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事实上刚果当地人悲惨的直接证词摘自藏在布鲁塞尔国家档案馆的报告，即便利奥波设法哄骗许多国际报纸发表报告的“概要”——他以有益于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概要，概要没有提及系统暴行，但是，他自己的委员会的该死的发现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证实了莫雷尔的指控，而且这些发现很快也就为人所知了。此时已经年逾七旬的利奥波热衷于骑着三轮车在他皇宫的花园转悠，其强烈的疑心病和病菌恐惧症令他的宫廷惊恐不已。他终于决定不值得再保留他的殖民地（这时候由于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其他橡胶生产者，橡胶生意已经不那么合算了）。他慷慨地同意将其卖给比利时政府。得到其君主授意后，比利时举债1.1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3.3亿英镑），同意为国王的所有在建建筑工程出资，并额外付给他5000万法郎，“以示对他在刚果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次年12月，利奥波谢世。
经过10年的艰辛工作，敢于迎战一位国王的埃德蒙·莫雷尔赢得了胜利。他的这场征战是第一起国际人权运动，他在利物浦的工作室是第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小额的个人捐款，并将其压力直端带到一个世界大国的核心。这能够成为可能，乃是因为大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民主化。即便在奥匈帝国和俄国这些还在执行新闻审查的国度，仅仅是出版业的数量就已经使得审查者成为多余。信息和观念像野火一样在城市扩散，几天之内就可以传到最遥远的农场。信息以巨大的压力促成改变，最终施加不可控制的舆论气候。莫雷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益于这种权力政治巨大变化的人。由于媒体运动，德雷福斯上尉得到重审和昭雪，虽然他的案子属于国内事务，由巴黎社会、政界和军方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推动。另一个表明报纸平衡力增强的重要案例是1913年基辅的贝里斯一案，该案涉及当地工厂的一位犹太簿记员门德尔·贝里斯。他被控以荒谬的“莫须有”的罪名：仪式性地谋杀了一位基督徒男孩。极端反犹的沙皇亲自指示法官认定贝里斯有罪，并给法庭施加各种压力。然而，在这里也一样，国际报纸对此案件的关注确保受控者立即被宣判无罪。
由收买“证人”和假冒专家出庭的虚假审判在全世界受到跟踪和评论，最终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大众媒体把权力放在不同的基础上。过去，权力的形象最重要的总是政治权力，现在，却已不再是官方艺术家和宏大工程的领地，而是在报纸的办公室决定的。德皇威廉二世这样的现代君主竭力博取和利用媒体，并为达成这样的目的而创造并展现一种形象，但是，他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与魔鬼跳舞，事态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时代的舆论导向专家都知道，感觉比事实更有效。
权力的成本
莫雷尔的成功表明赢得形象战有多么重要，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对殖民主义本身的形象及其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估。无疑，殖民地财富对于大国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殖民地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最为重要。它们与有实力的帝国一起创建了“大国”俱乐部，并造成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伟大国家感。
这种对于全球力量和威望竞相追逐的黑暗面非常突出：殖民主义给那些被殖民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常常是极其伤痛的记忆。在最恶劣的情形中，例如刚果，它抽干了这个已经遭受了数世纪奴役的地区的血（主要是被阿拉伯商人奴役。仅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他们每年抢夺刚果大约50万人口，把他们出卖为奴），使他们遭受后殖民历史时期的残酷、痛苦、独裁和内战。殖民主义留下的最好的遗产不过是相当随意的边界，也有铁路系统、学校、司法体系以及民主的外壳，但是并没有训练当地成长起来的精英进行管理。在所有情况下，它都留下了许多巨大的问题。
对于殖民者，殖民主义的形象和事实也是分裂的，认真的考察表明，我们对于殖民主义的认识受到一个世纪前的说辞的影响：殖民地对于大国的重要性与其臣民们的认识差得天远。当然，英国是受帝国事实影响最大的国家，统治了1/5的世界及1/4的人口。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盛大的钻石婚禧在全世界举行，动员了巨大的人群，至此，帝国文化达到其最高潮。帝国对于其母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年轻人寻找事业和运气的地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英国民族的优越性。我们被告知，帝国使英国成其为当时的英国。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说英国在帝国的大多数地区（印度乡村的农民仍然由“得到认可的”当地统治者直接统治，他们对殖民政府官员的注意较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帝国在英国本土发挥的作用却小多了。贸易的平衡对英国有好处（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因为伦敦在鸦片战争中的残酷战术，因此导致了在中国大发其财的鸦片生意），印度接受了英国大约20%的出口，提供了茶叶、棉花和药品等宝贵的商品。但是殖民者也要付出代价。这抑制了国内的纺织业，耗费大量的金钱进行管理。从长期的角度看，1900年前后在印度投入的2.7亿英镑也意味着，因此不能用这批资金升级英国的工厂，助其与欧洲的邻居竞争。
除此之外，“皇冠上的珍珠”使得英国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大、最威武有力的海军，装备一代又一代贵得要死的战舰。一旦落后于竞争对手，特别是威廉的帝国，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为保证英国的战略优势，英国必须在世界上很不合算的地方投资：没有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则不可能统治印度及相应的贸易；不控制住埃及和巴勒斯坦，则谈不上运河本身的安全。而统治埃及（事实上，它从来不是一个正式的殖民地），意味着镇守住其南边广袤的内陆地区，包括臭名昭著的战乱频仍的苏丹——喀土穆的基齐纳勋爵等在这个地区成就了“英雄”的名声，这个地区因此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但是，它也把帝国拖入无休无止、不温不火的军事冲突，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赢利渠道。
如果说帝国创造的义务和责任很可能不相上下，那么，它一直是巨大的民族骄傲的来源。是否是这样，这取决于询问对象。殖民主义在英国有着不小的市场，英国人广泛相信“白人的承担”及英国人的历史使命之说，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将这种家长式的观念概括为：“开发地产是地主的义务”。从充斥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无数小摆设中也可以推断出帝国的存在，其中许多东西都具有殖民地的含意。例如，作曲家爱德华·埃德加爵士的家里陈设着埃德加夫人家的许多这类纪念品和传家宝：一些印度的黄铜烛台、一张雕刻精美的孟买黄檀方凳、两头象斗殴及一头象顶着象轿的大理石组雕、一尊带狗的大理石偶像，等等。
以上枚举可以作为帝国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证据，但是做出这样的声言是有问题的：马克斯·诺尔道讥讽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大资产阶级家的摆设时，描绘了类似的东方物品，什么土耳其流苏、波斯地毯、印度匕首之类，虽然奥匈帝国根本就没有殖民地。对异国情调的欣赏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发泄自由幻想的方法，异国情调、原始的尊严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不一定是帝国骄傲的证据。
由非洲大鳄、布尔战争的重要煽动者塞西尔·罗德斯所体现的殖民地骄傲（后来的耻辱）乃是最明显最残酷的帝国主义，但并不代表英国文化或者英国思想。如果说国外政治和政府说辞由帝国性质的事务主宰，那么，实际上，这些事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相对较小。无怪乎历史记录表明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国内的阶级、工作和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几千英里之外的社会的关心。报纸登载殖民地的新闻，但是，普罗大众的想象力并不太着意于女王或者国王陛下的外国财产。当然，男孩们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无论音乐大厅歌曲（可能流行歌曲《布尔人抓住了我爹地》是一个例外）抑或西区戏剧，不论文学还是绘画，都少有关涉殖民地。
对于画家而言，那种风尚已经过时了。弗雷德里克·莱顿勋爵创作的无名英国后宫宫女，及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的颜色骚乱的人群与翻滚的乳房，都极富维多利亚风格的特色，都绝对属于19世纪。1900的时候，情绪比以往更清醒。新一代艺术家不看印度或者非洲，而是把目光转向英国的乡村，或者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
除了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外，英国作家从来没有真正把殖民地的生活作为主题，在1900前后，帝国没得到多少文学上的共鸣。从托马斯·哈代永恒的英格兰，到H. G.韦尔斯的乌托邦噩梦，小说家们选择的题材不涉及殖民地。韦尔斯的《莫洛博士岛》（1896年）描写一位科学家企图通过手术把一个遥远岛屿上的动物改变成人类那样“没有恶意的族群”，然后以独裁者的铁腕统治它们。这部小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主义的寓言。但是，恰好是其寓言人物使之成为对达尔文和马尔萨斯思想激烈论争的评价，并成为罗伯特·史蒂文森和弗朗西斯·培根传统的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即便当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次要的角色——非常类似前印度军队的沃森医生，实际上，类似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忠诚但是从来不机智的朋友。大侦探的许多故事都有殖民地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的作用只是提供各种奇异的毒药、鸦片、少见的蛇、无法解释的财富，以及健康毁灭后回到母国的人。这都是些有趣的把戏，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固有存在。今天我们所想象的帝国文化和意象，如诺埃尔·科沃德《私生活》中阿拉伯的劳伦斯（“你知道，我在全世界转了一圈……”“怎么样？”“世界？非常过瘾。”），E. M.福斯特的《印度之旅》（1924年），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好玩儿的智力演习（但是没有幽默内容）中，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假设正是由于1914年以前帝国指涉的缺失才证明英国弥漫着多么深厚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如此深厚以至于它被作为一种隐含的潜台词。他是在试图倒果为因。然而，历史证据不能证明这一点。
在公立学校，一批又一批怀着帝国思想的观察者沮丧地发现，孩子们对于殖民地几乎一无所知。私立学校的情况也相似：孩子们脑袋里塞满了希腊和拉丁动词，阅读莎士比亚和丁尼生。如果选修现代语言，那么他们很可能学习德语或者法语。他们在寄宿学校、青年团这种军事化环境下的社会化可能为他们未来在殖民政府任职做好准备，但是他们的论文和学校辩论几乎不涉及帝国事务。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情愫，尽管有“马弗京之夜”的惯例——每年春天举行，庆祝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据点解围的爱国主义周年庆典，这对于学童是个理想的机会，不仅可以焚毁克鲁格总统的画像，也可以享受普遍的混乱和无序。正如伯纳德·波特所说，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在引入“牛仔和印第安人”之前，他们不是表演“定居者和祖鲁人”，而是扮演“英国人和罗马人”。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是民族英雄，但是后来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甚至阿蒙森也是，虽然作为殖民企业他们的勋绩没有价值，而阿蒙森甚至都不是英国人。但是他们是些豪侠英雄，是某种运动员，受到一个仰慕体育的民族的崇拜。
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在英国的大学接受培训。牛津的东方研究富有盛名，伦敦的帝国理工也是。这样的一些学校教授印度和非洲的语言与文化，编辑梵语教材，学习内容从艺术到农业无所不包，但是，他们的学员或者待在象牙塔里，或者外派担任统治者，同殖民地国家更广泛的文化没有什么交流。在十一章我们会遇见许多着迷于“原始”文化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抗衡现代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以及大城市生活的无根感。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思想者几乎没有一个人转向他们生活的国家的殖民地。巴勃罗·毕加索非常迷恋法属中非洲的物品，在它们的帮助下，他从部落面具和雕塑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学，而其他人，如瓦西里·康定斯基去到乌拉尔与萨满共同生活，或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则重温了古俄罗斯人的意象仪式，以此寻找更接近母文化的灵感。在英国，威廉·巴特勒·叶芝特别追求一种更真的原初灵性，然而，他求助于爱尔兰神话和神秘学，而不是印度的庙宇。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约翰·史立勋爵发出了著名的感叹：“可以说，我们似乎是在一不留神之间征服和殖民了半个世界。”
而在无休无止焦虑男性气概和国家命运都在衰落的法国，状况则大相径庭。法国的光荣与其帝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从拿破仑时代就开始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根据法国的法律，海外领地就是法国，法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和阿尔及利亚沙漠的感觉应该像在皮卡第和香榭丽舍大街的感觉一样。媒体在让公众读到殖民地主题和形象方面居功至伟。例如，1904年，流行杂志《插图》不仅刊发了广泛的文章报道俄日战争（对日本人流露出显著的钦佩），而且在每一期杂志上都有关于法国殖民地及其人民的长篇报道、系列故事、照片、图片、卡通和其他项目。日发行量达到近百万份的报纸《宠物杂志》甚至将其1910年3月6号的报纸献给“殖民地扩张的英雄们”。如同在法国政治中一样，法国也有朗声反对殖民地的派别。讽刺的《黄油碟》无情嘲讽殖民地思想（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回顾社会主义》则以“违背人性的痛苦呐喊”的名义进行激烈的争辩。
海外法国是法国人生活中恒久的存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有一个巨大的殖民地展场，有完整的模型土著村庄，之后还举行了两次专门的殖民地展览会，1906年马赛展览会（有180万游客）和一年后有200万人参观的巴黎展览会。在戏仿其家居的环境中展示“真正的人”并配上珍禽异兽、舞蹈及仪式，这种展览会在整个欧洲都叫好又叫座。汉堡动物园的创始人卡尔·哈根贝克富有商业头脑，他从芬兰、锡兰和东非等各个国家引进动物，从1874年起在汉堡和欧洲其他地方，展示生活在其“自然栖息地”的样子。在这里，目瞪口呆的公众可以观赏到“澳大利亚的食人族，男女都有。这个野蛮种族的唯一殖民地很奇怪，被弄得很丑陋，是野蛮国家内部产生的最残酷暴虐的一个。这是最低级的人类。”1914年之前，全欧洲进行了三十来场这样的人种展览。
参观者去看这些展览纯粹是出于好奇。然而，在法国，他们的兴趣却植根于漫长的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尤金·德拉克洛瓦强有力的幻想，吉恩·奥古斯特·安格尔创作的闺房里含情脉脉的女人，福楼拜在《萨朗波》中的描写，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拿破仑对埃及的短暂征服后出现的“埃及热”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孟德斯鸠写的《波斯人信札》。对方距法国很近，这不仅仅是在地理的意义上。安德烈·纪德、路易－费迪南·席琳、儒勒·凡尔纳和居伊·德·莫泊桑等作家都追随维克多·雨果的创新脚步，他以其典型的妄自尊大的沉着和精心调谐的性意味宣称：“去吧，大家伙儿！上帝把非洲给了欧洲。享用她吧……”
有位作家在可能的最个人的意义上采纳了雨果的建议（在东方，而不是非洲），那是通俗作家和法兰西学院成员皮埃尔·洛蒂（1850—1923年），他使自己与一位土耳其女士的爱情成为不朽的篇章。他以纯东方的方式描写他的妻子：“她棕色的眉毛弯弯的，靠得很近，差不多要连在一起了；她的眼神流露着精力与天真；她有着人们会形容为是孩童般的表情，如此富有新鲜感和青春的气息。”作家对美丽的阿兹雅德的爱成了他生活中不变的主题——特别是在年轻的海军军官职责使他转战别处，而她竟然香消玉殒之后。他坚信她死于过度伤心。喜欢戴着土耳其毡帽照相的洛蒂以其描写精美、具有异域背景的伤感故事满足大众的口味。他热爱异域背景。他的家在大西洋海岸的罗什福尔，那是一座由石头固化的东方幻想，房子里有土耳其和阿拉伯风格的房间、复杂微妙的装饰和拱形门，以及华丽的纺织品和轻柔低语的喷泉。
殖民帝国对于国民的想象力有相当的把握——毫无疑问，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人丢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弥补创伤的意愿也激发了这种想象。广受欢迎的法国政治家列昂·甘贝塔甚至认真地琢磨以法国的殖民地交换这两个地区。但是，殖民地真正的重要性是什么？它们对于民族经济像对民族骄傲感这么关键吗？当然不是。首先，法国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住到殖民地去——这是英国和德国的重要动机，这两个国家希望，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个人移居国外，那就可以遏止长期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幽灵。法国只有通过引进移民才能保持人口稳定，因此，迁居外国领土对它毫无意义。在经济上，法属刚果像其相邻的刚果自由邦一样受到无情盘剥，与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主要是进口便宜的酒）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贸易往来，但是，完全无法比肩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规模。
对于德国而言，拥有殖民帝国纯粹是为了向邻国看齐，这是一种全球权力政治游戏，而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在统治阶级中，殖民地是重要的民族骄傲来源，但是即便在这点上，德国人对此的热情也远不是整齐划一的。德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势力强大的舰队联合会的支持，保守派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以此可以在国际上和在殖民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无可挑剔的保守派德国总理俾斯麦认为这种想法整个就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蠢行，并尽一切可能予以阻挠，直到1884年，作为一种政治权宜，他才转而支持殖民地思想。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大多数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示反对，而少数人则赞成，他们希望这可以帮助当地人“文明化”，从而使他们也成为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希望殖民地不可避免的压迫会加快世界革命的到来。
尽管帝国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是它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实业家沃尔特·拉特瑙其时正试图打进政治圈，1907—1908年，他去德属南部西非洲进行事实调查，以此赢取筹码。然而，他说得很清楚，他对殖民地大臣一职没有足够的兴趣；他想执掌一个“重要”的部。柏林宫廷可靠的政治精英编年史家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笔记中详尽描写了俄日战争、大国关系、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摩洛哥危机。她只是顺带提及殖民地：1900年到1914年她去世期间，提到殖民地的唯一一句话是对它们的愤怒批评：“德国的殖民地方式大错特错，一开始就引入了我们的官僚作风和独裁体制……英国人留出了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在普通大众中间，殖民地的文化存在意义甚至更少。直到20世纪，出售外国水果的蔬菜水果商店还被称为殖民地产品商店，但是在通俗或者中产阶级文化表达中，几乎不存在政府试图灌输的殖民地骄傲的痕迹，去殖民地的德国人也极少。教科书有赞美德国殖民权力的内容，但是布置的论文则关涉欧洲的主题——让学生们出汗的是齐格弗里德和修昔底德，而不太可能的是开拓德属南部西非洲。1900年的一个例子是：柏林一所中学收到的论文题目、学校图书馆图书、实用展品清单中，丝毫没有提到任何专门涉及殖民地的论文、地图、书籍或者标本。学子们了解到的最远的国家是古希腊。
相比于法国，德国没有什么描写殖民地主题的严肃文学、有写帝国的小说获得成功，特别是在1904年起义之后。前牧师古斯塔夫·福伦森（1863—1945年）的《彼得·莫尔的西南非洲之旅》甚至成为了一本失控的畅销书，1914年之前就卖出了20万册。尽管文化中有殖民地的形象，但是探险作家们更属意其他的异国形象，卡尔·梅表现尤其突出，他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读者创造了豪勇的探险家、高贵的土著和冷酷的强盗；然而，他的故事背景几乎无一例外是中东和美国狂野的西部。男孩儿们玩玩具士兵，但他们的铅制敌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者“红种印第安人”，而不是非洲人。孩子们穿水手服，而不是卡其布衣服。不仅他们的卧室里没有殖民地，就连客厅也没有。很少人在殖民地政府或者驻外部队任职，如果当时的小说和报纸可信的话，殖民地几乎从来不是谈话的主题。如果说德国成为了一个殖民帝国，那么，这个事实几乎没给公众意识留下什么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1870年帝国的建立再一次改变了本来就非常不稳定的民族身份感，没有为新的定义留下什么空间。大多数德国人生活在内陆，历史上一直忙着击退入侵的敌人，而不是侵略别人，这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帝国适合像英国、荷兰、葡萄牙和法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奥匈帝国出洋需要经过外国控制的直布罗陀海峡，俄国受制于冰雪，这样的国家并没有认真准备建立起殖民帝国。
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德国殖民地政策的要旨，批评者们说得对，殖民地和德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大使国家丢钱，并使之走上同英国和法国海外利益危险冲突的道路。德皇出于名望的考虑而抱持殖民地思想，因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得有殖民地——这种认识也导致意大利于1911年为寻求民族光荣而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抛撒到利比亚的沙漠里。
帝国主义文化和东方主义形象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1900年前后欧洲文化的显著特色。虽然，其功能不是要代表帝国主义，而是逃避现代生活令人目不暇接速度的途径。东方被投射为具有西方缺少的一切。男人们渴望裸体非洲女孩的“民族志”照片（偶尔也有男孩的照片）及文学作品对她们的描绘所象征的性自由：如同洛蒂热爱的阿兹雅德一样，她们性感、单纯，但是富有活力，有着成熟的水果般的嘴唇——保证满足中产阶级婚姻很少提供的愉悦。的确，强壮但是兽性的黑人、富有忍耐精神的亚洲人、戴土耳其毡帽的性能力强大的阿拉伯人以及源源不断的女人，这些流行形象象征着许多人认为欧洲正在消逝的生命力。对东方的迷恋也就是对“自然”充满强烈感情的感官世界的迷恋，对未被教会枯萎的手和大城市的变态所触及的情色天堂的迷恋。
东方主义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其永恒感、沙漠及热带雨林和遥远平原（柯南道尔想象，这些地方可能保存着恐龙和龙的史前世界），以及祖先的文化统领着宿命论居民生活的古代城市，这类幻想正好对立于现代城市强加于其公民的驱逼、技术生活。即便从这个诱人世界进口的鸦片和大麻，也给人甜蜜的感觉，让人忘却，让人享有片刻逃离此时此地的幸福感。如果说速度是现代性的毒药，那么，东方就是其解药。
感觉到这种联系的一位艺术家是伟大的俄国诗人、小说家安德烈·贝利。他的小说《彼得堡》的主人公尼古拉·阿普罗诺维奇的父亲是一位唯理主义的高级公务员，最大的抱负是每天坐在马车里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涅瓦大街。终止学业后，他起得很晚，穿着一件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睡袍，戴一顶无边便帽，趿着一双波斯拖鞋。他把他的客厅变成了东方的舞台布景：
布哈拉睡袍还配有一把深棕色的凳子；凳子饰以条状乌木和珍珠母制作的嵌花图案；布哈拉睡袍还伴有某个时候被杀死的犀牛的厚厚的皮革制成的黑人的盾以及锈蚀的苏丹箭……最后，布哈拉睡袍还配有色泽鲜艳的豹皮，豹皮铺在地上，张着大嘴；凳子上放着深蓝色的水烟筒，以及月牙形的三足香炉；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一件物品是一个色彩丰富的笼子，里面是几只绿色的小鹦鹉，它们时不时煽动着翅膀。
如同洛蒂在法国的房子一样，这间屋子里混杂着各大洲及各种东方珍玩，满屋子都是对现代性暴虐的反抗。东方主义想象因这些幻想而兴盛，即便工业文明之外的生活现实与这些充满诱惑的脚本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作为权力和声威（但并非利润来源）的象征，殖民地对于政客很重要，其重要性也因为它们允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殖民帝国这种想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比利时控制下的刚果自由邦表现得最为残酷惊人。比利时人在惊叹于部落面具和新建的博物馆时，能够在报纸上读到以国家文明使命为名在非洲做的好事。然而，精心维护的帷幕背后的事实不仅恐怖，而且，其秘密的资产负债表使整个邪恶的勾当偏向于荒诞不经。在利奥波有效地垄断整个世界市场的橡胶贸易时，短期获利极其丰厚，刚果自由邦使比利时国王成为巨富，但是大规模谋杀的勾当也产生了经费。比利时历史学家让·斯坦厄斯估计，到1908年刚果自由邦给利奥波带来了6000万法郎的收益，交给比利时政府后国王又得到2400万法郎。然而，国王和国家总共支付了2.1亿法郎的管理、防御及运输费用，净损失为1.26亿法郎。
如果说利奥波当局的生命成本无法形容，但并非不可测算。由于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能精确判定刚果自由邦有多少人被谋杀致死，但是，结合各种信息，可供历史学家了解大致的情况。根据人口模式的变化，最近的历史分析认为，1885年到1908年期间，大概有1000多万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直接死于利奥波党羽之手，或者由于不能种庄稼和照顾牲畜、被赶出家门，或者在人质集中营和丛林里挨饿，从而死于饥荒和瘟疫。
即便剥削前所未有地残酷，比利时从刚果自由邦赢利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如果说利奥波设法从他的殖民地有所斩获——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直接把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把债务和重要的管理成本丢给他的国家，作为回报，他用浮华、自我膨胀的建筑项目装点从布鲁塞尔到布鲁日的街道。比利时为刚果自由邦的杀人犯、比利时窃贼的利奥波塑了许多像，感恩戴德地纪念一位伟大的君主。许多塑像屹立至今。
没有人为埃德蒙·D.莫雷尔和罗杰·凯斯门特立碑，而且两个人都死得不安宁。伯特兰·罗素口中“少数几位我深深敬佩的人”之一的莫雷尔为和平主义不懈奋斗，几乎遭到全世界媒体的诋毁。最后，他被关押在本顿维尔监狱，1917年的白天，他还被关单人禁闭，被迫缝制邮袋。当他终于获释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但是仍坚持工作，最终成为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议员。
罗杰·凯斯门特的服务得到承认，并获封爵士，之后，他越来越深地卷入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他赴美国找爱尔兰裔美国人募集资金，在黑市上购买枪械，用于反英暴动，随后又搭乘蒸汽船从纽约去德国，向德皇政府发出邀约：换取对爱尔兰独立的支持。凯斯门特提出把德国羁押的战俘变成爱尔兰自由战士旅，该旅为德国出战。回到爱尔兰后，他被逮捕并押解到伦敦，关在伦敦塔里。
朋友和支持者迅速组织了为凯斯门特辩护的行动。捐钱或者写信请求宽大处理的人中有美国黑人友谊联盟及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和乔治·萧伯纳。在对凯斯门特进行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后，警方迅速并秘密地扑灭了将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的各种努力，他们确保议会和伦敦俱乐部区有影响力的人都看到凯斯门特日记中有关同性恋性交的罪证（往往非常明确）——这是他被捕后，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查获的。叛国罪似乎是重罪，但是，作为同性恋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宽大处理的呼吁遭到拒绝。
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于1916年8月3日上午在本顿维尔监狱（仅仅1年以后，莫雷尔在此服刑）被执行吊刑。行刑前几天，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我犯下糟糕的错误，错行累累，败绩连连——但是……最好的事情是刚果自由邦。”
六 1905年：冲天怒气
——暴风雨！暴风雨就快来临！
勇敢的暴风雨中的云雀，骄傲地
翱翔在闪电与狂涛汹涌的大海之间；
此刻，它朗声发出胜利的预言：
让暴风雨释放它全部的怒气！
——马克西姆·高尔基《歌颂暴风雨中的云雀》
1905年1月9号，星期天，一个明朗、温和的冬日上午，那是圣彼得堡最宁静的日子，谢尔盖·于勒维奇·维特，一位55岁的高个儿男人，下了床，走到他豪华公寓的窗前，朝外面的林荫大道望去。“我……看见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孩童，沿着卡门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行进，手拿教会的旗子、照片”他写道，“这群人，或者说这支队伍，经过的时候，我马上跑到阳台，从这里我看得见特洛茨基桥，他们朝那儿进发。我刚到阳台就听见枪声，有几颗子弹从我近前呼啸而过。一颗子弹击中了萨斯科·色洛·里希附近的一位门房。然后是一系列的连射。十分钟之内，一大群人往回跑，有些人抱着死者和伤者，其中有儿童。”
参加这次游行的人，无数的群众，也许有1万多人，怀着节日的心情，穿着最好的星期天才穿的衣服，准备去东宫觐见他们的小父亲沙皇。他们高唱宗教圣歌，有些人头一天晚上进行了斋戒和祈祷，其他人没那么乐观，他们写了道别信，甚至交代了遗嘱。这一天将成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和忠诚的行为：人民要求他们的君主直接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了一份交给沙皇的请愿书。“阁下，我们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到您跟前，寻求公道和保护，”文件写道，“我们已经成了乞丐了；我们受到超出体力的劳动压迫和负累；我们受到作践；我们不被当人看待，而是只能默默忍受辛酸命运的奴隶……”这些人认为沙皇不了解他们的艰辛，因此必须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动手惩治资本家、官僚，以及所有俄国人民的压迫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他们希望“在他的肩头哭诉自己的悲苦”，带着他们高举的画像和希望，他们唱道：“拯救你的人民吧，哦主啊。”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水蒸气。路边的人在胸前画十字，教堂敲响了钟声。
赶往东宫会合的各支队伍很快在各个通道都遇到了路障：米特林斯卡亚、涅瓦河堤岸（就在维特家附近），以及瓦西勒夫斯基岛。主体游行队伍到达为纪念拿破仑失败而修筑的纳尔瓦门华丽的铸铜门前，一对骑马的近卫军掷弹兵向人群冲锋，把军刀拔出来又收回去。左边一座小桥边，一个步兵团向目标瞄准。第一阵骚乱后是片刻的静默。示威者挽起手，发出更嘹亮的歌声。他们聚集在一位身着长袍的东正教神父身边。那是一位富有领袖气质的年轻人。这时号角吹响了，这是开枪的信号。一位警官叫嚷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向举着沙皇像的神圣的朝圣者开枪？”他是第一批倒下的人。神父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应声倒下。圣像和旗帜哗啦啦地掉进肮脏的雪中。然后人群四处逃窜。
在瓦西勒夫斯基岛，请愿者被芬兰近卫军团给阻止了。持白色手帕的使者朝士兵走去，试图解释他们的事由，他们不反对沙皇。看见士兵的枪指着他们，有些游行者袒露胸膛，让他们身着制服的兄弟朝他们开枪。开枪的命令一下达，枪声立时大作；骑兵砍倒那些跑得慢的人。有一张记录这个场景的照片幸存了下来：一排着冬季长大衣的士兵瞄准白得耀眼的广场另一边的人群。示威者们争先恐后地寻求安全；远处是些不明就里的黑点。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行人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血腥的周日结束，在软绵的雪覆盖了这座城市的时候，据官方统计，有130名示威者丧命，299名示威者受伤。外国记者报道伤亡人数达4600名。
没有上帝！
这个后来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的一天被广泛地视为沙皇让其军队对付自己人民的日子。它引发的愤怒点燃了长达数月的革命动荡，标志着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枪声在广场大作，眼看身边的同志纷纷倒下的时候，纳尔瓦门前游行队伍前列的高个儿神父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沙皇！”他是嘉庞神父，他的喊声传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边陲。
在很多方面，俄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大国都紧密。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俄国的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高，但是城市居民大约只占俄国人口的20%。绝大多数人的劳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数百年前一模一样，距俄国西边邻国发生的变化非常非常遥远。要理解俄国和1905年那场“小革命”必须从了解尘土飞扬的乡村广场开始。俄国共有几千个这样的乡村广场，四周围是低矮的棚屋，沙皇的大多数村民就在这样的棚屋里聊以活命。
农民村子得名于俄语“木头”一词，那是修建房屋的重要材料。这些房屋通常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建好和拆除（如果没有先被火给烧掉的话）。几代人组成的大家庭住在一个屋檐下，多数人家只有一间屋子，有一个睡觉的炕，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供奉家宅圣像的圣龛——这是列奥·托洛茨基所谓的“圣像和蟑螂”的世界，这话不仅仅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的：将其居民关在门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窗户封得严丝密缝，里面的气氛无法用语言形容，”一位绝望的英国教友会教徒在家信中写道，“其毒性只有依靠经验才能认识得到。”
在这些“关得严严实实的”门背后，生活一如远古时代。19世纪末期以前，村民大多不识字；直到1917年，还只有20%的学龄儿童入学。大约1/3的乡村学校是东正教教会开办的，但是，神父对他们的人群并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农民，非常无知；学习神学是教条式修道院里穿长袍的“黑色的神父”的专享，他们并不承担牧师职责。因此基督教教义知识非常少。高尔基曾听见一位喀山农民说，上帝“不可能同时在各个地方，生出来了那么多人，他忙不过来。但是，你知道，他会成功的。但是我一点儿都不理解耶稣！对我来说，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要有一个上帝就够了。但是还有另一个上帝！他们说，是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又怎么样？据我所知，上帝并没死。”
在字面意义上，农民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估计，每1亿俄国农民有1万名警察，某种意义上的正义是根据任意和习俗实现的：通常由农民法庭采取公共羞辱或者鞭打的方式体现。最恶毒的惩罚针对的是通奸的妇女和偷马贼。被控背叛丈夫的女人会被剥光衣服，或者把她们的裙子绑在头上，然后抽打，或者被马车拖着在村里游街示众。偷马贼的处罚更可怕：他们被阉割、鞭打、烙印，或者用镰刀劈死。日常生活的暴力很极端，尤其是对妇女，她们遭到丈夫的毒打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有一个俄国谚语说：“老婆越挨打，汤越好喝。”另一个谚语说：“毛越打越暖和，老婆越打越乖巧。”在婚礼上，年轻女人的父亲交给新郎一根皮鞭，以此象征性地确立丈夫的新权威。乡村筵席常常酿成酒后斗殴，有些参加斗殴的人永远不会再站起来，这被视为宴乐的一部分。
这大概可以作为农夫们的中世纪心智的一个衡量标准吧，尽管境况这么苦，尽管饥饿和饥荒是乡村的常态，但是俄国农村几乎没人移民。1897—1916年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祖国的300万俄国人中，70%是波兰人或者犹太人。村子外的生活几乎难以想象。
借自乡村
随着农村单个家庭的土地量比过去减少，家庭规模比原来扩大，上千万的人去城市的工厂打工，构成城市下层阶级，但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指望看到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大多数在城里就业的俄国农民最终会回到他们的村子。曼彻斯特、米兰或者埃森的工业无产阶级才是这个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选民。俄国工厂工人只是从乡村借来的。
尤其是男人。他们往往已经娶妻，于是把钱寄回家，他们挣到钱以后就会回到家人身边。女人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从“无神的罪恶之窝”的城市回去后，她们被认为是打折货，不够贞洁，不易婚嫁。因此许多女人选择待在城市里，在工厂做工、做保姆和卖淫，勉强过着岌岌可危的生活。
回村的工人带回去残酷的变化。这些人一眼就认得出来：他们把衬衣扎进裤子里，甚至还拥有一件夹克；他们刮了胡子，再也不把头发剪成锅盖头。他们带回来钱和消费品、城市风尚的成衣、书籍和政治观念。他们见过世面，比待在家乡的人需要更多的独立。连那些在工厂做过工的女人也看得出来，她们“讲话更生动，更独立，性格更固执”。
随着城市开始渗透乡村，乡村也开始将其残酷和困苦带进莫斯科、圣彼得堡不断扩大的贫民窟和工厂宿舍，在这些地方，工人过着动物般的生活，许多房间没有自来水或者卫浴，也几乎没有采暖——只够满足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后的睡觉之需。甚至公共水井的水也不能安全饮用，整个区域被工业污水和人的粪尿淹溺。迟至1909年，一场霍乱还夺去了3万圣彼得堡人的性命。
妇女再次成为受罪最深的人。怀孕、无数次的分娩以及喝醉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虐待令她们付出沉重的代价。1914年，一位医生的报告说：“一个50岁的女工视力听力都已模糊，她的头颤抖，双肩严重佝偻。她看起来像个70岁的老妪。显然，唯一的迫切的需要使她留在工厂，迫使她做超出体力的劳动。在西方，老工人有退休金，而我们的女工最好的期盼不过是在生命的余日当个厕所服务员：
……她们的异常之处在于，尽管天气寒冷，滴水成冰，但是，她们几乎都没穿什么衣服……松开的裤子，几片破布，而不是衬衣，几乎没有一样寻常称得上是服装的基本衣物。这里也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妇女，提着篮子，穿着这些可怕的破布片，进行着活跃的交易。人们就在最近的门下面，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街脱衣服，也没人特别吃惊或者好奇。显然，这是寻常事。
1905年，另一位观察者、记者阿列克谢·斯维尔斯基写道：
三天两夜，我游荡在这些生活的失意者中间。他们这些人不是在生活，而是像火烧后散落的烧焦的原木般苟延残喘着。在阴郁、半暗不明的肮脏的低级夜总会里，在拥挤、臭虫出没的廉价旅舍，在茶馆、小酒馆以及廉价的淫乱窝点——到处都在出卖伏特加、妇女和儿童——我遇到的这些人完全不像人。
法庭上的拳师
谢尔盖·维特从地方科员成为政府首脑，这种急剧跃升是俄国给其能干的居民提供失意与机遇的典型事例。维特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巨大的升迁，只是因为国家需要他的专业技术：他勤奋工作、能干，他所在的铁路行业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同于他的统治者，务实而富有远见的维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的这种局部整修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通则，如果一个政府拒绝满足人民的经济、政治改革要求，人民就会要求改变政治结构；如果政府不满足这种要求……就会爆发革命。”
维特以政治体制局外人的身份进入政府。他生于高加索地区的第比利斯，他的家庭可能有波罗的海德意志血统，这个群属为国家贡献了最能干的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他从小生活在危险的特权气氛下。后来被送到敖德萨上学。在大学时代，这位高个儿、笨拙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学会都市色彩，以其粗野的举止和乡音及嚼口香糖的习惯而著名）发现特权可以体现为放荡和流连妓院的形式，而参与任何政治或者公民活动都受到严厉阻挠：“你们这些教授可以自己聚会，但是只能打扑克。你们这些学生记住，我们会用放纵的眼光看待酗酒，但是如果任何人有自由思想，等待你的就是军装（即，25岁征兵入伍）。”基辅大学校长在全体教职员工集会上如此警示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