克服了守卫壕沟的“结实的、晒得黝黑的骑兵”的英勇抵抗。年轻军官的部队在“残暴的不公平的几十个年轻人”的迅速进攻下丢盔弃甲，记者感到震惊不已：他觉得“人与机械”是个合适的标题……他按照哨兵允许的程度尽量走近排成一排排的俘虏，研究他们，将他们的强壮与其抓捕者的瘦弱相比较。“聪明的退化者”，他咕哝着说，“贫血的伦敦人”。
对于其他英国作家，速度的高峰在别的方面似乎很遥远。以满怀敬意的局外人的眼光，年轻的T. S.艾略特捕捉到一种与融洽或者伟大的自信无关的对待未来的态度：
的确，有时候
不免疑惑：“我敢吗？”“我敢吗？”
那种时候会回头，下楼梯，
头顶正中秃了一块——
……
我敢
搅扰宇宙吗？
一分钟就是时间
因为做出的决定和修正在一分钟内就会逆转。
在谨慎、彬彬有礼的伦敦，这种简洁的回应可以理解，但是俄帝国臭名昭著的年轻艺术家持相反的看法。搅扰宇宙正是他们存在的理由。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同伴竭尽全力“给了大众品味一个耳光”——如同他们1912年的宣言所称。他们想要速度、危险、毁灭，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所写：
战士们我羡慕你们！
你们干得好！
这面破旧的墙上是人类大脑的碎片，是单片的五个指头的印记。将那些被砍下来的数百个人头丢在愚蠢的地里，这是多么聪明啊。
是的，是的，是的，这对你来说更有趣！
……
今天的诗——是纷争之诗。
……
当你驾车飞驰，冲向几百个逼近的敌人，用不着伤感：“噢，碾死了一只鸡。”
如果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年轻的激进者们渴望瓦解专制统治令人窒息的沉闷，那么，最痴迷速度的艺术民族奖肯定非意大利莫属，那里的整个未来主义运动都一味崇拜汽车、速度、技术和暴力。
未来主义是飞利浦·托马索·马里内蒂（1876—1944年）一个人的点子。他是一位诗人，热爱摆出高瞻远瞩的姿势拍照，以非凡的手势和疯狂的言词震惊世界。马里内蒂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主要在巴黎求学，年轻的时候感染上了法国人对汽车、技术和总体上对速度的喜爱，并把这种福音带回了自己的国家。未来主义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诞生于车祸的运动。马里内蒂写道，关键的思想产生于那次汽车事故。当时，他把他闪亮的车开进了沟里，但他幸存了下来，并目睹了营救他的汽车的过程，“像一头搁浅的鲸”。因此，1909年他在宣布未来主义时决定：
1．我们打算歌颂危险、能量和无惧的习惯。
2．勇气、无畏、反抗是我们诗歌的基本元素。
3．到目前为止，文学赞扬忧郁的流动、狂喜和睡眠。我们准备赞扬积极的行动、狂热的失眠、赛车手的步伐、凡人的飞越、拳击与掌掴。
4．我们确认，世界的辉煌因一种新的美而得到丰富：美的速度。赛车引擎罩上装饰着大根的管道，像是发出爆炸气息的蛇——轰鸣的汽车似乎碾过霰弹，这比萨摩特拉斯的胜利还要美。
5．我们要为那驾车的人唱赞歌，他拖着他的精神长矛、沿着地球的轨道圈，在地球上穿行。
对于那些明白了状况的人，汹涌向前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本质。用马里内蒂的话来说，“时间和空间昨天已然死去。我们现在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创造了永恒的、无所不在的速度”。对这一辉煌新时代的任何阻碍都不会得到容忍。“我们希望将这片土地从臭气熏天的教授、考古学家、名胜古迹导游和古文物研究者手上解放出来。意大利作为二手服装经销商的历史已经太长了。我们想把她从无数的、像这么多坟墓一样遮盖她的博物馆中解放出来。”相反，世界将为伟大的、充满男子气概的清洗而受到激励：“我们要美化战争——世界上唯一的卫生事业——军事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使者的毁灭性姿势、值得为之赴死的美丽想法、对女人的蔑视……实际上，艺术只能是暴力、冷酷和不公正。”
这段话首先于1909年2月20日刊登在《费加罗报》上，今天不可能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恶魔般的机器崇拜，对尼采的消化不良（尼采从来不适合那些胃口不佳的作家）和最初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在整个西方世界，读者们却甘之如饴。最后，保守派及其价值观受到质疑——不是在小小的文学杂志上或者私下印行的诗集里，而是一份大量发行、每个人都可以读到的报纸上。不过，马里内蒂和他的同道无意跻身政治。他们心心念念的是透过速度和活力的棱镜认识世界，希冀在艺术作品中捕捉其影响，琢磨如何在静态的图像上渲染运动（一种过程），以期揭示物体的真正本质以及驱动它的力量。
未来主义画家受到立体主义的重大影响，他们尝试表现分散或者模糊的图像。然而，毕加索等人创作了静态的场景，其意大利追随者则使用物体破碎的轮廓喻示速度和力量。那些题名《汽车的活力》《弓的节奏》《摩托车的速度》《抽象的速度》的画（都创作于1909年到1914年之间）证明了他们的决心。这群画家中最有天分的要数贾科莫·巴拉，他的《系皮带的狗的活力》（1912年）是一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主题的精彩转型。这幅画是从一个随意的摄影师或者路人的视角画的，色彩如同怀旧照片，充分表现了狗及主人的脚的整个运动状态，狗的运动形成了一种更繁忙、更强烈的扇形图案。怀着真正的未来主义者对于常态的不屑，画家感兴趣的不是物体本身，而纯粹是物体运动，是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它们的运动标志的只是转瞬即逝的无名的时刻。图像暗示，转移视线一小会儿，画布马上变得空无一物。
其他未来主义者庆祝速度引发的个性消亡及中产阶级生活的消亡。在描画显示眼前事物不稳定性的肖像前，瓮贝托·波丘尼（1882—1916年）尝试勾画纯粹的心理状态。在他的《街道进了屋子》（1911年）中，一位妇女透过阳台观看城市广场。她在屋子里，但是无论是她、阳台还是广场都不能抵御外面的建筑工地那无法抵制的力量。外面和里面，人物和背景交织成一幅地狱般的舞蹈。忙碌的工人架起的脚手架如同妇女头上的簪子般插在那里，一辆手拉车径直穿过阳台的铸铁栏杆，从车里、从传奇故事中逃出的四匹马爬过屏幕，走出了画面，而妇女的身影则受到色彩和城市形状的侵犯。即便广场周围的建筑——典型地保证了直立、令人尊敬的效果——也互相脱节、倾斜，好似向工人的力量低头。刚劲、重复的对角线给人一种爆炸的力量。
意大利诺贝尔奖得主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也是第一位将技术员、电影放映员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家。《拍摄：电影放映员色拉费诺·古比奥的笔记本》讲述一个电影放映员由于工作的原因，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即透过投影机，认识世界。“我也知道生活外部的、机械的新玩意儿总是不停地运动，发出雷鸣般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声音。今天必须完成这个那个，这件事或那件事；你得开跑，手里握着表，按时到位。”古比奥明白自己的功能只是一个二等机器，一种聪明的机械装置可以完全取代他，他怀疑机器要的不仅仅是他的那份工作：“一台机器可以行动、移动，它需要吞噬我们的灵魂，吞灭我们的生活。它们有百倍的、持续生产能力，因此，它们怎么能够给回我们的灵魂和生活？”显然，皮兰德娄并不具有未来主义者那种对于机器时代的无尽热情。以他的那种倒霉的性格，问题不是战线已经画定，而是战争已经失败了：“出于长期的习惯，即便我的眼睛和耳朵也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快速的、颤抖的、嘀嗒作响的机械再生产掩盖下的一切。”在小说末尾，如同波丘尼画中的女人，古比奥感受到机器时代的侵犯。他已经不知道身体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他在机器不停止的、无情的效率面前认输了。“我不存在了。此刻它用我的腿在行走……我是它的设备的一部分。”
1814年以后，描写生活速度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可怜、更可怕的意味。这在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1917年发表的长篇文章《世界某些眩晕的方面》中有体现：
我们的知识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平衡，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之下是一片虚无，什么都没有……这种虚无快速降落，一切都毫无希望地落入这种虚无。在某些时辰，个人因思虑而心情沉重，痛苦地认识到，我们或者我们的骨灰永远永远无法和平地安息于某种稳定的东西之上，因为已经不存在稳定了，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我们不得不堕入那种黑暗的虚空……我们所有的参照都陷于运动的眩晕，这种恐怖的速度只能参照其他运动物体、其他可怜的小东西才能评价……而它们也在陷落。
艺术家们对于技术化未来的可能性和危险非常敏感，而在欧洲最有冲劲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速度和所向无敌的活力时代思想则受到深刻的怀疑，因此在艺术中几乎没有反映。在迅速扩张的经济喧嚣之中，在日益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喧闹中，为这个时代命名的是年轻的托马斯·曼、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及极为精致的里尔克等审美家——未来主义者们誓要摧毁的、垂死的资产阶级的挽歌。更为激进、更投入的图形艺术家和雕塑家如珂勒惠支、剧作家戈哈特·豪普特曼和弗兰克·韦德金德选择了社会批评而不是美学宣言。
如果技术也曾进入德国艺术作品，那么它常常是被作为一种警示：穆齐尔的《没有品质的人》以车祸作为开篇，海因里希·曼的小说《忠实的臣民》中，卑躬屈膝的君主主义主人公“遇见”他的皇帝，边跟着皇帝的车跑边不停地高呼“万岁，万岁”，因气喘吁吁、歇斯底里几乎晕倒。表现主义诗人和画家呈现的世界是动荡的，他们使用的技巧借自于（视觉上和语言上）电报和电影的快速图像。
美国神经紧张
日常生活、新闻、工作和玩乐速度的加快是艺术家和企业家的崇拜对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并非每个人都同样适应这种速度，在德国，这种影响尤其引人注目。从来没有这么多社会变化以这么快的速度产生。同时，那些生活在快车道的人不知不觉患上了一种流行病。从工厂工人到政府首脑，从接线生到高中教师，大家都在抱怨“神经碎裂”。由于迷惑和迷失了方向，成千上万的人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精神病院和疗养院接受治疗。
这种神秘状态的症状最早于1869年由乔治·米勒·比尔德（1839—1883年）描写。他是美国一位有着显著治疗倾向的医生。他发现大量的病人患有他所谓的“神经衰弱症”——神经疲劳。比尔德用了大麻、咖啡因和酒治疗这种神秘疾病，“尤其是红葡萄酒和勃艮第酒”，并在病人身上使用电极。“美国神经紧张”蔓延到了大西洋彼岸。比尔德的著作于1881年被译介到德国，他的诊断成为了一大堆症状的方便简称，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患有这种病。
“在文明国家的室内阶级中，多种功能性神经紊乱越来越常见，”比尔德写道，“在这个国家，罹患这些疾病的患者数以万计、十万计；在北部和东部各州，几乎每个脑力劳动家庭都有这种病人。”这位爱国的医生无法压抑他对这种事态的骄傲。毕竟，神经衰弱症是一种先进文明的病，“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形式，如希腊、罗马、西班牙或者荷兰，在其辉煌的年代，都不曾患过这种病”。勤劳、生产力越来越强的美国确实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1901年，作家约翰·格德纳建议给这种神秘的病起一个不同的名字：纽约炎，大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的神经炎症。
19世纪末，欧洲的大城市也越来越多，随之也出现了一波神经衰弱症患者。令医学界人士震惊（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紧迫性）的是，这波神经疲劳症与男性医生早就在妇女中发现的歇斯底里症无关。成熟的职业男士精神崩溃。法官、律师、教师、工程师突然无法应付生活。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分析了帝制德国时期几所德国精神病院的病案。病人的证词生动描绘了他们经历的症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乐意倾诉。有一个病人甚至准备了一份长达55页的个人材料。
一位22岁、入住私人疗养院的病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故事：
我还在童年初期就感觉很紧张了。记得我常常晕厥，机车的鸣笛声就足以动摇我的根基……我总是情绪激动，一点儿轻微的刺激就可以令我暴跳如雷。如果不得不置身人群，我会觉得头晕目眩。我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我确信自己患了心脏病……多年来，我觉得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个想法令我痛苦不安，使我的心脏每天都剧烈跳动。
另一位病人是一位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1905年，他被诊断为“非常烦躁。五六年来他一直在上班、担任过许多名誉职位，等等，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不断寻求增加财富，在自己的庄园经营上过度操劳。自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病人一心一意只想赚更多的钱，即便妻子和孩子已经得到极好的照顾。高度性兴奋，还处于婚姻之中。烟瘾一直很大，每天抽烟30—35支。”
劳累过度是病人病史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实际上，这种情形似乎针对的是现代人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流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勤劳、通常拥有大学学历。有一个人在伦敦创办了一个企业，生意不错，后来破产了。“过度劳累被视为严重眩晕、神志不清、疯狂地唠叨和抽搐的诱因。”一位医生如此写道。病人回到德国家乡，用了两年时间恢复健康，然后又过起了伦敦生活。“在这里，他恋上了一位puella publica（妓女。医生们喜欢用拉丁语掩饰有争议的说法），并考虑同她结婚。她移民到美国以后，病人患了抑郁症，老感觉大脑有压力，老想自杀，背部和双臂神经痛。”另一位商人的故事与此类似：他去了阿根廷，被那里的人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经紧张的人”；他拼命工作拼命玩，易怒，“过度性扩张”，神经衰弱、破碎。性活动和神经衰弱之间的关系是常见的主题。“我26岁”，1907年阿尔维勒诊所的一位病人说，“在过去的几年，我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16岁就开始手淫。我最初的神经衰弱症状就始于那个时候：大脑觉得疲乏，脊柱下部感觉功能性衰弱，睡眠断断续续，情绪沮丧、精神压抑，等等。”后来，他通过抽烟和嫖妓获得安慰，但是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那么，谁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呢？1893年对一家精神病院的调查发现，在近600个病例中，几乎有200名商人、130名公务员、68名教师、56名学生和11名农民（这家医院的病人中没有体力劳动者）。神经衰弱症即神经过热和疲惫，主要的袭扰对象是白领。这些人被他们所承担的要求给压垮了。
柏林转换新的电话线路系统期间，有位观察者发现，那些刚刚接触这项工作的工人压力很大。转换过程中出现故障，那些负责电话交换工作的女性觉得难以应付：
许多电话接不通，大量连接根本不可能，声音信号不正常，呼叫者不耐烦。这使我们的员工更冒火，终于有一个员工爆发出强制性的号叫，很快，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受到了影响，电报主任正好在那个房间……他双手紧握，哭叫“我可怜的姑娘们！我可怜的姑娘们！”
1900年以后，更多的工人开始抱怨神经疲惫，即便他们人数较少，他们那个阶层接受治疗的情况不多见。“由于我的工作是由机器做的，炉子里使用滚筒，工厂现在雇了80到100个人”，一位金属工人告诉他的医生，“你能够理解，如果在这种轰鸣声和噪音环境下工作42年，一个老人的神经会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恐怕整天都在咒骂。我常常像个小孩那样大哭，晚间睡不着……还有几个工人有同样的病。有一个工人实在受不了，抹了喉。”
处在技术前沿的人们——电话接线员、使用速度更快的新机器的排字工、铁路工人、工程师、操作快速机器的工厂工人，以及处于迅速增长的经济核心的商人和管理人员最容易染上当时统称为精神衰弱、今天叫做巨大压力的种种症状。有位德国医生把神经系统疾病称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病理特征”。美国医生玛格丽特·A.克里夫斯简略地说：“世界的工作主要是神经衰弱病人完成的。”
尽管如此，问题的范围是很恐怖的。在德国，1870年登记住院的病人有40375名。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5882人。同一个时期，因为“神经系统疾病”入住综合医院的病人从44%上升到60%。这些数字中包括患许多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而不仅仅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但并不包括大量到私人疗养院、温泉或者其他辅助设施——这些地方配备了医生照顾客人——治疗或者长住的病人，托马斯·曼在他的《魔山》中就写到这样的机构；也不包括只是咨询一下医生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然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是女性，而神经衰弱症患者68%（至少根据一家专门机构的数据）是男性。
神经衰弱症是成功的中产男性的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因“神经崩溃”而住院的工人常常抱怨计件工资的压力，抱怨他们操作的大型机器造成的噪音和带来的危险，而大量接受治疗的女性则是因为工作压力、学习和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精神崩溃。今天的医生会把主要来自商界、学界和政府的男性患者描述的这些状况诊断为无依无靠感、与性自我的斗争等不同的病症。神经衰弱症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状态。
性生活、谎言与早期电影
过去的几十年间，妇女历史研究揭示了被长期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然而，男性精神疾病的高发表明，在世纪之交，做个男人也很艰难。在无情的执行需求和女性角色变化的夹击下，男性身份受到威胁。所以无怪经由神经衰弱症表现出来的焦虑几乎都有性的因素。
性更容易得到。同时，性也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威胁。期待和机会改变了，尤其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便宜的燃煤和实用的公寓意味着更多的隐私。家中的年轻成员现在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床，甚至自己的房间。学生往往住在出租公寓里。技术和科学也孕育了与外部世界及性的不同关系。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进入了礼貌的客厅（当然不会当着仆人的面），把性与“自然”“原始环境”相联系的出版物蓬勃出现，这表现在威廉·博斯赫《自然中的爱——生活》（1898—1902年）这样的科普图书和英国医生哈弗洛克·艾利斯诸多敏感、感性的性学论著的巨大成功。
城市本身给无名的人群提供了多种诱惑和情色可能性，以及各种真实和臆想的危险。大马路吸引了夜猫子，客栈提供了随和的、醉醺醺的熟人；戏剧、电影和时事讽刺剧尽量暴露肉体刺激观众；黄色照片在街角售卖（也通过邮购的报纸售卖）；色情电影在只有男性出席的庆祝活动中播放，年轻、单身、往往贫穷的女性数量足够巨大，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妓女供应。未婚男性心照不宣地借机寻欢作乐，只要在结婚的时候安定下来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性被等同于危险。许多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病是“他们年轻时代的愚蠢的后果”——明白无误地暗示梅毒及据称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手淫。西方人一直担心稳步堕入疯狂，担心梅毒造成缓慢的、痛苦的死亡，甚至中度的抑郁症倾向也足以令一位成熟的、“见过世面的”成年人惊骇于最轻微的、可能是这种早期热情的残酷记忆标志的症状。
“男子气概，”厄内斯特·莫宁于1890年写道，“很可能源自精子不断吸（进血液）……滥用性交或者手淫，丧失精子，等等，导致精囊分泌物耗竭，随之发生神经衰弱症、恐惧症，等等。”性活动，尤其是不指向生育的性活动，导致身体虚弱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衰弱和退化。连西格蒙·弗洛伊德都相信，他遭受的神经质疼痛是他与妻子“不完全性交”的结果。各地的医生严肃建议家长如何防止孩子手淫，方法多样，从避免放肆的言谈到辛辣食物，到洗冷水浴、打针，甚至烧灼女孩子的生殖器，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世界比过去更有趣了，普遍的资本主义伦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邀请人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努力工作、努力玩乐并决定他们希望成为谁、成为什么人，但是几乎普遍认为妥协于这种兴奋会有最严重的后果。“男子气概”是一种美德，但性仍然是一种道德上的罪错。一位德国患者评论说：“床是神经衰弱症患者真正的战场。”
女性角色的嬗变增加了男性及其身份的压力。现在，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权利，更多的妇女自己赚钱、上大学，并获得一些独立，而男性似乎不得不比过去更强大、更具男子气概。面对这种持续的精力、诱惑、被妖魔化的性，以及强大的新女性，男性不可避免产生了力不从心感。“每一个女性生物”，一位22岁的德国学生从精神病院给他父亲写信说，“都是我心头的匕首：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不能性交！你是一个变态虐待狂！”
对于医学，神经衰弱症也有一个非常令人满足的特点：作为一种病，它非常模糊，适合作为画布，可以在上面勾画社会的诸多当务之急。在俄国，心理学研究非常先进、活跃，许多研究者发现他们自己对这种病感兴趣，直到他们对手上的专业术语破篮筐感到失望。在医学领域之外，这种“文明疾病”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对那些希望帝国西化的人，那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几乎是一种受欢迎的征兆：“目前，我国有数量巨大的神经衰弱症患者，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几乎难以与俄国匹敌。因此，把神经衰弱症称为俄国病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帕维尔·廓瓦勒弗斯基——他本人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如此问道。他自己的回答是谴责性的：“（俄国人）心里没有上帝，他们急于拥抱财神……对利润的追逐要求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努力：无数不眠之夜、过度的精神付出、缺少手段、时常与个人良心讨价还价——这不能帮助，而只能摧毁神经系统。”
巴黎、伦敦样式的文明创造了城市里堕落的、没有道德的、非俄国的生物，在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看来，这些人“可鄙地缺少对自身力量的信念，缺少坚定的意志和纯洁的动机，这种精神上黑暗的无力感不同于俄国人健康的天性，但是却由于我们的罪恶而造访我们。”民族的这种自觉的无力感之于俄国母亲的威胁恰如真正的阳痿之于许多痛苦个体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城市，1903年廓瓦勒弗斯基如此评说：“彼得堡没有太阳。”
你可以收费让人看彼得堡的太阳，那太少见了。彼得堡没有空气。彼得堡没有光、没有空间、没有生活……只有植物性存在。人们把白天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天……彼得堡人超负荷地工作，但是他们更超负荷地喋喋不休……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真能期待健康、种族的延续、社会的巩固吗？……绝不可能——它的命运只能是退化。
换一种说法，这种争论反映在神圣俄国的信仰者最觉恶心的那个国家：法国。如果说沙皇帝国的神经衰弱症引起了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的恒久争论，那么，在法国，速度和紧张这些思想引发的不仅仅是阿波利奈尔的狂热以及自认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普鲁斯特（他的父亲是医生，写过关于神经衰弱症的文章）的患者艺术，它也唤起了民族衰退与不孕不育的幽灵。这一争论的许多主题属于德雷福斯审判的语境以及对于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但是神经衰弱症强化并瞩目这些担忧。几位年轻的艺术家和大都市居民可能乐享快速度的汽车，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时代的速度是退化和道德衰落的标志。1901年，路易·巴利愤怒抨击“一代花花公子和寻欢作乐者，贫血、神经衰弱，被剥夺了意志和勇气，……阳痿者、结核病患者，在咖啡厅演唱会和时髦的小酒馆里……满嘴谎言”。如同德国一样，神经衰弱症在法国很流行，法国人主要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衰落，是由“不健康”的城市生活诱发的。“难怪我们的男孩子们染上神经衰弱症”，愤怒的维吉尔·博雷尔如此评述，因为所有的条件共同“湮灭个人主动性、意志力、道德力量及个性的坚定”。
如同视速度和力量为情色力量的先锋派同行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性。神经衰弱症是一种现代自我中心，是男人在狂热的资本沼泽中寻欢作乐，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民族。教科书已经告诉孩子们这种病是道德懦弱的证明。“需要抵抗（这种病），一旦变得强大，它就不能征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强大，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的恶习，就会被他们杀灭。”梅毒是道德退化的直接后果，神经衰弱也常常被同样看待：那些人太过“自私”、不肯安定下来、不肯生育很多孩子，而宁愿耽溺于肉体快乐，“浪费自己”。像手淫者一样，那些“浪费种子”的男人最终筋疲力尽、毁灭、耗竭。
在奥匈帝国，人们对迷失方向的感觉饶有兴致，而不是恐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农村，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患神经衰弱症的人群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这种情形甚至由于族群和脆弱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不断较劲而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