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所害怕
1905年的经历给俄国社会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黑暗。走出灾难性停滞的所有理性道路似乎都被独裁统治给堵塞了。专制统治的门最终被紧紧地闩上了，只有爆炸才能把它炸开。整个社会陷入了沮丧和愤怒、无力的挫折感和宿命的确定性，另一次更为血腥的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有力地表达了这种生活的绝望感。在伊凡·布宁的故事《旧金山来的绅士》（1909年）中，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船上的乘客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在优雅的沙龙里跳舞，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焰燃烧的地狱般的锅炉房，以及外面凶残的海洋，也无力影响自己的命运。
在其伟大的小说《彼得堡》中，安德烈·别雷也勾起了他那代人的困窘感。别雷恰好在血腥的星期天那天抵达首都，当天的事件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以骚乱为背景的小说。通篇小说中，城市笼罩在红色多米诺的幽灵恐怖中，耸人听闻的新闻尽情夸大一种幽灵般的场面，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位高官的儿子穿着戏剧服装。主人公的状态既恐怖又荒诞：他答应帮恐怖分子投一颗炸弹，结果发现他要炸的目标是他父亲。惊惶之间，他还是准备好装置，在他苦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装在沙丁鱼罐子里的装置嘀答作响。古典主义的皇宫极之华丽，但是，几小时后就会陷于混乱和毁灭。
陷于谋杀困境的不仅仅是主人公，整个城市都被一种威胁感给攫住了：
在车间、印刷厂、理发店、牧场、肮脏的小酒馆，都笼罩着同样的阴暗。他把从血迹斑斑的中国带回来的蓬松的毛皮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口袋里揣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勃朗宁手枪，把印刷质量非常差的传单塞到人们的手里。
每个人都有所害怕，有所希望，人们涌上街头，聚集在一起，然后又分散了。
至于彼得堡，它已经陷落了。
在那些天里，好像地球上的人都从他们的住处冲了出来。斗争很激烈，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斗争。亚洲黄祸将从他们古老的泥砖房子出发，血的海洋将染红欧洲大地。
1906年之后，俄国遍布这种恐惧感和闹剧。杜马一开，沙皇立刻夺回了权力，维特再一次痛苦地赋闲。沙皇的宫廷变得更加蒙昧、更加孤立，而彻底堕落的神棍拉斯普金这样的神秘主义者、疯子控制了已经脱离现实的皇帝夫妇，沙皇透过被奉承和酒精搞得视线朦胧的双眼认识他的国家。与此同时，俄国文化却爆发出愤怒而耀眼的创造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为不可避免的变革力量所撕裂和窒息的社会感受到更急切的不稳定感，这一点最为清晰地体现于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他们觉得自己的职业就是以其他手段继续革命，或者逃离这个荒诞的惨遭蹂躏的地方，进入一个纯洁的、由神秘的力量唤起的象征世界。
我们以为巴黎和维也纳是世纪之交的艺术革新中心，但是1906年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它们的差距并不大。在狂野梦想的刺激下，一代艺术家着手塑造一个新的世界——野蛮而陌生，机械到残酷的境地，黑暗，难以理解。年轻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在《神圣的春天》里体现古老革命血腥的痉挛，芭蕾表现青年人残酷的牺牲，编舞使用芭蕾舞短裙作简单的罩衫，用皮鲁埃特旋转表现极度的愤怒；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曲让人们听得见他的错位感，它浮动在松散的音调之间，浮动在他结合了声与光、给人以铺天盖地感觉的管弦乐诗中；康定斯基在画布上以其烦躁不安的、脱节的几何图案表现萨满教仪式的原始符号；马勒维奇从抽象中发现不妥协的力量，画家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以与布拉克和毕加索相似的参差不齐的形状再现他心目中支离破碎、令人恐怖的世界。旧价值观死了。拉里奥诺夫宣称：“我们今天的天才：裤子、夹克、鞋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铁路、壮丽的轮船。我们不承认个性在艺术作品中有任何价值。”1905年左右，他的作品从温柔、抒情的表现主义风格转变为坚决的孩童般的原始主义，色彩饱和，形貌粗糙。刮去了淡淡的那层文明，拉里奥诺夫发现自己处于半男人的野蛮女人、狂欢作乐的下等人，以及抽烟、双腿叉开坐的土耳其人和马戏团扮演者之中。其他画家，如罗伯特·福尔克、彼得·刚察罗夫斯基和拉里奥诺夫的伴侣娜塔莉娅·刚察诺娃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贯穿于俄罗斯那想象的深深黑暗和荒诞血脉浮现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在瓦莱里·勃留索夫的《苍白的马》中体现得最突出。这首诗的中心意象不仅获得天启骑士，而且也得到青铜骑士的启发。自从普希金的同名诗发表后，圣彼得堡街头昂首阔步的彼得大帝骑着猖獗种马的塑像就主导了俄罗斯作家的心灵。在别雷的《彼得堡》中，骑士纵马冲过夜间的首都，他的血红色的坐骑又出现在马勒维奇和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画作中，它也跃进勃留索夫描写的吓人的残酷幻影中，飞越熙熙攘攘的圣彼得堡，就像几年前冲破生活结构的革命一样：
街上的情况好似暴风雨一样。路过的行人像是被不可避免的命运追逐着。汽车、出租车、公共汽车在首尾不见的狂怒的人流中间轰鸣。从高得可怕的30层楼上，信号灯像高空中变幻的眼睛一样，旋转着，闪烁着。车轮发出骄傲的嗡嗡声，报童尖声叫卖报纸。突然，风暴中——传来一阵地狱般的耳语。只听见一阵奇怪的刺耳的脚步声，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一阵巨大的碰撞声。骑士出现了。马疾速地飞奔而至。空气震颤，回声翻滚。时间在颤抖，景象令人惊恐。骑士的纸卷用火光拼出了死亡一词。
勃留索夫的生活像他注射了吗啡般的想象力一样充满着暴风骤雨，有几年的时间，他深陷于与安德烈·贝利及心理失常、纤弱的妮娜·彼德罗夫斯卡亚之间的三角恋情，无法自拔。这两个男人只差没有为她而决斗。
像希望摧毁社会、从头开始的革命者一样，许多先锋艺术家认为现状没什么值得保留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娜塔莉娅·刚察诺娃、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游荡的时候，用油彩涂脸、翻领上戴着木头勺子或者萝卜——而不是鲜花。他们的衣服上装饰着字母和符号。瓦西里·卡缅斯基声称，像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一样，他们也想“朝普遍忧悒寡欢存在的不快乐、粗鄙的街道扔炸弹”。而拉里奥诺夫与一位朋友则在他们的一份未来主义宣言中写道：“我们涂抹自己的脸，因为一张干净的脸显得唐突，因为我们希望预告未知，我们想重新生活。”
“给大众品位的一记耳光”是1912年一群艺术家发布的一份宣言的标题；先锋派艺术家竭力想表现其进攻性、亵渎神灵和粗野。在俄罗斯农民的知识体系中，权威不过是暴力征服的一种力量。俄罗斯年轻艺术家们的文章反映了这种情绪：“展眼望去，眼前的世界一派赤裸，在她的塔周围是剥了皮的山脉，像是一块块血淋淋的熏肉。抓住它，撕裂它，用牙齿咬它，嚼碎它，重新创造它——都是你的，是你的！”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先锋艺术家们激烈地摇摆于不同的极端之间：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彻底的绝望、疯狂的色欲纠葛与独身主义（从来不会太长）、空洞的姿态与纯粹的辉煌时刻。勃留索夫在他惊人的故事《南十字共和国》中描写了南极洲一个虚构的城邦，巨大的屋顶保护它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类工程学的这一巨大成就里面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那是一个壮丽的、民主社会，有高架道路、舒服的房屋、免费教育、图书馆、精美的食物及最精致的娱乐活动。实际上，那是一个邪恶的乌托邦，生活在小说创作之后一个世纪的人们熟悉它的某些特质：
必须得说，这个民主的外表掩盖着前一个特拉斯特股东和董事们的纯粹专制暴政。他们把董事会的代表位置让给别人，但是，必将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担任董事。董事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生活……董事会在共和国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其决定可以毁灭一个个的国家。他们确定的价格决定了整个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工的工资。而且，董事会的影响在共和国国内事务中具有决定性。实际上，法律制定部只不过是董事会意志的谦卑的仆人。
勃留索夫患有隐疾的理想城市最终因“矛盾”爆发而灭亡，这种病导致受害者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事：
受灾者不是说“是”，而是说“不”，希望说亲切的话，结果却口吐恶言。大多数人在行为上也自相矛盾：本来想往左走，结果却向右转，心里想的是抬高帽檐好看得清楚些，结果却把帽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等等。随着疾病进一步恶化，矛盾控制了患者的整个身体和精神生活，体现出与各自特质相融合的无限多样性。大体上，言语不知所云，行为荒诞悖谬。
许多像勃留索夫、贝利和神秘的女诗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这样的时髦艺术家，其作品多是象征性语言的“芳香牧场”，他们试图借助巫师降神会把握一种更高的真实，其他艺术家则对难以忍受的现实采取对抗性的姿态。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被绞死的七个人》通过了审查，出版（明确表明时代已经变化了）后，引起了一场丑闻。作者以无情的新闻描写的方式，讲述了7位被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等待第二天早晨行刑之前在监狱度过的那个晚上，故事令读者不知所措。他们是善良、深思熟虑的人，被极端的情形逼迫，采取了极端行为（暗杀失败）。小说复述了审判过程，讲述了父母们——他们都是体面人——的反应，揭示了囚犯们之间的交谈，以及他们独自的思想：
他被变成了等待屠宰的动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聋哑人，被火化、被敲碎。他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没人会听他说话，如果他试图叫喊，他们会用一块破布捂住他的嘴。无论他是否能够独自行走，他们都会把他带走、绞死。
如果他反抗、抗争，或者躺在地上，他们制服他，把他抬起来、捆起来，把他抬到绞刑架那儿。这份机器一样的工作将由像他一样的人去执行，这个事实赋予他们一种新的、奇异的、不祥的感觉——他觉得他们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来的幽灵，或者像是弹簧上的自动木偶。他们会抓住他，把他抬走，把他挂上绞架，拉他的双脚。他们会砍断绳子，把他取下来，抬走，埋掉。
安德烈耶夫小说的结尾像开头一样阴冷可怕，最后死者的尸体被装进廉价的棺材。
俄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它们令读者心烦意乱，无法把这些年轻人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动机、在行刑前探望儿子的老军官的悲痛，安慰其他人的高贵的年轻女士——这些都被官方宣传给抹得干干净净。在小说家冷峻、专心的注视下，公正、真理这些价值观都瓦解了。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色情小说《萨宁》的主人公像现代的萨德侯爵一样浪荡一生，完全没有道德感，完全漠不关心，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作者以审查官所能允许的最大尺度生动地描写了无趣味的性，几乎所有角色的结局都很糟糕。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慨叹道：“人是一个多么拙劣的玩笑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俄罗斯回荡着发自内心的呼喊‘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谢尔盖·维特如此评价这些年，其间俄国文化带着所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所有特征。这是一个暴力粉碎暴力的时代，而不是和平的时代。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不可能有良好的结局。灾难何时、以什么方式发生还不确定，但是正如《被绞死的七个人》中学生们一再对彼此说的那样：“不会太久了。”
七 1906年：无畏舰与焦虑
我们要颂扬战争——世界上唯一的卫生事业——军国主义、爱国主义，那是自由带来的破坏性姿态，是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美丽思想，是对女人的轻蔑。
——F. T.马里内蒂《未来主义宣言》
香榭丽舍大街和蒙梭公园的大房子几乎都属于犹太人；有时候，透过打开的窗户，孤寂中听得见音乐声：那是某个犹太人在治疗他的神经官能症。
——爱德华·德鲁蒙《犹太法国》
1906年，朴茨茅斯。随着轻柔而洪亮的“嘭”的一响，一瓶澳大利亚酒掉到了巨大的船体上，不过，它被花环挡了一下，没有摔破。挂在长绳上的酒瓶荡过来，有人抓住它，递给国王。国王爱德华陛下穿着海军元帅制服，戴着羽毛帽子。他刚爬上平台，看得出来还在喘息。他又一次松开了手。这一次，瓶子摔破了，里面的酒溅湿了一大片的灰色钢板——钢板是现场的主角，令随同的人群显得无足轻重。国王宣布：“我把你命名为无畏舰。”然后，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槌子，动手敲打系住停泊在干船坞里、新命名的船的最后一根绳子。巨船开始滑下活动梯：“眼前的船一下变小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报道说，“然后一声巨大的水响刺激了人们的其他感官。人群发出欢呼声，乐队开始演奏《天佑吾王》。拖船拉响了汽笛，空气中弥漫着酒香和花香。”
即便对于剪丝带、砸酒瓶和敲礼仪槌老手的国王，这也不是寻常场合。1.8万吨重、527米长、配备了所有大炮的无畏舰的启航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比所有船舰的速度更快、更强大、破坏力更强。为了纪念这个特殊时刻，皇家海军使出了浑身解数：温彻斯特主教主持的礼拜以诗篇107（“他们那些乘船出海的人，那些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目睹了上帝的杰作以及深深的奇迹。”）开始，祝福了无畏舰，男童合唱团唱了赞歌，数千工人、海员和度假的旁观者争先恐后想看一眼这个有四座凯旋门烘托的巨型钢结构物，水面上的军舰和无数的游艇给这个场面增加了魅力与色彩。
大船的启航总是欢欣鼓舞和振奋人心的景象。虽然，那些挥舞旗子的小男孩儿的激动程度比不上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约翰·亚毕诺“杰基”·费舍尔。他站在国王身边，劈头盖脸地报告技术数据，尽展他的热切心情。他给国王介绍最高速度、火力、射程、军备、机动性及其他细节，国王则礼貌地假装听得饶有兴致。对于费舍尔，这是他多年为之努力的活动的高潮，是他改革英国海军的个人之战，他想再次将其打造为如同100年前在特拉法加那样有效、凛然威风的战斗部队。无畏舰是英国海军力量至高无上的象征，他已经为之朝思暮想了十多年。
费舍尔绝不妥协、钢铁般的决心是1914年之前几次把欧洲国家拖入危险边缘的国际军备竞赛的结果。军备竞赛部分缘于一个人童年时代在海滨度假的记忆。德皇威廉二世从不羞于承认他的舰队建设方案背后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动机。“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皇帝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告诉他的舅舅爱德华七世，“我获许同好心的阿姨和友好的上将们手拉手去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参观。我很羡慕那两个超绝的海港里骄傲的英国船舰。那时候，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个愿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要建造像这样的船，长大后，我要拥有一支英国人这么好的海军。”
德国皇帝和英国海军之间的关系表明他处于最疯狂的自恋、不安全和矛盾状态。他的英国母亲维多利亚皇后（她一直思念祖国，从心底里嫌恶脚后跟碰得喀嗒响、过分殷勤、军事化的普鲁士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早早在他心中植入了矛盾。威廉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论断一切，觉得我们做的什么都不对，觉得她称为‘家’的英国什么都比我们好。”在年幼的王子心中，他母亲“亲爱的英国”在很多方面成为了参照点，由于他几乎不擅长波茨坦皇宫里珍视和钦佩的那些技能，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出生时发生的医疗失误导致他左臂萎缩，几乎无用，所以，骑马、打猎及其他贵族的消遣对他构成考验。特别是骑马，那是他儿童时代最害怕的事情。他母亲觉得皇位继承人不擅骑马是“不可容忍的事”，于是制定了严苛的训练计划，甚至把哭哭啼啼的八岁小孩拉到没有放马镫的马背上，让他策马驰骋。他的教练对此显然很满意：“他不断摔下来；每次摔下来以后，尽管他祈祷、哭泣，还是被放到马背上。经过几个星期的折磨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困难的任务：他掌握了平衡。”
去英国探望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威廉远离了这些折磨，远离他操练般平日从早晨六点持续到下午六点的教育。在奥斯伯恩庄园相对随便的气氛中，他呼吸更自由些，可以跟别的孩子玩儿，观看宏大的海军战舰悄无声息地滑进朴茨茅斯港。后来，雄心勃勃的王子在怀特岛考斯帆船比赛周期间驾驶帆船。他有一艘名叫“流星”的奢华赛艇，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击败他的舅父、英国王位继承人伯蒂。令威廉怒不可遏的是，尽管他对皇家游艇中队委员会发泄了洪水般的抱怨，抱怨障碍和规则，抱怨针对他、而且只针对他的不公平，他还是年年落败。
考斯是英国贵族生活的完美体现，有一种懒洋洋的优雅，威廉极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一到考斯，他就穿便服，像英国绅士那样讲英语，在他的皇家游艇霍亨索伦上举行奢华的晚宴，但是，他的舅舅总是所有人注目的中心：“他戴着一顶游艇帽，抽着大雪茄，总是拿着一根乌木拐杖。他突出的眼睛呈淡灰的蓝色，充满善意……总有一圈密友跟随着他；……有美丽的乔治·吉宝夫人、声名狼藉的兰特里夫人，有时候还有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我觉得她是那群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有位目击者回忆说。
威廉无法逃避他舅舅的影子。爱德华推荐他侄子成为专有的皇家游艇中队的成员；女王让他监督和控制威廉。伯蒂非常讨厌这项职责，他的心思在别的事情上，尤其是，尽管为他的英国血统而骄傲，这个年轻的普鲁士人根本进入不了活动的精神境界，那实质上就是一个装饰着华丽舰船的大型游园会。作为一位赛手，他用力太猛了，一门心思想赢，这是最大的禁忌。作为参与者，他习惯于和他的游艇一起出现在外海，看起来好像帝国的半个战斗舰队都前呼后拥着他，在小圈子内引起有趣的评论。作为一个交际人物，他经常太过爽快、太闹腾，他的那些拍别人背、熟不拘礼的做派使得绅士们卑躬屈膝。有时候，他又会因为觉得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而闷闷不乐，对于那些每个公立学校的学童都会告诉他最好一笑了之的事情，他却高声抱怨。简言之，这位未来的皇帝令自己招人讨嫌。最终，1895年，他宣布比赛的不公平，决定不再参加考斯的比赛。
但皇帝还是急于想超过他的舅父，于是他在基尔创办了自己的比赛周，希望可以比英国的比赛周更加盛大。这里环境非常好，但是情况还是那样，在军乐声中僵直立正的军官和士兵无法同考斯慵懒的风格相比。基尔成了非常个人化的关切，正如皇帝的兄弟海因里希亲王所说：“毫无疑问，我们的人买游艇、参加比赛都是为了讨好我哥……他们有一半人从来就没见过海。但是如果他们去海边，了解一下皇帝的游艇……如果对海一无所知的富裕商人为讨好皇帝而成为游艇队员，那就会激发兴趣，我们就可以为海军弄到钱。”在一个没有很强的近期海军传统的国家，皇帝的帆船赛成了新富们的游乐场。有钱的美国人喜欢到这里和贵族厮混。客人们住在豪华远洋轮改成的水上旅馆里。威廉在这里很开心，在有些比赛中，他还会亲自掌舵——虽然表现并不很好。总理布洛总是当面热情吹捧皇帝，但背地里却酸溜溜地说：“皇帝亲自驾驶的时候，经常撞击浮标。”
德国气势汹汹的海军政策也有个人化程度较低的、更为合理的政治目的。帝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大获成功，人口迅速增加，因此激发了政治家们的扩张主义情绪。随着国家获得殖民地，准备在海外使用其力量，这时，其全球化愿望就面临一个困境：由于港口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德国舰船只得通过（英吉利）海峡环航英国，或者绕行苏格兰才能进入外海。考虑到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随时封锁这些出海口，德国其实是需要英国怜悯的殖民大国。如果国家满足于欧洲大陆及经济力量，如果帝国海军接受这一束缚，那么，这一地理难题就不打紧。然而，这就意味着放弃成为一个严肃的殖民大国的抱负，只依靠传统力量，即它的强大军队建立威望和安全。但是，威廉治下的德国决心扮演与英国和法国相似、也许最终超过它们的全球角色。皇帝宣布：“我们的未来在海上。”长远而言，冲突不可避免。
德国摆脱英国海军钢铁般包围圈的构想是由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提出的，这个构想既简单又优雅：除了德国以外，与英国争夺海军优势的对手还有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都奉行扩张性的海军政策，德国海军只要强大到让英国海军得靡费巨资才能打败它，使英国海军自身也要蒙受沉重的损失，从而在与它的其他对手冲突时不能保证其海岸及商路的防守，德国就能够获得独立。这项政策看似简单，但它将德国的伟大梦想锁定在耗资巨大的海军建设工程上。
像德国皇帝一样，提尔皮茨——他的女儿们在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就读——是个亲英派，能讲非常好的英语，平常阅读英语小说和报纸。像他老板一样，这位年轻的军官驻扎在普利茅斯的时候就非常羡慕英国海军。朴茨茅斯是襁褓中的德国海军的供应基地：“我们觉得这儿比宁静、田园牧歌般的基尔更像家。在基尔，人们只知道抱怨普鲁士，”他日后回忆道，“我们小小的海军军团非常羡慕英国海军……我们像是依附英国海军生长的藤蔓。我们喜欢从英国那里得到补给。如果引擎运行顺利……如果绳子或者链子没有断裂，那么它肯定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英国工厂的产品……那些日子，我们无法想象德国枪能与英国枪比肩。”像威廉一样，提尔皮茨也对受英国海军军官帮助非常敏感，对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热衷。
提尔皮茨给德国皇帝的海军热情赋予了决定性的形式。问题是战略性的：德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战略思想是什么？在布尔战争期间，德国只能袖手旁观，在这份痛苦的鞭策下，威廉希望有一个适应于一个全球性玩家、行动敏捷的远距离巡洋舰，在国外施加压力，保护德国的航运。但是，巡洋舰对抗不过更强大、能够在敌舰近到可以开火的距离之前就将其击沉的远距离火炮。所以提尔皮茨说服德国皇帝，他首先急需的是保证海路、对抗任何海上封锁的战舰。他在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要求在1905年之前花费4.8亿马克准备好19艘战舰，“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是英国。”战舰的武器更重，所以运行范围较小，根本不可能用它们来保障德国在公海的利益。它们只能在德国本身的海岸迎击强敌时才有用。建造这样的战舰给伦敦传递了明确的信号。
海上制权
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听到了这个信号。费舍尔以实现英国海军的现代化为己任。在早年事业中，他在中国和地中海的英国训练船上工作。他认识到舰队不是一种有效的打击力量：其舰船和枪都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其战略仍然仿照纳尔逊的胜利，在舷侧交手，每周进行登上敌舰进行短刀肉搏的训练。为英国在特拉法加赢得胜利、装有黄铜大炮的三层木船仍然是海军部的典范。最后建造的一艘这样的船——HMS维多利亚号于1879年起锚。在一个钢铁船、射程达几英里的现代大炮时代，这些都过时了，但是各级都持守经过尝试和检验的方式。雄心勃勃的费舍尔没有时间关心这些光荣搏斗的先入之见，也没时间关心军官团的社会风气。他本人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升上来的：他父亲曾经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殖民军官，他毁在一个咖啡种植场上，在他儿子13岁时把他送进了海军。男孩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19世纪晚期，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只有法国海军能够挑战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由于缺乏竞争，英国海军变得飘飘然起来，军官们关心的主要是驾驶的船要优美、以磨石打磨、经过油漆、打磨得光亮可鉴。磨石打磨，即用浮石磨擦木头甲板，是海员的日常惯例，他们让木头表面像镜子一样光亮，结果却被下一阵溅起的海水弄脏。这项工作让海员们忙碌，正统观点大行其道。规矩同法国海军相似：向所有活动的东西（上级军官）敬礼，油漆所有不活动的东西。海军生活的其他方面保存了过去好日子最残酷的部分。费舍尔评价说：“作为一个小孩儿，参军的第一天，我看到八个人遭到鞭打——我当场就晕倒了。”
海军迟迟不改革，那些想革新的人往往很沮丧，职业生涯也处于危险之中。1886年，富有进取精神的舰长珀西·斯科特爵士担任爱丁堡号的指挥官，他发现船上的射击标准很糟糕，而且海员也有抵制训练的思想，因为这可能玷污他们的完美工艺。“我们领先时代20年，”他后来回忆道，“最终我们却不得不采取别人的做法。于是我们放弃了重炮的教练，把钱花在瓷漆上，打磨船上的每一寸钢，很快获得了有一条漂亮船的名声。她外表当然很好。船尾甲板的螺栓螺母都是镀金的，弹药库的钥匙是电镀的，墨丘利塑像多于左轮手枪架。”
海军上将费舍尔认为这些细节对海军的未来、对国家的未来毫无用处。他曾经指挥过一艘衰朽的船，连风浪都承受不了，更不用说同敌人交战了。他决心从下至上改革海军，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不能让社会礼节挡道。他宣告：“英国舰队背负着大英帝国。只有有犯罪倾向的先天性白痴才会允许篡改维持我们的制海权的思想。”他所传递的信息是，装备了重炮的浮动堡垒之间的现代战争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出胜负。“一旦挨打，战争就结束了，”他如此解释，“在地面遭到攻击，你可以在几周内凑出新的部队，但是你不可能凑出一支新的海军，那需要四年。”
德国海军建设计划开始升温之时，费舍尔修订了英国的战略，此前英国把法国作为最可能的敌人。在以装腔作势闻名的提尔皮茨强横严谨的驱使下，德国议会批准了一个又一个的海军法案，为其制海权提供越来越多个百万的资金，船厂夜以继日地生产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惊人的现代、高效的战舰，吨位越来越高，装备的炮也越来越多。1893年到1903年，德国生产了14艘大型战舰（平均排水量为1.1万吨）。之后十年，又造出了22艘新一代战舰，排水量增加到了1.2万到2.8万吨，这些怪物的体积大约是泰坦尼克号（远洋客轮）的一半，装备了强大的涡轮发动机、12英寸口径的大炮和钢装甲板。除此之外，德国码头还有在建的大约70艘巡洋舰、鱼雷艇及其他小型战船。
费舍尔决定不冒丧失英国海军卓越地位的危险。得益于他与国王爱德华之间的友情，他施以哄骗、威胁、请求等诸般策略，让政府给他更多的钱装备更多更强大的舰船。他本意倒不是要玩德国那样的游戏，而是要提高赌注。1904年费舍尔计划建造舰船的目标就是要让整个德国的舰队变得陈旧过时。它们速度更快、体积更大、武装更精良。它们要在德国海军靠近之前就一举将其赶出海域。他已经宣讲了这么久的战争突然性观点终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HMS无畏舰。像其他梦想家一样，费舍尔从被敌人当作傻瓜和疯子中获得反常的满足感，但是有国王的支持，他坚持下来了。有了两队无畏舰级战舰，英国海军尽可以施加它自己的海战新规则：英国的规则。
批评者指出新型战舰将使德国，而且也将使皇家海军的旧舰过时——就大型战争而言，世界上最大的战争舰队将在一夜之间成为破铜烂铁。为了同德国军力并驾齐驱，需要更多甚至更大的无畏舰。费舍尔没被吓住。1904年12月22日，他召集船只设计委员会开会，采纳了一位意大利工程师的建议及对马岛战争的经验——对马岛战争期间，英国海军观察员观看了日本新建的、毫不妥协的现代海军的行动。登上了舰队司令Togo的旗舰后，一位观察员向国内报告：“当12英寸口径的大炮射击时，10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直接被忽略，而8英寸、6英寸口径的大炮，射出的不过就是豌豆。”
在无畏舰上，工业效率就是一切，无论是其建造还是操作。例如，之所以只要单一口径大炮就是考虑到这样就只需要一种弹药，可以训练全体船员以同样的效率操作所有的大炮。使用同样弹药的大炮更容易瞄准目标，因为以同样的角度开炮，它们应该都击中同样的点位。费舍尔感觉欢欣鼓舞：“假定1台12英寸的大炮每分钟射击一个目标。6台大炮就会让一艘被有意瞄准的舰只每10秒钟爆炸一次。50%的射程是6000码。3台12英寸的炮弹每分钟爆炸一次简直就是地狱！”
费舍尔把工业逻辑再朝前推进了一步，以惊人的速度前进。1905年10月2日，舰只的龙骨安放之前，早已造好的钢板已经堆在朴茨茅斯造船厂了，从此，每天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舰只越来越成形。两个月之间，世界上最大战舰的外壳就已经气势汹汹地耸立在船厂，工人们给它上漆。1906年2月9日，启航仪式当着肥硕的国王举行，其时，国王明显受到呼吸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动了感情。以后几个月间，无畏舰的装备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3月装锅炉，5月装涡轮发动机并刷了六层漆，6月和7月装大炮。9月，HMS无畏舰已经造好、准备好了，很快就要开赴西印度群岛接受电池测试。只用了正常时间的一小部分，一件规模闻所未闻的武器就造好了。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很快演变成了全球性现象。法国和美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意大利、奥托曼帝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都建造了自己的全大炮战舰，这些战舰很快又被更大的战舰取代。军费开支吞噬了法国和俄国超过1/3的国家预算，英国稍少，德国和奥匈帝国则几乎占到了1/4。
男性力量
无畏舰竞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症候。整个社会由军人和军事力量主导。仅俄国一个国家就拥有140万常备军，并实行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民事行政的军衔制度。俄日战争表明军队及其领导可悲地低效，但军队在对内控制方面从来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874年起普遍服役名义上已经存在了，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年轻人可以溜掉，或者通过行贿逃脱，从而使最贫穷的农民肩负服役22年期限的负担，他们去军队之前家乡村子里的教士会给他们举行一个迷你型的葬礼，因为家人无法指望他们能活着回来。军队令村民又怕又憎，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人们的生活。
在法国，军队和社会也强烈交错。这个国家有军人充当国家首脑的漫长传统，从拿破仑到1873年的麦克马洪元帅，1888年的博尔兰格和1940年的贝当，一直到戴高乐将军。总是被两种视野——一种是共和思想，一种是保守的天主教思想——所分裂的法国，无法就军队的公民功能达成共识。保守派认为军队是国家荣耀（已经在1870年的失败中遭到严重败坏），雅各宾传统则将其主要视为国家的学校，混合了社会各阶层，向新兵灌输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及国家团结的价值观。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著作《新军队》（1907年）中得到著名的表述。他公设短期服役比少数职业军队在民主和军事两方面都更有好处，因为军队经常对宪法秩序构成威胁。这并不是空泛的推论：1889年，博尔兰格将军只差一点点就进军爱丽舍宫，当时爱丽舍宫被热烈的支持者们给围了起来。
德雷福斯案暴露了社会整体的焦虑，尤其是军队，有些人认为军队哄闹导致正义的可耻流产，他们把这作为军队反动的证据；相反，保皇派及那些默认犹太军官有罪的人则把军队视为他们讨厌的国家全部治理方式的缩影。法国人无休止的争论，为军队骄傲、怀疑军队与认为军队是侵略者的人数一样多。如西奥多·泽尔丁所说，久负盛名的圣西尔军事学院的飞行学员被劝说去巴黎的一些地区时穿便服，以免出事，有一位军官则抱怨说：“民众把我们视为敌人。资产阶级则认为我们是傻瓜。”
如果说军队的身份不明确，那么，有一点是各方都同意的：无论好坏，正如法国《军事手册》（写于1893年，1913年还在重印）所说，军队代表“管辖、阳刚精神和男性骄傲”。“一个人一旦成为军人，”有位农民新兵的妈妈告诉他，“他就成为了男人。”真正的男人，以及那些有荣誉感，特别是有军人荣誉感的人，誓死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了哪怕是半点儿礼仪借口而干仗。1880年代，决斗风靡一时，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习惯于互相挑战的不仅仅是军官。马塞尔·普鲁斯特特别骄傲他曾经挑战文学评论家让·洛兰（他公开暗示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者），并能够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1908年，他向一位年轻的朋友发起挑战，而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冒犯他的事。原来是这位年轻人、19岁的马塞尔·普兰特威格内斯在听到一位女士议论著名诗人“不寻常的道德”时没有跳起来为他辩护。患有严重哮喘的普鲁斯特很体贴，让年轻人的父亲选择替他的儿子决斗，还让他选择决斗武器。在父亲强硬的坚持下，这件事没有通过暴力就解决了，但是显然普鲁斯特认为自己不可以允许自己强大的男子气概受到丝毫诋毁——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然而，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面子。作家在一封信中对保罗·苏台承认：“我在决斗中的秒数会告诉你我是不是表现了一个娘娘腔男人的虚弱。”
甚至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作家列昂·布鲁姆（后来成为了总理）和让·饶勒斯这样致力于和平、热爱和平的进步人士，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荣誉。已知的法国最后一次持剑决斗发生在加斯顿德菲尔和雷内里比埃之间，决斗双方都是1967年国民议会代表。戴高乐总统觉得应该正式禁止他的两位政府部长决斗。1906—1909年、1917—1929年两度出任总理的老虎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年）参加过12场决斗：7次持枪决斗、5次持剑决斗。他是一位好得可怕的击剑手，美国记者威斯·威廉姆斯报道了总理的一场决斗：
敢于面对其剑尖的敌人根本没有机会。他乐于首先以闪烁但极好的第二杆解除他们的防范。这是击剑中最有力的打击，几乎足以令手臂瘫痪。老虎会嘲弄地大笑、鞠躬，同时等着取回武器。然后他会根据自己选择的解剖部位轻弹对手。他的整个动作做得很刻意，造成的伤害刚好足够满足荣誉的需要，并足以终止整件事。
作为激进党的领袖，如果克列孟梭觉得他的政治对手太过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挑战他们。1892年，在警官的控制下，他当着一大群人，与反犹作家保罗·德罗林持枪决斗。六年后，作为德雷福斯的拥护者，他与臭名昭著的《法国的犹太人》一书作者爱德华·德拉蒙特决斗。对手们两次都失手了，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用枪射击敌人被认为“不礼貌”。然而，军刀或者剑的决斗至少先见血，常常导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伤。决斗被认为是针对现代呆滞、衰落生活的健康良药，用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利·弗朗士的话说，这是“文明的第一件工具，是人类调和野蛮本能与正义理想的唯一手段”。
军事美德，军事恶习
对于一个由穿军装、蓄胡须、把鞋跟碰得咔咔响的军官统治的社会，其代名词当然就是威廉二世的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国家和军队之间、军队和国家历史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军队把普鲁士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匮乏的无名之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奇迹产生于普鲁士国王们与他们的贵族之间的公约。1870年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将军和士兵开进了凡尔赛宫的镜厅；普鲁士纪律和人力资源是新兴的德帝国的基础。用当时的一句陈词滥调来说，帝国“缔造于战场的白热”，这句话至少具有部分的真实性。
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德国都是普鲁士，操场心态和操正步的傻样也不仅仅只受到外国人的嘲笑，在斯图加特、汉堡和属于普鲁士但是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地区也一样遭到嘲笑。然而，在构成德意志帝国的联邦州中，普鲁士是最强大的，普鲁士文化通过学校、军队本身以及充斥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宣传得到贯彻。后来，两位德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许多家庭的装饰，“人们喝酒的杯子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军械符号和图案、告别的情景（战士要去前方）、宣传口号和霍亨索伦王室的介绍；他们吃饭的盘子上有战争场面，他们用军事小摆设装饰自己的家：陶瓷士兵、微型城堡、音乐军团、纪念碑和大炮、锡兵战斗队形以及‘预备役啤酒杯’”。在作为德国家庭福佑象征的圣诞树下，男孩子们希望找到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承诺给他们的东西：“圣诞老人明天来，他会带着礼物来：鼓、管子和枪、旗子和军刀，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是的，我想要一整支军团！”
这个国家的孩子们一上学就被操练和军事精神包围。一本流行的小学教师手册就使用什么样的命令给出了有用的提示：“坐直！安静！闭嘴！把笔拿直！给我看看你的练习册！——校订作业后出去！……必须训练（学生）服从命令，懂得发号施令成为教师的第二天性、立即听从命令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如果说教师要成为民族的教官，那么中学教师则有一种重要感，不仅反映对教育的深刻尊重，而且也反映社会的彻底等级化。尽管薪水微薄、衣衫褴褛、常常穷得不能婚娶，但是即便是对其中地位最低的老师，学生跟他们说话时也要立正、称他们教授先生——海因里希·曼的短篇小说《垃圾教授》唤起的那个世界令人印象深刻。后来，这部小说被拍成了德国的一部经典黑白电影《蓝色天使》，其中玛琳·戴德利扮演的舞女引诱一位中学教师走上歧途，导致他的社会宇宙崩溃。正如当时在布拉格上学的汉斯·科恩后来回忆，德国中学告诉学生们的世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并无联系：“政治——奥地利的、欧洲的、土耳其的或者亚洲的——对我们没什么意义，我们一无所知。当时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外出旅行，我们的眼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古典教育和德国语言决定的。虽然我们全神贯注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国作家的时尚小说，但是，我们对邻近的斯拉夫世界并不熟悉。”
国家对其公民的教育往往并不教他们成为公民。年轻的托马斯·曼以典型的直觉表达了德国孩子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德国社会的感觉：“孩提时代，在我的想象中，我把国家拟人化，想象它是一个有尾巴的木头人，黑色的胡子，胸口佩戴一颗星，有军队和学术头衔，完美体现他的权力和可靠性：它的名字叫作冯·斯塔特博士将军。”
军事精神是社会，或者说某种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爬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工业界的最高位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好成为12万普鲁士储备军官中的一员。如果他是一位学者，希望为未来的成功做出更大的努力，那么他会加入兄弟会或者学生联谊会。这些组织大多数都极其反动，成员是反犹太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纵情于饮酒、唱歌，喝更多的酒——以及持军刀决斗。这些决斗往往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缘由。荣誉并未受到威胁，但是（决斗）可以赢得荣誉。用枪或者轻型的剑决斗（这是法国的习俗）被鄙视为“女孩儿们的战斗”，德国学生联谊会的学生们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做成的。他们裸身至腰，然后，测量双方的距离——一个执行到最小细节的仪式——用沉重的军刀互相攻打。决斗双方按规定的距离站好，不许挪脚，防守性的剑术被人鄙视，当脸颊、前额或者下巴出现第一个讨厌的伤口以后，全副武装的裁判命令终止决斗。好几次决斗中，学生决斗者的鼻子被砍掉。对于学生联谊会学生来说，冒险是值得的：脸上的伤疤就是通行证，保证他们会得到曾经也是联谊会学生、深怀同情的上级提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