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那是施约翰在梵王渡口开办中国第一个准教会大学——圣约翰书院——的第三年，在而今昆山路一带，中西书院赫然问世。书院创始人，便是很早就来到上海的美国南方卫斯理宗传教士林乐知。
那中西书院，与圣约翰书院有些不同，并不紧傍苏州河，在中西书院推出之前，林乐知已是上海学校开办方面的一个主要推手。
林乐知曾经如此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说法有些暴力，也有些偏颇，但不失为一种观点。为达成这个观点，林乐知在1881年，自己砸了自己饭碗，接连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上海制造局翻译等职务，一门心思在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稍后，又在虹口吴淞路一边开设了中西学堂第二分院，又随即，善用文言文的林乐知说，他“西国劝捐，历四、五年”，于1882年，在美国监理会支持下，时任中国传教团团长的林乐知将募捐而来的白花花银子撒下，购买了今日上海昆山路一带的41亩土地，兴建校舍后，将原先中西学堂两个分院逐一迁入，另取名为中西书院，与中西学堂相比，档次自然上了一个等级。
起名中西书院，林乐知自有其深刻用意。
19世纪80年代，堪称上海由“暗锡岁月”进入“白银时代”的前期，东西方冲突相比之前已大大地缓和，但真正的东西方和谐还远远没有到来，这里仅说一个细节：工部局管辖下的上海早在新能源煤气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更新的能源电力，也立刻便要在哈同先生慧眼独具的南京路上大放异彩，但1882年3月，上海道台大人刘瑞芬竟然还发布了《禁用火油灯示》这个政府文告，文告倒是十分亲民，显示着19世纪的人文关怀，称火油“最易引火”，因此“不准再用火油点灯”，自然为的是避免可能的火灾。所谓火油灯，也就是煤油灯，叫洋油灯或许来得更为正确、生动。毫无疑问，这洋油灯比道台刘瑞芬管辖下的上海老城普遍使用的豆油灯来得更明亮、更灿烂，然上海道台，四书五经一定看过了头，大概是看着洋字便来气，看着洋货更有咬牙切齿的那股愤怒，以19世纪中后期大清国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心理发了如此一个公告，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来真正执行。
不知林乐知读了这个公告没有，倘若读了，那么，这个细节更让他明白，对此时此刻的中国来说，新文明传播有着多么的重要，因为它将带来毫无疑义的头脑、心灵和思想上的开敞。但新文明传播，也必须是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为最佳。其时，刘瑞芬之类的泥古不化者就不说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已日趋高涨，维新派一代栋梁梁启超先生更是判定“中西并重”是全国上下一致认同、千古难变的“至言”，敏锐如林乐知的，自然感觉到这样一股时代洪流，亮出中西书院这个招牌，可以看做是他对其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让步，更可以看做是他想要彻底颠覆中国旧式教育制度，兴办传播新文明、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式学校的焦灼渴望。在林乐知看来，再没有比兴办新式教育能更有效地改变中国人原先的认知模式，也再没有比新式学校能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了，中西书院开办，便是让中国一天天好起来的其中一条路径，倘若中国继续地沉迷在所谓的科举制度中，“专尚举业，有害无利”，国家只会一天天地没落下去。
1882年，中西书院设在后来的景林堂对面，它是一幢白色外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建筑设计师的名字无法获知。41亩的土地上，除中西书院的那幢白色建筑，还有林乐知的住宅，以及鸡舍、菜园和球场。周围不少住房则租给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外侨，与塘沽路接界处的那部分，让给一所外国女子中学。贯通这些建筑的一条总弄堂由印度籍锡克族人把守，那便是老上海人嘴里的“红头阿三”了，中国教徒若要去那里礼拜，是不可能抄近道穿越这条弄堂的，“红头阿三”非将你阻拦不可。
1882年的中西书院便设在这个空间中
只是，中西书院里面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规条》中如此写道：“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
林乐知说的不假。
先说中西书院的课程。课程设置严格地按“中西并重”的这条原则，你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林乐知先生的一种教学策略，通常来说，老师半天教授“中学”，另半天教授“西学”。“中学”内容在本质上与私塾并无多少差别，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练书法，熟读中华文化精魂的四书五经，虽说内容并不新鲜，却是中华民族精神气息代代相承的终极根基。
林乐知带来的“西学”却是相当新鲜，学制为八年，且看这八年中，中西书院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时间与学习内容：
第一年，是认字写字（当然是西方文字）、浅解辞句；第二年，是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是数学启蒙、学习各国地图；第四年，是代数学、讲求格致；第五年，是考究天文、勾股法则；第六年，是化学、重学、微分、积分；第七年，是航海测量、万国公法；第八年，是富国策、天文测量，如此等等。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前来中西书院就读的学生每天早晨还必须“恭读圣经”，作统一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去往教堂作虔诚礼拜。
不过，林乐知的与众不同便在这里，他没有硬性规定中西书院的学生必须上系统的圣经课，也没有对学生发出必须义务传教的硬性指标。尽管是卫斯理宗忠实的信徒，对耶稣拯救人类有着真切的理解，但与其说林乐知在上海是个传教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化使者，在这点上，他与新教的前辈们，如麦都思、裨治文、文惠廉等人有所不同，而更加相似于雒魏林、施约瑟、傅兰雅、理雅各、李提摩太们，他们在中国上海的活动，努力架设的除了上帝与他信徒之间的那座恢弘之桥，还架设着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与不幸地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之间那座桥梁，是文化之桥，是新文明与新意识形态之桥。
1895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林乐知辞去中西书院校长这个职务，后任校长一改林乐知办学的做派和风格，将中西书院办成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那是另外一个上海故事，叙事者这里就不提它了。
中西书院开办以后，敏锐的林乐知立刻发现，前来就读的无论出自富家还是寒门，似乎对学校设置的“中学”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将精力全都用在“西学”的掌握上了。也因此，林乐知期望达到的“中西并重”成了理念上的奢望。对此，林乐知豁达地认为，这些上海学生“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为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谋得较好的差事”，前来中西书院的学生的人生目标大致如此，也只能如此。
说得明确一点，中西书院本就不同于圣约翰书院，学生的来源与品相也不能等量齐观。但不同层级的学生，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同样的。中西书院自1882年开办，到1911年迁往苏州，成为东吴大学的根基之一，30年间，虽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却为李鸿章、张之洞们那场光荣但不能带来最终荣耀的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举凡大清国的政府部门，如海关、如总理衙门、如北洋水师等地，全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近代工厂、新式学堂以及对外贸易等地方，中西书院毕业的精英们也在其间长袖善舞着。在这个意义，林乐知之于上海，之于中国，功莫大焉，谁又能对他说一个“不”呢？除非你只会用最简单的意识形态重锤野蛮地锤击一切。
那么，这个林乐知，是怎样来到上海，在上海，又是怎样经历了反复折腾，而最终在中西书院上捍卫了自己的那份历史地位？
1859年12月，那个寒冷的美国冬日，年仅23岁的林乐知加上夫人、加上不足5个月的女儿，一起踏上前往中国的那段漫长旅程。其时，欧洲尽管开始了工业革命，但美国的工业能量还没有运用在来回大洋的航船上，这让林乐知与他的前辈一样，必须经历整整210天的海上航行，方能够于1860年6月抵达上海。
上海已经是浓郁的夏日了。
整整半年的旅程啊，对林乐知的太太，感觉定然是单调、乏味、枯燥、毫无意趣，她只能在忍无可忍的心境中盼望着大洋彼岸那片大陆尽早出现，但对林乐知，就完全不一样了。
出生在佐治亚州的林乐知，早年时候，父亲与母亲便双双地弃他而去，他的童年与少年生涯类同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区别在于施约瑟是被兄长抚养长大，林乐知依靠的则是自己的姨母。姨母待他相当不错，让他在享有“南哈佛”盛名的埃默里学院接受了高等教育，当他的身体与心灵都充分成熟了之后，便将自己投入美国南方监理会中，这是在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分裂而出的一个基督教差会，继续蓄奴还是解放奴隶是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北方的卫理公会后来叫做美以美会，南方的则叫做监理会，1860年的夏天来到上海的林乐知，是受美国南方监理会的派遣，我们只是不知，这时期的他，是如何地理解美国南方教会领袖诸如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的思想，后者将加尔文宗的思想发挥在南方奴隶制的制度上，为奴隶制存在作着种种辩解。
在上海，林乐知结识了两个中国人，其一，王韬；其二，冯桂芬。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晚清一代名士，对林乐知在上海后来的工作、生活甚至青史留名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先说王韬。
关于王韬的故事，5岁由母亲教其识字，少年因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而熟读了圣贤的四书五经，经学基础不是一般的好，以及18岁考上秀才，博览群书、才思过人等证明他不同一般的智商之事，叙事者就不多发挥了，只说以下这个细节，可以从中一窥王韬的思想倾向与个性魄力：1862年2月4日，王韬天不怕、地不怕地化名黄畹，竟然上书给大清国亟欲食其肉、剥其皮的“长毛乱贼”，为他们出谋划策着如何尽快占领上海这座城池。不料，他写给太平军将领刘绍庆的那封书信落入当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立刻下令缉拿反贼王韬。王韬事发东窗，情形万分危险，倘若被清军捕获了去，不说必受凌迟之罪，至少是一个血花飞溅的人头落地，后来的历史便不会再有他与西方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的理雅各合作这样精彩的一笔。幸得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其时大英帝国总领事馆中的麦华佗相助，先让王韬躲进领馆长达4个月，等风声稍平，又将王韬送上了英国“鲁纳号”邮轮，王韬不得不悲伤万分地背井离乡，船出东海，他的脑海中定然尽是五岁就教会他识字的慈祥的母亲。
不过，王韬离开上海的时间是1862年的10月4日，在林乐知到达与王韬离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在王韬身边，林乐知没有少学汉语，从而进一步地了解了伟大的汉学。林乐知在英国原先的名字叫Young John Allen，来到上海后，先起名叫林约翰，后又从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中提取意思，改名为林乐知，还自称“美国进士”，所有这些，我不知是否受了王韬影响？但无疑，与王韬相交，让林乐知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很不容易地过了语言这一关。
接着，要说的是冯桂芬。在说冯桂芬之前，我们必须回到林乐知的家乡，或者说回到林乐知的祖国，祖国正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抗中苦苦挣扎着，美国人民正在蓄奴还是解放奴隶这个重大问题上锋利地分裂成联邦与联盟这两大派。
战争是在1861年4月12日的凌晨4点30分打响的。联盟派也即南方派的大炮，向联邦派也即北方派的要塞萨姆特开火了，经过34个小时的反复炮轰，联邦派的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要塞被炮火摧毁了大部分，血腥的南北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后来的历史统计了这次战争的双方将领、动员的士兵以及4年战争带来的伤亡等具体数字：
联邦派的军事首领为尤里西斯·格兰特；联盟派的军事首领为罗伯特·李；双方总共动员作战兵力为326.4万人。
4年战争中，双方总共伤亡人数为103.82万人。
对这场战争，历史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评价相当深刻，也打动人心，“这场战争对所有亲历者以及美国全体国民产生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其他战争都无与伦比的影响，一种深广而剧烈的情感被激发了。这种情感跨越了一个半世纪，沉淀下来，成为美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深广而剧烈的情感，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它的一部分是否曾经或已经转化为美国传教士的热情与激情？
林乐知远在一万公里之外，还隔了浩瀚的太平洋，尽管他的祖国，不，应该说他的家乡佐治亚州正被硝烟浓烈地包裹着，但他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而且，他的生计也大成问题，因为祖国大地战火弥漫，南方监理会在战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彻底瘫痪，他们自顾不暇，哪里还会理会更不要说搭救林乐知了。
林乐知断粮，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处于无米下锅的情状中，此时此刻，那个将他引进伟大的汉语世界的王韬已仓皇出走，倘若不是冯桂芬，那么，举目无亲的他下场将会是十分悲惨的，不过，冯桂芬的出现将一切都化解了。
现在可以说到冯桂芬。
冯桂芬出生于名门望族，他“敏而好学、文名极盛”，在道光二十年，也即1840年时，得以殿试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即所谓的榜眼。皇帝大人因此授予他翰林院编修。冯桂芬还是林则徐的门生。关于冯桂芬在苏州组织团练，与长毛对抗，以及后来参加李鸿章的湘军，与长毛厮杀，就不多说了。此君重要的不是上述这些事件，重要的是他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崭新建议，重要的是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想法，他可以说是同光中兴时期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林则徐称此君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林又是何许人也，他说的话，你不当真也得当真。
早在1861年，客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就提出这个建议：“宜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颖悟儿童，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西国语言文字，并习经史算学。”
冯的建议立刻得到李鸿章的首肯。1862年的夏日，京师同文馆成立，仅隔数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向朝廷呈递《奏请设立上海学馆》折，这份其实由冯桂芬代拟的奏章充分强调在沪设立同类学馆的迫切性，既便于及时掌握海外动态，也便于与洋人的各种交涉，奏章还特别指出：如果说京师同文馆仅收八旗子弟，那么，上海情况例外，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招生。
接着，同治皇帝恩准，当然，背后则是正逐步老辣起来的慈禧那个女人。1863年夏天，上海广方言馆选址于老城内的旧学宫后面、敬业书院西侧，也就是后来的四牌楼路、学院路口子上，初期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1867年后，改称为广方言馆，李鸿章保荐冯桂芬为广方言馆馆长。
一开始，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的文童住馆学习，聘英国人为“西教习”，另聘中国人任总教习和分教习。课程有外国语言文字、近代自然科学和儒学。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顺势移入局内，要到1905年，这广方言馆方才改为兵工学堂，大名鼎鼎的吴蕴初和准大名鼎鼎的方液仙就出自这个兵工学堂。
1864年3月，广方言馆成立大半年后，经冯桂芬的大力推荐，林乐知进入广方言馆任英文教习，聘期倒是不长，仅6个月，不过，有这6个月，林乐知足以解无米之忧了。必须说明，广方言馆，除了林乐知，还有美国人金楷理、卫理和玛高温担任其中教习，此外，英国人秀耀春、罗亨利、伟烈亚力和日本人藤田丰八都是广方言馆的台柱之一，不过，要说真正中坚，还是中国人徐寿与传教士傅兰雅。
林乐知在广方言馆的半年聘期满后，又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译书工作，两年后，再回广方言馆，担任英文教习，直至1881年。在广方言馆担任英文教习期间，林乐知十分讲究教学方法，他总是上午授课，下午译书，当他离开广方言馆创办中西书院时，仅翻译作品，就有《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和《格致启蒙天文》等多种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自然科学著作。广方言馆的中坚傅兰雅为此十分感慨地说，林乐知因被断绝差会费用，他便“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未有片刻闲暇”。
一个人能用10年时光坚持做一件事情，这人不是雄才也是英才，对上海史来说，英才或雄才的林乐知，留下他的名字是件特别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其实，他为上海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在续说林乐知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什么？
那日，在遥远的北京城，以大清国皇帝大人名义发布了这样一条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条上谕，理论上还是正被幽禁着的光绪皇帝所发，自从百日维新戛然而止，一心想着拯救大清国的光绪皇帝被他宠信的大臣与他永远无可奈何的慈禧双重绞杀后，便只能在幽暗的北京深宫大院里以泪洗面，数着天上无以计数的星星打发漫漫长夜。这条上谕发布后的第三年，那是1908年的11月14日，他突然暴毙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历史从没真正说清楚过他的死因，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1905年，光绪皇帝距离死期还有整整三年，他以断然之手，也可以说是慈禧借他之手，将在中国这部伟大历史中延续了近1300年的科举制一下子抛弃，一切是如此突然，尽管，一切早就有了预感。
所有的人，从紫禁城中的光绪皇帝到民间社会的某一个落第秀才，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大清国大厦为何逐渐崩塌的具体原因，科举制不幸地成为了罪魁祸首，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废除了科举制，大清国就强盛起来了吗？哪怕只是强盛一点？有意思的是林乐知的反应，科学制被废之后的第五天，他用自己已相当擅长的文言文句式慷慨激昂地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看来林乐知对科举制是深恶痛绝的。也因了这份深恶痛绝，他便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且不说这言论究竟有多少正确，我们关注的是这言论发表在一张报纸上，这张报纸叫《万国公报》。让叙事者重申一遍：林乐知与《万国公报》。重申的原因是这张报纸在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好比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纽约时报》，亦好比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新民晚报》。林乐知是这张报纸的缔造者、保姆、卫士以及罗马战士般的掷枪手，倘若说林乐知其时在上海已颇有名声，那么，这份名声首先来自他所创办的中西书院，随后便是他创办的这张《万国公报》。
现在让叙事者适当细说。
1868年，那应该是林乐知在江南制造局中已端稳了翻译金饭碗的时候，他忙里不偷闲，创办了一张报纸，叫《教会新报》。报纸创办，晚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也晚于由《北华捷报》演变而来的《字林西报》，还晚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不过，《教会新报》还是早于后来在晚清或民国上海民间社会中影响力巨大的《申报》。
初创期，定价1元的《教会新报》每周只出1期，4个版面，6000来字，用今天的话来说，信息量很小，此外，因读者全是教徒，销量也很微弱，仅1000至2000而已。
为更好地吸引读者，林乐知动了番脑筋，第二年的《教会新报》便在内容上增加了清政府上谕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新闻，内容有了变化还有了扩充，其中刊发的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与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建议清政府必须效仿欧美而进行全面改革，才能保得政府的长治久安，这两篇论文在朝野都激起一定反响，使得《教会新报》扩大了知名度，只是不知，那已经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广方言馆的李鸿章是否读过这两篇论文，而后来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清流派代表之一的张之洞，倘若看过这两篇论文，对赫德、威妥玛之辈又有什么想法？
1874年，这年份相当关键，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造成了《万国公报》，这次改造的表层用意，林乐知自己说得相当清楚：“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
请注意我使用的是“表层用意”，此外，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是，《万国公报》的受众不再是教徒或主要是教徒，它覆盖了晚清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王公巨卿”到“各匠农工”，林乐知内心的想法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林乐知个人的原因，《万国公报》出至1883年时不得不戛然而止。《万国公报》的重生依赖着一个新的机遇，那是1887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西方文化组织在租界上海得以诞生，它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广学会。在总干事李提摩太等人的提议下，《万国公报》得以恢复，不仅恢复此报，还让此报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主编聘请的便是林乐知。
林乐知再回自己当年的战场，他应该有着万丈雄心！不过，再次面世的《万国公报》最初影响力相当有限，仅就发行量而言，也就千份而已。林乐知不急，他在等待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这时机果然到来，我们可以看以下这些数字：
1894年，4000份；1895年，18000份；1898年，38400份；1903年，54400份。
很显然，从1894年的4000份一下子跃进到1895年的18000份，《万国公报》在这年里有一个绝对飞跃，显示出势不可挡的态势，影响力极大地增长，就中原因当然不是一个，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对其时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快速跟进，不仅跟进，《万国公报》还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还呈现了自己的见解、判断，让朝野两方，为之震动，甚至产生了洗心革面的念想！
所有这些都与林乐知深切相关，下面且以甲午战争时期《万国公报》的那组报道为例。
1894年间，中日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节点，当年只是中国的学生，只会鹦鹉学舌的这个岛国，此时此刻，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跃跃欲试地想着要在世界舞台上占一个主角位置，他们在朝鲜一地断然出手，将大清国逼入一个无法退却的境地，而李鸿章们也想着对30年的洋务运动有一个检验，于是，在大东沟海面，一场决定中国命运而不是日本命运的海战便无可避免地爆发。
1894年间，中国社会——无论朝野——都卷入了群情激昂的情感漩涡，林乐知深陷漩涡之中，但他在感同身受的前提下，却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些天，林乐知与中国助手蔡尔康一起，十分细致地搜集着有关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资料，又对这些资料作着条分缕析的研究，随后，在《万国公报》上作《中东战纪本末》的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完整地呈现了这场战争的起因、进展以及胜败，为客观起见，亦不省略世界各国对这场战争的种种说法。战事结束后，林乐知并不罢手，继续深挖战争背后的原因，作鞭辟入里的剖析，在《中东战纪本末》后续报道中，林乐知毫不留情地呈现了大清国为何战败的深层原因：从各省不听统一指挥、水师提督不懂海军作战、一些将领贪生怕死到吃空额、克扣军饷、虚报战功、抢掠民间财物、购置军械时因私欲而以煤灰充火药，所有这些骇人听闻却又真实存在的大清国官场、军队中的腐败黑幕，全被林乐知他们公之于《万国公报》上了，林乐知更对大清国昏庸无能的守旧大臣顽固地阻挠采用新法，反对修建铁路，坚持要用旧式抬枪不采用新式枪械以致贻误军机种种愚蠢情状也作了犀利批判。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系统周密的思考，如此直言不讳的抨击，如此深刻尖锐的分析，又借助大众媒体平台让大清国的朝野都有一个充分知晓，《万国公报》的这组报道堪称一时无二，而主笔林乐知，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尊宠如光绪帝者，据说读了《万国公报》上的《中东战纪本末》，也极感震撼，而稍后发生的百日维新之举，亦与《中东战纪本末》对他个人的影响有着高度关联。
如此，也就能够解释，《万国公报》何以从1894年的4000份一下子突进到1895年的18000份，在19世纪最后的那些年头到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万国公报》无疑是上海滩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之一，说得客观、公正一点，它与其时的《申报》一起，并驾齐驱地对华人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不仅成为他们了解这个日益变化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还成为他们求新、求变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睿智向导。
说到“窗口”，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各国的新知、新学上着力最多。
举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理论、新技术，《万国公报》全有介绍，有的还配上图片，让阅读此报的晚清民众——无论士大夫还是平头百姓——有一种强烈新鲜感，却原来这外面世界是如此精彩啊！此外，欧美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载他们各自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角度，《万国公报》当得上功德无量。最有意思的是，对在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率先作了报道，晚清的中国人，通过《万国公报》，朦胧地知道了社会主义，而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对卡尔·马克思的介绍，是最先将马克思以及他的理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这个历史细节说明了什么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再说“精神向导”。
林乐知甫一抵达上海，接触中国妇女，让他最感困惑也最无法容忍的是中华陋习：缠足。身为南方监理会传教士的林乐知认为，茫茫四海，芸芸众生，无论各自有怎样的人生处境，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来到世间，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而所谓的缠足，则是蓄意地将男女作了高低区分，肆意地摧残着人的肉体与灵魂。而最可怕的是，缠足明明是一种腐朽文化，是施加于中华女儿身上的恐惧刑法，但在一些中国人，尤其在中国的精英士大夫这个阶层中，居然将这种毁坏人性的恶劣行为视为可以赞叹的“美”！
1899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了卜舫济的《去恶俗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明缠足是毒害中华民族的丑恶行为，这篇文字反映的便是作为主编的林乐知的心声。林乐知与所有对“缠足”这一恶习有清醒认识的人同样认为，如此“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当然，那时的他，是有些理想化地建议：大清国政府在废除缠足恶习时候，官员们尤其要起带头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员所生女儿就不得缠足，否则可以治其有罪。对普通百姓，林乐知则理想化地建议采用经济制裁这一手段，“按户按口，遍量其足，凡小3寸者日期捐钱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仅钱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缠更小者照数加捐，放略大者照数减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则加捐至日50文。”
林乐知和《万国公报》，让晚清一切思考着自己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中国人，至少在“缠足”这个细节上，看清了自身正处于怎样的一种腐朽没落的文化中，而当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照亮，这些中国人便产生了要让自己的身子从这腐朽文化泥潭中奋力拔将出来的想法。中国维新主义的一代大家康有为，坦承自己因受《万国公报》对缠足陋习反复批判的影响和启发，便于1883年，在家乡南海县成立了一个“不缠足会”；同样是一代维新主义大家的梁启超，亦坦承自己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精神思想里有着《万国公报》的种种影响。
旅行距离有时长达3000英里以上进行布道，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浩瀚、广阔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曾经这么说，“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做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工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林乐知听没听过杨格非的这段话呢？听过后，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呢？叙事者认为，林乐知与杨格非不同，他恐怕更接近传教士狄考文，“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将儒家的教育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1892年，在汉口路与西藏中路口，林乐知开办了中西女塾，这是继1881年的圣玛利亚女校之后的上海又一个著名女子学校。当中国最年轻一代的女子走进学校时，校长海淑德应该看到她们已放开了天足，倘若没有，那么，她们也一定会在就读期间将自己的足部完全地打开。
那年那时，林乐知看到宋家姐妹走进中西女塾的大门了吗？看到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三人在学校中学习的种种情景了吗？叙事者不知，但叙事者知道的是，与海淑德一样，林乐知将乐于看到中国女子在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未来社会中的身心彻底解放。
1860年的夏日，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经一路千辛万苦抵达中国上海的林乐知，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在这片土地上一呆竟然会是40多年，而且，一直呆到自己生命的尽头：1907年，他去世在上海，也安葬在上海，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座城市，说得更庄重一点，他将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而这片土地，原本与他毫无一丝关系。在他去世前，大清国赏给了他五品顶戴的官衔，某种意义上，倘若与赫德或黄佐卿们相比，大清国的顶层人物显然是有眼无珠了，但你能期望这些颟无能的家伙理解林乐知吗？他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林乐知的价值，也不可能明白再高的品级也说明不了林乐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