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身为上海商界的领袖级人物，荣德生也不是吃素的，他深知世相复杂、险象环生，也因此，只要出门，乘坐的，必然是国民政府大员方能够乘坐的防弹汽车，身边呆着的，也必定是身手不凡的武装保镖。
骆大庆、袁仲书多次踏勘后感到一时难以下手，寻思间，有惯匪、汉奸和准特务这三重身份的黄阿宝出了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冒充上海警方，以警方名义将荣德生逮捕并弄上车子，随后便可以狮子大开口，不怕老家伙不合作。
黄阿宝不仅出了个后来确实让上海滩着实震撼了一下的主意，还向骆大庆等人推荐了自己的亲侄子黄锦堂，因了黄锦堂，特务身份比黄阿宝来得更加正宗。那黄锦堂，对黄阿宝拉伙也不推辞，盖因此君成天花天酒地、眠花宿草，是上海风月场的一把好手，但有限的薪水让他时常捉襟见肘，成日里做着发财白日梦，听黄阿宝一说，也不用多动脑子，就是一拍即合的意思，当下，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特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等一系列作案工具。
上海帮与嵊县帮又经几番谋划，大家明确分工，一切准备就绪，便要干这只要发财、不怕杀头的惊天一票。
荣德生对向他已经逼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倘若说他这一生不知破解了多少危局甚至死局，那可全与经济、商业有关，这个来自无锡、在苏州河边做大的商业巨鳄，哪曾想到此时此刻正有一帮为金钱而不顾一切的亡命之徒守候着他？
时间是1946年的4月25日上午10点。
荣德生照例吃了早饭，从他的高恩路（今高安路）的深宅大院中出来。平日，这幢大院共有十多位彪形大汉把守，光为了保护荣德生，便用去八位好汉。不过，出门，有防弹车罩着，八位好汉自然用不着了，有一两位也就够了。
车子开出荣家大院时，荣德生的身边有两位相伴，其一，他的儿子荣一心；其二，他的女婿唐熊源，此外，还有保镖若干，那车子的牌子是其时上海滩最为时尚的“福特”。
荣德生那日要去的地方是总公司，总公司在江西路，从高恩路到江西路，通常也就一刻钟车程，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那刻，荣德生在想着什么？历史没有真切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不会想象到这天上午，骆大庆、徐梦麟、张少卿乘坐着袁仲书向吴志刚借来的国民党某军官的车子，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他的出来。
福特车堪堪驶过高恩路的转角处，荣德生只觉眼前人影乱闪，随即看见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着国军军装的男子，只见他们挥舞着手枪，让车子停下，随后，连声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坐在车子里的所有人都猛地一愣，他们来不及对那个场面作出反应，唯有坐在司机一旁的保镖还算机敏，他将头探出车窗外，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为首的一个军官模样的男子掏出一张红色证件在车子前面先晃了晃，随后，端定，分明是让车内人看一个仔细的意思。荣一心眼睛最尖，他先看清楚了这是一张逮捕令，随即看清楚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大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名。
车内所有人都凝神屏息、不知所措，即使见过不少凶险场面的保镖也吓得慌了神，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办。这时，那些所谓的军人，先将六神无主的荣一心、唐熊源拉下车，紧接着，军官模样的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话声未落，其他军人把荣德生硬生生地拖下了福特车，强行地将他架上一旁等候的小轿车，随即三个军人钻进汽车，小轿车便飞快地开走，全部过程费时不到三分钟。
只有当小轿车在远处完全消失，荣一心方才蓦然地醒悟过来：这是不是匪徒绑票？想到真的可能是匪徒绑票，不曾经过大世面的荣一心便失声大哭起来。还是女婿唐熊源来得镇定，他告诉荣一心，刚才尽管猝不及防，但他还是看清了那开走的小轿车牌照，上面写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我们赶紧去淞沪警备司令部吧。”
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方却是十分茫然，说哪有逮捕上海滩大老板荣德生的事情？你们分明搞错了！
这个时候，绑匪的车子正在1946年的上海大街一路狂驶。车上绑匪，叙事者想，他们的心里已从刚才的绝对紧张转为肉票到手的狂喜，他们中的骆大庆、袁仲书们，一定还面有得色地打量着车内肉票——中国首富荣德生，他们中神经特别敏感的，一定会有一种梦幻感：这个人真的就是中国首富吗？他真的就是荣德生吗？
荣德生在想些什么呢？
71岁的他，反应多少有些迟钝了，但反应的迟钝并不等于思维的糊涂。坐在后排的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相当的镇定。那时，他先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汽车连转几个弯后，并没有驶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方向，而是沿着中山路向上海西郊一路驶去，便立刻警觉了，莫非我遭到了绑票？那一瞬间，事后他回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儿子荣尔仁的被绑票一事，又想到了近日来上海滩一再发生的绑票案件，如号称“钻石大王”的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又如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以及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所有绑票案最后都被勒索去了巨额赎款……荣德生自忖做事向来低调而谨慎，平日又时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不要说仇家，就是冤家也没有一个，想到莫名的灾祸终究还是落在了自己头上，他在心中暗暗地长叹一声，随后便有听之任之、任这些亡命之徒摆布的超然意思。
此时，车子还在疾驰。
绑匪们这时也已完全地镇静了下来，他们知道，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现在远不是弹冠相庆的时候。当疾驰的车子在曹家渡附近的北久水电厂停下后，按照原先计划，绑匪们先将荣德生扶下了车子，随后，黄阿宝守候在路边，而骆大庆、张少卿等人又扶着荣德生走进停泊在苏州河边的小船，由黄阿宝与其妻共同看守。
荣德生被囚禁在这条小船里有整整三天。
三天后，因了上海警察在全城大搜捕，他又被从小船转移到当年兆丰花园边上黄阿宝的租房内，确切地说来是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后来，荣德生在《乐农1946年纪事》中如此回忆着自己被绑经过：
至二十五日晚八时后，始有两匪挟余登陆，在申新一厂前半里，许之小浜上岸，转入马路，驶来一车，开约刻许钟，至南车站货栈旁下车，改乘三轮车，至一石库门，入内，上楼，藏余于一小室，时约九时许矣。室内漆黑，有一人与余同卧，盖看守者也。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到了这时，荣德生彻底清楚了自己已被绑票的命运。同时，他也知道了这些亡命之徒的真实想法：只要他不大声叫喊，不寻机逃跑，他的生命可以无忧。因为，他们要的是他家族似乎用不完的钱，而不是他这条已经71岁的老命。
接着的故事与我们在2015年美国警匪片中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在荣德生被绑架后的第七天，将电话打给了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
这个吴昆生，日伪时期也被绑架过，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刚听上几句，他就让同事陈品三接听，那陈品三只是工厂的一名职员，分得清楚的只是棉与纱，何曾经历过此等事情，胆战心惊地拿起电话，来电绑匪问清了他的姓名，说以后任何联系都必须通过你，荣家再不许调换其他人。也就是这天，上海帮、嵊县帮向荣家提出的赎金是100万美金。
在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黑屋子中的荣德生应该也同时知道了绑匪的狮子大开口，那刻，他犹如遭受五雷轰顶，身子瘫软了起来。少顷，他对匪首骆大庆说，如此巨款赎命，是逼我走上绝路。说完，荣德生激动万分地要骆大庆给纸与笔，骆大庆不解，荣德生说他只有写遗书这件事情了，遗书中会将家族中的各项事情都作个交代，至于自己的这条老命，随你们怎样处置吧。
荣德生向来温文尔雅，如今却如此决绝，让匪首一边瞧着倒有些发愣，骆大庆反应真是极快，少顷，他反而劝慰起荣德生，说一切都好商量，一切都可以商量。
于是，100万赎金先改为80万。
那里，荣家二少爷荣尔仁对绑匪的要求着实不敢答应，80万，是80万张美金而不是80万张草纸啊！碰到这种事情，谁不会心痛，但老爷子的命还捏在那些土匪手中，这让他左右为难，迟疑不决。
绑匪自然知道荣家在想些什么，而上海警局的全城大搜捕，则让他们的处境越发危险起来，事情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便是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还有可能人头落地。
那日，绑匪拟好了荣德生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件，让他照着抄写。信中开首说赎款已经再次下降到美金50万，自认为这个数字荣家还可筹集。接着又对哪个工厂该出多少钱，都一一地作了决定和交代，“下开各数向各厂分担，在余股份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计美金50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
接着，荣德生反复叮嘱家人，不要再存其他幻想，不然，他的性命将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外一信则出自绑匪之手，信中对荣家作着大肆恐吓，声称倘若不在两日之内付清赎金，他们便立即撕票，荣家人再也别想与活着的荣德生见上一面。
接到这两封信后，荣家再也不敢怠慢，立即便赶着去筹集这救命的50万美金，只盼能够交钱赎人。
5月25日下午，根据绑匪要求，荣家派人用汽车将巨款送到了指定地点，但骆大庆等绑匪无一人露面，倒是不久后来了一干巡逻的警察。他们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其中一个警官勃然大怒，呵斥道：“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你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充公！”
好在后来这笔钱还是回到了荣家手中。
那以后，绑匪将联系地址写在静安寺、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人马，见广告就揭，终于在无以计数的招工广告背后获得了两个接头地点，对这两个地点，荣家都派人分别守候，却始终不见绑匪露面。
其实这个时候，绑匪对荣家还没有彻底放心，他们想搞清楚，荣家交款的时候，附近会不会一涌而上许多警察？
经过反复试探，绑匪终于彻底放心，便和中间人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荣家必须将钱送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只要钱一到手，当晚肯定放人。
詹荣培要求绑匪拿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作为佐证，从而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绑匪倒也不觉这个说法唐突，两个信物随后立马送到，其一，是荣德生的私章，其二，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
荣家这里仔细看了，确认是荣德生的信物无疑，便赶紧要詹荣培携着巨款前去赎人。为避开警方耳目，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仆人分多次送到詹荣培的家中。5月27日，詹荣培将50万巨款先藏在汽车后座下，他开车进厂，办了几件事情，又在大街上转了好多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便想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而去。却不料，在这节骨眼上，绑匪又来了指令，说赎款不必再送，他们直接来领便是。那日下午，一辆标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字样的汽车，喇叭都没有按上一下，径直开进申新二厂，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他将车子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口，二话不说，从詹荣培手中接过装着50万美元的两口皮箱，说声“谢谢”，便十分从容地开车走了。
付出赎金后的当晚，荣家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这只电话让荣家上下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有所落定。第二天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到霞飞路停下，车上有人又喊了一辆黄包车，将荣德生送到了家住唐尼尼路的女婿唐熊源处，荣家大小方才悲喜交加地欢呼了起来，而那荣德生，那时那刻也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故事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但其实不然，这件着实震撼了上海滩的绑票案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先说绑匪。
当骆大庆、袁仲书将荣德生释放了后，他们便在关押荣德生的老公益里100号，将赎金分为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仲书、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临走时还约定半年之内谁也不得动用这笔钱款，以免露出马脚。只是，这个约定，绑匪中有人将它当做了耳边风，他们有些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地想着要享受美金所能够带来的生理愉悦、心理快乐，他们忘了自己干的是一件稍不留神便会掉脑袋的事情，他们果然掉了脑袋。
且说当荣德生被绑架后，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震动。在蒋介石的严词责令下，京沪军警当局十分紧张地寻找着一切可能的绑匪线索，与此同时，军统高官之一，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秘密地来到上海，亲自参与侦破工作。
毛森头脑相当的好。他立刻发现部下黄锦堂近日显出异常的阔绰，成天调换高级西装，还出入上海滩歌舞厅挥金如土，最不可想象的，竟然有钱购买美国新轿车，情况着实反常；又想到黄锦堂本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买卖的属嵊县帮最为著名，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却又毫无动静了，那嵊县帮，也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之中会有什么关联？
众多疑点一一地出现在毛森的脑海中，毛森迅速作出部署，出动精干军统，随后，此案的案犯一一落网，其中一个细节有些意思：上海帮的帮主骆大庆，隐姓埋名后，却始终提心吊胆，一日见报纸说谁谁谁已经入网，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某日，鬼使神差地回到老家想看个究竟。走进楼内，只见许多陌生面孔的人分布其中，他见势不妙，便从二楼纵身跳下，但便衣警察中也有一人同时跳下，两人双双落地，也双双受伤，骆大庆只得束手就擒。
1946年8月27日，经上海军事法庭审讯后，判处骆大庆、袁仲书、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
只有到这个时候，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方算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用荣德生赎款之美金，蒋介石重奖了毛森5万，荣德生本人也亲自到毛森住宅上门致谢，赠送给毛森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一切终于画上了句号，但一切真的画上了句号？
有这样一种说法始终存在：事实上，这个绑票案，便是上海军警机关勾结土匪一起干的。理由如下：一、绑架时所亮出的是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二、绑架时所用的是警备司令部副官用车；三、赎款的交接地点选在司令官邸隔壁长乐路1210号；四、警备司令部派车拦截赎款，指责荣家违法，后又发回赎款，以便勒索更多钱财；五、绑匪中有中美合作所的特工，毛森处长的部下；六、正是毛森本人下的绑票命令。
以及其他等扑朔迷离的疑点。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真相呢？而我们，却要再次回到苏州河去了。现在，是苏州河更上游一点的地方，与荣家的申新九厂相距甚远，与荣家的申新一厂却只有几箭之地，在那里，中华民族的原力依然在积聚，在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