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顿在书名简洁的《遗传天才》（1869年出版，1892年再版）一书中发表了他的研究，并提出了创造超人民族的办法：
通过认真挑选，很容易获得固定的、具有特殊奔跑能力或者其他能力的狗或者马……所以，通过连续几代人的明智婚姻，生育一个非常具有天分的民族是完全可行的。我将证明，此刻，普通的、影响力不被怀疑的社会服务机构正在致力于人性的退化，而其他机构在致力于它的改善。我的结论是，每一代人对于其后代人的自然禀赋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坚持认为这是我们对人类的义务：探讨那种影响力的范围，在不以不明智的方式对待自身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影响力对未来地球居民最为有利。
高尔顿选择以英国上层社会为研究重点，这是非常务实的。他宣称：“我本来特别想研究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传记，二者都有很多高智力的家庭。德国和美国也很有趣。法国的情况稍逊，革命和断头台给法国能干人群的后代造成了悲伤的浩劫。”高尔顿用这段话表明优生学的中心政治含意：它将产生新兴的、更加强大的贵族。并不是所有的优生学者都相信欧洲贵族家族真的拥有优秀的遗传基因——许多杰出的优生学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统治阶级思想都自然地导致政治断裂，以后多年的争论都围绕着它们展开。
细致的统计研究和无数阐明英国遗传衰退的图表都支持高尔顿的观点。他的研究富有启发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如果把用于改善马和牛的二十分之一的成本与努力用在改善人类的措施上，我们可以创造一大群天才！”1865年，他在《麦克米兰杂志》上写道：“我们可以为世界带来先知和文明的大祭司，正如我们可以通过让笨蛋交配而传播白痴。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之于那些我们希望产生的人，相当于东部镇上的流浪狗之于我们精心育成的品种。”
这些精纯的超人该当掌握世界的领导权：
世界上虚弱的民族一定要让位于更高贵的人类；就我们所知，即便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文明需要更能干的指挥官、政治家、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我们种族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半野蛮时代强，虽然我们出生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多了。在大大超出其能力的智能压力下，当今最重要的人也犹豫不定。
我们害怕英国自身也正在变成虚弱的国家在布尔战争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仅发现难敌少数持步枪的农民，而且，还证明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每千名新兵中就有403人由于身体欠佳不适合承担医疗服务后似乎变得尤其险恶。那些冒险进入伦敦贫民窟的研究者描绘了令人不安的情况，进一步放大了民族的焦虑。其中一位勇敢的探险者是美国小说家、记者杰克·伦敦。1902年，他假扮成一个无家可归者，走访了东区（他先找了托马斯·库克，库克拒绝组织去那儿旅行，声称自己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后，把自己的见闻公之于众。在伦敦清脆的散文中，穷人中的穷人的境况甚至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承认的还要糟糕：
不适应者与不被需要者！在社会混乱中垂死挣扎，痛苦的、被鄙视被遗忘的人。卖淫的后代——男人、女人和儿童卖淫，肉与血及火花与精神的卖淫，简而言之，劳工的卖淫。如果这就是文明能够给予人类最大的好处，那么，给我们咆哮和赤裸裸的野蛮吧。做荒野与沙漠，洞穴与下蹲的地方的人，也比做机器与无底深渊的人好得多。
伦敦的描写得到慈善家查尔斯·布斯的支持。布斯在去了贫民窟后，这样描写那里的居民：“他们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他们中间那些遭受重创的人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行走，充当乞丐或者打手。他们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服务，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往往破坏财富。”
那么，还有什么比限制这些人生育，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更自然的呢？高尔顿做了多次演讲，有一次他告诉满怀敬意的听众，优生学将会“像一种新宗教一样成为国民的良知”，确保“人类由最适应者代表。自然盲目地、缓慢地、无情地做的事，人可以有前瞻性地、迅速地，善意地做”。为了安排这一有前瞻性的和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高尔顿发起了大量的活动，写学术著作，甚至写了一部小说推广他的思想（他的小说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来被他的侄女给烧掉了。这部小说的“不雅”性质令她震惊）。他是优生学教育学会（创立于1907年）的幕后主使，该学会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聪明人。凯恩斯的朋友、年轻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在她1915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相遇在纤道上，只得从一长串蠢货中间走过。第一个人是个子很高的年轻人，他的样子很古怪，你会看他两眼，但是不会再多看一眼；第二个人曳脚而行，眼睛朝旁边看；然后你会意识到，那个长长的行列中每个人都是痛苦而没有能力的曳脚而行的蠢家伙，没有额头，没有下巴，脸上挂着低能儿的傻笑，或者野蛮地可疑地盯着人看。非常可怕。他们当然应该被处死。”高尔顿教导的另一位追慕者是剧作家萧伯纳。他写道：“现在，没有合理的借口拒绝面对这个事实：只有优生学宗教能够把我们的文明从以前所有文明遭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相信这场运动优点的并不只有知识分子。高尔顿的助手兼秘书卡尔·皮尔森兴致勃勃地写信给他的老板，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被视为常识：“多数受尊重的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如果子女身体虚弱，会说：‘啊，那不是一个优生的婚姻！’”1910年，在担任内政大臣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秘密提出让女王陛下的10万名忠诚但是不那么走运的臣民绝育。优生运动现在是一股真正的社会与知识力量，而高尔顿可以恭喜自己是这场迅速发展、致力于良好育种的运动之父。高尔顿有着仁慈的预言家的气质，在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每位与会者的徽章上，他的侧面像闪闪发光。
这个时期看似理性的乌托邦最重要最不祥的发展发生在科学与哲学的交汇处。这一新世界观的第二位预言者是德国解剖学家、作家厄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年）。这位水母专家广受欢迎的进化与生物学著作是威廉时代德国最畅销的书。他最成功的著作《宇宙之谜》在1914年之前就卖出了40万册。
海克尔于1900年左右成为声名鹊起的科普作家，但是他的事业是极富活力与乐观的19世纪的产物。像同时代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一样，他埋首于工作——这令第二任海克尔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痛苦地觉得这位科学巨人对她置之不理。读了1859年前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后，海克尔立即觉得这本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著作，并以传播该书的思想和加强其科学主张为毕生事业。他进行了几次大范围的标本采集旅行，并研究同事考察时带回的标本。他命名和描绘了几千个新物种，仅仅在北极圈“挑战者”探险后就命名了3500个物种。作为天才的设计师，海克尔给他的标本绘制了美丽的插图。
海克尔同高尔顿及他的偶像达尔文截然不同。他的知识守护神是诗人、科学家歌德，以及另一位德国人、伟大的全才亚历山大·冯·洪堡特——19世纪上半个世纪，洪堡特全身心致力于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个宏大的综合理论涵盖了宇宙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历史和思想。受教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传统，海克尔是一位严谨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一种新的、以所有事物都具有同样宇宙精神的思想为基础的伦理学。
海克尔最成功的著作《自然中的艺术形式》（1904年）在威廉时代每个优秀的德国中产阶级书架上都看得到。在这本书中，他用200多幅华丽的插图描绘了不同生物和自然现象的审美之美。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插图的制作花了好多钱，看上去很漂亮，但是风格也很微妙，更像新艺术风格的幻想，而不是科学作品。这些并不是无序的世界真实的植物和动物，而是活生生的优美瞬间，代表更高的秩序的指示，是一种宇宙精神，1910年最终与新教教会正式分裂的海克尔相信，这是他在进化之中发现的。
海克尔觉得，人类真正的任务就是学习根据自然的规则生活，而在当时，自然的规则在各地都遭到掌握权力的非利士人的藐视：
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构建的高级文化必须得记住要创造一个幸福的，即心满意足的存在……许多被认为不可缺少的野蛮习俗和陈旧习惯将会消失……战争、决斗、对教会的强制支持……国家的主要利益不再是创造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对艺术和科学最广泛的关心为基础，为其年轻人提供最完美的教育。技术的完善，连同其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明，将会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工合成将提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对婚姻的理性改革将创造幸福的家庭。
海克尔在写下最后的几句话时，心里很可能想着他自己不开心的家庭生活，但是，在他经过科学训练的眼里，未来是光明的，因为解决方法很清楚：他写道，政治只不过是应用生物学。
海克尔常常批评他的同代人尼采，认为后者低估了同情和怜悯的理论，但是他自己对这些品质的理解是很特殊的。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伯莎·冯·苏特纳的崇拜者，但同时，他的同情观念具有非常积极的基调。“从理性上说”，1904年他写道，“不能像现代法律书那样把杀死一个残疾新生儿视为谋杀。相反，我们必须将其视为相关人士及整个社会采取的明智措施，并给予赞同。”
正是这种自然的、几乎是泛神论者的虔诚、严格的科学思考和社会工程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尤其抓住了海克尔著作的优生学部分以及建设一个新的、摆脱现实混乱的、更纯洁、更好的社会。这些新一代的人将优生学思想变成习惯，并将其推向一个特殊的方向。科学演变成政治，海克尔的门徒威廉·夏麦尔（1857—1919年）宣传这一政治偏见：“自然选择的原则使得进化论非常重要”，他于1910年写道，“只是正当的理论与选择理论结合的结果，进化才成为了一种力量，尽管有强烈的反对、老旧的偏见和强大的利益，继续开辟新的道路……”如果进化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个人的价值仅在于其对人类的用途：
看起来个人似乎只是为人类执行一种功能，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对于人类的延续没有价值的个人被祝福早死。正如魏斯曼证明的，每一个物种的生命持续时间被调节得适合其需求……据魏斯曼的观点，死亡本身是以牺牲个人的方式为人类提供服务。这一自然法则，即让个人利益完全屈从于人类的利益，对于人类的发展也是真实的。
夏麦尔不怀疑文明抵触自然选择，造成“无用的人带来沉重的，不断增加的负担”，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个种族的平均遗传素质降低，这样，生存竞争要求的整体素质减弱了”。作者确信他的任务很急迫，对于那些颓废、目光短浅、认识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之无情的人，他没什么耐心：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口已经太多了）和女权主义者宣传的那些松懈的观点与舒服的习惯在白人文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白种人不仅不能在地球上扩展，而且无疑会……早晚要么在军事上被顽强的、人口迅速增加的黄种人打败，然后逐渐因其生育上的竞争优势给取代，直到（白种人）消失，或者，如果各方能够避免仇恨，生殖力旺盛的亚洲人和平移民……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必须采取措施。海克尔的另一位学生、伦敦国际优生学大会副主席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普罗茨（1860—1940年）概述了措施。在他1895年出版的《我们民族的卓越及弱者的保护》中，他以最高的普鲁士人的应用精神写道，不能把生育留给“某些意外事件，一个小时的陶醉，而需要根据科学确定的基本原则予以调节”。如果这样尽职尽责的交配产生了畸形儿，“医院……用少量的吗啡，让它好好地死”。
作为德国种族卫生学会的创始人和不懈的宣传者，普罗茨并不比其他学者更极端，他们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著作和文章。“我们不赞成任何虚假的人性”，公然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家西奥多·福里奇写道，“任何企图保存退化者和堕落者的人都是在限制健康者和强壮者的空间，压制整个社会的生命，增加存在的痛苦和负担，就是窃取生命幸福和阳光的帮凶。”人们相信，不杀死虚弱者则培养强壮者就行不通，在这里，尼采被用来支持那些好心杀人的人：“即便最认真地选择最好的人，如果不伴以对最坏的人的无情淘汰，也将一事无成……查拉图斯特拉说：‘不要放过你的邻居！’……所以，这意味着坚决反对那些平均水平以下的人，并在他们身上克服自己的同情心。”
一种新的男子气概？
优生学思想和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的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育率下降，引发了被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淹没的恐惧，并质疑——不符合逻辑，然而非常强有力——生育孩子少的丈夫们的男子气概。围绕男人和女人关系的质疑已经足以引起对颓废的社会混乱的恐慌，害怕人们已经不知道自然分派给他们的位置。奥伦堡王子（于伦伯格）那样的丑闻，以及虔诚的优生学者、因为被人谣传是同性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虏伯的自杀，造成了有权者道德堕落的印象。此外，神经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的浪潮及精神病学的崛起和性病理学的自由讨论，都造成了不稳定及人类走向衰弱的感觉。对堕落、虚弱和无男子气概的恐慌到处弥漫，它的背后是若隐若现的以机械为动力的糟糕社会，其中大批虚弱者、不适应者被大众娱乐和工业化削平所有区别、优点及价值的说辞所哄骗、催眠。优生学似乎提供了解决这些恐惧的办法。
如果说优生学思想在德国和英国很强烈，那么，它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讨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历史学家非常关注德国的优生主义，但是，最近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争论同样激烈，想法并不（比德国）来得更温和。
在法国，拉马克的遗产及其可遗传获得性特质学说在1900年左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低生育率导致法国人口崩溃的广泛担忧阻止科学家接受新马尔萨斯立场，不建议进一步限制那些他们认为低劣的人口的生育率。需要建立一个未来（工业、政治及知识）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优生学成了这种乌托邦社会工程学盛宴的一部分，法国作家对于国家的未来更为怀疑，因此也许就不那么倾向于想象这样的一个未来。
积极的优生学（实际上就是选择性繁殖）在议事日程上并不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涉及淘汰不适应者的时候，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并无二致。在一次废除死刑的辩论中（很快被高级司法部门给驳回，转而纠缠砍头和绞刑的优缺点），许多专家发表了对于处罚的总体看法及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看法。意大利犯罪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研究生物特征测量，确定他所谓的“天生的罪犯”，也就是那种不干任何好事的人，认为最好在这类退化的人一生下来就把他们关起来，或者立即处决。法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劳伦特热烈支持这个观点。他的辩说简单、有力：
如果你亲爱的狗患了狂犬病，你会杀了它——无论这个残酷的举动让你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是你杀死它是为了保护它不受伤害，使它免除不必要的痛苦。而在你的周围，自然以其风暴、饥荒及充当其刽子手的食肉动物的爪子和牙齿，对弱者和失败者实施大规模屠杀。自然要求社会杀了他们！人类的过去通过历史上的数百种声音对现在说杀死他们！
另一位专家、退休军医赞美行刑的效能，因为那有一种有益的副作用：“它使得（未来孩子的）疯狂敷衍者退出循环，通过避免孕育潜在的、感染了恶行的胚胎……从而是种族改良的强大因素。”
对优生学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保守的司法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提出采用优生学措施创造身体更健康的无产阶级。在法国，优生学思想这种有些令人吃惊的一面的代表人物是教育学家、活动家保罗·罗宾（1837—1912年）。罗宾是个天生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海军军官的儿子，移居比利时，做了教师。他靠当私人教师过活，涉足社会主义教育和理念，在日内瓦、伦敦、巴黎和比利时辗转了10年，一直参与政治行动，在日内瓦结识了克鲁鲍特金王子，在伦敦结识了卡尔·马克思，并和这些名人合作。然而，罗宾终于厌倦了共产国际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转而投身实际工作，担任一家孤儿院的院长，检验他的自由教育理念。这里不进行体罚，男孩和女孩一起接受教育、学习学术科目，同时了解各行各业。惊奇的参观者看见各种教育原则受到藐视，然而不得不承认孤儿院和孩子们都非常干净，学生快乐而自信。然而，他的上司接受不了他的改革态度，1894年，在服务了14年后，他被解雇了。
到世纪之交，罗宾越来越倾向于优生学教育，或者法国人所说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创办了再生联盟，在他创办的杂志上主张优生措施。在他从事大众教育和社会主义活动的那些年，他受够了痛苦和不公。然而，他从个人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吃惊的，他于1902年写道：“社会救助主要针对那些生来就这样，或者由于各种情况而变成这样，而且会永远这样的人。”
最糟糕的是，他们会随意生下众多孩子，这些孩子没有机会克服困难，所要求的种种帮助超过了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范围。而且，这让那些最严重的退化者，尤其是心灵脆弱者活下来……而以前的自然状态或者社会救助状况本来会让这些人自生自灭的。所有这些现在承受了巨大牺牲活下来的退化者，过的不过是人们连一个星期都不想过的生活，是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过的那种生活。
罗宾认为，社会不能让自己承担这样的重负。“各个国家为帮助残疾者、淋巴结核患者、梅毒病人和异化者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结果导致的改善甚至不足以给他们提供哪怕是痛苦的人生道路，”他怒喝道，“并耗尽种族的元气。这简直就是让社会衰落的组织机构。”
罗宾写道，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尤其是指出谁应该或者不应该生孩子，以阻止社会重新滑入野蛮状态。工人们由于生育大量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很快成为他们在职场的竞争对手，从而给他们自己增加了痛苦，因此，他认为，少生育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并补充说：“对于那些最糟糕的、无法医治的残疾人……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对他们采取人工绝育措施”。从来没有放弃过世俗原则的罗宾还从限制生育的必要性中总结出另一个后果，因为不适当的人生育孩子对社会构成危险，但是与生育相联系的欢乐无疑是好的、是健康的。1902年，他辩解说：
让我们确立这样一条原则，性享受带来的神经震动与其他的震动一样是积极正面的，没人拒绝予以尊重。一个人给予和得到性的乐趣，如同创造美好的、有用的、好的事物，或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欣赏美丽的风景、美丽的纪念碑、美丽的雕塑……聆听美妙的音乐，享受玫瑰、紫罗兰、茉莉花的馨香，或者吃苹果一样，是高尚的举动。
民族刻板印象总是令人恼火，有时候也很危险，但是它们也可以很好笑。德国的普罗茨博士骄傲地宣布性行为不再是酒醉时刻的偶然之举（可怜的普罗茨太太）；法国人罗宾则让他的同胞相信，他的新马尔萨斯派优生学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把性欲望从必要的生育中解放出来。然而，尽管法国首都享有欧洲最好玩的地方这一名声，罗宾具有强烈肉欲的性观点还是令他的同代人非常愤慨，不断导致他和权威人士的冲突。把性享受同生育分离、公开呼吁避孕，这位社会主义者分明就是在质疑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保罗·罗宾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妇女必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例如，在她怀孕的时候，自由决定是否保留腹中胎儿。妇女的自由是再生的必要条件。妇女解放、法律面前的自由、道德自由、公众意见面前的自由……本身就是人类名副其实的再生器。”
直到生命尽头，罗宾都保持着理性。1912年，他觉得他60又10岁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了，75岁的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虚弱的淋巴结核患者。他吞下了大剂量的吗啡。即便在垂死之时，他还努力记录自己的中毒症状，直到他被昏迷压倒。
和卡里卡克们共居一室
法国人为国家的萎靡不振揪心，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而“自由国度”的公民们则没有这样的忧惧。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人口规划显然令这个国家最有钱有势的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忧心。他们的经济支持使得哈佛大学顶尖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1866—1944年）于1904年在纽约的冷泉港创办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作为遗传和自然变异研究的实验室。
美国优生学家非常强调科学证据和评价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泽西瓦恩兰弱智儿童研究所主任亨利·戈达德（1866—1957）开发的评价标准。德国同仁根据戈达德提出的思想设计了名为智商（IQ）的尺度，将智力的测量标准化。这套标准描绘从傻瓜到低能儿、白痴和之上更好的状态。戈达德用他的方法分析他负责的一位年轻妇女“黛博拉·卡里卡克”的家谱，她的低能一直追溯到一位男性先祖与一位“无名的低能姑娘”的调情之举，医生认为，这导致了这个家族一代代的精神困境。《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研究》在同行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戈达德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也引起了轰动。他对艾利斯岛移民站的研究揭示，83%的犹太移民、80%的匈牙利移民、79%的意大利移民、87%的俄罗斯移民都“低能”。戈达德相信，针对严重的病例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方针：绝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纯粹的、优秀的、美国”民族。
科学家的压力和西奥多·罗斯福（他本人确信，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而言……完全不如白人”）等高层政治家的默许，以及健康食品生产商和优生学爱好者约翰·哈维·凯洛格等富有的商人为戈达德的思想成为法律营造了公众氛围。有几个州（密执安州1897年，宾夕法尼亚州1905年）都反复尝试制定强制绝育法律，但是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33个州中第一个成功通过这项法律的州，该法律适用于关在公共机构的“确认的罪犯、白痴、强奸犯和低能者”。几项绝育法律在律法上存在了几十年，估计在美国导致了6.5万例强制或者诡秘的绝育（诡秘的绝育术往往是在其他手术过程中顺带实施的）。最后一例强制绝育手术于1983年发生在俄勒冈。
俄国的学术气候和关注焦点迥异于西欧和美国。西欧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不断扩大的贫穷劳工大军的威胁，而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重要问题是，他们受到合法性以东正教会为基础的专制政权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不是反对下层阶级的增长，主张加强对他们及其生育的控制，沙皇的臣民更乐于证明所有人都源自同样的泥土，对创世纪有着合理的解释，因此，没有哪个人群能够宣称自己具有神圣的权力享有权。正如社会主义者尼古拉·米克哈伊罗夫斯基所认为的：
各民族的民间传统或多或少都赋予人类以高级的起源。达尔文说得对，人类血统神圣或者半神圣的民间传说只是一种幻梦，这种说法并不是对人类的奉承；对人类更大的奉承倒是人是从低等生物——从自然的深处发展而来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唯一承认人类进步的观点，其他观点都假定人类堕落了，令祖先蒙羞了。
在革命前的俄国，达尔文主义比优生学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议。这种情况在1917年当权者要求创造新人以后才发生了改变。俄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达尔文。全国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开始支持达尔文的假说，不仅产生了巨量的科学论文，而且也产生了也许是欧洲最大的达尔文科学圈，其研究和方法往往领先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尤其是在研究实验室方面。其中的一个研究实验室由伊凡·巴甫洛夫（1859—1936年）领导，他以其对狗的行为调节试验获得了国际声誉。
如果说行为主义是俄国研究的中心焦点，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受到激烈的辩驳。达尔文在俄国最杰出的批评者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切赫·亚历山大洛维奇·克鲁鲍特金王子（1841—1921年）。他当时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但是在他的祖国受到如饥似渴的阅读和讨论。他无疑是他那代人中的伟大知识分子。克鲁鲍特金的人生很不平凡，他本是精英学校学生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随从，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宫廷生活，他来到西伯利亚大草原，加入了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兵团，正是在那些漫长的清闲日子和去周围荒野游览期间，年轻的他观察到与达尔文生存竞争思想相矛盾的现象：
我想起西伯利亚动物世界给我的印象……我们目睹了很多适应——往往是相同的——抵抗不利气候环境或者各种敌人……我们目睹了大量相互支持的事实，尤其是在鸟和反刍动物迁徙期间，但是即便是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这些有大量动物群的地区，我也很少注意到同一物种的高等动物之间真正竞争和斗争，虽然我急切地寻找这类事实。
互相支持的思想、自然和社会中有趣的利他主义思想成了克鲁鲍特金社会哲学的核心宗旨。1902年他终于在题为《互相支持》的书中发表了这些观点。这位高贵的无政府主义者远非教导无情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是教导我们，围绕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动物最成功：
那些个体奋斗被降到最低的限度、互相支持的做法得到最大发展的动物物种总是数量最多、最兴旺，也最有未来进步机会。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互相保护、活到老年及积累经验的可能性、更高的智力发展、社会习惯的进一步增长保证物种的维持、扩展及进一步渐进演化。相反，那些不合群的物种则注定要衰败。
克鲁鲍特金在伦敦的第一届优生学大会上大声疾呼。他问道：谁对于人类更有价值，是那些尽力生育和抚养了子女的无产阶级妇女，还是那些竭力不生育孩子的名媛淑女？代表们仍然震惊于在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伦敦市长、美国大使怀特劳·里德主持的盛大会议开幕宴会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们并没有领会他的干预。宴会上的讲话者亚瑟·贝尔福是英王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及前首相，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有政治头脑的人”。在500位嘉宾抿饮餐后的葡萄牙红酒时，这位伟人发表的一通讲话令大家大为惊诧。这一次他不是把智慧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科学上。他提出了一些令优生学家们觉得出人意料的结论。贝尔福对他的听众说：“我们说适者生存。但它的全部意思只是说生存下来的都是适者”。然后他说，“你们仅仅考虑某些关于血统和祖先以及一个社会的健康和各组成部分的身体活力，由此得出一个最完美的社会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是对于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最浅薄的认识。”
优生学思想还有其他的批评者。英国医生、性学家哈弗洛克·艾利斯针对优生学家希望创造的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动物是由更高级的动物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实施优生交配的……我们说繁育优秀的社会学家很重要；的确，这无需多说。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繁育出来后，他们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吗？”文化怀疑论者、期待由优秀男女组成光明未来的马克斯·诺尔道也认为优生学家没能解决关于改善的概念障碍：
显然，我们无法把人工配种的原则用在人的身上……不存在公认的身体、智力完美标准。你想要身高？那么，你就得排除身材矮小的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前法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几乎是个侏儒；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
不用说，在创办受到国家要员和大贵族追求的国际性运动的兴奋气氛下，这些反对都没什么作用。优生学会议正常进行，以华丽的讲话和声明作为结尾，仅仅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之后，整个欧洲就产生了一批优生学会。看起来，采取措施的时机成熟了，谨慎论却不合时宜。
新男人，新女人
高尔顿的方法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点，强调功利性和冷静的统计分析，达文波特及戈达德等优生学家致力于试验和理论模型。但是许多优生学思想的追随者则从不同的视野——准确地说，从山峰，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居所——看待高尔顿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包括一些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顶着不确定的寒风，但是以勇气和勇敢为荣。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他们找到了优生学。
至此为止，无论往哪个方向看，我们总是在某个点上遇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遗产。当然，在山巅得到如此盛大欢呼的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人公。德国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1886—1956年）写道：“对于我这代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地震。”尼采对权威和基督教道德的反叛姿态已经对1890年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1910年的时候，他的危险魅力丝毫不见减弱。部分是由于其晦涩，伯特兰·罗素这样的英国读者对尼采感到恼火。罗素俏皮地说：“除了懂希腊语以外，尼采的超人很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
其他人则被令逻辑学家罗素非常厌恶的古典、神秘特质吸引。尼采以近乎预言性的敏锐感觉并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当代人及他们的孩子在战前那些年觉得特别压抑的忧虑：教会及其资产阶级传人的奴隶道德观；男女关系的不稳定改变；克服工业化社会中消费生活精神渺小的意愿和需要，创造某种更辉煌、以自知和放弃不必要东西为基础的东西。
正是这种敏感赋予尼采的著作这样一种真理感，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给了他们勇气的绝望的过度补偿。虽然，尼采的最好之处在于，他直指他那个时代的创伤，以响亮的声音，时而愤怒，时而滑稽，时而启示，当面诅咒官方文化如此推崇的那些石膏半身像们。他的修辞姿态更是诗人的，而不是哲学家的。换句话说，尼采有些自我矛盾，给他的思想强加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的，正如从莎士比亚戏剧、雪莱或者拉伯雷的作品中推演出一种连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样。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这都是他魅力所在。但是，对于这些人，康德与黑格尔、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些没有活力的思考就没有这种魅力。
身为一个路德会牧师的儿子，尼采喜欢狄俄尼索斯（酒神）代表的那种未来。狄俄尼索斯是狂喜之神，是生与死、舞蹈与毁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横扫一切虔信主义压迫和新教讲坛猥琐道德的狂野活力。尼采宣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价值不表现在对仇恨人类的痛苦之神的臣服，而是表现于意志的力量：“生活是挪用、伤害，是对陌生与软弱的征服，是压制、严厉，是其自身形式的强制、掺和，至少，用最温和的话说，那是剥削。”
尼采是优生学以及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先知。他声称，未来一个世纪将由“新生活派”主导，“它掌握最重要的任务，使人类进入更高的层次，并无情毁灭所有退化者和寄生虫”。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谈论的这篇文章中，他指的是瓦格纳之后的音乐、艺术复兴及一种新的酒神精神的文化，而不是政治和人口问题。他从来没有在著作中表示他对优生学的崇敬，并对高尔顿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嗤之以鼻。只有对于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愤怒能够使他的语言更加尖酸刻薄。他写道，反犹分子是“道德上的手淫者”，是些小小的“充满仇恨的人，是生理上不幸的人，陈腐不堪”，这些人的言词令他觉得恶心。他自称是“反－反犹主义者”，他以这个简短的句子结束他最后的一封信：“我要枪决所有的反犹主义者。”
“最高层次”的实现立即令我们想到臭名昭著的超人——被理解为就是他本人的可怕模仿、优等民族的成员。尼采的概念既没有种族特征也没有残忍的特点。它只是需要一个克服了平原“牧羊人”那种平庸自恋的个体，并发现，在他的精神之山上，必须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必须超越教条思想，追求纯粹的生命力量。超人不是统治者，而是探索者，其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我。
在尼采是蓄着海象胡子的、残忍的新活力论——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者披着北欧的毛皮，或者穿着雅利安人的长袍，或者是科学家的白外套——预言家的认识面前，上面的微妙解读显得苍白无力。这位诗人－哲学家被绑架了一百遍也不止，他是过度的字面解读的牺牲品，也是他令读者发现的那种意志力本身的牺牲品。
种族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期的科学著作中，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是如何的互相渗透。然而，争论一旦走出学院，这些壁垒就轰然崩塌了。
形形色色、不同民族的先知、哲学家和圣人利用孤立的科学事实和力量，操弄尼采那样的思想以适应他们的各种需求。像高尔顿、海克尔、达文波特这样的一些种族和遗传的空想家是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以科学共识的角度发言，其他一些人则寻求更为激进、更为黑暗的真理——他们声称他们可以透过古文明、星星或者神秘文件的符文认识这些真理。大多数这类神秘的作者（包括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鲁道夫·斯坦纳）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把对深色皮肤的蔑视掩藏在香与启蒙的烟幕之下。斯坦纳尤其把传播种族真理作为他在德国的数百场演讲的神圣任务。根据他根本上是进化的精神变种的教义，非洲人处于最底层，而欧洲人（准确地说，德国人）则位于顶端。他认为，“未完成的蜗牛或者阿米巴虫与完美的狮子”之间的对比本身就是荒诞的。无论如何，“黑人种族”“不属于欧洲”，而斯坦纳则宣称自己震惊于法国人对（其他欧洲人）做的事：“将黑人融入欧洲的可怕的文化平庸。这对法国自身的影响更糟糕。这对血统、种族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影响。这会进一步加快法国的衰落。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进化上）退步了。”
关于“黑人”的“强大的性动力”，神秘主义者说那是由于太阳，光和热，它们改变了非洲人的代谢，从身体内部使他们的身体沸腾，使他们的情感生活变得热烈，这种效果也可以解释他们的外貌，“这是由于反复无常的力量在淋巴系统内沸腾……这种（外貌）是由沸腾所致，把（与欧洲人）一样的、相似的人体变成埃塞俄比亚人种的特殊样子，黑色的皮肤，毛茸茸的头发，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犹太人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医生只是说：“犹太教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应有的寿命，在人类社会没有正当性，如果说它还幸存了下来，那么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错误，其后果是必然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谈犹太人的宗教，而更是指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乌托邦思想在中部欧洲常常具有政治和种族色彩。不断受到德国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民族主义争端的推搡，哈布斯堡帝国自封的先知不满足于自由恋爱和果仁饼。世界问题需要更宏伟、更激进的解决办法，在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和文化传统之中，种族纯洁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而遗传是必要的工具。种族是一个宽泛的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在使用它，可以表示从繁育或者阶级，到家庭背景或者生物预测和血统的各种事项。它即将获得一个狭义的意思，从而使之成为革命权利武器库的一件武器。
这些保守的种族主义－神秘主义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小说家圭多·冯·李斯特（1848—1919年；高贵的“冯”是他自封的）。在短暂失明期间，他在一系列的幻象中看到了世界的神秘面，发现了隐匿的真理世界。康复以后，他把他的发现写成一份备忘录，送到奥地利科学院，结果对方不予置评，原样退回给他。当权派对他的天才和高级知觉的敌意令冯·李斯特大为恼怒，于是他自己出版了他的书，并把余生献给赞美雅利安主义的美德，北欧优等民族的净化，和对抗“羊群民族”——黑皮肤的种族和犹太人。
像斯坦纳一样，李斯特也受到布拉瓦茨基夫人著作的影响；像斯坦纳一样，他相信德国文化承担着古代神话力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李斯特相信他通过对日耳曼语符的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并坚持认为，它阐释解开了宇宙的秘密，尤其是由最强大的万字符所象征的雅利安人的伟大历史。李斯特教导说，基督教使得人类精神远离了狂喜、性感，疏离了真正的灵性，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局限的办法就是回到早期的灵性形式——他认为这种灵性形式就是日耳曼人的雅利安宗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听到其他对现代性批评的回音。他认为，基督教即将毁灭“高尚的英雄民族”，
（德国人）孕育出一个奴隶民族，他们将堕入澳大利亚黑人的水平，采取沉闷的萨满仪式……由于我们当代人无法否认原始的自然法则，尽管我们身陷否定生命力量的宗教系统，一种扭曲的道德已经形成，以虚伪的现实外表掩盖隐秘的行为，显示现代生活所有的病态现象。我们已经开始对其空虚和净化感到恶心。
李斯特辩称，现代性没有发现却反而失去了选择性育种的原则。德国土地上一切有正常思维的人的目标就是收复德国神话所说的其文化的民族、种族基础，但是这个工程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今天的犹太人——可怜的混蛋，我们知道为什么！——都是些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任何将其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的努力的‘确定敌人’。”
在李斯特的宏伟蓝图中，“劣等民族”的成员没有公民权，不许拥有土地或者做生意，也不许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措施将帮助雅利安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承接长期被犹太人、共济会及天主教牧师阴谋否认的历史地位。那时，也只有那时，血统纯粹、祖先清白的德国人才能达到“纯种的德国英雄主义、圣杯及雅利安－日耳曼主义古代的高度”。作为这一追求的神秘印章，李斯特使用了古老的日耳曼语印度符号——万字符。毫不奇怪，年轻的希特勒是李斯特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李斯特喜欢在照片中把自己装扮为先知，蓄着胡子，戴着天鹅绒贝雷帽，而他的学生、被免职的神父、歇斯底里的反犹太主义者、男爵约翰·朗斯·德·李本菲尔斯博士则喜欢穿着假冒的中世纪骑士斗篷，胸口戴着马耳他十字架——考虑到他的秃头和金属框眼镜，这种装扮很不协调。李本菲尔斯着眼于科学遗传和摩尼教神秘主义之间的断层线。他宣称，在古巴比伦帝国时期，优越的雅利安族与类似于侏儒，携带着邪恶的、已经灭绝的动物进行交媾，这个罪过带给世界非金发碧眼、非北欧的种族。在其1905年出版、别出心裁地题为《神动物学，或者论索多玛小猴子与众神的电子》一书中，李本菲尔斯辩称，高等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始兽性和邪恶的污染，那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身上的、还不被理解的感情：
正如每个雅利安人一见到蒙古人扭曲的杯子，或者黑人的怪诞模样，就会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排斥感……同样，任何一个劣等民族的人一看见白人，双眼立刻燃起古老的、恶毒的仇恨。一方感到自己的优越性，认识到自己的神圣起源，另一方仍然怀着尚未驯服的、野蛮的猿猴感情，这种古老过去的遗传，在这个时候就苏醒了。
这种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善与恶的永恒斗争，更进一步为最近的科学发现，如放射、X光和电气现象等提供的“证据”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