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二摆渡桥，也即邮政局桥，或四川路桥，也告别邮政路桥左右两边的桥，头摆渡的乍浦路桥，穿越着粗大的自来水管的自来水桥，也叫江西路桥，理论上，沿苏州河上溯而去的便是河南路桥，也叫三摆渡桥，或叫铁大桥，或叫天妃宫桥。细心的读者应该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知晓，此桥延伸处便是那条吴淞铁路，进入上海史的一条交通干线，尽管短命，依然无出其右；细心的读者也应该知道了上海火轮房便在这河南路桥的桥堍下，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河南路桥，上海火轮房又随着吴淞铁路的过早夭折也一起烟消云散。那么，现在这座桥以及桥边上还有什么故事可以叙述？故事当然有，是河滨大楼一个充满了人性和光荣的故事，不过，鉴于叙事者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作个详尽叙述，此刻，且让我们跳过三摆渡的河南路桥，再去看看苏州河上还有哪些引人入胜之桥？
桥当然是有的，它们便是山西路桥、福建路桥和浙江路桥，且让我们逐一说来。
山西路桥，那又是怎样一座桥？
答案有些不幸，我们对山西路桥的了解有些模糊不清，只知道这样一些事实：它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建造者当仁不让是工部局，还可以肯定一点，山西路桥出现时，上海的白银时代进入鼎盛期。
木结构的山西路桥与外白渡桥截然不同，也不同于乍浦路桥、四川路桥以及我还没有说开来的河南路桥，用木头而不是钢筋混凝土更不是钢桁架来架设此桥，是工部局感觉到苏州河的这一段实在没有多少重要，一座木桥足以打发了吗？叙事者可以作如此推理，却无权作如此定论。我们还知道的是，这座木桥有六个桥孔，从审美意义上说，它是否更美了一点？
总而言之，山西路木桥将山西南路与山西北路连接了起来，这个非常好，此外，这座木桥还有一个别名，叫盆汤弄桥，这便引出了上海史上的一段有趣往事。
可以确定：当工部局还没有计划将山西路木桥搬到设计图上时，盆汤弄便已存在。
同样可以确定：盆汤弄更多指代的不是如同斯文里那样的一个里弄群落，它指代的是集合了许多店面的一条街道。
这个名字，据说产生于1864年，年代真的是好久好久了，现在，先要来说说何谓“盆汤”。
盆汤，即浴室，在老上海的嘴巴里，就是混堂。所谓的洗澡，就是去混堂汏浴。
1864年，在山西南路一带，先有混堂不声不响开出。随后，东施效颦，一些混堂也紧紧跟上地络绎开出。又随后，这里便成了一条混堂大街，上海混堂的发源之地、盆汤弄称谓的口口相传，大致便出现在这个时期。
那么，混堂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它发端于何时？内容又有哪些？
先说历史。
大致应该是在明代，吴地便有不少浴室，它们“前池后釜，中间有砖墙隔开，池底有管道与釜相通，釜下燃火烧热水与池中冷水不断交流混合，逐渐增温，成为浴汤，名曰混堂”。
混堂混堂，原来是由于池中冷水与热水不断混合后才被聪明人叫出来的，那是明代事情。
晚清又是如何一个景象？
据考证，晚清时期上海混堂一般来说，宽为五六尺，长为八九尺，深为三尺，“以锅烧汤，水热后用木桶倒水入池，可容十余人同浴”，这时，已不是“前池后釜”的格局，因冷热水交流而人生快活的这种生动景象已然不见，但既然名字已经叫出，要改也难，再说“十余人同浴”，再清的水也要发混，这个混堂称呼一路叫下来倒也不错。
晚清期间，有好事文人叫葛元煦，在1887年写作并出版了《沪游杂记》四卷，里面相当详尽记录了公共租界的盆汤空间，此君老到且津津有味地说道，“以盆汤弄之畅园、紫来街之亦园为最久，星园继之，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近增春园、怡园密房曲室，幽雅宜人，堂内兼有剃发、剔脚等人”，他还不忘将每次混堂快活的费用一一写下，是官盆每浴70文，客盆35文，文好解释，也就是铜板而已，小半个龙洋都不到。比较有趣的是，此君最后下了这么一个结论：此处五浊世界，不可藉以湔洗也。也就是说，混堂过于肮脏龌龊，不过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处，怎么可能将君子的肉身洗干净呢？更不要说，洗后有一个德行高尚的灵魂了。
不过，这只是葛元煦的理解，既然混堂，又怎么以“五浊世界”形容之？不得不说此君有好龙叶公之脾性。对上海新市民来说，无论是平头还是巨贾，他们都十分乐意去混堂爽上一把，而且，混堂的水越混，某种意义上，这一把“水包皮”便来得越爽！要知道，一池之水，从早到晚全不更换，虽然池水不免浑浊乃至浮腻之物漂浮其间，但阵阵热气仿佛烟雾般缭绕肉身先就快意，接着，待池水将肉身泡得十二分烂熟，叫上一个擦背师傅，让师傅拿一根沾了水的干丝瓜瓤，不慌不忙地擦着裸身，直到“老泥”纷纷擦出，如此享受，又岂是惬意可以形容？更不用说，从大池间走出，对着面盆或莲蓬头，将身子彻底冲个干净，换上木屐，俗称木拖鞋，先接过混堂师傅迎面飞抛而来的热毛巾，擦干身体，裹住一大块或许脏兮兮的浴巾，往浴室长榻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又不知自己身在桃花源中何处，如此感觉，葛元煦怎么能够明白？
晚清上海，市民已有沐浴、剃头以迎接新春的习俗，也因此，每年腊月二十至除夕，是上海混堂的大发之际。不仅如此，因受面馆吃头汤面的启发，老浴客还喜欢赶洗头汤浴，为此，有人买通混堂师傅，从后门进入，抢在浴室正式营业前，先跳入大池中清清爽爽地洗上一把，从这个视角来看，混堂中池水清澈与浑浊毕竟还是有点区分和讲究。
工部局曾在“盆汤弄桥”桥头上钉上了禁止重车通行的告示牌
看到这座一跨过河的铁桥谁会想到“盆汤弄桥”这个概念？
说到这里，必须对晚清出名的混堂作个大致概括。
苏州河六孔木桥桥堍下的盆汤弄，毫无疑问是头牌，随后有青浦混堂浜，七宝浴堂街，曹家渡混堂弄，南市清水盆汤，所谓的清水盆汤，乃是混堂与茶馆或老虎灶头开在一起，浴客多为黄包车夫或码头工人，每人一盆热水，扯一块大布遮蔽，十分简陋，这种汏浴方式，与混堂已毫不相干了，因了没有混堂中的种种享受，便品不出混堂中的种种意味。
晚清结束，民国开始，西化浴室也一一开出，有所谓的芬兰浴和土耳其浴，招牌上写的文字，不免有许多挑逗意思，有不少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色情场所。
上海首家女子浴室开设在1926年，叫龙泉家庭女子浴室。有意思的是，前去洗浴的竟然多数为风月场中的女人，四马路惠乐里的明娼暗妓是其中一拨。
1946年，上海各种混堂已有140余家，它们中最为著名的是天津路的浴德池、石门二路的卡德池、普安路的日新池、淮海东路的逍遥池，以及北京西路与新闸路口的大观园。
相当年，小浜湾进贤路上西泉浴室设有一清一浊两个大池，大池一边亦有一个分隔小池，你可以叫头池，也可以叫焦池，无论怎样叫法，那池水之烫，让有脚气病的浴客，在此烫脚时直呼过瘾！
西泉浴室的堂口自然有常规的擦背、捶背、扦脚、敲脚、剃头、擦皮鞋等服务，一边还有人不时地会将托盘递上，托盘里放着的是生梨、青萝卜、青橄榄等小食，修脚师傅毫无例外地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为老浴客施展挖、修、削等独门秘技，但西泉浴室最妙的是有这样一副木雕对联，上联为：进门皆是清洁客，下联为：出门并无龌龊人。没有横批，而且也不算什么惊世绝句，但工稳的对仗中，却亦将人生况味点出几许！
还是要回到山西路桥的桥堍边，还是要落定在盆汤弄那条大街上。晚清末期，因盆汤弄出名，致使六孔木桥也沾了许多光，有好事之徒在《申江杂咏百首》中如此吟咏盆汤弄：攒列蜂房气不寒，澡身争就此盘桓，是间容易蒙污垢，赖有香汤似浴兰。
但当上海进入她的白银时代，当六孔木桥在风吹雨打中逐渐腐朽，那盆汤弄其实也开始名不副实了，至少，从晚清以来的盛景是再不存在了。
就此告别山西路桥，或叫盆汤弄桥，叙事者继续说下去，说一说福建路桥。
福建路桥，又叫老闸桥，说起老闸，这又是上海史上一段不得不提的佳话。
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王朝隆庆三年，也就是1569年。其时，为了对付倭寇，上海县终于痛定思痛地高筑了城墙，小东门、大东门等六扇城门交通着城内与城外。其时，海瑞治理起了淤塞多年的吴淞江，又在后来的福建路桥的桥堍边，建起一条阻挡东海大潮的堤坝，堤坝功效究竟如何，历史自有评说，叙事者就不多讲了。
到大清国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距离海瑞建坝差不多有一百年，这条堤坝上又建了一道三洞石闸，功能依然，还是为了阻挡由东海、由长江口来势汹汹的大潮，“老闸”一说便由此而来。
日移斗转，春去秋来，在自然的伟大节奏和社会的准伟大节奏中，老闸一边开始酝酿起一条商业街，它的具体方位落定在今日南沿吴淞江、北至天潼路、东依山西北路、西迄甘肃路这个区域，长度为500米的老闸街沿着今日福建路逐渐地铺展开去，时间一久，顿生气候，原先老闸街便发展成为老闸镇。
必须说明，大清国，老闸镇叫老闸市，老闸镇的叫法要轮到民国做庄。闸北一说也出于此，凡此闸、此街、此镇以北的区域通称为闸北。
桥是在老闸还只是叫市而不是叫镇的时候产生，时间是1864年，清清爽爽的一座木桥。
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工部局将第一座木桥拆除，再建了一座七孔桥，也是木桥，取名老闸桥。
1946年，这座木桥因风吹雨打毁损严重，上海市政府遂再次拆除旧桥，重建了一座长度为61.6米的新桥，依然还是木结构，但名字是叫福建路桥了。
昔日福建路桥，长期习称为“老闸桥”
今日福建路桥也同样迥然有异于当年的老闸桥
这座木桥被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所取代，时间是在1968年了，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里暂且不表。
老闸无论为街还是为镇，苏州河这个地方，其时已气象万千，端的热闹，不仅成为嘉定、太仓等地粮食、地货的集散之处，亦是无数大小商人的聚会之地。
想当年，这里店铺林立、百商云集，更兼大小客舍、酒肆的旗幡在道光皇帝大人统治的天空下猎猎生风地四处飘扬。无数个清晨或黄昏，留着长辫、戴着小帽、身着绫罗绸缎的士绅客商，在老闸镇上熙熙攘攘地来来往往，他们中特别有情趣和雅兴的，还常常前往老闸镇最大茶楼“玉茗楼”上，听一段说书，呷一口香茗，随后眯起眼睛打量着日光下的这条无尽流动的河流。
说到玉茗楼，那是老闸市最具本土风情的冶乐空间。
1886年，一个叫张金元的商人，在老闸桥桥堍东侧，即后来福建北路2号的楼上开设了一个书场兼作茶馆的休闲场所。
台上，有供说书人发挥的状元台、摆脚凳；台下，则放了不少八仙桌与板凳，有心人作过统计，此场子可容听客200个左右。听客们围桌而坐，可以听书，可以喝茶，而倘若对听书、喝茶都有所厌烦，就去了楼下混堂，在“水包皮”中作一番逍遥冶游。
生意火爆时，玉茗楼开出早、中、夜三个不同时段的书场，所聘皆为江浙沪名家。也因此，晚清那些日子里，倘若你来老闸市做生意、看货色或休闲冶游，又倘若你慕名或无意地走进这“春申第一楼”，想来你在目睹一楼的红漆雕花的木柱、闪着幽光的宫灯以及蒙着粉藕色锦缎的书台时，会在心里呐一声喊：“这玉茗楼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又建一个水闸，为区别老闸，这个闸就叫“新闸”。
雍正之后的大清国嘉庆年间，一条吴淞江，端的是船来船往、热闹非凡，老闸就不说了，那新闸周边地区，先是有了码头，天长日久，也形成了一个相当热闹的集市，成为吴淞江下游的航运舶船地。当集市开始起来时，举凡铁铺、商肆全都一一铺展开来，而这个时候，新闸附近的吴淞江区域，大多还只是野气深重的旷野田地。
新闸也建起了一座桥，叫新闸桥，具体说起新闸桥将在以后的文字中，而此刻，你若由老闸桥上游向上游而去，你见到的不是新闸桥而是浙江路桥。
浙江路桥，处于福建路桥的上游，以苏州河发源地太湖瓜泾这一坐标点来说。这座桥，还有一个称谓相当难听，叫垃圾桥，是因为这座桥的一边，有工部局的垃圾码头，世界大都会的生活垃圾的一部分便是从这里向外运送，因此，这里的气味确实不那么好闻。但这座桥，从结构来说，却是整个苏州河上独一有二的，它的结构专业名称是“鱼腹式钢桁架结构桥梁”。
之前，大清国光绪六年，1880年，工部局已在这里建造过一座步行木桥，将苏州河南岸的浙江中路与苏州河北岸的浙江北路加以连通。
到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也就七年光景，这座木桥很奇怪地提前毁损，于是工部局拆了旧桥，另建新桥，不过仍然是木结构。要到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工部局不计成本，毅然决然地再将旧木桥拆去，在苏州河上推出全钢结构的第二座桥，若再次使用桥梁专家们的专业术语，它的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
这座桥还铺设了电车轨道，英商的5路无轨与6路有轨电车丁丁当当地翻越浙江路桥而去，形成了上海的一道都会风景，倘若读者还有记忆，后来，那是20世纪90年代，来自重庆的李亚力先生，每个工作日都会乘坐电车从此桥而过，他的神情时常是忧郁的，对这座城市和这条河，他都有些隔膜的感觉，陌生的感觉，唯有当他看到站在浙江路桥的栏杆上，以那么优美的姿势跳向苏州河去的人时，才会展露一下自己的笑颜。
到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同时，原先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中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浙江路桥也进入了上海的白银时代。
若论桥堍两边于上海有意义的东西，那英商与华商的仓库，都是重点，但对叙事者来说，浙江路桥向北而去，在七浦路与浙江北路交界处的那个会审公廨，更值得向读者一说。
上海开埠，西方诸列强，注意，是诸列强，而不是所有西方国家，他们在中国获得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一种特权，而且，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权，它的内涵是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可以对它自己国家的公民所犯的罪行进行审理，而所在国，也就是大清国官员却无权干涉。领事裁判权是对大清国或更广而言之的中国法权的挑战，甚至是践踏。当然，必须说明一点的是，其时，无论在英租界还是美租界，生活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有违法或犯罪事实，审理人还是大清国上海知县或苏松太兵备道道台。
英商5路无轨与6路有轨电车丁丁当当地翻越浙江路桥而去
随后，便是我们已相当熟悉的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暴动。叙事者强调太平天国暴动而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时就彻底堕落的情状让叙事者作出如此判断。
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其中有后来在苏州河沿岸开出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也有后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大实业家的荣家前辈。租界内人口剧增，华洋不仅不能分居，还杂居得一天世界，基于一些华人的低下素质，犯罪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如何审理租界内华人犯罪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一个重大问题。
解决方法先是这样：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司法机关，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衙门中两个人权力最大，其一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其二英国领事总馆的领事，他们一起审理在租界内的犯罪华人或这些人滋生的事件，时间应该在1865年。一段日子下来，工作方法必须调整，便根据苏松太兵备道道台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在北京公使团的核准，公共租界内便有了会审公廨，时间应该在1869年。
自此以后，正式成立后的会审公廨地址几经变更，最初是在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内，随后迁到南京路菜市街对面，这两个地方，严格来说与苏州河没有什么关系。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当它搬迁到浙江北路与七浦路口的那个地方，与苏州河不说亲密接触至少距离只有“二箭之地”了。自此以后，7000平方米面积、这幢风格有古典主义部分气息的建筑，在上海新市民口中，又被叫做“新衙门”。
苏州河边上的会审公廨，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和特殊区域中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
在西方人视角中，他们将这个司法机关的成立看做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美国领事佑尼干是如此认识这个问题的：“清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常常受到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个性品格的局限。他们断案，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通常都根据审案法官的感觉而定，并不重视证据或严密的逻辑推理……”
来自西方的男女们同样对大清国的法律十分不解，甚至反感，因为按照《大清律法》的判决，所有的处罚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仅处罚过重，而且十分残酷。譬如所谓的“站笼处死”，是将一个罪犯关进立着的笼子中，让他的头伸出笼外，并卡在一个洞中。每天，从其站立的那堆石头中取走一块石头，直到其下沉身子的颈项被笼口彻底勒紧，最后窒息而死。他们自然更无法接受“凌迟”这样越加残酷的死刑，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这样的残忍是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接受并容忍的。
领事裁判权的拥有，使得生活在中国上海的西方人，无论其犯的是什么罪，都能够得到所在国领事的审判，他们是不可能被站笼更不可能被凌迟的。但对于生活在租界中的中国人呢？他们诉讼的权利又从哪里获得保护？之所以成立这个会审公廨，在西方人看来，乃是对生活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它的本质，不仅明智地认可对中国人的诉讼权，而且是对中国人作着另外一种意义的保护。
当然，这些都是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
下面这些说法出自美国纽约时报《帝国的回忆——晚清中国观察记》，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律师，在1906年9月的某天，他坐着马车，跨过苏州河上的浙江路桥，径直来到已遐迩闻名的会审公廨，他将自己的观察写在了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当然，他用的也是西方文化的视角与观点：
这是1906年9月的一天，天气炎热。一位清国脚力费劲地牵引着马车，试图为我在法庭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这个法庭从建筑外观看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显得更乏味和单调些。
法庭（即会审公廨）书记员分别由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清国人担任，他们坐在庭上相应的位置。芬顿先生和一名西洋巡捕也在庭上，他是一位标准的英国文官，负责监督法庭依照法定程序审办案件。正面条凳上，端坐着一名美籍督办斯蒂芬·巴戴先生（通常是英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副领事）和一名清国法官。
会审公廨由两名清国法官轮流坐堂，地位相等，但年长者被尊称为法官，而年轻那位被称为助理法官（会审公廨的中方法官称“谳员”，助理法官称“襄谳员”）。今天出庭的主审法官是位年轻人，名叫孙乃洛。他给予我额外的殊荣，特别邀请我坐在他与巴戴先生的旁边。巴戴先生是会审公廨的洋人监审，汉语讲得十分流利。
除了上面提到的官员，法庭上其他人等都不许就座。法庭根本就没为嫌犯、证人和旁听观众设置坐席。巴戴先生说，前不久他们还依照清国习俗，要求出庭人一律下跪，直到最近这一要求才被废止，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社会的司法习惯。法庭里恐怕有上百名清国人，他们每人都穿着宽大的白袍和宽松的裤子，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当中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给人印象很深，真是令人难忘的景象。
……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孙乃洛法官这里。他礼貌地停止了庭审，等待翻译给我进行简单的解释。我被一位清国妇女的奇特举动吸引，因为她神情紧张地紧盯着我们。“这是一位可怜的人儿！”我心中暗自叹息，感觉到她内心极度的焦虑。看来，她十分害怕最终审判会以可怕的方式夺去她爱人的生命。从她间歇的抽泣中，可以感觉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注定要目睹一出最为哀婉动人的场面，代表司法公平的屠刀必将落在犯人颈项之上，而我们听到的不是犯人的尖叫，而是无辜妻子的哀号。
孙法官拍打着惊堂木，要求法庭保持肃静。令人诧异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那个孤苦伶仃、痛苦啜泣的女人。她站在法官面前，表情麻木，动作呆滞，只是不停地哭泣。哭声越来越大，最后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一位清国衙役冲上前去，抓住她双肩，粗暴地揪住她长长的黑发，恶狠狠地将她拖出法庭。这个衙役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同情。我惊讶地回转头来，看着巴戴先生，试图寻得答案。
他冷冰冰地说：“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意想不到的解释，更增加了现场压抑而恐怖的气氛。
我回答道：“如果是疯子，为什么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呢？”
巴戴先生说：“因为，无论是清国人或清国政府，都没有对如何处置疯子有任何规定。我们在上海已尽最大努力，但清国的这种精神病人实在太多，我们也照顾不过来。”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会审公廨里，它的正确地址是浙江北路191号，那里，没有紧贴但距离苏州河也不远了，现在，请读者与叙事者一同穿越，让我们来到2014年的10月8日下午，一个体量很大的建筑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五个层面（房顶上的第六层，显然是后加的，与1899年无关），立面上有爱奥尼浅壁柱，它们有节奏地排列开去，通贯二层至四层；立面上还有不少纹样，带着当年业主或设计师的审美趣味；一楼的门洞显得相当古典，圆拱门正中的券心石与门两旁的塔式干柱式，它们的组合，是让你回到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某个时代。大楼的平面呈现一个规整的矩形，那也是古典主义建筑的一大特征。不过，除此之外，这个砖木结构的建筑给人的感觉便是与古典主义风格相去甚远了。那块铭牌上写着的是折中主义（叙事者写折中而不是折衷，因为词条上没有折衷一说）。1899年，上海进入它的“十里洋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有过一个折中主义风格大行其道的时期，接着，现代主义立刻便将以包豪斯的名义，踏着古典主义的尸骸而前进了，折中主义的建筑，为什么不是呢？遗憾的是，是谁设计了这个建筑，铭牌上没有说明。
1899年，上海市民口中的“新衙门”产生在浙江路桥的下面
也确实难以说明。当你看到这幢建筑的立面是如此残破，到处都是缺省，都是灰暗的、脏兮兮的色泽，都是时间在严重啃咬后留下的种种痕迹，你就知道想要了解是谁设计的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而当叙事者与他的同伴，对上海文化有着浓烈兴趣的计玉刚先生来到对面的那幢高楼，在18楼的高处打量这幢建筑时，更感觉到了时间的这只魔手，将一切改变得再也无法恢复从前模样：只见这幢建筑被四周的房屋包围着，在它顶楼新增加的那排房屋显得那么丑陋和可笑，与原先风格完全不同，但现在也成了这幢建筑的一部分。关键的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幢又破又脏的建筑真是历史上的会审公廨吗？
再放眼望去，叙事者见到了大片的暗红色的石库门建筑，在它们的后面，便是1980年以后所发生的高层与超高层的事实。叙事者必须收回他的目光了，叙事者要进入下一小节，要继续在七十多年前的苏州河边寻访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