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尽量忽视新的时代，把旧有的习惯和幻想坚持到底。
——让·德·潘格伯爵夫人《我看1900年》
我们的祖先把国家的政治权力交给有产者……但是他们的后人破坏了那个制度，而把政治权力交给众人，我们必须承担其后果。
——诺森博兰公爵1908年
当大限来临的时候，孙子坚持要帮老太太合上眼睛。这个动作表达了最后的尊重和敬慕，也是她的两个儿子、他的舅舅们的嘱托。他伸出健康的右手，完成了这份最后的责任。他幼时就已萎缩的左手则悬垂在身体一侧。他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1月22日谢世。
多年以来，帝国的统治者不住在伦敦，而是在奥斯伯恩庄园发号施令。这是远离纷扰的怀特岛上一处欧洲风格的房子。年迈的女王避居在此，生活在其已故夫君留下的记忆中，避免她的臣下不断要求她正式亮相，也避开她儿子令人诧异的庸俗。女王成了遥远的存在，一个祝福对象（“先生们，为女王干杯！”），从格拉斯哥到墨尔本，每个人都把她视为当然的看不见的确定性。她在位64年；她是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唯一统治者。
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价值都受到质疑，也都是可以质疑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维多利亚时代人那种对自己的坚定信心：他们的目的感、他们的上帝赋予其权力的感觉。地球的继承者不是谦恭温顺者，而是英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1850年）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品；英国人把福音和板球规则带给最遥远的雨林和沙漠土著，他们成功地把非凡的权力集中在伦敦蓓尔美尔街几个绅士俱乐部的休息室——这是全世界最大首都的精神中心。欧洲其他大国的统治者经常穿着华丽的流苏制服，而英国则基本上是一种平民文化；其他地方的政府所在地是精致的新大厦，女王陛下的首相居所则是唐宁街一座散发着安静的自信、外表普通的有台阶的砖房。
当然，在当时，“合适的人”拥有怎样的服饰和地位，相关规定之严格丝毫也不亚于任何军队，但是，他们无需通过军刀或者头盔表示自己的意图。在这方面，即便粗俗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毫不妥协，当他的助理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疏忽大意地穿着不恰当的衣服出现在皇家科学院的展览会时，他不悦地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早晨在自己的家里，总是穿短外套配丝帽。”这种对于礼貌的关心传扬到了帝国最边远的地方，以及最不可能的场合。1860年代的求生工具包——装在木桶里，搁在热带岛屿上，供去新西兰途中失事的人使用，除了预计必需的刀、火柴、绳子和鱼钩外，还有三件粗花呢西装——可能是为了让后来的任何一个鲁滨逊·克鲁索穿着合适的衣服迎接其拯救者。
“我相信英国民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帝国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如此评论，“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否则，仅仅占有广阔的地球表面是不够的。地主有责任发展自己的庄园。”他们确实发展了：通过贸易和战争、训练军队和传教士、修建铁路和预制的瓦楞、铁教堂来调遣遥远的殖民地。
那是一段最大规模的持续剥削时期，其失败对于母国的人们堪称英勇。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673名手持军刀的英国骑兵，对盘踞在堡垒里的俄国炮兵发起了一场令人惊愕而又自知徒劳的进攻。118人丧命，127人负伤。这次进攻成了英勇和牺牲的神话，女王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为轻骑兵的进攻赋诗一首：“他们不为答复／他们不问缘由/他们只为战斗和牺牲：／六百人骑着马／朝着死亡谷猛冲。”1885年，伦敦的政治动荡导致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在苏丹喀土穆得不到补给，苦行僧们的攻击令他的军队茫然失措。戈登平静地穿上他最好的白色制服，独自面对敌人。他们用矛把他戳得千疮百孔。他成了帝国的烈士，塞特福德的主教用独特的宗教语言赞美他：“哦，弟兄们，我们听说过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体现了勇气和温情的美丽组合，那是上帝的示现，过去与现在，都是犹大部落的雄狮，上帝的羔羊。”
这个帝国生来是为了永远存在，是为了让上帝看见：伦敦的下水道修建了配得上大教堂的拱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英国的财富、女王的海军，或者她的荣耀，1897年，这一切在女王的钻石婚庆典上，以再合适不过的宏大规模，得到庆祝。那是帝国辉煌的伟大表现，6.4万名军人在首都街头游行。芭芭拉·塔奇曼用诗意的语言对这些军人进行了枚举：
……斗篷式步枪、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轻骑兵、壮观的戴头巾留胡须的格布尔特拉、班达拉家及印度其他邦的枪骑兵、骑黑鬃马戴流苏土耳其毡帽的塞浦路斯军人。皮肤黝黑的步兵旅——用一条狂热的新闻的话说，“可怕、美丽得让人受不了”，穿着如梦如幻、斑驳陆离的制服在街头蜿蜒行进：婆罗洲达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尼日尔皇家警察、高大的印度锡克人、黄金海岸土著、香港华人、新加坡马来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英属圭亚那和塞拉利昂，一群又一群的人从眼花缭乱的人们眼前走过，他们被自己力量的证明震撼。
年迈的女王十分开心。一位报社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她难得的、面对人群笑容可掬的形象，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上帝的选民，全英国人体会到帝国的辉煌一刻。仅仅在4年以前，没有多少人预见及此。塔奇曼引用了女王在钻石婚那天接到的一份最令人羡慕也最奇怪的效忠之作、鲁德亚德·吉卜林名为《退场》的诗。这是充满尊严与力量的诗篇。如果吉卜林是帝国的吟游诗人，那么，他在这个场合就发出了警告，甚至是讣闻：“受到远方的召唤，我们的海军逐渐消失／火焰沉没于沙丘和海岬／瞧啊，我们昨日的所有盛况／恰如尼尼微和提尔！”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的声音少之又少，虽然对于吉卜林发表在《时代》的诗歌，公众反应热烈，说明他的艺术敏感性抓住了国民情绪的一个方面。30年前，马修·阿诺德“信仰的海洋”已经预见了带着“忧郁的、悠长的、退却的咆哮”的衰退，无声无息但是无情地消逝到“晚风的喘息／退到巨大的边缘、凄凉／露出满地的小圆石”。
1901年，当老女王香消玉殒以后，帝国准备的告别仪式不适合于一个人，而更适合于一个时代：对于悲伤的荣耀的华丽盛典。仪式如此精致复杂，邀请的皇室名单如此冗长，以至于从女王死亡到葬礼进行，其间差不多筹备了两个星期。
皇家游艇阿尔伯特号把女王的遗体从怀特岛送到朴茨茅斯。皇家海军主力舰和巡洋舰，以及从德国、法国、葡萄牙甚至日本的船只前来护送女王最后一程，只有西班牙遗憾地没能完成这项高贵的任务：他们的船没能及时赶到，摩纳哥亲王的一艘较小的船奉命替补。从朴茨茅斯港到伦敦的转运本身也是对时代变迁的证明：女王的遗骨由火车运送，沿途有数万人参与了吊唁。
2月2日，葬礼随从终于抵达首都，女王的遗体被搁上炮架（根据女王陛下的口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一样，棺材里面塞满了个人纪念品和照片（当然，包括阿尔伯特的照片，以及女王的苏格兰男仆约翰·布朗的一张照片。根据女王的指令，约翰的照片放在她的手腕上）。2万名士兵陪伴女王最后的旅程，另外3万名士兵沿街担任仪仗队。女王的棺材后面跟着为女王合上双眼的德国皇帝、葡萄牙和希腊国王、五位王储、十四位王子、两位大公爵、一位大公、五位公爵和无数地位稍次的达官贵人。小说家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俱乐部写信回家说：“我哀悼安全的、母亲般的旧资产阶级女王。在她宽大的、可怕的苏格兰格子围巾下面，她的国家温暖舒服，她的任期如此非凡的方便和有益。我对她死亡的害怕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她是一个维持符号——现在我们遭遇野外水域了。”
阿诺德后退的“信仰的海洋”和亨利·亚当斯的“野外水域”只是两个海洋的隐喻，他们以之形容一种盲目的、黑暗的、牵引力似乎要把世界拖向一个不确定的结局，或者像是《圣经》中扑向埃及人的波浪，要毁灭整个世界。代表着英国最伟大世纪的最高符号消失了，观者为之震惊，脚下的地球似乎在摇晃。诗人乔恩斯·托尔沃西这样描写他们不确定的后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节奏／海洋的脉动／消失于他们的咸咸的血液。”
朋友口中的伯蒂、满怀蔑视的亨利·亚当斯笔下的“恺撒爱德华”、新王爱德华七世以与其君主身份不相符合的鲁莽，迫不及待地与他母亲的陈腐遗产保持距离。“伯蒂”在温莎城堡横冲直撞。维多利亚的高地仆人、自信满满的约翰·布朗的石膏半身像和雕像被砸得粉碎，文件被焚毁，已故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品被收到储藏室，数百帧“垃圾老照片”被毁掉。爱德华在过去不被准许抽烟的地方抽烟，身边象征性的屠杀令他兴奋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摆脱了一个巨大的、讨厌的负担。随着新扫帚的最后一扫，他把他母亲最珍爱的静养地、她死于其中的奥斯伯恩大院改为候补军官学习的皇家海军大学，以及退休军官之家。
维多利亚女王克制、谨慎，爱德华则粗鲁、直露；母亲把平淡无奇的稳定视为根本，儿子则相信乐趣。目前为止，他一直以乡村别墅的宴会和周末游猎、与漂亮女演员和已婚妇女偷情，以及参加赛马大会和到欧洲度假为职事。除了仆人兼顾问的苏格兰人布朗先生和印度人门希，已故的女王出了名地可靠，她也只与上流社会那些稳定的、可靠的成员交朋友。爱德华可不是这样。他喜欢跟新贵做朋友，这些人聪明得多，负责得多，好玩得多，也有钱得多，或者至少更愿意掏钱博他一乐。佩吉特夫人不屑地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并补充说他与“闪米特人有着同样的奢侈口味，同样喜好愉快和舒适。”旧贵族及其方式被挤出了国王的朋友圈。
实际上，除了他富可敌国的东道主以外，爱德华完全是一笔债。为了不引起他的不快，英国豪门大户的主人为防国王突然光临，都得一直储备姜味饼干、法式蛋糕、浴盐及异国情调的茄子，而且他一来就会产生巨额的花费。他的个人随从超过十几人，其中有一个阿拉伯小伙子专门为他做咖啡。国王陛下的晚餐一般不少于12道菜，其中有填充了鹅肝、配马德拉酱的沙堆鸟这样的清淡小菜。壮硕的国王身高只有1.73米，体重却达102公斤。
如果说晚餐极尽奢华，那么，打猎则更加昂贵。当然，不可能让猎手自己去找猎物。毕竟这是爱德华治下的英国；要提供猎物，而且数量惊人。1821年，在诺福克的一个庄园只有39只鸟被射杀，而到了爱德华的时候，数字已经达到了5363只。如此庞大的数量只能依靠饲养，在国王来的时候放到野外。著名的快射手格雷勋爵吹嘘说，在他56年的猎手生涯中，他亲手射杀了25万只山鸡、15万只松鸡和10万只鹧鸪——平均每天超过25只的骄人数字。动物也被养来做打猎之用，一个周末，持枪的贵族和他们富有的资产阶级模仿者就可以击杀不说数千头，起码也是数百头动物。没有多少主人能够长期承担这样的奢华，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国王。
蒸汽涡轮机和贵族的失利
如果说“恺撒爱德华”是著名的女性玩弄者及令人惊诧的贪婪客人，而他声名狼藉的粗俗预示着早在他母亲统治期间就已经发端的漫长衰落：作为整个大陆每一个君主国家的等级制和社会支柱的欧洲贵族，表面上仍然很辉煌，但已经衰落了。尽管英国国王行为不羁，但是这与皇室礼仪或者统治阶级方面的处置失当无关。相反，这反映了当时潜在的经济情形。自古以来，欧洲贵族的权力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因此可以组建军队，修建盛大的宫殿，或者在乡下和宫殿里过着悠闲的生活。土地提供的财富、社会结构由上帝判定的思想是贵族统治的两大要旨。但是，在过去30年间，两者都受到了致命的破坏。
直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法国（革命已经将他们清除了）及两个小的共和国瑞士和荷兰以外，欧洲各地的贵族仍然保持着真正的权力。后者虽然名义上是个王国，但从来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阶层，因为它的面积不足以支持一个大地主阶级。只有英国贵族才同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大贵族一起，保留了最大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但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和俄罗斯同伴不同的是，英国的大家族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的长子继承法，它规定长子继承家族的所有称号和财产，女儿和较小的儿子只能获得不可传承的礼貌称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得不到土地。而在奥匈帝国或者德国，因为公爵的所有子女都会成为公爵和女公爵，家族的土地一般也由他们均分，之后再通过战略婚姻重新组合，土地所有权因此一直变来变去。而在英国，贵族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小群体。1880年伯克编的《贵族姓名录》记录了大约580个英国贵族，其中75%的人拥有的土地超过1000英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00年，仅普鲁士有贵族称号的家庭就超过2万个，而1914年的时候，俄国超过了25万个。在匈牙利和波兰，10%到15%的人口属于贵族。
数百年来，英国的贵族捍卫了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及欧洲许多传承性贵族看似突然终结的统治，并不是由于一战的炮火，而是更早的时候，相当和平地发生于大海对岸。那些听得见远处铃声的人可能听得出那是新轮船的涡轮发出的呜呜声，它使得轮船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用更低廉的价格穿越大西洋——实际上，是穿越全球。他们可能听见美国中西部农业技术稳步推进的声音，或者听见码头工人把美国或者俄国小麦投上又快又新的船时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哼哧声。
随着冷藏船（第一艘冷藏船SS埃尔德斯理号于1884年建成）的发明，新西兰、澳大利亚及阿根廷的肉制品和乳制品打开了英国市场，使之面向国际竞争。只有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选择不以进口关税保护其农民和地主的国家。结果，新的廉价产品猛烈冲击了它的土地经济。到1905年，英国60%的基本食物和80%的小麦都是进口的。全球市场已经成为事实：不仅仅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卓越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英国人早就明白的好处，现在也体会到它的不利之处。对英国的土地阶级而言，这种发展是毁灭性的。长久以来确定的、受到地理屏障保护的、不受其他生产者挑战的国内市场仅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不见了，利润也随之消失。作为贵族权力基础的土地制度也被彻底破坏了。到1900年的时候，有1.4万个庄园被抵押，只有2800位主人设法继续偿付贷款。仅1903年到1909年，英国贵族就出卖了900万英亩土地。
当然，也有一些人足够随机应变，并幸存下来。他们出售一半庄园，减少债务，投资股票，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没落。大部分英国投资流到了国外，尤其是美国、南美和俄国有利可图的新企业，从而在无意中帮助了竞争，建立了高效率的现代农业和工业基础，而英国的工厂则还在使用维多利亚中期的机器设备——它们曾经促成了国家的伟大，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跟不上国际市场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如果说土地收入的下滑对于拥有土地的家庭是危险性的，那么，死亡则意味着破产。1894年自由党政府施行的死亡税最初占继承财富的8%，到1909年，已经上涨到15%。（1919年，上升到40%。）对于已经负债累累、收入下降且不稳定的家庭，家里人的死亡简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不可儿戏》中的布拉克内尔夫人以其独特的沉着总结道：“除开个人生前应交的税和死后要交的税，土地已经既不赚钱也不提供享乐。它给人以地位，但是使他难以为继。”
变卖资产帮助一些人在经济上生存下来，但是对贵族身份和自信心却也是一种打击。1911年，艾尔斯伯里勋爵沮丧地说：“一个人不喜欢以家庭财产丢失者的身份死去。”一些不愿意走这条路的贵族同新兴、富裕的美国人结婚，以放弃旧名衔、采用新名字的方式摆脱困境。后来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成了汉娜－罗斯柴尔德先生；马尔伯勒公爵改名为孔苏埃罗·范德比尔德；兰多夫·丘吉尔勋爵同珍妮·杰罗姆的婚姻名噪一时。珍妮是纽约一位金融家的女儿，她不仅以时髦的独立性名噪一时，也因为在手腕上文了一条优美的蛇而震惊了伦敦社会。财富的诱惑也攻陷了欧洲大陆。1895年，时髦的法国波尼·德·卡斯特雷恩伯爵迎娶了美国人安娜·古尔德，夫人不仅带来了美色，也带来了300万英镑的嫁妆。伯爵用这笔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包括在巴黎市中心修了一座粉红色的大理石宫殿。结果仅仅3年之后，为了抢救剩下的财富，夫人就决定同他离婚。（伯爵最后死于赤贫，留下了一本文采斐然的著作《贫困生活的艺术》。）有一位范德比尔德家的女儿接纳了匈牙利的塞切尼伯爵。
小说家们很快看出这类婚配的戏剧性与滑稽。托马斯·曼的《殿下》描写一位德国王子和美国女继承人的结合。这也可看作是他对自己与一位富裕的犹太女士婚姻的深情、放肆的描写。这段婚姻把作者塑造成了文学的王子。英国－以色列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在他1893年的短篇小说《只是娶了安妮》中采用了同样的主题。
溶解的速度
在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阶级以不同的速度解体。德·卡斯特雷恩伯爵或者巴黎社会非常时髦的一小群公爵和公主在1789年以来并没有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对共和和世俗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主要来自教会。大多数自由主义、世俗派的法国人支持德雷福斯，但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派别（教士、政党和报纸）共同发起了持续的、丑陋的声讨他的风潮，其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情绪直接针对“犹太共济会”和共和国。
1901年，激进的总统埃米尔·孔布发起了进攻。他引用一项针对政治集会的晦涩法律，命令解散1000个天主教派（全部都迅速恢复，由共和党教师负责）以及众多的寺院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法国东部格勒诺布尔附近、建于1084年的格兰德－查特修道院，农民对1902年驱逐令的反应是在路上搭建燃烧的路障。修士们唱着歌离开修道院，教区居民站在队列的两侧哭送他们。
德雷福斯案催化了教会和共和之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斗争，1905年12月通过的政教分离法律迅速结束了这场斗争。这下，教会机构不仅顿时失去了基础，而且还得出钱向国家反租其屋宇。无论自发的暴动还是1906年的教皇通谕都已经无法令事态回到从前：法国教会的力量被打破了，其牧师被赶出了共和国的学校，修道院被关闭，机构几乎全部破产。激进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击败了它的宿敌，1906年7月13日（法国革命纪念日前夕），憔悴但是仍然富于尊严的德雷福斯上尉被免除了全部罪责并恢复职务，这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尽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资产阶级怀有梦想，但是在俄国，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突破贵族和教会的掌控。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他的权力只需依靠这两大支柱，并不遗余力地遏制民主趋势。沙皇中世纪的、神秘的社会观令他眼花缭乱，使他看不到国家的问题，而事实上，他的贵族很大程度上处于破产状态。1861年农奴解放令许多地主不知所措：由于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有效的农耕方法，他们迅速积累起沉重的债务，被迫把土地出售给新的有钱人。1917年成为第一位民主选举首相的G. E.利沃夫亲王说：“取消农奴制以后，我们这些地主很快沦落，没钱过圈内人习惯的生活。”
契诃夫《樱桃园》（1903年）里的一个小地主把自己的府邸和土地卖给了一位粗俗的商人。书中对砍伐一个小地主家树木的斧头声的那部分描写，反映了俄国历史的这一页。由于从前农奴的无知和固执，再加上深入骨髓的保守，他们宁愿破坏新方法捣毁机器也不接受哪怕丝毫的改变——正如托尔斯泰1877年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狂热的现代主义者列文在付出代价后意识到的一样，少数头脑灵活、尝试新的耕作方式、新机器和新作物的贵族几乎总是归于失败。
利沃夫亲王本人是他的贵族朋友中少有获得成功的人。他继承了15万卢布的债务，他和家人决定自己耕种土地，种植三叶草这类非传统但适合当地土壤的庄稼，阅读新的农业著作并采用书中推荐的方法，而且，有段时间像农民一样吃黑面包喝白菜汤。最初，农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完全疯了，但是，他们全家想方设法把地产运转起来，经过25年的艰苦劳动，还清了全部债务，而且农场的利润还相当可观。利沃夫甚至还种了一个果园，为莫斯科市场供应苹果泥——好像是对《樱桃园》阴郁信息的驳斥。然而，大多数贵族不能想象没有其习惯的奢侈享受，正如他们无法想象喝白菜汤。一旦丧失了农奴的免费劳动力，俄国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命运就终结了。
俄国和英国的贵族有理由妒忌哈布斯堡帝国的那些大家族，如文迪施格雷茨、华德斯坦、哈拉斯、罗布柯魏兹、列支敦士登、伊斯特汉日和帕尔菲，其中有些家族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当于英格兰所有县的总面积。哈布斯堡帝国基本上是乡村，自给自足，所以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大。匈牙利甚至出口小麦，在1900年的全球市场上，它是出口牛肉的阿根廷最大的小麦供应商。匈牙利广阔的平原，以及保守的乡村社会结构，使得它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生产粮食，这是少有的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反的例子，来自新世界的进口食品潮水般地涌入这些国家。小地主受到土地收入总体下降的打击更沉重，但是，他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通过一个巧妙而独特的办法补偿他们：他把他们全都纳入他的工资单，不仅仅是在军队，也在政府，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国家补贴贵族看似愚不可及，但是实际上，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情形，它使得皇帝维持了贵族这一社会力量。
帝国眼看要瓦解，成为民族主义的分裂国家，四处兴起的民族运动都在寻找领导，弗朗茨·约瑟夫成功地把贵族凝聚在皇帝的周围，不仅仅是收买他们的默许，而且也让他们积极参与他的政策。贵族拥有的可不是装饰性的位置：部长、部门首脑、将军和海军上将都是现职，哈布斯堡帝国行政和军事生活迷宫般的要求让他们都很忙碌。仅仅是吸收了大量贵族官僚的作战部就督导着三支独立的军队：奥地利军、匈牙利军和奥匈联军。似乎这需要的管理强度还不够大，每一支军队还都有一个语言的巴别塔，鼓励军官们学习各种语言，而且部里几种语言都在使用。军人可能使用一种语言发布命令（毕竟，命令在语言学上并不复杂），但是还需要另一种语言进行技术交流，第三种语言则用来跟士兵交谈。有些军团的新兵会说三种不同的本国语言。有人的家乡既有匈牙利人，也有日耳曼人和斯洛伐克人，移民去美国的比例很高，所以甚至也讲英语。军官们是在学校学的英语，普通士兵则从与美国有关的朋友和家人那里捡到了一些英语词汇，足够工作之用。
世纪之交，这个貌似不可能的制度非常管用。帝国内部有广泛的共识，即最好维持现状（这已经够复杂的了），即便这意味着摒弃其他大国都在玩的全球扩张游戏。各个领域的口号都是稳定。尖酸刻薄的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没有品质的人》中写道：“在这里，你处在欧洲的中心，位于旧世界的焦点。”
这里展现了一些奢侈，但是，当然，不像法国人那样过于复杂。人们也参与体育运动，但是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疯狂。为军队花的钱很多，但是正好足以保证它是大国中的第二强。速度也比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略小，但是也比普通的大城市大很多。这个国家的管理以一种开明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执行，对所有尖锐的地方，欧洲最好的官僚政治都做了小心翼翼的修剪，它只有一点不足：它无助于天才和企业……除非出生高贵，或者由国家任命，或者推定。
在哈布斯堡帝国，贵族的控制惯性和痉挛性即兴表演艺术掌控了局面，只有极少数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中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开始。
英国有它的大宪章、玫瑰战争和查尔斯一世的处决；俄国贵族遭到伊凡雷帝的荼毒，并于1825年奋起反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贵族一直与他们的政权保持着斗争关系；匈牙利尤其持续地对皇权评头论足；意大利人经历了复兴运动，西班牙人经历了血腥内战，波兰人遭遇了百年之久的入侵、革命和权争噩梦。法国目睹了投石党运动。在欧洲，只有一个地处大陆中心地位的国家——德国，其贵族权力和君主统治得到接受，未经受挑战或者中断。1944年之前这里没有发生过打倒贵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过打破秩序的弑君或者德国投石党运动。1944年，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克劳斯·申克领着一群人谋划推翻政府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结果功败垂成。
1871年宣布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是从乡下登上全球舞台的，他们相信传统的军事精神。不同于其英国同伴，除了一个人（怪癖的冈特·维克多王子。他是只有10万人口的小国图林根州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首领）以外，他们都会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和官方照片中穿制服。1866年普奥战争后胜利大游行前夕，德意志帝国的新总理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七个骑兵志愿军的荣誉首脑，授少将军衔，这么做摆明了就是好让他能穿军装。即便他是第一位平民政治家，但是他经常穿着制服出现在议会，而且总是皇帝在的场合。
国家政府通过保护贵族免遭工业化和全球竞争的寒风，对他们持续尊重和支持等级结构予以丰硕的回报。免税和关税壁垒保证农业仍然是对地主们切实可行（即便越来越困难）的支持手段，尤其是易北河流域东普鲁士的大地主们。东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精神构成了对普鲁士君主的支柱，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抵押借贷，生活一如他们的仆人，但少有人被迫出售庄园。他们的收益下降了，但是这些坚韧的容克地主拒绝放弃，而依赖坚定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个时候，这些节俭、骄傲、内心独立的清教徒贵族几乎把节约同古老的尽责信仰一样视为神圣原则。
1944年参与谋杀希特勒的勃兰登堡贵族亨宁·冯·特雷斯科就是在普鲁士的一个庄园里长大的。他的庄园也差不多只能维持生计。作为庄园管理者，他母亲把开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他们能够享受的快乐都很朴素，”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冯·特雷斯科夫人要给村里人买圣诞礼物的时候，乘坐三等车厢去柏林。到了柏林市，她也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大多数时候她下榻最便宜的招待所。那些年，即便是更奢华更富裕的冯·登霍夫伯爵也被人看见搭乘三等车厢。同时，普鲁士许多奋争的低层贵族则被军队吸纳了，他们常常用他们的军官工资维持容克乡村庄园。
德意志帝国地主的特殊经济地位在保护东普鲁士强大的容克阶级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德国贵族内部没有发生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危机，虽然在1900年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国会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贵族特权的声音。他们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特别因为选举制度本身赋予地主阶级多得不成比例的议会席位，也因为军队和政府里充斥着贵族成员：2/3的政府官员出身贵族，75%的军官和84%的将军也是贵族。1918年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所有总理（奥托·冯·俾斯麦亲王、里奥·冯·卡普里维伯爵、克洛德维希·祖·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和伯恩哈特·冯·布洛亲王）都出身贵族。
萨克森－阿尔滕堡的恩斯特二世公爵殿下是最安全的帝国贵族的经典范例。在一张照片、田园明信片上他在德国东部图林根的小公国就是这样：自己坐在一把精心雕刻、王座般的扶手椅上，周围是他迷恋的家人：他的妻子阿德尔海（娘家姓绍姆堡－利珀）女公爵和他们的孩子乔治·莫里兹、弗里德里希·恩尼斯特、夏洛特和伊丽莎白。
这些小国家的生活通常很简单，具有浓厚的家长制作风。“我父亲很早就拥有一辆汽车，”正式继承人乔治·莫里兹后来回忆说，“他告诉他的交通部长必须得改善路况，因为在崎岖不平的乡村路上开车太颠簸了。部长客气地告诉他没钱做这样奢侈的事，于是我父亲热忱地邀请部长坐他的车。部长没有好理由拒绝，于是我父亲以最快的速度着手修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满意地补充说，“道路以惊人的速度修复了。”
萨克森－阿尔滕堡是一个小公国，只有20万臣民。首都阿尔滕堡有3.9万居民，在德国城市名单上位居100位。小公国的领土主要是农地，也有一些煤矿，铁路网覆盖面积为185平方公里。公国最大的工业主是扑克牌生产商，现今仍然以阿尔滕堡的名义生产，在德国仍然很有名。恩尼斯特二世是德国最后一位君主（1918年11月14日，他比德皇晚五天退位），他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他是唯一一位生活并死在共产党统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前德国封建统治者。
在德意志帝国严格的等级制世界，年轻的王子们小小年龄就懂得了地位的微妙；他们明白其家庭地位的意义，以及与其他几乎与他一起吃母乳（或者奶妈的乳汁）的统治家族的关系。他们的家族关系说明了德国贵族根深蒂固的力量。
萨克森－阿尔滕堡与萨克森－科堡－哥特哈斯（乔治·莫里兹本人是令人泄气的英国王位第642位继承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大家族，包括比利时王室、保加利亚王室和葡萄牙王室密切关联。公爵的姊妹亚历山德拉嫁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爵。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公爵的姻表兄弟，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度被废的表兄弟。另一位姊妹玛丽成为皇帝威廉一世的兄弟、威廉二世的叔祖、普鲁士阿尔布雷克特亲王的夫人。他们所有人的血统都可以溯源到中世纪早期，以萨克森－阿尔滕堡为例，他们的祖先包括中世纪的皇帝查理曼和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及他们之后的一群色彩斑斓的13世纪边疆侯爵：骄傲的阿尔布雷克特、受压者迪特里希和压迫者迪特里希（不是父子关系）、堕落的阿尔布雷克特、被咬的弗里德里希、独眼威廉一世、蓄胡须的乔治。1900年，这些有趣的王公们的遥远的后代子孙仍然占着上风，但也只是勉强而已。
如果说外省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家长制气息，那么，贵族影响和贵族权力的程度在国内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尤其是在更加城市化的地区。像哈布斯堡、不莱梅、吕贝克或者但泽这些强大的北部港口（全都属于古代重商的汉萨同盟）都是小共和国，数百年都由公民参议院统治。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广袤的乡村主流容克地主精神在天主教莱茵地区的工业城市（科隆、埃森、波鸿等）则属异类。这些城市虽然正式属于普鲁士，但是其传统和行事方式则断然有别。
历史学家经常把德国中产阶级说成是拍马者，其实远非如此。他们很有自信，而且看不起出身贵族的人，认为那些人是一群退化的、墨守成规的骗子。德国中产阶级以教育背景和公民优点，而不是以贵族出身衡量地位和价值。杰出、富裕的德国人经常拒绝接受爵位封号。钢铁大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拒绝了封号（虽然他的儿子妥协了，从此以冯·波伦与哈尔巴赫亲王闻名），大病理学家和公共卫生活动家鲁道夫·魏尔啸也拒绝了。布雷斯劳工业家奥斯卡·胡尔德辛斯基曾经应邀乘坐帝国游船，后来他拒绝接受封赐给他的封号克罗伦诺尔顿，据说他说：“如果没有人因为我对德国工业的贡献而考虑给我荣誉，那么，我不会接受因为我同皇帝坐了趟船而给我的勋章。”中产阶级并不像莫姆森的悲观看法一样，“生来就是被统治的”。
很多中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者，对其文化和祖国的伟大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努力想得到的并不是皇帝给予的承认。德国商人更感兴趣的头衔是平民的、非贵族的、代表可靠与体面行为的头衔“商业委员”，而不是爵士身份；律师和法官希望达到司法委员会级别，等等。这些平民头衔以及博士、教授之类的学术称谓在德国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连妻子的称呼也被冠以丈夫的头衔：商业委员夫人、教授夫人，等等。而且，德国人以勤奋出名，这些头衔还可以增加，这样，在任何场合，所有头衔都会被全盘使用。因此，一个平常的医学生都可以梦想努力学习，到大学任教，在那里获得荣誉学位，最终被选入德意志国会，然后退休，那个时候，他的名字（经常是书面称谓）可以很长，根据他参加委员会、考试和官职的兴趣多大而定。市民们以其典型的德国人的方式，通过创设一套新的等级把自己从旧等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英国新兴的、有钱有势的财阀对于贵族头衔毫无疑惧，并且从内部改变贵族形式，所到之处都带去一定程度的中产阶级价值和现代性。他们购买乡村庄园，安装现代水暖和电光源——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上流社会的丑恶思想。结果，他们成了一种新型的乡绅：在城市或者在工厂工作，只有在周末才乘火车，或者开着新奇的汽车，去乡下的房子。周末农夫诞生了。
当时得到贵族封号的大亨，如生产啤酒发财的吉尼斯勋爵、开文具连锁店的W. H.史密斯和肥皂生产商勒沃勋爵，这些人大片大片地购买土地。例如，勒沃是个杂货店主的儿子，本名威廉·勒弗，生于兰开夏郡的博尔顿，1886年他在这里开办了一个肥皂厂。得益于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新颖的生产过程，勒弗的棕榈油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后来，这位企业家进入了政坛。他是一位狂热的收藏家，并把他的慈善意图体现于普罗特阳光——这是他为他的工人修建的住所。1917年，他成为莱弗尔梅男爵；5年以后，变成莱弗尔梅子爵。1916年，他从斯坦福侯爵手上买下伦敦一处壮丽的宫殿，将其更名为兰开斯特宫。他还获得了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几个岛屿，其中一个岛上有刘易斯城堡。
然而，新庄园不过是这些新人的玩具，最终不过是其商业生活的花絮。在维多利亚时代，仅仅是为了作为首相人选，本杰明·迪斯雷利被迫买下一座庄园，因为只有贵族，或者至少是乡绅，才可望担任这样的职位。1911年，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连保守党都把既没有头衔也没有庄园，而且也不打算寻求这两样东西的格拉斯哥金融家安德鲁·伯纳尔选为主席。对于旧贵族，其庄园失去本身存在的理由，祖先的居所就是其权力之所在。它们已经降格成了富人的饰物。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新的头衔，新的财富
如果说贵族装备是新贵们的玩物，那么，旧贵族成员则以嫉妒的眼光看着创造了金钱和当时财富的活力。英王爱德华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喜欢和这群强大的、新兴的朋友交往，爱德华很可能主要是出于享乐之故，而威廉则是因为他们体现了新帝国风起云涌的经济力量。
作为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和他的社交圈引起的已经不仅仅是保守的国人的侧目。伦敦社交界的领袖佩吉特夫人（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她自己出生于纽约，本名米妮·史蒂文斯）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但是，王子不过是看出了时代的征兆，而选择和冠军队、和那些争取新秩序的人做盟友：艾弗勋爵是啤酒酿造商，赫希男爵和恩尼斯特·卡塞尔爵士是犹太银行家，托马斯·立顿是茶包生产商——都是极其富有的、第一代贵族。当德皇听说立顿和他的君主一起在考斯帆船赛上同船航行时，以难得一见的机智说英王和“他的杂货店主乘船去了”。
都是一样的。尽管德皇自己也在迫切地渴望承认和辉煌，但他的品位也决然是属于新富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格拉夫·赫尔穆特·毛奇责令他的国人“表现得更像个样子”——格拉夫·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同名灾难性计划的发起者，在他的声明中附和了这个说法：“大成就，小展现：实际内容超过外在形象。”——威廉似乎颠倒了这个规律。他疯狂地花钱，过着奢靡的生活，正如他的旅程呈现的那样。他的宫廷就是持续的巡回演出，他只有半年的时间在柏林和波茨坦的无忧宫落脚。春天他在地中海巡游，在那里，他亲手进行业余考古（他在科浮岛有一座宫殿），或者住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的庄园。夏天，他又要出海，不过是去北海和波罗的海，秋天是如此诱人的狩猎季节，不可以留给他人：德皇最骄傲的莫过于与一长排被宰杀的动物合影。
柏林的宫廷不赞成他的做法。陛下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触犯了普鲁士历史上如此重要的节俭观念。普鲁士最伟大的儿子、传奇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总是穿着简单的军装，甚至晚饭一般也不过是一碗粥。他的谈不上英勇的后人有其他想法。宫女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记录了威廉去地中海的一次旅居，其间他在希腊的尘土间做考古挖掘：“H.M.（陛下）给考古协会发了一整页、非常昂贵的电报，描述他发现的（一座古代雕像的）每一个膝盖——俾斯麦说得对：‘没有比例感。’”
如果说老保守者不喜欢威廉的消费习惯，那么新富的实业家则没那么大惊小怪，也更不可能教训陛下什么节俭和比例。像他的舅舅伯蒂（英国的爱德华七世）一样，德皇喜欢跟那些更快活的、不那么守旧的人交朋友，这当中有当时最大的汉堡—美国客运航线的老板阿尔伯特·巴林这样白手起家的大亨。巴林是从一位破产犹太布商的儿子一路奋斗上来的。也许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他常有的精神分裂状态，持有当时反犹偏见的威廉特别喜欢跟成功的犹太人过从，除了巴林，还有银行家卡尔·福斯滕伯格和保罗·冯·施瓦巴赫、煤炭大亨爱德华·安利、强大的AEG的主席沃尔特·拉特瑙。妒火中烧的宫廷成员给这些帝国的随从起了绰号，叫“皇帝的犹太人”。威廉喜欢的其他人包括律师兼职业外交家、前普鲁士军官之子菲利普·于伦伯格。虽然于伦伯格不富有，但是威廉非常喜欢他，封他为于伦伯格亲王；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后来亲王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令德皇非常尴尬。
维多利亚女王的眼睛是由她的孙子威廉皇帝合上的，他是诞生于民族主义和工业推动力的新帝国的愚蠢代表。他和维多利亚的后继者英王爱德华都特别关心与其地位相应的仪式，但是又更喜欢现代生活的方便和乐趣。他们两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所体现的矛盾，两个人也都不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眼光。
爱德华·埃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是1902年为爱德华七世加冕而创作的，即便在当时，这首曲子听起来也像是一个更早时代的回音，为了使那个日子显得威严而进行了拉伸和放大。事实上，在他长寿母亲的阴影中沮丧地等待了几十年之后，爱德华差点儿没坐上王位。仅仅在加冕之前几天，阑尾炎差点儿要了新王的命，加冕典礼因此只得推迟。现代医学拯救了那个日子，当矮胖的君主摇摇摆摆地走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甬道，他曾经和当时的情妇（包括萨拉·伯恩哈特和“让人愉快的”爱丽丝·凯珀尔）以贵宾身份出席。国家如释重负，齐声合唱《希望与荣耀之地》——这是爱德华帝国新的（即便不是正式的）赞歌。为埃德加美轮美奂、丝绒般的曲调撰写歌词的是亚瑟·本森，他是一个痛苦羞涩的前伊顿公学舍监、剑桥大学玛格达莱妮学院的研究员，去世以后，他丰富的日记被发现，其中有180篇手写日记记录他努力应付痛苦的同性恋问题，他因此名声大噪。埃尔加嫌通俗的新歌歌词自以为是。本森本人并不是不动脑子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他的词至少部分反映了英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也是对贪吃的国王的身材的评价：“让你的疆域／宽广些再宽广些／上帝，让你强大／让你再强大些吧。”出席加冕仪式的德皇赞成扩张主义的情绪，虽然他不赞成扩张主义的英国本身。随着政治权力转移到民主化、专业化和量化的大众手中，身处权力顶端的人身着金穗子流苏制服，准备为旧秩序打好最后一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