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大多数丑陋而野蛮的犯罪都有生理学的、返祖的起点，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多亏教育、环境及对惩罚的惧怕，人身上的这些动物本能可以减弱一会儿；但是，在某些情况，如疾病、天气、模仿（同伴）、性交的陶醉、过于长期节欲后果的影响下，就会突然复活。无疑，由于这个原因，它在青春期的时候显露出来……出现在牧师、牧羊人、士兵等终身独身或者与过着世隔绝生活的人身上。
许多人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种族、遗传和科学的新道德，与他们相反，龙勃罗梭的著作完全不带仇恨。他相信，自然本身是不道德的，文化毕竟不过是历史粪堆上的鲜花：“如果多数美德和罪恶被视为分子改变的结果，那么，优点的标准不会改变……钻石并不比煤炭更有发光的理由，但是哪个女人会以为它们不过是煤炭而丢掉它们呢？”龙勃罗梭本人是犹太人，他对偏见的愚蠢和残酷非常敏感，但是非常富有远见。他也鄙视反犹太主义者，认为他们智商低劣，凭着中世纪时期植根于他们身体的冲动行事。
龙勃罗梭希望他的方法不仅仅是引导人们理解犯罪，而且还能导致开明、科学的政策，甚至从根基上防止犯罪和失职：通过诊断、分类，也许在可能的罪犯出生之前就把他们清除掉。整整一代学者扩展了他的研究（在他的《精神病学新研究》中，龙勃罗梭提到28位学者最近出版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在共同的交汇处，人类学、正义和精神病学将异化者的科学对待纳入既定科学学科之中，尤其是在德国，优生学家们对犯罪的生物学根源进行了热烈的研究。
这位学者着迷于各种异常行为——从犯罪到疯癫，甚至天才。他在厚重的《天才之人与精神病学的关系》（1889年，英文译本《天才之人》于1891年在伦敦出版）中声称，天才只是疯癫的一种幸运、有良好效果的形式。他查阅海量的文学作品（有时候对其事实精准性相当地轻信），利用精神病研究材料以及他本人的专业经验，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天才）有几种退化的特征，它们几乎是各种先天性疯癫的基础和信号。”他总结说，天才只是自然的怪胎，被赋予了一种特质而牺牲了其他的特质：“正如巨人为其身高和肌肉付出的代价是不育和智力相对较弱一样，思想的巨人为其巨大智力付出的代价是患精神病。”
天才和疯癫早就被联系起来了，并常常伴随着暴力和排斥。它们的结合是浪漫主义的蓄水池，19世纪末，埃德加·爱伦·坡、查尔斯·波德莱尔、文森特·凡·高、弗里德里希·尼采、罗伯特·舒曼和爱德华·蒙克都将心理状态戏剧化了，也都患了精神疾病。一种不确定的理性和超乎其外的视野成了艺术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经也是宗教的一部分。
浪漫主义思想本身内含一种与社会和传统疏离的成分，而19世纪也显示出了丰富的疯狂的文学实例：从卢希亚·迪·拉美摩尔和几十个高贵而倒霉的歌剧女主角到格奥尔格·毕希纳笔下绝望凶残的沃采克，从狄更斯的郝薇香小姐和威廉·布莱克描绘世界末日的微妙画作，到E. T. A.霍夫曼故事的主人公和穆索尔斯基笔下鲍里斯·戈杜诺夫的渐进性紊乱，等等。20世纪初叶弥漫着神经衰弱症和性紧张，每一天都感觉到脚踝处激荡着改变的洪水，人们可能期盼艺术家对于这种幻想的迷失提供比以往更强有力的表达。但是，大家都对疯癫的主题不置一词，即便有人讨论这个主题，也主要是德语国家进行。
当然，这一规则也有显著的例外。安德烈·别雷小说《彼得堡》中平凡的主角尼古拉·阿别卢克霍夫在城里游荡，自身的暴力令他惊恐并驱使他采取非理性的毁灭行动；毕加索着眼于马戏团艺人的边缘化生存方式和瘦削的四肢，之后才投入到成为立体主义的非洲饰品世界；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积极推崇暴力、犯罪和狂喜，像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迷幻的《梦幻游戏》一样，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中声名狼藉的库尔特可以当作疯癫研究来读。
奥地利画家、版画家、小说家阿尔弗雷德·顾彬（1877—1958年）的平面作品可能已经被视为对厄恩斯特·瓦格纳和丹尼尔·施雷伯幻想的系列插图，他们的核心意象之间的交叉极其接近。顾彬对这两个人一无所知，他的大多数作品在创作的时候瓦格纳还没有犯罪，施雷伯的书还没有出版。他的蚀刻版画像是现代的戈雅，以一系列广阔的阴影和光为背景，那是令人迷醉、噩梦般的幻象。我们已经见过他的《战争》，这副蚀刻版画看似厄恩斯特·瓦格纳的性幻想：战神是野蛮的巨人，堆积如山的头盔、胸、盾、睾丸和毁灭性的斧头，还有重如屋宇的泥足，正要踏向一众士兵。这是他战前作品中少见的表现男性力量的画作。在顾彬的大多数蚀刻版画中，这种力量不断衰退。男人是些瘦削、干瘪的生物，佝偻、年迈的国王站在蒙面的追随者面前，奇形怪状，虚幻不实。在《疯癫》中，一个穿着长衬衫、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患者的头被影子般教授模样的鬼魂从背后给凿开。男性力量通往深渊。回想起来，有些这样的视觉形象极具预言性：坐在一堆骷髅上、可怕的、长着可怕的大胡子的海象；奇怪的、名为《政府》的现代坦克已经做好了用机枪扫射任何挑战者的姿势；翻腾的景象上毁灭的城市，居民是一些微小、孤立的人。
由于拥有机械化的暴力，男人的主导很可怖，而顾彬则表明女人的色情诱惑也许更加恐怖和压倒一切。怀着一个梦幻者的确定，他把这个时期的重要力量结合进作品中：光滑、黑色、发动机驱动的车辆在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直端钻进一个女巨人的大腿之间，通往黑暗；一个巨型的莎乐美，毛发浓密，肚皮因巨大的繁殖力而膨胀，在一堆砍下来的男人头颅上舞蹈；一个肢体断裂的女体被刀子刺穿，名为《以眼还眼》；一个微不足道、可怜巴巴、阴茎小小的男人跳下一个巨型女人的大腿，一头钻进她的阴道（令人想起古斯塔夫·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这是最不平等的结合。
1909年，其时正和宫廷歌剧导演古斯塔夫·马勒出了名的妖冶而任性的妻子阿尔玛．马勒热恋的画家奥斯卡·柯克斯卡的戏剧《谋杀，女人的希望》首次上演。在这部作品中，一群敌对的男人遇到一位有一群女孩子的女人，结果引发了残酷的战斗、诱惑、互相的毁损及最终的谋杀。这场血腥的情色仪式令人联想到斯特拉文斯基的《神圣的春天》，那里面所有的主角都染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高烧——观众了解到，这种高热就是情欲冲动本身。
散文中有迹象表明了对习俗或者政治之外的彻底驱逐和异化的恐惧。亚瑟·施尼茨勒故事中的古斯塔尔少尉发现自己被丢给了黑夜和他的恐惧，在等待天亮和可能死于决斗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一大串乱七八糟的话；1916年，当商务旅行者格里高尔·沙姆萨在布拉格的床上一觉醒来，发现夜间他被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甲虫时，最不可逆转的残酷转化发生了。卡夫卡进入了文学领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作家间接地把疯癫和暴力作为他的主题：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品质的人》是乌尔里希的世界及其本人蠢行的冷漠记录者。他平静的理性被另一个人物投上了阴影。斧头杀手慕斯布鲁格同冷漠理性的乌尔里希恰好相反，他残忍地杀死了一位妓女，正等待行刑。穆齐尔在创作这部不朽作品的时候很可能读过厄恩斯特·奥古斯特·瓦格纳的故事，即便慕斯布鲁格的直接灵感来自1911年另一位被审判和处以死刑的疯狂杀手克里斯蒂安·福格特。如同大众想象中的阿帕奇一样，慕斯布鲁格所象征的暴力冲动困扰着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包括主人公乌尔里希。随机的暴力现象令他们迷惑；相对于那些声称理性的人的紧张和持续的不安全感，慕斯布鲁格力量的本能性野蛮正好相反。
艺术家们不再把疯癫视为传统的比喻和多愁善感的常例。它离人们更近，变得更真实。世纪末以其腐朽的复杂而自得，以奥斯卡·王尔德优雅的颓废和毛里斯·梅特林克芬芳的虚幻为荣，而腐朽已经以其丑陋的病态而邪恶的表亲——退化的形式重新出现了。以其对健康、活力的饥渴崇拜和永久性崩溃的神经，20世纪初期没有这些人的容身之地，那些承认过于敏感的人发现自己迅速被而轻易地被称为退化者。
谁愿意成为退化者？颓废诗人的精致神经使他能够洞悉其中的奥秘。疯癫者和那些染上了遗传耻辱的人表演的奇异壮举没有这样的高贵内涵。这是需要艺术家生机勃勃和反传统的时代，需要他们是握笔的拳击手，拿刷子的野蛮人，高举古代的创造力，或者观察由机器和英雄主义构成的未来。这是一个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的时代，但不是屈从于不良血统无力低语的时代。只有托马斯·曼才可能在他的《布登勃洛克》（1901年）中把他自己家族的历史描写成退化的故事。他的书表现了一种缓慢的衰落，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适应性差，直到家族的传承注定终止于汉诺·布登勃洛克——从各方面讲他都是一个退化者，一个有着艺术倾向的男孩，他无法停止想象他最喜欢的瓦格纳歌剧的海洋声音，但是他完全不适合做任何实际工作。曼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因为他的个人优越太清晰，太坚不可摧，而不会被他自己的故事伤害。
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汉诺·布登勃洛克、病态敏感的赖内·玛利亚·里尔克甚至把自己作为那些被现代世界迷惑的人的支持者和吟游诗人。他的小说《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1910年）是文学史上对初期疯狂最令人不安的艺术记录之一。之前，他已经在《日课书》（1903年）中描写了那些在文明的海洋上迷失的人：
有些人，生如白色的花朵，
震惊于这沉重的世界，失色，消亡。
谁也看不见一个种族微妙的微笑，
在无名的夜晚，
变成张着血盆大口的鬼脸。
他们东游西走，平淡地应付毫无意义的，
争吵，尊严扫地，
身上的衣衫褴褛，
美丽的双手已经老去。
人群不打算放过他们，
尽管他们犹豫，衰弱，
只有羞怯的流浪狗，
跟在他们身后默默地跑了几步。
他们遭受了无数的折磨，
时间的钟声是对他们的叫嚷，
他们可怜巴巴地在医院周围绕圈
恐惧地等待入院的日子。
大众英雄
如果说疯癫和彻底边缘化的主题少有引起先锋艺术家的艺术共鸣，那么，异化思想占据时代想象力之处可以从一个特殊的通俗小说分支享有的巨大人气中推导出来：那就是侦探故事。著名的“克拉彭公共汽车上的男人”或者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女人并不知道顾彬是谁，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别雷或者里尔克。他们读的是犯罪故事——对处于法律两边的局外人和弃儿复杂、有效的浪漫化表现。正如每个时期都有其固定的精神错乱群体，在正义和救赎的故事中它也有自己的大众英雄。作为19世纪的产物，谋杀之谜和犯罪故事在战前进入繁盛期。它们的销量达数10万册，而且往往是在当时最畅销的杂志和报纸上连载之后。
苏格兰医生亚瑟·柯南道尔了解和崇敬塞萨尔·龙勃罗梭的工作，并让他的主角、也许堪称犯罪小说中最著名人物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采用同样的演绎观察。福尔摩斯虚构的案子从1887到1915年在《斯特兰德杂志》连载，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演绎推理者。在一个对于制度性解决方案持健康的不敬态度，对古怪的业余爱好者极其尊重的国家，他是完全符合龙勃罗梭型天才的奇异之人。在不办理案件期间，他那太过活跃的大脑需要注射吗啡才能安静，得吸食可卡因才能清醒；他既聪明绝顶，又有着令人不安的暴虐脾气，对他而言，破案是终极的智力挑战，也是他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必需的食粮。因此，不奇怪，那个认真、生活严谨的苏格兰警察局的雷斯垂德探长所能做的不过是来到案发现场，喘息、抽烟，发现大侦探又一次使他出丑露乖。英国小说作家从不给予警察太多的信任。英国的犯罪是由绅士们解决的。
法国神秘小说主角亚森·罗平完全是另一种人。他也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聪明，学过各种艺术。但他不是侦探。他是窃贼之王，偷窃富人，把偷得的财物交给值得帮助的穷人——一个潇洒、不可思议的人物：
……古怪的绅士只对城堡和沙龙下手。有天晚上，他来到舒尔曼男爵的府上，但是什么都没拿就离开了，只是留下了他的名片。名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这些内容：“亚森·罗平，绅士大盗，如果家具是真的，会再度光临。”亚森·罗平有上千种伪装：司机、侦探、出版人、俄罗斯医生、西班牙斗牛士、商务旅行者、健壮的青年，或者衰弱的老人。
罗平有着天赋幽默、无尽智慧和法国人对于一切权威的真正藐视，实际上，他并不仅仅是其作家毛里斯·勒布朗（1864—1941年）虚构的人物，而且，在其书名并不含蓄的小说《亚森·罗平对决夏洛克·福尔摩斯》（1908年）中，毛里斯甚至让他的犯罪高手与英国偶像对着干。罗平的灵感来自当时法国一个真实的大众英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马吕斯·雅各伯（1875—1954年），后者以其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犯罪，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骑士精神和机智闻名。
雅各伯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阿尔萨斯家庭，12岁参加海军，做船舱服务员。他卷入了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因爆炸罪被判监禁。判刑以后，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决定以更直接、不那么正统的方式为无政府主义事业服务。1899年3月，他和两位同伙来到马赛茶当铺当押商们的办公室，以侵占为名逮捕了为首的出纳，扣押了40万法郎作为证据，然后平静地把人犯交给司法院。在混乱澄清之前，“警官”和他的两个助手已经不见了。这是许多次以狡猾风格为标志的行动之一。被捕以后，雅各伯假装疯癫，逃到法国南部，在那里拉起了一个叫做“工人之夜”的帮派。在以后几年间，大众报纸上充斥着他大胆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他只偷富人，而且总是把部分财物献给无政府主义事业。有一次，在偷窃一位船长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受害人是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于是他把全部东西放回原处，并留下一张条子：“错误闯入这里，我不能拿走一个靠写作挣钱的人的任何东西。所有工作都应该得到报酬。又：奉上10法郎，赔偿打破的玻璃和损坏的百叶窗。”
雅各伯打劫不义之财的史诗般的远征终于因在一次追捕中射击了一位警察而终结。雅各伯于1903年被捕。在审判之前的几个月间，他为自己的行为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辩词，那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解读：“既然你们主要指控我是一个盗贼，因此解释何为偷盗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偷盗是所有人为满足食欲而觉得有拿东西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一切事物中：从像人一样诞生、死亡的星星，到太空中的昆虫，这么微小，这么无限，我们的眼睛只能勉强分辨。生活本身只不过是偷盗和杀戮。植物和野兽为了活命而互相吞噬。”
雅各伯写道，人不是互相协作，而是彼此剥削。
从社会顶端到底层，一切都是一边是混蛋，一边是白痴。你怎么能够指望确信这些真理的我尊重这种状态？
一个卖酒的人和妓院老板发财，而一个天才却贫病交加死在医院。烤面包的面包师一个面包都得不到；做了几千双鞋子的鞋匠穿着破鞋子；织布的人没有衣服遮身蔽体；修建城堡和宫殿的砌砖工人想要一间肮脏的小屋也是枉然。那些生产了一切的人一无所有，那些什么都不生产的人无所不有……
一句话，我觉得让卖淫般的工作摆布非常可恨。乞讨是一种堕落，是对全部尊严的否定。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生命的筵席。
生活的权利不是乞讨来的，而是争取所得。
雅各伯的雄辩没有赢得法官对他的同情，他被判终身流放。在17次企图逃跑以后，他于1927年获释。一直忠于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他过着平静的生活。1954年，他发现疾病和老年要战胜他了，于是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他最后的、富有他特色姿态的离别信是这样结尾的：“毛巾已经清洗过了，漂洗过了，晒干了，但是还没有熨烫。我太懒了。原谅我。你会在面包篮子的旁边发现两升粉酒。祝你健康。”
时尚、高贵的犯罪高手雅各伯是亚森·罗平的理想模板，而法国另一个大罪犯、邪恶的方托马斯（最早出现于1910年）则原本不是能够引起同情的人。他是一个残暴而邪恶的杀人凶手，他体现了公众的恐惧，逃脱了多次试图抓捕他的克星、警长尤文。末了，只有历史本身能够终止这位“犯罪天才”的恶行。他的同伙马塞尔·阿兰干脆把他送上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史诗般的首航。
顺便说一下，德国低俗小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畅销侦探小说和罪犯。这里受欢迎的是卡尔·梅类型的冒险故事，或者极其流行的海德薇·库尔茨－马勒那样的感伤爱情故事——他的名气和财富全靠他的208部小说，讲的是，诚实、贫穷、高贵的私生女女仆遇到英俊的伯爵后，两人间感伤的爱情故事。
那些被社会异化的人既要同自己心中的恶魔战斗，也要同那些迫使他们陷于孤独的人战斗。但是，像精神病杀人犯厄恩斯特·瓦格纳那样的真实案例还是受到媒体的狂热追踪。
瓦格纳一案不仅是1910年前后精神疾病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对于疯癫的非常开明的反应。尽管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瓦格纳因为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因此没有被处以极刑，而是获许在医生监督下，宁静地度过余生。这位残忍的校长在精神病医生中还小有名气。他的医生罗伯特·高普在一次又一次精神病学会议上展示他这位能言善辩的病人。
1920年瓦格纳在给高普医生的信中说：“我认识到我的罪行是严重精神疾病——这被公正地称为‘迫害妄想’——的结果”，“今天我宣布，我从来没有遭到……‘迫害’。不能像我当时那样去理解某些道听途说的言辞——因为有一些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巧合和情况……我不一定非得这样理解。但是有一种倾向是，把自己头脑中的事转移到别人的头脑中。”瓦格纳继续同医生通信，甚至把他写的一部戏剧《疯癫》寄给他去出版。他狂热的心似乎变得像羔羊一样温柔：“请你宽恕我心中存在的对你的所有仇恨感和愤怒”，病人在给高普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看我，觉得值得花时间同我说话……我保证你会受到友好的欢迎。最尊重你，感激你，爱你厄恩斯特·瓦格纳。”
瓦格纳领取一份公务员退休金，继续追求他的文学写作，并保持与诸多文学及医学名流的大量通信。他于1938年4月在温尼特尔精神病院自然死亡。他的身体被火化，脑袋被送到柏林的威廉皇帝学院做检查——虽然在运输途中遭到损坏。他的头至今仍然保留在杜塞尔多夫大学病理标本室。
十五 1914年：最卑鄙的谋杀
（伦敦）码头很大；沿着阿尔伯特码头的铁轨，经过绵延几英里长的船舶，直端穿过长排的、好似梦里那样不断延长的船体，这时候，你会觉得完全失去了比例感。而阿尔伯特码头还只是伦敦港的码头之一。在这里，现代世界彻底变得如梦如幻。自从看过芝加哥的屠宰场以来，我还没有对我们世界的童话性质有过如此切近的感觉。
——哈里·凯斯勒伯爵1903年6月6日《日记》
1914年7月28日，全巴黎都在谈论谋杀，这是每个人脑海里首要关心的一起特别的、无法容忍的谋杀案。四个月以前的3月16日，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来到法国头号保守报纸《费加罗报》的办公室。她是法国商务部长约瑟夫·凯劳克斯的夫人亨瑞特·凯劳克斯。她要人领她去总编辑加斯东·卡米特（正巧是那位一年前如此野蛮地评论斯特拉文斯基《神圣的春天》的同一个卡米特）的办公室，但是被告知他不在。她愿意等他。一个小时以后她来到卡米特先生的办公室，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从她的毛皮披肩下拔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胸口连射四枪。
7月份亨瑞特·凯劳克斯受审的时候，法国几乎人人都对这桩当年最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尤其是自从凯劳克斯部长遭到媒体长达几个月的宣传之后。不可避免地，围绕他和亨瑞特的故事被说成是一桩卑鄙的勾当，是政治生涯之争，是一场转移了方向的战争。在审判期间，卡米特以前的报纸《费加罗报》甚至把版面从8个扩大到12个，逐字逐句地登载法庭的报告。
整个故事是以最糟糕的陈词滥调开始的：一个已婚男人和他的情人之间的秘密信件及鬼鬼祟祟的酒店密会，这出闹剧完全可以构成一场歌舞喜剧。对于约瑟夫·凯劳克斯（1863—1944年）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绯闻情人，这是一个微妙的情景。他是正挺进权力领域的新型技术官僚之一，第一位年仅36岁就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金融专家，这一任命确认了这位白手起家的商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没几个人得到过这种任命。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能干而有胆识，但他又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傲慢、自恋、一门心思往上爬的人。被抓现行不利于他的雄心壮志。他可以当上总理，甚至总统。凯劳克斯知道，绯闻事件会让他失去他所需要的支持，他以同第一任妻子离婚、同亨瑞特结婚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困局。她巨大的魅力弥补了他的机智和幽默缺失。这对夫妇在社会上很受欢迎。没人知道他们曾经是情人。1911年，凯劳克斯按计划当上了总理。
1911年在德法关系和国际政治上都是一个危机年——世界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几个时点之一。法国和英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理解，允许彼此在埃及和摩洛哥放手行动（完全把德国排除在外），仍然对此恨恨不已的德国政府派遣了一艘炮艇赴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扬言他们不能被忽视。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沃切特已经筹划这个计划几个月了，并最终在他参加基尔帆船赛的时候，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说服了最高统帅。已经有德国公司在摩洛哥，德国公民住在那里，因此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威廉本来对于采取这个姿态与他的表亲乔治（或者甚至法国人）为敌有些犹豫，但稍事迟疑后还是同意了。海军部立即发了一封无线电报给当时在西非海岸的帝国炮艇黑豹号。
德国船只改变了航程，准备迎接命运——这是不平等的遭遇，因为它并不是皇帝认为足以代表他的军事力量的那种船。这是无畏舰竞赛的高峰时刻，各大国为争取海上霸权不断推出更大、更新、更具毁灭性的浮动堡垒。黑豹号不是这样的战斗机器。它速度慢、笨重，只装备了两架四英寸的大炮：它是一只雄猫而不是掠夺者，靠它的两只短而粗的漏斗和两根桅杆，吭哧吭哧地航行。130名船员中包括一支受雇向非洲土著农民彰显德国进行曲辉煌的乐队。它奉命保护阿加迪尔的所有德国人不受内陆反叛部落的侵略。这个任务很容易——阿加迪尔没有德国人。唯一的一个名叫威尔伯格的德国人得到电报，称急需他到达海岸。赫尔·威尔伯格立即从75英里之外的摩加多尔出发。他是由汉堡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派驻那里的雇员。
黑豹号在阿加迪尔海湾落锚的时候，赫尔·威尔伯格穿着白色西服的奇怪身影正冒着酷暑赶路，边走边驱赶眼前的虫子。他在他的拯救者们到达四天后才露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引起他船上的同胞们注意。当他们终于看见海滩上那个穿白衣服、被当地渔民包围的人时，他们派了一艘船去接他。任务完成了，全部德国人都脱离了伤害。德国报纸的头条都是一片欢腾：“好哇！一场行动！……终于行动了，一场解放行动……再一次明白，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在耐心的不作为中自行耗竭。”
尽管貌不惊人，黑豹号还是引发了一级风暴。巴黎和柏林之间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火焰很快燃及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决心支持法国人反击德国对摩洛哥的任何声索，德国人则警告英国人不要卷入这场斗争，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警告海军可能德国海军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所有迹象都指向战争。然后，突然之间，德国总理基德伦从边缘退缩了。他向外交部的格雷勋爵保证，同巴黎的谈判绝不以任何方式触及英国的利益。这纯属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事。
明确英国人不会允许分割摩洛哥（这是基德伦最初的目标）以后，德国总理明白他失算了。法国人平静但坚定的态度和英国人毫不动摇的支持超出了他的预想。他的解决办法是以法国在赤道非洲的领地“补偿”德国放弃对摩洛哥的任何声索：准确地说，刚果10万平方公里疾病横行的沼泽和草原。对德国而言，这是一个失败。柏林为在摩洛哥施加影响和确保摩洛哥的土地而冒了引发国际战争的危险，却不得不以没有用处或者威望的赤道沼泽解决。
法国在谈判桌上的胜利全靠在巴黎领导了谈判的总理凯劳克斯精明而克制的指示。凯劳克斯是一位在海外——主要是南美——有投资的商人，而且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德国不仅在人口方面，而且在工程、制造和出口方面都超过法国。他知道和平时期法国对德国的需要超出德国对法国的需要，而且法国不可能赢得战争。他知道他不得不同暴躁但是强大的邻居议和，而且他认为一片非洲沼泽地对于和平和繁荣不是太高的代价。这种节制导致了他的垮台。
在一个由大众传媒主导的社会，政治是其被表现的样子，而法国的保守媒体固执地认为这场冲突的输家不是德国，而是法国。1871年将洛林输给德国一事仍然刺痛着法国人的记忆，放弃更多的领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凯劳克斯于1912年丢掉了官职，一年后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终于，阿加迪尔事件似乎结束了。
然而，保守派并没有原谅他们认为是凯劳克斯叛国罪的行为。1913年雷蒙德·庞加莱担任法国总统以后，永久性毁灭凯劳克斯的车轮启动了。这场攻击的两把主要斧头是《费加罗报》的总编加斯东·卡米特和第一位凯劳克斯夫人——她带给他一堆妥协信，这些信不仅揭示财政部长的政治生活，也揭示他的私人事务。卡米特悍然不顾当时的新闻规则，着手发表这些通信。他先发表政治材料。他知道，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的职业生涯没剩下几天了。
卡米特对部长发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人物暗杀行动。几个月之内，《费加罗报》发表了138篇文字和卡通，全都是攻击或者嘲弄这位政治人物的。然而，好戏还在后头呢。部长刻毒的前妻提供的妥协信中有他写给他当时的情妇、第二位凯劳克斯夫人的情书，后者这下决定以符合她丈夫最佳利益的方式亲自解决此事。第一封信发表以后，部长在晚餐的时候对他妻子咆哮说：“我要扇他的耳光！”亨瑞特担心她丈夫会挑战编辑，要求决斗，进而被杀死，那样他们早期的恋爱秘密就会暴露。她上了丈夫的官车，让司机送她去一家枪支经销商店。她试了一把勃朗宁左轮手枪，并买了下来。然后她开车来到《费加罗报》办公室，在编辑的办公室等候。他终于回来以后，她只是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对吧？”然后就拔出了左轮手枪，射光了枪膛里的子弹。六颗子弹中，有四颗射中了卡米特，给他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谋杀者待在原地等待警察。她给她丈夫留下一张简单的字条：“这事我为你做。”
亨瑞特·凯劳克斯的审判非常轰动。听说妻子的行动几分钟以后，凯劳克斯立即辞职。他亲自为她辩护。他和他雇请的明星律师制定的策略很简单：法官听到的是，女人是脆弱、感性的动物，容易紧张过度。看到她丈夫遭到报纸如此恶意攻击，她那女性心灵脆弱的平衡被搅乱了，于是她出于错误的忠诚采取了行动，激情犯罪——这是这个词语最高贵的意义。辩护效果非常好，1914年7月28日，亨瑞特·凯劳克斯被认为没犯谋杀罪，而是激情罪。她以自由之身走出法庭，扑进她丈夫的怀抱。法国立刻为之哗然和反感。“陪审团宣告凯劳克斯夫人无罪”，八卦的木尼尔神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啊！保守派们天主教徒们会怎样地号叫啊！他们这么喜欢预测末日审判、制定规则、发明制裁！他们热爱痛苦，热爱导致痛苦的公正！不放纵、宽恕不伟大。他们说，人必须赎罪。上星期天，说起战争，那位好人阿尔芒伯爵夫人告诉我：“我们真的需要被惩罚。”这种惩罚需要流淌在信徒的血液中……他们领圣餐，去圣心大教堂和圣餐仪式，（但是）这些事只不过激发邪恶的欲望、谴责和对复仇之神的爱。啊！这太丑陋……
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
公众没有得到从这场谋杀兴奋中恢复起来的时间。7月31日，凯劳克斯被宣告无罪之后三天，另一场谋杀震惊全国。让·饶勒斯是伟大的演说家、德雷福斯上尉的主要辩护人、社会主义党总裁和主心骨、法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巴黎的新月咖啡馆被人枪杀，迅即毙命。一位民族主义者反对他号召进行全面罢工以抗议隐约可见的下一场战争，正如3年前在阿加迪尔的情况一样。这些都是1914年7月令法国公众舆论焦虑的重大罪案。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卡米特和让·饶勒斯谋杀案的最新消息，没给诸如遥远的萨拉热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谋杀案等其他谋杀案留下几英寸的版面。
凯劳克斯夫人的勃朗宁手枪射击加斯东·卡米特的枪声轰动了全国，部分是因为它们强烈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关切和焦虑。这个案子集中了许多主题：法国人担心是否足够强大、是否能够抵抗咄咄逼人的德国；技术官僚（凯劳克斯）崛起和现代政治的推力；大众传媒的关键作用；殖民地背景及其肮脏的交易；海军军备竞赛和威胁的不断升级；未来主义者颂扬的暴力行径和日常生活暴力增加的焦虑；最后还有凯劳克斯夫人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妻子，而是采取主动，杀死一个强大的男人这样的事实。这是当时一起完美的谋杀案。
无限力量的旋涡
1900年世界博览会已经过去15年了，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日益发展的城市、工厂烟囱、铁轨和无畏舰——非常明显。另一些变化不那么显见但却更加深刻。战争会让它们浮现出来并动摇残余的旧秩序。但是现代世界甚至在第一个德国士兵跨越比利时边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对于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1900年博览会上悄无声息的强大电机是一个启示。它们隐藏的速度使它们成了文明核心根本动摇的象征，他写道：
力量从每颗原子中跳出来，足以供给恒星宇宙的力量都给浪费掉了。人已经不能关掉它。力量抓住了他的手腕，把他甩来甩去，好像他抓着通电电线或者一辆失控的汽车；对于身处巴黎、胆小的单身老年绅士，一个每次开车经过香榭丽舍大街都想着会不会发生事故，也常常目睹事故发生的人，或者一旦与官员为邻就盘算炸弹出现几率的人，这是非常接近其目的的真相。只要进步的速度保持良好，这些炸弹的力量和数量每隔十年就会翻一倍。
不可能性不再成其为障碍。人的生命因不可能性而丰富。在六岁之前，他已经见过四件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远洋轮、铁路、电报和银版照相法；他也从来不可能了解这四样东西中哪一样最多地促进了其他东西的诞生。
现代化的匆忙带来危险（事故、恐怖炸弹）、不加控制地前进的焦虑感、抓着通电电线、被“无限力量的涡流环绕”、甩来甩去的感觉。
亚当斯笔下在香榭丽舍大街小心翼翼开车、紧紧张张保持警觉的老先生应该出生在1840年前后，他的祖母可能还对1879年以前的法国、对古老的政权有记忆。他的孙辈将看到蘑菇云在广岛上空散布，观看第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的现场直播。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最重要的理智、科学和情感变化发生在1900年和1914年之间。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上，亚当斯宣布女性生育传统原则的文化——圣女，已经死亡，被电机澎湃的动力和生成力的文化取代。在选择这两种象征物时，他也确定了1900年代两大核心变化的主题：机器和女人、速度与性。
电机……
如果1900年代不是充满活力的，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今天的每样东西都比昨天更大：城市、工业生产、铁路网、汽车奔跑的街道、立面严肃的高楼大厦、人口、媒体和娱乐、大众文化、速度纪录。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夹在工业和新兴全球市场钢铁般的嘴之间，他们被连根拔起，被迫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身份。
尽管有这样的活力，退化和衰落的幽灵却时时萦绕在欧洲人的心里。优生学家们警告种族的衰落；保守的政论家预告文明的终结；帝国之间紧张地注视着彼此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乐观的理由，人们也从来没有对未来有过更强烈的疑虑。变化的绝对速度令人疲惫，但是，欧洲人一方面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同时也对力量的价值和成就越来越感到怀疑。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不再心照不宣地假设他们都是迈向天堂的基督教战士。
20世纪以折中开始。其最显见的表达——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就是对新世界的美学缺少信心、用借自于昨日的斗篷遮盖明天的表现的征兆。一个微型的中世纪巴黎以其剑斗士、纪念品和巧克力广告吸引消费者，坐落在塞纳河两岸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国家馆像一排怪诞的、养育过于讲究的纯种犬，而每一个读过早晨报纸上非洲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展览暗示的和谐世界是一个谎言。博览会本身的项目前所未有地受到质疑。事实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反映了被德雷福斯审判造成的分裂和人口下降、男子气概衰退和吃人的城市之类的讨论所破坏的社会的焦虑和恐惧。
在其他地方，20世纪以布尔战争和维多利亚女王之死开始，这两个事件都极大地动摇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的道德信心。老女王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亨利·詹姆斯害怕“野生水域”会失控）的结束，但是对布尔人的卑鄙战争和对刚果可怕政权的揭露都极大地削弱了白种人命定要在世界上实现文明使命的全部说辞。日本在1905年的胜利只是强化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大国的行为动机可疑，常常被误导，欧洲“种族”本身永久衰落了。优生运动就是出自于这种焦虑，但是其创造一个统治民族的计划只是强调和夸大了欧洲社会处于可怜状态的印象。
随着社会现实似乎每天都在改变，过去的稳定性因素，即欧洲旧的统治阶级，连同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进入终极衰落。骑士的后代和过去的王子被打败了——不是被入侵的军队打败的，而是被制冷和蒸汽涡轮机打败的。新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带来了它自己的实用理性，即便工业家不时喜欢扮演乡村贵族，游戏也是严格按照资本家的规则进行的。他们买来作为玩物的堂皇屋宇装备了电灯和现代卫生设施。现在，他们的财富和产业具有真正的力量，一个装饰了仿哥特式塔楼的工厂还是工厂。
在快速生活不断扩张的城市世界，确定性成了稀缺商品。电机的规则不仅加快了事情的速度，它显然也使事情失去了控制。报纸上充斥着汽车事故、街头暴力和自杀，甚至广告版也低声传递令人不安的信息：它们问男人，你足够男人吗？同时问男人和女人，你足够健康、能够承受压力吗？那些不确定的人被谨慎地告知在生活的流沙中最后剩下的确定性：补品和治疗设备、疗养院和专利药品，以及人寿保险。
工业化生产迅速超过了传统制造业。从全球各地进口的食品早已超出了国内农业的生产能力，身份越来越多地由工业模式模塑。绝大多数人成了消费者，他们不自己生产需要的物品，而是以劳动或者服务换取金钱，然后向别人购买劳动、服务和预制商品。随着不断壮大的工人队伍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构成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其目标是社会革命，同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源自女性产业工人，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社会现实。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而政党和社团勃兴，甚至连体育也成了群体身份的核心，尤其在劳工阶层的足球粉丝中。这些都是新的群落。
这些改变大多发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坚持的传统确定性减少了，欧洲社会成员觉得需要新的参考点。新需求采用科学词汇满足对获选感和优越感的需要。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思想家“证明”自身的出类拔萃，并以此推导出政治统治的主张，以及必要情况下，使用暴力的权利。优生学家以稍微含蓄些的方式主张“优越的”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负有紧急的义务决定是否允许其他“低劣的”人生育后代。大多数人只想要自娱自乐。基督教曾经在人们的心中塑造了归属感、义务和希望的意象，早期的电影屏幕和百货商店则取代教堂成为了梦想编织者。这里呈现的是一个世俗的工业化世界，但是它漂亮、经济实惠、有趣。早在1910年，那些出得起钱的人就通过购物让自己脱离了生存的麻烦。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时代折中、受损的方面，一心想制定新的美学与真正的道德，但是对于将其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他们莫衷一是。正式的西方文化——基督教、启蒙运动——似乎催生了消费文化的无意义、资本主义的残酷、大城市的匿名性，以及社会本身的道德沦丧。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心灵都同意，重建——美学的以及道德的——真正基础只能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非洲（毕加索、布拉克、纪德）、大洋洲（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南美洲（思想史家阿比·瓦尔堡）、美国（阿道夫·鲁斯、亨利·亚当斯）的拓荒精神或者前基督教的欧洲乡村异教徒文明（巴托克、柯达伊、康定斯基）、古典时代（已故的尼采，或者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克里姆特、施特劳斯）中去寻找。
未来主义者对原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用文明的成就反对文明。他们的武器（只使用宣言和早期的艺术活动）是快速汽车、巨型涡轮机和大炮之类的现代机器。他们的宣传由日常生活片段组成：报纸的剪报和街面传来的无意义噪音、工厂发动机和火车站的尖叫声。他们企图抓住转瞬即逝的一切，并从与速度和技术联系的标志性时刻中发现英雄主义。他们的英雄不是高贵的战士或者传教士，而是赛车驾驶员、将肌肉和身体力量与快速机器融为一体的骑车人：早期的仿生人。
……以及圣女
工业化社会的增长和对待性别的态度及关于性的态度的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它溜到床单下，钻进人们的心里。没有人写过发起这场革命的小红书，也没有为之发生过任何一场激战，也没有发生过巴士底狱风暴。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小的增量，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想就失去了它们的锚地，被抛在了一边。
在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及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罗莎·麦瑞德等女权主义者引领下，妇女解放事业强行进入了公共辩论。有时候参加者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勇敢妇女，她们的游行在今天看来无伤大雅，但是这是媒体时代的初期，报纸总是揭露显著之事、可耻之事和奇怪之事。穿单车裤的妇女、骚乱者和剪短发的活动家的照片肯定会上报纸（不管她们是否愿意），被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她们常常遭遇嘲笑甚至仇恨，但是已经无法被忽视。
也有一些更微妙、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是很普遍的变化。在整个欧洲，妇女孕育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在整个西方，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许多妇女在工厂、商店、很快也在专业领域就职，自己挣钱。显然她们为自己做更多的决定，因为她们决定不冒怀太多孩子的风险，而决定为较少数量孩子的未来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当时描写这个现象的博学学者，那么，据他们说，评论者们对此非常震惊，而且，他们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他们显然没有想到，生育率下降是社会能力和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证明，相反，他们谈论男人的衰弱，有一个评论家认为这是人口下降的凶兆。法国还有这种担心的理由，而对英国和德国则是幻想出来的问题，尽管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持续增长，但是，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