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叙事者回到河南路桥，让叙事者从此桥开始说起。
叙事者曾经在对上海火轮房的描述中已经说到过这座桥梁，现在再向读者重复一下。
大清国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年初，当巴富尔立刻便要兴致盎然地赶向上海，而上海道台宫慕久则明显的连日来茶饭不香、忧心忡忡，就在这个当口，苏州河这里有了一个渡口，原住民将这渡口叫做“三摆渡”。
三摆渡，美好的三摆渡啊！头摆渡设在后来的乍浦路桥的桥堍边，二摆渡设在后来的邮政局桥的桥堍边，三摆渡则设在了后来的河南路桥的桥堍边。三个摆渡口，人来船往，鸡鸭成群，牛羊成行，还有小媳妇嫁妆、大男人锄头铁搭，如此等等，是大清国盛极而衰但还没有彻底亮出底牌时的那副景象。
1875年，大清国光绪元年，北京紫禁城格外忙碌格外紧张，新皇帝登基，社稷的特大事情，当然，那时忙碌紧张的人中又有几人会预知登基的皇帝最终会在1908年暴毙于深宫大院中，留一个千古疑案让今天好事之君还在争论不休？在上海，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麦华佗这时出任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他与上海工部局董事们应有一个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在这个渡口边建造起一座长达62米的驼峰式六孔木桥，这木桥就是三摆渡桥，建桥后，渡口作用全无，是自然而然被废除的结局。
又过了9年，也就是1883年，原木桥破烂不堪，工部局将此桥拆除，又花上白银六千多两，另建一座宽达9.46米、两侧还有人行道的新桥，仍然木结构。该年，大清国上海知县承袭着我国沿海祭祀海神妈祖的古老习俗，在桥北堍以妈祖封号建造宫阙，名“天妃宫”或“天后宫”，河南路桥因此在百姓口中又被叫做“天妃桥”或“天后宫桥”，现在，此桥有三个名称了：铁大桥、天妃桥、河南路桥。此外，苏州河北岸的这块地域相当妖，尽管也在公共租界内，工部局却无权管辖，这样一来，许多为逃避租界巡捕房追捕的不法华人男女就躲避到了这里，又有许多一门心思要推翻那腐朽透顶的大清国的同盟会会员，也经常在这个大建筑中出没，不管怎样，这是租界建筑，大清国爪牙们也奈何不得，天后宫成了两不管的地方。
到1923年，上海的白银时代，木桥被拆除得一干二净，一座长64米、宽18米的三孔混凝土悬臂挂孔桥取而代之，这便是与充满了现代性的租界上海有所匹配的河南路桥，要到2006年的6月，老河南路桥寿终正寝，新河南路桥应运而生，不过那是另外一个上海故事，这里不表了。
若只是单单说桥，倒也真没有更多的故事，桥的作用无非就是交通南北、行走路人，但若说桥堍边的地标建筑，河滨大楼绝对要让人的热血澎湃一阵子，那是因为它说明了什么叫海纳百川，它还提振了上海的精、气、神，让一座城市不仅拥有自己的国际性标杆，更散发出一种伟大的个性与伟大的气质！某种意义上，世界大都会不在于平面上的宽度和广度，而在于骨子里的深度和力度，让人类的一部分在这里获得拯救，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深度和力度呢？
现在，且让叙事者作个穿越，进入那漫天而起、云遮雾罩的历史烟尘中。
且说后来河滨大楼所在的地块最初为徐润拥有。徐润何许人？此君是大名鼎鼎的宝顺洋行的一个超级买办。
徐润出生在广东香山，这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广东香山提供了19世纪中国数以十计、百计的精英人物，还因为广东香山帮在上海的成功，直接推动了上海作为生命的成长。
让徐润扼腕的河滨大楼诞生在1935年
15岁那年，徐润跟随叔父徐荣村前往上海，那是1853年光景，大清国还沉浸在自己昏昏沉沉的长梦之中，冒险家徐润已经直觉了扬子江边这个区域在未来中国的无限可能性，而他的同龄人与前辈们，却还在香山的茅草屋中揉着睡眼抱怨着公鸡过早的打鸣。
徐润学徒在八分地上的宝顺洋行，他这一步迈得相当要紧，因为倘若他不在宝顺洋行，倘若他是在方举赞般的发昌铁铺，那么，后来的历史就不会铭记徐润，他只能够混同于无名无姓的“发昌先生”而已。
第一个来到上海的宝顺洋行，与怡和洋行一起，在对中国人民的肉身有过巨大伤害的鸦片贸易上很是起劲了一把，不过，洋行徒弟徐润，在鸦片贸易上倒是没有太过深入地参与，他的活计，与今日会计、出纳有点类同，并不需要在飞剪船上为宝顺洋行的利润而卖命装运鸦片。19岁时，徐润已经可以上堂帮账，24岁时更是升任主账，不久又接任副买办一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缘于他十分勤奋好学，也缘于他天资聪颖。
当然买办这个角色，大清国时，下层社会对其如何理解又当别论，中层乃至上层社会，尤其在儒教文化培养长大的士大夫群中，是相当的不屑。与徐润有些交情的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容闳，就以“操业近粗鄙”这个评价对自己的买办生涯作了一个总结，容闳也曾在宝顺洋行干过一阵，随后便弃之如敝屐了。徐润的理解与容闳当然大相径庭，他在买办位置上做得相当安稳，还将才干发挥到了极致，第一桶金便在这时赚得。
1868年，徐润来上海后的第15个年头，此时，他自觉羽翼已丰，决意自立山头，于是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宝顺洋行，在上海开出宝源祥茶栈，做起了茶叶买卖。不久，大概是茶栈生意相当的好，他又在中国各地开出宝源祥分号，等到后来他与其时声名鹊起的唐廷枢共同创办上海茶叶公所，将整个上海地区出口西方各国的茶叶生意都捏在了手里后，徐润的势头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
说到这里，叙事者稍作解释：茶叶、丝绸和瓷器，这三样东西从来都是中西贸易时中华帝国对西方入超的商品，其时，上海茶叶出口量（注意，不是上海茶叶产量）占全国出口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徐润的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地区出口茶叶的茶栈中最大一个，徐润因此就做成了茶叶大王，比较后来的棉纺大王荣宗敬、煤炭大王刘吉生以及化工大王吴蕴初不知要早上多少时候。
头脑开阔的徐润，没有将自己的事业局限在茶叶上，其时，他已经敏感到工部局在越界筑路上的雄心，公共租界的扩张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如同八爪章鱼，似乎毫无餍足，胃口极大。在公共租界不断地越过租界向上海郊外美妙的江南田野一路推进的时候，最得利的便是房地产业，这授予了徐润在上海滩横空出世的最佳机会。
徐润的操作手法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获知工部局对未来上海的基本计划，接着，不惜扔下大把银子将未来最可能发展的区域中的一些地块分别买下，捂在手里时斩钉截铁，可以抛售时决不心慈手软，从而将银子捞到自己也不好意思的程度。叙事者曾经写到过的广肇山庄及周边土地，徐润便对阿谷展现了他在这上面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才华。
到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高达200多万两银子，他不仅拥有3000多亩土地，还建有50多处洋房加其他房屋2000多间，这其他房屋，想来多半是第一代石库门。这时的徐润，俨然上海滩房地产的巨子，后来冠绝天下的房地产大鳄欧司·爱·哈同，其时还刚刚脱离了沙逊洋行，既没有相遇到改变他命运的罗迦陵，更不可能瞭望到后来自己在上海地产界纵横捭阖的种种情景。
但徐润是人而不是神，即使聪明绝顶，也会马失前蹄，他一定没有计算到中法战争的爆发，更没有计算到战争期间的上海银根竟会如此抽紧！由于场面铺得太开，徐润一度陷于资金周转异常艰难的泥淖，他有可能沉没，也有可能彻底玩儿完。为破这个危局甚至可以说是死局，徐润不得不向当时的香港火烛有限公司借银20万两，利息绝对高。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到了约定时间，徐润这里总的经济状况并无好转，但20万两银子加上利息必须如期归还，如果你要在上海滩顶尖商人圈中树立品牌。万般无奈之下，徐润不得不忍痛割肉，将他最为看好的一个地块——苏州河北28亩土地——挂牌出售，他果然成功了，出售的价格是9.5万两白银。燃眉之急终解，9.5万两白银让徐润挽回了他生命的尊严，也破解了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死局，徐润又有东山再起的一条生路，只是，他原本想用来制造房地产新神话的这块地皮，却是随着被沙逊洋行的摘牌而灰飞烟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逊洋行在苏州河边上演一出生生不息的大剧。
沙逊洋行自有打算，它先在这个地块兴建了石库门宝康里，想来宝康里有可能是第三代石库门，主弄宽为5米，房子升到三楼，老欧洲的建筑美学趣味比比皆是，最最关键的是，或许有盥洗设备，至少有抽水马桶。
到了1931年，上海白银时代的巅峰时期，随着沙逊洋行换了主人，沙逊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当年上海老百姓口中的“跷脚沙逊”来到上海，这个一战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手笔比他的前辈大了好多，他请来上海滩最为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英国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来做设计，一个建筑，精雕细刻了整四年，到1935年，河滨大楼落成于河南路桥的桥堍下，那公寓也可以如此表述：它是上海滩面积最大的美国式公寓，现代主义风格。
现在我们来看看河滨公寓宏伟到什么程度。
它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平面呈S形。楼高八层。墙体采用大块防火石棉砖。房子内部和楼道之间均敷设了硬木细条拼花地板。有完善的独立供暖系统和卫浴设备。很让人惊奇的是，在1935年时，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在大楼里还设计了一个长15米、宽9米、深2米的游泳池，供在河滨大楼中生活的男女们享用。
整幢大楼有11个门洞，还配有9部电梯。落成之后，进入每层32个套间的基本上全是欧美侨民，他们优哉游哉于自己的三室一厅大套间或两室一厅的小套间之中，他们当然还日日夜夜地目睹着苏州河上的繁忙景象，倾听着小火轮在河面上“突突突”的一阵乱响。大楼也住进一些在上海滩有来头、有势力的华人，这些人中既有李鸿章中堂的外孙，也有黄金荣大亨的孙女，借用鲁迅一句相当刻薄的话来说，他们也不过是“借祖上那份余荫”罢了。在河滨大楼高敞的大房中，东西方人士是时常一边眺望着苏州河的河面，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们的神情与模样与以后进得河滨大楼来的张秀兰女士有点相似，她不也成天看着河上景象而独自发呆？
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偷袭，终于让日本帝国在北上还是南进这两个选项中作了最终决策，伴随着“亚利桑那号”在浑浊的珍珠港海面上逐渐沉没，一天之后，日本士兵蜂拥而入了公共租界，当日本帝国那面太阳旗在百老汇大厦顶层傲慢地飘扬时，之前居住在河滨大楼的西方居民被全部赶出，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作为“敌性国居民”关进了设在上海郊区的集中营。
这是河滨大楼悲哀的一幕，但这幢建筑还发生过另外一幕，那是三年之前，1938年，中日之战已经打响，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司令官蒋介石先生的带领下，分别完成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以及徐州会战，这时，一批又一批的犹太难民，由海轮舷梯下到码头上，又惊魂甫定地走进了河滨大楼，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留居上海的第一年时光。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再次乘坐海轮前往异国他乡，更多人则移居长阳路那一带的犹太人隔离区，时常地，他们会想起在河滨大楼度过的在上海的最初一些日子，那也是他们劫后余生的最初日子，从胆战心惊到终于能够神定气闲。
此刻，我们完全可以作如此想象：1938年的某个初冬早晨，一个叫尼维或阿列文的中欧犹太男子，正站在北苏州路400号河滨大楼对面的马路边。他的身后，便是这幢由维克多·沙逊花了大价钱而建造起来的上海滩最大的公寓，他的左边，是工部局用了数十年时间打造的精致上海，他的右边，是沿苏州河一路而去的城市建筑，当然，这些建筑很少有邮政大楼的雄伟和光陆大戏院的高耸。那时，他可能看着河对面的公共租界，鳞次栉比的房屋正向后方推涌而去，他也可能看着波澜不兴的苏州河，河面上正驶过几条舢板，舢板上的中国船民似乎对他友好地凝视并微笑。清晨时分，苏州河边的薄雾正温柔地包裹着他，蓦然地，他长叹一声，是为自己、为全家终于逃脱了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魔爪而庆幸。随后，我们也许会听到他发出的一声长叹，他还在忧虑，一切还没有结束，未来等待他和他家人的有可能是更漫长的逃亡，这让他坠入了“出埃及记”般的痛苦思索中。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1938年，发生在苏州河边，发生在河南路桥桥堍下的这幢叫Embankment Building的大楼里。数百甚至上千个像尼维或阿列文那样的中欧犹太人，靠了维克多·沙逊的慷慨大度，侥幸住进了河滨大楼的大小套房中，尽管可以暂时地安身立命，但未来命运还是未卜，这让他们依然有苟且偷生的感觉。
那么，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了何种缘由、因了何种背景、靠了何种推力，让河滨大楼里拥满了如此多的天涯亡命的犹太难民？说及这一切，需要更多文字，也需要作更漫长的回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