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野兽派的种族思维不是神秘怪人的领域。担任过几所著名大学主席、受人尊敬的病理学家雨果·罗伯特声称：“在每一个方面都完全健康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恶劣或者邪恶的行为；他的行为一定是好的，也就是说，恰如其分地适应于人类的进化，与宇宙相和谐。”议会的维也纳成员、厄恩斯特·海克尔的私人朋友、哲学家巴索罗缪斯·冯·卡内里声言：“整个人类部落低于动物……大象、马和狗的精神活动明显比最低等的人类发达。”科学和文学界内部发出的这种声明很多，而在学术界边缘，奥托·魏宁格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之流具有种族动机的伪科学畅销书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身处天主教和民族冲突交汇地的奥匈帝国产生了一种特别神秘的种族主义思想，成了整个西方的争论的固定部分。法国的毛里斯·巴雷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俄国的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等斯拉夫派思想家像他们的德国同行一样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沿着不同的路线表达自己，遵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争。
然而，优生学和种族主义思想的知识角点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普遍忧虑。传统宗教模式的接受江河日下（目睹了1905年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科学越来越取代宗教成为理解世界的主导范式。同时，城市化、消费社会的平庸和匿名性造成了对新模式的需要，以应对变化和旧的确定性的消亡。任何假装能够对现代化的知觉退化提供解决办法的理论都必须使用科学术语：根据进化机制甚至电来解释生活。同时，它还必须解决也许是个人层面感觉到的最深的变化：男人和女人关系的变化，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达尔文思想和遗传理论为此提供了理想的工具，因为它们把性角色和机制置于人类历史的中心。
多亏达尔文，世界及其弊病和目标可以从性别角度得到解释。民主化的教育与娱乐文化的同等化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从感知到“低等种族”接管了原本被视为欧洲的高等文化并从威胁中找到了对手。对于普世人权的要求和伯莎·冯·苏特纳的和平运动可以做出这样的反击：生存斗争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建构，而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的规律。变化的道德准则可以从种族纯洁性退化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妖魔化；个人主义可以以种族需要和未来优先于个人快乐而遭到拒绝。毕竟，这是科学：客观事实，情绪或者更微不足道的忧虑对它无懈可击。在一个去魅的世界醒来的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理论家企图剥夺他们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最后一项人权，即生存权。
十四 1913年：瓦格纳之罪
今天的人类……眼见进化及其疯狂的加速，正如所有朝着深渊的坠落都加速了。
——皮埃尔·洛蒂《全球性眩晕的一些方面》
我非常讨厌那个说什么“野蛮创造”的人，他还丑陋地强调“野蛮”这个词。只有基督徒才说得出这种话。至于我，我为我自己同其他动物亲近的血缘关系感到骄傲。我对我的类人猿祖先怀着一种既嫉妒又自豪的感情。我喜欢觉得我曾经是一个生活在树上的壮丽的毛茸茸的家伙，在地质时间中经过海蜇、蠕虫和文昌鱼、鱼、恐龙和猿猴的阶段，才形成了我的样子。谁愿意用这些去交换伊甸园那对苍白的夫妻呢？
——W. N. P.芭比莱昂1910年7月22日《日记》
1913年9月4日，有远大抱负的作家、德国南部斯瓦比亚一所省级小学尽职尽责的校长厄恩斯特·奥古斯特·瓦格纳一早醒来，起了床，拿起一根短棒和一把刀，屠杀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然后，他骑上自行车，来到附近的火车站，还记得买了三品脱牛奶第二天喝。他看望了自己弟弟一家人，跟他的弟媳一块儿喝了一罐啤酒。一个侄子给他看新建的兔棚。骑了很长的路，寄了一些信之后，瓦格纳于晚上11点到了小镇穆尔豪森。他曾经在这里教过几年书。他放火烧了4座房子，从旅行包里拿出两把毛瑟手枪，朝街上的人射击，击毙8人，伤12人，最后被一名警员和几个当地人制服。他在搏斗中受到严重打击，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遂把他丢在一边。警员意识到他还活着，遂逮捕了这个身负重伤的杀人犯。他苏醒过来，但是拒绝说话。
在做出血腥的疯狂举动之前，厄恩斯特·瓦格纳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正常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公民、德国的成功故事。他1874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已有11个子女的农家，后来这个聪明、活泼的男孩上了师范大学。在担任了一系列的初级教师职位后，他步步高升，在27岁的时候成为了一所很好的省级学校的助理教师。他写过诗，还尝试写过历史剧。1903年，他与一位家境小康的旅店老板女儿成婚。这个时候，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的小小学校的高级教师，他已经是一个有家有业的可靠男人，一位珍贵的社会成员。
然而，他的人生故事还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叙述方式。他两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没有能力养活一个饥饿的大家庭。母亲奋力建起一个小商店，但是经营失败了。她投进一个个男人的怀抱寻求庇护，嫁过一个男人，又以离异告终。她敏感的儿子目睹了这一切，因此对女人、对信任、对性抱着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年轻的成人，他怀疑所有人。由于“极度的神经兴奋”，他在瑞士游逛了半年，拼命恢复平静和对生活的热情。
回国后，他一无所获。他多疑、傲慢、易怒。助理教师的地位让他感到屈辱，孤独中的欲望和自我厌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把性欲发泄到农场里的动物身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各种文学作品，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之中；只有在附近的酒吧喝几瓶啤酒能够让他有所放松、变得友善一些——竟至于旅店老板的一个女儿为他怀了孕。他受到处分，被调往另外一所规模更小的学校。这时候他已经是校长了，他觉得应该娶那个怀着他孩子的年轻女人。他鄙视她，也鄙视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学生。他鄙视所有人。为了摆脱教农民孩子基础知识的苦差，他比过去阅读得更多，把年收入的四分之一都用在买书上。他犯罪以后，警察发现他有数百本藏书，包括德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古希腊作家、莎士比亚、马克西姆·高尔基、厄恩斯特·海克尔、亨德里克·易卜生及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著作。他还写了《圣经》主题的舞台剧及尼禄皇帝的生平。由于找不到人传播他的作品，他就自己掏钱出版。他确信自己注定会成为伟人。
这位年轻的教师出了名地急躁和狂妄自大。人们听见他在当地的旅店叫嚣：“歌德？席勒？我才是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穿着奢华的衣服和黄色的鞋子。在一个以居民勤劳但鄙俗著称的地区，他这个当地人则坚持讲标准德语而不是斯瓦比亚方言。周围人不知道他暗地里常常带着枪。他确信人们在背地里嘲笑他，调侃他，阴谋伤害他。他已经谋划杀人几年了，偷偷地购买了子弹和枪支，去森林里练习射击、侦察地点，计划决定性的那一天的每一个步骤。他终于决定了9月末、暑假结束时的一个日子，好像他期待几天后恢复教学似的。
谋杀13人的惊悚事件成了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头条新闻。法国报纸《巴黎的中午》以之为打击宿敌德国的绝佳工具：“生活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如果加上生为德国人的不幸，甚至可以说生活很可怕……这个人疯了吗？即便他是一个怪物又有什么关系？杀了他！甚至用两天的时间谈论他对他都是太大的荣耀。”整个欧洲的报纸（新闻性的浅薄知识分析至今也没多大改变）都在报道、惊呼、推测这位教师和另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怀着世界末日幻想的瓦格纳先生之间的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杀人犯被送到了一所精神病医院，由该领域一位杰出的医生、图宾根大学的罗伯特·高普给他做检查。病人的外貌和举止令医生非常吃惊：“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位可怕的、具有动物般残忍的邪恶之徒，因此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但是）他被领到我的检查室的时候，我马上明白我错了。来人表情严肃，他悲伤地歪着身体，有一种威严感；他彬彬有礼，一副准备接受一切的样子。他的整个行为举止都表明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高普的任务是裁定瓦格纳是否会面对死刑，但是这位精神病医生的报告很快明确犯人不能为他的行为负责。瓦格纳的案子结束了，他被监禁在文内罗尔精神病院。
厄恩斯特·瓦格纳不只是一个残忍的偏执狂，也是一个极擅言辞的人，这个事实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深入了解他的动机。他在那个血腥的9月4号下午寄出的邮件包含了三封为自己行为辩护的信。除了戏剧以外，他还写了一部冗长的自传，揭示他的计划比人们当时认识到的要雄心勃勃得多。他本来计划杀死穆尔巴赫村的所有男人，然后杀死弟弟全家（“我在他家会像死亡天使一样，我是仁慈的天使”），再乘坐劫持的火车到附近的路德维希堡镇：“我杀进城堡。我杀人。我纵火，自己也被烧死。……我可以睡在公爵夫人的床上烧死自己，所以我希望公爵夫人很年轻。”
但是，是什么迫使他在农村的斯瓦比亚腹地造成大灾变？瓦格纳本人的信件和他对自己生平的叙述阐明了他的动机，描绘了他那个时代一个境遇最差最悲哀的孩子的生活。谋杀案当天寄出的有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人民”的：
（地球上）人太多了。一半人应该被立即打死。他们不值得养活，因为他们只是腐烂的肉体。在人的所有造作物中，人自身是最糟糕的。我是因为看到我自己可悲的样子才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丑陋、软弱、有病的人令我觉得多么恶心。
这种痛苦来自哪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它来自性变态。今天的一代人受到他们的性的折磨。
瓦格纳声称，杀死自己家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到他自己的迫害者伤害的必要之举，是出于对会落入他的折磨者之手的无辜孩子的怜悯考虑。至于那些穆尔巴赫人，他是为了清除他的耻辱，报复被迫娶自己不爱的姑娘并被发配到另一个小村庄的小学校带给他的屈辱。他在信末写道：“最后我允许自己以友好的方式记住我自己，并对自己做出如下判断：排除生命中的性因素，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我是最好的人。”
那必须从他的生命中去除才能显示其道德纯洁性的“性因素”是什么？对此，瓦格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阐述：
这样我就可以立即摆脱这一忏悔：我是一个兽奸者。我已经愉快地把这件事讲出来了，我再也不想提起；你的鄙薄比不上我一分钟的自我轻视。我的自我轻视和悲哀使我头发都白了，而我才34岁。这就是我受罪的时间长度。我请求你：把拿撒勒人从他的十字架上取下来，把我钉上去，我的身体是痛苦铸就。是的，想到各各他（注：耶稣被钉死之地）献祭的羔羊，我只能微笑。
毫不奇怪，高普医生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人格的这个方面。他是同性恋者吗？他真的一再搞兽奸吗？他没能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村里人都不肯说什么。只有他的临时女仆说有时候他的靴子非常脏，“好像踩到了牛粪”，还有一次她发现他的衣服前胸有短短的、像是牛毛的红色毛发。精神病医生觉得这已经足够说明瓦格纳希望惩罚他的母亲：“你就是这么脏。这就是性，如此深刻地肮脏，如此污秽。……这就是你，我的母亲，在父亲不在以后，同男人们干的事。”
无论这一诊断是否准确，有一点是肯定的：瓦格纳本人留下来的汇集了疯狂咆哮和极有针对性观察的作品中弥漫着对他自己的性欲的反抗：“神经的痛苦（即神经衰弱症）不是酒精引起的，不是大城市运作方式引起的，甚至不是商业生活的匆忙和忧虑引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性罪恶，性堕落。”他也为自身的欲望所困扰，他非常厌恶它们，甚至不能写出来：“我满心都是欲望和渴望”，“‘出轨’（兽奸）并非没有在我身上留下痕迹。像手淫一样严重。我的天性太脆弱了，我的良心受不了”，“很奇怪：我已经做过好几次污秽行为了，可是想起来却觉得这么尴尬，没法（对它）稍作分析。”他的渴望是一种病，令他内心腐烂。“你知道，我的病令我感到羞愧。我病得很重，已经病了17年了（也就是，从14岁开始），病得治不好了。然而，我的病似乎并不是致命的。我必须得让它置我于死地，否则它就跟我没完没了。”
不沉迷于自我厌恶的时候，他就在脑子里设想可怕的复仇和流血的场景。在他的梦想中，他是一位罗马皇帝（“我肯定会创造历史”），更是一个宇宙妖魔：
我希望自己是宇宙那么大那么高的巨人。我要持一杆发光的矛，把它戳进地球的体内。我要从两极，从地球的眉头到脚心，把它刺穿。我要割开赤道的腹部；我要挤压地球刺破的身体，熔岩会从所有的洞口奔涌出来，我不介意我的手被灼伤。你听见我说话吗，老耶和华？我是白崇拜你了吗？你没听见那群庸俗的人在怎样嘲笑我吗？让我力量的毛发长得像最长的彗星尾巴那样吧……
这段文字中粗糙的性意象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典型。说到底，一切都跟性欲有关系（“我几乎忘了连电也是性，它的要素造成联系”），一切都病了。“人类的综合变革势在必行。正如老城市毁坏的房屋和街道被拆除……我锐利的目光能够识别所有病态、脆弱的东西。如果你让我负责，所有的芽孢杆菌都逃不掉。我的良心里可以放上2500万德国人，而它不会比之前重一克。”“遗憾！——我刚读了我的尼采，当然，我读的时候感受到美食家的心灵面对这样的文本时的愉悦……对病、弱、残的同情就是犯罪，首先是对那些被同情的人本身的犯罪。”
瓦格纳对自己的弱点并非视而不见，他并没把自己排除在这一普遍的控诉之外。“我在自己的（死亡）名单的最前头”，他平静地说，并说自己希望带走“整个受到死亡折磨的神经衰弱症群体”。在他比较平静的时刻，他甚至能极好地分析自己的困境：“无力感产生了强有力的语言，最汹涌的乐声出自名叫偏执的喇叭。”然而，很快阴暗的思想又会令他的大脑混乱，虽然他自己的感觉刚好相反：“我越来越理解流血牺牲的奥秘，它清洁并‘洗去我们所有的罪’。谋杀似乎是一种崇拜，不是作为疯狂的奴役，而是出于理性的天堂。”
瓦格纳校长在文内罗尔精神病院又活了25年。他写了一部名为《疯狂》的剧作，讲述巴伐利亚悲剧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妄想世界，并和他信任且视为朋友的精神病医生保持定期通信。晚年他似乎相当清醒，称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精神错乱感到震惊。剃去小官员式的八字胡以后，他看上去很和蔼，更像是当地的牧师，而不是一个杀人狂。
反转的法官
精神错乱朝时代举起了一把扭曲的镜子。个别因素膨胀，怪诞地不成比例，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彻底消失了。在瓦格纳的例子中，性焦虑和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包装在那个时代能够提供的各种外衣中：优生学的“淘汰”病、弱者；伪尼采的权力崇拜；科学的宇宙是性（电有正负、阴阳两极，瓦格纳也把女人称为“负性的人”）的概念；从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欲望的角度诊断神经衰弱症和退化（战前那些年的两大学术主题）。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一切最终都是性，反映他作为一个性存在的自我厌恶和不足。病人自己对于由厌恶产生的暴力自大狂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无力感产生了强有力的语言。”
另一位精神病人——他与杀人狂校长既很不一样，又很相似——的回忆录使其作者成为了战前德国最著名的一个案例的主角。丹尼尔·保罗·施雷伯（1842—1911年）很有口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成功的男人和社会的栋梁。施雷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儿科医生，他毕业于法学院，1893年成为莱比锡上诉法院院长的时候，才51岁，还比较年轻。早在9年前，施雷伯竞选议员失败后遭受了精神崩溃。现在，面对这份要求很高、迫使他更勤奋工作以证明自己的新工作，他的神经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经典的职业性神经衰弱病例。他无法入睡，开始产生幻觉。很快，他就住进了精神病院，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真正的殉难。
由于被剥夺了任何探望和同外部的接触，优秀的法官生活在一个由鬼神、耳语消息、幻象和间歇性的强烈觉醒状态构成的私密世界。他由法院监护，并被转到另一所医院。在这里，他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因此他要求出院，并给相关的法庭写了冗长的请愿信。他也着手细致地撰写他的信念、他的痛苦、他的世界观。他原本是为了让他的妻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产生了出版的想法。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以后，他的案子由一位新的法官审理。这位法官裁定，虽然施雷伯的世界观显然很古怪，以至于他被视为疯子，但是，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其个人的疯狂。施雷伯被认定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构成威胁，因此被正式释放。1903年，他成功地出版了他题为《我的精神疾病回忆录》的书。
施雷伯的坦白是一位高度理性、一丝不苟的人对于幻觉和感觉——他认识到，它们被视为病兆，而他却觉得完全真实、合理——的分析，因此更引人入胜。这本书有22个清晰的章节，包括大量的脚注、附录和交叉引用，还明智而老练地引用法语与拉丁文文献，博学的法官企图在本书中整理他的内心宇宙，向世人说明他被上帝选中在世界的拯救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天气和其他外部事件都受到他的影响，或者是上帝给他的信号：“写到这里，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其他人可能会把这看作是我的病态想象。因为我很清楚，认为一切都同自己有关的倾向在精神病人中间很常见。然而，在我这个例子中，很简单，情况刚好相反。”他在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时，冷冷地说。
施雷伯解释道，人的心灵存在于神经中，任何人（实际上，任何存在）都是通过这些神经同最纯粹、最强烈的神经能量形式——上帝进行交流。纯洁的生活使人的神经变得白而光亮，不纯洁的生活则使它们变黑，最终扼杀它们。在地球上，这种现象表现为一般的紧张和道德堕落的增加，这最后会对神圣领域本身构成危险。一旦大多数人的神经都堕落、变黑了，上帝就没有选择，而只得发起一场灾难，用少数获选的、纯洁的个人重新来过。
施雷伯第二次决定性的精神错乱发生在一个早晨，当时，他还躺在床上。“做个服从于性交的女人肯定真的是件大好事”的想法突然吸引了他。这个念头没有消失。他相信，在世界的新起点，他注定会是一个女人，会怀上上帝的孩子，这些孩子会是新的人类。作为对这个事件的准备，去雄的过程已经通过神圣的神经能量射线启动。躺在床上的施雷伯觉得一阵阵的“女性欲望”浪潮淹没了他的身体，觉得他的性器官缩进了身体，乳房肿胀，身体本身也缩小到女人的高度——由于被黑暗的神经能量污染，这个奇迹总是在第二天早晨“逆转”。
当然，黑暗的力量是有的——治疗他的医生就是它们的密使之一——它们还派了虚幻和混乱的怪力乱神来迷惑他，其中最常见的是“匆匆拼凑起来的人”和“小人”——他们只不过是些短命的人形精灵，前者显然有正常的身高，后者则只有几毫米。在他为争取新世界的史诗般的战斗中，其他外伤性苦难还包括他被病人和看守当作“女性妓女”，被嘲笑地称作“施雷伯小姐”，经历他自己的性感女性和他男性尊严对去雄过程的反感之间的冲突。
出院以后，施雷伯确信自己正在成为女人。因此，穿女性衣服就是为他未来的角色做准备的明智之举。“从那天起，我有意识地以培养女性气质为职事，只要环境允许，我都会继续这么做；那些不懂得这种超验原因的人，愿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吧。一个人如果有机会选择做一个有男人外表的愚蠢男人或者做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那他肯定会选择成为后者。然而，这，也只有这，才是问题。”在家里平静地生活了几年以后，这位前法官遭遇了中风，之后他在另一所精神病院度过了几个月痛苦而困扰的日子。他于1911年去世。
施雷伯病例已经被写得很多了，西格蒙·弗洛伊德写得尤其多。在施雷伯去世当年发表的关于这位病人的文章中，弗洛伊德认为施雷伯迫切希望得到他极其霸道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施雷伯把他等同于上帝）的爱，从而导致他想成为一个女人，以求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弗洛伊德可能说得对，同一位强大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对施雷伯的病有影响，但是他的分析似乎太轻易、太简单了。施雷伯的幻觉中有父亲虐待的痕迹——他体验到的一个现象，即“胸部收缩的奇迹”时，他觉得他的胸腔被一种外部力量压碎了，让人联想到儿童时期令人不安的经历。
施雷伯的父亲是一位儿童教育家，他狂热相信规训孩子、控制孩子的“天然本性”，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培养子女的方式。莫里茨·施雷伯写道：“孩子的心中绝不能闪现这样的念头：以为他的意志可能占得上风。”在诸如《家中的朋友：作为教育者和家庭幸福及高尚男人引领者》（1861年）等著作中，他倡导“纠正”孩子站立姿势及行为的新玩意儿：床带、下巴带，以及保证直背的装置。他的儿子丹尼尔常常被迫被绑进这种酷刑设施，以使他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坐直。当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本人最大的利益。这让人想起威廉二世童年的苦难，为了训练他钢铁般的意志和迫使他发育不良的手臂生长所采用的那些机械设备、动物尸体以及没完没了的骑术课程。
莫里茨·施雷伯不仅仅是丹尼尔童年的大暴君。他还是举世尊敬的科学家、创建了一所医科大学的圣人、一位多产的作者、给工人子弟分配蔬菜园运动的发起者。一位残酷独裁的父亲的影响当然是施雷伯病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哥哥在30多岁时自杀），但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与神一样的、抑制性的父亲角色有关。像厄恩斯特·瓦格纳一样，施雷伯对自己的性功能缺失忧心忡忡。他和妻子没有生育子女，这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悲伤。他回忆录中有些篇章暗示他阳痿。
如同杀人狂瓦格纳的世界一样，他的世界是一个性的世界，虽然控制性因素不一样。瓦格纳幻想全能的男性气概，幻想成为恺撒和穿透地球（如他所知，地球即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盖亚）的宇宙巨人，杀死所有病、弱者，包括他可怜的自我，而施雷伯则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无力承担作为男人的角色及相应的社会和职业责任——他的两次精神失常都是由于过度劳累和外部期待的压力所致，一次是作为议会的潜在成员，一次是作为上诉法院的院长——他退缩到他觉得更真实更容易的身份：女人的身体。
在施雷伯笔下，男人整体上不怎么样。他幻想医院病房里及街上“匆匆拼凑起来的人”都只不过是一种征兆：男人自身只是暂时性的存在，终究会化为乌有和（女性）想象中的虚构人物。在一个社会模式变化、因此男性身份随之变化的时期，施雷伯认为他和其他人作为男人都无法生存下去。显然的解决办法就是变成女人。
杀人犯校长和温柔的法官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两人都以科学术语进行想象，都相信紧张和道德堕落的双重罪恶将带来世界末日。在施雷伯的神学中，神经是核心概念，神经也是更广泛的、受到现代生活影响的公共讨论和科学思考的核心概念。作为病症的神经衰弱症不仅不成比例地影响到火车司机和电话接线员等技术工人，也影响到施雷伯这样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同样，其他病人的报告也显示铺天盖地的性焦虑和“异常行为”（手淫、同性恋）问题是许多病人患病的动因。从托马斯·曼的魔山疗养者到骚乱的女权主义者，性和“紧张”无处不在，就在表面之下。
发挥影响的机器
两个男人、两个德国专业人士只是1910年左右精神错乱及疯狂想象的代表性样本。当一个女人心神错乱的时候，她会想象什么呢？俄国哲学学生、弗洛伊德精神病医生维克多·陶斯科的病人娜塔莉娅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答案。她的幻想显示了时代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对男性无所不能或者彻底无能的一种装点。陶斯科医生注意到：
她声称自己六年半来一直受到柏林制造的一种电动机器的影响……它有人体形态，实际上，是病人自己的样子，虽然并非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机器的躯体是盖子的形状，类似于棺材的盖子，衬里是丝绸或者天鹅绒……她看不见头——她说她不确定，她不知道那个机器是不是有着她的头……机器的特出之处是，它由某个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操作，机器身上发生的一切也都发生在她身上……在早前的一个阶段，通过操作机器的生殖器，她产生了性快感。
通过一个案例推测普遍情况可能很冒险，但是娜塔莉娅的案例显示了其他女性作品中显见的特质，例如早前引用过的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的童年回忆。有无数的年轻女孩在自述中描写感觉被关闭起来，好像被活埋一样，被外部力量控制，表示很讨厌这种控制。在娜塔莉娅的心中，这种感觉成了机械化和中心控制时代的一个具体比喻：她被监禁在一个棺材一样的机器里，被人从远处操纵，体验到各种恶心的触摸，干扰思考、阅读和写作等自主活动。男人觉得失去了控制，而娜塔莉娅这样的女人即早期女权主义者则不能逃脱控制她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无名威胁。
娜塔莉娅，甚至女人，都并不是唯一体验到机器巨大影响力的人。在现代城市被控制的、控制性的环境里，遥远的控制已经成了生活的事实。另一位精神病人罗伯特·杰伊把控制他的机器画了下来，那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形象。有着恐怖牙齿、控制一切的头部分是神、部分是皇帝、部分是工业装置，它被连接到一台有调节器、烟囱和蓄水池的机器上。它的嘴和前额通过电缆一样的东西同下属连接。整幅画作有着玛雅神庙中楣的那种古老力量。它们的肠和头显然由左边那张度量表测算出来的电流控制。它们都拿着武器，做出惊人的攻击性姿势。中心机构的一个脉冲就足以启动一切。
阿帕奇和其他流氓
法国人把精神病人称为异化者。作为西方正在出现的新的工业社会，一个其运行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工程师和化学家、公务员、统计师、医生和律师为基础）的社会，那些没有融入、也许无法融入这一个新的、理性的、有秩序的共同体的人引起了特殊的关注。在科学似乎保证所有文明人都伸手可及的、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刻，外部人尤其是疯子和罪犯不仅仅是麻烦，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威胁到理性文明的有效性和自我形象。
与欧洲和美国的神经衰弱症现象同时存在的暴力犯罪的增加也是大众想象持续关切的内容。论者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尤其是年轻犯罪分子一年比一年更加不计后果，更加野蛮残暴。报纸登载的著名血腥罪行故事只是大众津津乐道的犯罪和暴力的一种表达。销量上百万的巴黎《小报》以12%左右的篇幅及许多的插图标题页刊登谋杀、抢劫、强奸故事，从伦敦的《每日邮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报》，耸人听闻的犯罪无处不在。
大众化报纸最喜欢的黑帮故事和恐怖故事莫过于巴黎街头那些惊动一时的黑帮了。这些阿帕奇是青年人组成的互相竞争的松散团伙，他们及其头目以在法国首都的中心地区进行残忍的暴力抢劫和斗殴而闻名。警察管不着“他们在马莱区及周边工人区的地盘”，夜晚的城区则完全是他们的天下。1902年竞争的帮派之间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械斗之后，这些年轻的歹徒一时声名鹊起。
记者维克多·莫里斯把这些青年团伙称为“阿帕奇”。漂亮的妓女玛丽－哈米莉·赫莉改换了保护人，和博乒库尔街阿帕奇头目、外号来萨的年轻人结盟，引发了两派之间的恶斗。她被冷落的前男友发起报复。两个团伙冲突期间，几个成员被刀刃，之后，两位主角被逮捕，被判流放卡宴。但是，此时，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了一则都市传奇。巴黎北方剧团把阿帕奇的故事排演成一个场地表演，邀请真实的玛丽－哈米莉·赫莉出演主角——她差一点就成了自己舞台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她从来没有出演这个角色。警察局长以公众道德考虑为由禁止她露脸。
阿帕奇们，“工业化规训最后的反叛者”，成了法国所有威胁的象征。1907年《鲁贝杂志》的头条消息是“整个法国都在阿帕奇们的摆布之下”，而1910年社会主义立场的《人类报》则抱怨“阿帕奇们是街道的主人。他们损伤、残酷对待、伤害路人（而不被处罚）”。同时，发行量很大的《晨报》的办法则是戏剧性地向断头台妈妈呼吁：“她深深地睡着了，浑然不觉……醒来吧！这是法国所有受害人的呼声，大众阶级的吁请，最近发生的犯罪事件令他们愤怒！”
报纸迅速创造了整套的阿帕奇传说，巨细无遗地报道其头目的生活和性格，甚至具体的抢劫手法，例如有一种战术是向富有的路人询问时间，然后掏他的腰包，而一位帮凶则从背后接近受害人，用一条丝巾勒住他的脖子。
1910年的时候，原来的阿帕奇们——至少法国公众觉得——被取代了。巴黎这个新团伙的头目朱勒·博诺（1876—1912年）很快以最残忍的罪犯闻名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其曲折的职业生涯中，博诺曾经担任亚瑟·柯南道尔的司机。他是担当头号公众敌人角色的完美人选。他是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械师，用偷来的车进行他那些惊悚而血腥的抢劫行动。他是公众恐惧的理想化身。
汽车第一次被犯罪分子用作逃跑和作案的工具，公众的反应非同寻常。当博诺和他的同伙掀起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犯罪狂欢时，这个国家的报纸追踪他的每一个步骤。
1911年12月21日，一位年轻的送钱邮差在奥尔德勒街遭到袭击，重伤；12月31日，博诺及一位同伙在企图偷车时受惊，杀死了司机及一位守夜人；1月3日，两位黑帮成员入室盗窃，杀死了一对富有的夫妻；2月27日，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前，一位警察为超速行驶罚单争执被枪杀；次日清晨，黑帮在偷窃一只保险柜时被迫逃走；3月25日，黑帮袭击并杀死一位司机、车主，之后闯入尚蒂伊的兴业银行，逃跑前枪杀了3名银行职员。
暴力犯罪活动不只是让法国报纸疯狂，尤其是在一个帮伙头子屋大维·卡尼尔冷冷地给《晨报》写信，向警察发出公开挑战之后：“我很清楚我搞不过你们，我是弱小的一方，但是，我要让你为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
1912年4月28日，黑帮的好运终于到头了。负伤的博诺和一个同伙躲在巴黎附近舒瓦斯－勒－鲁瓦的一所房子里，他们遭人出卖，被15名警察包围，很快当地人持猎枪加入了警察的行动。已经跟踪了罪犯6个月的警察局长路易斯·勒平力求万无一失。一个持重型机枪的炮兵团奉他的命令出动。很快，数百名武装人员加入了包围行动。
包围（博诺）的消息迅速传遍首都，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为观看血腥的历史时刻，乘火车赶往舒瓦斯－勒－鲁瓦。午后，有3万人目睹了包围行动和零星的交火。他们从安全的距离观看一位勇敢的中尉在一车草的掩护下，偷偷爬向房子，并在外面放了炸药棒。两响爆炸声震动了大楼，随后警察迅速冲了进去。进屋以后，进攻者们发现博诺流血不止，藏身在两张床垫之间。他一直等待着（警察的）进攻。他大叫一声“混蛋”，并打光了枪膛里的所有子弹。他在枪战中受了致命伤。
至此，几乎所有黑帮成员都已经毙命或者被捕。两位在逃的幸存者——都是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在5月的第二次包围后被击毙。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具有戏剧性，警方采用了机枪、两个团的士兵、数百警察，有4万人观战。警察在罪犯之一、寻求宣传的屋大维·卡尼尔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我们的女人和孩子挤在贫民窟里，而成千上万的大房子空在那里。我们修建宫殿，住的却是陋室。工人，发展你的生活、你的智力、你的力量。你是一头羊，警察是狗，资产阶级是牧羊人。你的血汗换取了富人们的奢侈。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主人。无政府主义万岁！”1913年4月21日，“汽车阿帕奇”——这是媒体对博诺的马仔的称呼——的另外3名在包围之前就被捕的成员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阿帕奇们的名声传遍欧洲，无论在维也纳、圣彼得堡还是伦敦，他们都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特别暴力的犯罪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有一波新的犯罪浪潮吗？没有明确的指标表明这一点，但是，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企图无一例外都陷于统计问题的困境。简单的回答是，统计数字没显示罪案增加，可是法庭做出了指控和通过了裁决，而这些数字的增加当然是由于更高效的警务、量刑政策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总体增长所致。总体而言，法国、意大利、英国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略有下降，而暴力犯罪却稍有增加。
但是，这种情况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俄国，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一波“流氓罪”浪潮使得一般人在夜幕降临后根本不敢去涅瓦大街。帝都圣彼得堡的某些区域一直不稳定，强硬打压和完全无法无天并行不悖。早在1900年代，圣彼得堡已经感觉到了这波犯罪浪潮，当时，新闻记者发现青年同伙实施暴力和狂悖情况的显著增加：“每个路人都冒着遭到流氓袭击的危险。索取钱财和对不服从者的身体侵犯已经记入了（犯罪）记录。人们不敢独自上街……流氓不考虑后果——如果需要，他们会迅速使用刀和其他武器。”
报纸上充斥着随机暴力事件的报道。街头刺伤——作案者使受害者流血倒地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还有其他令人不安的事实。如《彼得堡列表》1903年报道的，犯罪分子往往才12岁，而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是很混杂的一群人，不仅在外表上是如此。相反，他们的社会多样性同样的显著。他们中间什么人都有：政府书吏、电报员、邮局及海关工作人员、金属制造工、印刷工、学徒、酒馆和咖啡馆服务员。”
1905年革命以后，俄国社会似乎陷于解体，而青年流氓（有些报纸把他们称为“俄罗斯阿帕奇”）则是这一趋势最显著的征兆。报纸上充斥着恐怖报道：
5月27号下午8点，涅瓦大街上走来两个烂醉的流氓。每分钟他们都会撞到一个男人或者冒犯一个女人。其中一人挥舞着一根铁棍，扬言要打破每个路人的脑袋。另一人则肆意地骂骂咧咧……四面八方的人都喊着要求把恶棍们送到警察局。流氓对公众的愤慨抱以嘲弄，其中一人一口痰直端吐到一位衣着体面的男士脸上。
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整个国家似乎都在犯罪浪潮下迅速沉没。犯罪事件的报告“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雅尔塔”传来，甚至在乡村，农民也对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极不尊重：
在N村，一位年轻贵妇安静地在路上行走，这时，一个尽人皆知的流氓走近她并纠缠她，要她把手帕给他。她拒绝了，于是他把她摔倒在地，用膝盖压着她的胸口，把她摁在地上，脱了她的衣服，把她扒得精光。人群围过来的时候，他咆哮着说：“看呀，伙计们，看这个知识分子。”然后，他站起身，踢打她的后脑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扬长而去。
如果说许多贫穷的俄国人似乎在逃离自己的社会，那么，犯罪的增加并不像报纸想让读者以为的那么剧烈。青少年犯罪人数急剧上升，从1900年的1113人增加到1910年的2884人，但是在绝对数量中仍然很少，同人口不到俄国一半的德国1910年51000多名青年男女罪犯的数量比起来，就更不算什么。即便相对于其他年龄群，青少年犯罪问题似乎也不像报纸报道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战前任何时候青少年的犯罪率都没有超出过总数的5%。
犯罪的科学
俄国的观察家们相信生活不能长期承受“文明和腐朽国家脆弱的堤坝勉强约束着的民众强烈怨恨的洪水”，实际上局面并不像以为的那样绝望。然而，青年暴力和无政府主义威胁急剧上升的感觉本身却与当时的恐惧极其吻合：曾经的文明遭到来自最底层的“退化因素”的破坏，被无政府主义平民的力量所淹没，这些人因为大城市和机器而远离了健康、传统的生活方式。
正如神经衰弱症和精神病这些资产阶级病导致了精神病学的兴起一样，最弱势群体的暴力和犯罪使得科学思考着眼于理解、管理和防止这个问题。犯罪学应运而生。意大利人类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1835—1909年）被公认为这一新学科之父。
出生于热那亚一个富裕犹太家庭的龙勃罗梭本来学的文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但是后来选择做军医。服役期间，士兵的行为举止、精神健康和社会地位及遗传之间的关系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这种迷醉使他转向了精神病学。在精神病院做过学术研究和医生之后，他出版了《犯罪的人》（1876年初版，出过几个更新版及增补版），第一次收集并提供了最好、最全面的犯罪因素统计证据。龙勃罗梭把最多样的因素同犯罪率联系在一起：天气（在欧洲各地，夏天都是谋杀案最多的季节）、地质地貌、信仰、生育率、生活境况（毫不奇怪，排头的是城市贫民）、酗酒和酒精饮料的价格（在法国，酒价的每次上升都导致谋杀案件急剧下降，反之则上升）、移民（坏消息）、教育、收入和公共财富（在意大利，大多数谋杀案发生在最富裕的城市）、非婚生子女、工作环境。
虽然龙勃罗梭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犯罪率的上升负有部分责任，或者都有牵连，但是，他相信核心原因不在其中：进化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它会诞生“显隔代遗传”，退回到人类发展过程中早前的、更野蛮的阶段，诞生一个危险的野蛮人子类。龙勃罗梭宣称，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科学检查……（证明）有一种人由于最内在的组织而专事犯罪，是天生的罪犯，构成‘犯罪军团’中最大的营垒。”
作为一个善良的、有着知识责任心的人，龙勃罗梭是19世纪的产物。对实证科学怀有纯粹、热烈信念的他为罪犯争取有尊严的待遇，争取社会康复和废除死刑。他争辩说，社会对待犯罪的态度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我们继承下来的）古代刑法哲学现在使我们遗憾。自由意志和复仇是非常脆弱的（法律）基础和痛苦的目标。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人总是并且命中注定服从最强烈的动机。我们因此相信，如果社会无可争辩地具有捍卫它自身的权利，那么一个社会从来不值得去报仇雪恨。刑法镇压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科学证明有用之外的任何因素。
这位人类学家依靠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成堆数据，辅以测量数千个罪犯的头骨和校核数万份履历资料，才得出了他对于遗传犯罪问题的明确答案。继19世纪生理学家弗兰茨·约瑟夫·高尔之后，龙勃罗梭确信，大脑不同中心的活动会导致它像肌肉发展或者萎缩一样膨胀或者收缩，这样的自然结果会以头骨的形态表现出来。他相信通过测量头，能够创造一种严格科学的邪恶类型学，作为个人犯罪倾向的无可争议的证明。除了头颅测量以外，该类型学还包括大下巴、低矮的前额、特出良好的视力、高颧骨、多肉、扁平或者朝天鼻子、大耳朵、头发稀疏、对疼痛不敏感、特别长的手臂之类的外部特征。事实上，必须遏制天生的罪犯，但是不能责怪他们。返祖现象、遗传性酗酒和癫痫都是生物特征衰败的信号。龙勃罗梭认为，根除这种犯罪的生物基础是社会的目标，办法是对那些只能产生更多痛苦的人实施绝育手术。他的言外之意是，文明是很脆弱的，它以训练和教育为基础，非常容易受到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