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5日，这一天对上海史来说意义重大：在上海港六号码头，有一条庞大的海轮正徐徐靠岸，随后，当海轮上的水手将靠岸事宜都搞定当后，在上海8月的天空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正从这条属于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巨轮上走下舷梯踏上码头，当他将双脚完全地站定在码头水泥地面的瞬间，我们不知他是否同时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但想来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心情倏尔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颗始终悬挂着的心也应该放在最正确的位置上。
那一刻，这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向上海投去第一瞥了吗？他遥遥地打量起远处那条“远东最迷人的天际轮廓线”了吗？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不是知道，或许，同样时刻，他的同胞，那被后来上海史反复诟病的赛法迪犹太人维克多·沙逊，是否也正从70多米高的沙逊大厦顶层，向码头这里投来脉脉深情的一瞥？他是不是知道，他将被自己这个感情多变的同胞安置在河南路桥桥堍下的河滨大楼里，为了像他这样的难民到来，属于维克多·沙逊的那幢上海滩最雄伟的公寓大楼，此刻已一撤而空，所有套房都必须用于犹太难民居住。
这天后，每隔三星期，便会有一条欧洲海轮靠上上海港的这个码头，直到1939年6月，当阿道夫·希特勒即将实施他的“白色方案”，也就是在该年9月1日让德国国防军一鼓作气冲进波兰之前，有8200名犹太难民来到这里，他们手持一张“生命签证”，靠了这张生命签证犹太难民方能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等港口登上海轮，方能够尽管提心吊胆但最终还是虎口脱险地来到上海，这张生命签证与一个中国人有关，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人当得上“伟大”这个重量级形容词，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犹太人说来，如同《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叫奥斯卡·辛德勒的德国商人。
叙事者立刻便要说出他的名字：何凤山。
1901年，何凤山出生在湖南益阳。年幼时分，他的父亲便撒手西去，撇下的这个家庭，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说都只有一份凄凉。理论上推导，如此文化背景下的何凤山是不可能有多少作为，他一生的命运，也就是以一个中国最普通百姓的身份默默无闻地终老于湖南益阳。不过，吉人自有天相，对何凤山来说，他的聪颖加上命运上必然会相遇的贵人，让他最后被一部比中国史还要恢弘的人类史得以铭记。
聪颖自然是不必多说了。尽管出身贫寒，但自古以来，寒门子弟的成就最后往往远胜于所谓的贵胄子弟。他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雅礼中学，后又考上雅礼大学，当1929年，他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35年任职于其时已一统江山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时，这一路行程便是对他聪颖的最好佐证。
不过，贵人相助对何凤山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贵人，不是具体什么人，而是一个宗教组织，它就是信义会。无法大篇长论详解信义会了，记住这一些就足够：它由马丁·路德于1529年创建于德国，随后，凡以他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教会团体，都可以统称为信义会，也可以叫信义宗，核心教义是“因信称义”。
在中国，很早时候起，信义会就在武汉地区活动了，具体说来，那应该是麦都思、雒魏林们进入上海后的一个时期。到1913年，何凤山12岁，有四个信义会联手在汉口近郊地区共同地建立了信义神学院，出版了《信义报》与《信义神学志》。而1920年，何凤山19岁，也是他考入雅礼大学的时候，信义会在中国成立了中国信义会总部。
何凤山
无论是在雅礼中学还是雅礼大学，这些带有美国耶鲁大学文化印记的空间，入学者除了需要聪颖，还需要的便是白花花的银子，大学不说它了，仅中学，一个学期的学费便是大洋一百元，本洋也好，鹰洋也罢，抑或龙洋、孙小头、袁大头，总而言之，没有它们中的一种，你是无法进入雅礼中学的。也因此，这个由传教士盖葆赖、解维廉担任校长的中学，“学生都是寄宿，食堂可以自己花钱加菜，衣着方面，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自制服，平时都穿皮鞋”，如此水平，你不是名流后代，至少也是富家子弟，何凤山两者都不是，他靠的是信义会对他的资助，而且是始终如一的资助。这便是我们理解何凤山后来为什么会对奥地利犹太人频繁地发出“生命签证”从而让他们的生命通过奔赴上海得到保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更也许是唯一的原因。信义会以上帝名义对何凤山的关爱，让他从一个原先注定将被时光淹没的益阳小子最终成为一名国家栋梁，他对此一定深有感受，这些经历也一定左右着他未来的任何行动。1935年，当一切已经做好准备的何凤山，即将前往土耳其担任公使贺耀组的二等秘书，湖南省主席何健为他设宴饯行，还书写这样一副对联相赠激励：行无不可对天之事，思必有益于世乃言。何凤山将这副对联挂在自家客厅中，存了座右铭般的鞭策之意，还时时刻刻地将其与信义会教义作十分热血的联想。
1937年，何凤山来到奥地利，最初身份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奥地利大使馆中的秘书。这时候，何凤山目睹奥地利心甘情愿地被纳粹德国吞并。1938年3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一定备感荣耀，那是因为，这个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边叫勃劳的男人，终于衣锦还乡。那日，40辆德国坦克为他开道，坐满了国防军军官的警车为他殿后，沿路上，这个暗黑元首尽情享受着奥地利人的欢呼，他的纳粹思想深入了奥地利人的人心，他再次地施展着自己的思想魅力，让多少男女为他狂热地放弃着曾经的想法而宣誓对他的效忠。
“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也是所有其他德国人的共同感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宣称的统一的德帝国，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所分裂，永远不会处于分裂状态”，阿道夫·希特勒以他一贯的激情咆哮着，他宣布，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方省。
随着东方省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原先驻在奥地利的大使馆现在改作领事馆，何凤山在这时候升任总领事。何凤山目睹了发生在1938年的那个“帝国水晶之夜”吗？如果他呆在维也纳，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亲眼目睹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这种疯狂迫害看不出有任何停止的势头，它不断升级，从冷酷无情升级到丧心病狂。现在，曾经世世代代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他们面临的已经不是选择了——选择留在这个国家，还是出离这个国家——现在他们面临的是明天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最后悲惨死去，还是在明天来临之前，趁着黎明前的那最黑的黑暗逃向远方，具体来说就是逃向中国上海。但无论以哪种方式逃向上海，前提是也必须是有一张出境签证，即使那些已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理论上也还有一线生机，倘若他付得出希姆莱所要的那笔巨款，倘若他能够得到一张出境签证，就可以走出集中营，就可以登上海轮逃之夭夭，这张签证因此叫“生命签证”，有了，就活；没有，就死。
那些日子，在奥地利的18.5万犹太人中，有多少人心急如焚地奔走于各国使馆之间呢？“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在与时间赛跑，他们要在佩戴鲜红得如同鲜血的“卐”字臂章的党卫队敲打自家大门前就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全都盼望着各国使馆能够给予这张可以拯救生命的签证，让他们逃脱进入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的黑暗岁月。但形势对奥地利犹太人相当不利，岂止不利，简直是灭顶之灾般的恐怖。1938年的7月6日，在希特勒将奥地利吞并后的3个多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32个国家在法国的埃维昂（也可以称为依云）召开了专门讨论犹太难民的一个国际会议，与会国家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等。但对已经陷于第三帝国践踏中的犹太人来说，结果是令人绝望的：32个国家全都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入境。
理论上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也以移民名额已满的这个很堂皇的理由拒绝犹太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土。早在会议之前，美国与英国私下已经达成协定：英国允诺将不提美国移民入境限额未满这个事实，而美国也避免提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难民的一个可能去往的区域。
在那个历史时期，接着还发生了以下这些事实：
1937年，墨西哥对犹太移民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法。
1939年5月，古巴和美国政府双双拒绝“圣路易斯号”船上的900名德国犹太难民入境，这些人最终不得不返回欧洲，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达豪的折磨、布痕瓦尔德的苦役以及萨克森豪森的骇人听闻的痛苦。
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提案。
1941年，美国加强了配额制管理，国会否决了在配额限制以外允许2万犹太儿童入境的提案。
1943年，英国政府拒绝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出的取消配额制的呼吁。同年，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瑞典提出的联合救助2万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1943年，英美秘密会议没有能就对难民入境开放政策的可能性达成协议。
1939年至1945年，犹太移民数量在巴西限制为每年只有300人。
1936年到1945年间，从不限制移民的南非不允许一个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国家。
回到埃维昂会议，32个国家甚至没有通过一份谴责纳粹德国虐待犹太人暴行的决议，这一事实被戈培尔在纳粹德国大肆宣传，他内心相当鄙视所有这些国家中的“低劣种族毫无勇气的行为”，阿道夫·希特勒则得到了相当的鼓励，他相信自己对犹太人的狂暴攻击不仅是高贵的雅利安种族延续的必要，也是整个欧洲文化从古至今的渴望，他在做的事情，上帝也将容许，尽管他并不那么信任和喜欢上帝。
这个时候，在奥地利犹太难民生死攸关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开始发挥作用，叙事者重复一下，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发挥了作用。至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够十分清晰地确定，他作用的力量源泉最终来自哪里？尽管我们已经提及了他的力量可能来自哪里。何凤山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有一点确切无疑：1938年8月15日在上海港六号码头上第一个抵达上海的奥地利犹太难民，他的生命签证便是何凤山所发放。
在那时间节点上有个会议正在召开，开会地点设在嘉道理洋行会议室，嘉道理先生与维克多·沙逊一样，是赛法迪犹太人在上海数一数二的人物。会议主题是如何安排和救济正源源不断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
历史资料表明，在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宗教团体以及救济组织的八九位权势人物参加了会议，维克多·沙逊也许基于他一贯的傲慢，自己没来，但派了代表与会。
会议的气氛有着可以理解的沉重，但沉重之下也有激昂，对正在遭受厄运的犹太难民，这些头面人物内心中的同情、悲悯、良知是被彻底地唤醒了，无论作为血脉相连的同胞，还是作为犹太文化中的一分子，他们都将挺身而出，而决不会坐视不救。会上，维克多·沙逊的全权代表如此说道：“诸位先生，我受维克多·沙逊爵士的全权委托，向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保证，除了一个月之前沙逊爵士无偿提供的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作为欧洲来沪难民的临时接待站外，又请委员会的先生们拟出一个安排难民的预算报告，沙逊爵士在收到预算报告之后，又批了15万美元捐赠给处在水深火热状况下从欧洲逃亡上海的犹太同胞。现在是我们犹太民族面临厄运的最黑暗的时刻，沙逊先生认为每个富裕的犹太人都应该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帮助受难的同胞。”
沙逊的全权代表发言结束，会场瞬间响起阵阵掌声，是对沙逊先生义举的激赏，下面这段发言充分说明了在场人们的心情，这自然也包括与沙逊在上海滩明争暗斗的嘉道理，“我很欣赏也很佩服沙逊爵士在我们犹太同胞们在欧洲遭到残酷迫害之际，他无偿提供一座八层楼、拥有几百套生活设施齐备房间的河滨大厦，给逃亡上海的苦难同胞有一席栖身之地的仁慈赞助。”
那日，霍瑞斯·嘉道理召集的救助欧洲犹太人的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简称CFA）”，采取联合行动来帮助正不断抵达上海的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基于同胞为上的犹太文化精神，嘉道理家族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招收的是来自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为他们在上海或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生活建立一份自信。
而之前，那是1938年的8月8日，已经有久居上海的各个国家、各种信仰的西方知名人士，联合组成了“在华欧洲移民团体国际委员会（简称IC）”，着力于欧洲犹太难民的救助，IC的负责人叫保罗·科莫尔，如果叙事者没有说错，他正是拉斯洛·邬达克的保护人，遥远的1918年11月，奥匈帝国的前中尉先生，狼狈不堪地来到上海后，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一开始靠的便是科莫尔先生的接济，在赫德路13号以俄国人的身份呆在公寓里度日如年，直到科莫尔介绍他认识了美国人克利先生，成为克利洋行的绘图员方才摆脱饥寒交迫的情境。
无论是IC还是CFA，他们除了给来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必要的金钱帮助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绩是给难民们准备了房屋。房屋多数在上海的虹口，文惠廉传教士开创的区域，也是公共租界紧贴黄浦江的地域。房屋尽管多少有些破旧，第二与第三代的石库门建筑，但因为房租相比公共租界核心区域更不要说法租界核心区域要便宜上许多，对几乎一文不名的犹太难民来说称得上是个福音。
到1938年的年底，CFA共筹集到8000美元，这个数字着实不算什么。不过，同样为赛法迪犹太人的亚伯拉罕家族和依托格家族，他们为犹太难民很实惠地开设了几处公共厨房，每天要向600名左右的难民免费供应维持生命的基本之食，这个做法着实让人怦然心动。
从1939年1月起，对欧洲犹太难民，CFA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它在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以及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地，建立了许多个犹太难民营，其中建立在熙华德路138号的第一个犹太难民营，空间面积可以一下子容纳1000人，难民营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每天能够供应早、中、晚三餐各7000余客。这让继续涌进上海的犹太难民甫一抵达这座城市便有一个安顿之处，被纳粹党人搞得魂飞魄散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回归。
与此同时，国外的犹太人组织也给予逃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以大力支持，这里最为突出的一个组织便是在1939年于上海设立了办事处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简称JDC）”，每隔一段时间，JDC便会将流落在上海的所有欧洲犹太难民的情况向美国总部作一报告，JDC在美国募集到大量捐款，正是这些捐款，成为当时救济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主要经费。以下这个数字恐怕还是相当有价值的：从1938年到1940年的三年中，原先生活在上海的全部犹太人为自己蒙难同胞总共捐款24万美元，与此同时，海外捐赠，主要是美国犹太富商（应该是当年与沙逊家族分道扬镳的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捐款高达340万美元，上海与之相比，只是十分之一，一个零头而已。
当时，JDC对欧洲犹太难民，以每人每月提供60大洋作为补助，中国难民每月2个大洋的生活费与之相比，显然是更加的痛苦不堪了。
到1940年12月，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已经超过3万，这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个国家接受的全部犹太难民的总和都无法比拟的数字。这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密尔犹太经学院的400名师生抵达上海。还在1939年9月纳粹德国即将以闪击战方式进入波兰前夕，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师生们便逃向了立陶宛，又经过艰苦努力，在日本国驻立陶宛领事的暗中支持下，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日本过境签证，又利用了立陶宛当时刚刚被并入苏联的这个局势，在苏联旅行社安排下，人均付出200美元的他们，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而抵达海参崴，但当他们由海参崴乘坐轮船抵达日本神户时，却因无法获得赴美签证而进退维谷，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给予了援手，最终获得前来上海的许可。整个过程长达两年，噩梦般的漂泊，恐惧的逃亡，每个白天，都有可能遭遇纳粹党人，而每个夜晚，惊慌让他们辗转难眠，当他们抵达上海的六号码头时（是六号码头吗），他们内心的压抑有着多么激烈的释放！
对中欧犹太难民起了重大作用的JDC组织旧址
决不能以为上海对中欧犹太难民的援助只是停留在IC、CFA或JDC等组织上，也不是只有嘉道理、沙逊这些犹太大亨给予了难民以生命救助，上海史可以铭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就曾经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暴行向德国总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1939年2月1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先生曾经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接纳更多无处容身的欧洲犹太难民。
而后来在长阳路上出现的“小维也纳”，在上海史上更是留下了它的深刻印迹。
从1938年8月到1940年的年底，在CFA营造的难民营里，天才的犹太人尽管流亡到了上海，但他们却再次焕发出自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占以来流浪全世界时的那种生活创造力，叙事者将这种生活创造力看做是这个伟大民族生命力的一种特别表达。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或其他城市经商的，现在发展起他们的商业才华，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或其他城市做寻常工作的，现在也继续释放他们的寻常能力，说得不那么抒情而更加实在一点，1941年期间，整个提篮桥地区，因了犹太难民的集中居住，竟然出现了一派相当兴旺的商业景象，而舟山路则成就了兴旺中的一派繁荣，从唐山路到霍山路这短短数百米内，沿街商铺密集，人们熙熙攘攘，充满了勃勃生机，让人暂时忘却了逃亡到上海之前的那些沉重梦魇，因此被冠以“小维也纳”的称呼。
具体来说，在CFA和JDC的大力帮助下，栖息在虹口的犹太难民不仅在七个难民所里安顿了自己曾经受难的身心，他们还很快地拥有了自己的学校、饭店、交响乐团以及祷告场所。
犹太人从来天赋异禀，最具适者生存的能力，除了专业技艺，寻常谋生职业也是信手拈来，让人叹为观止：1939年3月，犹太难民中原先从事医业的人员就在华德路成立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不仅拥有120个床位，还有牙科、眼科、产科和X光科，像模像样，十分了得。更有餐馆、药房、杂货店、面包铺和咖啡馆在舟山路一带纷纷开出，让“八一三”之后一度萧瑟荒凉的虹口街市，一下子喧闹热烈了起来，沿街处处有德文店招，而奥地利风格的露天咖啡馆也一一地出现在街头，出现在了屋顶露台上，小维也纳的说法尽管过于哗众取宠，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1938年8月由奥地利、由德国、由欧洲许多其他国家逃亡到上海的这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终于不再做惊弓之鸟，终于可以舒上一长口气，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40年代初期的春阳、秋光中，当他们眯起眼睛看着黄浦江上缓缓而过的船帆，或者，当他们来到苏州河边，在头摆渡、二摆渡、三摆渡的桥上，看着苏州河上一路“突突突”响个不停的小火轮，他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真的摆脱了那些纳粹疯子的迫害，真的摆脱了死亡的如影随形的追逐。现在，他们仿佛正身处四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正与自己光荣而悲怆的祖先作着交谈，仿佛。
舟山路上的维也纳咖啡馆
公平路上一家犹太人开的杂货店
是的，“小维也纳”，一个带着足够温馨、甜蜜的字眼，它是对1938年至1942年这四年之间流亡在上海中欧犹太人生活情状的一个特殊解释，但这解释其实更多像一个空洞的白日梦，是人们在选择性遗忘之后的一种幻象。幻象立刻便会破灭，幻灭接踵而至，因为，1942年的夏日，上海除了有着知了的鸣叫，还听到了纳粹党卫军梅辛格上校他那双皮靴踩在上海马路上“啯啯啯”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