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1月5日，那是上海将要进入白银时代鼎盛期，那也是苏州河沿岸一路排开了让创造社才子郭沫若欣喜若狂的根根巨大烟囱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一个与上海，与苏州河毫无干系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政党成立了，它叫德国工人党，一个在20世纪早期十分流行和时髦的左翼政党。党魁名字叫安东·德莱克斯勒，还有一个魁首叫C·哈勒。
没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个政党，那时，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正陷入更大的动乱中，在急剧旋转的社会漩涡中，一切都被颠覆，一切又在产生。许多战后余生的男女，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思想紊乱、情感狂热，总想着要在这个年代做点什么，哪怕是破坏、是毁灭也行。因此，小小的德国工人党加无名的安东·德莱克斯勒们显然吊不起他们渴望大混乱的胃口。
但在这个年度，德国工人党因了一个新人介入，日后，却要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战栗，并成为一个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也似乎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以后，当安东·德莱克斯勒万般无奈地将党魁位置让给希特勒时，是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由他一手缔造的政党，将在“纳粹”的读音下（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字为NAZI），成为欧洲大地上最大的恐怖和恐惧？这恐怖，是国社党党魁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对人民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民来说，则是剧烈而无法控制的恐惧！德莱克斯勒是否有过后悔当年他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啤酒馆中作出的将希特勒拉进德国工人党的决定？
1932年11月，对德国，对世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上海，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月，德国最具权势的人物联名上书要求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将阿道夫·希特勒任命为这个共和国的总理。
兴登堡对希特勒始终保持警觉，他曾经超前地直觉：这个奥地利前下士会将德国拖进一个巨大灾难中。但这时，他已经老眼昏花、思路不清，在一番犹豫踌躇之后，竟然满足了德国最有权势者的要求：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新一任总理。
现在，要说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反犹行动了，从1933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到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五年中，灾难开始降临到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头上，他们被禁止担当第三帝国的法官、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与公务员有关的职务，他们还不许进入德国人生活的公共场所，此外，作为雅利安人的纯种德国人，也不能前往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被下降到了这个国家的“次等公民”，思想的践踏已经开始，尽管肉体还没有被肆意蹂躏。这时，生活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反应特别灵敏、手中有余钱且富有远见的犹太人，迅速地出离第三帝国，从而摆脱掉大街上佩戴着“卐”字袖章的党卫队员、盖世太保的无尽骚扰，在异国他乡得以将生命延续、让文化传承。来到上海的第一批德籍犹太人的时间正好是1933年年底。
从1938年11月9日夜晚的“帝国水晶之夜”到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这是对第三帝国犹太人加剧迫害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犹太人被彻底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他们只是等待着被纳粹党徒们最后消灭。
尽管万湖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但艾希曼在1960年的以色列审判中承认，会议参与者使用了更加直接的字眼，譬如“消灭”和“毁灭”。会议结束前，他们达成了一致，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主题：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Final Resolution）。
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东方，侥幸地来到上海的中欧犹太人，他们也结束了最初几年还算和平的岁月，告别了“小维也纳”的那片兴旺但不免有点虚幻的景象，进入了日本法西斯建立的隔离区，一段真正苦难、不幸的岁月来临了。
现在，让我们由1933年1月后的纳粹德国穿越回中国上海，只是我们还不能盘桓在30年代的苏州河，还必须再次穿越，前往19世纪，看看后来在上海成为三股主要犹太人势力的其中之一——赛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如何走进这座城市，并用目光抚摸着苏州河的河面，倘若他们乐意这么做的话。
我们已知，犹太人的故事开始于闪米特人，而所谓的闪米特人又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与叙利亚沙漠中的一支游牧民族。相传挪亚的儿子闪便是闪米特人的祖先，而后来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以及犹太人全都可以归属在闪米特人这个伟大的概念中。
在太阳将西亚地区明亮地照耀的日子中，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与犹太王国，那时间距离今天大概不下四千年，正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由殷商时代进入周王朝时，而南方的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正向广富林文化过渡。
随后，罗马以不亚于两千多年后纳粹德国的那番野蛮，用武力强行地荡平了犹太王国与以色列国，数十万犹太人被迫远离家乡，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那么遥远的时候，在西方，便存在着排犹情绪与排犹思潮，犹太人不幸地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以及不洁的人。
顶着恶名的犹太人，继续着种族延续与文化传承，也继续着上帝赐予他们的那份经商天赋，在全世界，他们始终是所有种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一支，即使他们身负着更多的恶名。
当俄罗斯犹太人与中欧犹太人还远远没有抵达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最具威权的一支犹太人——赛法迪犹太人——先已来到上海，时间刚好是上海开埠那年：1843年底。问题是：什么叫赛法迪犹太人？
首先，这是全体犹太人中的一个分支，在整个犹太民族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其次，15世纪前他们生活在阿拉伯化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上深受伊斯兰影响，也因此，这个犹太人分支的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有着显著不同。倘若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对赛法迪犹太人作一个表述，赛法迪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
残酷战争在15世纪、那个大航海时代洪亮的回声中打响。战争的结果是基督教徒将伊斯兰教徒赶回了非洲，与伊斯兰教徒大溃退同时进行的，是西班牙犹太人的被驱逐，出了半岛的他们，再次与祖先一样在世界各地风流云散。在美国，赛法迪犹太人相对较少，但在法国，赛法迪犹太人占了一个大头。
据说，赛法迪犹太人是所有犹太人中最为精明，也最具商业头脑的，以《威尼斯商人》为例，伟大的莎士比亚用安东尼奥、巴萨尼奥与夏洛克这三者博弈的这个情节对过于精明的犹太人进行了文学意义的批判，他有意无意地表达了15世纪欧洲便存在的反犹情绪，但莎士比亚设计的夏洛克要将逾期不还贷款的安东尼奥割肉一磅的这个情节，不正说明了赛法迪犹太人的过人才智？尽管这才智有些冷酷。
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战争还没有打响前，伊比利亚半岛上便存在着两个赫赫有名的赛法迪犹太人家族，他们便是沙逊家族与罗思柴尔德家族。两个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从事的生意如出一辙：金匠与钱币兑换。“他们也是欧洲大部分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网络。”
当战争打响，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将赛法迪犹太人全都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两个家族的走向是南辕北辙：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此南下，流亡到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王室中的宫廷银行家，多少年后，这个家族因了与生俱来的吝啬加上贪婪最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种种白眼，并间接地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而沙逊家族则没有如同罗思柴尔德家族那样地停留在欧洲，他们一路向东、向东、向东，最后来到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巴格达。
某种意义上，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将犹太人的经商天才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沙逊家族钻了伊斯兰教义中“禁止从事高利贷”的这个空子，沙逊家族知道，这规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不受这个教义约束。于是，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大打出手，有人如此形容他们当时的经商举动，“是一手抓住阿拉伯人手中的存款，转手又借贷给急需用钱的阿拉伯人”，沙逊家族将商业头脑也许没有他们灵活的阿拉伯人玩得团团转。不久，沙逊家族便在巴格达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摇身变作波斯湾地区最大的银行家族，统治者还让家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了巴格达首席财政官，在普通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被叫做“纳西”，那意思是犹太人之王。
时代接着进入18世纪与19世纪相交的那段日子。
不列颠帝国一举崛起，先后荡平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的挑战，在浩瀚大洋上，将米字旗高高地树起，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世界霸主地位。有了世界霸主的无形威慑，来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便放肆地将整个亚洲贸易都抓在自己的手中，不容任何人来插上一足，更不要说与其周旋和对抗。不过，赛法迪犹太人偏偏不信，他们决意与东印度公司打上一场商战。其时，亚洲贸易尤其是中国贸易最吃香的便是鸦片输入，那个庞大但日渐腐朽的大清国，无论权贵还是草民全都好上鸦片这一口，明知有毒，还是饮鸩止渴。沙逊家族自然知道这种生意要承担道义风险，但更清楚鸦片贸易中的巨大赚头。经过仔细研究，沙逊家族发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之一的怡和洋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有一个明显漏洞，那就是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这是一个机会，转瞬即逝的机会，因为一旦东印度公司醒悟过来，机会便会立刻消失。沙逊家族利用已有的强大资本，向印度地区的鸦片种植者、加工者提供着高额贷款，这一招让见利忘义的印度各路好汉们纷至沓来，有踏破沙逊家族门槛的那点意思。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沙逊家族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又垄断了鸦片批发和鸦片出口，据此可以想象怡和洋行的大班、东印度公司的高官们那张张瞠目结舌的脸庞。
到1871年，怡和公司在与沙逊家族的鸦片争夺中完败，沙逊家族成为印度、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总量高达百分之七十。从1840年到1914年这74年里，沙逊家族因鸦片贸易而在这种不名誉也不道德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
1840年，中国与英国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是大清国不得不开放沿海五口，五口中的一口便是我们的上海，时间是1843年11月17日。
上海来了巴富尔，上海也产生了“九分地”。先前已经说过，九分地上最初将两层房屋建在李家厂烂泥地上的是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紧接着，沙逊洋行快步跟上，他们在九分地上安营扎寨，再次显示了赛法迪犹太人的快速反应。
必须说明一下，来到上海的沙逊家族已经在时光的推移中，由巴格达转移到了印度，他们在不列颠帝国殖民下的印度孟买设了总部。随后，沙逊家族的各个分支分别渗透进爪哇、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由沙逊洋行掌门人大卫·沙逊的次子伊莱亚斯·大卫·沙逊率领于1843年抵达上海，又于1845年，在九分地上开设了沙逊洋行上海分行，这是赛法迪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正式开始，也可以说是全体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正式开始。
关于沙逊家族在上海的种种故事叙事者就此省略，如要详尽说来，怕十本大书也无法容下。只说一点，后来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犹太人，几乎全都出自沙逊洋行。也就是说，在上海，赛法迪犹太人占据了全部江山，商业江山。
1850年，第一幢英国领事馆还没有被后来的那把大火烧掉，在它抽屉中，放有上海外国居民名册，“老沙逊洋行助理”一栏中赫然呈现这样三个名字：摩西、鲁本和亚伯拉罕。
1874年，大清国“同光中兴”，李鸿章发动的洋务运动正热火朝天，这时，工部局对上海的城市规划已经像模像样，借着上海由暗锡时代向白银时代的缓慢过渡，老沙逊洋行中已雇有20多名赛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当时还十分微弱的上海犹太人社区的基本核心，如果没有记错，后来在上海史上留下厚重一页的欧司·爱·哈同，这时正在老沙逊洋行的鸦片仓库中做着一个微不足道的管门人，看着仓库中进进出出的大宗鸦片，哈同先生一定有人性的正常但卑微的反应，而对未来人生目标的远大追求又让他将这份人性反应彻底地压制了下去。
19世纪80年代，在工部局领导下，上海进入它的准现代化时期，电话、电灯、自来水相继进入城市生活，使租界上海完全不同于道台上海，许多当年在伊莱亚斯·大卫·沙逊掌控下的赛法迪犹太雇员，羽翼已丰，纷纷出走而自立门户，在后来的上海滩上相继成为工商业大亨，当他们离开老沙逊洋行的那刻，老沙逊应该是五味俱陈、百感交集吧？下面这份名册显示的便是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开出公司的各位赛法迪犹太人，必须说明，他们中不是全部出自老沙逊洋行，也有走单打独斗线路的：
B．D．本杰明创建了平治门洋行
R．S．所罗门建立了荣康洋行
R．E．托依格创办了都易洋行公司
A．E．J．亚伯拉罕成立了华丰洋行
伊萨克·埃兹拉创办了新康洋行
摩西和伊莱亚斯合伙建立了美利洋行
D．H．西拉斯成立了沙利士洋行
D．E．J．亚伯拉罕建立了益丰洋行
随着上海知名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大，无以计数的西方男女蜂拥而入远东这座奇妙的城市，这些西方人你可以全都冠以“冒险家”这个社会身份，因为，这个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是个“冒险家的乐园”，仿佛只要踏上汇山码头或大关码头，俯身而去就能捡到黄金，至少可以捡到白银。
赛法迪犹太人社团的人数有节奏地持续增长，到1900年，他们已有800人左右，这是伊莱亚斯·大卫·沙逊带领着他的雇员摩西、鲁本加上亚伯拉罕来到上海九分地时不可比拟的。
不过，基于犹太文化从来的特点，也基于赛法迪犹太人的基本特点，这些最早来自孟买的英国籍犹太人，除了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偶尔还参加英国社团的活动，除此之外，便不再有任何兴趣与其他人种、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或沟通。
赛法迪犹太人与中国人民唯一的交流者就是其中的买办或仆人了，他们高高在上于中国文化，也高高在上于上海原住民，对他们来说，学习汉语或上海话是自贬身价，而十分严厉的文化禁忌——诸如禁止与华人婚姻、禁止与华人有性行为以及禁止与华人有一般性的交往——让他们只是活动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也让上海原住民内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被伤害的情感。
接着，在赛法迪犹太人来到上海半个多世纪后，又一批犹太人来到了上海，他们就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也可以将他们叫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与赛法迪犹太人最大不同的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不是为了经商这个目的而来到上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前来上海，是被迫的、无奈的，是带着逃亡性质的，这让他们的抵达再次带上了他们历史中的那番宿命意味，凄惨的意味。是的，某种意义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成了1933年之后中欧犹太人大逃亡的最初预演，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在19世纪末远离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城市，穿越欧洲大陆而先在中国哈尔滨等地落脚，那是全欧反犹太文化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宗教层面，基于伟大的救世主耶稣很不幸地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出卖，而犹大恰恰正是犹太人，这样，对“谋杀救世主基督的人”的这种痛恨就此植入全欧洲文化和思想中；在现实层面，夸张地说，几乎每一场商战都没有人博弈或算计得过犹太人，犹太人总是成为经济生活的最后胜利者，这样，犹太人为他们的过人才华而将不断地付出代价，在欧洲文化中，他们被描绘成“贪婪而阴险的民族”，是“企图控制世界的犹太集团”，很不幸，俄罗斯文化的其中一个视角也是这样。
再次穿越而去。
当罗马帝国统治者十分野蛮地将犹太人流放向全世界时，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来到黑海、亚速海沿岸，接着，又水银泻地般扩散到高加索、立陶宛、顿河、第聂伯河等地区。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将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定为国教，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俄罗斯人还是宽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存在。
问题出在犹太人的坚定不移，或者说他们对信仰的坚守。虽然国家已亡、山河已碎，虽然四处漂泊、故乡不再，但犹太人依然有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这还不算，犹太人还将自己命名为“上帝的选民”，是唯一肩负着向世界上其他民族传播上帝旨意这个光荣使命的人，这让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的欧洲人打心眼里不服，也让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嗤之以鼻。15世纪末在俄国境内兴起的“犹太人异端派”这个运动，不仅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思想骚动，也危及了东正教的正统地位，因此遭到伊凡三世的严酷镇压，俄国的反犹主义就此肇始。
伊凡四世时期，俄国统治者发出这样的命令：俄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皈依东正教，否则下场就是淹死。伊凡四世还于1567年宣布禁止犹太人到俄国来做生意，更不许他们前往俄国内地有什么发展。
彼得一世时期反犹主义更进一步，皇帝大人公开宣称，他宁愿接受穆斯林等异教徒来俄国居住，也不接受“流氓和骗子”的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后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导致了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批来到俄国，为了防止犹太人向俄国腹地移居，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了严格的“帕累区”，将犹太人隔离和封锁在沿西部边界划出的50俄里宽的平原上，不允许其离开。
1881年，“伟大的解放者”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恐怖主义者人民意志党所刺杀，不过，俄国政府吃错了药，他们将这次恐怖袭击的责任竟然嫁祸到了犹太人的身上，亚历山大三世的家庭教师波别多诺斯采夫甚至如此扬言：在俄国的犹太人，三分之一消灭，三分之一同化，三分之一驱逐。他说的话，让我们不安地想到了数十年之后纳粹党人的行径，差别只在于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上对犹太人判处了死刑，另一个则是十分残酷地下手这么干了。
对犹太人大规模迫害事件由此爆发，原先一直潜伏在俄罗斯文化层面的反犹主义现在上升到了现实的政治层面，其时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做“集体迫害”，那便是如同海德里希、艾希曼在万湖会议上决定的针对犹太人的“有计划屠杀”。截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前，类似“集体迫害”发生了三次，被集体屠杀的犹太人竟然高达数十万。俄国人在德国人之前，让绵延了千年的犹太民族大悲剧继续上演。
占全世界犹太人一半、将近500万的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不得不考虑着他们的生存问题，这问题犹如哈姆雷特考题般的尖锐：走还是留？生存还是毁灭？
共有200多万的犹太人被迫从俄国迁徙，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没有前往中国，少部分或很少部分从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出发，沿着向东线路，来到中国哈尔滨，先一个落脚再一个定居，随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便在中国的这座北方城市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社区。
上海的情况又是如何？
19世纪末，赛法迪犹太人在上海过得十分滋润，俄国犹太人也在上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后来者的经商之路，哈莫维奇经营着由汉口经上海再出口到俄国的茶叶生意。1902年，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上升到25户，人数大概不会超过百余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与1917年的二月革命加十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临时政府相继被推翻被颠覆，所有这些发生在俄国土地上的重大事件，让俄国再次地陷入剧烈动荡中，迫使大批犹太人惊惶失措地出逃俄国，他们选择的第一逃生地点全是中国，其中不少人经中国东北而一路向南最后抵达上海，或径直由海参崴乘坐大海轮一路来到上海。
这些逃亡、逃生的俄国犹太人之前一定已经听说过上海的种种故事，听说了它怎样在道台上海之外的上海沮洳之地、原野之地而建成了世界大都会，叙事者不知他们是否还听说了中国人民特别善良？在中国这块非凡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反犹主义，没有过欧洲文化般的对犹太民族的鄙视与仇恨，虽然中华民族向来没有强烈的宗教感，但伟大的儒教却让中国人民懂得同样伟大的“仁义礼智信”。
到1924年，俄国犹太人在上海已增加到800至1000的人口水平，但俄国犹太人大规模地南下移居上海，要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以中国哈尔滨为中心的俄国犹太人社团因一系列社会、经济原因而由盛转衰，于是，在他们向来精明头脑的判断中，上海成了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俄国犹太人大批南下，到30年代中期，在上海，俄国犹太人已高达4000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已在上海定居的赛法迪犹太人，而且超过不止一点点。
与赛法迪犹太人迥然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熟悉上，显得相对主动，这或许源于俄国犹太人在整个犹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多半只占据中低层位置，在东北，他们便与中国老百姓打成一片，到上海，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认真地学习中文，不少人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乃至一口结结巴巴的上海方言，有个细节对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作出了很好说明：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的孩子都会有一个中国保姆，这个保姆是俄国犹太人孩子口中的“阿妈”。多少年后，当俄国犹太人带着锡安主义的梦想而翻山越岭地回到自己故乡巴勒斯坦，他们忘却了生活在上海时的种种细节，唯独“阿妈的微笑”是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30年代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当第一次中日战争还没有打响，或者说当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炮火声瞬间平息之时，无论对赛法迪犹太人还是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说，上海都是一座美妙的城市，有着长期居住所必需的安全感。这里没有自罗马帝国时期开始便逐渐盛行起来的排犹运动，这里也没有自15世纪始出现在莎士比亚笔下的欧洲反犹文化，这里更没有西班牙、俄国等不同国度里已经发生的种种针对犹太民族的暴行，1930年的上海春天是美好的，天空湛蓝，风和日丽，苏州河尽管有了污染，但肉眼却还看得不那么清晰，无论赛法迪犹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望着清澈见底的苏州河时心情也一如苏州河般的平静怡然。
那时，从居住地域来说，赛法迪犹太人主要集合在公共租界的外滩一带，层次稍低点的公司员工也有居住在虹口一地，那里也靠近外滩。那时，赛法迪犹太人还有一个倾向：由虹口一地而向公共租界的高级住宅区汇拢。1926年的《以色列信使报》记者如此报道，“从虹口到西区的搬迁速度保持在每隔一月一到两户的速度。随着时间流逝，涌泉路（今南京西路）中心地带的犹太人口很可能将超过北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多半居住在法租界。当俄国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大批进入上海后，他们将居住地基本都选择在法租界霞飞路，无怪乎当时有人如此调侃道：“法租界早就应该改称俄租界，霞飞路应改称涅瓦街。”沿霞飞路一路而去，你会不时目睹俄国犹太人开办的种种颇有意味的商店：从西餐店到皮毛店。1930年4月24日，法租界公董局组织过一次户口普查，普查结果得知，偌大法租界有外侨12335人，其中俄国犹太人为3879人，居法租界中的外侨之首。
叙事者就省略了赛法迪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上海工部局或公董局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显然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譬如，其时在上海滩已扬名立万的前赛法迪犹太人欧司·爱·哈同，早在1887年便担任着公董局董事，到1900年，又担任起工部局董事，是上海滩一言九鼎的其中一些人中的一个。而P．安诺德亦在1884年当选了工部局董事，H．E．安诺德不仅连续七届当选工部局董事，他还担任过工部局总董，当然，鉴于大英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们不那么喜欢他，公共租界内亦有反犹主义者的存在和某些反德分子对H．E．安诺德的敌视，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的他不得不在次年被对他充满敌意的人们改选掉。
历史年轮这时正以永恒的节奏进入到1933年。
在赛法迪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错愕的眼光注视下，又一拨犹太人来到了上海，他们便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你也可以叫他们为中欧犹太人。可以重复一下了：先是赛法迪犹太人，随后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最后则是中欧犹太人，先后来到上海，总共三批。与赛法迪犹太人不同，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类似，但境况要更悲惨一点，中欧犹太人是丢魂失魄地出逃曾经的故乡、曾经的祖国。
之前说了，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被提名魏玛共和国总理并上台，但他立刻将魏玛共和国一脚踩在地上，率领着用纳粹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第三帝国昂然登场。基于希特勒“雅利安种族高于一切”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以及内心对犹太民族的极度憎恶，他开始指挥起一个国家的对犹太民族的整体迫害，与后来相比，1933年的迫害还算轻微：犹太人不得担任一切公职，已担任的必须退出。
数不胜数的犹太人不舍祖上留下或自己开创的事业，即使只是开设在柏林大街或慕尼黑小巷中一个买卖食品的小店，那也是他们一生含辛茹苦的结果，他们尽管分明看到臂上缠着“卐”字符号袖章的纳粹党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但他们还是犹豫不决地不想离开这个国家。少数特别敏感的德国犹太人尖锐地体会到危险的临近，预感到未来暗无天日的大痛苦、大恐怖，他们懂得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必须立刻走走走，即使这意味着祖业抛弃、生活习惯改变、异国他乡的种种陌生，那也是上上之选。
1933年，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还来不及深察阿道夫·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这事将给这颗星球带来什么？他们甚至连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甚了了，也因此，这时，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大门还对犹太人敞开着，倘若他们愿意前往这些国家的话。上海更是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对华界的统治与上海工部局对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董局对上海法租界的多重管理下，一个乘坐海轮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码头的犹太难民会惊讶和惊喜地发现，这里不需要任何签证，你可以选择住在外白渡桥一边的礼查饭店，倘若你有足够的Money，你也可以住进长阳路上的石库门，倘若你几乎已经囊空如洗，一切听君自便。
1933年，历史记载了首批抵达上海码头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有12个，人口在百来个。这些德国犹太人是明智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永远地逃离了之后的达豪或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逃脱了可能被那个女纳粹疯子剥皮的恐怖遭遇，来到上海，通过曾经有着的七拐八弯关系——或有亲戚已居住在上海，或自己以前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或之前在德国工作的企业与上海也有一些关系——他们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安顿下了身子。
从1933年到1937年的夏天，陆续来到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总数大概在1000至1500人之间，难以作出精确统计，那是因为许多人仅将上海作个过渡，不久之后，他们搭乘海轮又前往其他给他们更多安全感的地方。
1937年夏季到1939年夏季，在这四季轮回的两年里，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达到了高峰。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第三帝国不仅取代了魏玛共和国，而且，对元首狂热的欢呼声响彻在德国的大街小巷，不同社会阶层的德国男女倾听着希特勒的声音，并作出不同的反应，“时间已经来到，所有时刻全世界最邪恶的犹太敌人，至少要让他们停止角色一千年”，或者，“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即使再麻木的德国犹太人也已听清楚了在希特勒咆哮声后的可怕暗示，也看清楚了月光下泛着银色光芒的玻璃碎片有多么刺目，他们出逃，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出逃，尽管他们的目的地最初不是上海，但最后却全都来到了上海，某种意义上，这是上帝让摩西带领他的人民从埃及出走后的再一次伟大恩典，上海，如同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叙事者说的是“如同”。
那时那刻，前来上海的德国犹太人或者说得更正确点是中欧犹太人的线路大致有以下三条：
其一，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进入意大利，随后由意大利港口上船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其二，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其三，由德国、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先坐船沿着多瑙河一路行驶抵达巴尔干半岛，在那里的港口搭乘海轮前来上海。
由于种种原因，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数字无法作出精确统计，有说是1.5万人左右，有说是1.7万至1.9万人左右，也有说是2万人左右。无法精确统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时上海还没有日本人设置的隔离区，不少难民来到上海直接投靠了亲友，或在虹口一带租房安顿，无法归入统计数字中。
1939年8月之后，中欧犹太人再次蜂拥而入上海，来势凶猛让上海各方都有不堪重负之感，工部局与公董局担心的是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将会产生的财政、就业这两大压力，此外还有接踵而至的治安问题；对犹太难民作着积极营救的上海犹太社团也对难民的来势汹汹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与前不同的事情那时发生，适当控制开始实施。
1939年8月，上海工部局、上海公董局与日本帝国上海占领军当局达成了一个协议并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申请“上陆许可”，所谓的上陆许可前提是：一、每人必须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二、必须有近亲已在上海居住；三、必须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本地居民结婚。这个规定一出，欧洲各轮船公司便不再将船票卖给没有上陆许可的中欧犹太难民，这些难民只能另找门路，但那时那刻通过三条线路已经登上海轮的犹太难民，“上陆许可”让他们眼前展现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海轮已经驶向大洋，正劈波斩浪地向东方而去，退回欧洲诸港口已没可能，即使退一万步讲，可以退回，除了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他们又能去往哪里？但在上海登陆，手中盘缠只怕都无法应付每人400美元的基本保证金，即使勉强应付得过去，后两条规定也将置他们于进退维谷境地。生命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叙事者这里就不再详解这些难民的结局和出路了。
这时期，进入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的人数在2000人到3000人左右，主要来自德国与奥地利，还有便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个小小的国家。
1941年6月22日，欧洲历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血腥地产生。阿道夫·希特勒在“海狮行动”失败后，感觉依然保持高度良好，那是因为，在陆战上，德国国防军还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对手，也没有过一次重大挫折和失败，在完美地完成了对波兰的“白色行动”、对挪威的“威塞尔演习”、对法国的“黄色方案”之后，曼施坦因制定的征服全欧洲计划依然行之有效，至少看上去行之有效，而古德里安攻无不克的坦克部队依然能够在欧洲大地的任何一个空间战无不胜地开动，至少感觉上是这样。于是，这天的黎明时分，阿道夫·希特勒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是他疯狂人生中的一次最大博弈，他命令德国国防军实施“巴巴罗莎”计划，对他向来十分鄙视的、劣等的斯拉夫民族开战。北方突击集群、中央突击集群、南方突击集群一举突入了苏联大地，斯大林的士兵遭受着德国国防军的肆意闪击。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也最为苦难的战争爆发后，中欧犹太难民从陆上前来上海基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海路也因战火弥漫而就此切断。唯有此前已经离开欧洲却因种种原因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以及亚洲日本的那些犹太难民，他们辗转千里地来到上海，人数在2000名左右，2000名左右的犹太难民中有十分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共计400人。
半年后，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的空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母港瓦胡岛，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发出的巨大爆炸声中，就再也没有一个中欧犹太难民来到上海，而已经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他们也立刻将结束“小维也纳”的苦中作乐的生活，他们将面临关押进上海隔离区的悲惨境地。
是的，真正的严冬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