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化学工业，苏州河边的始作俑者，最早不是华人，还是不请自来但来得确实有些道理的西方人。
要说早，是真正的早，1860年，当大英自来火房在西方大班的头脑里还没有形成雏形时，有无名的英国人已经在苏州河下游的新闸桥的桥堍边，办起了硫酸厂，那个地方，似乎格外受人青睐，后来，荣家办了面粉厂，还有其他一些华人也在这个地方置业办厂。
时光一转，1874年，怡和洋行大班们筹划的吴淞铁路还在艰难地进行中，上海火轮房在铁大桥一侧还无影无踪，有一对英国兄弟，叫美查，对新闸桥旁的硫酸厂投入重金，接着将工厂股权作了重组，工厂也就堂而皇之地叫起美查制酸厂，他们从美国、意大利西西里一地进口硫磺原料，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上海老城中的道台大人闻所未闻要命的三酸，亦让他疑虑重重。
一年后，美查制酸厂易名为江苏药水厂。照说一切没有什么问题，美查兄弟的事业正欣欣向荣，但似乎也没碍着什么人，他们的旗下有江苏药水厂，有申报馆，还有点石斋石印局，苏州河边，美查兄弟尽可以高枕无忧。但其实不然，对“不然”留下的记载都有点语焉不详。
大致应该是这样的：有人在一边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的是雄心勃勃地渴望制造一个崭新上海的工部局，它注意到由江苏药水厂的银炉中排放出来的东西，假如全部下泻苏州河（显然已经全部下泻了），不仅将严重污染这条清澈见底的美妙河流，更为严重的事情是，它将对西方人此时此刻的生活饮用水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工部局限令美查兄弟将工厂即刻搬迁。美查兄弟再牛，是牛不过工部局的，于是，大清国光绪三十三年的那个冬日，江苏药水厂搬迁到西康路1501弄59号（另外一种说法是宜昌路550号），紧傍苏州河，但距离新闸桥这里，是上游许多了，毫无疑义地远离了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礼查饭店等西方要人、名媛们出没的要紧之处。必须说明，搬迁时候，美查兄弟已远走高飞，去美国享受新大陆灿烂阳光去了，临走时，捎带上江苏药水厂6000股份中的三分之一，时间是1889年，因此，严格说来，苏州河边发生的一切与他们已没一毛钱的关系。
但那个地方，那条长弄，因了江苏药水厂搬进的缘故，后来就被上海原住民叫做药水弄，一叫就是一个世纪。药水弄名副其实，每日每时都弥漫并经久不散一股股让人作呕的气息，全是硫酸作的祟，以致多少年后，少年阿青每当前去探望舅舅时，走到常德路，总会下意识地跑到马路对面，受不了药水弄的那股气味，还恐惧着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石灰窑”。
这便是苏州河的命运：幸运与不幸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命运。沿河两岸，从韦尔斯大桥到圣约翰木桥，西方人带来的工业、商业新文明，强力地改变着一个乡村、渔村兼而有之的上海，让这个上海脱胎换骨，让她羽化成蝶，成为这颗星球上的世界级大都会。但西方新文明在上海同时也产生了黑暗和暴力，它不仅摧毁了上海19世纪的那片田园风光，还让一条曾经清新可人的河流开始悄悄变色，有污秽在苏州河的河水中缓慢沉降，一切正在开始，始作俑者可以算在美查兄弟的名头下。
当然，这是21世纪的视角和说法，19世纪或20世纪初，断然没有这样的视角和说法。西商开办了化工企业，华商也不甘落后，日用化工必须诞生，这不仅是一个个人欲望的问题，它还关涉到一个民族的拯救，民族拯救，可不是嘴上说说的漂亮话，它发自一百多年前华人精英的真实内心，它还成为精英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即使，这让苏州河变色也在所不惜。
那条长弄，因了江苏药水厂搬进的缘故，后来就被上海原住民叫做药水弄
现在叙事者要说起一个华人，他叫方液仙，一百多年前，他步美查兄弟后尘，在苏州河边欲望将华人日用化工有一个起步，还能达到一个高点。
说到方液仙，绕不过宁波帮。所谓宁波帮，指的是大清国期间，宁波府所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加定海这六个县中卓有成效的行商者。
1893年12月，方液仙降临人间，不是出生在故乡镇海，而是出生在晚清末期，万象已经更新的上海。与寻常百姓不同，在他出生之前，方家前辈已经在宁波镇海一地相当发达，在他出生之时，方氏家族更是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拥有钱庄、银楼、典当铺乃至南北干货商店达20多处。方液仙为方氏家族第五代，不说名门之后，至少当得上望族成员，今日话来说是富二代，这应该算作他人生的幸运部分；他人生不幸的部分是，1910年至1911年，也即他10岁左右，因了大清国即将面临彻底的分崩离析，上海一地钱庄纷纷倒闭，镇海望族之一的方氏家族也无法幸免，偌大家当，当倒闭风潮逐渐平息后，竟然只剩三家。方液仙的父亲痛定思痛，认为即使只剩三个钱庄，也是方家祖业，中兴之日总会到来，只要有人能够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不就是子承父业吗？但方父没有想到，方液仙对钱庄之类事情毫无兴趣，对发扬光大宁波帮的传统文化更是没有丁点念头，那么，方液仙的兴趣又在什么地方？是在方父难以理解的化学工业上，还在方父不可企及的“实业救国”上！方父为此气闷不已，也愠怒不已。
被19世纪科举制度熏陶的方父是没有办法理解儿子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达成与方父让儿子所受的西式教育有着必然联系。
方液仙是在宁波斐迪中学就读。接着，去往上海，深造于中西书院。现在看来，中西书院对方液仙形成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了中西书院正是19世纪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的林乐知所办，而林乐知热望向中国年轻一代传递的决非传统科举制必然会有的过于陈腐的东西。告别中西书院，方液仙又去李鸿章精心打造的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再作深度学习，他师从工部局化验师窦柏烈，相信这个德国人，将日耳曼思维的谨严、深邃灌输进了方液仙的心灵深处，还让方液仙对化学、化学工业产生了不可遏止的迷恋。尽管，十分遗憾的事情是，方液仙与窦氏之间的情深谊长，上海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一个细节同样重要，师从窦氏期间，方液仙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里邂逅了后来在中国日用化工领域里比他更有成就的吴蕴初，叙事者想，当他们擦肩而过时，是否双方莞尔一笑？
方液仙很断然地离开了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之路，基于对日用化工日益高涨的兴趣，他在距苏州河仅一箭之地的圆明园路仁安里家中，像模像样地做了一个化学实验室，实验室简陋至极，但正是在这个极为简陋的空间里，他沉迷于化学世界所呈现的种种奇妙的反应中。
接着是1912年，方液仙19岁当儿，这一天，宏观地说，对宁波帮历史，对中国化工历史，微观地说，对镇海望族历史，对方液仙个人历史，都可算意义非凡，方液仙在上海（那会是苏州河的哪段河道旁呢）创办了一个十分微弱的化工组织，但名字起得相当宏伟，叫中国化学工业社，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起名倒也没错，这个中国化学工业社正是四亿华人开办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方液仙做成了中华日用化工的奠基人，比享有更大盛名的吴蕴初还要早许多日子。
方父理所当然地冷淡，还不止冷淡，简直反感。想要儿子继承祖业，这个不肖子孙却搞什么化工鬼名堂，如此一来，祖业不就在方家第五代断掉了？方父知道凭自己能力是无法让方液仙回心转意的，唯一可以表达父亲权威的是对儿子开办的这个鸟化工组合分文不给，是的，一个银元也不给。
在一边的方母看不下去，毕竟这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啊，方母拿出一万银元的私房钱交给方液仙，想来在拿出这笔钱时，方母的手有点抖索，还想来，方液仙看到母亲那手的抖索，自己的双眼也噙满了泪花。
现在，方液仙可以朝着理想的目标迈开步子，他想实现什么理想呢？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租界上海，风情万种且气象万千，正向着它的“黄金十年”迈进。其时，风起青苹之末的海派文化已经蔚然成风，上海原住民也从最初对西方人的鄙夷转化为上海新市民对西方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激进的就想做个时髦之人，在那春风沉醉的晚上，去卡尔登舞厅“蓬嚓嚓”，或者，上维多利亚大戏院看场无声电影，让心灵彻底震撼一下，再或者，去四马路兜上一圈，那以如丝媚眼让上海滩好色之徒灵魂出窍的“四大金刚”是无福相遇了，但在“一品香番菜馆”里吃上一餐改良西菜、“德大西菜馆”里来上一大盆鲜美牛肉浓汤，不仅可以期待并且可以实践！还有，身上定要喷上点香水，脸上定要擦上点雪花膏，那上海滩的大大小小商店里，因此充塞着夏士莲雪花膏、旁氏白玉霜、林文烟花露水以及来自日本的金刚牌牙粉……上海滩目迷五色，大世界一派斑斓，毕业于中西书院的方液仙看在眼里，想在心里，那些作为上海时髦男女争相追逐的时髦用品，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自行制造，有母亲这一万银元积蓄垫底，他方液仙要开出工厂，还要招上学徒，还要买上生产设备，说什么也要将雪花膏、白玉霜、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之类的东西全都一一搞定。
方液仙果然将这些东西都一一地生产了出来，还将这些东西挑着担子去上海大街小巷兜售，尽管一开始，关山重重、无人问津。对我们来说，方液仙开出华人中的第一个化工企业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了这么两件：其一，生产出“三星牌”蚊香；其二，生产出“三星牌”牙膏。
先说第一件要紧事情。
20世纪初，蚊香源源不断来到上海，乃日本“野猪牌”也，其时，野猪牌蚊香囊括了上海以及东南沿海的全部市场，没有之一。方液仙决意改变这个局面，要将自产蚊香与日本蚊香决一高下。
理念获得还算容易，真要下手研制又谈何容易？对蚊香的所有信息，日本商人理所当然地高度保密，牵涉到切身利益，这倒情有可原。
方液仙一无资料，二无技术，三无设备，是所谓的“三无人士”，他唯一知道的是蚊香原料为除虫菊。接着的故事叙事者就不一一细致展开了，简言之，方液仙以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对蚊香成分、蚊香配料比例作了研究，又将研究心得化为蚊香的尝试制作，他还在夜里点燃自制蚊香用身体作一个临场实验，结果，蚊香烟雾袅袅升腾，蚊子们个个仓皇逃遁，得出的结论是：与野猪牌蚊香相比，不说压它一头，至少也是平分秋色。
方液仙大受鼓舞，兴奋之余，他从香烛作坊请来一个功力深厚的老师傅，老师傅真叫神奇，用了压注法将蚊香制作成蛇般的盘形。方液仙也不闲着，立马再拨出专款，先营建厂房，后添置机器，大规模地生产机制盘形蚊香，当这款蚊香推向上海市场前，他将其取名为“福禄寿三星”，也即后来影响多少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三星蚊香”。
接着要说说方液仙的第二件要紧之事，三星牌牙膏的生产。在这之前，方液仙已经生产出三星牌牙粉，时间是1912年，“三星牙粉”也可以称作最早的国产牙粉，让多少上海男女有潘安、潘金莲般的那口白牙，当然，这只是叙事者的揣测，事实完全可能是这两位绝世美色有一口蜡黄之牙，而且，那时代是将此作为美的表征。
11年后，也即1923年，“三星蚊香”已将“野猪蚊香”打得落花流水，“三星牙膏”清新问世，叙事者就不说为试制这牙膏方液仙是如何地像后来的蔡祖泉般含辛茹苦，总之，当上海众多烟纸店，推出每支售价2角的“三星牙膏”，上海新市民便逐渐地冷淡了每支价格7角的美国“丝带牙膏”。
若说伯乐，方液仙的叔父应该算作一个，他是最先看到方液仙开创的事业所包含的巨大价值，当然主要是经济价值。还在三星牙膏试制期间，他就投资入股，让方液仙总资本达到5万元。以后，方液仙的事业一路走高：先将中国化学工业社改组为股份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河南路，下属工厂则设在重庆路，这两个地方与苏州河的关系不太紧密。不过，当他在槟榔路（今安远路）购置土地开厂生产三星牙膏时，方液仙与苏州河的关系正式开始了，及至1928年，他于槟榔路开出第三厂并专门制造已声名远扬的三星蚊香时，他大概经常地登上工厂高处，眺望着不动声色的苏州河水，也眺望着远处荣家、孙家以及上海滩其他什么家族的工厂，他会在内心里这么感叹吗：“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方液仙
三星牌牙膏
三星牌蚊香
整个30年代，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产品系列从蚊香、牙膏扩大到肥皂、化妆品、调味品、化工原料以及玻璃器皿总共七大类200多种，除三星蚊香、三星牙膏家喻户晓外，“金鸡牌”香皂、“箭刀牌”肥皂也让各阶层的上海市民为之叫好。不过，倘若方液仙只是着迷于他的日用化工，或钻营于他的利润厚薄，那么，他的历史意义也就不过如此。
谁能够真切地进入方液仙的内心世界呢，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个“日用化工之王”竟有如此澎湃高涨的爱国激情？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方液仙挺身而出，在化学工业社的厂区内办起伤兵医院，救护十九路军的众多负伤战士；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日，方液仙再次毅然出头，联合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摆明了对日本货说一个“不”；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在中华民族将要亡国的关键时刻，方液仙再次义无反顾地出资创办伤兵医院，还聘请外科专家为英勇抗战的南京国民政府军的伤兵们作着治疗……
方液仙出头做这些事情时，鉴于日本还没有偷袭美国，上海还稳定在“孤岛时期”，生活在公共租界的方液仙还算太平，但已有人打上了他的主意，想着要让这个上海商界领袖级人物对汪伪政府，也对日本政府示好。
1940年某日，方液仙的镇海老乡，前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前来拜访，目的当然十分明确，希望中国化工权威之一的方液仙能够与汪伪政府合作，开的价码足够大：如同意，请屈就汪伪政府的实业部长。
方液仙冷冷一笑，回答自己只会经商，不懂政治，这实业部长就不当了。接着，又好言相劝同乡：“千万不要与日本人多来往，更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然，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傅筱庵悻悻而去，目中自然闪烁不快的寒光。
没多久，那是1940年7月24日晚上，方液仙接到某个熟人电话，对方说，南洋来了一位大商人，要和你洽谈一笔大生意，你想不想见面？
问明了生意项目，方液仙答应与其见面，并约定了见面地点：国际饭店。
第二天中午11点，方液仙如约出门，却没料到吴四宝手下的一伙绑匪正埋伏在上海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的门边，方液仙的轿车刚出院门，绑匪们一拥而上，先挡住轿车去路，还没等方液仙的保镖掏出手枪，绑匪头目顾宝林便对方液仙的保镖连开7枪，将其当场打死。紧接着，绑匪们挟住方液仙，逼迫汽车司机朝西面方向开去，途中，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重度昏迷，等方液仙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已在谈虎色变的“76号”监狱中，那吴四宝正站在他的面前狞笑不止。
次日《申报》有消息称：“按方氏系一商人，自奉甚俭，尽瘁国货事业，向不预闻外事，其所经营之实业亦以受时局影响，未见起色。此次被绑是否出于误会尚不可知。”
不是误会。吴四宝欲置方液仙于死地，当上海市民还在猜测之际，方液仙已被残忍杀害，年仅47岁。中国日用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便这样地命赴黄泉，苏州河倘若有灵、有情，一定也会痛哭失声。
方液仙之后，吴蕴初也来到了苏州河边，来到了周家桥边。叙事者就不明白，为什么全都选择在了周家桥？是因为那里的地价特别便宜，还是自晚清以来就形成了十分热闹的集市？抑或，这地方，因了工部局的越界筑路而将城市空间得以拓展，开厂设店有商业上的种种便利？我们还是回到吴蕴初的身上，说说他在苏州河周家桥地域如何支撑起一个华人化工王国，真正的化工王国，而不是方液仙那样的勉强凑合。
先看这样一个时间表：
1923年，吴蕴初在张逸云的财力支持下，在顺昌路菜市街开出天厨味精厂。
1930年，还是在张逸云的财力支持下，吴蕴初开出了天原电化厂，这是天字号的第二家。
1932年，吴蕴初开出了天利氮气厂，这是天字号的第三家。
1934年，吴蕴初开出了天盛陶器厂，这是天字号的第四家。
吴蕴初开出的四家化工厂，除天厨味精厂，三家都在周家桥一带，三个工厂隔河相望，依依不舍的情景，既是华商资本在苏州河边的温情体现，也是“实业救国”理念在苏州河边的强硬实施。
但所有的故事却不是从苏州河边说起的。
1891年，吴蕴初出生于嘉定，必须说明，当时的嘉定属于江苏省而不似如今属于上海市。他的祖上，都是读书人，也因此，他属于诗礼传家的那一路，其中，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也有自己一点教书传奇：从晚清私塾一直教到传教士施约瑟开办的圣约翰学院。不过，教师生涯总体清贫，一家十口难以为继，这让进入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思想产物之一广方言馆的吴蕴初，只读了一年，便匆匆退学，而不得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的思想精髓。
辍学后的吴蕴初不得不在嘉定第一小学充当一名英文教师，靠微薄的薪水来贴补家庭，想来英语水平在那时还只能用不过尔尔来形容。吴蕴初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进入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在那里，他相识了后来也是同道中人的方液仙，但这没有改变他命运丝毫，而认识德国教师杜博却让他走上了一条十分荣耀的道路。
有些遗憾，叙事者无法向读者更多地介绍杜博其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铁血宰相俾士麦领导下的普鲁士，这时已经发展为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它不仅以蒂森·克虏伯的火炮增强着大清国武库，还以它的非凡人才让大清国受益无穷，厦门组建的胡里山炮台便是如此。对吴蕴初来说，杜博对他的帮助不只是欣赏他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才华，还请他回上海兵工学堂担任助教研习化验，又介绍他前往汉阳铁厂担任化验师一职。
接着发生的故事我们就省略了，现在时间到了1920年。吴蕴初在中国腹地闯荡之后回到上海。而上海，正从它的白银时代进入它的黄金时代，那是红红火火的20世纪20年代。
那时，叙事者热爱的邬达克先生已经抵达上海，背负着相当暧昧的身份（难民与战俘），也已设计出了准现代主义的美丰大楼，与此同时，上海滩上实力最为强劲的公和洋行正将“从远东到白令海峡之间最美丽的建筑”汇丰银行画上了设计草图，公共租界早就完成了它的最大一次扩张，从2820亩土地到33503亩土地，十里洋场现在真正开始五彩缤纷并五光十色。基于化学领域的敏感，吴蕴初注意到日本商人在上海很成功地销售着“味之素”。
什么是味之素呢？对普通的上海市民来说，它就是一种调味品；而对化工领域的专家或准专家来说，它可以被称为谷氨酸钠，尽管，写出它的分子式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1948年，李宗仁应吴蕴初之邀参观天厨味精厂等
今日谁还能够认出吴蕴初当年建立的化工王国？
关于谷氨酸钠，说起来可以追溯更早的时候。1866年，普鲁士帝国还没有完成它的全德国统一大业，德国化学家叫李德豪森的将它研制成功，只因谷氨酸钠产生的鲜味并不符合欧洲人的饮食习惯，没有被欧洲人民广泛接受。
亚洲人民却完全不一样。先是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员池田菊苗在海带中提取出了一种棕色晶体，他用嘴尝着这些晶体，感觉到有种难以描述却又很不错的味道，这便是谷氨酸钠，池田菊苗将其称为味之素。稍后，味之素在全日本风靡，又在1909年被日本味之素（味の素）公司申请了专利。随后，味之素传入中国，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佐餐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吴蕴初想要改变这个局面。
对西方，对日本，总有一种对抗并逆反心理的，是那一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吴蕴初是这样，方液仙同样是这样，还有其他人都是这样。如同许多年以后，吴蕴初在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张逸云的信中所说，“现在敌粉均乘此时机，大张旗鼓以全力进行。我方如何对付，想增处早有预备矣”，将味之素称为“敌粉”，这既可以看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愤世情怀，但也可以明了，吴蕴初其实是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简单化了。
想着要将敌粉彻底压倒的吴蕴初在店里买了一瓶味之素回家研究。他在自家那个小小亭子间里，着手试制，尽管资料没有，设备没有，但凭着当年在杜博手下所学得的那点化学知识，凭着他在汉阳铁厂等地积累的一些经验，他还是很顽强地前行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细节：试制过程中，盐酸产生的酸气，硫化氢产生的臭气由亭子间弥漫于石库门横弄中，搞得邻舍隔壁议论纷纷、牢骚满腹。吴蕴初的太太吴戴仪不得不到处赔不是、说好话，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一年后，吴蕴初终于试制出了成品，不多，也就几十克而已，看着这白色的晶体，他暗暗发愁，因为倘若没有资金支撑，那么，白色晶体便无法转化成批量产品，也就无法进入市场，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乃至餐桌上。
吴蕴初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相比较第一个贵人杜博，他的作用更为重要也更具决定意义。此君叫张逸云。
现在我们适当来追溯一下张君的前生今世。
张逸云，生于1871年，名汝桂、字彝年，是1893年间的举人，也就是说，当张君成为大清国理论上的文化精英时，吴蕴初还刚刚出生两年。张逸云可以说是富家子弟，只不过这富家子弟的历史并不悠久。他的祖父张梓林，早先只是镇海乡间的小贩，以在渡口摆一个酒摊维持一家生计。发迹在于这么一件事情：某日，他在路上捡到一包银两，这包银两的主人原来是上海颇有名声的“江万兴酱园”老板。银两归还之时，江老板已看中了张梓林为人上的诚信，就带上他，去往上海酱园学做生意。日复一日，天长地久，因张氏工作勤勉，头脑也很灵活，江老板先提拔吴做了掌柜，临终那刻，因膝下无子，偌大家业无人继承，便索性将全部家当都转送给了张梓林，张梓林转瞬之间成了上海江万兴酱园的业主，成就上海滩的一段小小传奇。
其时，上海正进入它的白银时期，商业兴旺，生气勃勃。张梓林，是个抓得住商机的能人，先后在南市老城厢开出了老同兴、张鼎新两座酱园，等到儿子张梅仙继承这份家产的时候，再胜老父一筹，在光绪元年的1875年，于公共租界的福建路和新闸路上，新开张崇新、张振新两座酱园，又等到张逸云出生的时候，父亲张梅仙对下一代教育抓得不是一般的紧，1893年，张逸云乡试中举，让张家门第又涂上了一层光亮色彩。
20世纪头10至20年代，大清国悲伤退场，众诸侯都梦想着一统江山，但又缺了精神与物质的实力，商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被十分不屑的商人们却罕见地呼喊出“实业救国”的响亮口号，那份热忱、赤诚和真切，听着也让人心头发烫。
话说张逸云，这时在上海各地，又新开万源新、万源慎、万康慎、万康宏4座酱园，张家现在共有九大酱园、数十家分店、近百处代销点，员工已近千人，成为宁波帮三大酱园巨商之一。虽说功成名就，但内心总在等待什么，有跃跃欲试状，为自己，也为多灾多难、满目疮痍的中国。
于是，机缘巧合，通过手下的一个叫王东园的跑街先生，张逸云认识了吴蕴初，也同时见识了吴氏手中那些神奇的白色结晶体。
优秀的商人是不需要旁人对其投资多加鼓动的，他的敏锐决定了一切，事情虽然不像三下五除二那么简单，但张逸云的商业敏感加上文化直觉，使他与吴蕴初相谈甚欢，当下决定出资5000银元，合伙开办一个生产味之素，更正确点说是生产味精的小工厂，张逸云总控，吴蕴初专攻技术。
对张逸云来说，5000元是个小数字，对吴蕴初来说，这数字能够让他的天才得以施展了。1921年的冬天，上海唐家湾，两间相当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有几个工人，加上一些设备，吴蕴初忙忙碌碌地开始了味精的生产。初时，产量很小，每天7.5公斤。但有这7.5公斤，吴蕴初与张逸云已喜不自禁。
某日，他们在唐家湾石库门中商议着给产品起个名字。张逸云先开口，他说日本人叫味之素，我们叫什么啊？吴蕴初想想回答，东西是用嘴吃的，总要与味道相关，对不？市场上，好多香水所以香是因为有香精，好多甜品所以甜是因为有糖精，我们这个调味品，是味道中的精华，要不就叫“味精”？
张逸云一听，大喜过往，太好了，太好了，就叫味精吧！
名字有了，那么以后开出的公司名字又叫什么？还是吴蕴初脑子转得快，说味精是由植物蛋白质制成的，有一种鱼肉般的奇异鲜味，这鲜味可以品尝却又无法道明，仿佛来自天上，天上庖厨，天上庖厨，要不，我们就用“天厨”作公司名称？
张逸云听了，又是一个拍手称好，再没有比天厨更确切的名字了。
至于商标，那就简单了，张逸云产品中原来就有一个“佛手”商标，对一生信佛的张逸云来说，将它拿来用作味精商标，再匹配不过！
这一回吴蕴初也是连连点头，佛手牌，好啊！太好了啊！
未来的一切，都在唐家湾的这间小屋商量定当，但小屋之外，不要说唐家湾，就是整个上海滩，日商味之素还一家独大、傲视天下。味精虽然上市了，佛手牌尽管产生了，但上海市民还不认识，更没有欣然接受。
好在张逸云本是一个经商高手，他不慌不忙，先在自家百多家销售网点里推出佛手牌味精，又别出心裁地让推销员们推着一辆辆小车上了大街，但见小车上插满写有“天厨味精，鲜美绝伦”、“安全国货，超过味之素”之类的小旗，还敲锣打鼓，频频喊着口号，那份热闹着实掠人眼球。慢慢地，这佛手牌味精的名声不说鹊起，却也一点点地传扬了开来，逐渐成为人们饭余茶后的一个话题，有赶时髦者，便先去尝了一个鲜，感觉果然是非人间之味。
如果说吴蕴初是个化工天才，那么，张逸云着实算得上一个经商奇人。还在佛手牌味精逐渐蚕食日本人市场的时候，他已一眼洞察了未来，也因此，便向吴蕴初提出，要增资扩股，要递增产量，还要赶紧成立公司。
吴蕴初当然是满心眼一个好。
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便于此时成立，时间是1923年。
公司资本50000元，翻了当初10倍。5万股本，每5000为一股，张逸云一人占了5股，他的亲戚们占了3股，还有一股给他好友大丰公司老板林涤庵，最后一股，当然是也必须是吴蕴初的，问题是吴蕴初哪来这5000元？吴蕴初有些发愁，低头沉吟。
张逸云“哈哈哈”的一阵大笑，对吴蕴初说：“问题不难，问题好解决。我先以公司总经理的名义，给你一次性2000块大洋的发明奖，你不就有了2000大洋？余下3000大洋，我让三儿子张祖安拜你吴蕴初为先生，拜师费算3000大洋，这样，5000元不就齐全了？”
听张逸云这么一说，吴蕴初那双愁眉便舒展了开来，如此一来，吴蕴初就有了他自己的股份，这张逸云对吴蕴初是真心的好啊！张云逸又与吴蕴初约定，以后每生产一磅味精，吴蕴初可以从中提取一角钱的发明费，此外，吴蕴初可以随时查看公司账目，掌握工厂的全部动态与静态。
张逸云这么对待吴蕴初的时候，也有人不服，是亲戚们不服，认为吴蕴初的待遇太过优渥，似乎不妥。张逸云大气地对他们多次开导：“我看这些就不必计较了，如果没有蕴初，我们这个厂能办起来吗？”
1923年，天厨公司正式开张，办公地点和精制工场放在当年顺昌路菜市街的三北烟草公司，粗制工场则设在当年新桥路的10间房子中，那天厨公司后来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变作凹凸印刷厂，那是上海史中的一段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且说上海天厨味精厂成立后的两年，恰逢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五卅运动，而这场运动，让举国上下一心抵制洋货、抵制日货，这股汹涌澎湃的激流，让天才如吴蕴初，聪明如张逸云的，便乘这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得最佳点时，一边猛推佛手牌味精，一边又大打爱国牌，“爱用国货，人人有责”一时响彻大街小巷，上海市民不得不选边站队，虽说佛手牌在质量、包装上并非全面压倒味之素，但选择佛手牌就选择爱中国，就是选择抵制小日本，这可不是舌尖上的事了，这是对中国人的良知作考量了！此时不选，还待何时？
这才叫时势造英雄，一时间，佛手牌味精先独大上海，继而覆盖长江流域广大地域，再以后便是全方位占领中国腹地，乃至东北，乃至港、澳，乃至东南亚等热带雨林地区。一个数据可以佐证上海天厨味精厂的能量大爆发：1923年，佛手牌味精的年产量是3000公斤，借了五卅运动的光，1925年的产量便达到15000公斤。
当佛手牌风卷残云扫荡市场时候，味之素便只有一蹶不振的局面，为此，不久后，一场中日之间关于专利权官司让天厨公司引火烧身，但叙事者就不展开叙述了。
现在必须回到苏州河，回到让吴蕴初，让张逸云在中国民族化工事业深深留下自己名字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在周家桥这一带，吴蕴初、张逸云们会一气开出三家工厂——天原、天利和天盛呢？
却原来，若要生产味精，原料有两样：其一面筋，其二盐酸。20世纪20年代，方液仙们就想着要生产盐酸但也只能想想，是南柯一梦。盐酸这东西必须进口，问题是进口之国恰好又是日本，它不仅在大东沟海战中将泱泱中华大国一举击败，占我台湾，还强夺我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肥了自己，这让吴蕴初辈心中之气着实难平，当然，张逸云是否为此时时怒气冲天叙事者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以叙事者一孔之见，伟大的发明家与了不起的商人之间是有一道深刻而不能跨越的鸿沟。
吴蕴初发誓要生产出中国人的盐酸，发誓要将日本人的东西弃之一边，这两个发誓是需要两样东西来实现的：其一，技术；其二，资金。
技术没有问题，有天才如吴蕴初；资金，同样没有问题，有能够深刻洞察一切且实力强大的张逸云；真要做起来，还要有第三个条件，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机会果然来了。
吴蕴初得知在越南，法国人办的一家盐酸厂因经营不善刚刚倒闭，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闻听此信息的吴蕴初立刻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越南海防，在详尽考察后，用9万银元的价格从法国人手中买下这个已经倒闭工厂的全套设备，当制造盐酸的法国设备还没有从海防运到上海，他又从张逸云手中拿到20万银元，在苏州河一边的周家桥地区，先购置地皮，接着建造厂房，又因了这家新厂是为佛手牌味精的制造提供盐酸原料，天原这个名字一下子跳进吴蕴初脑袋中。
1929年10月，苏州河周家桥地区，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诞生，1930年11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受邀前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的致辞是，“独创此厂，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孔祥熙说得没错，不仅没错，简直是太正确了，后来，在周家桥一边，又先后开出了两家化工厂，是为天利和天盛，吴蕴初独霸中国江南地区的化工老大位子，无人可以挑战。发了财的吴蕴初，据说一生俭朴，没有像哈同般的以爱俪园让天下知晓，也不如刘吉生般地用爱神花园在上海滩扬名，他始终低调地生活在顺昌路菜市场那幢五层楼高的钢筋水泥房子里。那地方，1914年后，是法国公董局越界筑路的一个结果。而1955年，叙事者王唯铭便出生在合肥路一头也有出口的瑞华坊里，他与当年吴蕴初居住地仅一箭之隔，时常，他都会经过天厨味精厂，尽管不知吴蕴初的任何一个故事。及至天厨味精厂变作凹凸印刷厂，他对凹凸两字深感兴趣，却同样不解两字的深刻意义。
在苏州河边的吴蕴初是日长夜大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中国人，他拿出12万银元，为国家购买了一架战斗机。那架飞机，德国制造，名为霍克，当它在1934年3月18日的虹桥机场进行试飞时，应该掠过苏州河岸，也应该掠过站在天原厂地基上抬头仰望的吴蕴初，那吴蕴初是否如同当年在上海兵工学堂般地一声长啸了呢？
叙事者不知。叙事者只知中国人中有人如此评价吴蕴初的捐献：
此种精神确为全国之创闻。盖沪埠为吾华之大拇指，家产千百万者大不乏人，未闻有独助一机者。即求之全世界，吾亦未闻也。先生登高一呼，若有后起者，皆先生之功也。嗟国人四万七千万，如先生之爱国者千余人，三岛倭京不难顷刻之间化为平地，以报复九一八至今之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