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已经快60岁了，与他同龄的大多数同事都在考虑退休了，而他则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也因此，改变了建筑历史的进程。他重新设计了维也纳的交通系统，并且证明现代城市的需求同优雅的功能性设计可以成功结合：他设计的地铁站和两座多瑙河大桥迄今仍然是艺术丰碑，分布在哈布斯堡帝国首都的其他一些公寓也是。他成为了最聪明、最高超、他身为其中一员的大资产阶级朝后看乌托邦最华美的实现者。在他典雅的公寓里，任何一个细节都精心考究，以其新文艺复兴的辉煌，让入住其中的每一个教授和银行家都觉得自己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员。
瓦格纳一直在思考和选择形式和功能问题，以及“任何不实用之物都不可能是美的”和每一个建筑元素的目的都可以创造真正美的作品这一事实。阿道夫·鲁斯完全拒绝装饰，并在事实上拆除了他的建筑的门面，而瓦格纳则更进一步，他显示设计精到的建筑元素的审美优雅。
走进他设计的维也纳市中心邮政储蓄银行（1903/1904年），无法不为之兴奋：其彻底的形式纯粹、大厅的拱形玻璃屋顶、光线感和简朴的美感、间断的铝材管道像是抽象雕塑。不同于鲁斯及后来的勒·柯布西耶及其追随者，瓦格纳体现的不是纯粹的功能主义，而是美和实用性之间的更为协调的象征性结合，从来不对二者厚此薄彼。这样的空间代表着这座城市20世纪美学灵魂之争所确定和占据的立场。鲁斯认为赌注很大，认为文明的道德危如累卵。很多同事都同意他的观点。
在公共性方面，没有任何艺术超过建筑艺术，也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比建筑更具政治性：一个人可以选择不读某一本书，不进一处画廊，但是要避免看见某些建筑或者城市的某些部分则困难许多，历史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之间的美学和代际冲突在全世界的城市留下了看得见的痕迹——它们是不同美学认识和人性认识的灯塔。美国为鲁斯这样的人提供了创新精神的伟大启示，在这里，新的城市不受传统的支配，结合如改进的钢材和强化水泥等建筑材料及电梯的完善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已经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结构：摩天大厦。欧洲随后跟进。1911年修建的利物浦皇家利物大厦就是钢架结构。现代主义美学在1910年左右强势登场。1909年，建筑师彼得·贝伦斯为德国新兴制造商AEG修建了一座涡轮大厅。这也是大众生产欢呼的功能主义设计的一座丰碑，而年轻的沃特·皮乌斯在为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法古斯工厂设计的行政区体现的功能主义强调的简朴则是一个真正的先兆。
1900年世界博览会历史主义狂欢之后的14年，一种新的美学应运而生。不过，这样极端的艺术纯粹性并不是唯一的前进方式，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艺术的发展不是一个进步的问题，而是另辟蹊径的问题：作曲家西贝柳斯、埃尔加、普契尼和马克斯·雷格与显然更具冒险精神的勋伯格和德彪西同时都在搞创作；马克斯·贝克曼和伊利亚·列宾这些杰出的“俗套”画家与马勒维奇和康定斯基这些叛逆者同时都很活跃。在建筑界，范围扩展了——在地域上以及在艺术风格上——从巴塞罗那的安东尼奥·高迪和何赛普·玛利亚·朱乔尔·艾·吉尔伯特这些有机形式的大师，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费奥尔多·谢克特尔、弗拉基米尔及格奥尔基·科肖克夫对传统形式的现代阐释。
在维也纳，建筑界和绘画界把形式和功能的综合作为共同奋斗的事业。约瑟夫·玛利亚·奥尔布里希1898年为分裂艺术家群体所建的庙宇式建筑宣告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它距离令人敬畏的新文艺复兴艺术学院及其教授们（本来他们可以接收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从而改变未来历史的进程：他1907年申请就读该校未果）仅一步之遥，等于宣布公开反抗艺术上的当权派。
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年）是分裂群体的创始者之一，他本人经历了与瓦格纳类似的艺术转变。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可耻天才，以其长袍、一连串的私情及有时候太过明确的色情绘画著称，克里姆特正好作为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使徒。无论是因为真正的怪癖，还是聪明的诡计，大师的癖好为人们接受，吸引了无数的崇拜者，作品也卖出大价钱。像瓦格纳一样，克里姆特强调其作品的象征性，而他的象征具有危险的暗示性。“赤裸裸的真相”是他帮助筹建的群体的座右铭，该群体出版的期刊《圣春》强调他们信奉艺术真实甚于学术惯例。分裂群体的真实富于感性和颠覆性，并以其诱惑力而破坏了维也纳完美的社会门面。克里姆特神秘的肖像（有些形象有着“良好”社会背景的妇女特征）抛弃了世纪之交那种把身体安全地包裹在不自然的形式和繁复的精选织物之中的体统。这些从画布上看过来的目中无人的淫荡眼光不再满足于在传说的池塘中端庄地洗浴，而是决心探索潜在的、优序良俗认为应该谨慎地予以拒斥的深度。学院艺术创作的仙女需要以安全的距离进行撩拨；而这些新的女神则直接面对观众的欲望，更令人震惊的是，直接面对那些画中女人的欲望。
分裂群体的真相声言也表现为一种悖论。采用了学院绘画所有幻术技能的画作结果可能是对观众的欺骗，它标榜现实主义，却造成虚假印象，这与建筑的精致门面如出一辙。分裂派画家不再相信自然主义是刻画内在世界的最佳途径。如果他们想穿透内在的真相（他们相信，那是欲望和经验的核心），就只好对他们的对象做风格化的处理，采用神话的平面空间表现原型，重新回到不受基督教和资产阶级道德束缚的过去。克里姆特为其群体展览所画的海报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计划。忒修斯和牛头怪、盾牌上挂着美杜莎头颅的帕拉斯·雅典娜——男性和女性的原理以其最高贵、最可怕的变身体现出来，并经过风格化而将他们与希腊花瓶画的标志性世界重新接续。然而，他最引人注目的妙招，以及足以挑衅所有学院派人士及沙龙里的小摆设和饰品一直堆上椽子的所有资产阶级成员的地方是，空间的中心部分完全空白，在神话男女的语境下，这个挑战性的虚空——它也反映了奥匈帝国核心处的虚空——像弗洛伊德所有的书一样，引起了许多麻烦的问题。
如果说克里姆特懂得如何躺在社会坚实的怀抱里去实施挑衅，那么，他年轻的朋友埃贡·席勒（1890—1918年）在探索的道路上则走得更远。席勒的存在主义明晰中不带任何瘙痒，也没有任何吸引某个时代绅士口味的诱人曲线。他的人物棱角分明、栩栩如生，在拥抱的那一刻感到孤独，丧失了克里姆特赋予笔下人物的神话般的保护，暴露在活体解剖者无情的目光之下。所有曾经是禁忌、不可说、不可显示的一切——性、偷窥、手淫——所有那些只能秘密进行而在公开场合被禁止的行为，都被席勒以稀疏的笔触暴露无遗，展示给大家看。他那些棱角分明的人物睁大眼睛看着世界，或者闪烁着恐惧，或者充满着蔑视，或者体现出深刻的孤独；他们的手要么是标志性的爪子，要么根本就隐匿不见，即便在触碰别人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是瘦弱躯干上的枯枝。这些手不带来人类亲密的温暖感，它们不拥抱世界。同怀疑语言沟通能力的哲学家一样，为了把握世界，席勒不允许他的人物互相接触。
在席勒的作品中，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揭去了，心灵最后的安全地也被摧毁了。这位年轻的天才（他于28岁的时候死于1918年的流感，比他妻子多活了三天）构想的世界不是绝望的，而是有着奇异、荒凉的美。
席勒的艺术回荡着作为维也纳文化恒久主题的肉欲主义，也回荡着年轻一代回到生命本质、从元原则的角度重新构筑一切的愿望。画家、戏剧家奥斯卡·柯克西卡遵循类似的路线，另一位年轻艺术家理查德·格斯特尔也是这样。格斯特尔后来因为与阿诺德·勋伯格的妻子马蒂尔德的恋情而绝望自杀，因为后者在同画家经历一段短暂、热烈的恋爱后，决定留在丈夫身边。
1902年，弗洛伊德已经等待教授职衔很多年了。考虑到他在行业里的资历（更不用说他作为创新者的光辉），这个职衔真的是姗姗来迟，所以，当它终于到来的时候，他报之以嘲讽：“大众热情高涨。鲜花和祝贺雪片般飞向我，似乎性的地位突然受到陛下的承认，梦的重要性得到部长会议的批准，歇斯底里治疗的重要作用在议会赢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
弗洛伊德尤其觉得苦涩的是，这个任命不是因为优秀，而是因为影响力——这正是他一直鄙视的哈布斯堡帝国少数特权阶层之间的网络。仅仅因为他的一位上流社会的病人答应给时任教育部长的宠儿项目、一个公共画廊捐献一幅昂贵的画，他才获得了升迁。弗洛伊德想，如果他的病人拥有更抢手的作品，他可能会得到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他非常明白长期以来不利于他的那种小地方的偏狭观念，他也一直对维也纳和维也纳人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心理。他的潜意识理论建立在最新近的国际研究基础之上，在构想出他的思想之前，他广泛游历，综合吸收了科学成果。尽管如此（所有伟大的科学进步都一样），他的思想还是其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哈布斯堡帝国的每一个臣民之于皇帝粉碎的父亲形象都是一个俄狄浦斯；每次在城里走一圈，每去一次剧院，都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表面与结构之间、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之间存在着危险的背反。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有着与皇帝同样大的鬓角的公务员都是感情升华的例子；与帽店“甜美女孩”的每一次调情都表明这些感情仍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在任何别的地方，犹太文化、尊重文字和尊重文本细致分析的塔木德传统都没有在社会思想中获得过这样的重要地位。任何别的地方的空气中也没有弥漫着如此的腐臭气息，这种气息锐化感官，刺激人分析对象的死亡原因。
赤裸裸的真实注视着维也纳社会的脸面，对此，维也纳社会不喜欢。知识分子倾慕和喜欢先锋作品（虽然勋伯格的音乐表演很可能会引发骚乱），但是，首都的大多数好市民同皇储弗朗茨·斐迪南站在一起。据记载，他在参观了分裂艺术家的画展后，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应该把那些流氓身体里面的全部骨头给敲碎。”卡尔·克洛斯写道，二元君主国“是世界末日的试验站”，没有什么比诸神黄昏的天空更华丽、色彩更丰富。
四 1903年：奇异的冷光
鲜有美国人认识到，在大城市弥漫的喧嚣间，天各一方的人们一直在互通信息，在屋顶上，甚至透过建筑的墙壁，在人们呼吸的空气中，川流着电写的文字。
——《纽约时报》1912年4月21日
1819年，当朋友们口中的曼雅·玛丽亚·斯科罗多夫斯卡（1867—1934年）从波兰来到巴黎学习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逆流而上，或者说，习惯了让潮流冲击她。她于1867年生于华沙，成长于一个以占领与反抗为历史特点的国家和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位爱国者和共和党人，他支持1864年反抗沙皇统治的起义，俄国为此发起了残酷报复，其高潮是绞死了起于亚历山大城堡的造反领袖，结果，老先生的职业生涯彻底毁灭。造反领袖的尸体被扔在露天达数月，任由风吹、雨打、腐烂，最后填了乌鸦的肚子。这是对波兰人的一个阴森提醒，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沙皇决心粉碎任何反对。曼雅的父亲瓦迪斯瓦夫·斯科罗多夫斯基是一位狂热的共和党人与无神论者，他的信念导致他的事业遭到俄罗斯军官的阻碍，他们分配给他越来越屈辱、困难、薪水低廉的教职，直到他几乎不可能养活他的四个孩子和妻子——他的妻子患着肺结核，需要去国外进行长期而昂贵的治疗。她死于1877年，那时玛丽亚才10岁。孩子们没有感受过母亲的爱。即便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碰他们，由于怕让他们感染上致命的病毒，她使用单独的餐具吃饭。
曼雅从小就立志要成为科学家，并决心去巴黎学习。由于承担不起去巴黎的旅费及生活费，她和姐姐约定：她当家庭教师挣钱支持姐姐的学业，等到她上大学的时候，姐姐照顾她的生活。在外省的这些年里，她已经表现出成为她终生特点的决心和独立：除开正式工作，她还教波兰农民孩子用母语阅读和书写。根据俄国的法律，这是叛国罪，可以被罚流放数年。1891年，曼雅·斯科罗多夫斯卡上了一列火车，随身携带着衣物、一床羽绒床垫、食物和水，以及为长途旅行准备的小板凳。这年她24岁。两天后，她到达巴黎北站，她姐姐到车站接她。在这里，这时自称玛丽亚的曼雅可以免于政治迫害；在这里，她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学习、做研究；在这里，她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在这里，她将和她的丈夫、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1859-1906年）一起，成为享誉世界的开创性的科学家。
这一切都已成为居里传奇的组成部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此：多年躲在没有暖气的阁楼（她发现姐姐的寓所有太多的干扰）里耐心学习，练习完美的法语口音，以及与才华横溢、完全不谙俗务的科学家皮埃尔的相识、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以及他们非凡的合作。在研究了磁的问题后，现在以玛丽·居里闻名的曼雅对于科学研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直觉。1897年，她出席了法国科学院举办的科学家会议，在这次会上，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向同事们通报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有趣现象，那是他在做当时最时髦的现象X光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在研究这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射线和一些不同的发冷光的材料之间的联系时，他发现铀散发出一种不同于X光的放射线，那好像是那种材料本身的一个属性。与会代表听完就转而讨论别的议题——主要是关于X光及其性质和可能用途方面的论文。
贝克勒尔的观察激发了玛丽·居里的好奇心，她决定研究这一现象——这个选择使得她默默无闻，因为科学兴趣、研究资助和事业机会存在于别的领域。在当时世纪末的欧洲，热门话题是X光。
两年前，德国物理学家康拉德·威廉·伦琴（1845—1923年）有一个神秘的发现。在使用阴极管——一只内部高度带电的真空管——工作的时候，伦琴注意到，如果把用来检测紫外线、涂有氰亚铂酸钡的板子放在本身是看不见的射线的放电路径上时，它会发出荧光。在以后的试验中，他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射线会遮蔽感光板，插入阴极和板子之间的物体会在板子上留下印迹，密度高的组织比松软的组织留下的印迹更清晰。当伦琴请他的夫人把手放在屏幕前面时，这种戏剧性的效果更加清晰。照片冲洗出来后，她的手清晰可见——她的肉是包裹着骨头的模糊的轮廓，结婚戒指看起来像是漂浮在无名指的骨骼上。这位研究者无意中发现了无需切开皮肤就可以洞察人体最深层秘密的办法。
伦琴知道这是一个非凡的发现，但是他对于宣传他的发现非常谨慎。他复制了几张照片发给其他研究者，其中一位把图片泄露给了媒体。1896年1月24日，这些照片在伦敦《标准》杂志发表后，立刻产生了非凡的效果。X光成为了医学热潮、时尚和治疗所有疾病的神奇灵丹。伦琴拒绝为他的发明申请专利，X光机迅速被模仿和使用。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有30多种设计不同的机器投放市场，用来诊断、对付感染和癌症、杀灭细菌；有位科学家甚至提出，可以把这种看不见的射线用来“漂白埃塞俄比亚人”，让非洲人拥有同他们的欧洲殖民地主人一样的浅色皮肤。
然而，这种新的射线还有它邪恶的一面。在显示每一个活体的骨骼的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死亡象征，隐藏着一道高科技的禁律：记住你会死去。对许多病人来说，踏入这样的一个神秘玩意儿，经过其伴随着惊人噪音的过程，乃是一个超现实的真相时刻。医生成了主持生死仪式的法师，如同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刻画的汉斯·卡斯托普的检查一样。他进入疗养院的“透柜”看望他的表兄弟约阿希姆：
这里有一种异样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的臭氧。漆黑的窗户之间的区隔把实验室隔为大小不一的两个部分。屋子里有物理设备、玻璃杯、控制板、立放着的测量仪，但是还有放在轮子上的照相机似的盒子、玻璃的照相制版一行行地覆盖着墙面——说不清这是摄影师的画室、暗房，或者是发明者、技术巫师的工作室……
汉斯·卡斯托普看见一些肢体：手、脚、膝盖骨、股骨、胫骨、手臂、部分骨盆。但是，人体这些部分的圆形生命形式只让人觉得像是幽灵、呈气态；像是雾和黯淡的光芒，它姑且环绕着其核心，即骨骼。骨骼清晰可见、细节精确……
此刻，助手打开了控制开关。有那么两秒钟的时间，恐怖的力量发挥作用，足以穿透物质。汉斯回忆，那是数千伏、上十万伏的电流。被勉强驯服以满足目的的动力寻找别的途径以图重获自由。电流发出射击般的声音。设备周围爆发出闪着蓝光的噼里啪啦声。扩展的闪电沿着墙壁闪烁游走。一只红灯从某个地方像眼睛一样注视着一切，沉默、气势汹汹……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光现象消失了，约阿希姆出了一口长气。结束了。
这是近乎于奇迹的科学，在分析和宗教意义上都是一种启示，X光的潜在力量令普通大众崇信，也令科学家着迷；在1900年之前的那些年，巴黎科学院60%的文章讨论的都是这个主题。亨利·贝克勒尔决定研究与物质已知品质的一个可能的联系。在X光的产生过程中，真空管释放出一种微弱的、类似某些物质发出的磷光——如果这些物质之前暴露在光下，那么在黑暗中就会发光。作为一位能干的科学家和法国科学科研机构的顶梁柱，贝克勒尔是做这项研究的理想人选：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也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拥有大量的自然标本可以使用。为了检验这些发出磷光的物质是否也释放X光，贝克勒尔首先把它们放在光下，然后把它们放在照相底版之上，看它们是否造成放射阴影。
当恶劣的天气迫使他中断研究时，贝克勒尔已经采用磷光的铀盐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他决定把铀盐包起来放进容器里，照相底版则用黑布裹起来以免曝光，等到阳光充足的时候再说。等他把那堆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照相底版在没有光的情况下已经曝光了。铀发出科学未知的辐射。贝克勒尔觉得他的发现很有趣，但是还没有重要到足以让他罢手研究伦琴发现的那些射线的程度。
当时，正在寻找项目的玛丽·居里是博士研究生，她在一所妇女高职院校担任教师，赚取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她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贝克勒尔的演讲。她觉得这种未知的射线很重要，并决定接受这份挑战。在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上，尽管她刚刚出生的女儿主要靠她自己照料，她还是挤出了时间，进行也许算得上是20世纪最艰苦最辛劳的一项科学发现。
居里后来回忆说，她在极其可怕的条件下从事研究：
物理学院不能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场所，由于没有更好的条件，院长允许我们使用废弃的、原来做过医学院解剖室的棚屋。它的玻璃屋顶漏雨；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只有靠近铁炉子才可以稍微减轻一点儿严寒。没有获得化学家们普遍使用的、必要的合适的设备。我们只有几张老旧的松木桌子，我们把熔炉和煤气灶放在上面。我们不得不使用相邻的院子，进行那些会产生刺激性气体的化学操作；即便这样，气体还是充斥着我们的棚屋。我们靠着这个设备开始了令我们筋疲力尽的工作。
……夜间进入工作室是我们的一大乐趣；那会儿，在微弱的光线下，我们看见周围都是装着我们的产品的瓶子和瓶盖的剪影。那个景象真的太可爱了，而且对我们来说总是充满新鲜感。发光的管子散发着微弱的、童话般的光芒。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辐射，需要找到释放它的物质，并提炼这些物质。在自然界，它们只和其他元素尤其是盐或者金属化合物共同存在。贝克勒尔已经发现空气接触“铀射线”可以导电。凭借着她丈夫开发的、测量非常微弱的电流的复杂仪器，玛丽亚可以确定她实验室的空气传输电流的程度，从而可以证明辐射的存在。
居里研究了所有已知的元素，得到两个关键的发现：除了铀以外，钍也可以释放辐射；而且，尽管它们有很不相同的化学性质，含有两种元素的不同化合物释放出同样的辐射量。居里的结论认为，确定辐射强度的不是放射性物质的分子结构，而是其中铀或者钍的含量。换言之，由于铀和钍是特定的原子，是元素周期表的一部分，辐射只能是原子本身的属性，而不是分子结构的属性。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如果说之前认为是所有物质的可能的最小单位的原子在释放射线，那么，它们的结构肯定比原来的认识更加复杂。
在他们测试的所有自然放射性物质中，沥青铀矿，主要见之于西姆斯塔尔（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雅克摩夫）的一种富含铀的矿物，是最可能的进一步研究对象，特别是因为它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特质：它比单纯的铀放射性更强，这表明它可能包含其他迄今未知的元素。皮埃尔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玛丽一起做研究，于是，夫妻俩一起着手取得大量的沥青铀矿（奥匈帝国科学院慷慨的、虽然并不是无私的捐赠矿物帮了很大的忙），用酸分解它们，一再结晶成不同的化合物，其中的一种化合物脱颖而出，1898年，居里夫妇获得充分的信心公布他们的研究，宣称“我们因此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出来的物质包含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金属，其分析属性类似于铋。如果这种新的金属的存在得到证实，我们建议以我们其中一人出生国家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钋。”同年稍晚，他们发表了第二项发现。他们写道，“钡化合物包含另外一种具有更强放射性的新元素。”他们将其命名为镭。
诺贝尔奖
年轻的科学家玛丽·居里的博士论文概述发现了一种属性未知的新元素，科学圈为之轰动。巴黎科学院的成员认为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不是给这位年轻女士的。他们推荐皮埃尔·居里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奖，瑞典科学院同意了。居里先生得到信邮的正式通知——但他拒绝受奖。他致信颁奖方，表示为自己被提名而感到荣幸，但是，最重要的贡献出自他的妻子，如果没有她，他不会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经过紧急磋商后，委员会同意皮埃尔和他的妻子共同享有他的那部分奖励，于是，1903年，居里夫人凭着镭的发现而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联合得主。
玛丽深受健康欠佳的影响，以至于不能去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仪式，而她的丈夫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两年后的1905年，他们才一起前去领奖。在受奖演说中，皮埃尔列举了他对新元素的希望和恐惧：
如果落入犯罪分子手中，镭会造成极大的危险，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人类是否从了解自然的秘密当中受益，人类是否准备好了从中获益，或者这份知识会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诺贝尔发现的例子就是典型，因为强力的炸药帮助人类做奇特的工作。但是，它们也是把人类引入战争的犯罪分子手中可怕的毁灭手段。我像很多人一样与诺贝尔有着同样的信念：人类从新发现中获得的好处超过坏处。
诺贝尔奖为居里夫妇赢得了国际声望，皮埃尔获得了索邦大学的教授职位，也有了相应的单独实验室，这样，他们也终于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突如其来的荣誉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方面。媒体感兴趣于这对夫妇、他们的发现，以及这位凭着单纯的智慧和几乎超人的韧性在男人的游戏中击败了男人的女性。各种晚餐、仪式、采访、记者来访应接不暇——这些都是对研究工作的恼人打扰。镭以其看似神秘的特性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
居里夫妇最高兴的是脱离这种马戏团式的场面，埋首于他们的研究。皮埃尔甚至在右臂上绑了一个装着铀盐的玻璃瓶子，观察它的效果，结果他发现它造成烧伤，留下灰色的瘢痕，六个星期后都还不愈合；他还喜欢在背心口袋里装少量的铀，以便给朋友们说明其磷光特性。在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居里夫妇受到大量放射性的无情毒害。
然而，当灾难袭击科学界最伟大的团队之一员时，放射性所起的作用仅体现在它伤害了皮埃尔生命的这一点。1906年，濯足节周四那天，他穿过一条繁忙的道路。当时天下着雨，他打着雨伞，没看见迎面而来的一辆军需供应马车。他直端端地和马撞了个正着，摔倒在地。马车的一个后轮压碎了他的头。在他葬礼的几天之后，他悲痛欲绝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皮埃尔，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我的头烧灼如火，我感觉自己快疯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不得不一个人活着，看不见你，不能对我亲爱的生活伴侣微笑。”玛丽还是活下来了，尽管多年健康欠佳，还要忍受法国保守报纸发起的针对她的仇恨声浪，她仍然继续做她的研究。1911年，她以放射性的研究而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1934年，她死于辐射诱发的白血病。
确定性的瓦解
科学对于局外人是个好地方。非同寻常的制高点有时候让人能见其他人之所不见。玛丽·居里从她的祖国波兰一路奋斗到法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另一位科学天才的人生始于新西兰的土豆农场。他是一个早慧的男孩儿和有天赋的研究者，他在基督城市上学，申请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传说申请成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在地里收庄稼。他直起背，说：“这是我挖的最后一颗土豆。”
厄恩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为了了解物质的本质、原子的结构而研究放射现象。在同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一起做的试验中，卢瑟福观察到超薄的金箔受到辐射时，大部分阿尔法射线（放射性物质释放的三种辐射之一）会穿透金箔，而少部分阿尔法粒子则弹离箔的表面。卢瑟福认为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原子并不是过去以为的那样。在此之前，原子，按他自己的想象，类似葡萄干布丁：扎实、均匀，里面散布着一些类似于六便士和葡萄干的电子。然而，这样的电子不会允许相对较弱的阿尔法射线穿透。只有在原子是由基本上为空的空间构成，更像太阳系而不是葡萄干布丁，其整个被压缩成一个太阳似的核心，这个核心比围绕它的轨道转动并决定原子的量的电子小几千倍，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事实上，物质既不扎实，也不是静止的，而是——至少部分是，能量的一种状态，持续处于运动中。实际上，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不动的——在原子的水平上，一切都是速度和能量，无数颗星座旋转并飞过空无一物的空间，互相轰击和干扰，拥有无限的能量和电荷。
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或者二者的聚合，也是另一位科学的局外人工作之余考虑的主题，这位局外人就是伯尔尼国际知识产权瑞士办公室的“三等专家”、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他从理论家角度构想的世界观强化了伦琴、卢瑟福和居里夫妇等人的发现。然而，他的怀疑不仅仅关涉物质构成这样的小事情，而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爱因斯坦之后，世界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
由于理论的进步与仪器的改善，遥远星球和电磁场的观察将当时的物理观念推向极致，并暴露出与当时世界科学模式的差距。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科学家：为解释光和电波经过空间的运动，科学长期假定了一个介质，即天空的存在。正如声音脉冲造成空气振动，但并不能在真空（没有气体）中运动，能够在真空中运行的光波和电必定也需要看不见的太空作为一个传播媒介。
因此，找寻这种太空及其存在就成为物理学的一个主要挑战。最著名的一个尝试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这两位科学家假设，如果地球沿着其轨道围绕太阳旋转时经过宇宙太空，那么，地球在其椭圆轨道（转向两极的时候更快，快接近它们时速度下降）上飞过太空时，从地球上看去，其飞过太空的不同速率应该导致光速的不同，正如逆风行驶的自行车手感觉风速快过与风向一致的自行车手感觉到的风速。正如两位朝着风暴的不同方向行进的自行车手在一个酒馆坐下来，通过加上或者减去他们两人在骑车过程中测量到的风速，得到真正的风速，以此核对大风的速度，迈克尔逊和莫雷认为利用测量到的光速的差异，就可以确定地球相对于太空的速度。
迈克尔逊和莫雷的实验基础是经典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所谓的伽利略不变性。在17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假定物理法则对所有观察者都一样，独立于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从比萨斜塔上掉下去，并被站在地面的第二个人看见，那么，他们测量到的降落时间是一致的（虽然降落者因为担心别的事情而没法观察），因为时间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绝对的因素。
实验采用最复杂的、专门为此目的制作的工具，但结果总是不满意。独立于地球在其轨道上的速度、独立于一天或者一年当中的时间，测量到的光速总是相同。然而，如果光速独立于自此观察它的行星的速度，两项因素中必有其一是真实的：要么由于未知的原因，实验本身有缺陷，要么物理法则并非在牛顿和伽利略界定的所有情形下都起作用。科学家们陷入了僵局：对运动物体在时间与空间中本质的描绘与观察到的现象相冲突。关于光速及其经过时间的空间活动，物理学失去了做出准确预测的能力，也就是对一个科学命题的解释能力。
爱因斯坦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从可观察到的事实抽象出空间与时间理论的智力勇气，以及敢于思考不可思考的事物的勇气。1899年，在其实验证明无果而终后，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宣称：“物理科学的主要基本法则和事实都已经被发现了，并且现在已经牢固确立，所以，它们被新发现所取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的未来发现必须到小数点第六位以后去找。”——他的这番话准确地代表了当时许多物理学家的信念。在物理学迎来对世界的全新理解之前6年，它的一位主角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爱因斯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知识意义上的叛逆者，他才不会被这种正统给吓着呢。他认识到，如果说迈克尔逊和莫雷没有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思考的格局太小，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从人类的经验领域解放出来。想一想那个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倒霉的意大利人和他那在一旁观看的朋友吧。他降落的时间对他和他的朋友可能看起来是一样的，因为在宇宙背景下，到地面的距离和降落的速度都非常微小，但是如果换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情景。
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掉落者从事故中幸存下来，然后运气很差，又被装进早期的宇宙飞船，以光速一半的速度飞向遥远的星球，那么，某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会发生：宇航员基本注意不到时间流逝的差异，但是，飞船上的时钟似乎会比地球上的观察者的时钟慢。想象一下空中有一个新的星座，它定期向宇宙发射一系列闪烁的钟表。宇航员自己的怀表（这是一个奇迹，它从斜塔上掉下来的时候没有摔坏！）仍然正常计时，观察两个等距的天文钟的静止的观察者同时看它们稳定地滴滴答答，显示同样的时间，因为他的眼睛看到时钟的光传播耗费同样的时间。然而，在宇宙飞船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通过一个时钟的时候，宇宙飞船会在半途遇到从第二个时钟飞向它的光（其行进的速度是光的一半），因此会更早接收到它的信号，它在途中遇到的每个时钟都是这种情况。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飞船外的时钟走得更快，时间也流逝得更快，而在飞船里面，时间则是恒定的。
静止的观察者会有相反的观感：飞船内的时间似乎扩大了，随着宇宙飞船接近光速，这种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事实上，时间并非绝对价值，尽管时钟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所有人滴滴答答。依据每一个观察者的活动，时间是相对的，即便这种效应只有在非常高速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从比萨塔掉落的人测量时间的方式和旁观者一样，但是，飞船里面的人却并非如此。
这一优美的观念使得爱因斯坦得以解释为什么迈克尔逊和莫雷无法测量相对于地球速度的光速的变动。测量的时间相对于测量者，而事实上，光速则是恒定的，高速率状态下时间扩大意味着，光速并不是相对于观察者的速率，而总是测得相同的值：每秒299792458米。没有任何不具备质量的物体真的能达到这一速度（这样做要求无限的能量），但是，物体越接近这一速度，相对于较慢的或者静止的观察者，时间的流动就越慢，抵消了相对于光速的运动之间的差。地球在空间中的运动——时间比光慢得多——的时候，最小的时间膨胀也可以逆转从地球上测量到的光速的任何可能变化。
这一后来被称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于1905年在《物理学年鉴》一经发表，年轻的专利局职员立即成为科学界的明星。爱因斯坦将空间和时间从人类经验中，从理解世界的旧方式中解放出来。他遵从了逻辑一致性，而不是感知。他认为，以前的理论无效，因为它们基于错误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这种概念的基础是比光速低得多的小的速度带宽。除开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潜在于他理论之下的大多数数学和物理学概念已经存在，但是他的同人谁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勇气往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跨进未知。居里夫妇、卢瑟福及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和丹麦人尼尔斯·玻尔等科学家已经表明，物质的本质并不是其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这下，空间和时间本身也被改变了。
爱因斯坦激进的时空相对性和厄恩斯特·马赫的认识论印象派（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谈到了，认为世界甚至自我不过是个体感觉的聚合，给人以牢固和固定的感觉，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另一个类似的哲学，或者类似的先例——因为它是15年之前、于1889年发表的——是法国人亨利·柏格森（1859—1941年）的伟大著作《对意识的即时测试数据》（英文书名是《时间与自由意志》）。他认为时间成了空间的人质。就空间中的运动而言、在时钟的表面测量时间，使得时间这种纯粹存在、纯粹品质的持续遭受量、计数和衡量的控制。柏格森写道，被体验到的纯粹时长与空间、与表盘上一分钟的缺口和另一分钟的缺口之间的距离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时长的经验很不一样：恒定的扩大和收缩，时而一闪而过，时而又奇慢：
如果我的眼睛跟随表盘、与摆的震荡相对应的指针的运动，我并不像别人以为的是在测量时间；我仅限于计数同时的时刻，而这是很不相同的。在我之外，在空间中，唯有时针和震荡的单个位置，因为它们之前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我之内，我的意识中有一个事实的持续组织过程和事实相互渗透的过程，而这构成真正的时间。
通过使这种生活的时间经验受制于空间的测量，西方文化有效地使生活经验成为事实和数字、英尺和吨构成的硬邦邦的空间文化的奴隶。柏格森的言外之意是，为了商业和科学成功，文明剥夺了它自身最基本的自由。
对柏格森而言，意识必须得依赖记忆才能创造一个连贯的世界画面，在此过程中，心灵的卓越作用类似于摄像机，展开静态图像，给人一种持续运动的幻觉，一种身份的幻觉：
如果你取消意识……事物就会分解为无数的震动，所有的震动都以不间断的连续连接在一起，互相捆绑在一起，……那么，一位跑步者的成千上万个连续动作就收缩成一个单一的象征性姿态，这个姿态是我们的眼睛感知到的、是艺术复制的、每个人心目中那个男人跑步的形象。
柏格森会为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1902年）中的几句话而高兴：“一个黑暗的身影挡住了经理屋子明亮的门道、消失了，然后，大约一秒钟以后，门道本身也消失了。”叙述者看见的显然是闷热的非洲夜晚一个纯粹、无任何干扰的时刻。在非洲夜晚的炎热中，除了人形、形态及其他印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全部由心灵活动塑造成一个连贯的世界（按照厄恩斯特·马赫的说法，一种人格）。
科学家们将客体世界碎化为相对价值和无形力量，物质和时间就像一个老姑婆客厅的明代花瓶一样被打翻在地，而哲学和艺术则把破碎的残片收拢，并为之举行盛大的葬礼。美国哲学家、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说，真理本身只有，也只有能够被证明具有有益的效果，才有重大意义：所有对你有好处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他认为，这个实用主义定义之外的一切都属混乱和经院哲学。
德国人汉斯·费英格在他的《仿佛的哲学》中声称，如果说真理只不过是有用的虚构故事，那么，所有的思想莫不如此。他坚持认为我们把世界作为知识模型，并把这些模型当作仿佛对应于本质上不可知的真实。这些模型本质上是处理日常生活、科学和艺术挑战的知识工具。它们与任何真实全不相干，但是它们准确到足以预测未来、确立因果关系。然而，最终，这些模型——上帝、心灵、原子——都只不过是心理地图和有用的虚构故事，在被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前，它们都是有效的。
西班牙人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年）诅咒他做研究的德国大学城马尔堡阴郁的天气，从而粉碎了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情况和可变的角度：“这种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独特的事实……并不存在：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事实。”观点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于以其所见之物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尤其如此：身份的转变和时间与空间的碎片化在艺术中，在毕加索、布拉克、马勒维奇、康定斯基、卡拉和波丘尼的画布上，得到了最为惊人的戏剧化表现。
在事实和真理的疲劳及对语言本身的怀疑和多种经验观之中，现代性诞生了。总是语带讽刺的罗伯特·穆齐尔在开篇就对比科学家对客观性和经验内容的争夺，以此为他的《没有品质的人》定了调：
大西洋上的气压最低；它向西移动，在俄罗斯上空达到最高值，没表现出要转弯向北的架势。等温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气温与年平均气温、与最寒冷和最炎热的月份的温度及与非周期月度温度的变化都处于常规关系。太阳、月亮的升起与降落，月亮和金星及土星环的光线变化，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现象，都与天文年鉴的预测相吻合。空气中蒸发的水处于其最高的弹性状态，空气湿度很低。一言以蔽之，这真的非常好，但是听起来有点儿老套：这是1913年8月一个美丽的日子。
神经电流
一方面，在只有少数聪明的心灵能够理解的根本概念的水平上，世界遭到攻击、嘲笑、重塑和质疑；另一方面，对真相的科学重铸也产生了明显效果，影响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想象。19世纪爆发的科学发现促使技术进入人类经验的每一个领域。煤气照明曾经征服了城市，现在自身也被电灯取代了——后者更便宜、危险性更低且没有油烟。电话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联系起来，马可尼的电报通过无线传输（柏林的殖民办公室通过电报信号指挥轮船驶离西非）征服了越来越远的距离；技术和自然过程理解方面的进步通过汽车征服了街道，使普通大众能够用上便宜的照相机，通过人工合成色素、油漆和染料的发明给日常生活增加了色彩，在人工的、氨基肥料的帮助下把食物摆上餐桌。
这些发展的主角成为了大众英雄，知识界的半神一族取代了圣人和艺术天才。一如玛丽·居里之在欧洲，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1847—1931年）在美国取得了标志性的地位。“如果说米开朗基罗和贝多芬是过往时代的创造性天才，那么，爱迪生就是‘门罗帕克公园的巫师’，也是现代的巫师。相对于精神或者艺术的光照，物质是他的特殊天赋——电灯泡、电影放映机——虽然他也是蜡纸、碱性电池、滚筒油印机等的发明人……”其他科学家如庞加莱、伦琴、马克斯·普朗克、卢瑟福和科学家企业家维尔纳·冯·西门子等被视为小神。其中一些人家喻户晓，受到报纸文章和纪念明信片的颂扬，他们的名字被印上自动车和机器，驶入医生的手术室、时髦的百货商店，并以新灯泡的有效形式，进入普通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