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自西方，更正确点说，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大英帝国的商人，带着他们对资本永远不变的热情，也带着人性中永远存在的贪婪，又因主要是运输这个原因而在苏州河岸的两边逐一开出大英自来火房、上海火轮房、自来水厂，以及叙事者没有说到的在今日宜昌路550号开出的江苏药水厂，几乎同时，华人中最有头脑的那部分，也在苏州河边的烂泥地上迈出了摸索而去的脚步。
这些华人无论从个体还是从总体，或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行动来说都很微弱，资本谈不上有雄阔积聚，对西方工业文明谈不上有多少了解，能量更谈不上可以作强力释放，他们只是在新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之际，推门而出，一边呼吸着苏州河散发的那股清新气息，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无意识地为未来的上海作着努力。客观地说，他们还不是那部分华人中的精英，那时那刻，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擎起“实业救国”这面大旗。但谁会对此指责呢？时代还远远没有推进到格莱尔·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所评论的“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那个高度，“实业救国”的浪潮会在苏州河边掀起，但还要留待后来“中国将彻底危亡”这个国情的反复刺激，那时那刻，叙事者指的是19世纪的中叶，弱小但头脑很好使的华人们，在苏州河边，他们能够做的还只是中国工业文明起步阶段的一些事情。
先说头一个工厂，规模相当的弱小，但历史对它的定义却相当的了不得：它是中国第一厂。当然，“第一厂”的意义指的是民间而不是大清国的官方，它叫发昌机器厂。
1865年，李鸿章们在同治中兴这个历史时期开始实施“洋务运动”，而这年度在上海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是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仅仅一年之后，民间的发昌机器厂也应运而生在苏州河的河口。
发昌机器厂的创始人为方举赞与孙英德。两位都非上海原住民，全来自广东香山，那个出产最多中国第一代冒险家的地方——马应彪、郭乐以及孙中山，有意思的是，孙英德与孙中山属于“同辈的同源宗亲”，而方举赞的儿子则与中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是莫逆之交。
15岁那年，方举赞来到上海，他一定早就听说了这个北方城市，听说了包括“外国铜匠”在内的许多事情，他一定也想着能够在那里可以跃跃欲试。
开始的生活也很平常，方举赞先在一个打铁铺中当了一名学徒，满师后，以打铁谋生，此外，还兼做一些类似跑单帮的买卖，经常出没在沪粤两地，买卖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方举赞获得了打铁之外的一些浮财，还因穿行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结识了各色人等。
日子一久，相识中的一个，对方举赞后来的人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在“老船坞”中当着工头的方帝，很巧，他也是香山人。
先说“老船坞”。所谓的老船坞，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建于1852年，建造者美国人杜那普。那时，老船坞只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泥坞，设在虹口江岸，也即苏州河口，“连拉曳坞门进出的绳索也没有……此坞的情况使得坞主对船只的损失可以不负责任，除非预先订立特殊的合同”，由此可见当年这泥坞的景象着实悲凉，叙事者不知杜那普先生的银子又从何赚得？
到了1857年，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叫连那士，他先将杜那普先生踢出局，继而出资将这个泥坞修造得焕然一新，让它在苏州河口上风光了一些年头。但好景不长，1862年，英国人霍金斯先在连那士有些风光起来的船坞边上投资开了颇具规模的祥安顺船厂，随后，又建造了一个长为85米、吃水为5米的大型船坞，与连那士的船坞有个区别也有一个对应，他将自己的船坞称为“新船坞”，不久，霍金斯先生越发来劲，索性出资买下了连那士的船坞，将其称为“老船坞”，至此，霍金斯先生一人有了两个船坞，至此，老船坞开始了它的新历史。
当年，在霍金斯管理下，老船坞的功能不只是派作船坞所用，它还兼作修理或建造不同类型船只的工厂，这个工厂的关键岗位，显然少不了外国铜匠，而非关键岗位上，则盘踞着方帝这样的华人工头。
方帝让方举赞多了条生财之路，那就是通过老船坞这个平台买卖旧铜皮、旧铜钉，方从中谋利，至于谋利多少，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1866年那年，胸有韬略的方举赞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请同为打铁出生的同乡孙英德前来上海。孙英德甫到上海，方举赞便立马与孙英德合议，两人也是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地凑拢起来两三百银两，创办起一个铁铺，名叫“发昌号”，铁铺又特意开在老船坞对面。
发昌号一开始的规模着实寒碜：人员四五个，设备只是一座打铁炉子，炉子小得可怜。干的活儿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轮船上的零部件。当时，从老船坞走出的西方人称方举赞们为“发昌先生”，不知西方人如此叫唤时有的是怎样一种心理？
三年后，发昌先生已经可以用积聚的200银元购买两台车床了，这或许是中国民族企业中最早使用的两台车床，考虑到同时期在厦门鼓浪屿一地正在开展的租界活动，叙事者不作肯定性结论，但这时的发昌号铁铺的工人已经从4人增加到了10人，又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发昌号铁铺因此便改名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工种亦发展为锻冶、焊接和车削，局面显然有点做大。
到1876年，“发昌先生”着实搞大，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申报》上以发昌铁厂名义刊登广告，自信满满地声称能够制造“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
一条小火轮啊，这可不是寻常的轮船上的零部件！读者因此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中华民族伟大的近代工业，今日叫做“中国制造”的这个伟大概念，它们全都起源在苏州河口的发昌铁厂中，是的，苏州河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在这里的蹒跚起步，见证着中国民族资本在这里微弱地集结。
到19世纪中后期，当租界上海先有了吴淞铁路，随即有了电话、电灯、自来水，发昌铁厂也一同进入了它的黄金年代。1877年，发昌铁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脚踏车床，同时期，还制造了排水量为115吨的“淮庆号”小火轮。
1879年，由香山而来上海的方举赞终于叶落归根，在他告老还乡之前，他把用毕生的精力打下的营盘交给儿子方逸侣，而通晓英文、数理化，既会制图设计又能实际操作机床的方逸侣，则在日后将发昌铁厂进一步地推向高点。1890年时，工厂地盘已扩展到了3亩，员工更是多达300多人，而1887年间为大清国的黄河治理制造的一条挖泥船，长为70尺，宽为15尺，一小时可行30里。《申报》为此激动万分地报道，“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话说得夸张了，“中国所未见”是对的，“外洋所罕闻”则是瞎话三千，君不见，1887年间，西方列强的巨舰正在地球的任何一个洋面上自由驰骋，为各自的帝国利益而劈波斩浪，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正是建立在远洋舰队这个必要的物质基础上的。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新闻叙述更加正确一点。1893年，发昌铁厂为朝鲜华侨制造的“汉阳号”火轮船已经航行于济物浦与汉城之间，《字林西报》作了如此表述，“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评价恰如其分，显示着更高的新闻职业素养。
当发昌铁厂进入步步生花之佳境时，它没有意料到危机正在它身边环伺。
其时，整个上海船厂的资本基本积聚在英法两国的实业家手中，尤以英资耶松船厂、祥生船厂为龙头老大。身为龙头老大，又有资本血腥的掠食性特征，自然便想着要将小鱼小虾一口吞吃，耶松一一兼并了大量的外资小船厂，对华资的发昌铁厂，耶松也窥视日久，只等吞噬的合适时机。
时机果然到来，那是中日大东沟海战开战之后，耶松与发昌开始了一场比拼，当然，一切进行得合乎英国皇家规范，是资本、技术、价格的公开竞争。不过，尽管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但最终结果却是一样的：在耶松强力逼迫下，弱小的发昌铁厂一开始就无法招架，经过一个阶段的苦撑，到1899年，那是工部局在越界筑路下将租界上海扩张到33503亩这样一个广阔地域时，方举赞创办的发昌铁铺，方逸侣接手的发昌铁厂不得不被强大的耶松船厂所租办，又过一年，以区区4万银两代价，发昌铁厂消失在了耶松船厂庞大的组织结构中，唯有一家发昌五金店算是维持了方家最后的一点面子，为畴昔岁月作着招魂般的见证。
发昌铁厂消亡之后，方逸侣先是出任德国禅臣洋行买办，又担任起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某个委员。问题是方逸侣后来的日子无论有多么好过，也无论他居住的是爱奥尼柱式还是科林斯柱式的华美大屋，中华民族第一个回应西方工业文明的民间企业却已烟消云散，在这个意义上，方逸侣算不算一个败家子呢？或者，算不算一个失败者呢？
没有人能够作出定论。
苏州河不动声色地看着发生的所有一切，它默默流淌，在它曲曲折折的十八湾里，又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原力正在悄然积聚？又有多少个民族资本家的故事可以讲述？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后期。
小火轮风行一时。
在没有火车、汽车的时代，即使前往的是上海四郊，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青浦事件的产生决非偶然。上海四郊如此，更不要说前往常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湖州等江南美好的地域了。也因此，许多客运码头纷纷探入苏州河里，而客运码头的身后，则是比邻而居的客运公司，它们每日发出的小火轮，成为19世纪晚期苏州河中一大生动景象，也是19世纪上海的一大说明。
在铁大桥，也可以说是在上海火轮房（尽管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人去楼空），或在天妃宫桥与新垃圾桥之间，小火轮尤其喧闹而热烈。
只是，苏州河上第一条小火轮叫什么名字？又系哪家工厂所造？一句话，民族工业哺乳下的小火轮起源如何？
先读当年这样一篇文章，它叫《创始火轮船考》。
古无火轮船，有之仅一百四十年耳。外国创始火轮船之人名雅乃登，时为外国耶稣降生之一千七百三十年，即中国之康熙四十五年也。火轮船有明轮、暗轮之分。明轮船创始于美国人名贝因，船工名弥勒，时为外国之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即中国之乾隆三十二年，此美国轮船之始也。后英国人名赛格生，亦造一轮船，时为外国之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即中国之乾隆五十八年，此英国轮船之始也。越十年仅于英国河中行之，又越二十四年有人名长生者始驾轮船至印度国大获利。迨至外国之一千八百四十年，即中国之道光二十年也，英国始驾火轮炮船入中国矣，此后继来日多外国来中华，昔多帆船今多轮船，自轮船盛兴帆船几废，今中国江南之上海、福建之福州皆奉旨开厂局造轮船，造成试行中国之闽浙人亦善驾行矣，船成而行军运粮载人装货及传信息至为神速，近外国更欲议造小轮船载货至中国内地如江西之鄱阳湖、湖南之洞庭湖，之类事尚未定。
一艘小货轮拖带满载货包的木船，鸣响汽笛正准备通过江西路桥（自来水桥）
文章写到了火轮船的来历：美国人贝因创始于1778年；英国人赛格生创始于1791年。美国人不说他了。英国人，在发明了火轮船后，最初十年，只是在自家内河往来行驶，也因此，可以这样断定，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大清国时乘坐的只怕还不是火轮船，要到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为维护帝国利益而宣布向大清国开战时，火轮船，这种崭新动力的船只才飞扬跋扈地来到中国，并在南京下关江面上迫使耆英之辈签订了国门洞开的条约。
在上海，1852年的老船坞出现，意味着外国铜匠的进入，更意味着以瓦特为代表的英国工业文明的进入，它们给上海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和文化。方举赞的发昌铁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回应，问题是：排水量115吨的“淮庆号”可以说是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条小火轮吗？另外一个问题是：淮庆号是否于这个时期从老垃圾桥的桥堍下出发，载着晚清的才子佳人或名媛淑女一同前往无锡赏梅？或洞庭山看水？
可以判断和确定的是公茂机器造船厂的出现和发展，堪称民族原力的一次迸发。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公茂机器造船厂诞生在上海，从时间上说，要比发昌铁厂晚上许多年，一开始，它从通裕铁厂发展而来，只有当它成为上海小火轮制造的翘楚时，才被上海市民（无论中西）通称为“老公茂”。
“老公茂”的始作俑者来自浙江镇海，名叫郑良裕。
与发昌铁铺相比，“老公茂”更加紧贴苏州河，它的发祥之地便在新闸桥下，那道光与咸丰年间发展起来的新闸镇边。
郑氏先在新闸镇里租上民房三间，喊上若干工人，做的是机件修理的生意，也许还没有一只发昌铁铺般的炉子，这个谁又知道呢？
而今看来，郑良裕，虽然在晚清上海滩始终没有做到徐润、朱葆三般的规模与格局，但他不缺眼光也不缺魄力，也一定不缺手段，“老公茂”中的机件修修补补，绝对不合“三不缺先生”倒海翻江般的心思，没有多久，他看中苏州河在航运方面的远大前景，率先组建了老公茂航运局，下辖平安、新平安、大通、宝华、新宝华、平阳、大华、裕隆、元大等名号的火轮船，其中相当一部分日夜行驶在苏州河里。
想象一下这幅画面：
晚清的某个黄昏，暮色无声无息地随着苏州河的潮水涨了上来，四周沉浸在黄昏特有的静谧中，是19世纪的那份干净而纯洁的静谧！由铁大桥的桥堍下来，进入老公茂航运局的房子，又由房子中走出，便见码头，还见码头旁停靠着的小火轮。
这是固定航班中的一班。一个小火轮，拖着后面五六条小船，俗称列船。下午6点出发，先沿苏州河慢慢向下游驶去，待到驶过木制的外白渡桥，便折向浩浩荡荡的黄浦江，那时，船客中的一个，如晚清落第才子那般模样，见了两岸礼查饭店与英帝国领事总馆的巍峨模样，发一声长叹：“夷人已有这等气象，我等还有什么面子？”随即，将那手中的《孽海花》一扔，那书本应声跌落在了船舱中。
这晚清才子要去的地方是杭州，小火轮须经嘉兴折进大运河，然后才能到达杭州，耗时整整一天一夜，24小时。沿途中，倘若晚清才子还有兴趣，那是可以看到许多条扬着白帆的大木船正满载着木头顺流而下地前往上海，当然也可以看到许多装载着洋货的小木船兴冲冲地来回往返，不过，夜色马上就要笼罩上来，黑夜中的黄浦江任什么也无法看清，除了点点渔火。
现在，让我们告别老公茂航运局的小火轮，将视线再次落定在郑良裕身上。
郑良裕的魄力显然还不止于此。他在浦东白莲泾一带置地30多亩，让“老公茂”从一个小规模的铁工厂脱胎换骨成了可以制造各种各样轮船的大船厂，采用民国30年期间的媒体说法，“历年协助国内航业之修造事项，加惠甚多。令外商造船厂坞，多一打击，此则政府应特予奖励者也。”媒体的说法尽管充满了民族愤青主义者的情感，但从另一侧面来看，老公茂确实有点势不可挡，它不仅没有像早先的发昌铁厂在英商耶松包围下最终只能寿终正寝，还能以自己强大的实力与西方资本集团作一定程度的分庭抗礼，这让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们在内心中也暗暗地窃喜起来，窃喜的人中自然应该包括蒋介石先生。
在郑良裕的一边，在蜿蜒而去的苏州河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哪个华人的身影在晃动？
大清国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发昌铁铺已经做成发昌铁厂，通裕铁厂已经做成老公茂，来自浙江湖州的一些专做丝绸生意的商人在苏州河下游，越界筑路而最早产生的极司非尔路一边开出湖丝栈这个企业，用来加工并储存茧丝。在湖丝栈的下游，苏州河上有后来的曹杨路桥，它的上游，苏州河上有后来的凯旋路桥。
浙商在近代和当代中国都有着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与晋商、徽商不相伯仲的能力。1874年间，一些在上海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湖州丝商，果敢地抛弃了传统的“坐商”形式，由水路一路蜿蜒地“行商”到了苏州河的这个地方，他们在极司非尔路的要冲之地建起18幢用来茧丝加工和储存的栈房，当时称为“十八间头”（时至2014年夏日，18间湖丝栈只剩下最后2间）。
19世纪中后期，滑畅如水的丝绸，它的原料生丝全系手工制作。过程是先将蚕茧蛹由浙江湖州运到上海湖丝栈，随后，经过开水烧透，再加人工缫丝、绑丝，最后由手工制成绸缎。当年，最为辛苦的是烧丝工和缫丝工，因了生丝要从蚕茧蛹中一根根地抽出，既是技术活也是耐心活，难怪其时苏州河边的上海父母会对孩子们说，“读书不好，就去湖丝栈做工吧”，意思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有点类同。
后来，那是湖丝栈即将迎来厄运的时候，有个女婴在这家工厂周围呱呱落地，她便是沪剧一代名家丁是娥。出生那日，丁是娥的命运便被注定：因了母亲是在湖丝栈讨生活的一个缫丝工，婴儿时候，她被一边劳作一边还需照顾孩子的母亲带到湖丝栈，在缫丝场上度过了不说苦难万分至少也是无比艰辛的童年生涯。
草创时期的湖丝栈还没有丁是娥的故事。十八间头基本是两层楼房，砖木结构。楼房屋面以大木屋架覆盖，楼房底层则以粗壮的原木梁作支撑，难得一见的是十八间头房屋横梁，全取跨度9米至17米的整根原木，也不知这样气派的整根原木采自何处？外墙则用青砖、红砖相嵌砌筑，走的是当年上海共同风格一路。
可以如此想象：天蒙蒙亮的时分，启明星还在头上非常明亮地闪烁着，来自苏州河两岸的女工们（其中便有丁是娥的母亲）络绎不绝地进入湖丝栈，开始她们辛苦、沉重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倘若光从女工们的感受来说，那么，发生在1874年苏州河边湖丝栈的故事，确实可以印证卡尔·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随着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的岗位上承受着资本家令人窒息的剥削，他们的境况日益悲惨，生不如死，这最终将导致这些受压迫女工们革命愿望的产生。叙事者不能断定其时的女工们是否渴望革命？但似乎可以断定女工们并不热衷革命，湖丝栈继续地存在了下去，它不仅成为上海这方土地上最早的一个从事丝绸加工的准现代企业，它的产品还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金、银两项大奖，上海第一代华人资本家似乎在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行。
岁月以恒定的节奏在四季更替，“湖丝栈”生产着早在13世纪时便让欧洲瞠目结舌的种种丝绸，上海为此不时惊讶，作家韩庆邦在他的《海上花列传》里便对湖丝栈作了详尽的描写，显然止不住他的内心激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后，湖丝栈四周，苏州河边上，信昌丝厂等近10家工厂一一开设，中国上海的第一代资本家充分意识到了丝绸生产在近代上海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知湖丝栈究竟是哪位湖州商人所建？或哪个湖州丝商团体所建，历史将他们全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但叙事者相信应有这样一位或这样一帮人。
湖丝栈之后，苏州河边上又开出了一家叫公和永缫丝厂，你也可以将它叫做祥记丝厂，开厂汉子大名鼎鼎，乃黄佐卿也！
先回到大清国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大清国同治皇帝彻底告别而光绪皇帝稳稳坐定龙椅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切似乎正充满了勃勃生机，大清国的政治尽管没有脱离后宫摆布，毕竟，光绪皇帝还只有10岁，这是一个刚刚能够控制自己大小便却还不能控制情绪更不能控制思想的年龄，但大清国仿佛已进入了良性轨道：后宫政治是有，但还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头脑白痴，不至于妄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与西方诸国作一对抗；两次与英国和西方诸国的战争所承受的耻辱正在时间安慰下慢慢淡去，新的战争（中日大东沟海战）与新的暴动（义和团暴动）还远远没有到来，地方太平，国势渐强，同治中兴硕果累累；洋务运动的强劲推动，让大清国似乎变得与将她两次打败的西方有一定的相似性，譬如有了军工厂，也有了轮船制造局，有了许多东方从来没有过并且一度鄙视的东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在如此大好社会的背景下，一个视野特别广阔的浙江湖州人于上海老垃圾桥的北堍（今日浙江路桥的北边），投资10万银两，创建了公和永缫丝厂（也叫祥记丝厂），历史如此表述公和永的意义：这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现在叙事者便来说说公和永的创建者黄佐卿。
黄佐卿开出公和永缫丝厂时年方33岁，他的故事当然不是从33岁能够拿出10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说起的。
黄佐卿出生于1839年，中英立刻将要开打的前一年，他是湖州菱湖人。幼年入私塾就读，可以想见家境虽然不是大富大贵至少也是殷实人家。成年后，随了家乡习俗，进当地丝行做一名学徒。如果不是战争，对19世纪中期中国发生着巨大影响的战争，那么，黄佐卿先生也就将在湖州的丝行中传宗接代，即使发挥出色，丝行老板对他特别垂青，一生成就不会超越一个有点小成功的生意人。1851年的“洪杨之乱”让浙江湖州的富绅们灵魂出窍，他们争相迁往沪滨，黄佐卿一家也在这时移民上海，这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剧变。
初到上海，黄佐卿还是做着老本行，进了一家丝栈做着很普通的事情，历史没有透露他究竟在哪个丝栈讨口饭吃，会不会就是叙事者说到的湖丝栈呢，为什么不是呢？
接着，因了两个原因：其一做事认真，其二办事精明，业余时候还卖力地攻读英文，这样，他深得了丝栈老板的信任，老板让黄佐卿尝试做个低级买办：跑洋行接洽生意。不久后，他所跑的洋行也把这家丝栈和黄佐卿视作自己的“代理人”。
黄佐卿是幸运的，其时，土丝，也就是手工缫的辑里桑蚕丝特别被西方人青睐，这让黄佐卿工作的这家丝栈的利润相当丰厚，水涨船高，黄佐卿自然也有不菲的收入，又加湖州佬将中华民族的节俭特征又发挥到了极致，每日里积少存多，每年里便聚沙成塔。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黄佐卿便已有白花银可以在江西路开设祥记丝栈，还自任通事，经营土丝、收购蚕茧、周旋外商，一时搞得很不亦乐乎的模样。
必须说明，生丝从来都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中英战争之后，上海更是成为生丝的主要出口地，一个数字能够说明：1870年，上海出口生丝250万公斤，到了1894年，生丝出口达到了475万公斤，而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总量中，湖州又是全国魁首，湖州因此诞生了“四象八牛”等生丝方面的出口巨商。不过，与黄佐卿相比，巨商们的资本或许大于前者，但论眼界与魄力，前者却让巨商们望尘莫及。
黄佐卿在小日子过得分外流畅的时候就知道，仅仅做个进出口商人，这样的格局还是太小，要有大格局，要成大气象，还非得做实业不可。
黄佐卿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其时中国虽然向欧洲出口了大量的生丝，满足了欧洲上流阶级在这方面的奢华要求，但因了中国生丝毕竟是土法缫制，粗细不匀且胶质坚硬，运往欧美往往还需再缫制方能被机器织成丝绸。19世纪70年代，法国里昂的丝商协会写信给上海的有关方面，指出华丝即使同一批生丝但品质也会不一样，华丝的声誉就此开始跌落；美国丝商协会也在同一时期发出警告，“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因有利可图，且不是一般的蝇头小利，西方商人在上海纷纷开出丝厂，最引人注目的是1861年，怡和洋行开出了怡和纺丝局，先有丝车100架，两年后扩充为200架，并从法国引进了技术工人，也即今天所说的高级蓝领。
怡和纺丝局的举动沉重地打击了湖州丝商，当然，众多丝商在目瞪口呆之后只有一个束手无策的表情，而黄佐卿，却敏锐地感觉到东西方商人在生丝市场间的火拼将无可避免，他为之产生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番冲天豪情！
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架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湖丝栈尽管开办在先，然公和永却因使用机器而成为上海史中的第一。
公和永规模甚是了得：员工300人；又有外籍工程师前来助阵，乃意大利人麦登也。不过，因了工厂所招女工全都没有专业经验，所缫之丝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又加上公和永出品的长丝在当时的国际市场还不流行，一段日子以来，公和永的状况相当艰难且尴尬。
倘若说黄佐卿是个了不得的汉子，这段日子便能充分体现，将近五六年工厂没有大起色，时时处在倒闭状态中，在几乎是命悬一线的情势下，他不为所动，很从容镇定地直到公和永转危为安。
19世纪末，具体来说是1896年，欧洲市场上机缫丝在法国市场已打开销路，黄佐卿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的营盘猛烈地扩大为三个，它们分别是公和永、延昌、祥记号，三厂共计有职工数千人、丝车千余架，资本达到40万银元。
其时，欧洲各国丝绸商除知道中国有辑里的土丝，还有机制丝可供出口，便纷纷来电请上海洋行代为采购，“上海机器所缫之丝与法国里昂同价，货物未出，银款先来，专派人驻上海购之，唯恐不得。”
黄佐卿兴办机器缫丝厂一举，对江浙商人有着强烈的冲击力，现在，八方来风，大势所趋，人们纷纷群起响应，那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那浙江南浔的顾敬斋，在上海将法商乾康丝厂断然盘进以作雄图，那江苏无锡的祝大椿，则在上海开办了永泰丝厂，时至1901年，租界上海以33503亩地域而成“十里洋场”之雄景，上海的28家丝厂中，除五六家为西商主营，其余均为华商，而一人独占其中3家的黄佐卿，则成为当仁不让的缫丝业领袖，在上海滩，在苏州河边。
故事到此没有完，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就此引出。
1892年，因洋务运动余波，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近代工业企业之一的湖北缫丝局，其时，他对黄佐卿已有耳闻，且相当欣赏，便委托江苏巡抚赵舒翘邀请黄佐卿与其合作。
黄佐卿有足够的雄才大略，对方尽管是名震天下的清国重臣，他也毫无惧色地与之对接，先投入股银2万两，又推荐第三个儿子黄晋荃出任合作企业的经理。此举让张之洞十分赏识，正是在他强烈保荐下，黄佐卿竟然获得了一个二品官衔。
之后，黄佐卿又开办了棉纺织厂，不过，他与张之洞的合作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又在李鸿章们的机器织布局打压下危如累卵，以致，最后因染上霍乱病而不幸地死去，最终没有如朱葆三、荣宗敬、吴蕴初般地在苏州河边成就民族资本家的一代伟业，没有尽情释放中华民族的那部分原力，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后话。
苏州河依然波光粼粼，在自然的力量驱使下，波光粼粼的苏州河缓慢地演化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却将自然的节奏给予破坏，如果说那时苏州河的河水依然清澈，那是因为仅仅数家或数十家的中西方企业还不至于让苏州河水发生致命的变化，甚至还不会产生小的变化。不过，变化将要到来，但救赎的责任一定不在方举赞、郑良裕和黄佐卿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们无需向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们表达自己的忏悔心理。
对上海来说，自然的鬼斧神工，早在苏州河道上曲曲折折地塑造了十八湾，具体说来，便是长寿湾、潘家湾、昌化湾、潭子湾、朱家湾、小沙渡湾、药水弄湾、纱厂湾、灯泡厂湾、小万柳条湾、学堂湾、九果树湾、火柴厂湾、长风湾、古北湾、祁连山湾等，十八湾中，中华民族的那部分原力还在下意识地聚拢，有意识地释放，尽管，一切都不是遵循着僵硬而毫无弹性的所谓规律。
那河湾，如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接处一路讲来，此刻叙事者就不说潘家湾中的四大家族——潘家、张家、陈家和谭家了；叙事者也不说早在大清八旗子弟用马蹄将整个中华大地全都强悍践踏时便已存在的潭子湾了；叙事者同样不说充满了上海意味的小沙渡湾，19世纪，这里便有一个渡口，方便着南北两岸的人们往来，小沙渡湾因此有让上海人十分温暖的回忆。叙事者想说说昌化湾，在那里，继方举赞与黄佐卿之后，又一个家族有大的崛起，它们在上海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得更宏大点，这家族象征的是中华民族这部分原力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尽情积聚与释放，它便是荣耀的荣氏家族。
是的，荣宗敬与荣德生，这两个由无锡荣家巷走到上海的男子，在昌化湾，写下了苏州河其中一篇重要又精彩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