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必须再次回到这个章节的第一小节，回到圣约翰书院上。
是圣约翰书院而不是圣约翰大学，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区别，让这区别产生的，有赖于一个人物，某种意义上，让圣约翰书院转变成圣约翰大学，再没有人比他更具重要性了，施约瑟不是，颜永京更不是，其他人就不需多说了。这个人曾经戏称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又何止三分之二呢？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理论上的所有追求新知的年轻朋友，尽管，这片土地上的一些青年，并不买他的账，他们经常以愤怒回应他的固执或信念，是他们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吗？还是他完全地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叙事者不知道，叙事者知道的是，他叫卜舫济。
让叙事者先来说说卜舫济的来历吧。
1864年，卜舫济生于美国。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尘埃落定，罗伯特·李即将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向北方军队举起白旗；其时，在中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将统治者烧得发虎跳般的痛，痛定思痛后决定用洋务运动来执行“以夷制夷”的国策大计；其时，李秀成的兵马已向上海远方四散溃逃，他也即将被曾国藩捕获而砍掉脑袋，上海正再次平静下来。叙事者强调这个时间点上出生的卜舫济，那是因为，当他漂洋过海抵达上海时，上海已经进入她的新时代，这于卜舫济于圣约翰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1864年出生的卜舫济，他的父亲是美国圣公会牧师，与在苏州河边造起救主堂的文惠廉牧师属于同个差会，父亲卜雅各还是纽约《圣经》的一名出版商。
1883年，卜舫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886年他又在纽约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历史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当他进入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有缘与一个中国洗衣工相识，在与洗衣工频繁接触与交流中，他对前往中国传教产生了兴趣，还不是一般的兴趣。
1886年11月18日，上海的一个美妙秋日，来自欧洲的一条大船缓缓地靠上十六铺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卜舫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卜舫济显然兴致高涨，坐在独轮车里，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座对他来说还非常陌生的城市，但他发现，一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自己还停留在了美国，或者美国的某个地方，后来，他这样地表述着自己对这座叫上海的城市的最初印象，“它的整齐的街道和头裹彩巾高大锡克籍巡捕指挥的交通，便是城市治理良好的标志。悬挂各种金色招牌的中国店铺为此种景象增添了明显的东方色调，使人意识到它正处于东西方交汇的一大中心。”
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卜舫济将他的行李放在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工寝室，信步来到苏州河的河边，19世纪中期的苏州河以它秀丽景色让站在河岸边的卜舫济竟然大声地呼唤起来：“多么伟大的扬子江啊！”
卜舫济将苏州河当成了长江，虽说啼笑皆非，却也情有可原，毕竟纽约圣公会家庭出生的青年，中国怎么一回事，上海怎么一回事，苏州河怎么一回事，所有一切都要靠后来数十年的上海生活方能洞悉。
卜舫济开始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师生涯。
对上海道台控制下的上海老城，他印象不好，还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严重恐怖。他发现，那里的街道不仅狭窄而且阴暗，那里的道路不仅泥泞而且肮脏，那里不仅随处可见粪便、垃圾，而且在流淌着污水的水沟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股难闻的臭气……纽约尽管也有贫民窟，但也不至于像上海老城般的整体肮脏、丑陋，但反过来说，在这个破烂不堪的世界里，基督的光明不正是可以大放光彩吗？
如同历史上所有了不起的传教士一样，卜舫济沉下身子，安静下心灵，在上海生活中寻找着这个民族之所以五千年屹立不倒的深刻原因。
与利玛窦、麦都思一样，卜舫济身穿中国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圆形瓜皮帽，脚上着一双方头寿字鞋，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脑后也拖起了一条长长但编结整齐的辫子，向中国当下统治者作着驯服的致敬。他还用毛笔写字，学说中国话，无论待人接物或饮食起居，模仿的全是中国士绅做派。
卜舫济很快地成了一个“上海通”，以后，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上海方言》，供在圣约翰大学中学习的人们使用。
在上海最初一两年的学习经历，让卜舫济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知道无论在中国宫廷还是中国民间，他们全都崇尚道德，又以儒教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和生命的基本准则；同时他又尖锐地看出了，大清国其时整个官僚阶层、文人集团中流行的严重腐败，这造成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落后，也造成了帝国内部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尽管心智很高，但奉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的内容却大大地制约了中国人的智力发展，在一个没有自然科学知识而只知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结构中，中国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出第一流人才。
数年后，圣约翰书院的英语老师卜舫济转变为圣约翰书院院长，他内心中始终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如何彻底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最终培养出完全崭新的一代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
卜舫济甫入圣约翰书院大门，创始人施约瑟已然退出了圣约翰书院舞台，其时，掌门人是那个在苏州河口边将救主堂建起，同时也在上海天空下传播开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的文惠廉，华人牧师颜永京在一边帮同着文惠廉打点着种种校务之事。
1896年，圣约翰书院变身为圣约翰学校，虽然叫学校，其实是转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大学，卜舫济再次成为校长。
叙事者之前已经说过，施约瑟时代，圣约翰书院初设西学、国学与神学三部；到1880年，又增设医科，可以据此将它看做上海近代医学的始作俑者；再到1881年，又增设英文部，同样可以将此看做一种新历史的开创，英语教学新历史的开创。
圣约翰大学校门
所有这些建设性事件与卜舫济全然无关，那么，卜舫济接替文惠廉成为圣约翰的掌门人，他为圣约翰书院做了些什么？
事情若要一一展开，就又是一个长篇内容，而且是三部曲的架势，这里只能简略地向读者说说卜氏对圣约翰书院来说最为重大的两个意义。
第一，是通过多方募捐，卜舫济让圣约翰空间一再扩大，最终，在地域上，它完全占据了那个突入苏州河的三角洲。施约瑟时期，圣约翰书院有了初步框架，面积为大班霍格卖出的80亩土地，约占苏州河三角洲的三分之一，规模不算小，却也不能说够大。轮到卜舫济，这个圣公会传教士，有十二分热情，又是个智商、情商结合得相当完美的男人，也因此，无论是回到美国，还是在中国，他与权势人物或富商巨贾们的每次游说，总能在滔滔不绝后获得大的收获，让他人心甘情愿地为圣约翰书院的将来而掏出美元或银子。
第二，便是英语教学，这或许要算卜舫济给圣约翰书院带来的最大成果。在这之前，由国文底子很完美的国学老师为学生开着国文课，成了圣约翰书院的一大特色，但这一大特色不能算作重要特色。而且，那在上海方言中一路开讲过去的国学老师，想来绝无可能让上海学生拥有一个装满新知的脑袋。卜舫济明了就中弊端，也察觉了圣约翰未来的办学方向，他在写给圣公会报告中，强调了英语教学的四大优点，一、华人研究英文，如西人研究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通过英文研究，学生可以消除排外成见；三、研究英文，毫无疑问地有利于东西方交往，也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四、十分有利于培养人才为基督教服务。
1888年6月，卜舫济被委任为圣约翰书院的监院，从这一刻起，大权在握的他便极力贯彻英语教学这一主张，除中文课外，大多数自然科学的课程均要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教授。到了1896年，医学部、神学部的课程也都必须使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教授，在其时中国所有大学里——无论是教会主办的大学或洋务派主办的大学——用英文教材和用英语授课的圣约翰不容分说地成了第一，后来的它，便是因了英文教育而名动天下。说得更明确点，凡是从圣约翰书院或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说其他，仅英文水平，在上海或中国，就常常能够笑傲江湖，即使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这上面，恐怕也只能被卜舫济的圣约翰力压一头。
除了上述两点，卜舫济还给圣约翰大学在精神意义上带来许多新东西。之前，施约瑟在圣约翰书院留下的校训可以用“光与真理”作为注释：
我们要使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这个目标更崇高的了。我们将努力给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的和基督化的教育，我们将最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我们相信这将有利于扩大学生的知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是来源于上帝。
卜舫济来到后，在“光与真理”后面加上了中国伟大圣贤的那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显然，卜舫济比施约瑟更深刻地理解着他所脚踏的这块土地曾经有过并将继续存在的文化，更深刻地明白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西方人，是要在这文化中更多地学习到它所包含的深邃智慧。
1905年，圣约翰学校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时，又在美国华盛顿州作了注册。现在，卜舫济掌控的这个大学，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后来还加上农学院；现在，苏州河这块突出的三角洲，全是圣约翰大学的地盘，在这地盘上，卜舫济创造了圣约翰传奇，校园由84亩扩展到228亩，资产由最初的10万递增到其时的200万，又先后建造起15幢大楼、28所住宅，它们中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也有让人生出无限感想的一些特别建筑，譬如圣公会教堂，又譬如怀施堂，还譬如思颜堂。
现在，叙事者要读者一起来到1888年8月23日的一个现场，圣约翰书院里的圣约翰教堂，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庄严的婚礼进行曲从教堂花窗向外流泻，又沿苏州河的河面一路向远方飘散。
婚礼男主角，便是本书这一节的主角，圣约翰书院的英语教师卜舫济，婚礼的女主角，即使上海已进入19世纪后期，但她还是让参加这场婚礼的许多在场西方人士暗暗吃惊，因为，她是华人，名叫黄素娥。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对幸福男女的一张照片。
卜舫济如同我们想象般的英俊异常，照片上的他，戴顶大清国官吏的帽子，着一身大清国官吏的官服，官服袖管之大，足可以放进两条粗腿。卜舫济还穿大清国的官靴，靴底之厚，仿佛一百年也穿它不坏。
那黄素娥，并非中国女子中美丽的一类，既不倾国倾城，也不沉鱼落雁，她长了一张很平常的中国女子面庞，梳了一个很寻常的中国女子发型，脸上并不充满幸福、喜悦感觉，反而有一抹淡淡的哀怨，她在哀怨什么呢？有一种可能，当照相机快门按动的那一瞬间，她蓦然想到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总之，她的这份哀怨也属于中国女子的，她的一身穿着，是大清国文化的鲜明体现，但手上捧着的这一大束鲜花，却让这次中西结合的婚姻带上了更多的西方文化色彩。
卜舫济与黄素娥的婚姻是苏州河边的一件奇事
话说卜舫济还在上海嘉定县向乡村士大夫刻苦学习当儿，无意地结识了黄素娥，知晓了她就是与圣约翰仅一墙之隔的圣玛利亚女校的校长。两人眉眼对视之际，乾坤颠倒，世界倒塌，百鸟齐鸣，星光灿烂……那种纯美得让人窒息的感觉，唯有卜舫济与黄素娥两人可以领略。
那么，让卜舫济如此动心的黄素娥又是何许人也？
黄素娥是一个叫黄光彩的男子的女儿。黄光彩出生于厦门，原本也只是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的一个贫困潦倒的青年农民。是文惠廉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仅延续了黄光彩的物质生命，还赋予了他新的精神生命。黄光彩先受洗入教，以后，按立为牧师，成为上海华人牧师中的头一个，在苏州河口的救主堂里，他如同自己终生的导师文惠廉那样，为人类的救赎而呕心沥血着。
让黄光彩骄傲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是拥有黄素娥这个女儿。自小，黄素娥聪明伶俐，又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到成年，已经是个对音乐有着精深理解，通晓中英两国文字，并且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务的出众女子。1881年，施约瑟创办圣玛利亚女校时，毫不犹豫地委任黄素娥做了女校校长。
1886年年底，卜舫济来到了上海，这时，黄素娥担任圣玛利亚女校校长已有五年，这五年里，她将校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业余时间还前往上海周边乡村传教，深得美国圣公会的有关人士嘉许，小文惠廉曾如此称赞黄素娥，“所见所闻最出色的中国女子”。
最出色的女子相遇未来最出色的男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干柴加烈火，而是浩渺星空中，两颗高质量星球相互吸引并同轨。相比黄素娥，卜舫济还有一个超越自我的大问题。首先，美国圣公会有严格规定：任何一个在华传教士不能与当地女子结婚。其次，1888年，西方人在整体上持有的傲慢心理，让他们产生了对华人的轻视、歧视乃至藐视，即使优秀如传教士也不能说没有丝毫类似的心理。最后，华人对中国人与西方人相结合这种事，不仅嗤之以鼻，更是视作洪水猛兽，就在一年前，那卜舫济在嘉定老城与乡绅交往的日子里，他还被当地小孩叫做“猴子”，而今“猴子”要与我们的女人结婚，这不是天大的丑事吗？
卜舫济究竟怎样想我们无从知道，黄素娥又有怎样的感受我们更是丁点不知，想来，卜舫济方面问题更大一点，光是教会规定，便是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天堑，当然，有许多杰出传教士，当他们决定了一件事情而他们所属的教会又成了这种决定的无法移动的障碍，那么，他们是会断然地将这个教会抛弃的，譬如郭士立，又譬如李提摩太，毕竟，教会只是教会，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卜舫济为自己的爱情，最终倒没有与圣公会闹得不欢而散，至于圣约翰书院中那些同样来自西方的教师们究竟如何看待他与黄素娥的婚姻，他就置之不理了。总之，1888年的8月23日，卜舫济与黄素娥在圣约翰书院的教堂里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悠扬的婚礼进行曲在现场者的头上缭绕，随后，夏日中的苏州河见证着所有一切。
两人结婚的时候，卜舫济还只是圣约翰书院的一名普通英语教师，结婚后，他被圣公会钦点为圣约翰书院监督，自此后，为了将圣约翰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中国的哈佛”，卜舫济可谓是殚精竭虑，黄素娥，终究是个中国女子，遵循着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婚后立即辞去圣玛利亚女校校长一职，全身心地在家相夫教子，做到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卜舫济可不是鸡狗之辈，而是人中蛟龙、苍穹巨星。
历史记载，黄素娥为自己的丈夫、丈夫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她多次陪同卜舫济前往美国，为圣约翰书院的发展费尽口舌地募集所需经费，为密切圣约翰书院内师生之间的关系，每个周六，卜舫济会邀请低年级学生到自己家来做客，校长太太黄素娥分外热情地招待每一个做客学生，从没有一丝厌烦，历年来，接待的学生高达上万名。
1918年的5月11日，黄素娥因病去世，这个年份，刚好是她与卜舫济结婚30年，这时，圣约翰书院已经成为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某种意义上，圣约翰大学不仅超越了同为新教的沪江大学、东吴法学院以及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基督教联合女子医学院，也同样超越了天主教的震旦大学。人们在这个时候，是特别地怀念黄素娥这个中国女子，在生命意义上，她给卜舫济带来了三个孩子，而在更辽阔的社会意义上，她为圣约翰大学注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能量，成为圣约翰文化之一。
191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40周年，已经毕业离校的一些校友，其中有上海史将要深刻记住的刘鸿生，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自发募捐，用7.5万两银子建造了一个叫交谊室的空间。交谊室的交谊厅中，悬挂有精绘的卜舫济、黄素娥夫妇半身油画像各一幅，叙事者不知，卜舫济是否会时常来到交谊室，是否会在黄素娥的画像前时常地喃喃自语：亲爱的太太，你听见苏州河涨潮的声音了吗？
自1888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书院起，到1919年圣约翰建校40周年，40年里，圣约翰大学在空间的意义上已扩展到了228亩的广阔地域，而从人才培养上更是荣获了“东方的哈佛”、“外交家的摇篮”等赞誉，从这个学校中走出的精英数不胜数，为纪念黄素娥女士而毅然捐出巨款的刘鸿生是其中一个，这男人，从宁波定海来到上海，又在圣约翰接受了其时最完美的教育，虽说因不接受卜舫济让他前往美国做一个牧师的终极安排，但在兄弟刘吉生的陪同下，闯荡中国大地许久，为英商开平矿务局出产的优质煤炭进入上海市场而顽强地开辟着通道，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二代大成功的买办必须积累的第一桶金，当他为黄素娥掏将出白花花银子时，其实已信心百倍地甩掉了头上买办这顶并不怎样的帽子，他已擎起“实业救国”的大旗，在上海，不仅让“煤炭大王”黄袍加身，还让“水泥大王”、“火柴大王”、“实业大王”等皇冠加顶，一举成为中国民间的四大家族之一。
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培养的精英中的一个例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大学校门先后走出的民国精英有：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新闻家邹韬奋，建筑家贝聿铭，实业家荣毅仁，会计家潘序伦，宗教家丁光训，以及中国基督教青年运动会领袖余日章，在美国，有哈佛、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无条件地接受圣约翰学生进入他们的大学，鼎鼎大名的耶鲁大学同意免试招收。
圣约翰的精英无法说尽，这里再说一个，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文化史家，因与鲁迅交恶而名声大噪的林语堂。
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于1912年进入圣约翰大学，他的进入，显然与家庭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叙事者就此省略。
林语堂进入圣约翰大学后，对这家位于苏州河边的大学有着相当的好感，不过，这份好感从来没有让他对读书产生过分狂热，他的理论是，“无论做什么事，一生地不愿居第一”，也因此，他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他很是不屑班上的一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而在这个“笨蛋”看得十分正经的时候，林语堂却去钓鱼消遣，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濒临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
林语堂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圣约翰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卜舫济努力的结果，这块私产与原校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他未必了解于1894年就来到约大担任科学系主任的顾斐德教授，但他很是知道正是这位先生，成了约大最初体育运动的发起者，林语堂因此在自己的自传中如此说道：
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林语堂很有点沾沾自喜，一种正常的人性反应，这个从福建一地来到上海的民国才子，对学习英文热情有加，对中文则多少有点鄙夷，多少年后，当他反省这点，流露出因年少轻狂而悔不当初的那点意思，只是，在圣约翰期间，那些满腹经纶的国学老师，让他好生瞧不起：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100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专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林语堂没有成为洋行买办，却成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中的精英。
走出圣约翰大门后，林语堂先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文学系就读，随后，经一连串奔波，拿了学位之后回到祖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担任文学系教授。
林语堂的人生精彩故事发生在北京大学期间。
这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已经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先生为代表，尽管从教育背景或其他文化背景来说，留学美国的林语堂更加地倾向同样留学美国的胡适，但他在那个时段却选择了与周氏兄弟做成思想盟友，乃至站在鲁迅的那面大旗之下。
1924年11月，一个中国社会最为阴晴不定的时期，北方，飘扬着五色旗的北洋政府正掌控着生杀大权，南方，孙中山的军队里正大批地涌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一笔的《语丝》便在这时创刊，周氏兄弟是“语丝派”的当然不二的领袖，而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成了这家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不久，也是《语丝》撰稿人的胡适创办了《现代评论》，这家杂志集合的人员大部分为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这便与《语丝》的撰稿人在文化背景、文化气质上有了一个楚河汉界的分别，矛盾由此生发。
当鲁迅与林语堂相继来到工部局的上海避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由当初北京时期的盟友而转化为各持说法的陌路人，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做“匕首”和“投枪”；林语堂则强调文学的幽默，认为人生最重要的还在于性灵闲适。鲁迅对此还击，他认为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让林语堂十分的不快，继而产生不以为然的反感。但最终与鲁迅反目的林语堂其实对鲁迅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儒雅之士，在闻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在怀念文字《鲁迅之死》中这么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现在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圣约翰大学特征之一的体育上。
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中因体育运动而沾沾自喜，而圣约翰体育运动的开展远远早自林语堂前来就读。
韬奋楼也为纪念一个卓然不凡的上海人
体育楼建于民国七年
1895年，当圣约翰还是书院的时候，便有学生军的组织，并把军操定为必修课。除了每天晨操，还规定每星期两次的正式体操，体操时用的枪，最初是竹枪、木枪，以后，大清国两江总督派员到校检阅，发现这一情况，便兴致勃勃地拨赠了两百支旧后膛枪用于圣约翰的操练，这也是圣约翰体育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到来之际，圣约翰学校便有了一支校园足球队，它可以说是上海华人足球队始作俑者，也可能是中国足球队的开山鼻祖，其时，大清国还没有轰然崩溃，上场踢球的队员人人脑后拖着一个长辫，所以便被西方人笑称为“约翰辫子军”。
那些年，圣约翰大学还将西方也刚刚盛行的田径、网球、棒球、篮球等项目一一引入，春秋两季还会举行校园田径运动会，所有这些，当然与那个叫顾斐德的洋人有关，叙事者只是不知，林语堂与顾斐德有无交情？他又受了后者的什么影响？至少在体育运动上。
1941年，卜舫济终于辞去了圣约翰大学校长一职，这个年份，距离他最初担任圣约翰掌门人，已有整整53年。辞职之后，卜舫济返回美国，陪伴他的是第二任太太，那黄素娥是早在1918年，便已黯然地离开了世间。五年后，卜舫济牵挂中国，再次回到了上海，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个82岁高龄的老人，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还要回到这里时，他的回答是一如既往地发自内心，“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一年之后，卜舫济一语成谶，他在上海去世，永远地与这块土地融合在了一起。卜舫济曾经这样说过，他的一生，在中国经历了三种不同国旗的时代，对三种国旗下的中国社会，他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和体验，但无论在哪面旗帜下，龙旗也好，五色旗也罢，乃至青天白日旗，对卜舫济来说，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他要为上帝服务，为这片土地服务，为中国服务。而这个服务，由抽象到具体的，便是教育，便是圣约翰大学的拓展和进步。卜舫济在自传《在圣约翰大学五十年》中曾说道，他有为中华民族“造就人才”的决心，不过，对人才，他有自己的认定和界说，他要造就的，是各个行列里“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肯钻研学术的、有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人”，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教育就是教育，教育与政治截然无关，在这一点上，他不作任何的妥协，也不作任何的后退，但因了他的不妥协和不后退，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情感便发生了冲突，乃至与圣约翰的学生一度呈水火不相容的情状。首次冲突发生在1919年。那年的5月4日，中国大地上席卷而起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暴，每一个中国学子，即使优雅如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也都不可能按捺住自己那颗激烈之心，尽管，他们并非真正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青春总是这样，在一腔热血的沸腾之时，沸腾便是全部的出发和归宿。但卜舫济不理解并且反对这样的“热血沸腾”，在“政教分离”这一神圣原则的主导下，他是无法接受也无法忍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卷入政治漩涡，为此，他断然下令：学生不能罢课。热情迸发乃至热血沸腾的学生当然不睬卜舫济的禁令，他们以不参加期终考试作为回应，卜舫济不得不提前放假，并取消毕业典礼，这在圣约翰的历史上还从无先例。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1925年。那年5月末，在上海，在南京路，巡捕房的捕头悍然下令对游行群众开枪，震惊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五卅惨案骤然爆发。发生在南京路上的这场杀戮，其实如同导火索一般地点燃了中国人民内心中郁积已久的火焰，自大清国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被打败之后，这火焰便燃烧在了每一个有正常头脑在思考的中国男女心中，以后，无论是圆明园的被毁，还是大东沟海战的惨败，抑或，在八国联军的干涉下，中国人民承受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偿，都让这火焰一再地蓄积着燃烧的能量，而五卅惨案让民族主义情感的燃烧得到了最好的物理条件。
卜舫济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他应该是感觉到的。
卜舫济能够理解这一些吗？他同样应该是会理解的。
但卜舫济会接受并容忍圣约翰大学的学子们因此走上大街，因此在上海1925年初夏的天空下大声而愤怒地喊出口号，从而狂热而激情地为自己苦难深重的祖国表达心声吗？卜舫济不能，因为倘若他真这样做了，那便是对他自己的挑战，也是对他自己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践踏。卜舫济一如既往地对圣约翰大学学生想要参加大游行的举动进行阻止，1925年的6月3日，当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云集在了学校的大礼堂，群情激昂地集合开会，卜舫济激动异常，这让他做了一生中最激烈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一个举动，他竟然把升在旗杆上的一面中国国旗，想来那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一把扯下。这个动作毫无疑义地激怒了现场的全体学生，他们群情激昂，他们怒不可遏，许多学生乃至教职员工当场联合签名离开圣约翰大学，这些学生和教师——17名教职员工和553名学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圣约翰大学，他们在该年8月另行组成了光华大学，如同马相伯以复旦公学对抗法国耶稣会震旦大学那样地，对抗着卜舫济管理下的圣约翰大学。
即使时光流逝到了2015年，当年圣约翰的气息依然越过苏州河扑面而来
临河而建的圣约翰，听得懂苏州河的喧哗
更让卜舫济始料不及的是，1925年圣约翰大学再次开学，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这个鼎鼎大名的大学，大有江山倾倒、一垮到底的态势。1925年的秋天，我想象卜舫济独自一人站在苏州河边，他的身边，也许陪伴着新太太，也许没有。看着在秋光下闪耀的苏州河面，看着坐在摆渡船上的那些上海原住民，他浮想联翩着。此刻，他的脸庞上已褪去青春的英俊，而代之于人到中年后的深邃和睿智，但有一种深刻的忧思似乎浮现在了脸庞上，他在忧思什么呢？是这块土地上的激荡风暴，还是圣约翰大学呈现的从未有过的冷寂？
苏州河默然不语，它也仿佛像卜舫济那样的满腹心事，它也在一种深刻的忧思中默默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