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02年：俄狄浦斯王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根本没有可能，讨论也不可能，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联系：词语是谎言，感情是谎言，我们的意识本身也是谎言。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现代爱情生理学》
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1902年3月18日是早春一个肮脏、压抑的日子，铅灰色的天空给人不确定的感觉，继之以狂风骤雨——城里有很多咖啡馆，这样的天气最适于在那种地方猫着，尽情享受它们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即它们提供给客人的几十份报纸。客人只需要买一杯咖啡（现在也是如此），就可以坐下来阅读，想坐多久想读多久都行。
在这样一个沉闷的日子，新闻也平淡无奇。保守的《祖国报》报道了国际国内的政治事件：维也纳议会辩论要不要将军人服役时间从三年降为两年；帝国最显赫的一个贵族施瓦岑贝格亲王庆祝七十大寿；匈牙利议会代表就农业预算展开辩论。布达佩斯的一份德文报纸《佩斯劳埃德氏报》登载了一篇谈猪肉和培根价格的长文章。关于帝国第一家庭的新闻有：大公莱纳参观一场展览；女大公玛丽·克里斯汀分娩正常。
国外的情况要稍微扣人心弦些。国外新闻版的主要内容是布尔战争（德国和法国报纸也一样。所有自尊自重的咖啡馆都有这些报纸。）英国军队在特威波希被打败，梅休因爵士负伤、被俘，然后布尔人将他送回家，还颇为周到地给梅休因夫人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她把她丈夫送回来了。《祖国报》报道，英王爱德华今年不出国，而在英国海域巡航；普鲁士海因里希王子搭乘“德意志号”达到普利茅斯；圣彼得堡警察以非暴力的方式阻止了一场游行，但是拘捕了大约100人；一艘游轮在苏伊士运河上起火，产生了浮油；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覆盖了一层厚厚的、不合时令的积雪。
官方的新闻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你翻阅地方新闻和广告版的时候，眼前的世界以更丰富的方式展开。最具权威的报纸《维也纳日报》在其地方新闻版报道学童威廉·索普卡离家出走，不见踪影；保姆卡特琳娜·赖贝特琪令其私生子窒息身亡而被捕；工人“约瑟芬·圣”从三楼窗户跳下，自杀丧命；一位屠夫的助手偷了她雇主1000克朗。
“同志们、工人们、女工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消息报》在头版发出呼吁，提醒读者注意周日下午在吉塞拉市场有个“人民集会”。据另一条新闻报道，的里雅斯特工人举行了造反活动，军方枪击了“几十位”同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奥匈德国的“糖业男爵”企图阻止，但是白糖还是降价了；维也纳的一位教堂司事被人发现在他的车上性侵几位祭坛男孩。在一个工作场所没有安全保障的时代，终于有一天地方新闻版上没有工人受伤、遭解雇、致残的消息。在背版上，安东·波拉克公司提供便宜的男装；“一位体面的”女士希望承接洗衣工作；维克多马戏团发布表演节目，内容是喜剧和摔跤；一家药店叫卖“最好的家酿朗姆酒，保证酒精度达96度”（廉价、强劲，足以令任何在工厂工作16个小时的人昏死过去）；还有“橡胶产品”（安全套）广告，出于道德原因，这类广告藏在管道和洗衣工广告之间。
《炸弹报》，一份读者对象主要为城市男青年的幽默周刊，登载的广告很不一样：“免费、有趣的邮件”许诺汉堡有一家“艺术工作室”；另一则广告则是发布“裸体摄影研究”的消息。绅士们的新玩意儿和橡胶产品的广告由柏林的A.克鲁杰和莱比锡的卡尔·弗兰克发布。更受人尊重的《维也纳日报》提供的内容要安全得多：各大剧院的节目表、博物馆开馆时间及“女士和先生演唱课”。
在第一页的底部有一条官方的通告，一位历史人物以客串角色的方式出现在其中：
帝国和皇家陛下使徒于今年3月5日做出最高决定，最慷慨地屈尊任命私人讲师亚瑟·夏腾佛罗为维也纳大学特别教授，同时也以他最大的慷慨，授予私人讲师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朱利叶斯·马纳伯格博士和埃米尔·弗荣兹博士为同一所大学的特别教授。
弗洛伊德被擢升为“大学特别教授”（不同于全职的、终身的职位），这是他早就应该得到的承认，因为他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他称之为心理分析——已经在国际上得到称许。这份承认来得太迟了。长期以来，医学界拒绝承认这位犹太医生和他的方法，即便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依赖他与一位富有的病人之间的关系来推动他的事业。现在他终于实现了目标。在44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承认。
二元君主国，弗洛伊德度过大半生的地方，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幸存于世、出生在雄视欧洲20%领土的双头鹰下的人。二元君主国的领土范围从罗马尼亚边境的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境内）到瑞士日内瓦湖岸的布雷根茨，从北赖兴贝格（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到克拉科夫（今天波兰的克拉科夫）一直到的里雅斯特（现在意大利境内），然后沿亚得里亚海岸几百英里到戒备森严的小城布度阿，即今天的黑山共和国布德瓦。哈布斯堡帝国的臣民人口仅次于德国，超过英国与爱尔兰的总和及法国的人口（分别为4500万），其5000万人口并不构成一族，而属于几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族群：德意志人（讲德语的居民的自我称谓）、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波斯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
地图不仅突显了二元君主的权力和范围，也揭示了其致命的缺陷：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的集合。这是中世纪的政治遗产。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要求政治和文化独立、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控制税收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直接竞争中不断加强政治代表性，而奥地利本土的大多数人则由于大多数厨师出生于波西米亚而吃波西米亚菜，讲捷克语的人不会去匈牙利人的剧院——正如德意志人不会拿起捷克语、意大利语或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小说。捷克语居民和德语居民将布拉格一分为二，各自都坚持要有自己的报纸、学校、足球队、咖啡馆，甚至单独的大学。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德语知识分子，如弗兰茨·卡夫卡和弗兰茨·魏费，更可能懂得拉丁语、古希腊语或者法语，而不会讲捷克语。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祖先的文化，他曾学习意第绪语，而他的捷克语仅限于“厨房波西米亚语”——当时的洋泾浜德语，作为同来自外省的家务工交谈之用。纵观整个帝国，总体形势让人觉得比较稳定，因为没有一个族群人口足够多、足够强大到能够保证优势地位。1914年，奥地利外交部长莱帕德·伯克托尔德伯爵（他的全名是：莱帕德·安东·约翰·西吉斯蒙德·约瑟夫·科尔西路斯·费迪兰·伯克托尔德·冯·祖·昂格舒尔茨·芙拉特林·普鲁兹）的直系先祖使得他有部分德意志血统、部分捷克血统、部分斯洛伐克血统和部分匈牙利血统，当一位记着追问他的民族感时，他简单回答说：“我是维也纳人。”
几十年来，政府处理这种东拼西凑的忠诚的办法是以御貂厚厚的褶皱掩盖民族与文化的差异，但是，自我决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即便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会议也常常被议员之间的混战打断，而在引进敏感的文化立法后，一些少数民族党派诉诸非常不符合国会精神的方式制造噪音，用铃声、锅盖声和儿童号角声淹没反对派发言人的声音，破坏程序。作为对各种政治骚乱的回应，帝国政府培育了高贵的形式化的惯例艺术：这里一只手凑合、稳定、等待和满足点儿，另一只手又将其拿走，从不面对重要问题，唯一的希望是只要政府比历史多一点儿耐心，问题就会消失。
在这个没有全国身份的国家，唯一真正的统一概念就是皇帝自身。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年）的全称是：
皇帝和使徒陛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经由上帝的恩典，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伦巴第、维纳斯、达尔、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多梅里亚及伊利里亚国王，耶路撒冷等国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鄂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玛、皮亚琴察、古阿斯塔拉、奥斯威辛与扎托尔、切申、弗留利、拉古萨（布布诺夫尼克）和扎拉（扎达尔）公爵，高贵的哈布斯堡、蒂罗尔、凯伯格、戈里齐亚和歌兰蒂斯伯爵，特伦特（特兰托）与不里克森（布雷萨诺内）亲王，上、下卢萨蒂亚与伊斯特拉半岛侯爵，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索南伯格等地伯爵，的里雅斯特、卡塔罗（科托尔）、文德马克勋爵，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大总督，等等。
掌管着一个有大量悬而未决问题的国家，拥有盛大称号的皇帝完全是个庸常之人，一位一丝不苟的职员，经常没日没夜地穿着骑兵服，坐在他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宫的办公室，在数不清的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下评语和决定。他完全是责任和服务的化身，像他希望他的公务员能够做到的那样遵守纪律。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有时间去他在巴特伊施尔的别墅会他的情妇卡塔琳娜·施拉特。在那儿，他喜欢披上当地的衣服，去山间散步。对他的臣民而言，这位老人无处不在，官方照片里他冷冷的、水汪汪的眼睛凝视学童、公务员和躺在床上的已婚夫妇。
皇帝继续像个机械娃娃一样扮演着他的角色，所有这一切粉饰的辉煌的核心处却是一种空虚感和虚假感。只有希腊神话里才有比他的家庭更失调、更不道德的家庭。皇后伊丽莎白（1837—1898年）——她以“茜茜”而闻名——徒有浪漫的光环，她的生活其实是一连串的坏脾气、厌食症、飘忽不定地在地中海地区寻找青春灵药。1898年，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杀了她，这才恢复了她的声望。才华横溢、开明的皇储鲁道夫与其父决裂，并于1889年在其梅耶林城堡的狩猎小屋与情妇一起饮弹自尽，而他的表兄弟、寻欢作乐的奥托大公（他有一次曾经只配着军刀出现在社会上）饱受梅毒折磨，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只得戴着皮革的鼻子。至于当前的继承人，粗鄙、市侩气的弗朗茨·费迪大公，皇帝打心眼里厌恶他。
帝国的道德心脏本应跳动的地方却是空虚的。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年轻时是一个狂热的戏迷，他不经意地强化了这种认识，于是帝国的每一个剧院都为皇帝和他的家人保留了一个包厢，这是整个剧院最精彩的中心——包厢顶部也装饰成皇冠的样子，饰以红色天鹅绒，顶端是皇家的徽号双头鹰。妻子去世后，弗朗茨·约瑟夫几乎再也没有去过戏院。从伦伯格到的里雅斯特的皇家包厢空了几十年，它们不是连接起遥远城市与帝国的荣耀，而是不断提醒人们，哈布斯堡帝国中心处于空洞的状态。
大自然嫌恶真空状态，皇帝的虚构统一不可持续。相反，个人和竞争团体（民族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用他们选择的内容填补哈布斯堡帝国的空洞：礼貌、艺术、享乐主义以及各种何为伟大国家的思想。所有这些投射都是允许的——只要别威胁到皇家的虚张声势。
伟大的掩饰
在字面和隐喻的双重层面，掩饰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了哈布斯堡维也纳生活的中心原则。“一个女人越想表现得像个‘贵妇’，就越不可以允许其自然的形体引人注目；整个时尚都遵从这个学说，因此遵从当时的基本道德倾向，就以关心掩饰和隐瞒事实为要。”这是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
皇城本身也践行它对妇女的要求。环城大道，维也纳盛大的大道，饰以辉煌的历史主义风格，这是变化的时代表达对永恒价值的确认，是对伟大的宣示。每一栋建筑都采取与其目的相适应的历史风格，城墙是哥特式风格（模拟弗莱芒公民财富），艺术史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是新巴洛克风格，议会大厦是希腊风格，大学是新文艺复兴风格。
在老皇帝随时警惕的目光之下，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一座有着宏伟的门面、富裕、讲究礼节、具有表面确定性的地方。斯特凡·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中描写那些足够幸运、不用挨饿的人对于世界充满了信心和乐观情绪：“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的一切似乎都建基于耐久力……唯有这种安全感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安全的世界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父母曾经以为那是一所石头房子。从来没有风暴或者激烈的穿堂风打扰他们温暖、舒服的生活。”
为了保持这份舒服，需要接受的虚假信念可不是一点点。在政治上，哈布斯堡帝国困扰于内部民族主义风潮和周边环伺的强敌。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其广大的腹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而即便有意愿，其根深蒂固的贫困和社会等级也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美国西进运动那种规模的开发。然而，这副挣扎的身体仍然有着一张华丽的面孔，对于二元君主国的很多人，这一帝国涂抹着油彩的错觉很快成为了世界的首选版。“随着《蝙蝠》（约翰·施特劳斯的滑稽歌剧）于1873年提前首映，”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精明地写道，“维也纳再次主导了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滑稽歌剧的世界。”
陷于困境的帝国决心长期遗忘它的问题，有笑话说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像是一曲维也纳的华尔兹：先右转，然后左转，转了几圈儿，最后回到起点，一直都没停脚，却总在原地转悠。
在这个充斥着事实掩饰与不确定的世界里，风格就是一切，正如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年）在他华丽的洛可可幻想作品《玫瑰骑士》（1911年，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的歌词中写的那样，每个人都采取纯粹的享乐主义态度：玛尔斯查琳喜欢她年轻的情人屋大维，屋大维追求漂亮的苏菲，而苏菲则被出卖给傲慢的奥克斯男爵，这样，她的父亲、富裕的制造商法尼纳尔就得以进入贵族圈。每个人都假装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准则以及为了他人的利益；只有剧中的喜剧人物奥克斯有时候对自己好色的爱好还比较坦诚。在一个充满铁律的世界，道德是第一个牺牲品。
像滑稽歌剧中的情况一样，官方的刚性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如果说职责和公共道德表面的严格令人窒息，但总是有漂亮的女店员可以安慰男人（维也纳的“甜美女孩”掩盖着普遍的事实上的卖淫）。至少对于男人，剧院、音乐厅、啤酒馆和维也纳周围星罗棋布的乡村旅馆总是给他们提供某些乐子，而维也纳则有一整个区域普拉特专门建了一座永久性的娱乐园，全天候营业，从小到一杯啤酒到找个人陪陪，都可以实现。
作家亚瑟·施尼茨勒（1862—1931年）声名狼藉的戏剧《菊花链》（1903年）中，不同社会背景的夫妇在一系列随意的性活动中相识，开头是一位妓女和士兵，升格到女演员和伯爵，最后一幕是伯爵遇见妓女……完全是一串无意义、无止境、不顾社会边界的烂事。在这部剧中，他把随意的联系和无尽的活动这两个主题结合，从而给自己背上了色情狂的虚名。作家菲利克斯·扎尔滕（1869—1945年）是《小鹿斑比》的作者，他创造了眼神柔软、赢得了全世界小女孩的爱、雪一样纯洁的小鹿，但他以比施尼茨勒更顽皮的方式，写下了著名的色情泛滥的《约瑟芬·木镇巴切尔》（1906年），完全不给成年读者留下任何的想象余地。
如同在其他的欧洲社会一样，口是心非在维也纳也成为惯例——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那场灾难性的诽谤审判和德国的于伦伯格事件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两个事件中，受尊重的知名人士在其本来是公开秘密的同性恋身份公之于众后被毁于一旦。在二元君主国，这一原则得到强有力的坚持：只要帝国伟大的生活和公共道德能够得到坚持，每个人都能有好日子过。往另一个方向看的公共教条使得头朝相反方向的双鹰成为了国家及其心态的最佳象征。严格的行为准则往往因为一个领域适用不同的规则而遭到抵消，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
大家集体逃向享乐，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政治，而且不仅仅是大众娱乐如此，高雅艺术的情况也一样。自从19世纪初梅特涅统治，尤其是1848年那场流产的革命后，沉闷的贵族采取了很多措施压制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崛起的中产阶级找到了近一个世纪以前德国浪漫主义者用过的办法：如果不能通过政治参与享有国民生活，他们就通过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将他们的情感掩藏在脚本和舞台服装之中，借此再造他们的自由和价值观。
在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剧院、文学和音乐发挥着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相同的重要作用。只有在这里，像约瑟夫·凯恩茨、伊利奥诺娜·杜丝这样的演员才能成为享誉全国的名人。据斯特凡·茨威格说，每一个菜店里都在谈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也是）他们的事业和容貌，兴致勃勃的学童们收集他们的签名。只有在这里，一位艺术家的葬礼才会变成一件举国大事，有上万人出席悼念活动，每个商店的橱窗都挂着装饰着黑丝带的肖像。普泛的人文教育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剧目，在他们的沙龙里，歌德、贝多芬的半身像就摆在皇帝的像下——即便没有完全取代皇帝的像。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富裕的实业家都把赞助艺术作为一种荣耀。
对于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年）、这位职业进阶于1902年3月18日在维也纳的报纸上得到公布的医生，道德原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背离是生活事实。他是在这里长大的，对于口是心非的氛围，他心知肚明。身为一个挣扎度日的犹太布商的儿子，弗洛伊德努力奋进，成为了一名时髦的“现代”医生，他的声望取决于他和伟大的巴黎精神科医生夏科共同的工作以及他倾听病人、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感到震惊的能力。弗洛伊德在伯格街的咨询室充斥着维也纳这个良好社会的成员，这些人都患有传统方法无法治愈的病。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弗洛伊德本来希望从事严格的科学工作。他最早做鳗鱼睾丸的生理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低等鱼的骨髓功能研究。他从研究深海生物转而研究人的大脑、做可卡因试验，并来到巴黎同夏科一起做研究，在这里，弗洛伊德学习心理学方法治疗精神疾病的强大效果，这种诊断和治疗的基础是分析病人的谈话，找出他们的症状和行为的情感原因。他本人的兴趣将他导向类似的方向。这是一种谈话疗法，这种方法以言语取代解剖刀，切入不可控制的想象癌包，以便摆脱它们，恢复健康体质。
大约1895年，弗洛伊德发现了他认为可以打开心灵宇宙的阿基米德点。弗洛伊德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注意到他的病人迟早会谈到性功能障碍、性幻想或者性恐惧，他们的叙述的象征强烈地指向性。这本身并不新鲜：在治疗精神障碍的医生中，性扮演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然而，弗洛伊德迈进了关键的一步，正如他在给他的同事及后来的密友威廉·弗雷斯的信中所说：“我口头或者写信告诉过你这个巨大的临床秘密吗？……歇斯底里是性发育或者性成熟以前的性恐惧的结果。强迫性神经症是性发育或性成熟以前的结果，后来变成一种（自我）责备。强迫症是性之前的性快感的后果，这种性快感以后转化成了（自我）责备。”弗洛伊德的言外之意是，心灵的所有痛楚事实上都与性有关，根源不在于近期体验，而是深藏的、一半是回忆，或者极力抑制的记忆。因此，他设想谈话治疗必须使用考古方法，寻找潜藏在累积几米厚的瓦砾之下的结构，即遮蔽在新的表面之下的深刻事实。他确信，这些事实毫无例外地导致被认为不可接受的性感情、被禁止的欲望、思想的乱伦、性妒忌和性恐惧。
在维也纳，这样的理论铁定会引起特别的反应。弗洛伊德的老师夏科认为，理论非常好，但是并不妨碍事实的存在——这话在维也纳语境下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年轻的医生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即便理论或社会习俗认定那种麻烦的冲动并不存在，认定人们都很理性、懂得荣誉存在于完成义务，但不合法度的冲动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其压抑必定导致内心的冲突。个人欲望和社会要求、秩序及社会上高尚文雅行为标准之间的冲突导致个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压抑、升华和愿望与情感的错位。
弗洛伊德在他开创性的著作《梦的解析》（1899年，日期是1900年）中假设，有意识价值与下意识欲望之间的破坏性冲突通过梦展开：
……梦提供证据，即便在正常人身上，压抑的材料也一直存在，并能够进行心理活动。梦是这种压抑的材料的表征之一；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案例中情况都是如此；在实际体验中，至少在大量案例中都是如此。这些案例正巧最直白地显示了梦中生活的更为显著的特点。被压抑的精神材料在醒觉状态下被禁止表达，由于矛盾态度的相互中和而与内心认知割裂，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妥协—构成的支配下，在夜间强行进入意识层面。
梦主宰着潜意识，潜意识是如同荷马的酒红色海洋般幽深且无法控制的心灵境界。合理化的心灵充满了规范的思想和良好的意图，但是如果理性和潜意识分道扬镳，那么最终会引起人格分裂，其结果就是神经官能症，是潜意识需求通过各种症状表达自己的一种错位。物理治疗师的任务是通过各种问题和细致的引导揭示其隐蔽的因由，解脱受难者，使其理性地处理他／她的冲动：
通过梦的分析，我们得以洞察这一最奇妙最神秘的工具的构成；的确，这只能使我们前进一点点，但是它给我们一个起点，帮助我们从其他（正常的病理）构造角度出发，使我们进一步穿透我们对这一工具的拆解。因为疾病……不一定臆断这一器官的破坏，或者在其内部建立新的裂痕：它可以通过强化或者弱化发挥力量的构件得到动态解释，这些力量构件大量的活动在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都被遮蔽了。
这个理论的明显结论就是，所有的“正常行使职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专门用来掩饰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理，那就是，社会本身的职能行使依赖对个体的压抑和对快感的拒绝：
在上一次的分析中，人类社会的动机是经济性的：由于没有充足的食物养活无需工作的成员，成员的数量必须维持在较小的水平，必须将其能量从性行为上转移到工作上。这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永恒的、原始痛苦。
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集体梦想，其设计目的就是要迫使人们成为有用之人，而不是让他们自得其乐，实现自然赋予他们的原初（性的）功能——在维也纳政治语境中，这个理论像是对奥匈帝国的评论。
早在年轻时代，西格蒙·弗洛伊德就决心不做哲学家，而立志成为临床医生、科学家。幸亏他对隐喻的兴趣使他离开了实验室，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工作才真正具有了开创性，也是影响最大的；几乎是顺带地，他对人格结构和早期经历的分析否定了占主流地位的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其中所有的理解和所有的道德都以理性，并且只以理性为基础。早在18世纪，伊曼纽尔·康德已经声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因为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基于知觉，而全部知觉都基于我们的感官结构和局限，以及它们向我们传递世界的方式。康德写道：“因此，唯一可靠的知识必须从心灵本身的内部寻找：统领我们的判断和行为的普遍道德法则，那个只能通过理性才能发现的法则。”
弗洛伊德的个人发展理论断然与这一高贵的思想相矛盾。他争辩说，道德绝非是普遍性的，而是自恋狂的结果。儿童早期的“自恋狂完美”一遇到充满禁忌和局限的世界，个体把这种失落视为个人的失败，于是产生罪错感，在竭力重获天堂的过程中，自我产生了诸如责任心、洁净和同情心之类的规范。道德本身根源于性，其结构依赖个人经验的偶然性。在最终的分析中，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法则，而只有冲动和罪错，它们由内在的隐喻代表：规范的超我、理性的自我，以及本我——那支持和破坏一切、无边无际的直觉和欲望的疆域。弗洛伊德宣称，道德甚至比知觉更具根本的附随性、更主观。没有人可以声称发现了普遍原则或者其行为出自于普遍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只不过是不能满足子宫里的完美生活的神经质失败的投射。
维也纳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竞争性习语和民族主义争执的城市，在这里生活的经验可以说有助于这种对于普遍原则幻觉和理性道德的废弃。弗洛伊德的文本忠诚（在他的《梦的解析》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细节都算回事，都有意义）注定他会爬梳字里行间，而他对文本的坚持也是犹太人学习方法和态度的未得确认的遗产。弗洛伊德没有受到犹太教育，但是他父亲仍然是在正统环境下长大的，塔木德式学习和弗洛伊德分析之间的关联引人注目。两个文本（《圣经》的文本，“梦”的文本）明显的随意性都神圣不可侵犯，语言所遮蔽的秘密多于其所揭示的秘密，文本的解读只能借助于其他人及那些严格运用学术观察所获得的原则。在这两份文本中，深层结构经由显然的众多的标志和符号揭示。尽管弗洛伊德有着严格的世俗观点，并且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最雄辩的宗教批评者，但是，医学学者的弗洛伊德和拉比的弗洛伊德之间的界限是薄弱的，也常常是可以互相渗透的。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于社会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比对个别病人的治疗更有用：就连他自己的病人也没有体现出大师宣称的显著改善，很多病人在疗程结束后再度复发。以他所处时代的角度观之，他对社会和个人表象的批评极具颠覆性。在一个比其他社会更依赖外观和习俗隐藏都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的社会，这位犹太医生宣布所有的习俗都腐蚀人的心灵，社会不过是必要的恶，代表着对于最深层的想象的最无政府主义的虚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压抑和可能使其成员患病、扭曲其心灵的心理暴力为基础，那么，它们的合法性何在？
而且，个人怎么样？所有的文化不过是“最卑劣的本能”、是不可能当着女士们的面讨论的事情、是年轻姑娘在睡上婚床之前一无所知的事情的升华，难道果真是这样吗？那人类心灵，尤其是天真孩子的心理中黑暗、无可言说的冲动领域怎么样呢？这样的理论难道不就是对于公共道德的攻击吗？在一个竭力保持外观的城市，这些思想提出了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维也纳艺术家、哲学家们的作品之间有着显然的联系。小说描写僵化的社会习俗如何摧毁和扭曲个人：它们折磨着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年轻的特尔莱斯的困惑》的同名主人公。他在培养帝国军官的少年科学院里目睹了施虐的习俗，在另一位犹太医生、维也纳的心灵、伟大的诊断医生亚瑟·施尼茨勒的著作中，它们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部以主人公命名的短篇小说中，施尼茨勒的平凡主角古斯特中尉用了一整夜痛苦地预想由于一点微不足道的误会，他为了捍卫荣誉次日要进行的一场毫无意义的决斗。在另一篇意识流短篇小说中，年轻的妇人埃尔丝小姐为他破产的父亲要求她同一位债主睡觉的事情，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们送你上学，保证你学法语和钢琴、夏天在乡下度假，”她这样回忆她的家教，“但是，他们何曾在意过我内心在发生什么，我的心里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和恐惧？”他们没有。在一个良好社会语境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异端。
施尼茨勒认识并敬佩弗洛伊德，也得到弗洛伊德的敬佩。他毕生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表现这些遭受压抑和困惑的人们，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神经官能症，他们好像围绕着虚空的核心转动的电子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轨道，被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经常不确定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任何逃离僵化习俗的企图马上就受到攻击。在《生命的呼唤》（1906年）中，年轻女子玛丽亚试图给小小的客厅透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她父亲看到一群士兵骑马经过，立刻责备她。
父亲：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我都吓死了！
玛丽亚：空气很热；医生总说这屋子很闷。
父亲：闷！所以你突然打开窗户？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吗？看那儿。是的，他们在那儿骑马，骄傲、年轻、健康……今天很健康、很年轻！……嚯！我们的房子在城市的中心——到拐角处看看吧——生活从你身边经过！
在一个必须紧闭心灵的窗户以远离诱惑的生活世界，外观不可信。弗洛伊德的一个核心断言是，被压抑的冲动会表现出来，如果它们不能直接表达，它们会寻找另外的途径。任何说出的话、任何的想象、任何做出的事，都会染上这些不被承认的核心冲动的色彩。
从这句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词语和手势代表着某种隐蔽的意思，存在着说出来的话之外的意思，所有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内心的冲突麻痹，正如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中的著名情形一样，其中，“伟大的爱国行动”、帝国的周年庆陷于无休止的讨论、磋商和会议。其同胞的拖延和掩饰能力无休止地转移了讽刺作家穆齐尔的注意力。其他作家发现更难以对付他们使用的词语的不可靠性。维也纳年轻的诗坛新星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深为这种对语言的不信任所煎熬，干脆放弃了写诗。“简单地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他通过他《钱多斯勋爵来信》（1902年）中一个人物的口说，“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清晰思考和说话的能力。”语言转而反对诗人。“词语突然采纳了如此千变万化的色彩，互相渗透”，于是霍夫曼斯塔尔的主人公发现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只有沉默的时候，才能获得慰藉。
正如弗洛伊德证明、霍夫曼斯塔尔感受的那样，不能依靠语言来表达真理。会说多种语言的哲学家弗里茨·莫斯纳（1849—1923年）认为语言之间的直译根本不可能，并从根本上怀疑借助语言能够表达什么和无法表达什么。莫斯纳注意到概念及其意义在他使用的不同语言中的微妙差异，然后分析了语言传输确切意义的能力。他认为，经验是独特的、即刻性的，在获得名称的那一刻，它就丧失了这些关键的品质。在《对语言批判的贡献》（1901—1903年）中，莫斯纳用了浩繁的三大卷书解释语言无法传达思想内容的观点——这是西方哲学较具悖论的一个成就。
莫斯纳哲学工程的高潮是无所不包但无神的神秘主义。厄恩斯特·马赫（1838—1916年）则取相反的方向。身为布拉格德国大学杰出科学家及实验物理学教授，马赫的解剖对象不仅仅是语言，也包括经验和人格。在最终的分析中，他只承认持续的生理感觉流，此外，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堆毫无依据的假设。感觉就是一切：“一旦我们感觉到假定的‘身体’和‘自我’的结合体只不过是些代用品，旨在作为临时导向和明确的实用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身体，保护我们不受痛苦等），我们就会发现，在许多更高级的科学考察中，我们有责任放弃它们，因为它们不充分、不合适。”
马赫认为，放弃一成不变的个性的虚幻（以及奥匈帝国核心处空虚的哲学隐喻）有着戏剧性的后果：“必须抛弃自我。部分地是由于认识到这个事实，部分地是出于对它的忧惧，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悲观与乐观，以及无数宗教的、禁欲的和哲学的荒唐。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对这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个事实是哲学分析的即刻后果。生理学之外再无其他，之外的一切都是虚构，之外没有真理，没有隐蔽的事实，当然也没有造物者。”人只不过是一堆极不稳定的、造成人格印象的观念——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在他的著名论文《不能复原的自我》（1907年）中讨论并推广了这个命题。
如果语言并不一定在讲话者一边，外在的影响侵扰自我的虚构，那么，音乐语言注定要受到影响。维也纳作曲家们走在了感知的文化研究、语言的不可靠及其潜在规则的前沿。以其同学汉斯·罗特（死于1884年，享年26岁）想象的声音世界为基础，年轻的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交响乐（1888年），整首曲子只有一个由琴弦演奏的单一齐唱音，不时有鸟声加入，最后整首曲子演进为一个静止不动的声音，造成心灵受到外部冲动搅扰的完美意象。在曲子快结尾处，外部世界的其他花絮造成了戏剧性的音乐冲突：军队进行曲（儿时的马勒就住在军队操场隔壁）、舞曲、自然的声音——世界被呈现为一个印象式的内部空间。在他后来的交响乐中，马勒采用民歌童稚般的简单，以避免分析的复杂和矛盾。
马勒将直接经验和习惯（交响乐的）形式之间的冲突戏剧化了。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年）及他的朋友和学生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等作曲家更往前跨了一步。像马勒一样，他们也通过尝试将音乐简化到最基本的形式来对其语言—音乐—进行探索：12个半音系列构成一个全音阶。不同于古典传统浪漫、高度装饰的自我，他们相信以尽可能最简单的形式为基础的、牢不可破的结构乃是真理。他们都是后期浪漫主义风格的天才作曲家，但是他们背离了瓦格纳式的半音音阶令人觉得闷热的甜腻，而采纳了一种给人以数学般严谨的作曲风格——虽然不总是具有情感的满足。如果说自我不是语言技巧，那么，艺术创作最好以理性结构的坚固为基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著名地将对语言、事实和词语有效传递能力的哲学怀疑推向其概念的极端。他在他父亲的家里接受教育，与艺术和知识精英过从甚密，他选择在剑桥意气相投的实证哲学环境里继续他的研究，当时，伯特兰·罗素和G. E.莫尔是剑桥分析哲学的执牛耳者。维特根斯坦是那种有着中世纪先烈般精神动力和富于探索精神的人，为了得到让他可以构思的宁静，他隐居到挪威的一处峡湾。1913年，他拿出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简论》（1921年出版）。在本书中，他以近乎数学严密性的词句勾画出语言作为有意义的沟通工具的范围。
在这种高度关注和应该怎样言说事物的环境下，风格和文学的典雅有它们自己的文学守护天使、暴躁的宣传家卡尔·克洛斯（1874—1936年）。他的著作实际上是对其他人作品的刻毒评论集。“人们仍然认为，尽管风格糟糕，人的内容还是可以很卓越，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倾向可以独立于它而确立，”克洛斯写道，“但是我坚持……像廉价出售那么多糟糕的书那样廉价处理这些人太有必要了。要不然，议会应该召开一个语言会议，就像奖励杀死蛇的人那样，奖励每一个消灭陈词滥调的行为。”
没有什么比风格上的粗枝大叶、糟糕的比喻和空洞的惯用语更令克洛斯绝望的了，这是对他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的雄辩证明，那个放在今天可能会给报纸编辑寄发一堆愤怒的读者来信的人拥有他自己的杂志《火炬》，所有稿子全部由他一个人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词语及其背后的真实性有着坚定的、准宗教的信任——当时，广告的根本原则开始了对整个美洲大陆广告牌的统治——使用多种语言的二元君主国的思想家们则因对他们使用的词语本身的怀疑而几乎陷于麻痹。另一方面，与真理的斗争则赋予其探索一种近乎精神性的重要性。
风格的伦理
对于公开反抗继承的表现方式的年轻一代艺术家，风格关乎道德诚实。“生活在变化，”评论家赫尔曼·巴尔（1863—1934年）写道，“但是精神仍然是古老不变的，它并不骚动、变动，现在，它却无助地遭受苦难，因为它孤独并为生活所抛弃……过去是伟大的，往往是美丽的。我们要为其举行肃穆的葬礼致辞。”
建筑师阿道夫·鲁斯（1870—1933年）曾经在路易斯·苏利文的芝加哥办公室工作过几年，后来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摩天大楼，如布法罗的担保大厦（1895年），其严格的功能主义美学为那个时代设定了新的标准。这位年轻的维也纳建筑师既热烈地追慕怀疑论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也狂热地追随美国人的自信态度——这与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普遍存在的惰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鲁斯既才华横溢又雄心勃勃，他以旺盛的热情打下自己的烙印，并把审美纯粹的福音植入首都的心脏。他以其兢兢业业为人所注意，并获得了现代化主义者的声名；他的努力终于使他受托在一个特别优越的位置——在市中心、皇宫对面。那里全是19世纪华丽的柱子、大力士雕像、装饰花瓶及新巴洛克丘比特——修建一所银行。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1910年，拆除了脚手架的新高盛集团大楼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当时，报纸对它发出了强烈抗议，市议会责令停工。在陛下最高存在的对面广场矗立着一座几乎咄咄逼人的功能主义风格的房子，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门面。没有裸体、肌肉发达的英雄支撑窗框，没有有翅膀的婴儿、女神、花饰来装饰本来显得赤裸、僵硬的房子。相反，入口是笔直的绿色大理石柱子，柱子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排排方窗。对皇室感情惊人的不尊重尤其令人震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发誓永远不会再从米歇尔入口进入霍夫堡宫，皇帝亲自下令，任何时候他进入看得见那座违规建筑的房间，都必须把全部的窗帘拉上。
建筑师本人则不惮以他的思想直接面对老后卫，震动它，并抛出战书。他相信，艺术和建筑必须从恶劣品味的暴政及中产阶级审美观内在的虚伪中解放出来：
一个人越是善于模仿，公众越是喜欢他。对昂贵材料的尊崇——这是新贵地位最可靠的标志——决定着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几十年，模仿主宰了我们所有的建筑。墙纸是用纸做的，但是绝不能显露出来，而必须印上丝缎、织锦或者地毯图案。门窗是软木制作的。但是由于硬木更贵，因此必须把它们漆成硬木的样子。铁只好借助青铜或者铜漆模仿成贵金属。我们本世纪的材料水泥却被认为全然无助。但是，那本身是多辉煌的材料啊……
身陷一个充满无言的谎言、东模仿西模仿的世界，鲁斯争辩说，建筑和设计必须重新焕发形式的诚实。“这种家具没有任何风格，”他充满赞许地评价1898年博览会上的先锋椅子，“它们既不是埃及的或者希腊的，也不是罗马的或者哥特式的，也不是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式的。大家立刻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家具是1898年的。这种风格不会持久。之后，1899年的风格会大行其道，而且会完全不同。”不诚实和装饰是同一枚假币的两面：鲁斯认为，装饰就是犯罪。
我有如下发现，并将之贡献给人类：文化的演进等于取消实用物品上的装饰……因为饰物（那是之前的、万物有灵论文化的遗存）与我们的文化不再具有有机联系，不再是我们的文化表达。今天制作的饰品同我们自身并无关联，与世界秩序并无关联。它停留在过去。
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立场，更是一种政治观点。如果说鲁斯是建筑师造反派中的最突出者（因为他同意安装窗台，他的米歇尔广场建筑工程才得以于1912年完工），那么，最令人震惊的故事也许要算奥托·瓦格纳（1841—1918年）的转变。瓦格纳是历史主义风格的维也纳环城大道架构的大祭司们的继承人，是奥匈帝国最重要也是创意最多的建筑师之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建筑师像瓦格纳那样创建了更辉煌、更漂亮的历史主义风格的海市蜃楼。在他彻底重建维也纳的方案中（从来没有实现），景观恍如“清洁过的”空间彩绘，其高耸的拱顶和宏伟的构想，高贵的白色大理石柱子亮光闪烁，堪称历史主义艺术名副其实的杰作。这件作品是他史诗般地、极为成功地对过去美丽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其后发生了瓦格纳形容的他的“艺术宿醉”——这是审美反应过度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