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说，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一代文化精英，他们几乎全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譬如后来成为革命者的陈独秀先生，当他和他的哥哥以举人身份前去乡试时，他们乘坐的那条小船的船头上赫然扯起一面大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那份显摆的意思，与巡抚大人出行时，兵丁举着“回避”牌子有点类似。陈独秀先生还如此回忆乡试的考场贡院，“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前面，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是得坐在那里睡。”
1300年的科举制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名左右的进士，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举人，秀才就忽略不计了，他们中有多少中华民族的精英呵，那陈独秀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但在1905年，大清国的光绪皇帝发诏断然将科举制度一废了之，无以计数的男女欢呼雀跃，维新派是发出最嘹亮欢呼声的一群。我们自然还听到了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的慷慨激昂之声，他对科举制的批判，让我们不由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便是科举制。
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个梦想着由童试而乡试而会试直至殿试的人，因了光绪皇帝的这个大废除，就此掐灭了自己秀才、举人、贡生、进士的传统美梦，他们再也做不成案首、解元、会元乃至状元的美梦，他们或是在新文化中一病不起，或是丢魂失魄地看着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的新式学校。
新式学校却确如大潮一泻千里地建立了起来。
变革其实早就开始，它可以源自大清国最智慧的大臣之一李鸿章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与广方言馆，源自同样是大清国最有远见的大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它们全都导向一个最终目标：废除科举制以及它的全部基础：私塾教育。
传教士在这上面功莫大焉。
据著名的传教士研究专家顾长声先生确定：截至1900年以前的6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洋学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840年到1860年为第一阶段；从1860年到1875年为第二阶段；从1875年到1899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传教士主要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多半为小学程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免收任何学费，膳宿乃至路费都由学校供给，招生的对象全都是穷苦教徒子弟以及无家可归的乞丐。这阶段总共开办洋学堂五十多所，学生一千多人。它们中最著名的是英华书院、女子学塾、英华男塾、徐汇公学（后改为圣依纳爵公学，清心书院、格致书院法汉学堂）。
第二阶段，教会学校不仅在通商的五个口岸，还深入中国广大的腹地，到1875年，教会学校增加到了八百所，学生两万名，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的教会中学，女学校也有增加。它们中著名的有圣方济书院、蒙养学堂、崇实馆、培雅学堂、度恩学堂、崇德女校、育英义塾、文惠廉纪念学堂。
第三阶段，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了两千所，学生为四万名。开始出现大学，或在中学基础上增添的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不到两百人。学生已经不以穷苦人家为主，而是尽力吸收新兴的买办阶级子弟或传统的富家子弟。著名的学校为约翰书院、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和格致书院。
无以计数的新式学校正海潮般地涌现，它们显然颠覆了科举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私塾与学塾。现在，一个坚持走中国传统文化路线进而博取人之生而为人的那份功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将痛哭流涕，还将痛不欲生，但更多的人则在格物致知的新学中找到了人生的崭新方向，他们知道，新学不仅将是强国的，更是用来为个人发展的，私欲永远是高于公愿的。
但被光绪皇帝废除，被李鸿章们不屑，被中国绝大多数新学拥护者深恶痛绝的科举制以及它的伟大温床——私塾、学塾或学院，在同样是人类文化精英的眼中却是别有一番判断价值。
费正清如此说道，我们在西方从我们自己的希腊遗产出发，最终使我们把关于宇宙的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但欧美文明能给世界带来孔夫子的仁义和道家的和平吗？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如此说道，中国人唯追求正义与自由，是温文优雅的民族……在有益于人类幸福所有的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他们（中国人）创造出较之西欧人的机械文明所无法估量的远为优秀的文明。
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文明对全世界的贡献中，科举制或许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关于这点，早在16世纪，一个叫门多萨的西班牙人来到中国旅行，回去后就认识了这一点，他在可能是西方对东方论述的第一本书里这样说道，“中国没有大学，但是中国有一套很好的选举制度。”
1835年，一个叫英格尔斯的英国人说，“我们现在在东印度公司已经采用中国人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们全英国也能够采用这种办法来选拔、考选我们的官员，那么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将要大于火药和指南针。”这就是说，科举制在英格尔斯的眼睛里，是可以媲美中国四大发明的第五大发明。
事实是，许多西方人都认为，科举制是中国献给世界，尤其是献给西方的伟大礼物。早在十五六世纪，一些西方人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中国的科举制，孙中山先生对此很骄傲地评述道，“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许多人未必同意孙中山的这个观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相对来说，美国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整整呆了42年的丁韪良说得好，“科举制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他又如此说道，“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借鉴而来的”，不要忘了，丁先生是做过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还是中国第一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许可以说说伟大的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的观点：
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这样说也许是不错的，由褒贬不一的杨广所创立的科举制，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它的存在，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个制度培养下的文化精英们，他们完成了宋代的《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
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新文明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伴随着科举制的被毁弃，新式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到1918年，它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人们在新式学校这个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空间里接受着教育，他们看似正在转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真的转变了吗？），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没有过的事情。新的空间确实与前迥然不同，它的教育不再是老式的精英教育，而是为人类普遍文明培养着专业人才，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要让人能够全面发展。同时，它又不是一个向后看的文化，亦步亦趋圣贤之言的文化，它是向前看的，充满了探索、求知、疑问、批判的可能，而这是中国的私塾、学塾和书院所不可能带来的东西。
问题是，当人们将洗澡水泼掉的时候，是否将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这是一句古老的欧洲格言。问题还是，就人类终极发展而言，一味地向前看是否也是一种误解和误判？
对所有的一切，苏州河无言，它继续无声地流淌，继续以自然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