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激动人心。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巨大的电力宫这样的展览乃是明星，数百万人蜂拥而至，一睹上万只灯泡使夜晚明亮如白昼的奇迹，赋予大楼前面的大喷泉以神秘的色彩，而在发动机厅，亨利·亚当斯赞发出呼噜呼噜声的机器是新时代的创造力。那也是一种自愈力，或者人们至少有此信念。自从18世纪梅斯梅尔对巴黎社会名媛做试验以来，电在医学中有其地位，但是现在，新的可能性和新的焦虑结合起来。法国《晨报》的一个典型的广告呼喊“快点儿！”：
起床了！能治好我也能治好你。我吃过各种各样的药，都没有效果。但是电有效果。麦克拉福林医生的“电健壮器”治好了我，也会治好你。恭喜每位虚弱者都可以免费尝试一次这一伟大的治疗方法。它业已给数以百万的人带来了健康和力量。电健壮器将使你产生抵抗力。它会使你血管内的血液沸腾。你会感觉到奇妙的能量透进你的骨头……很容易证明电能恢复重要的力量，而这一重要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电……早晨，你醒来的时候，会觉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你会满怀喜悦，惊奇地发现疼痛消失了……提供小册子和免费质询，巴黎蒙马特区大道14号，上午10:00到下午6:00。
活力、能量、重要的力量、喜悦的惊奇：在一个神经紧张的时代，这些词听起来有着魔术般的魅力。受到女性对其角色的挑战以及关于生育率下降、退化、机械化和焦虑的喋喋不休，男性身份已经遭到了动摇和微妙的破坏。电气浴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包括消化问题、头痛、月经来潮、阳痿和神经衰弱症。
继居里夫妇和他们在镭方面的工作之后，X光和镭的治疗扩大了准神秘的医疗范围，这些治疗方法也被医生广泛地使用，尤其是在放射性被证明可以抗击晚期癌症之后。的确，这新的、神秘的东西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有益特性。很快，化妆品业抓住了公众的兴趣，推出含钍和镭的药膏及面霜，其中一种产品叫钍—镭，是法国生产、据说有神效的面霜。“如果愿意，你就丑下去吧！”生产商的口号如此宣告，而其产品惯于给灿烂的美的思想赋予全新的意义。
辐射治疗还处于令人好奇的状态，电则很快就像光的使者、据说是全面的能量疗愈之源，由于电是看不见的，因此更加强有力。1912年4月21日《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没几个纽约人认识到，在大城市弥漫的喧嚣间，天各一方的人们一直在互通信息，在屋顶上，甚至透过建筑的墙壁，在人们呼吸的空气中，川流着电写的文字。”
电既奇妙又令人不安，也可以要人的命。1890年，美国的报纸已经跟踪了解爱迪生和西屋公司的争议，即交流电或直流电是不是第一把电椅最合适的动力手段——电椅被设计来执行威廉·凯默的死刑。他用斧头敲击情人的头26次，致其毙命。爱迪生投入了一系列的实验，确定合宜的步骤，以及致死人所需要的电流。有实验过程中，有几十只狗、小牛和马被施以电刑，它们被“巫师”的助手用电线给捆绑起来。1890年8月6日，终于要对凯默行刑了，犯人显得平静而克制。他被绑进椅子的时候说：“慢慢来，好好做，沃尔登。不用着急，你知道，我希望一切顺利进行。”
谁也没料到打开开关以后发生的情况。凯默不像爱迪生的狗那么优雅地死去，而是显出各种极其痛苦的征兆，他的脸变成了深红色，血管爆裂，指甲掐破了掌心。第二次电击才结束了他的生命。当时，房间里弥漫着烧焦的肉的气息。《芝加哥晚邮报》报道说：“那个不幸的人事实上被由中世纪望尘莫及的极端的残忍折磨而死。”《纽约时报》如此描写旁观者的状态：“可以想象很多人都很痛苦、膝盖发软……感觉他们好像都觉得自己参与的这个情景会被作为公众的耻辱、犯罪而被昭告世界。”
照亮世界的媒介那黑暗、危险的一面使之成为科幻小说的理想题材，它们很快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抓住了这些新发现：电、放射性、X光及原子结构的无形的力量，对于幻想出最狂野、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堪称理想。早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儒勒·凡尔纳笔下科学的未来景象已经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现在，新一代作家将其未来主义的写作带到一个新的想象与老练水平：射线枪、微缩胶卷、原子弹、核动力、人形机器人、巨大的飞艇、磁带录音机和电视、技术战、去遥远的星系旅行、外星人入侵、幸存的恐龙、超光速旅行和人体克隆，都可以在1914年之前的通俗文学中找到。虽然，它们的笔调与早期的科幻小说有差异。不再有凡尔纳的那种具有强大推进力的乐观和“科学意味着进步”的信念。新一代作家往往都是反乌托邦者，相信或者暗示利用或者释放自然的潜在力量的内在危险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结局。他们写道，变化不可避免，但是无法确定那不会导向深渊。
H. G.威尔斯（1866—1946年）的作品对于技术的未来及其诸多陷阱提供了最引人入胜和最富预见性的描写。威尔斯是英国小说家，其想象力的无边无际一如其黑暗幽深。《时间机器》《被盗的芽孢杆菌》（这两部作品都发表于1895年）、《莫洛博士岛》（1896年）、《世界大战》（1898年）、《登月第一人》（1901年）、《陆上铁甲舰》（1904年）、《现代乌托邦》（1905年）、《空中战争》（1908年）、《一觉醒来》（1910年）、《世界解放了：人类的故事》（1914年）全都是描写由于物理学、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可能导致世界的变化，戏剧化地表现进入满目疮痍的未来和太空、坦克战和飞机战的情形。对威尔斯来说，新的科学世界在数世纪的无知之后只剩下征服世界：
对于电……人类在无数时代完全一无所知。有什么能比电更能引起强烈的注意吗？它在人们的耳畔响起雷鸣声，它以炫目的闪烁给人示意，有时候它夺人性命，看不出它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关心或者值得对它进行研究。在任何干燥的日子，它随同猫一起进入屋子，只要人们去抚摸它的毛，总伴着劈啪作响声。人们把金属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令它们腐蚀……在16世纪以前，没有记录显示有人问过为什么猫的毛劈啪作响，或者为什么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头发不好梳理。在无尽的岁月里，人似乎最成功地尽了最大努力根本对它不予思考、直到这种新的探索精神对这些现象予以关注。
然而，这一新领域的效果常常是险恶的、灾难性的，正如威尔斯在《空中战争》中刻画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在一处空军营地，感觉迷惑不解：“这个营地反映了创造它的现代科学的巨大力量。搁在地上的低矮的电灯造成一种特别的奇怪现象，它使所有阴影全部朝上，在飞艇侧面形成了他自己和他的手的巨大影子，影子重叠在一起，像是一个怪物似的动物：细长的腿及巨大的、扇形的弓着背的身体。”人类发现自己被科学给矮化了。
威尔斯的乌托邦震荡于良心和灾难之间，而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1884—1967年）则描绘了2660年彻底的技术世界，在他的《拉尔夫124C 41+》中，作为发明者的英雄和主角使用未来的设备，如射线枪、太空飞船，实现传统的目的：营救自己的心上人。在欧洲大陆，通俗小说家们让他们故事的英雄使用新技术。保罗·德艾沃伊（1856—1915年）在他的冒险之作《镭的竞赛》中，对他的同胞玛丽·居里的发现做了戏剧化的描写，而阿诺德·加洛平（1865—1915年）则采用前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让他的欧米茄博士进行太空竞赛，连证明的盗贼大师亚森·罗平也被他的创造者莫里斯·卢布朗（1946—1941年）派去帮助解决《三十口棺材之岛》（1919年）中神秘、恐怖的岛上的秘密。女主人公史诗般地寻找的东西、带来生机也造成死亡的“神石”，结果是藏在巨大的花朵中的礌石。
德语国家对未来主义的冒险故事没那么大的兴趣。新闻记者汉斯·多米尼克发表了一些讲述空间和时间旅行的通俗故事，但是没有哪个小说家把这作为自己的主题，没有出现填补这个空白的虚构英雄或者系列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空白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拥有高速发展的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和几乎已经成为日常新闻的发明和技术记录，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更多的未来，而宁肯避居于更简单、更原始的生活？法国、英国和美国读者狼吞虎咽地阅读分期连载的科幻故事，从而使莫里斯·卢布朗和H. G.威尔斯这些人名利双收，最著名的德国通俗冒险作家卡尔·梅（1842—1912年）专事讲述背景为中东或者未开化的（美国）西部的奇异故事。他最受喜欢的英雄是高贵的阿帕奇印第安勇士温尼头，他和他的白人猎手朋友老沙特汗一起经历了无数的冒险。梅从来没有踏足过他在小说中如此栩栩如生地描述的美国西部（虽然1908年，在创作了他的大多数小说以后，他的确参观了纽约），却成为了德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现在仍然不断再版。
卡尔·梅的名望当然与他对科学进步的怀疑有关，怀疑潜在于不懈进步之下，怀古世界继续存在，并将迸发进而扫除城市文明的成就。亚瑟·柯南道尔1912年的小说《失落的世界》描述了在遥远的南美高原（8年后的电影《侏罗纪公园》效仿了这个故事）发现活着的、凶猛的恐龙的故事；同一年，埃德加·里斯·伯乐斯因其创作了《人猿泰山》（1912年，第一个电影版本拍于1917年）而声名大噪。
对她毫无兴趣的文化震颤，玛丽·居里处之泰然，她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1906年丈夫过世后，她自己也成为了索邦大学的教授——她是这所法国最有声望的大学的首位女性教授。放射毒害（尚未被认识）和皮埃尔之死造成的悲伤给她烙下了深深的印迹，《费加罗报》的一位记者在她的第一次演讲报道中写道：“我看着那张奇特的、不老的脸，它好像阅世太多，或者哭得太多；……那是一张饱含着冷峻的宁静、压抑的痛苦的脸……我听见背后有人说：
“——‘这是怎样的职业生涯！’”
非常真实。
不是每个人都像《费加罗报》的那位记者那样对她怀着钦佩的同情。居里夫人的很多同事非常讨厌他们有一位女性同事。5年以后的1911年，他们的机会来了。这位寡妇恋上了她的同行科学家保罗·朗志万。朗志万准备离婚。媒体曾经钦佩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明星，现在，他们毫无怜悯地攻击玛丽·居里是毁了一个好端端的法国家庭的“波兰人”、一个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女人。玛丽觉得非常恶心，尤其是，尽管她有着明显的成就，但是却未能入选科学院。这位在法国遭到唾骂的科学家在国外更受尊重。就在同一年，她获得了她的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化学奖。
“这个发现以骇人的力量打击到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所有一切都变得透明了，没有任何力量或者确定性。”这是1911年瓦西里·康定斯基读了卢瑟福小说后的反应。科学前所未有地回答了古老的问题，赋予工业及普通男女的新梦想以可能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前景的代价是旧世界的稳固与有形性质的丧失。可能性出现之处即确定性坍塌之地。
五 1904年：皇帝陛下和莫雷尔先生
最为有趣的是躺在灌木丛里看当地人静悄悄地从事一天的劳作。有些妇女……把干的香蕉捣成香蕉粉。目力所及之处，男人们在修建房子，做其他事情，男孩和女孩们跑来跑去，欢歌笑语……我一枪射向一个小伙子，子弹穿胸而过，以此开始了我今天的游戏。他像块石头一样倒下……密集的枪声倾盆大雨般扫向村庄。
——威廉·格兰特·斯泰尔斯上尉《刚果日记》1887年9月28日
1904年初，殖民政府一位无名公务员撰写的厚厚的打印报告由伦敦殖民办公室归档。作者受托调查有关与英属罗德西亚交界的非洲殖民地事态的大量传言，但是这份文件被认为没什么特别重要的。然而，它记载着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恐怖和非人道故事。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罗杰·凯斯门特（1864—1916年）。他是爱尔兰人，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期间，在非洲多个地区担任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领事。前一年，他受命前往刚果自由邦报道殖民统治者虐待当地人的指控。凯斯门特以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超然的语言记录的发现堪称一份暴行、大规模致残、国家资助的奴隶制和谋杀以及巨大贪婪的清单。整个、整个的族群似乎全都消失了：
1887年我到访的时候，卢克莱拉有整整5000居民，今天，经过仔细列数，已经不到600人……
……（1887年）三个市镇（在另一个地区）的人口约为4000到5000千人……几十个男人被装上独木舟前来迎接我们，邀请我们到他们村里过夜。今年7月28日我买舟来到伊雷布，发现这个村子完全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很大的训练营，从刚果各地征召来的大约800名本土新兵被训练为战士……
除了村庄的整体消逝，报告还清晰地记录了一种野蛮的鞭笞和致残方式，特别是剁手：
我在湖区的时候，注意到两起这样的事例。有一位年轻人的双手被抵着树干，被人用步枪枪托给轧断了，另一位十一二岁的小伙子右手从手腕处被砍断。经我询问，年轻人向我描述了他的致残情形，他说虽然受伤的时候他完全感觉到手腕被截断，但是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害怕一动就会被整死。在这两起案例中，政府兵由白人官员陪同，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姓名。
报告细致地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事例，以及异常残酷的刑罚（有一个男人被倒吊在火上，妇女们被反复强奸，然后被开膛破肚，许多人被鞭打至死），以及无数妇女和儿童遭到监禁。
欧洲殖民者给当地人造成这种无法想象的恐怖的可能原因，是多年以前由和蔼的爱尔兰兽医、贝尔法斯特的约翰·邓禄普的发明所致。他为他儿子的三轮车设计了充气橡胶管，并进行出售。很快市场需求大增，1890年，他停止照顾马，而投身于未来的运输业。配备了奇迹般的减震轮胎后，自行车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以其速度、自由和身体健康的原因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标志。全世界对橡胶的需求十分旺盛。
迅速认识到这种需求是一种历史机遇的最终的商人入场了，他就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二世（1835—1909年）。通过具有传奇色彩的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的妙招，国王于1885年获得刚果一块面积与欧洲相仿的土地。他不想把这块土地作为他国家的领土，而是纳入个人私囊，从一开始，他就把他命名为刚果自由邦的殖民地视为赚钱工具。这里的内陆有象牙，有无数的当地人可供役使、强迫劳作。当橡胶热潮发生的时候，利奥波发现他的殖民地正好有丰富的野生橡胶树资源，因此拥有在世界橡胶市场上施行实际垄断的潜力——至少在其他地方的橡胶种植场能够成熟到生产之前。国王明白时不我待：可以获取巨大的财富。他着手工作，或者说，为了促使可供出口的橡胶生产最大化，他不顾人道成本，实施了系统的恐怖主义统治。由于野生橡胶树需要人爬到密林间的树上，国王的官员们想办法把妇女和儿童扣为人质，直到定额完成才放人，以此控制男人们——他们带着镣铐没法爬树，放开镣铐男人们又会逃跑。任何反抗，甚至完不成定额，都要遭到驻军烧毁村庄和杀死全村人的惩罚。作为杀人的证据，黑人士兵被命令带回行动中的牺牲品的手——否则这些人可能浪费宝贵的弹药，用子弹进行狩猎游戏。行动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所以，为了保存砍下的肢体，需要进行烟熏。参与行动的军事单位有一个特殊的职位：“手的保管者”。想要得到更多杀人奖金的士兵获许可以砍掉活人的手，也可以砍掉死人的手，然后把被其砍手的人丢在原地。强迫劳动、集体强奸、扣押人质、千倍的谋杀以及有地方特色的暴行是自由邦能够为欧洲和美国贪婪的市场提供橡胶的关键因素。安坐在比利时的皇宫中，国王利奥波的富有程度超出了他最狂野的梦想。
不公平的交易
刚果自由邦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相几乎是爱德华·提纳·莫雷尔（1872—1924年）偶然揭露出来的。他是一位英国运务员，在利物浦航运公司的工作，任务是核对往来于殖民地的货物。他是法国人的子女并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工作职责的原因他经常去比利时，他监督刚果货船的装货、下货事宜：据比利时官方数据，这些货物是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橡胶，以及作为货款和供交易的日用品。有一天，他在比利时刚果行政部门同高级官员开会时，年轻的簿记员知晓了一个情形。后来，他以使他成为一位非常厉害的记者的华丽辞藻，回忆了这个激发了他的怀疑和好奇心的情形：
一间其窗户可以朝上看见布鲁塞尔皇宫后面的屋子；一间阴暗的、铺着厚重地毯、挂着厚重窗帘的屋子；一间有着令人压抑阴影的屋子。在这间屋子的中间，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后面。那是一个消瘦至极的男人，双肩窄小、佝偻；大额头、高高的鹰钩鼻子、非常靠近后脑勺的大耳朵；灯笼似的下巴，目光冷峻的双眼。处于养神状态的脸显出非人的冷漠、被动、苍白、呆滞，全是骨头、两颊塌陷的脸孔：这就是时任刚果自由邦“国务卿”的脸……他身体前倾，说话速度很快，断断续续，口音很重，他抱怨上一批机密的外运汽船货物信息被泄露给了报纸……他把消息指给我们看。看起来无伤大雅，只不过是船上的主要物品清单。但是物品单上详细罗列了球筒多少箱、步枪多少箱、雷管枪支多少箱，等等……错就错在这儿。这是专业守密的疏忽。斥责到这个巨大的轻率之举时，说话者站起身来，苍白的双颊泛起红晕，声音颤抖……他不要听任何借口，也不许人打岔。他一遍又一遍以强调的口吻重复“秘密人员”一词。
这个情景令莫雷尔大为诧异，他用自己公司的船运单进行核查，发现官方数据完全是虚应事故。外运货物主要是小型武器和弹药。没有任何与从刚果进口的橡胶生产商交易的证据。他还注意到，官方统计数字只报告了所获的小部分利润。看起来，某个人在秘密地从殖民地赚取数千万比利时法郎的收益。莫雷尔有足够的统计学和利润率经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数字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只有可怕、持续的强迫劳动才能解释如此闻所未闻的利润……刚果政府乃是这种强迫劳动的直接受益者；国王本人最亲密的合伙人实施的强迫劳动……我发现的累计意义令我头晕、震惊。无意中撞见一桩谋杀案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我撞见的是一个由国王挂帅的秘密谋杀集团。
莫雷尔是一个有着非凡决心和勇气的人。他找到了他的人生使命：揭露并终止刚果的恐怖。
莫雷尔不是唯一一个为刚果暴行所震惊的观察者。黑人记者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在1890年代已经揭露过利奥波政权，玛丽·金斯利长达一本书篇幅的报告文学作品《非洲之旅》自1897年出版后就广为流行。但是，莫雷尔是这项事业最有效能的冠军。他提供的信息总是十分准确，他具有传奇般的韧劲，他的风格既生动多彩又刚劲有力，而他的愤怒始终保持着他最初发现情况时的生猛。莫雷尔决心迫使全世界注意这件事，而他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28岁的他辞去了工作（拒绝了收买他沉默的几次提议），募集资金，与数百位目击者和身居高位的人通信，找传教士收集材料，从与殖民政府有联系的人那里取得文件，创刊了一份报纸登载那些骇人的消息，发表谈话和演讲，撰写了数百篇文章和数千封信件，找政治家们游说。这位小个子、大胡子，既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利物浦人成为了刚果被野蛮剥削的人民的捍卫者，他将成为一位从未踏足过非洲大陆的欧洲君主最坚忍不拔、最激烈的敌人。
全欧洲和美国的报纸得到莫雷尔提供的内部消息后，开始登载揭露和有损利奥波政权的文章；莫雷尔发表其关于殖民地暴行的著名演讲时，演讲厅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国会议员及其他决策者收到富于审思和辩才的信件。几年征战下来，殖民办公室已经无法再继续忽视来自刚果自由邦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并派了其最可靠、最富有经验的罗杰·凯斯门特前往调查。
凯斯门特于1903年启程，租了一艘蒸汽船，在自由邦踏访了几个月。租船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使他不仅独立于特许的橡胶公司和该地区的政府，而且也让他不会被控制。当他终于回国以后，他在提交给外交大臣的长达一本书篇幅的报告中，倾泻了他的愤怒。凯斯门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莫雷尔讲述的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他详细描述了针对非洲人的毁灭战争：“其中最大的一家刚果特许运营公司，”凯斯门特写道，“向其欧洲指挥官要求提供更多的球筒。指挥官满足了这个要求，并询问大约三年前运过去的7.2万个球筒的使用情况，回答是已经全部用于印度橡胶的生产。”
当地妇女被扣押在羁押营（她们通常遭到看守的强奸），以保证她们被派去割树脂的男人们返回，如果男人们没能带回足够数量的原料，那么他们也会遭到严厉的处罚：“至于那些交不够橡胶而被扣在‘人质之家’的男人们的境遇，当地代理人向我保证，他们没有受到不良待遇，‘他们有饭吃’。另一方面，我得到确证，在很多营地，在那种情况下，处理那些不听话的土著的办法之一是用河马皮鞭抽打他们”。一页又一页的报告精心叙述了欧洲人的桩桩野蛮行径，有地点、有日期，也有目击证人。还有几个附录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凯斯门特审慎的正式报告以其公正无私的笔调而具有非常平静的力量。它以分析一个工厂的方式，计算在不同地区获取的利润，所需要的工人、死亡人数对生产的影响。当报告于1904年4月在议会报告上发表时，对获得的利润和生产过程中被折磨、杀害人数的平静列举极大地促进了莫雷尔的行动。很快这两个人见面了，并成为坚定的盟友。莫雷尔叙述如下：
我眼前站着一个男人，身量同我相仿，非常轻盈、肌肉十分发达，胸脯前突，头昂得高高的——意味着他是在巨大的开放空间生活之人。黑头发和胡须满面的脸颊被热带的太阳给镂空了。极具特色的面目。深蓝色的犀利眼睛深陷于眼眶中。那是一张长而瘦削、黝黑的范戴克型的脸，既坚定有力，又温文尔雅。……在我经常的想象中，他一如那次刻骨铭心的会谈时的样子，斜靠在照亮屋子的火炉边……以其音乐般的、轻柔的、近乎均匀的声音，以独具尊严与悲怆的语气，披露一个充满卑鄙阴谋的故事。他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只是偶尔停顿一下，那是他的心被回忆的辛酸紧抓的时刻，这时候，他会中断叙述，喃喃地咕哝：“可怜的人们；可怜的，可怜的人们。”
在同样的正义热情感召下，凯斯门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促进刚果自由邦的独立运动。他本人站在弱势方一边的动机也许根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越来越憎恶英国人强加于他的国家的统治，也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他和他的雇主发生直接冲突，这对他事业的发展应该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但是终其整个职业生涯，他被分派承担帝国边缘次要的、无足轻重的职位，也许这是因为他不属于贵族公立学校、不完全是英国精英的一族（他本人就读的是一所二流学校），而高级服务梯队的人都出自这个群体。凯斯门特还以另一个方式被边缘化：他是同性恋者。承认他的感情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只好一次次同在港口和边远地方遇到的年轻人偶然满足一下情欲。他把这些偶遇都写到日记里。日记是他真实情感的记录，他在其中毫不掩饰他目睹剥削时心里的情感：“8月30号，星期天。平静的一天。下午在阿比尔见了M.勒琼。16个男女和儿童被捆绑着——他们是城市附近穆包约村的。男人们被丢进监狱，在我的干预下，孩子们被放走了。龌龊！龌龊无耻的制度！”描写性经历的内容十分坦率：“阿戈斯替纽多次亲吻。四块钱”、“下面点儿，噢！噢！快！大约十八岁”、“个子高。‘多少钱？’”
虽然自己在多方面都是局外人，但是，富有魅力的凯斯门特却把保卫那些无力自我保护的人们当成自己的事情。作为领事，他的职责常常使他需要代表闯祸的醉酒士兵同警察交涉，或者倾听委屈的英国旅行者愤怒的长篇大论，这份工作是很劳累很令人沮丧的，对于正义的追求似乎终于对得起他的智慧和热情。
莫雷尔为国际宣传运动做好了准备：他有这位新的、宝贵的盟友襄助，还有约翰·哈里斯牧师和他的妻子爱丽丝·西丽·哈里斯提供的第一手证据，以及从刚果回来的浸礼会传教士表达的道德愤怒，并提供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及令人悲哀的纪念品：他们在公开演讲中展示的皮鞭和手铐。在向公众巡回展示这些恐怖的工具时，哈里斯牧师宣读报告。这是他的报告之一：
一个非洲村庄的40位瘦弱的儿子……排成一行，每个人都提着一小篮子橡胶。给每个人的橡胶份额过秤、收起，但是……有四个篮子没达到要求。命令简短得残忍——很快第一个没完成份额的人被四个精力充沛的“行刑者”抓住，扔在裸露的地上，绑住手脚，第五个人则举着一根长长的、弯曲的河马皮鞭，跨前几步。皮鞭迅疾、不停地抽打倒霉蛋，其锐利、齿状的边缘深深地扎进皮肉——背上、肩上和臀部，血从十几个地方喷涌出来。受害者徒劳地扭来扭去，却无法躲避行刑者的掌握，然后，皮鞭又抽打在颤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也遭到了鞭打。“每人一百皮鞭”留下四具动弹不得的血肉模糊的身体，在橡胶征收点闪闪发光的沙地上颤抖。
这个决定性事件之后紧接着另一个事件。刚吃过早饭，一位非洲父亲冲上我们的泥巴房子的凉台台阶，把他不到五岁的女儿的手和脚搁在地上。
哈里斯夫妇向震惊的公众出示照片，以资证明。
这真正是罗杰·凯斯门特在刚果结交的朋友、波兰—英国海员、探险家约瑟夫·康拉德1899年的小说所勾起的“黑暗之心”。欧洲宣称其殖民世界是因为其道德领袖的地位和出于传教的热情，而这是侵蚀这种宣言的癌症。国王利奥波本人——他枯燥乏味、满脑子想着赚钱、怀着史诗般的贪婪——宣称其占用刚果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发誓自己学习过这些东西，而且是基督徒。他甚至创立了一个科学机构进行研究，他在布鲁塞尔及其周围的许多巨型建筑中，有一座专门用来收藏中部非洲温暖的极为庞大的物资的博物馆。但是，在这种慈善的表面之下，殖民地被剥夺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生命。上千万刚果人毁于利奥波的统治，他们被谋杀、致残，或者挨饿。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杀人的生意也给他无数的扩建、改造项目提供了资金，包括拉肯的皇家城堡、一个有着愚蠢建筑的大公园、滨海城市奥斯坦德的海滨大道、为他最喜欢的跑马场的长廊、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他宠爱的项目——纪念其成就的巨大的凯旋门。他还在其他国家置购富丽堂皇的财产，特别是在法国南部。他喜欢和他的情妇在这儿逗留几周。她是一位巴黎的雏妓，在他死前不久，他迎娶了她。
帝国之耻
（利奥波的行径）很容易遭人厌恶和鄙视，但是，在所有的殖民地项目之下，都隐匿着暴力压迫。然而，尽管（往往很真诚）口头说着基督教使命和“白人的承担”这样的花言巧语，部分多亏了莫雷尔不停歇的、极其有效的行动，国际媒体才越来越认识到官方文件、课本、身居高位的官员不会提及的一些殖民政策的真相。公众长期盲目认同帝国的行径，但欧美报纸长期报道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最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公众意见。
欧洲报纸严厉批评英国的见利忘义，企图为国王夺得南非最有利可图的金矿，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灭绝当地的荷兰裔殖民者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从圣彼得堡到巴黎，整个欧洲为英国军队早期的失败欢呼，视之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胜利。总是善于引起外交政策丑闻的德国皇帝发了一通电报给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击退了英国人1895年12月对杰姆斯的侵犯，从而引发了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当帝国军事力量加强，进入反攻后，欧洲报纸在头版登载从前线发回的通讯，追踪一个个布尔部落及其指挥官的命运，仿佛战斗就发生在法兰克福或者里昂的街头。
英国企图征服勇敢的荷兰殖民者及其合法利益的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当然这种公愤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南非也有战略利益。然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感则大多是非常真诚的，批判的声浪渐高，形成疾风骤雨般的抗议，这时，英国指挥官基齐纳勋爵采取了焦土政策，系统地毁灭布尔农场，把妇女和儿童赶进被称为“集中营”——这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拘留地。2.8万名平民，即1/4的俘虏，因为饥饿、露宿和肆虐的瘟疫而死于临时搭建的营房。这些受害者中，有2.2万人年龄不到16岁。1902年最后的和平协议签署后，奥匈帝国讽刺杂志《跳蚤》从一首顺口溜中捕捉到了许多欧洲人的情绪：“老英格兰，干杯！不再有战争了／我们现在可以去那儿了。／我们把德兰士瓦的矿石挑回家／我们过着国王般的生活，香槟多的是／只要剁碎布尔人就可以了。”
对布尔战争的反对常常来自左派。社会主义的维也纳报纸《工人日报》批判英国《针对英雄的人民的血腥战争》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感情。在英国，反对大资本及其参与到德兰士瓦英国金矿公司的争论常常具有反犹色彩，自由派作家J. A.霍布森的文字中就有这种意思。他在一本畅销书中坚称，金矿业几乎完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约翰内斯堡”不值得基督教士兵为之流血。正如德雷福斯上尉完美地体现了法国人的焦虑，怀着不可否认的经济动机的优越国家的靴子踏破正直生活的基督徒布尔人，这样的形象使他们成为一种共同焦虑的理想符号，凝聚起背景迥异的崇拜者。
欧洲观察者相对比较容易对布尔人显示团结，毕竟，他们本身也是欧洲人，而且敢于违逆英帝国这个巨人。这不完全是一场殖民战争，而像是一场解放战争，很像19世纪初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这种观点与布尔人对他们自己及其战争的看法相同。尽管他们拿着毛瑟枪（令其进攻者胆寒），但是，这些蓄着大胡子的坚定男人骄傲地让报纸拍照、其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他们看起来像是保卫乐土的先知国民：这是一个虔诚的白人社会，他们为保卫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为已经有效施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不屈地战斗，而不是为着争取什么黑人拥有民权的社会。当后来创立了童子军的罗伯特·拜登·鲍威尔上校武装起黑人，保卫被布尔人包围的英属马弗京，进攻部队的指挥官彼得·阿诺德·斯克隆耶对这一种族背叛行为十分不耻，他给战线对面的拜登·鲍威尔递了一条口信：“我请你停下来……即便这让你丢失马弗京，解除你的黑人的武装……在一场白人的战争中，承当一个白人的角色。”部分地由于这种可耻的诡计，拜登·鲍威尔拒绝承担那个角色，守住了城市。
对于英国本身，布尔战争是一场灾难，即便其军队最终于1902年6月打败了精疲力竭的定居者军队。胜利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人命代价，只有最盲目的帝国主义者才会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光彩战争。辉煌的英国军队遭到乌合之众的定居者队伍羞辱，在战争之初，后者几乎全靠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后来，他们得到法国及德国的物质援助甚至志愿者的支持）。当他们终于迫使对方接受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时，已经为此牺牲了上万名无辜平民，战争的动机也非常可疑。殖民者为其帝国辩护的崇高理由看起来不再那么纯粹。军事上的胜利仍然被视为绝大程度上的道德失败。“我们充其量证明自己在方法上不择手段，在方式上极其粗俗、低效，这种可怕的意识构成个人整个一生不愉快的背景……一对一的话，布尔人在尊严、献身精神和能力上都超过我们——是的，在能力上超过我们。”1900年，在集中营和焦土战术之前，费边派活动家比阿特丽丝·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厌恶地写道。
回顾这段较近的历史，英国政府对之后两年凯斯门特的报告保持沉默是可以预料的。对于非洲国家受到野蛮剥削表示道义愤怒难以取信于人。实际上，殖民统治实践没有显示出殖民宗主国的优点。以德国为例，它是布尔人最喧嚣的支持者，但暴力的癌症在同一年就暴发了，当时，德属南部西非洲一些部落揭竿而起，反抗威廉二世的军队。武装赫雷罗族战士包围了奥卡汉贾城，进攻该地区的农场和警察局，造成140名德国人丧命。
殖民总督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他向柏林请求援助，结果得到的支持超出了他的要求。德皇不顾大多数高级军官的反对意见，直接命令洛塔尔·冯·特洛萨中将赶赴前线。特洛萨有多年在殖民地服役的经验，以极为残酷闻名。当他发现自己没法在公开战斗中打败造反者后，他觉得自己面对一场让他大为光火的有效的游击战争，于是他采用更全面的战术，给赫雷罗人颁布了以下命令：
我，德国大将军，给赫雷罗人发布这封信。赫雷罗人不再是德国臣民。他们谋杀、偷盗，割人耳朵、鼻子和受伤士兵的其他身体部位，而现在他们胆小懦弱不敢战斗……赫雷罗人必须离开这片领土。如果他们不走，大炮会迫使他们走。在德国边界内，每一个赫雷罗人，无论是否持枪，无论是否牵牛，一律开枪击毙，而且，我不再庇护妇女和儿童，我把他们赶回他们的人那里，或者开枪击毙。这是我对赫雷罗人民说的话。
强大的帝国皇帝的大将军
特洛萨的军队大多数都已经由于不适应炎热而筋疲力尽，热带疾病致使他们虚弱、伤残，不可能执行这道残酷的命令。然而，面对其他做法和措施，例如，封锁水坑，结果大约3万名赫雷罗人逃到干旱的内陆地区，德国军队鞭长莫及。他们进入了无水的山德菲尔德沙漠，大多数的牛及大约1.2万至1.4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干渴。侦察兵后来发现了几米深的水坑，周围都是骨骼，但是没水。当柏林终于下令（伴随着媒体的疾呼）取消声明，停止仇恨，向幸存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大约1/3的赫雷罗人已经命丧战斗或者山德菲尔德沙漠。
如果说特洛萨的野蛮意图和赫雷罗人可怕的死亡数目是德国短暂殖民历史上的一起孤立事件，那么，在奥斯曼帝国，凶残的暴力则是频繁而系统性的。1894年到1915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亚美尼亚人死于军队及库尔德喽啰之手，还有一小部分，死在某些荷兰殖民地，如爪哇和苏门答腊。也是在1904年，荷兰中校范·达伦发起针对亚齐地区暴动的刑法远征（当时已经为内战困扰），过程中他的士兵烧毁了几个村庄，杀死了2900名当地人，其中包括1150名妇女。一名随行记录远征的摄影师拍的照片上，军官们骄傲地站在被杀村民的尸体上，一只脚踏在死者的头上。10年前，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参与了另一次惩罚性袭击。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回顾了这次经历：“我不得不把9名妇女和3名儿童赶到一起，他们哀求怜悯，但我要处死他们。这工作不愉快，但是我也别无他法。战士们用刺刀杀死了他们。”他写道，他接受了“殖民战士的可怕任务”。这位陆军中尉后来成为了荷兰外交部长。他奉命参与的那次远征中，约2000名当地人被枪杀或者劈死。
媒体战争
因为有莫雷尔和凯斯门特这样的人，这些暴行很难再避人耳目，世界范围内要求改变的公众压力增加了。莫雷尔的效率主要在于他极其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及渴望。能够阅读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报纸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信息和娱乐来源。仅仅10年前，便宜、快速的排版技术、照相复制及印刷技术实现了报业的革命性改变，好故事总是能卖到钱，特别是涉及到外国政府犯下暴行的时候。莫雷尔给报纸喂料，并以其有效的宣传活动点燃了公众愤怒的火焰，1904年9月，他到美国做宣传，其间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并赢得了马克·吐温的支持；在欧洲，他已经获得了法国作家阿拉托拉·弗朗士及挪威诺贝尔奖得主比昂斯特恩·比昂松的支持。刚果委员会和社团在全世界涌现，从苏黎世的定期集会到新西兰的系列讲座。爱德华·莫雷尔几乎以一人之力使得刚果自由邦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
报纸已经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利奥波很快明白，抵抗莫雷尔影响的不二途径是自己走近媒体。他创建了一个精挑细选的有名望的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在一个没有橡胶业不发达的荒僻地区工作。在系统的国际行动中，他收买说客影响政客，贿赂报纸编辑，让他们改变方针。他的德国代理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让曾经攻击利奥波是“住在布鲁塞尔皇宫里的肆无忌惮的商人”的柏林《民族报》在两年时间内转而贬低暴行报告是“老妇人的故事”。在英国，利奥波的代理人（他得到可观的报酬）更进一步，让在英国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组成事实调查团，而在他们一行到达之前，要到访的地方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装扮。两个团都带回一些闪光的故事。其中一位成员威廉·蒙特莫里斯子爵出版了一本过分热情的书，夸奖辛劳工作的官员和欢快的当地人。另一位旅行者、出版商玛丽·弗伦奇·谢尔顿由特许的橡胶公司官员陪着转了一圈，爱上了她乘坐的蒸汽船的船长，后来，她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说：“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暴行比在刚果看到的多得多。”利奥波确保该看到的人都得到这条信息，自己掏腰包请谢尔顿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在萨瓦设晚宴宴请500位嘉宾。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刚果之战是媒体之战，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比利时国王还是输了。这可能是他的战略错误所致。他瞄准的是他认为重要的人，他请这些人出席盛大的免费晚餐，把题为《刚果真相》的小册子放在豪华火车的头等车厢，而莫雷尔则对更普遍的公众讲话。但是也可能只是利奥波为不可辩护的事情辩护，甚至于散布其他殖民政权犯下的暴行故事，并把他那些不幸的刚果臣民的截肢手说成是孤立的恶性肿瘤案例，比利时医生给他们提供无私的治疗。针对他的进攻完全是势不可挡，比利时的政治重量太小，不足以抵抗其他大国出于战略原因发起的攻击。
比利时国王招募为之扭转公众舆论的游说者之一是亨利·I.科瓦尔斯基上校。此人是旧金山一位张扬傲慢、生活放荡的律师，他有着传奇般的腰身，以致在一次为科瓦尔斯基举办的晚宴上，旧金山市的市长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没法照本宣科阅读交给我的祝酒词。像我们的客人一样，这个题目太大了。”领着10万法郎年薪的新任公共关系经理人去布鲁塞尔拜访新老板，然后去纽约，在华尔街置办了一个华丽的办公室。结果“上校”——其军衔像他其他那些资历一样是欺骗性的。这是利奥波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比利时殖民官员很快发现这位以花哨的服饰、在长篇大论的通信中称呼利奥波“我亲爱的陛下”的美国人令人尴尬，试图边缘化他。当布鲁塞尔方面不给发钱以后，科瓦尔斯基愤而改换立场，将他与利奥波之间巨量、详细的通信出卖给了报纸大亨鲁道夫·赫斯特。
比利时国王操纵报纸和华盛顿政客的证据被公诸于世，其效果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利奥波试图再一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然而，这一次，天真的传教士们却不肯配合，而尽管其观点已经经过了仔细的审查才入选了委员会，去到刚果自由邦的三位欧洲法官却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会见了上百位证人。在处理声明的过程中，有一位法官精神崩溃，失声大哭。有一位证人是一位酋长，他本人遭到鞭打并被扣为人质。他放了110棵细树枝在委员会的桌子上——每一棵树枝代表他的部落中为割橡胶而丧命的人。1905年3月，听闻委员会的第一批发现后，刚果总督保罗·可斯特曼用剃刀割喉自杀。刚果自由邦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