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浙江路桥，现在，下一座桥便是西藏路桥，无论从桥的角度，还是从上海史的角度，它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是的，西藏路桥。
上海史先告诉我们，1848年，在那个机敏过人但也狡黠异常的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阿礼国的运筹下，租界面积由最初商定的830亩一举突进到此时的2820亩，现在，向东，当然那条伟大的江河将一切阻挡，但向西，西方人却一路狂飙地将边界设置到了泥城浜、周泾浜边上，后来，就是在这两条河浜的填埋之处产生了西藏路。
西藏路，越过苏州河的那座桥就是西藏路桥，现在，先来说说这座桥的来历和渊源吧。
最早的木桥建于大清国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因临近泥城浜而得一个“北泥城桥”的名称。那时，泥城浜上尚有中、南两座木桥，到1899年，上海史又一个重大关节点，工部局以越界筑路方式作了再次扩张，租界上海一举拥有33503亩的广阔地域，十里洋场的轮廓基本定形，泥城浜被填为马路，中、南两桥因时而废，泥城北桥在工部局的决心下，拆除旧桥重建新桥。
晚霞中的西藏路桥，桥堍一边的大英自来火房已经烟消云散
接着便是上海的白银时代，1922年，当苏州河下游，那头摆渡、二摆渡、三摆渡都相继以更具现代性的混凝土桥取代了原先木桥，这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西藏路桥鸟枪换炮，也建成混凝土桥，不过，要说明的是，此桥被正式定名为西藏路桥却是1942年期间，那时，汪精卫政府台柱子之一的陈公博担任着上海市市长一职，想来西藏路桥的命名与他有关，至少有间接关系。
此桥又有两个诨名流传上海滩：其一，自来火厂桥，因在桥的南堍，英国人开设有大英自来火房，之前章节中叙事者已有说过，这里不表；其二，叫新垃圾桥，只因桥北堍曾经是公共租界的垃圾码头，为区别于老垃圾桥（即浙江路桥），这桥便叫做新垃圾桥，名字让人胸闷，但可以肯定，当年这座桥四周弥散开来的气息，确实也只能冠以这个让人胸闷的名字。有关此桥四周，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说？
要说的东西还很多，仓库恐怕是重中之重。
老垃圾桥和新垃圾桥之间的苏州河北岸，集中了众多大型仓栈
自1905年，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在苏州河边造起仓库与货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华商仓栈业在沿河而去的许多地方都一一建立、发展了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苏州河沿岸仓栈比比皆是，这之中，金融业仓栈占了一个大头。之所以会占得大头，乃是社会各界倘若要向银行或钱庄作借贷时，总要有实物抵押给银行，经常，被抵押的东西是一些大件货物，而大件货物需要有仓栈来堆放，金融业之所以有如此大量仓栈，盖因需要存放这些抵押的大件货物。于是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此产生，在这些仓栈中，想来那荣家老大荣宗敬，在他山穷水尽的时候，由陈光甫来作一搭救，而荣家货物堆放在苏州河沿岸仓栈则是必然的。陈先生对荣先生再好，东西却还是要拿来抵押的。
20世纪30年代，金融业仓库这个大头中，属于银行的有34家，属于钱庄的有6家，具体说来，那浦东银行、金城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聚兴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滋康钱庄、中国工业银行、中一信托公司、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大陆银行、交通银行等都有仓库设在了苏州河边，最著名的是接着叙事者要详尽讲到的四行仓库，它由了不起的邬达克设计于1931年，1932年建成，属于北四行所有，而北四行在其时上海滩的综合实力，应该已不下于当年法租界中的万国储蓄会了。
由中南、盐业、大陆和金城组成的这四家银行，于1923年闯入大上海。
这年年初，四家银行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四行储蓄会，每家各投资25万元。金城周作民、中南胡笔江、大陆谈荔孙以及盐业吴鼎昌四个银行大佬组成了执行委员会，上海的营盘设在汉口路3号。
白银时代的上海，只要你够魄力，也够智慧，当然也要够资本，王侯将相手到擒来。四行储蓄会在其时上海滩扑腾得十分欢畅，不仅请来邬达克，在汉口路造起新古典主义的四行储蓄会大楼，稍后，还请他在静安寺路造起一座巍巍然的四行大厦，此大厦后来便成上海滩青史留名的国际饭店。四行储蓄会在上海留下的东西还有，在古柏路（今富民路）造了古柏公寓，在北四川路造了虹口公寓，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造了林肯坊。四行大佬们对上海房地产慧眼独具，在这上面，每每总是占得先机获得胜算。
让四行储蓄会最出大名的，除四行大厦，还有便是1932年花费82万银元，在苏州河边造起的那一片仓库。那仓库，设计师依然是其时上海滩已能够与公和洋行威尔逊们分庭抗礼的邬达克。庞大的仓库，堆放的是无以计数用来抵押的货物或生活用品，场面煞是壮观或好看，但让这个伟大的仓库后来永远写进上海史的，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37年的淞沪抗战，还在于一群特殊的人物——国民革命军谢晋元中校率领的战士们。
苏州河第七桥之西藏路桥（从苏州河口倒退算），河水始终潺潺流淌；桥堍下的四行仓库，1.7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巍巍壮观。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正式打响，上海土地，因日本军人皮靴的践踏而痛苦呻吟，也因对敌寇的殊死反抗而“热血澎湃”。
这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对日寇的抵抗日渐艰难，日军屡受重挫，但不断增调援兵。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万分危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二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坚决态度，以此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此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出于个人情感，顾祝同不愿意让八十八师留守，因为他曾是这个师的指挥官，但又鉴于蒋介石的命令，顾不得不打电话给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孙听了顾的说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派出自己的参谋长张柏亭前往距离前线20公里处的司令部，与顾祝同反复协商。
无论顾祝同还是孙元良或张柏亭，他们当然不可能违抗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但孙元良通过张柏亭向顾祝同建议，既然此举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就可多可少，因为，兵力再多也是牺牲，不妨做到最小牺牲。
顾祝同听了，十分同意他俩的观点，那八十八师可以只留一团的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
张柏亭匆匆赶回其时作为八十八师师部的四行仓库，向孙元良汇报了顾祝同的决定，决心以四行仓库作为留守部队的固守据点，但觉得留下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八十八师最后撤离之前，孙元良又作了一个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这个加强营便是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它们由黄浦四期生、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刚才已经说了，四行仓库是位于西藏路桥堍下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屋长64米，深54米，高24米，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建筑，由于先前是被用做八十八师的师部，仓库因此贮存了大量弹药、食物和救护用品。
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是一个加强营，满员编制为800人左右，但经淞沪会战，战斗减员已经相当厉害，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之前，该营包括军官只有423人（另一个说法是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一地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到414人。
两个月的淞沪抗战，一营已经损失大量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此时补充的多为战争爆发后招募而来的训练很少的新兵。为迷惑日军，谢晋元在与上级通讯中，使用的番号是“五二四团”而不是“第一营”，这样做的用意是要让日军误以为有整整一个团守卫着四行仓库。
尽管新兵众多，但该营装备良好，每人配备一支中国仿造的GEWEHR 88或GEWEHR98式步枪，每人有300发8毫米的毛瑟子弹，每人还有两箱手榴弹，此外，每人头上有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身上有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第一营还装备了27挺轻机枪，每班差不多有1挺；全营有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在1937年的中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这番武器装备应该是相当精良了。
10月26日的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来到四行仓库，其中，营长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但他无法联系上三连、机枪连以及一连第三排的战士们，所有这些战士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陆续进入四行仓库，他们是跟随大部队撤退时，在途中听到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命令，主动来到四行仓库的。之后，他们这种无比英勇的“自杀性行动”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称作中国将士的典范。
中校谢晋元立刻进入了他的角色。
他将一营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的右翼，将三连布置在四行仓库的左翼，将二连布置在四行仓库的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枪连的其中两挺机枪布置在楼顶，承担对空射击，其余分配给了一、三两连，完成全营火力网编成。
苏州河北边，原有欧美军队的防御工事，但工事的枪眼是向着而今中国守军方向，为了不让日军利用这些工事，谢中校在工事中埋下了许多炸药，当日军进入这些工事时，谢中校组织的守军突然引爆炸药，让日军伤亡不小。
守军用仓库内早先装着玉米、大豆或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起工事，又将楼内电灯全部灭掉以便隐蔽自己，还紧急地焚烧了四行仓库四周的房屋，这样，来犯的日军便将充分地暴露在谢中校的战士们的准星中。
10月27日的早晨7点，松井石根的第三师团开至上海北站，下午1点，他们开至四行仓库附近。十名左右的日军士兵接近四行仓库进行侦查，据报道是被逐一击毙了，四天四夜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也是上海保卫战之一正式打响。
战斗打响前，四行仓库的位置和建筑结构对国民革命军五二四团一营的414名战士是相当有利的，所谓位置，盖因四行仓库几乎便在工部局的公共租界边上，其时的日本，还不敢与它内心深度鄙视的白色人种公然交恶，对珍珠港的偷袭、对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攻击还在数年之后，究竟是北上还是南进帝国高层还争论不休因而显得踌躇不定，也因此，对四行仓库，日军不敢贸然使用海军炮火加以攻击，唯恐一旦炮弹落入公共租界，与欧美人提早交恶，对帝国大局不利。日军也没有像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使用芥子毒气，因为这将把它的罪恶嘴脸完全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四行仓库保卫战先就胜了一筹。所谓建筑结构，那四行仓库在邬达克的设计施工中，与从前老上海砖木结构的房子迥然不同，钢筋混凝土的强力浇铸，使得建筑十分强壮牢固，有坚不可摧的感觉，既然没有重炮轰击，仅凭日军的步枪与机枪子弹，是不可能将这幢大楼摧毁的，这便是胜算之二。
战斗正式打响，是在1937年10月27日下午1点，详尽地描述这场战争的每个细节，将是另一本大书的任务，我这里只能相当简略地说一下：
27日，谢中校带领的一营，阵亡战士两名，受伤四人。日军死伤大约数十人。
28日凌晨，公共租界这边的英军军官好奇地观察着四行仓库，他发现中国守军正在凌晨时分抢筑工事，他们中没有人睡觉，让英军军官若有所动。当天上午与下午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从西侧向四行仓库发动攻击，他们还占领了交通银行大楼，不过，因日军不能使用舰上重炮，只能用加农炮轰击，四行仓库厚重的墙壁顶住了轰击，而占领着制高点的中国士兵很容易将呆在交通银行大楼中的日军压制。这天下午3点左右，天空下起了雨水，老天佑我谢晋元中校的战士们，四行仓库四周的大火被雨水完全浇灭，战士们的视野更清晰了，这天日军唯一的收获是切断了四行仓库的供电和供水。
29日中午，日军发动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波攻击，他们的加农炮连续地向四行仓库轰击，轻装坦克也从一边轰隆隆地开来。最为惨烈的一幕便是在这天发生，五二四团的一名战士，在战斗中已经负伤，他以报效国家的必死信念，在全身上下绑上了数十颗手榴弹，随后，从四行仓库的高处一跃而下，在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之后，壮烈殉国，同时也有将近20名的日军一同炸死。这天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四行仓库岿然不动。
30日早上7点，日军再次发动进攻，进攻只使用了少数步兵，大部分时间只听到加农炮的轰击之声。据后来杨瑞符少校回忆，加农炮的炮火密集程度，几乎每秒钟都有炮弹落下。战斗再次持续了一天，四行仓库依然还在我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手中。
这期间，上海商会得到中国守军仍在闸北激战的消息，便激动万分地通过电台将这个消息传遍上海全城。人们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的南岸为守军助威。上海市民还向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们捐献了十多卡车的给养，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战士们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最为传奇的事情是，童子军的杨惠敏小姐，护送上海商会赠送的一面国旗进入四行仓库，当她将国旗交到谢晋元的手中，并问守军的作战计划时，谢中校回答说“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杨惠敏感动不已，她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说希望将他们的名字昭告整个中国。为了迷惑日军又不让杨惠敏失望，机敏的谢晋元让人立刻根据五二四团原来的名册编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这便是后来上海史中“八百壮士”的由来，而真实存在的壮士只有414名。
抗战时期的四行仓库
1932年由邬达克设计的四行仓库让上海史铭记
告别四行仓库，告别英雄谢晋元，由泥城桥而去上游，沿着那条叫苏州河的河流，你立刻便会看到两座比邻而居的桥，那便是乌镇路桥与新闸路桥。
与苏州河下游第一桥，也就是外白渡桥相比，苏州河上的其他桥梁似乎逊色了不少，无论乌镇路桥还是新闸路桥，它们在上海史的地位都有一个明显跌落，桥两边的地标性建筑更是明显黯然，但跌落并非毫无意义，黯然也决不等于不能叙述。
先说乌镇路桥。
乌镇路桥可以说是白银时代的上海一座最年轻的桥梁，因为它始建于1929年，建成时与盆汤弄桥十分相似，也是六孔的木结构桥，也许那个时候人们的审美强调桥必须六个孔。
到1937年，因淞沪战争这座六孔桥完全地毁于战火，自此之后，这段河面便没有桥了。要到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下的上海市政府重建此桥，新桥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简支架，但今日的你是看不到这座桥的面貌的，因为它在新时代中已经被再次替换了，此桥叙事者能够说的便是这些，有些简单，是的。
那么新闸路桥呢？新闸路桥显然要比乌镇路桥有更多东西可说，倘若历史性是苏州河上所有桥梁的至高价值，新闸路桥刚好不缺乏这个价值。
大清国时代，而今新闸路桥的东处建有一道石闸，为了区别“旧闸”，这道石闸称为“新闸”，时间是1735年，也是大清国雍正十三年。
建闸初时，两岸十分寥落，除了野鸟低掠、青蛙乱叫，田野之间有阵阵泥土气息涣散，间或有一两个原住民以青春名义在乱草堆中交合，我想不会再有更多东西了。
大清国在道光期间开放海禁，上海逐渐成为一个万商云集的城镇，那新闸一地，除了石闸，还是上海老城通向嘉定、太仓、宝山诸县的要津之地。
这时，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为审理华洋交涉事务时常头痛，不过，叫做“洋务局”的审理机构便设在了新闸。还有什么重要机构设在新闸呢？对了，大清国的“上海筹饷货捐局”的北卡、“绸捐北局”也设在新闸一带，新闸看来确实是个能够带来许多好东西的地域。
新闸之热闹、热烈，除了这些政府机关，还有赖于南面的那个大王庙，此庙香火十分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其中就有罗迦陵、哈同夫妇，而且所求之事时常灵验，这便让新闸的影响与日俱增。
天长地久，星移斗转，新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上海县北部的一个重要市镇，某种意义上，格局与气质都丝毫不亚于老闸镇，在这个市镇中，举凡粮食、建材、地货、柴草、竹木比比皆是，你想要多少有多少，更兼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的官盐堂也在这里，它提供了上海地区原住民的全部食盐。
终于要说到新闸的那座桥了。
在古代意义上，新闸路桥是一座浮桥，并非固定桥梁，但据上海史说来，全部苏州河上的桥梁它是第一座，早于我们之前说的任何一座桥，包括老闸桥。
现代意义的新闸路桥建于1916年，那时，白银时代所建成的桥梁还没有全部出现在蜿蜒而去的苏州河上，但外白渡桥、浙江路桥却已一一建立，新闸桥的排位因此不可能在状元这个位置，甚至也不可能在探花的位置上，但“二甲进士出身”则是定然的。这座桥的模样，有点类似浙江路桥，到2000年，这座铁桥也旧貌换作了新颜。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深度穿越，让我们穿越到20世纪末期，那是上海绝大多数男女对苏州河和它的两岸地标浑然不觉的时候，也应该是苏州河还在持续但微弱地散发着它臭气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了乌镇路与新闸路两桥之间的苏州河边，他一定长久地观望着这条河流，随后，决定入住一边的房屋，南苏州路1305号。此君大名登琨艳，来自台湾的一个艺术家，谁也不知道他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南苏州路1305号作为杜月笙曾经的一个粮仓，这个事实一定让登琨艳神不守舍了，也因此，登先生在这里一住便是多年，直到2009年的10月方才搬离。
那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呢？如果读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日进入，先见到的是上世纪的水泥走道，两边的墙壁斑驳得让人不由生出几丝悲哀，而缓缓而上的台阶，深长地向上爬升，又让你产生走进杜先生秘史的那份欲求。
二楼，便是十足的上海味道了：房顶在头上高高地铺展开去，有大片明亮的天光透进房内，那是因为房顶的一部分装着玻璃。天光中、玻璃下，支撑整个房顶的三角形木结构架子相当清晰，所有这些，都有时光淘洗后的那份苍凉，问题是，杜先生时代肯定有那个三角形的木结构架，但会有这个玻璃房顶吗？
杜先生来到这里的年份是1933年。当年，杜先生将这里当做了他的粮仓，但在二楼临河处，还搭了一个小小的戏台，供杜先生边品茗边看戏，杜先生一生读书不多，但精神上的要求却是很高，所以成为上海滩上的奇人一个。二楼长窗外应是平静流淌着的苏州河，想82年以前，杜先生会踱到窗前，看落日中的苏州河怎样地慢慢变暗变黑，而他的内心想来也是忽而通透忽而黯然……
新闸桥一边，光复路423号的那幢建筑也值得一说，它便是中国近代工业黎明期产物之一的“福新面粉公司”。
楼高三层，经典的清水红砖与青色相间的墙面，二楼墙面上有福新面粉公司的六个字样，是对光荣的荣氏家族的一次致敬。风格是偏向现代的了，但局部细节还有古典遗迹，20世纪30年代，Art Deco进入了它的鼎盛期，但上海无名建筑设计师还没有那么新潮，他们谨小慎微地在新古典与Art Deco之间徘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不敢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审美观念，除了邬达克，那年，他已经完成了大光明大戏院的重建，他将现代主义的曙光放几缕在上海的天空下。
在乌镇路桥与新闸路桥之间，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一个叫吴为民的先生，他比登琨艳更早地便瞭望着苏州河，当然，相比较在临河虚拟戏台上想着真实心事的杜先生是要晚上许多时候，他出生在40年代末期，出生的地点便是苏州河。
吴先生的记忆中，从两桥之间的苏州河北岸向南岸看，当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岸有个巨大堆场，那里什么都堆，钢铁、木头，以及其他东西，那里没有一处房屋。那么新闸桥的桥东呢？早先是个码头！新闸桥的桥南呢？早先是个很大很大的水果摊，他仿佛再次回到晨雾缭绕的清晨，看到硕大的西瓜一个个从船上掉进水里，随后他听到自己心花怒放地跳入水中的“扑通”之声，如同情怀独具的黑哥。
乌镇路桥呢？吴先生当然不会忘记乌镇路桥的北岸以前全是买卖陶瓷大缸的商铺，有些大缸装满了“咸菜”，无法忘却透过竹篱笆飘逸而来的阵阵咸菜异味，这异味让他好不陶醉！乌镇路桥的南面，以前应该是黄浦区的垃圾码头，再过数百米，他记得还有三个码头，用来在苏州河边吊装煤炭、钢铁等物质。
多少年前的苏州河可是条清澈而干净的河流，吴先生想起夏季的那些日子，雷暴雨将至未至，他下到苏州河里摸鱼、钓鱼，鱼全是野生的，譬如鳗鱼等，那时没有污染这个说法，一直要到60年代，越来越多的工厂将越来越多的工业用水排放河中，苏州河才逐渐地改变着质地和颜色，直到臭不可闻。
吴先生显得有些感慨和感伤，他说自己就居住在创意仓库附近，但以前可没有什么创意仓库，以前那地方是国民党的交通银行，里面有个巨大无比的金库。现在叫创意仓库，这个社会变化真的很大，以后还会变成什么呢？吴先生的眼睛中有不少迷惘，2013年的夕阳光芒在他的眼睛中闪耀，他面庞的一边是沿苏州河一路排开的景观，有许多是仓库，它们诞生在遥远的20年代，或者30年代。
现在，让我们告别吴先生，也告别新闸桥和乌镇路桥，如果沿河而去，我们还将看到什么桥？我们看到的应是舢板厂桥，倘若我们再次回到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
新闸桥一边的福新面粉厂，是上海史的一个注解
墙上的这个繁体字，让人知道岁月已经走过多少轮
上海开埠后，那座桥下曾经设有西方人的赛船总会，好事的上海市民因此称此桥为“舢板厂桥”，舢板，赛船别称也。
此桥建于1903年，木结构。要到1947年，这座桥在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的决定下由木头转换成钢筋混凝土。
舢板厂桥当然有它的意义，不过，在它周边的一个地标，那让上海人唏嘘不已的斯文里，它的意义或许更大，这片石库门建筑，对上海来说，它无出其右，是唯一，没有之一。
先来认识一下斯文里的大致地理位置：
首先必须清楚一条马路叫大通路（今日叫大田路），在大通路的两侧，以路为界，大通路以东，叫东斯文里，大通路以西，叫西斯文里。总占地面积为4.66公顷，总建筑面积为4.8万平方米，如果这些数字过于抽象，那么具象的说法是：在这片地域中，共有石库门建筑706幢，东斯文里388幢，西斯文里318幢，都是砖木结构，层高有两层也有三层。此外，西斯文里建于民国三年，东斯文里建于民国七年，都是上海进入白银时代的产物。
现在适当将时间向前推去，这是19世纪末期。
越界筑路达到巅峰，1899年，公共租界已经拥有土地为33503亩，十里洋场完全形成。这时，新闸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它一边，有一条新马路正在工部局策划中日夜辟筑，因这个地方原来有个私家别墅般的广肇山庄，马路便命名为广肇路。
故事要从一个叫阿谷的英国犹太人说起。
阿谷多半系赛法迪犹太人，来到上海滩已有许多年头，不要说第一桶金，就是第十桶金也基本淘定。某日，阿谷先生看中广肇路这个地块，他一定发现这里北临苏州河，东靠大王庙和新闸镇，西侧又有上海当时数不胜数的河浜，以及一片很浩茫的田野，至于南面，则有1860年以来第一批越界筑路而来的新闸路，地形不错，地势更好，阿谷先生便从十桶金中拿将出其中几桶，向广肇山庄的业主陆续购地造房。
广肇山庄的拥有者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中有曾经担任过上海知县的叶顾之，有第一代超级买办徐润，还有十分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唐廷枢，所有这些人，都是广肇山庄的发起人，也是广东帮精神加物质的领头羊。叙事者只是不知，阿谷先生究竟向谁购买了广肇山庄周边地块，显然不会是唐廷枢，他去世于1892年；也不大可能是徐润，此君亦在1911年黯然离开人间，至于那十扇门中的掌门人叶顾之更不可能，当犹太佬阿谷有这个想法时，他早已离开了这颗美丽而又经常悲惨兮兮的星球。
阿谷向谁购买土地并不重要，阿谷将土地用于上海滩当时最大一片石库门建筑才是要让上海史铭记的事情：1914年，阿谷购地，并开始建造，1920年至1921年，700多幢石库门房子在上海远比今天蔚蓝的天空下矜持地端立，先取名为忻康里。
不久，由于家境日益衰落，亲爱的阿谷先生不得不将他名下的700多幢石库门全部出让，出让对象是通和洋行。通和洋行一定狠狠地赚了阿谷先生一大票，狠到什么程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旋即，通和洋行又出售给了益丰洋行，益丰洋行的大班应该就是老沙逊当年手下三个干将之一的亚伯拉罕，此君最爱赌博，手气又背，似乎将这700多幢房子一下子输给了斯文洋行。这个事实无法确证，因此用了“似乎”，倘若真是这样，那应算作上海滩开埠后到那天上流社会的一个大事件，试想，700多幢石库门房子刹那间输个精光，这无论如何都值得进入上海滩正史与野史，并大书而特书。
阿谷先生的700多幢石库门就这么七转八转地转到斯文洋行的名下，名花有主的石库门也有了它的新称谓，东斯文里与西斯文里的叫法由此应运而生。只是，听到这样的叫法，阿谷先生是否痛哭流涕了呢？叙事者不知道，只知道他远远不及自己的同胞——那了不起的欧司·爱·哈同，后者在自己去世那刻，给上海留下了1.3亿两白银，阿谷先生呢？
现在来说说东、西斯文里的房屋构成。
石库门先分两段，大通路这一段，沿街长度为270米，新闸路这一段，沿街长度为东边108米、西边133米。接着，东、西斯文里的排列方式，采取了欧洲建筑的联排，因此也就有了主弄与横弄的平面布局，倘若没有这样的平面布局，也就不会有石库门一说，至多江南民居的变种而已。
东斯文里依地形有13排房屋，每排17至24幢；西斯文里有11排房屋，每排16至23幢。主弄都达到5米以上宽度，这是上海第二代石库门的主要标志之一。最后，用材上，斯文里住宅的晒台地坪、过梁已采用混凝土材料，院墙也已大幅度降低，用来改善通风和采光。前后有天井，底层为客堂，约23平方米，两层为相同面积的卧室，另有厨房、晒台和亭子间，但没有卫生设备这一弊端使它成为不了更高层次的民居。
“当阳光透过晾衣竿洒在狭窄的弄堂里，把大门上那些凹凸的花纹以及具有沧桑感的墙面都照亮的时候，石库门令人惊艳。”有人如此描述道，这人描述的便是斯文里。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产生的斯文里，曾经一度是上海中产阶级的象征之地，那些家有余钱但还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纷纷来到斯文里，在这里逐渐地形成了很上海的生活方式。不过，斯文里最终还是没有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上海标杆，主要原因便是战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野蛮的日本军人肆意地蹂躏着上海的杨浦、虹口、闸北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上海市民惊惶失措地逃向苏州河以南地区，他们知道，在这个兵荒马乱年代，唯有公共租界算是个避难所，可暂时地让他们苟且偷生。这番情景，十分相似于多少年前的小刀会暴动、洪杨之乱，在暴力的野蛮而肆意的压迫下，整个江南地区的中产阶级都慌不择路地逃向租界，寻求着曾经是蛮夷的那份庇护。
斯文里人口骤增，一度，它成为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在斯文里周遭开出的修伞、修鞋、修拉链以及修自行车的小店，也让斯文里当年平易、富足的中产阶级气息荡然无存，到20世纪40年代，斯文里已经蜕变成比“下只角”好不了多少的一个生活区域，尽管生活依然还在进行，生命依然还在悲欢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