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外白渡桥的桥堍之南，有一幢古典意味相当浓烈的建筑，便是昔日的英帝国领事总馆。
这幢建筑的设计师名叫海塞林顿，一个对上海史来说籍籍无名的人物，远远没有邬达克、威尔逊般的名声，甚至还不如鸿达与凯德纳，他在这幢建筑还没有完全建造好时便悄然离世，几乎无人知晓，尽管上海史对他的一个微弱注解是“第一个在上海去世的西方人”。
说明一下，海塞林顿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海塞林顿设计英帝国领事总馆的时间在1852年，显然，那时的上海正处于它的暗锡岁月，在上海广大农村中，用较为低级的金属锡或铜做的器具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年，好大喜功的巴富尔先生已经离开上海，英帝国外交部对他有些感冒，尽管他完成了上海开埠。那年，阿礼国先生一屁股坐在巴富尔曾经坐过的领事圈椅上，随后，用稳定的节奏转换着的是时光年轮，18年倏尔过去，从罗伯逊到温思达，他们全在英帝国领事总馆里担任过领事，其中温思达担任领事的时候，由于不慎，一场冲天而起的大火在1870年将海塞林顿设计的第一个英帝国领事总馆毁于一旦，让领事大人温思达好不伤心。
三年后，1873年，温思达爵士悄然告退上海，麦华佗爵士正式登场，英帝国领事总馆再次重建，成就了让今日的我们依旧欣然入目的这个建筑面貌，建筑设计师为英国人罗斯曼与伯依斯。
英帝国驻上海新领事总馆占地面积先为126亩，以后缩减到58亩。建筑的整体外形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屋面为四坡式，使用中国蝴蝶瓦，整个建筑平面近似正方形。建筑的底层有五孔券廊，其内是大厅，两侧窗框为平券。整个建筑的造型和立面充分显示了大英帝国大殖民黄金时代时的特征，外廊式风格亦将东印度热带生活的经验直接地引用到了亚热带上海。
步入其中，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权力空间的那些特征：无论是大厅还是楼梯，无论是二层走道还是每间屋子，格局大气、气度不凡，据此完全可以想象麦华佗先生在此空间里走动时的那份盛气凌人。
英帝国领事总馆门前，还有一大片绿意浓郁的草地，顺便说一下，它是外滩区域内唯一一幢拥有大片花园绿地的建筑，若以今日眼光看来，历史感扑面而来：一棵广玉兰，几经雷劈，树干已然烧焦并掏空，但在钢筋支撑下，十分顽强地开放着一片洁白花儿。这棵广玉兰已有200年树龄。此树，当年先由慈禧老太送给了大清国的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李大人又转送给英帝国领事，所以称作慈禧树。
再说外白渡桥的桥堍之北，1934年，一幢仿佛高不可攀的大厦耸立在了上海蓝空下，它俯视着外白渡桥，也俯视着波光粼粼的苏州河，它便是百老汇大厦。
百老汇大厦造价高达白银500万两，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数字；大厦的建筑设计师叫弗雷泽，他应该属于公和洋行一员，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更多东西供你我回忆和追述，设计线路走的是其时风生水起的Art Deco。
就不说Art Deco是如何地从法国前卫艺术家的念想中先抵达美国，又流传上海，最后让这两座伟大的城市成为Art Deco摇篮、温床的一路过程了，只需记住百老汇大厦的风格是Art Deco就可以了。
大厦的立面构图为中高两低的跌落式，从11层起逐层收缩；大厦所有顶部檐口均饰以几何形的连续装饰图案，这让大厦的轮廓线得到了丰富；大厦的外墙底层为暗绿色的高级花岗石，上部则为浅褐色的泰山面砖，那份有些黯淡的色调，在1934年，却堪称上海滩的顶尖时髦，不信，你可以去上海其他区域看看，拉斯洛·邬达克在国际饭店立面上玩得不也是这一手？
1934年诞生的百老汇大厦，有着经典的Art Deco风格
百老汇大厦与外白渡桥，构成了上海最经典的地标
高达77米的百老汇大厦一开始并不设计做酒店，在业主心里，它应该是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公寓楼，没有之一。也因此，设计师在百老汇大厦里安放了供单身人士居住的公寓房99间。当年，叙事者指的是1934年之后的那些年份，入住百老汇大厦的几乎都是西方人士，那些为上海由暗锡岁月过渡到白银时代作出贡献的高级白领或金领。
直到1937年8月13日，上海打响了“淞沪之战”。8月17日中午11点，日本军人蝗虫般蜂拥而入百老汇大厦，他们大声呵斥、命令着非日本居民从百老汇大厦中全部撤出，随后在77米高的大厦顶部升起了一面日本国旗，炫耀着帝国武力对它现在越来越不屑的白色人种的深度鄙视。
半年后，1938年4月，一个让上海十分悲哀的春天，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路过上海，特意在百老汇大厦前作了一个停留。历史真实地记录了他遥望上海第二高度大厦顶部那面飘扬着的日本国旗的这一情景，他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是想着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大将将俄国海军中将罗泽德斯特凡斯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举击沉于太平洋海面，还是策划着他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那次毁灭性打击？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坠落在所罗门群岛上，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这面旗帜最终灰飞烟灭的那一幕。
1945年秋季，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工部局将百老汇大厦的部分租给外国记者，其中大厦靠近顶层四个楼面做了“外国记者俱乐部”，对此，美国记者约翰·罗宾逊称其为“亚洲最好的记者俱乐部”，他们是“从头到脚都被仆人伺候着”。
大厦更多的地方划归美军所用。一楼至五楼入住有美军在华军事援助集团的400名官兵。曾经在百老汇大厦内住过一阵子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比尔·邓回忆道，“刚刚进驻时候，大厦房间里没有一张床，因为日本人习惯的是睡垫子。我们赶紧联系酒店经理，一个白俄罗斯移民，他叫来了一大批中国人，为美军一一地布置好了床。”
1949年4月30日，当陈毅的部队已经由多个方向进入上海，汤恩伯的残余部队还一一地占领着苏州河沿岸制高点，仅百老汇大厦中便有千余名国民党军人，他们埋伏在大厦各层妄图作最后抵抗，以阻止陈毅的军队通过外白渡桥。
当时，约有200多个外国人被困楼内，美国人彼得·唐森德回忆道：“当你把头刚刚伸出阳台栏杆的时候，一颗子弹便从你的头上呼啸而过，这让你以最快的速度缩回脑袋，赶紧将双手抱膝，乖乖地缩成了一团。”唐森德还回忆道：百老汇大厦里不断有国民党军人上吊自杀。
1949年5月28日，百老汇大厦被陈毅军队占领后的第二天，上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到了1951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将百老汇大厦更名为“上海大厦”，他同时入住其中的1119房，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告别她的白银时代，即将进入的是历史中的又一个驿站。
也许有必要穿越白银时代而来到后来的岁月，那是1967年1月的一个极其寒冷的中午。
“文革”的激流，正从城市四周呼啸而过，也漫过了苏州河的河面。风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汹涌扑来，江水、河水全都在零下5摄氏度的气温中瑟瑟颤抖，但一路吵吵嚷嚷而来的男男女女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呼喊着口号，扛着数不胜数的红旗，激动万分、摩肩接踵地翻越着外白渡桥桥面，“革命”所激发的狂热让他们全然忘却了1967年的严寒。
那时那刻，12岁的叙事者却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个尖锐的冬季，很盲目地一路尾随着游行队伍来到外白渡桥后，叙事者的亢奋终于在严寒打压下而蓦然消退，身子在寒风中颤抖不止，同时，上海大厦犹如巨兽般出现在叙事者的眼前。接着，叙事者看到了大厦顶层有人影晃动，紧接着，传单雪片般飞撒而下，成人们爆发出欢乐、激越的呐喊，他们从叙事者身边奔跑而去，无数双手正伸向空中，争抢着在寒风中飘忽不停的传单，叙事者也伸出双手，试图抓住那张张缓缓降落的传单……
少年王唯铭是否抓住传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大厦不动声色地俯视着这一切：1967年1月在外白渡桥的周边因疯狂激情而陷于混乱的这上海一幕。
俯视，可以一目了然折弯的苏州河，以及种种上海地标
俯视，当年邬达克曾经走入的俄罗斯领事馆
随后过去了多少年，时针定格在2011年8月18日的下午，叙事者从1967年1月跳跃而来，叙事者站在上海大厦18楼的阳台俯视眺望，视野是如此开阔，让叙事者产生了飞翔而去的那层意思。
天色有点阴沉，然七月以来的酷热却消减了不少。看到叙事者和摄影记者施培琦拿出了相机，上海大厦公关部主任陆旖一语双关地说道，倘若不是采访，站在这个位置上拿出专业相机，你必须付给上海大厦两万元人民币。
这里确实可以眺望到上海阔大的气象：当年的公家花园全然不是19世纪后期的模样，是好、是坏历史自有自己评说；俄罗斯领事馆的三色旗正在楼下飘扬，那幢建筑也是老上海的一部分；苏州河水此刻波澜不惊，如此平静其实暗藏着上海往事的别种注解；最关键的是，铅灰色天空下，外白渡桥正矜持地跨越着苏州河的两岸，它那钢结构的桥身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正显示着节奏的美感、韵律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