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国第一民族工业的荣氏家族，在他们的黄金时代，拥有茂新、福新、申新这三大品牌共达26家工厂，26家工厂中的11家开在了苏州河边上。
那些日子，每当黎明还没有真正地到来，启明星已在高高的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天空中慢慢暗淡下来，苏州河的河面上，会驶来一条接一条木船，木船张挂着也许缀满补丁的白帆。间或，也会有小火轮（不知其中是否有老公茂船只）驶来，它们“突突突”的一阵乱响总让人感觉到老年人很费劲的喘息。所有船只争先恐后地靠泊在荣家的码头，也可以说靠泊在荣家的岸线，系上缆绳，船民们便手脚麻利地装卸着货物，心急慌忙的神情在黎明到来的霞光中清晰可见。
货物中最多的是麦子和棉纱，它们正是荣家在苏州河边上11家工厂迫切需要的原料，11家工厂如同扬子大鳄，张开着自己血盆大口，将货物一一吞噬下去，胃口如此之好，木船和小火轮装载来的货物显得远远不够。
这是荣家鼎盛期时常展现的一幕，在面粉厂、棉纺厂的岸线旁，在苏州河的河道旁。不过，这份繁忙至极的景象是到后来，在荣家鼎盛期才发生的，最初，一切不是这样，最初的故事甚至还远离苏州河。
叙事者先从荣家之根说起。
对荣宗敬、荣德生这两兄弟来讲，荣家之根应该算作祖父荣锡畴；对后来在新政权中依然盛名在外的荣毅仁来说，荣家之根同样可以算作荣锡畴，不过称谓变作太祖父而已；但对更为悠远的荣氏家族来看，根的说起，就有点苏州河来源般地神秘莫测。
荣氏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今日无锡市西郊，一个有点混沌而模糊的说法是：“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
就不说荣氏家族的鼻祖了，它可以推演到春秋战国时期，说来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比较靠谱的还是荣锡畴。社会地位相当一般，当年是一个往来于上海与无锡两地的普通贩运商。荣锡畴生有一儿，大名叫荣熙泰。荣熙泰很早到上海拜师学艺，在19世纪中期的上海底层社会中摸爬滚打，但为后来两个儿子在上海滩一时无二的地位、局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的上海之行，有点传奇的意思。
1860年早春，十分顽皮的荣熙泰因生性好动，一不留神躲进定期开往上海的小船，又在小船中蒙头睡去，一觉醒来，已顺水推舟地来到上海。荣熙泰看着这花花世界不想回去了，他给父亲捎一个口信，无奈之下，老荣不得不托人给11岁的小熙泰在一个铁铺里找了份工作，当然，叙事者想不会是方举赞的发昌铁铺吧？
但也因了这次将错就错的出走，却十分侥幸地保全了荣氏的那点血脉。正是那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领兵马，杀气腾腾地一举占领无锡，自然也占领了荣巷。无法无天的长毛将荣家尽数杀光，老荣也在这次血腥的杀戮中一命呜呼，荣巷青砖黛瓦尽数坍塌，只见一片断壁残垣，唯一剩下的是在上海打铁铺中打铁的那个独苗。
十个春秋一晃而过。
从上海打铁铺回到无锡老家的荣熙泰娶了石巷石氏为妻，1873年，长子荣宗敬出生，两年后，次子荣德生也来到人间。
因了家境贫寒，荣熙泰对膝下两子作了如下安排：长子理当多吃点苦头，读上一点私塾后，14岁那年，命其离开学堂，坐小船来到上海南市区的一家铁锚厂，在那里当起学徒，毫无疑问，荣熙泰将荣宗敬的人生路线设计得与他自己有些相像；次子荣德生，荣熙泰对其显然抱着更大一份希望，私下里想着他的进士及第，为荣家耀祖光宗，因此，学习上，荣熙泰是狠狠推了荣德生一大把。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荣熙泰的想法不等于荣德生的目标，他心中常想要以早早出外谋生的哥哥为榜样，要为贫寒困厄的家庭分担忧患。不久，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从无锡一路摇进大上海，又在兄长引荐下，进入通顺钱庄做个学徒，起步档子似乎比兄长的打铁营生高了一点。
此时荣宗敬，也已告别了当初的铁锚铺子，在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当一名收解，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他有这样的直觉：无论怎样，这钱庄，尽管每日进进出出的钱票与他毫无关系，但未来呢？谁知道有没有关系？
若干年后，更正确点说是1896年，也是在鸿升码头，有一家叫广生钱庄的欣欣然开出，钱庄大股东便是荣熙泰和他的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荣熙泰早早病逝，广生钱庄本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多，几个合伙人早就信心不足，趁荣熙泰去世之际便撤股退出钱庄，现在，钱庄由荣家初出茅庐的两兄弟来经营，不过，数年下来，倒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
正当钱庄生意开始蓬勃起来，一日，荣德生突发奇想，接着，与兄长立马告别，独自一人南下广东。在广东，荣德生呆了一年，那块土地上的人与事，都给这个无锡后生以强烈的启发，而尤其重大的一个发现是：在林林总总的西方舶来品中，面粉有它独到之处，盖因晚清年间，兵荒马乱，人人随时准备着背井离乡逃难为上，面粉可以做成干粮，十二分适合乱世中的人生，也因此它的销路在广东一地是出奇的好。细细盘点国内面粉厂，也就天津、芜湖、上海再加上上海英商这四家，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面粉生意啊，兴许还能将这个生意做大哩！
荣德生在广东看出了面粉行业的那点端倪，回到无锡，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还在钱庄中打理的荣宗敬，荣宗敬听后一声“好啊”的猛喝，两兄弟想到了一起，这才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1902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八，时辰算下来，是个良辰吉日，地点便是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又联合另外一些乡里乡亲作为股东，总共投资3.9万两银子，数字不算小了，工厂取名“保兴”，是保证兴旺的那层中国传统文化意思，17亩地皮上，有工人30个，有60马力引擎的法国石磨4台，3道麦筛、2道粉筛，一个日夜，工厂可出面粉300包，磨出的面粉又白又细。
若说荣家那份荣耀历史，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最为重要，至少是最为重要之一。之前荣家的路线，走的多是经商一路，与实业毫无关系，也因此，对荣宗敬培养，也以钱庄学徒为人生第一步。但到了两兄弟联手闯荡江湖时，却选择实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试想倘若没有如此的改弦易辙，又哪来之后的茂新、福新和申新这荣耀的荣家王国？
不过，一开始保兴面粉厂的发展并不顺利。
先是当地乡绅去衙门状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工厂的那根大烟囱正对着学宫，将当地风水给破坏了。
官司打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
刘坤一又是何等了得之人！倘若乡绅们告状时间选在他担任江西巡抚时，或许还有一些胜算，那时的刘坤一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还不那么认同；1902年的刘坤一，不仅早就加入了变法维新的强学会，更在1901年时与中兴名臣张之洞联名上书《江楚三折》，开启晚清改革之先声，那些抱残守缺的地方乡绅又怎么可能打动刘坤一，当下，刘公便将讼书给驳了回去。
不过，地方乡绅的诬告虽被挡回，但面粉销路却不会因为诬告挡回而打开。一年下来，不说颗粒无收，至多一个差强人意，早先入股的股东们便有心灰意冷的退出念想和举动，荣家两兄弟倒也不勉强，听君自便了。只是在其他股东纷纷退出后，两兄弟便将“保兴”一名改作了“茂新”，潜意识里有江山再造的那层豪放天纵的意思吧。
机缘总是存在于世的，就看你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将它抓住。
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明治天皇的日本与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战争。
日本投下30万兵力，俄国投下50万兵力，这场战争最后以日本死亡88429人、俄国死亡25331人而结束，死亡人数虽多，胜利者却是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确立了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地位，可怜的大清国统治者，对发生在自己发祥之地的这场战争，除了袖手旁观、不发一言，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经营茂新面粉厂的荣氏两兄弟，自然看不到大山岩大将的日本军与库罗帕特金陆军大臣的俄国军在旅顺“203高地”上的残酷搏杀；也看不到东乡平八郎大将在对马海峡中与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波罗的海舰队的血腥海战，以及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被熊熊大火吞噬的那些悲惨景象，对荣家两兄弟来说，既不可能关心这场战争中士兵的你死我活，也不可能有足够高度去洞察沙皇俄国与天皇日本在远东这个区域的贪婪与野心，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能够深刻感受并足以欣慰的：由于战争对军队干粮的特殊需要，也由于战争暴力让这个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对面粉的需要陡然提升了几个倍数。
在无锡，即使茂新工厂的工人们再加班加点，还是满足不了北方市场的那个大胃口。于是，还在日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时，两兄弟已将更为先进的6台英国钢磨制面设备替代了原先的4台法国石磨制面设备，到1905年，日俄战争最终分晓还没有出来，两兄弟再次获悉美国已研制出更为先进的面粉机设备，这让他们的心房加速地跳动起来。
设备更先进，面粉产量自然更多，但添置美国制面设备需要12万两白银，荣家两兄弟即使倾其所有，这笔天文数般的巨款依然还是无法凑齐！
老二荣德生连连叹气，一定还紧锁眉头。
老大荣宗敬原地转了几个来回，巴掌一拍，说了四个字：借钱也干！
是向洋行借钱，12万两白银，先向美国厂方付出两成，余款两年里还清。如果还不清呢？那就将荣巷的全部家当都作变卖，如果资不抵债呢？对家破人亡的不测景象荣家两兄弟就不去多想了，生性凶猛的老大尤其不会多加考虑，否则，苏州河边也就不可能赫然在目11家荣家工厂！
荣德生还在犹豫不决当儿，荣宗敬甩出魄力，他借款12万两白银，进口美国最先进的制面机，仅此一举，茂新厂产量剧增不已，后来，到1910年，茂新厂的制粉能力，与初创时相比，已放大了10倍，成为大清国中可以放上台面的一家企业，荣家荣耀，严格地说来由此开始。
荣氏兄弟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福新一厂内的练粉机
荣宗敬 荣德生
见茂新已经十分有型，猛打猛冲的荣宗敬便与稳扎稳打的荣德生兵分两路：荣德生在无锡继续打理茂新，将这份家当好好地维护，荣宗敬则前往当年他拜师学艺的地方，已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老大对上海感受甚深，知道那可不是无锡般的一座小城，它是大江大海，也是虎穴龙潭，在那里发展，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也可能大鹏展翅般地扶摇直上，关键是看运气，看搏性，看眼光。
在上海的这几年里，荣家创业称得上危机四伏、大开大阖。1908年，想投机橡胶股票猛赚一票，却没料到几乎赔上了全部的老本；1909年，本想着出口面粉，在对外贸易上有个意外获利，却万万没有想到装载面粉的船只在海上发生意外，不只是面粉，连同荣宗敬的天大贪婪和天大野心全都葬送海底。
荣氏两兄弟在事业上陷于困境，甚至绝境，但时常在九死一生的情状下又能起死回生。
苏州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小鱼小虾在水中自由往来，它们自然不知水面上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剧变——从大清国无可避免的覆灭到荣氏两兄弟的冲天野心——以它们的视角，所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而以苏州河的视角，一切也真算不了什么。
1912年，一个今日我们不知具体气象的日子，荣家两兄弟将他们的目光投射到了苏州河，那年，在与二弟商量后，荣家在苏州河边开出了一家面粉厂，是上海的第一家，也是荣家产业链中的第二家，此厂取名福新，地址在今日长安路101号，是苏州河的北岸，它的对面，有后来上海滩一时无二的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仓库，也有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白礼氏洋烛厂，它的左方，后来有上海史上鼎鼎大名的四行仓库，它的右方，有信和纱厂，还有它的死对头阜丰面粉厂。自此后，在上海，在苏州河边的昌化湾，荣家诞生了它的第二个品牌。
当福新厂的美国制面机源源不断地吐出雪白或半雪白的面粉时，颇似《水浒》“霹雳火秦明”的荣宗敬在福新厂的股东大会上不由分说地提出：为扩大再生产，所有股东都要做好准备，三年内，没有一分红利可得，福新在这三年内所得利润，全将用于再生产、再投资！
那一刻，想来听着荣宗敬如此强势的发言，股东们只能将目光看往窗外的苏州河面，内心也定然如苏州河面般地涟漪阵阵。肯定有人不服，当初拿出银子，投资这个工厂，不就为第二年手中可以体会雪花银的温润感吗？凭什么要让我们三年里面没有这份快感呢？但鉴于荣家是大股东，又鉴于福新厂的一派大好形势，不满、不快就只能吞进肚子里了。
那荣宗敬，自然无暇顾及小股东们的琐碎想法，他比所有人都明白，甚至比兄弟荣德生都明白，苏州河畔，虎狼环伺，对手觊觎，只要他稍一松懈，荣家就不复已获得的这些光荣。
虎狼者，一为孙氏家族，一为祝氏家族。
先说祝氏。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怡和洋行买办之一的祝兰舫与人合伙，在苏州河一边，新垃圾桥东首开出一家面粉厂，取名华兴，意在中华振兴，当然也不妨在中华振兴的同时他祝兰舫也一同振兴一下。资金30万两，占地4亩。
祝兰舫与荣家两兄弟倒有不少相似处：其一，都是无锡人；其二，都出自寒门，也可以说是出自草根；其三，都靠部分苦斗、更大部分的情商而获得人生阶段性的成功。差别在于，当荣家两兄弟将他们在上海算第一个、无锡算第二个的面粉厂开到新闸桥一侧时，祝兰舫先生早已越过当年在无锡城打铁铺中拜师学艺的苦难岁月，也早已越过源昌商号、煤铁五金或打捞沉船等不入流生意的艰辛时光，此时此刻的祝兰舫因了其在大清国江苏巡抚、江南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江南提督驻地的苏州开出苏州振兴电灯厂，因中华第一家华商电力企业而驰名大江南北，成为很少几个让大清国皇帝特颁诏书，顶戴花翎、赐黄马褂穿戴、享受正二品巡抚头衔的商人，在苏州河边用面粉这个生活用品摆开商战的战场，羽翼未丰的荣家两兄弟能够与其作个对抗吗？
祝兰舫暂且搁在一边，还有更大来头的在苏州河边早已虎踞龙盘，他们也是两兄弟，豪门出生的孙多森与孙多鑫。
孙氏兄弟在苏州河边创办的阜丰面粉厂
厂内粉线 “自行车牌”面粉商标
说起孙家两兄弟，又是苏州河边的一个传奇，只是，传奇的源头不在苏州河，而在安徽寿州。
且说孙家先人于咸丰九年殿试中，一举夺魁，着实为孙氏家族大大地光荣了一把，随后，老太爷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还不只是老太爷的殿试功夫了得，他的同辈兄弟出了三个进士、一个举人，这让当年便有如此句子流传于世，“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到孙多森一代，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和南京洋务局总办，了不得的是他母亲，既是湖广总督李瀚章之爱女，又是权倾朝野的李鸿章之侄囡，老太太眼光如此犀利，早就胜过了大清国那帮朝廷昏人，她如此教导儿子：“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功习洋文，通晓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话说得清楚，理讲得明白，人生在世，无非名利两字，但要争得这个名利，没有审时度势之眼光，没有摧枯拉朽之能力，也就别作这个念想了。
在老太太耳提面命下，孙氏两兄弟先在姑父何维键处借盐票在扬州开起盐号、办理盐务，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前往其时已基本成形的十里洋场的上海，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办起一家面粉厂，时年1900年6月，取名阜丰。若说走在最前头的，中国面粉大王中还属苏州河岸边的孙氏家族，祝兰舫开厂要到1904年，荣家两兄弟开厂，则更要晚到1912年后，大清国已轰隆倒塌后的民国第二年。
阜丰面粉厂地皮80亩，资金20万白银，面粉品牌为“老车”，工厂有2.2万美元买来的美国制造（也是最新式的美国面粉机）钢磨机16台，每日可生产面粉2500包，论生产能力，是当年英商增裕面粉厂的三倍，更遑论福新等厂家。因了机器系美国制造，还请来美国工程师一名，专门负责机器运转，月薪高达200美元，在20世纪的开始之年，这月薪想来足以媲美今日高级白领。
老车牌几乎一下子便打下了市场。原因多多，其一，做过礼部尚书的孙家老太爷有足够的宫廷关系，他在面奏慈禧太后时，陈述了阜丰面粉厂的成立与清廷此时大力鼓吹的“抵制洋货，发展工商”大政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这让后宫政治的第一玩家慈禧老太听得也心花怒放了起来，她作出一个关键决定“减免厘税，通行全国”，叙事者不知，这一减免，孙家又得了多少好处；其二，孙家兄弟很有头脑，他们在磨制面粉时，所取原料不是从前纯进口的小麦，而是将其与国产小麦作个混搭，这样的好处不只是口味更加适合华人，关键是降低了成本，使得老车牌的上市价格格外便宜；其三，销售策略上，孙家兄弟还推出了一个小包装，特别适合晚清年间很蓬勃地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饮食店、点心店，此举让老车牌面粉的市场占有率得以进一步扩大。至于随后孙家兄弟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阜丰面粉厂的分厂，更彻底地成全了“中国面粉大王”的这一美誉。从1900年到1913年，14年中，阜丰面粉厂几乎年年赢利，请注意叙事者使用的是“几乎”这个形容词。民国八年，工厂摒弃了初创时的蒸汽引擎而改用电动机，又扩建厂房、添置设备，钢磨机达到90台的宏大规模，面粉日产能力从2500包上升到26000包，这时节，荣家两兄弟刚刚将他们的福新面粉厂开到新闸桥的一边，面对祝兰舫、孙家兄弟已成的气象、已定的格局，荣家兄弟是否要捏上一把汗水？但一切既然开始了，那就必须前行，这便是所谓的“开弓没有回头箭”，苏州河边，河水倒映着福新面粉厂的身影。砖木结构，青砖或红砖的清水墙体，又由红砖组成立柱及墙体上的装饰线条，坡屋顶，立面构图简洁明快。福新厂的设计，请的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声的通和洋行，这洋行的设计师，在上海留下不少经典作品，虽然在整体上无法与公和洋行媲美，在个体上也无法比拟邬达克，但却是不输给其他一些建筑设计事务所，如鸿达洋行、思金生洋行、新瑞和洋行，等等，只是不知，荣家两兄弟是通过了谁而认识了通和，并最终请他们作了“很上海”的设计。
对福新厂还要说的一件事情是，1925年，它的局部曾经发生火灾，扑救及时使得工厂没有蒙受灭顶之灾，随后对火灾过后的工厂作了一次维修改建，原先楼房的高度、楼层乃至屋面，都有较大程度的改动，这让1925年的福新厂很大程度上不同于1912年的福新厂了。
说到这里，必须再次说说荣家两兄弟的行事风格。“霹雳火秦明”般的荣宗敬，在新闸桥边将福新厂开出后，绝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心态。福新面粉厂开业不久，因经营得法，几个月里就净赚4万银元，有小股东提出分红，是落袋为安的意思，刚才已经说过，荣宗敬大手一挥，将这个建议推挡回去，并说：三年内不分红以扩大规模。他知道，要想在上海乃至中国华商面粉领域里与祝、孙两家分庭抗礼，进而独占鳌首，那就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与对手搏杀，荣宗敬在苏州河边因此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也是机缘巧合。1913年夏天，在上海滩面粉行业中曾走在头里的中兴面粉厂，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听到这个消息，荣宗敬立刻与对方接洽，随后，双方便有了合作意向，又过了两年，那中兴便彻底归到福新名下，这时，荣宗敬便将最早开在新闸桥一边的福新面粉厂改作福新面粉一厂，又于1913年冬日，在中兴厂东面开出福新面粉二厂；再于1914年夏天，在福新面粉一厂的边上，吃进一大块土地，开出了福新面粉三厂，随即中兴面粉厂也被荣宗敬巨大的野心所囊括，改名为福新面粉四厂，加入了“福新”集团。当时光进入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才一半的时候，闸北地段，光复路上，苏州河沿岸，一字排开荣家四家面粉厂，有人如此形容，“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停，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这一番景象，荣家两兄弟看得当然欢天喜地，荣德生的内心，更多一点后怕过后的欣喜；祝兰舫与孙家两兄弟看了究竟如何一个想法，历史表述得有些含糊，但叙事者想，基于人性的特点，基于生命的局限，他们对荣家迅速崛起应有马应彪看待郭乐崛起后的那番隐隐不快。福新面粉五厂，建在汉口，时间是1916年。上海最老牌的面粉厂之一的华兴面粉厂，向荣家兄弟缴械投降成为福新面粉六厂，时间是1917年。
当年的孙氏空间而今面临消失的命运
哥哥干得如此热烈，如此轰隆，在无锡老家的弟弟也不甘人后，他坐镇荣家发家的茂新面粉厂，以章鱼掠食的速度和猛烈度，先后收购无锡惠元面粉厂，租下了泰隆面粉厂和宝新面粉厂，现在，荣家在自己发迹之地，也有多家面粉厂作为家族基础，万世基业似乎就此建立。
也就数年时间，更正确点说是白驹过隙般的短短五年，荣家两兄弟已经手握10家面粉厂，一个昼夜可以生产面粉达到2000袋，这个数字，不要说偶一染指面粉领域的祝兰舫，即使当年被叫做“面粉大王”的孙多森兄弟俩也自叹弗如，而不得不将一顶“面粉大王”的桂冠拱手相让。
现在，兵船牌面粉不说彻底压倒了老车牌面粉，至少是个分庭抗礼的局面，是个三分天下的态势。后来，荣家两兄弟将面粉厂开到赫赫然的12家，地区不仅有无锡、上海，还有汉口、济南，“兵船”这个品牌的产量竟然占到中国华商面粉产量的三分之一，那是又一个故事了，这故事与苏州河沿岸似乎不太有关。
苏州河边，荣家两兄弟继续写下他们的原力传奇。
这次是周家桥，叙事者曾在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小节写到过这个地方，写到过在周家桥高家巷中与上海一起慢慢成长的姚志康。大清国还在它的全盛时代，周家桥便如同老闸镇、新闸镇那样地繁荣了起来，在清晨小吃铺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操着南腔北调的生意人，为了他们平凡、卑微但意义又是相当丰富的生活，已经在作着人性层面的斤斤计较。这时，我想，姚志康的先人，也正很写意地走出了姚家宅（假如这天刚好有些蒙蒙细雨，可以不下到田里种蔬菜的话），他会在周家桥堍一边的那家茶楼中，叫上一壶好茶，呷着，并难得有闲地打量着苏州河里凫在水面显出万事俱休的成群鸭子，他的眼光是散漫而凌乱的，只是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再过多少个春秋，一个叫申新纺织厂的将要来到这里，叫做荣宗敬、荣德生的两个大佬官（这是原住民阿青的叫法）则要站在周家桥的木桥上，商量着建厂中的种种事情，或许，荣宗敬的双手还意气风发地抓紧着木桥栏杆，而荣德生的手指则细腻地感受着栏杆的原木质感！
荣家两兄弟果然来到周家桥边，这地方，距离他们开出第一个面粉厂的新闸桥不下10公里了。
这次，荣家兄弟不开面粉厂，面粉厂已经足够，已经占了中国面粉市场的三分天下，当年魏吴蜀也不过如此。因搞大而骄横起来的荣宗敬的句子，这样地表述着他的心理状态，“中国有一半人，是吃着我荣家面粉的”，现在他还想说这样一句，“中国的一半人，是穿着我荣家衣服的”。
周家桥开出的是棉纺织厂。
荣家在纺织厂这一路，其实走得也相当早。早在1905年，茂新面粉厂还刚刚问世，福新面粉厂还遥遥无期时，荣家两兄弟便在无锡很前瞻性地开出了振新纱厂。厂子规模不大，但到1912年，也已赚钱，每年利润大致在20万银元。
1915年，大清国轰隆倒塌已有三年，大东沟海战也过去21年，义和团乱战则远逝15年，天不怕、地不怕的荣宗敬在苏州河周家桥地域开出荣家第二个纺织厂，取名申新，便是申新纱厂。
荣宗敬为何不选择更靠市区的地方而选择了周家桥，历史对此没有更多说法。但选择在苏州河边，则相当明智，在1915这个年份，还有比河道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吗？原料由苏州河上游运来，或者由黄浦江溯上游而来，装卸方便让工厂成本减去不少。
申新纱厂（后来成了申新一厂，是申新王国中的始作俑者）放了36台英国造的纺机。
时机太有利了，1915年，欧洲开始了残酷的绞杀。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由普林西普向斐迪南大公发出的这致命一枪，让欧洲进入它的血腥年代，战争产生的物质饥渴，让一万公里外的上海大得其利，其他不说，仅棉纱的价格便有疯狂大涨，其时单位论件，每件棉纱价格，从一战前的90余两银子，狂涨到一战打响后的200两，社会因此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事实正是如此，申新纱厂自开工起到以后的三年，赢利由最初的2.06万元迅速递增到22.2万元，10倍增幅让荣家两兄弟的脸上开出了花朵，必须指出，这个时候，在欧洲泥泞的战壕中，士兵们正暗无天日地苦度，炮灰的日子让亨利、戴维斯们痛不欲生。
也在这一年，即1917年，荣宗敬做了一件所谓的“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那就是他豪掷40万两银子，将原先由日本商人经营的一家纱厂买下，改名为申新二厂。
今日，我们重看此事，是要褪去蒙在这件事情上的意识形态的灰尘。好事之徒如此认为：自1884年以来，红顶商人胡雪岩与西方人在斗丝上遭到重大惨败，自此后，华人在上海纺织领域便彻底丧失了话语权，而荣家在1917年买下日本纱厂，是将话语权重新夺回的一个象征。而其实，这种说法相当似是而非，因为被荣家买下的恒昌源纱厂，它的前生固然与日本人有关，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开办的九成纱厂，也叫日信纱厂，但在1916年当儿，九成纱厂已被晚清华人中的顶尖商人祝兰舫买下，更名为恒昌源。那祝兰舫，因了经营领域实在过于繁多，繁多到杂乱程度，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对这个不来钱的恒昌源纱厂，已有拱手相让的意思。正好他又是荣家茂新面粉厂的股东，将恒昌源卖给荣家兄弟，与其说是荣家与“日本财阀的对抗，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抗”，还不如说是祝先生的一次顺水人情。不过，当初，考察完这家占地27亩的大厂，荣德生对这桩买卖萌生退意，感觉不买似乎更为妥当，而荣宗敬则一如既往的激情洋溢，他强势地游说着做事稳健的弟弟，最终，40万银元成交，申新纺织厂有了第二家。
申新三厂在无锡老家，时年为1919年，这里就不再展开。
申新四厂在汉口，那时，正逢荣家在资金周转上发生严重困难，荣宗敬毫不畏惧，再次放胆一搏，接受了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非常苛刻的贷款条件，贷到的日元折合成银元为220万两，此番搏杀，荣宗敬再获成功，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该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荣家两兄弟为自己也为国家利益，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又联合同业，在当年爱多亚路那幢新古典主义的大楼里，开出华商纱布交易所。这年，荣家兄弟在苏州河边基本瞭望到了未来的光荣岁月：其时，荣家有无锡茂新、上海福新、上海申新这三大公司，总计为面粉厂12家，纺织厂4家，资本总额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1200万元，应是白花花的银元。此时此刻，若以《水浒》中英雄排座次作为类比，荣家的资本总额已在上海全部资本家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地位，仅次于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但简家的头把交椅也没有待上多少日子，荣家不久就会赶上，也因此，大开大阖的荣宗敬，甩出了第二句豪气干云的话来：“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
荣宗敬以他从来澎湃的生命能量，继续疯狂地表达着中国第二代资本家的原力。
他买下德大纱厂，开出申新五厂，时年为1925年。
又租办常州纱厂，开出申新六厂，时年也是1925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的胜利号角声中成立，作为中国顶尖级的商业大佬，荣宗敬在新政府中担任了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以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尽管这些职务多半也就挂个名号而已。
挂着名号的荣宗敬继续大步向前，他购进上海东方纱厂，开出申新七厂，时年1929年。
又为生产细支棉纱，兴建4万新锭的申新八厂，时年同样1929年。
荣家兄弟最精彩的一笔发生在1931年。那年，荣宗敬购进三新纱厂，在苏州河的昌化湾旁。
三新纱厂有相当来头。之前，它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家族资产，但这还不是它的历史源头，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在大清国重臣李鸿章的亲自督察下，它在杨树浦一带建立。诞生之时，无论洋务运动的第一代领导者李鸿章们，还是第二代中坚刘坤一们，全都沉浸在洋务运动将给大清国带来真实能量这一幻想中，西方的“船坚炮利”，终究将在“师夷之技以制夷”中被克服，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再造一个万世不衰的中华皇朝。只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蜕化成了三新纱厂，而三新纱厂又变化作了荣家财产，它成了申新王国中一个最重要成员：申新九厂。
1933年，在今日澳门路一带，紧紧靠着那条伟大的苏州河，荣家兄弟请来英国建筑师事务所，在6.86万平方米的地基上设计并建造起建筑面积高达11.67万平方米的厂房，而这家工厂中出品的“人钟牌”棉纱亦被上海纱布交易所列为标准样纱，也正是这个时候，荣家兄弟真正获得了“棉纱大王”的桂冠。
然而，世间万物，宏大自然，全都遵循着宇宙的必然规律，这规律，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聪明如霍金的，都无法破译，也许永远不能破译，这规律说明的其实是这样四个字：盛极必衰。对此，我们的圣贤早就在更古老的年代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浩茫星空作过类似表达：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依。当然，民间的说法是更好理解一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如日中天的荣家两兄弟，作为生命个体，是也必然是遵循这个宇宙规律的，灾难是也必然是会到来的。
所谓祸起萧墙，对荣家两兄弟来说，萧墙先指的是他们的扩张，疯狂而丧失了理性程度的扩张。
截至1931年底，当荣宗敬将三新纱厂也收入囊中，并追加庞大投资，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头开出“申新”系列中最大一个工厂时，那在无锡荣巷湿漉漉的弹格路起家的荣家第三代，已在苏州河岸，不，不，已在上海滩上打下了万世基业，仿佛。其时荣家，名副其实成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大王”的含金量若以刘鸿生、刘吉生两兄弟来比较，早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荣耀的获得，与荣家两兄弟，确切来说与荣家老大的掠夺性密切相关，他自己这样表述，“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他又如此袒露着企业理念，“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话说得豪放，又说得强硬，只是，这种话若仔细推敲，则一定破绽百出。
不说后来，即使在1931年，那荣家的黄金岁月、光荣时代，外人也许还蒙在鼓里，荣家两兄弟加“三新”公司的财务总管心知肚明，表面赫赫然的荣家三大支柱，分明已负债累累，而且超越红线。这里说个真实数据：1934年，三大公司的总资产为6800万元，但三大公司的总负债超过了6300万元，换句话，资产抵掉债务，荣家就只剩为数不多的500万银元，涂满金色的荣耀立马暗淡到了极点。
另外一个事实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确立了说一不二的地位，它的纺织品随之先蚕食东北后倾销中国，这让经营纺织品的华商纷纷地招架不住，华商巨头荣家更是苦不堪言。1933年4月，荣家“申新”诸厂，堆放在仓库里而无法进入市场的存纱高达7万件，为这7万件纱中的每一件，荣家先期已投入218.33个银元，这时，即使7万件纱被市场全部接受，每件纱也只有204个银元的售价，这个亏分明吃大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花贵纱贱”使得大量产品积压在荣家的苏州河沿岸仓库中，而债主催逼，则让荣家两兄弟焦头烂额到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时，中国银行、上海银行这两家大银行对荣家中止贷款，更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一时间，荣家四面楚歌，大有土崩瓦解的趋势。
1934年初，荣家面粉厂全面停产，申新诸厂也在风雨飘摇之中。
同年3月，参股荣家产业的16家钱庄对荣家关上了大门，它们懂得明哲保身的古训，此时若再将银元投给荣家，不啻是肉包子打狗的愚蠢举动。
荣宗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个性刚烈并强悍的他，在那个瞬间想到自杀，也唯有一死，方能解脱，方能一谢荣氏家族中的所有人啊！
关键时刻，兄弟荣德生赶来解救。
稳健地守住荣家根基的荣德生，对兄长大举借债、疯狂扩张的路线，向来便有腹议，只是强不过兄长的一意孤行，也遵循着古往今来“长者为大”的家训，时时都依了兄长。得知兄长在上海深陷困境、深陷危局、深陷绝望之死地，他的内心，一方面，早就有的不祥预感终于应证，另一方面，兄弟情深的那腔热血也沸腾了起来，须臾之间便作出了生死相救的决定。但家族中人不是这样想，有人一边忧心忡忡地提醒，倘若解救上海，那么，定会将无锡的最后一点老本也搭上，荣家基业会不会因此便毁于一旦？
听了这话，捧一把上好茶壶的荣德生从容不迫地回答，我与兄长之间的关系好比手中这个茶壶。茶壶一旦破裂，一分为二，那么，我手上虽然还有半个茶壶，但这半个茶壶又有什么用处？
回答明确是因了想得明白，当夜，荣德生将家中仅有的地契、有价证券全都收集起来，第二天一早，十万火急地赶向上海。随后，在荣家恩人陈光甫、宋汉章的大力斡旋下，从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分别再借款220万元，总算解了一点燃眉之急，不过，也只是一点而已。靠这点地契、有价证券换来的借款，终究维持不了“三新”的浩大场面。
这时，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居心叵测地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言下之意大家明白，也许宋先生早就看着荣家产业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值此荣家山穷水尽并无力回天之际，落井下石也好，趁火打劫也好，总之，一口将荣家“三新”吞了是一个大好时机，尽管，宋先生这么做法，也许不为个人利益，而为南京国民政府着想。
荣家不肯。荣宗敬不肯，荣德生也不肯，姓荣的产业岂能让他人染指？更不要说被他人吞噬，无论姓宋还是姓蒋。荣家两兄弟抵死苦撑，倘若没有大恩人陈光甫的搭救，只怕难以逃出生天。那陈光甫再次出手，申新与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签订了“委托经营签约书”，才让荣家保住了所有权，也不至于在兵败如山倒的情状下彻底破产，当时的荣家两兄弟，可以说如同两个“溺水之人”，不是日日拼死扑腾，而是时时垂死挣扎，要到一年之后，1935年市场回暖，他们才真正地死里逃生。
倘若说这场危机让荣家两兄弟差点“出送”，那么，两年后的那场危机，再次把荣家两兄弟推至悬崖。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处在中日交战的战区中，荣家的申新纺织五厂、六厂和七厂，皆在中日两军的密集炮火中被无情摧毁，而开设在周家桥一地的申新纺织一厂、八厂，因遭日机反复轰炸，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几近全毁。经此战事，拥有纱锭57万枚、纺织机5304台，产业规模为整个中国（除东三省之外）五分之一强的荣家产业，三份去了两份，情状惨不忍睹。
倘若上面叙事者说到的两次打击，打击的还只是荣家产业，还没有危及个体生命，下面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说明树大一定招风，盛名一定险恶。
时间是1946年，百年租界已经通过汪伪政府得以归还三年之后，汪伪政府中的所有大员，诸如陈公博、周佛海、褚谊民等全都倒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权之下，那荣家，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纺织领域似乎又将迎来一次新高。
历史这样记载：1946年，申新二厂、五厂，两个厂的一年分红就有五次，上自厂长，下至挡车女工，全都有额外收入，被卡尔·马克思很明晰地说明的剩余价值，现在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共同地生命快乐了起来，当然，荣家两兄弟是大快乐，挡车女工一定是极小的小快乐。资料显示，快乐兑换为一般等价物是30亿元，折合成黄金是11000两，重复一遍：1946年，30亿元，11000两黄金，好一个了不得的荣家啊！
上海滩上到处流传着荣家的种种故事，流传着申新厂长一人赚了多少钱的故事，也许还流传着在荣家工厂中做牛做马的女工们这回分外愉悦的故事。
故事半真半假，似是而非，但招致的贪婪心态是一致的，于是，便有这样一些人，被这份贪婪折磨得魂不守舍，甚至是灵魂出窍了。
先说为首的两个人姓名：一个叫骆大庆，另一个叫袁仲书。
前面一个还可以加上这样的定语：上海帮匪首，后面一个则可以加上类似定语，只不过稍有改动：嵊县帮匪首。
这上海帮与嵊县帮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在这之前又干过怎样一些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大事，叙事者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叙事者想说的是，1946年的早春，当八年抗战终于盼来了中国的黎明和朝霞，当中国实业家们也终于完全地开动起了工厂马达，上海帮、嵊县帮的这些土匪也盼望着各自的黎明和朝霞，也开动起为非作歹的马达。
两个帮派有过几次密会，骆大庆与袁仲书决定了双方的合作意向：要在上海干上一票，而且是惊天动地的一票。上海帮中一个叫郑连棠的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绑架荣德生，他是中国巨富，而且，绑架相当容易，至于为什么会相当容易，郑姓的上海帮喽啰没有细说。
骆大庆、袁仲书大概击掌叫好。这两个50岁上下的资深绑匪，对这一票目标荣德生，深以为然。还有什么人能够比这个中国第一富翁更能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呢？
两个帮主开始了紧张活动，第一步是网罗曾经在荣家面粉厂供过职的朱连生，看中朱连生，除了朱对荣家相对熟悉，还因为他是蓝衣社成员，他有特务背景。
朱连生也不含糊，在1946年的早春，他多次地带领骆大庆、袁仲书等人前往探路，摸清荣德生的出入习惯，也熟悉荣德生的身形长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