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节 苏州河，少女张秀兰与少男陆杰瑞第二节 那是黑哥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第三节 曾经，李亚力有过冷漠，徐锦泉渴望离去第四节 原住民阿青的一次漫长出行第五节 我出生在河边的绞圈房子里第二章 第一节 最初，苏州河边热闹的还是西方人第二节 西方人一边，华人开始登场第三节 昌化湾边，有个家族她姓荣第四节 在苏州河边他们试图拯救祖国第三章 第一节 梵王渡口边，施约瑟撒下文明之火第二节 紧随而来，是林乐知的中西书院第三节 更多精英也在苏州河不远处努力着第四节 卜舫济不费劲地培养出林语堂第四章 第一节 韦尔斯没有梦见外白渡桥和桥堍两边第二节 外白渡桥桥堍下：百老汇大厦与英帝国领事总馆第三节 四川路桥，桥两边都有上海故事第四节 老闸桥边上看得到会审公廨的屋顶第五节 西藏路桥边，谢中校猛烈阻击日寇第六节 那些渡口，那些将生活紧拥怀里的所在第五章 第一节 河滨公寓住进了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第二节 在上海，犹太人早就有自己的地盘第三节 昙花一现的舟山路“小维也纳”第四节 脆弱的生命比想象的更坚强
尾声 苏州河，我穿越在一万年之间
致谢
序一 钟情的守望
毛时安
《建筑评论》资深编辑凯瑟琳·斯莱塞指出，“在这个文化与社会不断趋向同化的年代里，地域主义的议题一直具有与日俱增的时代意义。20世纪的历史一直被贪婪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商品化逻辑所主导，在系统化的操作方式下吞没了差异性和多元化。当物质发达和社会自由化浮现的同时，这些全球化的力量往往瓦解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漠视了过去的一切。”（见《地域风格建筑》）我个人不至于这样明确断然地否决全球化，事实上，上海这座城市是全球化视阈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景观。从东海边的芦苇摇曳鸥帆交织的一片滩涂，到新苏州再到“东方巴黎”，谁也不能否认，19世纪初期的全球化和当下的全球化，给这座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和巨大活力。不仅如此，正是抓住了全球化制造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中国有了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但我不是个极端主义者，相反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调和主义者、多元主义者。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我们不得不吞咽的苦果，譬如环境污染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文化的困境，就是凯瑟琳担忧的“瓦解”和“漠视”。倘如说，三十年前我们为城市一成不变的“旧”而垂头丧气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仅为城市的日新月异吃惊，甚至忧心忡忡了。我们找不到了我们和这座城市的来路了，人们开始了呼号。我们想到许多年前流行的一本小说《根》，以及歌手童安格唱过的那首歌《把根留住》。是的，我们寻根，要把根留住，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无根漂泊的蓬蒿。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王唯铭这样的上海城市的书写者。
每当这座流光溢彩的东方不夜城夜幕四合，进入梦乡的时分，唯铭就独自一人在阑珊的灯火下，书写他白天作为记者风风火火目睹采访搜集来的鲜活和老旧的素材。键盘的敲击声音轻灵而深沉，上海，一页一页在他的屏幕上翻过，成为书籍，进入读者的视野和心里。
这次王唯铭热切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蜿蜒绵长流过上海腹地的苏州河。
很多人把黄浦江称为上海的母亲河。但我不太认同。黄浦江浩浩荡荡，江面宽阔，汽笛长鸣，万吨巨轮威武地往来江上。两岸，散发着古典气息的巍峨大楼和高耸的现代化摩天楼群像交响的复调，隔江对话。它是外向的，代表这座城市向着世界交流。给人一种庄严、崇高的印象。我觉得，它更像一个父亲，只是在偶尔的瞬间，会露出一丝父亲独有的慈祥。比如，很多年前，淡淡月光下一对对情人呢喃依偎的江堤情人墙。和黄浦江相比，苏州河更像我们的母亲。像一对夫妻，它紧挨着黄浦江。但苏州河日常、平凡，怀着一份朴素的可亲近的爱。它不那么宽阔的水道里，小火轮像密集的鲫鱼，“突突突”地冒着白烟，从上游的江南水乡不辞辛劳地运来她的儿女们必需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水泥石子……然后又不嫌脏和臭，把城市排泄的垃圾、粪便运出城市，运到农村。北边的岸边用木板水泥搭着简易的码头。像母亲一样关怀着我们生活的时时刻刻，点点滴滴。简直是事无巨细。不像黄浦江贴着市区的边缘，苏州河平静而不动声色地穿越整个市区，尽管南边富些，北边穷些，但它一视同仁。它有一种人间情怀。两岸没有高大上的魁伟建筑，大都是供我们生活起居的建筑群，既有富人住的大楼，更有大片穷人集居生息的棚户区、滚地笼。童年时，我住在这座城市的北边，曾经一次次地穿过横架在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和外白渡桥。夏天，时常可以看见一船船绿得让人嘴馋的圆滚滚的西瓜搬上岸来。船工们老老小小一家子在船上生火，炒菜，吃饭。热气和油烟弥漫在苏州河的水面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像彩旗挂在船上。那时，苏州河水还有点清。有赤裸着上身的孩子们，屏着气，像串条鱼似的从高高的桥墩往下跳。背后是陶立克式的灯柱。随后，溅起一片水花和小伙伴、路人的喝彩。
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一岁。住在离苏州河不远的虹口。在共和国最困难的年代，他十三四岁就在苏州河上“推桥头”。苏州河上的桥大都很陡。三轮的黄鱼车、二轮的橡皮塌车，都是靠着人力蹬和推着过桥。有时货物太重，有时蹬车推车的人力气小，满头大汗青筋爆出，也过不了桥。尚未发育成熟的堂兄就用自己羸弱的身子，冲上去帮人把车推上桥。推一次有几分钱的收入。就是这些钱帮着他父母、家庭度过了50年代末共和国的一段艰难时世。苏州河用她不那么饱满的胸脯，有点浑浊的乳汁，哺育着这座城市和她的孩子。
从我的广义上的同龄人、苏州河边河滨大楼的少女张秀兰和不远处的少男陆杰瑞，60年代略带灰暗的童年故事进入，王唯铭怀着儿子对母亲的热烈情怀和一颗赤子之心，虔诚地开始了他对苏州河漫长而伤感的缅怀。我去过那栋大楼。它如此的宽阔，对于每个第一次踏进它显得威严的大门的人来说，它森严、神秘而深邃。无数厚重的大门一直排到长长甬道的尽头。注定是一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充满悲欢离合故事的巨型长篇小说。时光像满天的云烟在字里行间翻腾，生活像一团融化的岩浆在他心里奔突蒸腾。尽管他想客观而理性地叙述这条可歌可泣的河，但他没法让自己像局外人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静。
唯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思想的作家。
他的苏州河叙事有对宏观的历史穿透。苏州河被隐埋在历史河床下的许多曾经隐秘的往事被他打捞上来。时间在他的苏州河叙事里自由地跳跃、奔跑。在作为叙事序幕的一个个当代青年跃入我们的眼帘后，他们在目睹1966年从河滨大楼跃下的一对黑色身影后，一路奔跑着从少年、青年、中年到今天……他们的岁月和苏州河的河水一起泛着粼粼波光，流淌着。唯铭的这些叙事文字中有一份极为难得的温情和沉重的伤感。
苏州河从来就不仅是一条自然空间的河，更是时间意义上历史和文化的河。唯铭笔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卷和苏州河一样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他试图构建一个文字造就的关于苏州河的3D版全息影像。苏州河为何不同于其他的河？为什么它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座东方的大都会？王唯铭的苏州河要揭示它的基因密码。在作家的视野里，上海近代文明的源和流都在于苏州河。于是我们不期而遇了先于苏州河从18、19世纪传统农耕社会走向20世纪的黎明之前到来的那些传教士郭士立、麦都思、裨治文、文惠廉……在他们身后一个个后来成为上海建筑文化一部分的耸立着插云尖顶的大小哥特式教堂。作为一个作家，唯铭有一份史学家的睿智。他能始终让他们黑色的长袍在一个非常宏阔的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风景里飘拂。案而不断，屈辱与文明，奇异地交织在苏州河的两岸。苏州河是中国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摇篮。昌化湾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先驱，孙家、荣家、方家、吴家，苏州河河湾的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面粉厂、纺织厂、化工厂的老厂房里埋藏着他们曾经惨烈的奋击，惊险的传奇故事，实业救国的理想、辛酸。苏州河又是上海近代文化的绵绵文脉。以五十三年生命相伴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以及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各路精英，见证了苏州河的文化伟业。那些被多少人踩踏过的钢铁的、水泥的，形状各异的桥梁，不仅像项链一样风情万种装点在苏州河上，而且它的第七座桥边装点着焦黑弹洞的四行仓库老墙，作为一座纪念碑，写着谢晋元和上海儿女抗击日寇的英勇和壮烈。与此同时，和苏州河前世今生相关的弄堂、道路、渡口，还有匍匐在金黄色油菜花丛里的碉堡，在他的笔下一一复活。几乎一百多年来苏州河身边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就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铺开在我们的眼前。
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有一种不同于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特别魅力，尽管在他的叙事里不乏这三种要素。但他以文学家的身份统摄了另外的三个身份。特别是他对近代苏州河历史史料的收集整合，对它们如家谱的津津乐道，其间的繁复，肯定是一般文学家很不容易企及的。同时，他对苏州河一路行来的历史沧桑的文学柔化的叙述，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力所不逮的。他使我们自以为熟悉的苏州河焕发出了许多令人好奇的陌生化效果：原来苏州河有着如此丰富而错杂的内涵，就像它河道一样的蜿蜒曲折。但我总直觉地感到，唯铭写苏州河时的雄心太过于壮阔，让苏州河携带了太多的支流。有些地方叙事显得稍过衍生和庞大。过多不舍割爱的苦心收集的素材，拦住了作家自由的舞步。当然，因为没有人为苏州河做过如此精心的3D肖像，作家心情的急切也是可以理会的。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丰富了我们对母亲操劳的理解，加固了上海人的文化记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这代作家中王唯铭是最早有着自觉文化意识，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作为文化记忆书写者神圣使命的作家。我和唯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认识。我保留了一张当年在上海作家协会小楼前的合影。合影集中了当时风云初度的青年作家。前排端坐着钟望阳、吴强等一批德高望重老作家。年轻的唯铭矜持而若有所思的排在后面。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最风起云涌的时候，作为当时的优秀青年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创会”的第一期学员。那个班涌现了殷慧芬、金宇澄、孙甘露、阮海彪、程晓莹等一大批日后在中国文坛叱咤风云如日中天的人物。王唯铭也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曾应邀去那个班上做过讲座。次年，他们在《红岩》杂志集体亮相，发表了四个小说。我为他们撰写了题为《城市·文学·人》的评论。唯铭和同学合作的小说《夏日最后的骚动》塑造了一组散发着廉价烟味的上海的男子汉群像。他们试图用迪斯科的节奏冲击人们的灵魂。他们代表一座城市在骚动。几乎从一开始，王唯铭就有了他非常清醒的创作意识，很快就确立了他的文字写作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联系。《欲望的城市》、《妖媚的城市》、《叫喊的城市》、《斑驳的城市》、《女人的城市》、《游戏的城市》、《少数人的上海》、《与邬达克同时代》……他被人们称为城市的狩猎者。确实，三十年来，他始终像一个伏在草丛中的彪悍猎人，守候在城市的夜色中，以极其敏捷锐利的目光观察、捕捉着这座城市最新变化的每一丝风吹草动。同时，又用类似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精准，深入到新的社会现象的肌理深处，做出了出色而富于青春激情的文学表述。
三十年，始终不渝的钟情守望，王唯铭以十几部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构成了近三十年上海生命的一部连续而鲜活的变迁史、生长史。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需要唯铭这样钟情的忠贞不渝的守望者、记录者。城市的发展像疾驰的高铁，每一片崭新的风景都没有片刻的逗留，从我们眼前一晃而过。如果我们不去抓住，真的是电石火光，稍纵即逝。仅就住房而言，二十年前高贵无比的虹桥地区侨汇房，其建筑风格、所用材质二十年后已经落伍得令人很难想象当年开盘时的盛况。曾经普遍的全家老小六七口人蜗居在十来平方米斗室的窘况，如今基本已经成为过去。而曾经千篇一律的收入如今拉开到很大差距。整个城市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抬升，就像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堤岸。一厘米一厘米，抬升了十几米。王唯铭忠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巨变，特别是巨变中的“人”，人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娱乐和物质消费。伟大的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时说：“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致玛·哈克奈斯》）虽然，王唯铭不是巴尔扎克，没有巴尔扎克的那份伟大。但他的文学叙事切切实实地为将来留存了一份最为感性最为鲜活的社会切片。将来的读者和学者，将会像他叙事尾声里一百岁的陈老太面对午后苏州河平静的流水心潮起伏那样，读着王唯铭的苏州河叙事。再说一遍，苏州河，我来了。
苏州河，上海不朽的母亲河……
2015年7月14日
序二 所谓“海派”，并非虚构
李天纲
唯铭兄掷下一本新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带着那商标式的祝福语：“生命快乐！”命我为序。书与人，都很中意，于是欣然遣笔，贺之庆之。数十年来，目睹王唯铭大笔如椽，坚持不懈地写上海，都是对自己城市的真实记录和无情剖析，很是感佩。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唯铭的都市生活纪实文学独树一帜，我们一群学者也在用“海派文化”的话题来谈上海。因此缘由，和一批作家朋友结识在《上海文学》、《青年报》、《生活周刊》、《作家与企业家》和《上海文化》的作者圈子里，议论上海。当时和王唯铭的交往不多，只见他介入复苏了的时尚生活，调查记录，埋头写作。到了90年代初期，唯铭兄《欲望的城市》等作品热销书市，还有了一个酷酷的“城市狩猎者”称号。
上海作家喜欢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形成群体，具有特色，我以为是一个突出现象。几十年来，陈丹燕是公认的非虚构文体写上海的代表，文字着意于“风花雪月”时期的“金枝玉叶”们，细节中传递出上海“黄金时代”的神韵。窃以为，王唯铭也是上海文学界纪实体作家的代表。他是男性视角，以猎鹰的姿态鸟瞰上海，看准目标，点掠而去。多年前有一次在张献、唐颖家聚会，他说要写小说了，文学界的主流毕竟是“虚构”。果然，随后在书市、书讯中看到了他小说出版的报道。但是，两年前唯铭兄又回到了“非虚构”发表，出版了一本《与邬达克同时代》，用旅沪侨民匈牙利籍设计师邬达克留给我们城市的建筑遗产，描述了上海文化的曲折命运。这一次归来，王唯铭笔下的时间和空间扩展了，他深入历史，探究过去，我们之间的话题更加接近。
上海作家热衷于自己城市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最突出。当然，贾平凹的西安、苏童的苏州、余华的湖州、方方的汉口、王朔的北京，还有莫言的“高粱地”，都有地域特点。但是，很少见到他们用非虚构体裁来叙述、解说和反省自己的城市。上海作家群不同，批评家说“上海作家喜欢怀旧！”大约是说这个现象。“怀旧”，用英文Nostalgia来翻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Nostalgia从希腊语Nostos（回家）的意思上加载而来，有人翻译为“乡愁”，还是美化了，其实就是“Homesickness”的意思，是一种病态。然而，我却一直以为上海人的“怀旧”是有积极意义的。英语文学中的“非虚构”（nonfiction）体裁，包括了游记、传记、日记、报道、散文、随笔、评论等等，而上海作家的非虚构，独独喜欢的是历史——“开埠”以后一百多年里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这说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确实有一层取之不绝的文化底蕴，可以慰藉，可以疗伤，可以借鉴，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照个清楚。
文学表现的是特性，本质上需要“地方性”，而不是“整体性”。地域文化，包括具有特点的城市文化，无疑具有文学上的正当性，作家们当然不应该放弃。还有，“乡愁”并非就是病态的呻吟，它同时也是一种反省之后的批判性治疗，“怀旧”也是正当的。我曾想，这一代中国人如此地缺乏“乡愁”，不懂“怀旧”，是不是和近三十年大规模人群迁徙运动有关呢？是不是和急于城市化、现代化，需要借着国族化来掩饰自己，隐去真实身份的微妙心态有关呢？然而，看到春节、清明节期间从大城市涌出的返乡潮，那种可歌可泣的动人样子，可以断定当代的迁徙者的心中依然有着浓重的乡恋和乡愁，于是赶紧否定这个疑心。再往下想，我想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个体乡愁”（personal nostalgia），而是在“集体乡愁”（collective nostalgia）。这一代中国人作为个人，都还知道认祖归宗，知道慎终追远；但是作为一个城市人，当历史被圈成一块块的“塔布”，他就无法面对“从哪里来”的质疑，不能触动灵魂深处那一段段含着隐痛，又藏着快乐的经历，也就不能回答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当代城市人，缺乏一个共同体意识，面向未来的茫然，其实就是调过头来朝着历史的迷失。
上海的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不同，他（她）们天然地附着于自己的城市文化，逃不脱的有着探求欲和使命感。上海的作家们，结为群体，在“海派文化”中探究根源，寻找认同。王唯铭、陈丹燕的“非虚构”文学之外，还有张献、吴亮、陈村、小宝、程德培等人用各种文体对自己城市的生活和历史作出的反省，都是独到犀利的纪实和批判性文字。即便是虚构题材，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唐颖的《留守女士》等小说也是恍若真实，既击中人性，也针砭历史。还有，近年来交口赞誉的金宇澄小说《繁花》，几乎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在某一个衰落阶段的纪实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痛史”。90年代以来，上海作家的非虚构文学持续发展，作者正是我们这一年龄段的50年代生人。这个群体的作家和作品，既有清晰的城市认同，也有独到的价值取向，更是自觉发掘城市文化底蕴，反省我们这一代上海人、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把这些上海题材的“海派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看待，那是非常突出的！绝不亚于中国大陆上的任何文学现象，也不输给津津乐道的“纽约客”（New Yorker）、“巴黎人”（Parisian）和“老伦敦”（Old London）。
上海曾经是远东最重要国际大城市，一马当先地引领过亚洲的“早期现代化”、“第一次工业化”，这是确凿无疑的，并不是浮夸。所谓“海派”，并非虚构，只要这个历史事实仍然被漠视和曲解，我们就可以一说再说，不惮重复。如今北、深、广的大都市，人口、市政、产业和GDP规模也已经和上海相当，上海必须面对当下的平凡。值此之际，人们经常在问：上海还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独特性？思忖再三，答曰：还有……在哪里呢？我认为：上海的“地方性”，不仅仅在于“都市性”，还在于“多样性”。上海文化偶尔还能标新立异，别出一格，用自己的腔调。但多样性作为一种曾经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仍然孤傲的文化价值，这个城市一贯声张的“多样性”还漂浮在城市上空，残留人心，不坠于地。
文化“多样性”，养成了上海文化传统既承认他者，又不失自我的雍容大度。一般以为“海纳百川”是大家都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训导原则，固然不错。但是“有容乃大”并不是某种先导，实在是各种力量角逐，各方人士博弈的自然结果。“海派文化”，就是允许大家一起呈现各自的地方性，这是上海文化的民间性，也是本性。比如说，在曾经“多元文化”并存的大上海，同一个名物常常会有二三个不同的称呼。就一个“大”字，在“大世界”（游乐场）里称“DA”；到“大马路”（南京路）上就读为“DU”。马路的“马”字读若“MO”，马拉松的“马”，就会读作“MA”。同一个字，有文读、白读，华文读、西文读，官话读，方言读，除非十分不方便，一般并不需要统一为一个腔调。
再往下说，就可以说到王唯铭描写的那条“苏州河”了，同一条河流，我们一面叫它“吴淞江”，一面又称为“苏州河”，都是官方用名，同时标在地图。一水二名，按“书同文”的传统观念来看，那是僭越、违制和混乱，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交替使用，这不正是一种文化包容吗？“吴淞江”，是苏（吴）、松（淞）二府文人士大夫起的自家名字；“苏州河”，却是从英、美侨民的“Soochow Greek”翻译而来。回译的时候，洋场通事不加核查地定为“苏州河”，这两个名词至今并行不悖。语言上的驳杂，表现的是个性，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在百多年间生产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吴语、粤语、北方话、英语、法语、俄语都曾经是这座城市通行的大类语言，算上乡音、方言，更是不计其数。“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情势之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权来干预。各种力量激烈竞争之后形成了均势，上海就成了全世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城市。
王唯铭以“城市狩猎者”般的敏锐目光，捕猎到“吴淞江/苏州河”这个绝佳题材，用来记述上海文化的近代变迁。描写苏州河，勾勒一幅“吴淞江长卷”，作为“清明上河图”、“扬州画舫记”、“西湖繁盛录”的现代版，正可以表现近代上海人艰苦卓绝，强劲奋起的劲头。近年来，苏州河开发，两岸在一百年多来累积起来的无数胜迹，已经被推土机碾压殆尽。面对苏州河发出的“乡愁”，已经有故事片《苏州河》，有流行歌曲《苏州河》。王唯铭的新作——《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则是一部饱蘸激情来诠释历史的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王唯铭在“题记”中说：“多少年前，当新黎明曙光开始投射在河面上时，这条河流便拥有了两个称呼，但叙事者认为，无论它被叫做吴淞江或叫做苏州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界域上这条河流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所派生的指向过去、指向未来的种种喻意。”看到了唯铭兄的这段诠释，我明白了他的喻意。他是把从“吴淞江”到“苏州河”的变迁，看做是上海的一次新生。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请了上海本地人张秀兰、陆杰瑞作引导，牵出了一位位华人实业家荣氏、郭氏、方液仙、吴蕴初，还有著名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士立、裨治文、文惠廉、施约瑟、林乐知、卜舫济，更有许多作为难民进入上海的俄罗斯人、犹太人。王唯铭显然是用他们来象征上海文化的“本土”（吴淞江）和“西方”（苏州河）的之间的共存与繁荣。唯铭兄的笔触完全合理，在我看来，上海的“本土”和“西方”，既是各自标榜的我和你，又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复合的身份意识。这么大的时空跨度，出现了如此积极的双重、多重的文化认同，在19、20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中都是非常特别的。差异巨大的宗教、信仰、文化、种族、民族的人群，如此密集地混居在一起，并没有闹出多大的冲突。20世纪20年代前后，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西方思想家访问上海时大为诧异：上海做到了，西方文化做不到！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浑一的社会，“地方性”（Locality）被“整体性”（Totality）吞并，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自然也被削弱了。然而，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都在重现纷繁的“多样性”，在复杂的跨民族、跨宗教和跨地域背景下，我们目睹21世纪国际社会重新泛起的“文明冲突”，眼看华人社会内部时时滋生各种摩擦和纠纷，上海版本的“文化多元主义”就可以对缓和族群矛盾有所助益。“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多族群冲突的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加泰罗尼亚、北爱尔兰、魁北克、苏格兰，都是弥合社会分裂的良药。屡试不爽的普适良药，用在本地也不会例外，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类，“圆颅方趾”，心理相通。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性”，任何形式的“整体性”都不可能存在。文学是描写“地方性”的，好的文学还能够发现“地方性”，解释“地方性”，丰富“地方性”。上海作家群体的“非虚构文学”就有这样的意图，文学精神庶几如此！
1843年上海开埠的时候，海内外舆论都以为江南文化本性温和，相比排外的广府，上海人易于相处。这条评价，居然很快实现。上海在“五口”中间最成功，1853年的外贸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后来一路发展为亚洲的全球城市。确实，上海原本的城市文化底蕴里面，是厌恶暴力，鄙视械斗的，甚至连争论都不喜欢。上海文化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正是可以提供出来，供当今的人们来借鉴。然而，20世纪以来的巨变，不同的阅历和经验，令上海文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改变，它的底蕴里面肯定已经渗入了一些异质因素，有些并不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文化的底蕴？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怎样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是所有上海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更是上海作家逃无可逃的宿命和处境。王唯铭的《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非虚构”的画卷，带我们走过了那一段传奇般的历史，还附带着他那标志性的问候语：“生命快乐！”这就是——“海派”！
题记
谨将此书献给我生活的上海，献给上海的一条河流，献给在这条河流两岸生活的男女们。
多少年前，当“新黎明曙光”开始投射在河面上时，这条河流便拥有了两个称呼，但我认为，无论它被叫做吴淞江或叫做苏州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界域上在这条河流两岸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所派生的指向过去、指向未来的种种喻意。
我还认为，是自然而不是其他决定着一切——从皇朝的更迭到观念形态的分崩离析——唯有自然是最高存在，而且是本质的存在。
楔子
在一切发生之后，谁能够预料这些发生将会带来新的怎样的发生？这就如同当一切还没有发生，谁又能够对后来的发生作出预言和判断？
是的，叙事者说的是在一条河流两岸的那些发生。
这条河，最初是个怎样的模样、怎样的状态，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一人能够知晓，即使那些令人尊敬的考古学家，那些凭借着上海前震旦纪以来地层不同沉积带而可以给出不同文明说法的考古学家，恐怕也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是的，在时光如同宇宙般永恒的移动中，这一条河先被叫做松江，或松陵江、笠泽江；随后，或许因为地处吴越文化的发祥之地，又被称为吴淞江；又随后，当中国这部雄奇兼杂诡秘的大历史推进到对大清国十分致命的1843年后，这一条河的其中一部分，被叫做苏州河。
苏州河。
是的，正是苏州河，这本书即将要在它的两岸展开种种上海往事，只是，在叙事者将要作出充分的叙事之前，想要提醒读者的是，远在这条河被叫做苏州河、吴淞江或松江之前，它就被包容在一个更深广的文化中，也可以说被包容在一个更混沌的时空中。也因此，读者可以逻辑性地提问：这条河究竟孕育在何时？它最终成形并流淌的又是在怎样一个时空中？
现在，叙事者与读者一起来作一个并非虚幻的穿越，让我们先抵达这样一个历史之境：
那时，山顶洞人已经从北方阴暗、潮湿的半地下洞穴中纷纷走出，我们不知他们是否因了留恋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以及洞熊、鸵鸟、斑鬣狗等动物的个个洞穴而曾经依依不舍地徘徊不去，但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后代，是其中的一部分，将在北方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出现；那时，在南方，无论是跨湖桥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无论是崧泽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还没有出现，整个南方还如宇宙初创般的混沌不清，尽管如此，人类将要迎来他的史前文明，将要脱离人吃人的野蛮状态。
是的，那个时候在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专业术语中，是被叫做第四纪，更精确点说是第四纪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开始。必须说明一下，即使在叙事者正修改这部书稿的此刻——2014年11月27日傍晚时分——叙事者与读者一起生活的这颗星球还存在于全新世的演化中，理解这点非常重要。
全新世开始之时的一万年前，我们这颗星球正面临最后一次冰期盛行，气候寒冷、干燥，海平面的位置很低、很低，中国东海的海岸线退至大陆架边缘的负150米处，早先被海水覆盖的地表充分暴露，被叫做硬质粘土层的地表是地质学家们对全新世来临后的一个描述，一件大事便在那时那刻产生了：在寒冷至极的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来自宇宙的某次恐怖、神秘的陨石撞击，湖荡区蓦然形成，而成形的湖荡区其中一部分便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太湖。是的，叙事者必须强调这一点，正是在那时那刻，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的交接之时，因了宇宙最不可思议的力量作用，在长江中下游区域产生了湖荡区，继而有了太湖，继而这条河开始受孕，时间是在遥远的一万年前，扑朔迷离的史前文明正徐徐展开，受孕之地叫做瓜泾，当然，这是后来历史给予的称呼。
随后，我们一同穿越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读者与叙事者必须一同牢记，其时，没有上海地域这个地理概念，更不要说上海文化这个抽象概念了；其时，在后来地理学家命名的“岗身”地带，在它以西的广大地域，未来的上海原住民已经脱离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而一头扎进了崧泽文化，他们聚拢在母系社会末期建造的干栏式建筑中，有人借着熹微的晨光如痴如醉地欣赏着不久前刚刚制作而成的黑衣陶器上的刻画纹，也有人对比着陶壶、陶鼎、陶豆这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而听觉特别灵敏的，或许已听到干栏式房舍之外传来的这条河的声响，是河水拍击河岸的声响，只是，他们中又有谁能够知道河流来自太湖，而河流的源头叫做瓜泾？
那应该是在公元后的第四个世纪（终于到了我们的文明能够确认的时期），尽管今日大半个上海其时还浸泡在大海之中（海水应呈蔚蓝色而不是今天般的浑黄吧），无论华亭县或松江府或上海县都还远远没有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在先由太仓、外冈、方泰，中经马桥、邬桥，最后抵达胡桥、漕泾的这个“岗身”地带，这条河开始了它欢畅的流淌，当它迤逦而过上海最重要文化象征之一的福泉山不远的田野时，有多少知名与不知名的鸟儿在公元4世纪的河面上低低地飞掠哦！
岁月悄然移除，四季花开花落，依着自然的内在逻辑，依着这颗星球人类远远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那种力量，这条河发育、壮大最终基本定形，倘若河水有灵，那么，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这400多年间，理应目睹到在这块地域里中国历史一部分的潮涨潮落：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载，吴郡太守上奏唐王朝宫廷，后经朝廷批准，这片区域有了华亭县，宽泛一点说，可以把它看做上海历史的微弱开始；1277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松江这个地域即使不借助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史中也当仁不让；而至元二十九年，也即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尽管九华里长的城墙还要等到1553年倭寇血洗上海后才得以建造，但受松江府节制和管辖的上海县，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上海史明确的书写。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在杰出的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判断中：除今日川沙与南汇的一部分还时不时地被浩瀚的海水有节奏地淹没，在旧瀚海塘与下砂捍海塘间，这片广大地域，上海县县衙的位置已然确定，这条河最早的入海口一边的那个老吴淞所也赫然在目。地理意义上，这条河的长度应为125公里；发源地，明确是在太湖瓜泾口（今日苏州市吴江市松陵镇中山北路附近）；至于称呼，其时已由松江改作吴淞江，改名原因不为别的，只因华亭府叫做松江府，它便从松江改作吴淞江了，那是因为要避一个嫌吗？也许是。
吴淞江，是的，这称呼从12世纪起就一直这样地叫了下来，即使到了1644年，大清铁骑在吴三桂冲天愤怒的配合下，马蹄肆意地蹂躏了整个汉民族统治的大地，当大清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有了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这一设置，那道台大人想来也是这样地称呼着它。
沧海桑田，花开花谢，在人们浑然不觉的时候，这条河日益地具备了它的独特气象，作为古太湖地区的三江之一，它随着太湖地区的缓慢成陆而不断地向东绵延：东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还位于今日上海青浦区白鹤镇西北的沪渎村；到了唐代中期，也就数百年间，吴淞江的入海口却已然转移到了今日上海虹口区最北端的江湾镇以东；北宋时期，吴淞江的入海口又很突兀地转移至今日浦东高桥镇附近的南跄浦口，又过去了多少个春秋之后，吴淞江最终由大跄浦口，也即今日吴淞口而奔向更为浩浩荡荡的长江。
如此的情景谁能想象：早期吴淞江的江面宽阔居然可以达到20里！20里，不是2里，更不是200米。经由太湖瓜泾口一路而来的这条125公里长的河流，当它在长江三角洲广阔的田野上欢快地流淌时，倾听着宇宙中的几多奥秘，见证着王朝中的屡次更迭，目睹着从儒释道到西方文明这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激烈冲撞乃至分崩离析，它似乎不为所动，似乎拥有着永恒的生命。只是，它万万没有想到，更没有意识到，自然中的又一种力量，倘若没有将它消灭，至少也让它退而居其次了，而它的支流，那叫做上海浦的，却一跃而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大主角。
那自然中的力量便是浩茫江河带来的巨量泥沙。逐年淤塞使得吴淞江逐渐地狭窄了起来，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折磨，这条河的最宽处仅600米至700米左右，这与它曾经浩渺阔大的20里江面相去是何其的远啊！
淤塞让河流的主配角互换了位置。明代前，吴淞江是太湖最重要的出海通道，上海浦只是其中的一条支流。到了明代，鉴于吴淞江的淤浅日益严重，导致黄浦口也淤塞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此下了大力气疏浚吴淞江的南北两岸支流，使其从上海浦变身为黄浦江，由今日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而入注广阔的长江，这样一来，吴淞口成了黄浦口，在“黄浦夺淞”这一自然界发生的伟大悲剧中，吴淞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沦落为黄浦江的配角。
但不成主角又有什么关系？在18或19世纪的那些春华秋实的日子里，吴淞江怡然自得地流淌在苏州府、上海县的土地上，尽管河道狭窄了许多，但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它的两岸，更是可见错落有致散布着的农田、湿地和沟汊，高高的芦苇随风摇曳，那沮洳之地中的一派野气深重的田园风光，让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骚客好不陶醉。
这条河的两岸景象更是相当丰繁了起来。
上海务先是早早地在上海浦一边驻扎，上海务的任务是为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赵家王朝在吴淞江与黄浦江的交界处征收税赋，上交赋税的不外乎是茶商、盐商、酒商以及其他什么商人。
有一条街道便在以后应运而生，它就是老闸镇。
先说老闸历史。
这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王朝隆庆三年，也就是1569年，其时，为了对付倭寇，上海县已高筑它的城墙，名重一时的海瑞，便在这时治理起了吴淞江，他在此处开建起一条阻挡大潮的堤坝。到了大清王朝的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在这条坝上又建成一道石闸，功能依然是阻挡大潮，“老闸”便由此而来。
而所谓的老闸镇，就在其时酝酿。它的具体方位是落定在了今日南沿吴淞江、北至天潼路、东依山西北路、西迄甘肃路这个大区域，500米长度的老闸街（今日福建路一带）沿逐渐铺展开去，稍后，这条老闸街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老闸镇。
必须说明，清朝，这里叫做老闸市，老闸镇的叫法要轮到民国时期。闸北一说也出于此，凡此闸、此街、此镇以北的地域，通称为闸北，1864年在福建路这一端造起的那一座桥，因此唤作了“老闸桥”。
距老闸镇三里之外，在雍正末年与乾隆初年，一座新闸也兴致勃勃地建造而成，新闸一边，大清国的地方官吏还架设起一座浮桥。多少个伤春悲秋的日子之后，新闸的周边也逐渐成市，当人烟稠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新闸镇。自此以后，新闸镇与老闸镇有了一个遥相呼应、彼此勾连的态势，某种意义上，两个镇的繁荣全仗了这条河，正是在它繁忙至极的水运催生下，老闸镇与新闸镇成了19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真实缩影。
倘若不是西方人的到来，如此景象大概还将继续一世纪或更多时光，这个谁又知道？
只是历史没有假如，该来的终究还是到来了。
先是1840年的中英之战，随后是1842年，英军最高统领璞鼎查带着后来成为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的巴富尔上尉来到上海仔细地打量着地形，又随后，便是1843年11月17日的上海开埠，从那个日子起，叫做吴淞江的这条河流便随同整个上海一起进入了不列颠人的视野。
那么，不列颠人看到了什么？
他们一定看到了吴淞江边上的老闸镇与新闸镇。
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在19世纪40年代阳光照射下闪烁着万道金光的吴淞江的河面。
他们更是看到了这条河上的许多浮桥和渡口，这里自然少不了头摆渡、二摆渡与三摆渡，也少不了老闸镇与新闸镇，这样的想象实在是合情合理，无论是朝阳高照或夕阳西下，站在李家厂的烂泥地上，巴富尔，当然，更有可能是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的大班们，他们将自己的视线沿河而一路地蜿蜒而去，他们的心思随着河流也一起迤逦着：这条河一路会经过哪些地方？这些地方又会有什么样的大清国景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条河的尽头是什么地方？
堪称这颗星球上最具冒险精神之一的不列颠民族，在18与19两个世纪的大殖民时代中，先后击败了曾经的世界统治者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随后，仗着瓦特发明的伟大机器，从狭小的岛国出发，向一整个世界作着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大传播、大殖民。当他们来到上海后，其中头脑特别开阔、目光特别敏锐的，自然而然地对吴淞江与它的最终流向产生了浓烈兴趣，他们开始阳奉阴违着上海道台大人对“蛮夷之人”在行止方面的种种规定，或坐农家小船，或沿河步行，忍不住心头激动地一路摸索而去。他们之所以如此兴致盎然，目的绝非只是欣赏这条河两岸的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他们还愿望着要将“上帝之光”带给这片偶像崇拜的土地，更憧憬着要将不列颠帝国的工业产品沿河输入，一句话，女王王冠上的那颗钻石所发出的光芒要在龙的国土上闪耀不止。
历史没有清楚地记载沿河而去并对吴淞江起了新名字的西方人究竟是谁？会是不屈不挠的传教士之一的麦都思或雒魏林吗？或者，是那个在1866年乘坐阿登号大火轮来到上海，又在上海河道上看见家家户户门口挂着“大吉”两字而忙中出错将其看做“太古”并用作公司名称的约翰·森美·施维亚？总而言之，沿河而去的西方人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吴淞江一路上溯可以抵达其时比上海还要来得富庶、繁华的苏州城！
苏州！苏州！苏州！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心中想着基督神学与大宗商品沿河而去的覆盖与铺展，激动之下，他们便将这条河叫做了苏州河，Soochow Creek。
还不止是简单地口头上叫叫，1848年，当英国又一任领事阿礼国与上海的又一任道台麟桂在订立扩大租界协议时，吴淞江的上海这一段，长度为54公里的，便在那个文本中被正式地定名为苏州河。但依据日常习惯，上海的原住民以北新泾为界，他们将吴淞江上游依然称作吴淞江，只是将北新泾以东的吴淞江下游才叫做苏州河。
苏州河，自一万年以前太湖生成了湖荡区，自湖荡区产生了这条河流，现在，它的新历史开始了书写，这新历史开始于1848年之后。
一切将要发生，一切已经发生，发生的地点便在那条伟大的江与伟大的河的交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