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暗锡岁月一路抵达白银时代，那是20世纪的20年代。这时期的上海，用叙事者个人的一个说法，它正处于白银时代的初始阶段。
必须解释一下“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就是银元时代，亦是民间的“大洋”时代，一个银元，一块大洋也。1920年，整个中国尽管混乱不堪，各路由镇守使转变而来的大小军阀，都在做着一统天下的黄粱美梦，但经济的发展却是循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轨迹而稳步前进，尤其南方，尤其上海。那年，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费两改元”的建议，即将通用的银两改成银元，北洋政府一口答应了，即使是军阀，也有他们的眼光。
只是关于银元，读者还有必要听听历史的叙述。
在已经开始不那么伟大的明皇朝万历年间，也就是数十年不上朝也不知道他在后宫中究竟干些什么神秘勾当的那个皇帝当朝的年代，银元由欧洲流入中国。换句话说，西方人在广州口岸或其他南方城市中与华人做贸易生意时，多以白银铸造成硬币的银元，做交易时的一般等价物。
这些来自西方的银元，大致分为两种：其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铸造之西班牙银元；其二，墨西哥独立后铸造之墨西哥银元，因墨西哥银元上有一个老鹰标记，它又被称为鹰洋，而前者称为本洋。
这些都是外国人的事情，中国人的事情呢？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大清国广东开始铸造银元，随后遍及各省各地，自然少不了我们上海属地的江南省，那银元上有蟠龙图案，它被叫做“龙洋”。
总结一下：本洋、鹰洋与龙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大清国拖泥带水的历史一举终结，民国期间便先后有了孙中山侧面头像和袁世凯侧面头像的银元铸造，坊间称作“孙小头”与“袁大头”。无论“孙小头”还是“袁大头”，每个银元重量均为7钱3分。
现在假设一下，民国期间的某日，你出门在外，种种因由要你必须带上不少盘缠。于是你带上了100个银元，你也许不知、也许知道这100个“孙小头”或“袁大头”集合起来的分量足有73两。一路走去，分量是渐趋沉重，更要命的是，这100个银元因相互碰撞而发出的“铿锵”之声，招蜂引蝶地让道上那些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不时投来贪婪一瞥，而当你来到某个客栈，为来上一盘猪头肉加一斤黄酒，不经意地将这100个银元拿将而出，摊在桌面，那片白花花的光泽虽然炫人眼目，但一路尾随而来的道上家伙，实在忍不住口水地就要对你下手……而你，即使散尽银元，也可能性命不保，所以，俗话为什么说，“财不露白”，这个“白”指的就是白银铸就的银元所焕发而出的光泽！
“孙小头”发行有限，这里不表了。“袁大头”从1915年到1923年，总共铸造并发行了7500万枚，想来无论是在英国总会中逍遥的大班还是在斯文里石库门中悠闲的上海中产阶级，他们的家中或手上断然少不了这“袁大头”。
及至青天白日旗在南京城头高高扬起，那南京国民政府，先沿用了从前的银元价格单位，接着发布了《国币条例草案》，确定了本位币为一元银币，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零八毫为价格单位，“一元银币的总重量为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又到了1929年，在颁布了《中央造币厂组织章程》的时候，便在苏州河的桥堍下开出了中央造币厂，一路努力地鼓铸银元，总之，中央造币厂所造的银元，因背面有帆船图案，又被叫做“船洋”，到1935年，船洋铸发13亿多枚。
本洋、鹰洋、龙洋与船洋，船洋显然超越了叙事者叙述的20年代这个范畴，那么，还是让我回到20年代，看看1个银元在其时能够干些什么？
首先，这时期，1个银元可以换来128至140枚铜元，你若用银元消费，那么，1个银元可以买上150个鸡蛋和150根油条，若换作铜元消费，1个铜元大致可以换得1个鸡蛋或1根油条，顺便说上一句，今日人民币一块，只能买一只半鸡蛋和半根油条。
为让读者更清楚地知道1个银元产生的购物概念，我举历史上的这些记载，“1920至1925年，1个银元可以买上18斤大米，或7斤猪肉，或8尺棉布。”倘若1个银元不用于日常消费而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那么，30年代的北平（注意，是30年代而不是20年代），1个银元可以请朋友们前往北平的羊肉馆子（不知档次如何）“涮上一顿羊肉”，就餐人数没有说，一般说来是两人；在工部局上海，1个银元可以请人吃上西餐两回，我想，西餐人数同样应该是两人吧；此外，1个银元可以买进入公园门票20张；你想看电影或看戏剧，1个银元可以让你购买入场券10张；它还可以用来订一个月的报纸一份；可以买三分之二本的《呐喊》，那可是鲁迅的不朽之作啊。
民国期间，工资也是用银元付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的鲁迅先生，月薪是300个银元；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月薪为5个银元；至于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他的月工资通常来说上不超过10个银元，下不低于5个银元。
重复一遍，银元时代，也就是白银时代。
现在，这一章的这一节，叙事者要进入主题，叙事者要逐一说说那些架设在上海白银时代的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叙事者之所以对白银时代的象征之物银元要有这样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乃是这些桥梁倘若脱离了白银时代，是决然没有可能建成的。
先来听听苏州河史专家之一的郑祖安先生对苏州河所建桥梁的一个统计吧：截至1949年，恒丰路桥以东3.65公里的苏州河下游河道上，工部局共建造钢筋混凝土或钢桁架桥共11座，恒丰路桥以西至中山路桥的9.35公里的上游河道上，有木桥6座、铁桥1座。郑先生特别强调了这么一点，这说明华洋两界在财力、技术能力上的悬殊差别，苏州河东、西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不均衡性。郑先生还指出，华界当局建造的第一座桥是汇通桥，今日恒丰路桥，时间是1903年。
现在，让我们开始穿越，从苏州河的河口到圣约翰书院，在这一段苏州河最经典的河道上凌空而去，逐一俯视那一座座苏州河上的桥。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或许还要从上海被唤醒的那些黎明时分。我们目睹充满了忘我精神的传教士正一一地到来，我们感觉到民族原力正微弱而积极地积聚，我们察觉到新文明悄然但坚定地降临在梵皇渡的渡口一侧，是的，上海史早已走过了那样一个时期，那时，英国人集体认为，只有南欧的葡萄牙人方才适合广州与澳门，我们北方欧洲人必须到上海去，必须到扬子江去；是的，上海史这时也早已走过了那样一个时期，那时，英帝国领事巴富尔与大清国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在1845年10月29日达成了《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范围，确立了“永租”原则，还规定了那张“上海道契”必须经上海道台的核查并加印方能够生效。
记住下面这些细节对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十分有益，它们全都是苏州河上座座桥梁的背景和前提。
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1847年12月31日，西方洋行的宝顺、怡和、和记、仁记、义记、融合等，各自得到了上海道契，在黄浦江边租得了土地。那时，获得上海道契的还有了不起的麦都思。
如要说得更加细致一点，宝顺是上海第一个与原住民达成草签协议的洋行，时间是1844年的5月至6月，租地面积为13.8亩，宝顺洋行的道契为英册第一号，在第八号分地上，租地人就是宝顺洋行的老大，那个因自己过于嚣张的举止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佳名声的颠地·兰士禄。在《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中，宝顺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是今日“九江路以南，四川中路以东，中山东一路以东，第九分地以北”。
宝顺洋行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与颠地先生的眼光老到毒辣有着相当关系，那宝顺洋行所北临的公路，即后来的九江路，为一个斗鸡场。开埠前，这里是外滩一地原住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是农闲时分原住民赶集热闹之地。上海开埠后，西方人逐一进入，此处又经营起将轮船拖拉进港的纤绳实业，因而又被叫做“打绳路”。
外滩头块租界的九分地中，第一号分地是被“万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所租用，年份与宝顺洋行完全相同，也是道光二十四年，只不过月份晚了点，它是在1847年的上海秋天，拿到第三号的上海道协。
“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之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据贼上游，守黄浦口以遏贼横渡，守御不出此”，李家口作为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的要冲之地，无论哪个上海道台都是十分清楚的，因它的东端是清军炮台，它的西侧是清军哨所，宫慕久将英租界划在李家口以南，盖因如此。
苏州河一部壮美无比的桥梁史，它的发生，是在这李家口；它的成长，有赖于上海的白银时代。下面一段文字，读过“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一《与邬达克同时代》的读者稍感眼熟，但写苏州河桥梁史，绕不过外白渡桥和韦尔斯，这里先作一个说明。现在，叙事者将叙述的手指指定了一个人物，他的出现，是在上海还没有进入白银时代，换一种说法，则是上海还在使用本洋、鹰洋，但龙洋使用却还有待时日，这个人出现在了李家口。
他叫韦尔斯，国籍英国。
时间大致应该在1856年10月的某个上午，当然也可以是下午。
韦尔斯先生站在今日外白渡桥的南侧地基上，正定睛打量着苏州河的对岸，也打量着苏州河的四周。
那时的苏州河，野气深重得很，那份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的悦目而迷人。韦尔斯先生当然将上海的自然风景尽收眼底，此外，他还看到什么了呢？他应该看到，他的前面，正伫立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第一家西方商人开设的饭店——礼查饭店，说得更精确一点，是礼查饭店的一个雏形；如果他转身而望，那么，他应该看到伟大的女王派驻在上海的总领事办公之地也已建立，出于当年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的殖民经历，总领事馆的风格显得相当的南亚次大陆化。那时，他转身望去的地方还没有新天安堂，要再过20年，也即1886年，新天安堂才会出现在女王总领事馆的一侧；彼时也没有由总领事馆为发端一路绵延而去的外滩建筑，更没有“外滩”这个既历史又审美的概念。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第一号分地上的那幢怡和洋行的楼房，他的目光也许与站在二楼阳台上的同事有个对接，这个谁又知道呢？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上海原住民正往来于苏州河上的三个渡口间，它们分别位于苏州河口、后来的里摆渡桥以及后来的江西路口，这个谁又可以确证呢？
但韦尔斯一定不会想到并预见到后来的历史将会产生整个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的外白渡桥，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表述是“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的大桥”。那一日那一刻的韦尔斯先生，站在这江与河的交汇处，想要做的事情是造上一座桥，木桥。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他的这个造桥设想缘于的是一种历史直觉？抑或，只是一个来上海混世界的西方商人的商业本能？种种历史迹象表明，韦尔斯的动机更可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总而言之，1856年的这个月份，怡和洋行的大班查尔斯·韦尔斯与他的合伙人美国商人爱德华·R．坎宁安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叫“苏州河桥梁公司”，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当年底，就是在他曾经站过并反复打量着苏州河的这个位置上，公司造了一座大桥，大桥纯木结构，全长137米，宽度7米，这便是著名的韦尔斯桥，同时，它也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外白渡桥的“前生”。
韦尔斯先生显然没有将造桥之事当做19世纪的公益。桥造好后，他对任何一个由桥经过的男女毫不客气地收取过桥费：华人，一次1文；西人，一次15文。1文，应该就是1个铜元，也可以叫做1个铜板。看来韦尔斯先生对华人还算客气，或许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桥是造在了谁的土地上。
但一边有人看韦尔斯不下去了，不是华人，是西方人，是以后对上海发展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工部局，它只是为过桥的西方人士看不下去，为方便西方人过桥，工部局一次性地向韦尔斯、坎宁安的公司缴纳白银1971两，自此以后，西方人过桥就不必付费，华人依旧，你可以将这个细节看做一部冷酷的西方殖民史中无情的一笔。
七年后，1871年，架设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这座韦尔斯大桥不幸地朽烂了，因收取造桥费用而广被上海原住民或部分西方人士诟病的韦尔斯，也早于1857年9月9日在大英轮船公司所属的“孟加拉号”上黯然离世，他自然听不到工部局对苏州河桥梁公司整修韦尔斯大桥的反复督促，也看不到自己公司为建造新韦尔斯大桥努力的那次落空，更不会想到，在他去世19年之后，工部局终于决心再不理睬“苏州河桥梁公司”，于1876年8月，在被一拆了之的韦尔斯旧桥地基上新建一座桥，也是纯木结构，全长110米，宽为12米，花去白银12900两，在19世纪中后期，这应该不是一笔小数字，有意思的是，新桥不叫韦尔斯桥，它被称作外白渡桥。由道路码头委员会变身而来的上海工部局，那时顺应民心，作出了此桥向全体上海市民开放的决定，再不收取任何的过桥费用。白渡桥啊，白渡桥，现在，在苏州河口上，上海有了一座让你白白走过而不花一文的大桥，它部分佐证了天上偶尔也会掉下一个馅饼。
韦尔斯先生命名的那一座了不起的木桥
韦尔斯想象不出的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临近当年外滩的公家花园。
公家花园于1865年由工部局“兴工填实自北京路至外摆渡一带泥滩，使成平地，辟为公园”。1868年6月，英国领事文察斯德致函上海道台，说这块地已经工部局填好，共计30亩4分7厘3毫，作为娱乐用处，决不造屋营利，所以请道台豁免钱粮。上海道台应宝时于6月19日答函云：
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屯，仍系中国官有，论理须征钱粮；惟地位于英领署前，填高以为娱乐之所，设亭建阁，不属营利性质，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赁，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
因外白渡桥紧临公家花园，因此，也被叫做公园桥。至于又被称为“乞丐桥”或“叹息桥”，那是因为大清国在缓慢地走向它最后覆灭的命运之前，它的子民们一些极为悲惨景象在桥上或两岸频频上演，即使富可敌国的西方大班，只要具有一份基督教的关爱精神，也不堪承受眼前这伤情、伤心一幕，“乞丐桥”、“叹息桥”的说法由此而来。
苏州河水波澜不兴地平静流淌，那种平静你只能形容为不动声色。在日复一日的节奏中，初升的太阳将苏州河的河面照射得金光乱闪，黄昏的薄暮将苏州河的河面轻烟般地笼罩，时光倏忽，已过去整整30年，现在，是1906年的某日了。
那时，在上海工部局的精心谋划间，在西方资本的强力推动下，以及在民族原力的顽强崛起中，租界上海即将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也就是进入她的白银时代，工部局决议：拆除木结构的外白渡桥，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的建造提上了议事日程。
工部局选定的设计者为新加坡英商霍华斯·厄斯金有限公司，选定的承建者则是英格兰克利夫兰桥梁有限公司，都是英国公司，都是英国人。1906年8月4日开工，1907年12月29日落成，通车仪式则定在了1908年的1月20日。那时，苏州河两岸，气场巍峨的百老汇大厦还要再过28年方告出现，但礼查饭店、新天安堂已经一一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天空下。
外白渡桥全长为104米，车道宽度为11米，两侧又各有3米宽度的人行道，因了全钢结构，总重为900吨，被称为“中国最坚固的桥梁”。
所有这些，一部宏大的上海史都将其一一地记取了，但除此之外，上海史还记住了什么？在外白渡桥的桥堍两边，还有什么故事可以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