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的政治气质与俾斯麦一样：本能保守，默默务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未来性质辩论的高潮。这场辩论为未来几十年，也许包括今天，定下了基调。一派，即现代主义者，大力主张国家必须摆脱其“半亚细亚的”落后，尽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西方式的国家，而亲斯拉夫派反对者坚持认为这会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他们争辩说，俄国与众不同，本质上是半欧洲半亚洲的，是上帝安置在地球上的特殊民族，根据独特的俄罗斯的生活观实现独特的任务，坚持农民的原始虔诚——土地，以及教会和沙皇的伟大。不用说，这种思路容不下民主、工业化、世俗教育、帝国不同民族的文化——沙皇1/3的臣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非东正教徒，包括波兰人和蒙古人、穆斯林、芬兰人及犹太人。
有着大胆思想和充沛精力的年轻工程师维特迅速在初步发展的铁路业（1853年，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650公里长的铁道）步步攀升，很快引起政府层级的关注，尤其是在他就一条线路的安全问题顶撞上级，导致自己失宠以后。他的警告被置之不理，这个疏忽差点儿要了沙皇的命——他乘坐的火车脱了轨。
这个事件加快了维特的晋升。他很快在圣彼得堡谋到一个职位，先是在交通部，1892年，他提出扩大铁路网，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得益于这些积极思路的帮助，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位43岁的帝国部长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严格遵照资历进行升迁提拔的惯例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大多数重要岗位都由迟暮老人掌控，这些人既不懂得也不理解他们面对的挑战。晋升提拔遵循彼得大帝制定的层级表，包括14个层级，给官员们如“你的高贵的先祖”这类美妙的称谓，而且还让他们自动升格为世袭贵族。这个表还保证公务员、陆军与海军的职位相等。这使得从军职退休的高级官员成为同等职衔的公务员，意味着整个省突然之间由一位老态龙钟的大校领导，而这个人只不过在军官俱乐部浪荡过一阵子，对新兵吼过几嗓子，其唯一的实际经验可能来自年轻时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或者是在地方叛乱后捆绑过农民。这些人心目中，任何类型的改革都是最最靠后的选项，因此许多帝国官员的素质都差强人意。
圣彼得堡政府一般由王子和逐级升迁上来的官僚把控，更技术化、不那么显赫的职位则点缀了一些大学教授。维特是这个政府中的佼佼者。他强烈鄙视宫廷里那群奸佞的大公和将军。这种看法是相互的。贵族派把他看成粗野的暴发户，一心要以改革和其他要求扰乱他们的安逸生活，而部长对于沙皇任命的官员也啧有烦言。伊万·M.奥博伦斯基亲王受命去安抚叛乱的芬兰公国。他出自于俄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如维特所说，宫廷认为他是理想人选。他“在哈尔科夫州长任上成功镇压了农民暴动，从而显得卓尔不群；他亲自监督对暴乱者的鞭笞，亲王下令对农民实施严刑拷打，这被视为年轻和有决断的证据：‘多么可靠的年轻人’、‘多好的小伙子’、‘芬兰总督舍他其谁’”。
关于基辅州长克勒格斯将军，维特认为他虽然“无疑比他的继任者好，但是这也不算是一种推荐。他是一个十分有限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对马的了解多过对人的认识”。同对远东的督抚、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的评价比起来，这是相当赞美性的评价了，“一个有着狡猾的亚美尼亚地毯商心态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下一份事业，维特认为只是因为在年轻的大公亚历克西斯·亚历山德罗（他太迷恋一位情妇，为使他忘掉她，他被送到国外）在马赛的一家妓院胡闹时，他出手救了他，使他免于在大庭广众丢脸。阿列克西乌在法国警察面前承担了那件龌龊的事，自此以后，大公着力提拔他。
如果说维特对于帝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没有多少认同，那么，他对沙皇及其家庭的看法则可以说更其不妙。当然，首先，维特认为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个性好像“有个好家庭背景的寻常卫队上校”，随和但是完全没有能力，迷迷瞪瞪。“皇帝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很像：很有教养（比我认识的所有人教养都好），穿着非常讲究，从不说粗话，举止从不粗鲁。”——这是他对他的君主最高的评价。
俄帝国的核心是虚空的，皇帝的“个性或者没有个性”使他完全受制于其德国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而她“沉闷、自负的性格及狭隘的世界观”明显体现在沙皇的政治意见中。“她也许适合做一位德国亲王或者一位有脊梁骨的沙皇的妻子，”维特恶毒地反思，“但是我悲哀地认为，这位沙皇没有意志。”结果就造成了完全与现实隔离的、充满贵族虚伪和无知的小世界：“皇后……及其配偶把自己封闭在堡垒里——皇村的皇宫和夏宫。他们从避居的皇宫给那些死于卑劣的革命刺客之手的人的妻子发慰问电报，赞扬死者的勇气，宣布‘只要俄国高兴，我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
宫廷几乎完全隔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沙皇仍然认为自己掌握着老罗斯（即俄国）与其永恒的上帝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的俄国资质相当薄弱，这个观念因此更加滑稽、不当。法国大使毛里斯·帕莱奥罗格盘算过，沙皇和他的表兄弟、国王乔治五世长得如此相像，如果他们互换衣服，连他们的随行人员都难以分辨，而且他也模仿他的祖先，娶了一位德国妻子，夫妻两个用英语交流；即便根据最乐观的分析，他的俄国血统也不会不超过1/128；而且，有传言说凯瑟琳大帝的儿子保罗不是她丈夫的骨血，而是她诸多情人之一的一位伯爵的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尼古拉根本就不是俄国人。然而，在尼古拉的心目中，自己是俄罗斯属性之父、是圣命所定的斯拉夫灵魂的守护者，他决心保护它不受现代性的腐蚀和自由主义的张狂挑战。
作为一个非常反动的朝廷的务实派改革者，维特只好小心翼翼行事，而他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剪裁信息。当尼古拉二世的父亲、非常反犹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问起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不是“喜欢犹太人”时，并不喜欢犹太人的维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问他可不可能把俄国的犹太人全部丢进黑海。如果可以，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既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拒绝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废除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实际上，维特既心明眼亮，但同时又充满偏狭。他没时间关心“那些破产的犹太佬”，但是他认为当时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是俄国自己造成的。他指出：“反犹太法律遭到任意解释，俄国学校的负面影响强化了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成为极端的革命者。”——他指的是由于法律限制犹太人的迁徙以及他们可以尝试的职业和强加的特别税，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境地。维特意识到，这些负担落在“最穷的犹太人身上，因为越富有的犹太人越容易花钱买出路”。他的态度很矛盾：虽然他咒骂爬到圣彼得堡社会上层的“犹太佬”，但自己却选择和一位离异的犹太女士结婚，为此不惜把他的整个事业置于险地，并全然不顾整个圣彼得堡“好”社会的恶意评价。那些人确实不失时机地疏离了这对夫妇。但大家都说他是个忠诚的丈夫。
危险的思想
沙皇尼古拉从未找到如何管理一个由现代工业经济支持和提供财源的中世纪国家的办法。这样的经济依赖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沙皇一方面寻求专业化中产阶级的实用技术和知识技能，一方面又害怕他们那些难以驾驭的自由思想。任何革新或者改革的企图，与自由主义理想的任何联系，最微弱的革命思想气息，都无一例外会被全能的官僚或者被秘密警察用更残忍的手段予以扑灭。除了地方自治机构外，并没有其他民主参与的途径。这种地方性的集会很快成为了改革者的凝聚点。没有国家议会，没有官方允许的政党，媒体受到一如既往的严格控制。
被人发现对思想感兴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好的结果是会毁掉个人在公务系统的事业；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丢掉性命。1849年，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背诵一首颠覆性的诗而遭到模拟处决。然而，沉郁的氛围只是使得自由的呼吁更加难以抵制。人们关起门来讨论革命思想，革命思想也通过杂志和书籍被引进俄国，然后这些杂志和书籍被人们抄写、广泛传阅。有时候，甚至连帝国审查官也会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把目光抬离办公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批准，是因为审查官想不到有谁会真的去读这本如此乏味的经济学理论著作。1862年，他有位同事那天心情特别差，因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呆板的风格和沉重的情节令他沮丧不已，他批准了它的出版。小说的主人公经受了可怕的考验，鼓起勇气参加革命，结果，为了强化对事业的忠诚，他只吃肉和睡钉床。一整代俄国醒悟的年轻人，包括后来以列宁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感召了他们，他们因此被革命理想所征服。许多人不再相信宪政改革与和平演变的可能性。面对当局的恐吓、欺压与威胁，他们转而采取其他措施。在《怎么办？》出版当年，另一位学生革命者发表了他对未来事态的预期：
快了，很快，这一天就要来了，那时我们将张扬未来的伟大旗帜——红旗，喊着“俄国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豪迈口号，反抗冬宫，消灭住在那里面的人……我们会报之以如今他们对待我们的残酷无情，诛灭帝国主义党羽。如果那伙肮脏的猪猡胆敢在广场现身，我们就在那里结果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家里诛杀他们；我们将在城市狭窄的里巷诛杀他们；我们将在首府的大街上诛杀他们；我们将在村子里诛灭他们。记住：任何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我们的敌人。
显而易见的事业的无望促使一整代革命者变得激进，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战士。现代世界第一波自杀式恐怖袭击常常使用的武器包括左轮手枪和家制炸弹——这种炸弹可以近距离使用，往往使袭击目标和刺客同归于尽。这个行动残酷有效：1917年之前的20年间，大约1.7万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包括两名总理和几位省长。如果加上许多的地方性反抗，尤其是发生在受到残酷镇压的波兰和芬兰的反抗，以及许多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大罢工，那么情景就是持续的一触即发的内战，起义的爆发和官府的报复标志着这个国家脆弱的僵持状态。
一场胜利的小战
考虑到俄帝国的局势，其遭到粗暴对待的、愚昧的大多数农民，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少数民族，其灰心丧气的中产阶级，其管理者们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更早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其终于发生的时候，原因既愚不可及又毫无必要：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有关。
沙皇急于把他的帝国扩大到东南亚，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影响力的途径。他已经武力逼迫日本割让北方的萨哈林岛，强行让中国将中国北部和朝鲜之间的天然良港、具有宝贵战略地位的旅顺港租让给俄国。租让协议一签署，俄国立即着手派驻军队，强化其在东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任务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而变得更简单。这条铁路是维特心爱的项目，已经接近竣工，其目的显然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
这一切都触怒了旭日帝国，它悄悄地但是扎实地准备打仗，并重金聘请了普鲁士顾问，购买了英国战舰。1904年1月，日本敦促俄国接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双边领土保证条约，由于圣彼得堡几周都不予回应，日本天皇召回了他的大使。海军上将、远东督抚阿列克西乌正好在东京，他发电报给沙皇，告诉他日本人只是虚张声势。总理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攻，而即便他们进攻，一场“胜利的小战”只会极大地改善俄国国内的形势。
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战舰和鱼雷艇包围了旅顺港，向无助地停泊在港口的俄国舰队开火。由于太平洋舰队基本被毁灭，沙皇的将军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在朝鲜驻军，向俄国据点推进。在圣彼得堡，总参谋部一派惊慌失措。东方远远没有足够的军力抗衡日本人的进攻；跨西伯利亚铁路只有一根轨道，水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贝加尔湖周围的工程尚未完工。俄国只好把铁轨铺设在冰面上运送部队去战争现场，而湖周围的路线则以最快的速度赶修。几个月之内，它就向中国东北运送了41万名战士、9.3万匹马和1000门重炮。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恐慌引发了无序，催生了轻率的计划。波罗的海舰队受命解救被围困在日本海的部队，遂开始其缓慢得令人痛苦的旅程，穿过丹麦去非洲和好望角。俄国军队弥漫着混乱和疑神疑鬼，沙皇的海军在诺福克海岸附近的多格浅滩误把一艘英国的拖网渔船当成日本鱼雷船击沉，差点挑起与英国的战争。俄国战舰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尼古拉二世坚持他当初的选择，任命其督抚为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于这项决定，谢尔盖·维特刻薄地评论说：“海军上将履行这个新职位的资格跟我差不多。他对军队一无所知，对海军所知甚少。”沙皇拒绝听取顾问们的意见，坚决不解除阿列克西乌的职务。为了挽救战局，他决定再任命一位指挥官。库洛帕特金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军官，但是，由于互相矛盾的命令和虚荣自负的督抚不断的干涉，他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这些新情况令谢尔盖·维特大为震惊，在库洛帕特金赴任之前，维特同他交谈，恳求他等阿列克西乌将军一到就立即将之逮捕，并押解回圣彼得堡。库洛帕特金“哈哈大笑，离开的时候，说‘你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5月，俄军在鸭绿江战役中伤亡惨重；8月，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试图突出重围，结果以灾难告终；1905年2月，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大规模战斗，日本人迫使库洛帕特金从其距旅顺港400公里以北的总部撤退。俄国军队装备差、训练差、互不协调，情报搜集水平极低下，军队只好依靠伦敦的《泰晤士报》获知部队行动的准确信息。沙皇企图激励其军队抗击“黄祸”的士气和使命感，把大量的圣像，包括上帝的圣母和各种东正教的圣人，送到前线，这种倡议被很多人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优先考虑和盲目无知。“日本人是在用机关枪攻打我们，”德拉格米洛夫将军说，“但是没关系：我们用圣像打他们！”
结果还是枪的力量大些。1905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环航地球、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日本海军上将们拥有全部的机会与俄军决战。他们在朝鲜和九州之间的对马岛附近发起对俄国军队的战斗，击沉了8艘战舰，有效地结束了普列维希望的“胜利的小战争”。为了竭力挽救俄国惨遭动摇的威望，谢尔盖·维特受命去美国求和。
如果说俄国政府严重地高估了它的军事实力，那么，它对国内局势则做出了致命的误判。小战争演变成了大灾难：它不仅没有令批评者闭嘴，反而引起了抗议的风暴，并很快将战争的决定与将军的无能、政府的无知和傲慢联系起来。1904年7月15日，残忍但是能干的俄国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命丧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一颗16磅的炸弹。没人哀悼这位不受欢迎的强硬分子。他的死讯传到华沙，人们跑到街上舞蹈，奥匈帝国大使艾伦赛尔伯爵向国内报告说，同他交谈的几个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为了改变最高当局的想法，需要多来几次类似于暗杀普列维的灾难。”
皇帝匆忙弥补政府核心突然的权力真空，他任命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接任，希望他能平息事态，因为米尔斯基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温和派。沙皇对时局的严重性判断可以透过这个事实得以推断：米尔斯基以神经衰弱为由谢绝任命，沙皇向未来的内务大臣保证，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每年可以休几个月的假”。米尔斯基慢慢着手他希望会改变皇帝想法的行动，让他准备接受不可避免、早该施行的改革。自由派报纸，尤其是一个全国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即中央议会的前身，以越来越强的信心要求改革。然而，沙皇很快就脱离了政治现实，一度甚至似乎同意了其大臣关于全国地方自治联合会可以接受的意见，但是补充说：“那他们就可以看动物的问题了”——这是马脱缰以后关上马厩门的经典案例。当米尔斯基警告否则就会发生革命时，尼古拉只是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随着地区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长期以来，这是这个国家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增大了对内务大臣的压力，要求允许所有地方自治委员会在首都聚会，米尔斯基同他们的代表达成了妥协。他告诉他们，他不可能批准展开正式会议讨论宪法改革和立法会议机构，但是，没人能够阻止他们到圣彼得堡办私事和在朋友的家里社交，去“喝杯茶”。在那儿说什么就不关他的事了。这次非常政治化的茶话会于1904年11月6日到9日在圣彼得堡各个显贵的住处举行，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的儿子、未来的作家，旁观了整个过程。
11月，局势每况愈下。被包围的旅顺港向日本人投降，此举被视为沙皇的军事指挥官们又一个懦弱与无能的事例。在国内，地方自治的活动者们模仿1848年法国革命之前的革命宴会，举行了一系列要求民主的“专业宴会”。中产阶级阵营的这种力量表现导致了独特的局面，帝国的审查官们受命允许在报纸上进行讨论，显然是希望借此防止事件扩散到大街上。报纸上涌现出要求进行宪法改革和抨击政府的文章，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公众舆论争夺战失败了，新的开放性失控了。
反抗的呼声甚至突破了尼古拉喜欢滞留的皇村的高墙。皇帝在道德和军事意义上都喜欢“背靠墙壁”（他的将军告诉他，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政府的力量困守中国东北，不可能控制俄国的城市），他把有毒的圣杯丢给米尔斯基伯爵，命他起草一份改革圣旨。接到改革草案后，沙皇取掉了自由派最希望的内容。他说：“我绝不能同意政府的代表形式，因为我认为这对上帝交付给我的人民有害。”至此，米尔斯基已经明白，对于能够做成任何事情感到绝望。“彻底完蛋了，”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们修监狱吧。”
一个有用的牧师
为控制这种不满的风潮，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S. V.祖巴托夫发明了一套他特别引以为傲的新策略。他不是镇压所有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而是协助创立了得到警察容忍（也不断遭到窥探）的爱国工人协会。这些组织可以满足一些工人的要求，同时传播精心参照俄国东正教的信条撰写的信息，估摸这些信息能够唤起刚从乡下进城的农民的所谓虔诚，激发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集会以主祷文开始，以圣歌结束。
最初的报告显示，这个策略的效果出奇地好。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和电站工人协会由年轻、富有领袖魅力的前监狱牧师乔治·阿波罗·诺维奇·嘉庞（1870—1906年）神父领导。协会会员很快达到3万人。嘉庞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几个月之间，他就建立起了一个图书馆、阅览室、保险计划及社会活动的网络。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把神父看作警察的跟屁虫，讨厌他的动机，而很多人则喜欢俱乐部的氛围，喜欢那里有启发性的演讲及阅读政府支持的保守报纸。嘉庞本人善于演讲和交流，但是，在政治上极其天真，其动力来自远大的个人抱负。
即便在1904年夏天，嘉庞还公开表示他对沙皇的孝忠。菩提洛夫钢铁厂的一个工人后来回忆神父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工人们：“虽然沙皇很遥远，上帝高高在天，虽然当局所知不多，但是，我们不仅要让工厂主知道劳动人民的境况，也要让沙皇和上帝了解。”神父向听众保证，如果人民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的艰辛，他会感到惊愕，并惩罚那些以其贪婪和冷酷给工人们造成痛苦的人。
嘉庞神父是一位聪明人，他明显厌恶官方教会的保守，选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了解来找他的工人们日常的生存斗争，熟悉他们的痛苦生活状况，知道他们时常面对各种危险，如事故和贫困、饥饿、酒精、困扰他们生活的疾病。他同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这种局面难以为继。然而，与革命者不同的是，嘉庞确信，只要善良的沙皇不受到他奸诈的顾问的误导，一切都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毁坏了俄国人的心灵，因为它插入了一个有害的官员和富裕的企业家阶层，拆开了沙皇与其人民之间的古老纽带。因此，解决办法很简单：必须亲自告诉“小父亲”，远离周围奸人的影响。
嘉庞神父的劳工协会的发展势头远远超出了允许其组织和影响力增长的当局的设想。他开始和知识分子、政治活动人士及商人一起举行会议，他还和一个内部圈子的人一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准备在时机成熟——也许是发生又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沙皇只好听取人民呼声的时候，递交给沙皇本人。这个机会甚至比嘉庞神父设想的来得早得多，当时，4个机车工人被佩特罗夫钢铁厂草率地解雇了。这4个人都是嘉庞组织中的成员，于是，同时也许也是为了证明他在实际工作领域的实绩，他准备亲自出马说情，为他们挽回工作。厂方十分强硬，指出这些工人懒惰、不可靠。在紧张的局面下，该厂1.25万名工人于1月5日罢工，声援他们的同事。嘉庞为他们的行动撑腰。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野火般扫荡整个城市的巨大罢工浪潮的首领。1月4日，法俄机器厂的工人加入罢工，一天后，涅瓦机器与船舶厂1.6万名工人、涅瓦纺织厂2000名工人及其他小厂的成百上千名工人一起参加了罢工。三天之内，380间工厂约14万名工人拒绝上班。
在嘉庞神父的总部，人们表现出狂热的乐观情绪。在整个城市，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开到深夜，组织认识到，罢工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基础。如果要让沙皇看到他最卑微的臣民所处的绝望境地，那么现在就到了说话的时候了。大家决定和平游行去冬宫：工人第一次去到权力的中心，请求陛下倾听他们的呼声。意识到这个行动带来的危险，嘉庞神父亲自给内务大臣米尔斯基写信，要求他允许游行，并随信附了一份准备在皇宫门前递交给皇帝的请愿书。所有的组织成员被要求于1月8日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圣像及其他宗教标志——严肃、冷静。
请愿书（之前已经引用过了）采用了最恭敬、最谦卑的语气，在结尾处几乎是对皇帝铺天盖地的赞美：“因此你会使俄国既高兴又出名，你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心间。如果你……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你皇宫的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不想去。”这份文件在其他方面都无伤大雅，但是也许其中包含了威胁和决心的意味，所以政府决定不准许游行和撒传单，警告将以“恰当的措施”处理任何大型集会。
沙皇本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陪工人玩儿的意思。1月8日，他待在首都以外的皇村，而在首都的战略路线上都布置了步兵和骑兵把守。与此同时，工人们继续他们的准备工作。有传言说不准许他们游行，但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参与他们所有集会、听他们发言的便衣警察没有暗示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如果他们遇到持枪械的士兵，他们会走上前去，说“兄弟，你真的想对我开枪吗？”他的话赢得了一致的赞同。
1月9日早晨，圣彼得堡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天气温和，新下的雪覆盖了台阶；第一批数百、其后数千工人聚集在城市各个地点，准备开始游行。这时，这个罢工城市正常的交通和活动都停顿了。他们不确定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种命运，但是他们预先估计了最坏的结果，于是让强壮的人站前排。一位工人对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等待的人群说：“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去。我们去找沙皇要求真理。我们的生活无法忍受……现在，我们必须把俄国从给我们造成痛苦的官僚手中挽救出来。他们榨取我们的血汗。你们了解我们工人的生活。我们十家人住一间屋子。我说的是不是实情？”人群齐声赞同，他们温热的呼吸混入冬日的空气。“所以我们要去找沙皇。如果他是我们的沙皇，如果他爱他的人民，他就必须听取我们的心声……我们敞开胸膛去找他。我们走第一排，如果我们倒下了，第二排会跟上。但是他不可能对我们开枪。”然后，大家念了主祷文。喃喃的声音中混杂着抽泣声。游行开始了。
游行者慢慢迈往特洛茨基大桥（此刻，睡眼惺忪的谢尔盖·维特从他家客厅的窗户眺望）。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在游行队伍中，后来，他描写了哥萨克骑兵杀死一位游行工人的情形：
重骑兵围住他，像个妇人那样尖叫着，在空中挥舞着他的军刀……他从跳跃的马上扑过来……他猛砍他的脸，伤口从眼睛一直拉到下巴。我记得那个工人惊骇地睁大的双眼……杀人者的脸因寒冷和兴奋而泛红，他咬紧牙齿，咧嘴笑着，胡髭竖立在翘起的嘴唇上。他挥舞着他受损的钢刀，发出又一声尖叫，喘着粗气，朝死者吐了一泡口水。
抗议者遭到枪击，受到哥萨克骑兵的军刀刺杀，希望的幻灭比士兵的子弹更令他们难过。眼看身边的同志们纷纷倒下，圣像从他们已经没有生气的手里掉落到雪地里，嘉庞神父哭喊着：“没有沙皇，没有上帝！”人群朝周围的街道四下逃散，神父则逃到了高尔基的公寓，百万富翁、革命企业家、喜欢扮演其作家朋友保镖的萨瓦·莫若佐夫让他进了门。（用契诃夫的话说：“在革命之前他像黎明前的魔鬼一样快步疾跑。”）脸色泛绿、张皇困惑的神父喊着：“给我点儿东西喝！酒。都死了！”高尔基徒劳地试图安抚神父——为了避免被捕，神父这会儿刮了胡子，伪装成平民。首要的事是向工人们证明他们的英雄没有死（已经有传言说他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于是高尔基把艺术剧院的院长阿萨夫·提克霍米偌夫叫到他的宿舍，给受伤的神父化了妆，让他显得有活力些。剩下的就只能靠伏特加了。
在血腥星期天的晚上，嘉庞神父出现在自由经济协会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面前。当他和高尔基一起站到台上时，人们看见一位身材小小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穿着奇怪的衣服，看起来“像是一个优雅的商店营业员”，人群中发出激动的叽叽喳喳声。嘉庞的话像他的衣服一样陌生，他叫嚣着说：“和平手段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并对“命令杀死无辜者的叛徒沙皇”发出“牧师的诅咒”。当晚深夜，已经成为革命者的嘉庞逃到了芬兰，转道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遇到了列宁。
沙皇本人也为当天的事件异常震动。他平常的日记都是忠实记录天气以及狩猎打死的动物数量，但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可怕的一天。部队不得不在城市的多个地方开枪，死伤很多。上帝，多痛苦多糟糕啊。妈妈立即从市里过来做弥撒。我们一起吃午饭。同米莎一起散步。妈妈和我们一起过夜。”
陷入混乱
工人们对血腥星期天的反应非常迅速。圣彼得堡发起了总罢工，铁路工人加入罢工以后，首都的生活陷于彻底瘫痪。武装“工人保护”组在街上巡游，同警察发生小规模战斗。局势迅速恶化，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罢工和骚乱，莫斯科的情况尤其严重。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沙皇的对策是任命迪米特里·特里波夫将军担任圣彼得堡市长。这是一位强硬的骑兵，用维特的话说，是“出生军士长，相信杀鸡用牛刀的人”，沙皇命他用铁腕恢复秩序。特里波夫主持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忙着把本来能够缓和街面局势的民主活动人士关进监狱，而君主则无所作为。
这时候，即便其最保守的仰慕者也对统治者表示绝望和幻灭。1月22日，为上流社会画像的画家伊利亚·列宾写信给朋友说：“以他那种卑鄙、贪婪、掠夺成性的贼人天性，他（沙皇）同时又那么愚蠢，所以，他也许很快就会落入陷阱，这会令进步的人民普遍欢欣”。列夫·托尔斯泰评论说，沙皇“听他叔叔们的话，听他妈妈的话……他是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冷酷的人”。另一位观察者波伯林斯基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沙皇睡着了。他睡在火山口上，”然后又说，“沙皇还是没有主意——他在昏睡。沙皇和皇后坐在皇村紧锁的门后面。大公们惊恐万状。”
这种瘫痪恐惧的结果是，亚历山大·G.布利金于1月20日取代善意的米尔斯基伯爵出任内务大臣。布利金可以忠实地执行命令，而不会发布命令。然而，即便是新的内务大臣也坚持必须做出让步。沙皇批评说：“人家会以为你害怕爆发革命”，结果被告知：“陛下，革命已经爆发了。”终于，在2月18日，沙皇发表宣言，同意根据新的方案选举协商杜马，自由派记者估计，根据新方案，圣彼得堡只有不到1%的潜在选民能够投票。在其他选区，合格选民的比例甚至更小。按照维特的说法：“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模仿西欧议会，但在一个根本方面除外：执行法律的权力。”
布利金杜马远远不能满足街头革命者的要求。但是他们真的是革命者吗？1905—1906年起义等于革命吗？在“革命”一词的严格意义上，也许不算。没有协调行动，没有权利转移。然而，经过一年的罢工及一些城市零星的内战后，“小革命”致使俄国脆弱的公民社会完全崩溃及法治的近乎全面暂停。罢工进行了一整年，在相对安静的9月，罢工人数达到3.6万名工人，在革命高潮的12月，1.3万家工厂的41.8万名男女工人丢下了工具。全国的大学都成了学生愤怒抗议的场所，当年的剩余时间里大学关了门。在大城市，抢劫成了常见现象。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任意攻击所有衣着体面的人，一天之内就打伤了70多人；在莫斯科，10岁的孩子们被指责“煽动叛乱”，在警察眼皮底下遭到愤怒的群众毒打；在莫吉廖夫，警察也横冲直撞；而比萨拉比亚的基希纳乌州长则害怕城市会变成“内战的战场”。工人群体经常性的恐吓遭到反恐怖：黑色一百——一个有着漫长的反革命暴力历史的右翼组织，对那些他们认为颠覆了秩序的人实施攻击。他们认为犹太人是所有不忠实和左派骚动的幕后主使，所以他们对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人发起群体性行动及针对个体的行动。
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有些乡村也在法律的触角之外，这时候，局面更是演变成普遍的无政府主义，农民组织租金罢工，非法砍伐地主的树木，攻打庄园。统治阶级那些颓废的资产阶级奢侈品统统被砸毁，劈得粉碎，或者干脆被掠走，由村民们瓜分：瓷器、衣物、整个的书房。有一次，农民甚至把一台大钢琴砸毁，瓜分了象牙琴键。到1906年初，大约3000所庄园遭到劫掠，或者被烧毁。
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很多区域的控制。在血腥镇压了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士兵朝人群开枪，导致93人死亡后，华沙宣布进入戒严状态；芬兰发起了总罢工；格鲁吉亚西部实际上由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统治。仅仅距莫斯科80英里的地方，谢尔盖·色么诺夫，一位托尔斯泰的倾慕者，成立了马尔科夫共和国，拒绝承认俄国政府，按照民主委员会制度，统治着由几个村庄组成的一个地区。共和国向圣彼得堡提出的要求包括国家立法议会、农民的公民权、自由普选、迁徙自由、释放政治犯。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以后，马尔科夫共和国公民才会向沙皇纳税，或者以任何方式服从他的权威。色么诺夫是这个勇敢的临时国家的总统，1906年，其短暂的故事以其领袖们被关进莫斯科监狱而告终。
整个帝国的秩序崩塌压垮了当局，他们情知已无法依靠武装力量恢复秩序。士兵们往往本身就是农民，多年来他们被强征入伍，微薄的工资迫使他们自己补靴子，自己种菜、养牲口（奥兰多·菲格斯称他们是“一支补鞋匠和农民的军队”），现在要他们镇压乡村起义，他们不肯听从命令。
军队中技术要求最高的部队是海军，其中有文化的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比例也最大。海员的不满情绪很强烈，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能力差得可怜，在旅顺港和对马岛同数量上差得多但训练好得多的日本海军打仗中造成的船舰和人员损失更增加了这种不满。军舰还停泊在黑海的时候，仅仅是一片腐肉就引起了其中一艘军舰——波特金战舰的全面反叛。该舰的医生在6月14日决定船员应该吃有一面已经爬满了蛆的牛肉，海员表示抗议，船长命令海军陆战队集合，对付船员。由于害怕遭到领导的即刻处决，海员们对军官发起突然袭击，杀死了其中7名军官，他们中间一位叫格里戈里·瓦伦楚克的人也倒下了。起义者控制了波特金号，他们挂起红旗，驶往敖德萨港——前一夜，罢工工人和政府军已经在这里发生了游击战。
波特金号事件给政府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即便沙皇也已经无法否认事态超出了通常叛乱的范围，不是可以靠几百鞭打和把一些人关进监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连他最反动的亲密顾问也敦促他成立杜马，答应自由派反对者的主要要求。他们说，否则有力但分散的罢工早晚会整合起来，造成无法阻止的革命运动。他们在皇帝跟前争论当前的选择是：要么放松他的权力，要么冒不仅失去皇位而且可能失去生命的风险。沙皇起初不为所动：“我不害怕失去我的生命，”他说，“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安排。”
沙皇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其统治面临的高涨压力。在绝望中，他求助于他不信任也不喜欢的人：谢尔盖·维特。维特刚刚在纽约的谈判桌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日本达成了有利的和平。1906年10月9日，沙皇召见维特，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告诉沙皇拟议的布利金杜马没能满足革命者的要求，国家现在处于革命边缘，只剩下两个可能的行动方案：同意宪政改革，举行杜马选举，通过普选产生议会，或者任命“一个可靠的人，赋予他事实上的独裁权力，以无情的力量镇压各种骚乱”。维特警告说，第二个选项会非常血腥，由于部队可能站在起义者一边，所以不能保证成功。他坚持认为，时间是根本：目前为止大城市的罢工是自发性的，但是，由于流放归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组织和指挥真正的革命，局面随时都会变得不可收拾。皇帝犹豫不决，反复思虑，最后他听从了他叔父们的话，改变了心意。
谢尔盖·维特——作为对他在谈判桌上的成功的嘉奖，他现在已经是维特伯爵了——对这种拖延非常恼火。“陛下不容忍那些他认为智力比他高的人，也不容忍那些和宫廷秘密顾问，即他的家奴，不一样的意见，”他悲叹道，“作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最相信使用暴力……摧毁他真正的或者想象的敌人，他把反对无限的、任意的农奴制的人视为私敌。”随着罢工运动集聚起新的力量，连超级反动的尼古拉·尼可拉耶维奇大公都劝告他的侄子说，首都的部队太少，连保卫铁路都不够，更别说平息一场全面的革命了。沙皇终于妥协了，示意他愿意允许召开杜马，尽管他的左右人员刻意传播谣言，谣传宪法方案是维特为了替自己争夺权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10月10日，一场组织良好的罢工导致整个国家陷于瘫痪。没有铁路也没有电车，没有报纸也没有电、电报、电话，在中国打仗的俄国军队得不到弹药和补给。从无顶四轮马车夫到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从医生到股票经纪人到大约4万工人，大罢工使俄国陷入彻底停顿。没有哪个国家见过其劳工大众发起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面对普遍的不服从，警察也停止执行任务，一些帮伙在街上游荡，竭力掳掠、抢劫和搜刮。军队总指挥库洛帕特金将军与其西伯利亚的总部失去了联系，俄中银行的间谍报告说部分军队加入了革命，莫斯科着火了，圣彼得堡的战斗已经导致3万人死亡，沙皇和皇后分别逃往卡朗斯塔德和丹麦。这些消息令他非常不安。
10月17日，沙皇终于解除了他的内务大臣布利金的职务，颁令于次年5月召开自由、普选的国家杜马。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两天后，他写信给母亲说：“你不能想象那一刻之前我经历了什么……俄罗斯全国上下都在呼吁，他们为之乞求，我周围的很多人——非常多——都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画十字架、给予每个人都要求的东西，别无他途。”
沙皇的命令发表后，人们上街庆祝。对自由派来说，10月17日是一个新的民主时代的开始。政治统治的权力被打破了（很快会重新获得），俄国会跻身现代国家的行列。但是还有更大的痛苦在后头。被黑色一百活动者杀害的一位工人的葬礼演变为一场有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引起游行者、黑色一百民兵和军队之间的混战，莫斯科遭遇了一场激烈的内战。
城里设置了路障，有几个工厂，尤其是工人及其家庭撤入的施密特家具厂和普罗霍洛夫纺织厂遭到军队炮击。在起义被镇压下去前，莫斯科有近1000人死于炸弹和子弹。施密特工厂21岁的厂主、革命的同情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施密特在诺夫恩斯基大街16号的家里被捕。如果警察肯费心查看一下他的地下室，就会发现成箱的步枪和手枪，“还处于航运运输要求的油脂密封的状态”。事实上，他们审问这位给造反派提供经济资助的年轻人，八天不让他睡觉和吃饭，威胁要杀了他。施密特终于签署了供认状。2月12日，他写信告诉姐姐，夜晚很恐怖，他害怕再来一次。第二天早晨，他被发现躺在囚室的地上，脖子上、手上和下臂有刀口，脸上有瘀伤。警察的记录是自杀身亡。
接 管
就在资产阶级阵营兴奋地组建政党、选举议会之时，对罢工的支持却动摇和崩溃了。国家渐渐恢复了秩序，或者说残酷的暴力强行维持了秩序，因为政府着手进行长长的一系列报复行动。色米欧诺夫和第16列特人军团以在帝国城乡滥施残暴而臭名昭著，恣意杀人、强奸、鞭打、毁灭。村民被召集在一起，不交出当地造反领袖就一直挨打，造反领袖则无需审判，直接在附近的树上吊死。喝得醉晕晕的哥萨克人获许横冲直撞，上万所建筑被烧毁。
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之间，估计1.5万名农民和工人被吊死或枪毙，另有2万人受伤、4.5万人被流放，在城市里，5000名革命者被判死刑，还有3.8万人被判入狱或者接受劳役监禁。发起总反攻后，听到兴师问罪和右派复仇取得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的沙皇兴奋地叫嚣：这挠到了我的痒处！一波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措施横扫俄国。沙皇又一次坐稳了马鞍。骚乱令人惋惜，但是他的世界观未受触动，这从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人民对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傲慢和大胆非常愤慨，因为这些人90%是犹太人，所以所有的仇恨都指向犹太人，因此有针对犹太人的措施。在俄国的所有城市和西伯利亚，这些措施如此不约而同、如此同步发生，这真令人惊异。自然地，英国人说这些混乱是警察组织的。但这已经是著名的谎言。受罪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工程师、律师以及其他各类坏人。在托木斯克、辛菲罗波尔、特维尔和敖德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说明，在愤怒的风暴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革命者的房子遭到包围、烧毁。没被烧死的人只要一露面就会被杀死。我接到来自各地的感人电报，感谢我给他们自由，并明确宣称他们希望保持专制。
都是犹太人的错。现在恢复了平静。这种平静，如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近一个世纪以前说的，是“墓地里的平静”。
在铁腕重新施加秩序的表象下面，热度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实际上，革命已经开始吞噬其自己的儿女。嘉庞神父，这位血腥星期天后继续反抗的不知情的始作俑者，几次企图成为革命领袖，但都没有成功。他无法在社会主义理论家中保持其地位，曾经回到俄国又离开，有人在蒙特卡洛看见过他，最后他企图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新的工人组织。他在政治上无能，但广受欢迎，结果革命者和秘密警察都把他作为靶子。谢尔盖·维特的线人指控嘉庞参与阴谋和背叛，以此败坏他的名声，在一起涉及到一个双面间谍的阴谋黑幕中，业余革命家嘉庞被人诱入欧泽斯基芬兰湖度假村附近的一座茅舍进行秘密审讯。接下来发生事情的真实原因不清楚，但是有一份记录留了下来：屋子里有几个人等着嘉庞，对他进行审讯。他们通过无记名表决，认为他该死，并着手绑他的手。他们把他绑在墙上的挂钩上，这时，惊恐不已的神父大叫：“兄弟们，亲爱的们，住手！给我一个最后的交代！”——挂钩太矮了，有一位攻击者只好坐在嘉庞的肩头，直到他窒息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