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或更早一点时候，后来将新文明曙光带给上海的施约瑟主教，他曾经反复地来到一个地方，作着很仔细、很审慎的打量，虽说他对自己接着要做的事情——将度恩与培雅两个学校合并成圣约翰书院——很有把握，但选择怎样一个地点来建造一所教会大学，从而培养出对上帝也对这片土地负责的新一代男女，是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地址选错，什么都错。
后来历史证明施约瑟将地址选得很对，太对了。叙事者只是不知，在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否将渡口这个因素也考虑在内，如果是，那么百分比又占多少？
让施约瑟在选址上加分的这个渡口，想来读者已经知道，它便是梵皇渡路上的那个渡口。那时，摇着船桨让小船逐渐离开河的这一岸向那一岸驶去的艄公形象，一定让施约瑟心有所动，而渡口两岸的那派江南冬日风景，也一定让出生在遥远的欧洲西北部的施约瑟浮想联翩。
叙事者接着要写到的便是渡口，是的，苏州河上的渡口，让河两岸百姓记忆深刻的地方，也是使他们的情感有悲喜交加的一个出口。在这之前，叙事者基本上将工部局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在苏州河上所建桥梁一一写到。某种意义上，桥梁是农耕社会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象征，它更多关涉的是工程意义和技术意义，而渡口，尽管也与技术、与工程有关，但更多关涉的却是感情意义或心理意义，它与每个身临其境的男女体验并将这样的体验反射出去有关，渡口呈现的就是人性。
作了有些抒情的开场白后，接着便将进入严肃的历史叙述之中。
先讲一下上海渡口产生于哪个时代。
历史记叙，“宋元时期，吴淞江、黄浦江设有津渡”。解释一下何为“津渡”。在吴晗先生所著的《朱元璋传》第一章中如此说道，“蒙汗贵族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所谓津渡就是渡口，是渡口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到那个在凤阳城起家并最后打下江山的朱家王朝的明代，上海一地，津渡日益增多；时光倏忽一转，到大清国嘉庆年间，上海地区的津渡已有上百个之多，景象蔚为壮观。
那么，那时，叙事者指的是嘉庆年间的津渡或渡口，又有怎样配置？引用历史说法，“每渡一般有渡船两条，渡夫数人，也有数条十数条的”。
渡船有大小，或额载20人，或额载25人。均为木船，以摇橹居多，河道浅，用撑篙。还有拉渡，用于浅狭河段，以绳系在两岸，渡者拉绳牵船渡河。
现在，让我们进入吴淞江渡口的具体历史吧。
刚才已经说过，大致是在16世纪中叶，吴淞江出现了渡口，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吴淞江上的渡口已经有了数十个。数十个是个模糊数字，更具体一点的说法是，“清末民初，从河口至北新泾近16公里河道，设渡口20余个。全部为手摇木船渡。”
河口，也就是后来外白渡桥诞生的地方，韦尔斯打量的地方，也就是老船坞设置的地方，也就是文惠廉救主堂耸立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英国上海领事与洋行大班们目光聚焦的地方。现在有个问题产生了：吴淞江，或苏州河，它最早的渡口设在哪里？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问题，因为所有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瑕疵，存在着无法确证性。但有两个渡口应该是上海最早的渡口，它们一个是乍浦路桥一边的头摆渡，另外一个是青浦白鹤的万狮渡口。
所有渡口，基本都同时或不同时地奉行以下三种方式：义渡、官渡和私渡。
所谓义渡，那便是义薄云天、重情重义年代产生的船渡。那时，渡口边上，一定先有已发家致富的乡绅存在，这乡绅，又经历了十分严格的四书五经训练，将伟大儒教中的“仁、义、礼、智、信”当做了自己的信条，于是，先捐出良田若干亩，又将捐出的若干亩良田上的产出，作为被雇用的渡夫谋生之食，而渡夫则在春和日丽或风雨交加的日日夜夜，很勤恳很辛苦很任劳任怨地在渡口工作，不收分文。这样的船渡，表象是渡来回两岸的百姓，实质在精神层面上是“济世渡人”，此类船渡为义渡。
所谓官渡，便是由官府出了银子，雇了渡夫，又由渡夫把两岸百姓来回输送的一种船渡。
所谓私渡，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官方许可，渡夫自己将船在苏州河两岸摇将开来，让过河男女在两岸间来回，自己从中获取一点蝇头小利的一种船渡。私渡又称为“野鸡渡”。当社会由农耕而工业，人心由义勇而卑微，义渡成了天方夜谭，官渡的价格又居高不下，这时，上海原住民，基于从来的人性特点，便往往对野鸡渡情有独钟，因为它比官渡要便宜许多。不过，因了“野鸡”，渡夫趁机敲上一点竹杠是常有之事，晚清末期十分流行的竹枝词为此这样辛辣地咏叹：黄浦江中摆渡船，美人如漆亦堪怜，只他竹杠敲来惯，划到中央讲价钱。
渡夫敲竹杠时将时机也掌握、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到了河中央才讲价钱，而且往往是对“如漆美人”讲价钱，这时的女人多半只能听君便了，不然，河水急湍，江面宽阔，家中相公或如意郎君又在焦急等待，多给几文也就几文吧。敲竹杠的渡夫往往出现在黄浦江，那里江阔浪大，确有几分凶险。不似吴淞江河窄水静，再怎么敲竹杠，也是没有多少花头的，叙事者想。
虽说渡夫时有贪婪产生，但他们在渡船上的生活着实辛苦、心酸，有歌谣如此形容他们，“收入难收苞谷米，长年累月吃菜皮，大大小小穿破衣，棉絮铁皮补船底”，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的竹杠恐怕也不像人们理解得那么邪恶，也不过是被生活压榨到无法透气时的喘一口气罢了。
历史记载，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曾设义渡局于上海南市的郎家桥，委派人员管理黄浦江上的渡口，而每条渡船都必须有一个执照，如同今日我们开的小车必须有行驶证，这证件一年调换一次。管理人员又在每月的月底召集各渡口渡夫头开例会一次，以各渡口执照之多寡，发给银元，这应是大清国的政府补贴了。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只对黄浦江的渡口，苏州河上的20来个渡口又似乎被道台大人忽略了，那是因了晚清时期的苏州河实在过于狭窄的缘故？
1899年以后，租界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两个因素加快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节奏：其一，1894年大清国与它当年的学生后来的敌手日本的较量中，以大东沟海战的彻底溃败而告终，这直接导致了大清国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流失，还导致了先是日本，继而西方各国工厂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进入，历史表现了它最奇特的一面：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不平等条约施展中，中华民族得到了它与世界最先进的那部分靠拢的机会；其二，大清国已远远看不懂的工部局，以“背信弃义”的方式一再突破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的威权，反复地越界筑路，在肆无忌惮的扩展中，将租界上海建设成一个世界性都会。
现在，苏州河两岸，尤其是从江宁路桥一路上溯而去，沿河两岸工厂到处林立，那工厂，不只是日本人所开，也不只是西方人所开，更有无数个华人资本家也瞄准了这个所在，将他们的工厂纷纷地开在了河的两旁，这里有叙事者先前已经说到的黄佐卿、荣宗敬和吴蕴初们，还有更多，下面一一道来：上海耀华造漆厂、大隆机器厂、中央造币厂、大有余机器榨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华生电器制造厂、鸿益纱厂、上海第一印染厂、中华珐琅厂、三新实业社、江南造纸厂、中央印制厂上海厂、上海灯泡厂、达丰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棉纺厂、上海葡萄糖厂、上海火柴厂、上海酵母厂，如此等等，必须说明的是，有些厂家，在苏州河两岸建厂时显然不用这个厂名。
历史如此记载，仅苏州河在普陀区境内的14公里河道两旁，就有纺织、轻工、机械、仪表、化工、食品等工厂不下700多个，它们中有产生了让上海原住民或新上海市民趋之如鹜的种种日用产品，譬如勇士牌香烟、大无畏电池、飞虎牌油漆。那时的苏州河两岸，可以说是机器轰隆，烟囱林立，火轮舢板，船行如织，难怪那个从日本归来的创造社健将郭沫若先生坐在船上，看着河两岸的根根大烟囱，会放声吟涌：“啊，巨大的烟囱中，开着20世纪文明的黑牡丹。”郭先生吟诵的更多是黄浦江上的烟囱，但苏州河上的烟囱想来也一样让他看得热血沸腾。
1928年，上海市公用局对民渡实行统一管理，发给执照，还规定了渡船的建造标准。这种渡船旁有铁栏，上有布篷
大丰庆记纱厂前的民渡渡船
不过，一个不幸的事实是，苏州河水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严重恶化了，自1920年开始，苏州河市区首先出现黑臭，1948年，苏州河水质轻度污染范围已达中山西路桥，后面的污染与“上海往事”无关，“1956年，污染影响到北新泾，1964年污染带上溯华漕，1977年，扩大到黄渡，1978年污染直抵青浦赵屯的白鹤，至此，苏州河上海境内河段全部污染。”对我们来说，闸北水厂的搬迁是对苏州河污染的最好说明。闸北水厂最初选址在苏州河下游，时间是1909年。到1920年，苏州河市区段出现局部黑臭，水厂被迫对取到的水加氯消毒。到1928年，黑臭日益严重，闸北水厂不得不迁往杨浦区的黄浦江边，显然，黄浦江要比苏州河干净多了。
上海的白银时代，苏州河两岸人口已高达200万左右，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乡间粪便，几乎都直泻河道，尽管苏州河有自净能力，但负担的加重让它气喘吁吁，而渡口却日益红火、繁忙起来。
毫无疑问，无论西方人、日本人还是民族资本家，只要开厂，就需要大量劳动力，最直接的劳动力一定来自工厂周边地区的上海原住民。周家桥地区的繁荣，周家桥地区的农民作为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劳动力还由异乡人组成，他们在工厂沿岸定居下来，为每天的生活或生存，准时来到渡口，或由浜北而浜南，或由浜南而浜北，人数之多，让渡口不胜其重，也不敷载运。
1916年，黄浦江上的渡口开始出现机动船，由小火轮拖带木船载客渡过宽阔江面，黄浦江如此，苏州河又怎么样？
有一个年份对苏州河渡口有着重要意义，是1928年，北伐军在中国六朝古都南京升起青天白日旗后的第一年，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将中国江山一统后的第一年。那年，南京国民政府隶属下的上海特别市公用局，开始十分严肃地整顿起苏州河上的所有船渡，严令渡口上的老大们，首先必须办理登记并领取渡船执照，无照者一律不得船渡，这情景类似于今日上海有关部门对黑车的整治。又严令船老大们，倘若不使用新式船，就取消老大们的船渡资格。所谓新式船，乃平底方头，两边各有栏杆，舱有座位，上有篷帐，虽然还是手工操作，摇橹而由此岸抵达彼岸，但船的性能大有改观，安全更多几分保证。
在苏州河渡口上啸聚山林的老大们与上海特别市公用局的斗争在所难免，新的管理模式一定带来利益流失或利益再分配，吃亏者一定耿耿于怀，占便宜者则喜笑颜开，社会秩序便在人性的不满、痛苦和窃喜中建立起来。下面这个统计发生在1930年，那年，苏州河商办民渡渡口已有14处（应该是这段苏州河的14处渡口），叙事者将航线表述如下：
长安路渡口：往来光复路长安路口及大王庙间
梅园路渡口：往来光复路梅园路及大通路间
汉中路渡口：往来汉中路及麦根路间
通济路渡口：往来通济路及麦根路间
叉袋片渡口：往来叉袋角裕通面粉厂及槟榔路间
广肇路渡口：往来广肇路及澳门路间
麦根路渡口：往来沪丰堆钱旁及麦根路东站间
潘家湾东渡：往来潘家湾牛渐厂及东京路间
港家湾西渡：往来潘家湾大丰纱厂及宜山路口间
潭子湾东渡：往来潭子湾及昌记油厂前
潭子湾西渡：往来潭子湾及宜昌路间
朱家湾渡口：往来朱家湾中央造币厂及戈登路口
小沙渡渡口：往来小沙渡至小沙渡路北口间
永豫东渡：往来勃老生路及索新纱厂门口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正式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决意奋起阻击日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着这场著名战役，后来的谢晋元中校便是在这个时候投入大场、宝山一线。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战争中，苏州河上的不少渡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也有不少渡口因硝烟迷漫而被弃之一边。大部分渡口经历了抗战的漫长岁月，方才在苏州河上逐渐恢复。
抗战胜利后，苏州河上的渡口老大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上海市公用局提出了渡口复航申请，上海市公用局倒也没有为难渡口老大们，立刻给了“同意复航”的答复。只是，这个时候，因抗战而自觉功高盖世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及下属们，正在中国大捞特捞，极度的腐败正让这个政府险象环生、崩溃在即，对上海众多渡口来说，“政治黑暗腐朽，物价狂跳，当时全天收入，不足一小时船用燃料之开支”，苏州河上的渡口等待着新黎明时期的到来。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苏州河上最著名的渡口。
由舢板厂桥向苏州河上游而去，第一个渡口，或者说第一个在上海史上留有名字的是小沙渡渡口。
大清国光绪年间，在后来小沙渡这个地方，有农民七人合伙凑了一些银子，置办了一条小小的木船，摇橹载客，船渡当地农民，或过河种田，或越河访亲。也是据说，等到深秋来临，稻麦两熟，被船渡的农民将部分稻麦给予渡夫，充作全年渡资，而平日偶尔乘坐小舢板的，则每次给渡夫三个铜板，小沙渡渡口，严格说来，应算作义渡，是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精神的一部分体现。
小沙渡第一个高潮发生在大清国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其时，在上海工部局策划已久的那次地域大扩展中，公共租界的边界推进到小沙渡路（今日西康路），随着这次推进，西方、东方的资本持有者双双看中小沙渡渡口的南岸，随即开出不同种类的工厂，并大量招募当地或异乡的廉价劳动力用于企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卡尔·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于1899年的清晨在小沙渡渡口等待过河的男女苦力身上得到了深刻体现，只是，男女苦力中又有几人哪怕是肤浅地理解着被剥削的那种痛苦？他们或许更多向往的是如何在每日劳作中获得更多一点报酬，期望的是被愉快的剥削，或许。
到1926年，小沙渡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渡口有大佬出现，先颁发航行规则，接着规定渡河时间为上午5点至下午5点，又规定渡河费用为每次一个铜板。
1981年，小沙渡被废除后有了这座西康路桥
当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一统中国江山后，小沙渡上的渡船，改用上海市政府公用局法定的方头船，一时间，人来船往，渡客众多，气氛热烈。
1943年，汪伪政府统治上海时期，在“恐怖演习”的嚣叫声中，小沙渡路更名为西康路，小沙渡亦更名为西康渡。
1949年后，小沙渡依然繁忙异常，直到1981年，诞生于大清国光绪年间的小沙渡方废渡建桥，有一个细节还必须强调，从陈毅的战士将上海攻克后到小沙渡彻底废去的1981年，32年间，在全部苏州河的渡口中，小沙渡始终渡人最多，这里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
沿小沙渡上溯，便是曹家渡，对上海来说，对苏州河来说，一个无出其右的渡口。
早在大明王朝永乐年间，由中国绵延不绝的科举制产生的一个举人——安徽曹守常，中举后带领庞大的曹氏家族从安徽来到苏州河畔，历史没有说明，曹举人因什么原因而将祖业、老宅抛却前往数百公里之外的上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地域中产生了一个自然村落，村落叫曹家宅。万历年间，曹家宅附近的苏州河畔，有了一个渡口，称为曹家渡。
那时，只有渡口而没有桥梁，曹杨路桥，又叫三官堂桥的出现要到很久以后的1928年。
之前，大清国宣统三年，即1911年，真如老镇上居住的杨杏堤，在杨树浦一地入股达丰纺织印染厂，又担任了厂长一职。民国八年，也即1919年，工厂出品的“达丰卡其”一点也不输给洋布，不仅行销全国，甚至还远销东南亚等地。
杨杏堤发了大财，与中国最优秀的男女一样，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杨先生想到的一件事情便是要回馈社会。于是，20年代初期，杨先生捐出大把银子在曹家渡的渡口一边建起了一座木桥，因木桥的南堍下有座三官堂道观，故而此桥又叫三官堂桥。
到20世纪40年代，在杨先生捐资所造的木桥西侧，又有一桥诞生，这与杨先生不那么相关，这桥叫曹家渡西桥，两桥相隔仅仅数百米，成了苏州河上的一个景象。
可以想见，曹家渡这个渡口，成名很早，但废去也早。当杨杏堤拿出银子建造木桥后，它便应声而去。至于曹杨路木桥，要到70年代方被拆除，1976年8月该处建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这是后话，我们不表了。值得补充一句的是，今日，当你站在曹杨路桥上眺望四周，你能够看到曹家渡的那派繁华的生活景象，你的视野里，不仅会出现曹杨路花市、上海印钞厂，还会出现哥特式的圣弥额尔天主教堂，这座建于1921年的教堂在1966年后曾经长期关闭，现在，它又可以传递上帝带给这片土地的福音。
继续沿河而去，曹家渡之后，便是强家渡。
大清国道光七年，也就是1827年间，在吴淞江南岸的强家角村，有不少农民合伙捐资修建了强家角渡口，这些农民没有在历史上如曹守常、杨杏堤那般地留下自己的姓名，不过他们还是留下了渡口。
从道光年间到以后许多岁月，渡夫摇橹，渡客坐船，两岸来回是属于中古时期的义渡模式；晚清至民国，义渡转变为官渡或私渡，这也是必然的事情，人性是在时代的所谓进步中而日益变得卑微了。
眺望1976年诞生的曹杨路桥，你能够想象曹守常举人和曹家渡吗？
在这座铁桥诞生之前，这里有过一个强家渡
在强家角渡口附近居住的人们，对这个渡口，自然保有许多生动的回忆。许多人都记得这样一幕：当年娶媳妇时，渡口上的小船，很殷勤也很热烈地装运着女方带来的简陋嫁妆，尽管简陋，但那也是构成小两口人生中的一部分，至今记忆犹新；也有居民记得，那时，无论天有多黑、夜有多深，家里发生急事，需要由此岸去往那岸，你只需在渡口边喊上一声，渡船师傅立马从温暖的被褥里爬起，二话不说就将方头渡船摇将过来，是“救人须救彻”的中古风格。
平日里，强家角渡口的运营时间还是有严格的规定：早上5点到晚上11点，每7分钟一个来回，白日渡人将近3000。
“八一三”没有开打之前，强家角渡口已归私人经营，私人便是所谓的渡口大佬。
进入新历史时期，1956年，当海派文化中的跑马文化、舞厅文化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旗袍文化、香水文化都一一散去时，强家角渡口的大佬也因公私合营而将渡口与渡船并入了国营上海市轮渡公司。1962年，方头木船被更为先进的铁壳电动船取代，南北两岸又各设趸船一艘，趸船内有候船室、办公室各一间，渡口不设固定班次，乘客基本坐满就离岸开航。
1997年12月16日的上午9点35分，编号为“沪客107”的轮渡从强家角渡口的南岸驶向北岸，这是“沪客107”渡船作的最后一次航行，它也是苏州河自有船渡以来的最后一次，自此以后，苏州河上再也没有船渡，强家角渡口成了苏州河上全部渡口中最后消失的一个。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无论是渡口还是渡船，无论是渡夫还是被渡的男女百姓，一部宏大的上海史，就此有了这个小小但值得永远纪念的时刻和细节，是感伤万分的时刻，是刻骨铭心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