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国将因义和团运动而再次遭受西方列强的武力蹂躏和文化压制，叙事者以为，那让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为了这次事件最终每人赔偿一个银元的滔天恶果，操纵光绪皇帝之手的那个老女人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她的一再错判，不仅掐死了中国如同英国、日本那样地以和平方式进入新文明时代的最后一点可能，还让本来或许能成为新文明使者的光绪皇帝，只能在紫禁城最深处看着满院盛满雨水的大缸而发着长呆，她唯一满足的是让中国民众中最暴力的那部分尽情释放他们的疯狂念想。
叙事者就不说慈禧老女人了，叙事者之所以提及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对历史中的“庚子之乱”有更多想法，而是想说明一点：正是这个运动，让美国南浸会、北浸会许多传教士从北方逃向上海，来的时候相当的狼狈不堪。
这两派本来各不买账，也各有主张，但到了上海后，一方水土让两派尽弃前嫌，还萌发了联合创办一所大学或一所神学院的想法。第二年，在杭州，浸信两派将办学之事作了敲定，未来大学选址确定在上海。
随后发生的一个事实是，双方差会共同筹得银元12万两，但没有将大学如施约瑟般地选在苏州河边，也没有将大学如林乐知般地选在紧傍苏州河的地段，他们选择的地方后来叫军工路，倒也紧贴着河流，不过，不是苏州河，而是黄浦江。地块不算小，有160余亩地，由于地势相当起伏不定，仅平整土地就花了整4年时间。
1909年，又一所西方人办的大学正式开学，它的英文名是“上海浸会学院及神学院”，要到1915年，学校名字方才改为沪江大学。又过两年后，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案，这个大学发出的任何一张毕业文凭，美利坚合众国都会对其认可和承认。
详说沪江大学要花去许多笔墨，这里只说这样一个细节：1920年，沪江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此举甚至早于施约瑟开办、卜舫济掌门的圣约翰大学，着实厉害。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维护民族利益，推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在民族主义日趋高涨的呼喊声中，沪江大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原先的大学校长，传教士魏馥兰很识相地离开了校长岗位，一个叫刘湛恩的成为新的校长，是华人校长的第一任。
两年后，沪江大学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了立案，对一所教会大学来说相当不易，显然，有一种革命已经在这所大学内部产生。接着，沪江大学分设了文、理、商、教育四个学院，不久，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三个学院中，数商学院发展得最为出色，设有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会计、银行等系科。后来，沪江大学又开出一个夜商学院，这个业余性质的商学院，它的毕业生尤其适合上海实业界的需要，吴蕴初旗下的天厨味精厂就特意为这个夜商学院投下一大笔奖学金，想来，吴先生特别满意在他公司的夜商学院毕业生的种种表现吧。
说到沪江大学的校友，当然少不了徐志摩、李公朴、夏志清这些文化精英，但叙事者想稍微详尽说说的还是他们的校长刘湛恩。
1896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的刘湛恩，有一个决然不同于普通人的母亲，这决定了他决然不同于普通人的个性和命运。
刘湛恩4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以湖北阳新从来的闭塞风气，刘母不得不改嫁，去完成中国文化规定的另一段人生。不料，刘母不从，不仅不从，还连夜带上幼子刘湛恩、刚刚出生的小女儿，来一个背井离乡的大逃亡，在百里跋涉之后，终于抵达汉阳。也是机缘巧合，在汉阳，刘母获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的帮助，得以进入浸信会医院，先担任一名护士，不久皈依了基督教，再后来便升任为护士学校的校长。
20世纪30年代的沪江大学
20世纪40年代的沪江大学
在这样一个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刘湛恩先入汉口浸信会小学，随后进九江同文书院，又随后考入有林乐知血脉的苏州东吴大学。这时期，或许因了母亲缘故，或许是刘的自我觉醒，他已是一个愿为上帝、真理和人世间一切苦难作一份担当的基督徒了。
1918年，刘湛恩获得东吴大学理学学士的学位，又获得东吴大学奖学金，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刘湛恩先后完成了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攻读。1922年，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时，他已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渊博之士，但十分难得的是，他不是一个埋首学问的书呆子，他的内心里燃烧着对苦难深重的祖国热望进行救助的深情之火。
20世纪20年代，刘湛恩特别出彩的年代。1925年，上海南京路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因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对学生百般阻挠的原因，一部分学生、教授愤而退出圣约翰大学另组光华大学，刘湛恩积极地参与了光华大学的创建，并担任光华大学的校董兼教授。
1928年2月，接受了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的聘请，刘湛恩出任沪江大学的校长，他提出的口号是：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同时，他又在沪江大学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精神与文化。
时代进入30年代。
在北方，日本军国主义战车已经隆隆开动。在南方，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也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久久不能平静自己的内心。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深情的忧国忧民之士，刘湛恩拍案而起，他在沪江大学里积极地组织了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冯玉祥、陶行知、李公朴等人的反日演讲，又四处奔走，联系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如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将近300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还担任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关键细节：徐州会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紧接着便在南京城内外，开始他们野蛮的报复，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至极的大屠杀。日本士兵残忍的行径被传教士一一地拍摄了下来，这些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辗转多人之后交到了刘湛恩的手中，又由刘湛恩精心保存，随后公布于世。
刘湛恩大义凛然的种种举动想来早被日本人那双双残酷的眼睛盯上了。
1938年的那个春天，中国的土地上充满了硝烟和杀气，还回荡着凄厉的呻吟和悲号。为掩人耳目，日本人欲在南京成立傀儡一个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汉奸梁鸿志妄想着要刘湛恩出任这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这时，历史上民族英雄的高尚气节加上母亲遗传的基因在刘湛恩身上得到双重体现，如同岳飞精忠报国，如同母亲黑夜中可以长驱百里，身为基督徒的刘湛恩，不仅有一腔对祖国的大爱之情，还有一颗对祖国的慷慨激昂之心，他断然拒绝了梁鸿志的游说，即使日伪不断威胁也在所不惜。
1938年4月7日早晨，刘湛恩陪同儿子等候在上海静安寺路与大华路之间的公交站头，日伪雇用的三个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达姆弹向刘湛恩的后背连开数枪，中国一代文化精英刘湛恩不幸去世，年仅42岁。
关于刘湛恩其人，叙事者可以写上一本大书，作为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在上海史的城墙上将自己的作为很深入地镌刻了，只是，叙事者此刻不得不打住，叙事者要再说一个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个大学同样是西方新文明的传送平台。
叙事者说的不是震旦大学。
之前，叙事者说的大学，全拜基督教教会所赐，数据有一个清晰显示，从1879年起到1949年止，在上海，基督教教会总共开办了4所大学，它们分别是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法学院和上海基督教联合女子医学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会在上海对开发民智、培养英才也十分着力，早在1903年，马相伯先生（当然不止他一人）参与创办了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但无论震旦大学还是马相伯先生，叙事者都将放在以后的一本新书中详加叙述，这本新书便是“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三的《十个人的上海前夜》（暂名），马相伯先生将是那本新书中的重要角色，震旦大学将是那本新书中的重要章节。
此时此刻叙事者要说的这个大学，它与圣约翰大学有着相同的地理位置，它与苏州河堪称是朝夕相处、亲密接触，它便是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的灵魂人物叫做王伯群。曾经读过“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一《与邬达克同时代》的读者对此君一定有一个回忆，当能想起王伯群先生与保志宁小姐那段缠绵悱恻的情事，是数不胜数的上海传奇之一。不过，叙事者在说及王伯群和大夏大学之前，先想让读者来认识这样一个人物，她便是俄国贵夫人柯罗莱夫人。
没有更多的资料来勾勒柯罗莱夫人的基本形象，她是前罗曼诺夫王朝中的一员吗？她的夫君是那个突然崩溃的帝国中的一个公爵或一个侯爵吗？她是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那次革命而落荒来中国上海的吗？在上海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法租界中，她因了随身携带的珠宝或在霞飞路上的精明理财而让生活变得十二分的优哉游哉吗？一切都不清楚，或不那么清楚，清楚的是，柯罗莱夫人蓦然雅兴大发，她看中了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上的一条小河。
那地方，是在1930年为连接南市与闸北而建造的五孔木桥“中山桥”的一侧，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是在苏州河西段周家桥以东的北岸；那小河，最初的名字叫做东老河，它是伟大的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如同所有的支流，东老河在没有被柯罗莱夫人一眼看中的时候，是自由自在地流淌在上海西部的原野上。
柯罗莱夫人看中这个地方和这条河流自有她的道理。20世纪20年代末，租界上海在工部局与公董局的双重带领下，正很奋勇地向着上海“黄金十年”昂扬迈进，城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完全地都会化，登上新古典主义与Art Deco风格的建筑的楼顶，你是看不到曾经的池塘、曾经的河流。然而，在周家桥、中山桥周边的土地上，上海依然还是那么的野气深重，而在东老河河面上，更是不时有野鸟低低地掠过，有鱼儿很活泼地跳出水面，在阳光下闪耀着它明亮的鳞光。柯罗莱夫人的品位让她产生了在这里办个野外度假村的念头，这个野外度假村后来便叫做了“丽娃栗妲村”。
于是，柯罗莱夫人便与上海滩一时无二的面粉、纺织大王荣宗敬洽谈起了租地事宜，在周家桥一带置地开出申新一厂的荣家老大，本已经将这里的许多地块圈起，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大地主。洽谈结果当然是一个OK。柯罗莱夫人一阵忙碌，随后，一个供30年代的上海有产阶级（主要还是西方有产阶级）消遣、玩乐的度假基地应运而生，那里面有着如下项目：游泳、划船、跳舞、打网球、听音乐，此外，柯罗莱夫人的品位还让她向前来度假的男女提供着精致的西餐和让人神思恍惚的下午茶点。
丽娃栗妲村的女主人柯罗莱夫人
这是30年代上海生活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对30年代的上海生活方式作了它的说明，但不是唯一的说明，因为就在柯罗莱夫人在“丽娃栗妲村”营造她的生活美学时，在苏州河下游终点，那个叫做礼查饭店的，大班们同样有着他们追求的生活美学，而在苏州河上游，那伟大的吴淞江的发端处，吴县原住民也在自己的生活美学中心驰神醉。
不过，柯罗莱夫人的好景不长，原因是面粉与纺织双料大王的荣宗敬先生要将建造有“丽娃栗妲村”的地块全部收回，收回目的不是为了选择一个比柯罗莱夫人有更多银子回报的客户，无论多少银子，在这个地块上产生，对荣宗敬来说，都是区区小数字。荣宗敬这一回表达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至高境界：他要将这块地用来赠送给一拨子中国精英，而这拨子中国精英则要在这个地块上建造一个大学，大夏大学。
现在，让我们告别柯罗莱夫人和她风景如画的“丽娃栗妲村”，叙事者要引出这段文字的真正主角们。
时间必须适当前移，是在1924年。
在厦门的厦门大学里发生的学潮，让这座南方的大学一下子成为其时整个四分五裂中国的焦点，说得更正确点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焦点。
事情起因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尊孔”与厦大学生们的“反孔”。林校长是三句不离孔子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厦大，他将《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又将“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最高宗旨。1924年的4月6日，厦大校庆三周年，林校长发表了“尊孔”演说，但这让在“五四”狂潮中尽情洗礼的厦大学生绝对不满，甚至于不满到义愤填膺之程度。狂热的学生们不但认为林文庆思想迂腐到接近茅坑中的那块石头，更是很激烈地要求林文庆下台，还我一个在“五四”大潮顺流而下的先进厦大。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占了上风的林校长用他手中之权开除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情势急转而下，学潮更加激荡；孔孟之道遵从者的林校长们与厦大的五四青年终究成了楚河汉界的势不两立者，他们必然地走向“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决裂阶段；以欧元怀为代表的九名教授，那年那月率领着200多名厦大学生愤而从厦门出走上海。而叙事者必须赶紧补充的是，那时那刻，“民族魂”的鲁迅还没有抵达厦大任教，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那是圣约翰才子林语堂精心谋划后所产生的结果。
欧元怀在上海筹办起了大学，大学别有用心地叫做大夏大学，所谓“大夏”其实便是“厦大”一词的颠倒，随后又添加了“光大华夏”的宏伟之意。那时，一同从厦门大学愤而出走的教授，譬如王毓祥，譬如林天兰，都成为大夏大学的中流砥柱，著名的教育家马君武先生担任了尚在襁褓中的大夏大学的校长；那时，大夏大学的这只故事还没有发展到柯罗莱夫人不得不关闭优雅至极的“丽娃栗妲村”，但王伯群先生与大夏大学已经有了深切的勾连，担任了大夏大学的董事长。
其时，贵州强人王伯群的人生有一个小小的低谷，对他十分器重的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他因倾轧而被解除了国民党内一个重要职务，正在上海赋闲。大夏大学的创办，让他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而且也激发了他体内的荷尔蒙，他的斗志又激扬了起来。两年后，当马君武辞别大夏大学，王伯群索性做起了大夏大学的校长，尽管，基本行伍出身的王伯群，担任校长一职着实是有点勉为其难。
叙事者就不展开王伯群先生与大夏大学有“校花”之称的保志宁之间从情投意合到好事成真这段难得的上海佳话。那王伯群虽然不以学术见长，但却有足够的头脑在大夏大学里喊出这样的口号：“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王伯群还认为，身为校长，他的最主要的职责是能够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为此，在他担任大夏大学校长一职时，始终为大夏大学拥有较好的师资而作着不懈努力。
建校初期，大夏大学设了5个学院和3个专科系，它们分别为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至于3个专科系分别是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和盐务专修科。在王伯群的大力鼓吹中，大夏大学倡导“苦教”、“苦学”和“苦干”这“三苦精神”，也不得不以“三苦”作为学生、教师的座右铭，当年，刚有“大夏”时，教师、学生只能教与学在上海滩的里弄房子中，师生们进出的是天井、客堂和厢房，不要说圣约翰，即使与最寻常的大学相比，也是十二分的寒碜。稍后的情况好了不少，在胶州路上，学校方面借得土地两亩多，校长马君武慷慨激昂地用自家在吴淞地区的私产作为抵押，贷得2万两银子，作为学校各个建筑的建造费用，2万两白银还是入不敷出，学校方面与土地主商量，从他那里再借来白银2万两，约定由大夏大学每月向土地主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又承诺10年之后，这块土地上建造起来的房屋全归土地主。如此这般地运作，1925年9月，大夏大学方才告别寒碜十分的石库门弄堂，搬进胶州路上的新校舍。
1928年，大夏大学入学人数急剧上升，那年秋季，学生已过千人，胶州路上的校舍也不敷使用，恰在这个时候，马君武告别大夏大学，王伯群独掌大夏的天下，基于他从来的做派，他作了必须拥有永久性校舍的决定，也正是这个时候，柯罗莱夫人以及“丽娃栗妲村”的命运便被注定。
历史记载，从1929年的3月起，大夏大学便陆续地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一侧购地300亩，王伯群为此十分豪迈地先出资6.7万余两银子建造教学大楼，随后，又以自己在中山路的地产作为抵押，借贷银行32万银元，使得大夏大学林林总总的房舍都有开工与竣工的保证，这些房舍包括了群贤堂、群策斋、群力斋、群英斋，以及饭厅、浴室和教职员宿舍等。到1932年，那上海滩工商巨子荣宗敬捐赠曾经出租给柯罗莱夫人的那块土地时，上海虽然消失了一个优雅迷人的“丽娃栗妲村”，但却收获了一所拥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的大夏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全部40多所私立大学中，它不是翘楚，至少也是佼佼者。
那时，上海最杰出的年轻一代并非只是向往教会大学，如圣约翰、沪江、震旦等，大夏大学以它独特的面貌亦让青年们趋之如鹜。中国一代文化精英胡适先生便为自己的下辈作过担保，让先在大夏大学文学院就读的后生程法正在休学一年后再转入法学院的法律系。多少年后，胡适先生的担保信让我们对大夏大学有了更质感的认识：“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
必须说明的是，作为30年代上海一所很特殊的私立大学，大夏的校董们都是其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叙事者在这里只要稍微举几个读者自然心领神会，他们是吴稚辉、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如此等等，而大夏的教授们，虽然没能罗致鲁迅、林语堂、周作人、胡适等超级大牌，但马君武、郭沫若、田汉、朱经农哪个不是中国文化界一等一的高手？上海滩无出其右的杜月笙先生，也曾经屡次掏将出白花花银子慨然资助大夏，所有这些让大夏大学一度获得“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称。
可以想见柯罗莱夫人是如何黯然神伤地作别此地。但那条叫做丽娃河的却仿佛无始无终地流淌了下来，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关于它的传说。据说20世纪的20年代，一个叫何塞马利奥·费尔南德斯的西班牙侨民在周家桥一边的苏州河北岸买下了一块带小河的荒地，并营造起了开埠以来上海的第一座郊野度假村。接着，西班牙侨民将这个园子转卖给了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贵族膝下有个漂亮而又多情的女儿，名叫丽娃。那丽娃不可思议地爱上了一位姓沈的上海见习医生，医生穷得叮当响。叫做彼得罗维奇的贵族一定听到了这些“叮当”声响，于是便极力阻挠。丽娃多次抗争无效，只能愤而跳进面前的这条小河，以死来表示她青春的叛逆，也是对她生命之爱作着永恒的祭奠。白俄贵族虽然悲痛欲绝，但也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这个凄惨的局面，只能将这条小河取名为丽娃作为自己内心永远的忏悔。
一切是这样吗？叙事者不清楚。
叙事者同样不清楚的是，倘若真是这样，那么，贵族彼得罗维奇与贵夫人柯罗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难道那美丽而又纯情的丽娃竟然是柯罗莱夫人的女儿？
一切都留给未来的解读者了，叙事者必须继续地往下说了。
现在叙事者要说到的是以下两个人：盛宣怀与姚洪业。
盛宣怀创办了南洋公学，而姚洪业则用生命捍卫着中国公学。
先说盛宣怀，不要说详尽，即使仔细点说说，盛大人也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我只想说，出生于1844年的盛宣怀，显然错过了第一次中英战争，但及时地赶上了第二次中英战争，对江苏常州府的这个男人来说，燃烧在圆明园中的那把大火定然刺痛了他的眼球，但他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义和团勇士们截然不同的。
盛宣怀不是老式的中国知识精英，他不是靠在科举制度中的超常发挥，院试、乡试、会试乃至殿试地一路杀将而去，最后以一甲头名、二名或三名的过人成绩让皇帝老儿吃惊、让家乡父老因幸福而重度昏厥。盛宣怀的父亲叫盛康，大清国公务员，与李鸿章有些私交，也许因此盛宣怀于1870年被招入李鸿章的幕府，以幕僚身份经营着李鸿章最为看中的洋务。
盛宣怀一生与洋务有关，他对中国可能的强盛以及如何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强盛，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1900年，当北方的农民兄弟们，在老女人慈禧一再撺掇、怂恿下，杀洋鬼子正杀得兴高采烈，正杀红了眼，盛宣怀利用手中职权，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老女人欲要召集天下拳民的电文一一扣下。电文当然也给人看，只给各地总督们看，看的时候不忘提醒总督们头脑千万不要发昏；又在盛宣怀的串联下，长江流域的各位总督、各位巡抚们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这使得中国广大的南方因此避免了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反复攻击进而生灵涂炭。老女人对盛宣怀自然恨之入骨，但因了盛宣怀管理的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领域是大清国财政主要保证，因此对他也是一个无可奈何，反而很奇怪地给了他一个太子太保的崇高荣誉。
现在，叙事者要说及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
1896年，一生办理洋务的盛宣怀在上海创立了南洋公学，这个学校后来与武汉的自强学堂、天津的北洋西学学堂、四川的四川中西学堂和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并列同时代最具特色的新式高校，大清国管学大臣张百熙曾在奏折中如此说道，“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既然为最，它与顶尖便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20世纪初期中国，风云激荡，人心思变。1902年年底，南洋公学的两百多名学生，“为反对学校压迫”，集体退学，又请出蔡元培组织“共和学校”，这样就引出了马相伯毁家办学壮举：1903年，天下奇人马相伯在徐家汇天文台，当年利玛窦观察浩瀚星空的所在之处创办震旦大学院，叙事者不知，南洋公学中有多少愤青去了震旦大学院就读？非常甚至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南洋公学以后就成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血脉，至少是血脉之一。
接着要说的是姚洪业。
姚洪业，原来名宏业，只因为崇拜明太祖朱洪武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便将宏改作了洪。
姚洪业生于1881年，1904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随后转赴日本铁道学校留学，如同那时代的热血青年，是发誓要在这个将大清国打得一败涂地的小岛国中获取为何会如此成功的秘诀。因了这份激昂，姚洪业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又积极地投身保护路矿主权的运动。
1906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因这个规则而一下子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其一，秋瑾、宋教仁一派，主张全体同学立刻罢学回国；其二，汪兆铭、胡汉民一派，主张即使环境再恶劣，为中国未来，为救亡图存，还得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而日本人在一边更是冷嘲热讽，说中国人从来就缺乏团结力，只是放纵卑劣的一群。日本人的攻击，让留学生中最激烈的一个——陈天华羞愧难当，在忍无可忍的心境下，陈天华留下《绝命书》五千言，留下致留日学生总会一封长信，于1905年12月8日那个寒冷早晨，跳进了东京的大森海湾，陈天华试图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留日的全体中国学生。
陈天华之死无疑震撼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的心，其中一个便是姚洪业，他即刻打起背包赶回祖国，欲在上海自办学校教育救国，也是对同学陈天华作个永远的纪念。
姚洪业有陈天华个性中的那般刚烈，同时又有内心纠缠、无法自拔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征。在上海，他四处奔走，八方努力，要将中国公学办起来，无奈校舍的选择、经费的落实都是山一般沉重的问题，又加上围绕着他本人的那些流言蜚语，所有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最后无法自拔而只能一死了之，换个彻底解脱。
1906年的清明之日，那也正是与他同样激情甚至更为激情的陈天华灵柩抵达上海之时，出现在眼前的陈天华灵柩或许深深刺激了姚洪业，他留下千言绝命词，纵身跳入黄浦江。数天后，是1906年的4月10日，中国公学终于在上海开办，地点：北四川路横浜桥边的民房内，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做了中国公学的教员，学生共为318人，分为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和理化专修班。
不久，中国公学迁往吴淞炮台湾一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大清国拨给炮台湾公地百余亩作为学校基地，大清银行又借银10万两作为建造各种房舍的费用，两江总督端方每月还给中国公学拨来银子1000两，四品京堂郑孝胥则做了学校监督。是满人中三大奇才之一的端方为姚洪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的精神所感动？或者，在对抗日本人这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方向上，满人端方与汉人姚洪业取得了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总之，白花花的1000两月规银毫不踌躇地流入中国公学的财务室。现在，炮台湾一边的中国公学操场上，每日都响彻着出自于右任、马君武之手的那首校歌，歌词慷慨激昂，唱来热血沸腾：
众学生，勿彷徨，以尔身，为太阳，照尔祖国以尔光，尔一身，先自强。修道德，为坚垒；求知识，为快枪。
众学生，勿彷徨。尔能处之地位是大战场。尔祖父，思羲黄，尔仇敌，环尔旁。欲救尔祖国亡，尔先自强！
血脉贲张地歌唱着的人中，应有胡适和秋瑾。
先说胡适。
1891年诞生于安徽绩溪的胡适，是中国公学开学后的首批学员，据说，当时的他，是在读了姚洪业那封催人泪下的遗书后，在热泪盈眶、心潮激荡的大感动中，“他就跑去考了这个学校。”
那年，胡适才刚15岁。他不曾想到自己会在1917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里，以研究生的身份，在中国一代文化精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以至于石破天惊，引起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巨大震动；他也不曾想到自己还同时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激扬奋发的论文，呐喊着，“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而他的文学主张，招致守旧派的攻击，“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同样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920年期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诗集出版后，再次引起巨大的反响，其中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对此不屑一顾，“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胡适同样也不可能想到，1922年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设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预科，而到了1928年，自己竟然会成为中国公学校长，一做竟有6年。
那时，胡适还只是一个中学生，至多高中生，他在中国公学学习了三年，是从1906年到1908年，以他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
他后来知道，这些没有辫子的中年同学中，有被称为“老卢”的，竟是以后成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的熊克武；同学饶可权，以后“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教师中，宋耀如、马君武、于右任等，“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胡适还记得，中国公学经常成了革命党的啸聚之地，“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者暗杀去了。”
胡适不是革命党，所以，他没有如同自己中国公学的同学那样，提着脑袋在大清国刀锋上过着密谋日子，但后来，当他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化精英时，他是会想起自己在中国公学度过的那些日子。
再说秋瑾。
1894年，秋瑾出生在福建厦门。
其父名为秋寿南，当时任湖南省湘乡县督销总办，将秋瑾许配给湘潭县王廷钧为妻，那王廷钧在湘潭开有“义源当铺”，可想而知是个生财有道之人。
那秋瑾，似乎生来便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脾性，1903年的中秋之日，她在北京身着男装前往戏院看戏，引得一阵轰动。叙事者想，她的夫君王廷钧未必是欢欣鼓舞之人中的一个，果然，没多久，两人便各自东西地结束了这场文不对题的婚姻。
1904年，秋瑾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筹集资金东渡日本，先入日语讲习所，再进青山实践女校，还十分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满”抗清运动，显然成了一个相当狂热的革命者。
1906年2月，秋瑾回国，回国前，这个鉴湖女侠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竟然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指向反对回国的鲁迅等人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那一刀，亏得没有真的砍将下去，要不然，中国将失去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当然，那样的话，秋瑾也将不会血溅绍兴古轩亭口。
事情发生在1907年的春天，对大清王朝的忍无可忍，致使在安庆、武义、金华、永康等地不断地发生着光复军起义，尽管全都以失败告终。徐锡麟在安徽试图刺杀巡抚恩铭，不成，被捕后被杀了头。问题出在徐锡麟的弟弟徐伟身上，他的供词牵连上了秋瑾。秋瑾知道事发东窗，但那时代的热血青年与今日纨绔青年是决然不同的，对每一个劝说她赶紧逃离的人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场革命必然伴随着流血掉脑袋，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这就不是革命了。
浙江巡抚张曾扬知道绍兴大通学堂的督办秋瑾竟然是徐锡麟的同党，震怒异常，急电绍兴府，要山阴县令李钟岳速速逮捕秋瑾，并查封大通学堂。被关押在卧龙山监狱的秋瑾，随即被李钟岳等人三堂会审，李钟岳不知何故，对秋瑾似乎存了一点放一马的心思，只将秋瑾那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所谓口供交给绍兴知府贵福，贵福十分不满，在向张曾扬汇报时又格外编造了许多故事，说秋瑾对造反之事全都供认了。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四点，秋瑾被反绑着押赴刑场，在绍兴古轩亭口，她的鲜血溅满一地，她倒下的尸身让绍兴这个黎明前的黑夜显得更加的黑暗。
1936年，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以《民国日报》记者身份，与秋瑾弟弟秋宗章相见，秋宗章这样对李江秋说道，先姐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六大通被抄时，全家均逃难，固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仅此一事，便能够知道李钟岳先生的周全之心，我们只是不知，此心何来？缘于什么？
与胡适完全不同的是，秋瑾并非中国公学的学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中国公学学上三年。作为一个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抗议者，她与3000名中国留日学生乘坐海轮回到上海后，为中国公学的开办作了努力，是很大的努力。在这个角度上说，她与因中国公学开办的坎坷曲折而愤而投江的姚洪业有得一比，作为那时代的激进并狂热的青年，秋瑾没有投向黄浦江而以后来的从容赴死来表明她的心迹，她在绍兴那个最黑暗的夜晚，用头颅的抛却显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捍卫。
现在，让我们穿越一下，来到大业十四年三月，也就是公元618年，一个春风沉醉的月份。
身处这个月份，身处桃红柳绿的江都地域，但隋炀帝却丝毫没有当年数次南下江南时的那份盎然兴致。他倒不缺乏敏感，这敏感让他意识到天下将要大乱，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身边。危险来自多方，其中一方与自己多年紧密相随的亲兵们有关，这些关中子弟兵，因远离家乡，长期呆在温柔绵软的江南之地，让他们不胜其烦，个个眼神中都带有因思念家乡过度后的郁闷与愤懑，杨广那时想到四面楚歌这个故事了吗？也许没有，也许想到了，但他决然没有想到，他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两人真的在联手编织一个要窒息他生命的大网，密谋结果，不仅推出了一个谋反的精神领袖宇文化及，还让他不得不用他向来喜欢的风格结束了生命：他被缢杀于一段十分华丽的丝绸中。
杨广之死并没有给谋反者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后来杨家江山改作李家江山，谋反者没有在这个江山上捞到丁点好处，而且，大唐王朝的伟大皇帝李世民，后来是用极高礼遇将死于非命的杨广厚葬于他也许并不热爱的黄土中。
说上这个悲凉的历史细节似乎与苏州河无关，也似乎与本书无关，其实还是有些关联，叙事者意在通过以上这个细节向读者并述这样一个事实：那在中华千古历史上留下美名、丑名的杨广，却有一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做得无出其右，这件事情简单说来是这样六个字：科举制的建立。
时间节点在公元607年，这是短命的隋炀帝在百般阴谋、万般诡计后坐上龙椅的第三年，基于他对教育从来的认识高度，他正式确立了科举制，自此后，这个伟大的制度（叙事者不得不使用“伟大”这个形容词）在与黄土一样凝重的中华历史上延续了整1300年，从隋朝跨越到了清朝；用欧洲视角来看，则是从黑暗的中世纪一直跨越到英国的逐渐衰落和美国的强硬崛起。
那隋炀帝，虽然懂行与不懂行的人们对他始终褒贬不一，但在他万千错误中你其实可以寻找到不少优点，其中之一便是刚才叙事者说的重视教育。当上皇帝的头年，他便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一个普通百姓有这样的认识已属不易，而一个皇帝有这样的认识更是难能可贵。杨广可不是嘴上说说，他上台后，立刻将被父亲杨坚废弃了的国子监、太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全部恢复，如此一来，提振了那时代寒门精英、未来士大夫们多少精气神啊，至少，他们的面前现在有一条更为公平的路可以走！
叙事者就不一一细说杨广在保存中国古籍上的种种善举，由此你真的会感到人性的复杂：一个将自己的父亲可以毒杀，对自己的后母可以强奸的心狠手辣之人，对教育怎么会如此看重？换言之，那伟大的教育在他自己身上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叙事者只得说这样一个观点：人性复杂往往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
总之，历史深情脉脉地记述：大业二年，隋炀帝设了进士科，一举奠定了科举制度，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影响不仅指的是“萧规曹随”般地使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都有执行，更指的是，一种思想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中：是才干而不是门第，使近亲繁殖这个天大的腐败在隋朝戛然而止；是教育，而不是其他，使人才可以在中国社会每一个层面脱颖而出。
那么，何为科举制呢？它的运作又是如何一个过程呢？
先说一个基本事实：以清代为例，科举考试是从县、州、府开始。
前往县、州、府赴考的叫童生，童生的考试当然就叫童试，不是每次童试都能够如愿，大部分考试者都是不如愿的，但考中者，便称作秀才，秀才第一名叫案首。简言之，秀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低一级（尽管才华并非最低一级），倘若你是个秀才，那么，无论是太平年代还是动乱时期，你的生活国家便给了一个基本保证：有定量的米加定量的银供应给秀才先生。秀才先生还有如下特权：他身穿蓝衫，头戴银雀顶，见了县太爷，众人下跪唯他不跪，也免去了一应差役与田赋，说来他在生活上的优渥应该已超越而今的小康人家。
接着便是乡试，也可以说正式的国家考试，类似于今日公务员考试。乡试三年一考，此年便叫做“大比”之年。乡试地点在各省的省城贡院，北京顺天府的乡试则在京城东南隅的崇文门内。考试贡院建在每座城市的东南方，“贡院”两个大墨字长匾额横陈于大门上正中，此外，又有牌坊立于大门东西两侧，写什么则各有各的路数。乡试监临官由各省的巡抚、总督充任。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也称“秋闱”（闱字意思是考场），发榜在九月中旬，俗称“桂榜”。前去乡试的理论上应是秀才，但注意“理论上”这个词。倘若有幸考上，那么，考上者的名称便从秀才转为举人，举人中的头名叫“解元”。当然，你不必是解元，只需成了举人，人生基本便有一个大指望了，到举人这个份上，国家拿出的就不只是几升米、几两银，这时候的举人，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那感觉应该都是超级的爽。
乡试之后是会试，这是更高一级的国家考试，也是三年一考。考试地点在礼部，赴考者全都是举人。倘若又有幸考上，那么，名称便叫贡生，根据粗略统计，20个举人中应有1个贡生，贡生的头名叫“会元”。当然，无论贡生或会元，某种意义上，长征路途还只完成百分之九十，最后百分之十还需努力，而这百分之十却是性命攸关的，那就是殿试。
前去殿试者必须是贡生，这毫无疑问。殿试地点便在皇帝老儿的金銮殿，考官则是皇帝老儿，理论上是这个国家最智慧、最博学、最全能的那个中国人。皇帝老儿在宫中殿廷亲发策问。倘若考上，至少是个进士，进士中的第一名便叫状元，接着要做的事情便是传胪唱名，也就是殿试结束，由皇帝老儿主持并宣布登第进士的名单与名次。
那么，皇帝老儿大致会宣布些什么？通常宣布的是这样三甲：一甲赐为进士及第，这个最为不易，只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随后是二甲赐为进士出身，这就不止三名，而是若干名了，这进士出身的头名在清朝也叫做传胪；三甲赐为同进士出身，也是若干人。但凡进入一、二、三甲的，泛称进士，它说明，作为个人，你为自己也为国家博取的功名走到头了，这个头可不是尽头，正有更光明、更灿烂的仕途等着进士们呢。
一部煌煌的中国历史，只有17个才华特别横溢的人能够连中三元：解元、会元与状元，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黄观、商辂以及清朝的钱檠、陈继昌和戴衢亨。这是“文三元”。一部煌煌中国史也出过两位“武三元”，即明朝万历年间的王名世和清朝顺治年间的王玉璧，两人都出自浙江，为浙江人长了好大的脸！
就这样，一种通过考试将教育把人的部分潜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它溯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定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始终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和择优取仕”这些可以说相当平等也相当伟大的原则，也因此，这个制度的时间长度可达1300年，即使异民族以野蛮的武力将汉民族压制，但随后它们也不得不沿袭这个制度，无论蒙古族还是满族入主中原后莫不如此，它们在这个制度中看到对国家治理、人民统治最为有利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