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42年的夏天。
那时，先后来到上海的3万名左右的中欧犹太难民，除其中的5000人经上海转道又去了别处，还有2.5万人则停留在上海的三个地域，三地难民如下分布：法租界4000人；公共租界1500人；余下全都居住在日本军人控制的虹口地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上海虹口这个地区着实不错，无论房租还是生活费用都比公共租界、法租界要低上许多，具体来说，房租一项就比公共租界低上百分之七十。犹太难民或30人、或50人、或100人地拥挤在某个特大号房间，滋味当然不能与居住在维也纳这座古典主义风格浓郁的城市时相比，但没有了达豪等集中营在空气中舞动的皮鞭、从空气中传来的狼狗吠叫以及经空气而弥散的淡淡的瓦斯气息，生命在上海虹口地区因此就添加了许多欢喜色彩，但所有这些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了1942年夏天的到来而发生了致命变化。
不是上海夏天带给犹太难民以致命威胁，而是由于这个夏季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将带给在上海的2.5万名犹太难民以可怕的威胁，他就是约瑟夫·艾伯特·梅辛格上校。
此君出生于1899年，那年，上海租界在工部局的努力下再次扩大到33503亩这样宽广的地域，越界筑路的这个行动更让上海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会，梅辛格降临在德国的慕尼黑。与梅辛格后来顶礼膜拜的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一战中，他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一名战士，狂热地上了战场，为此负伤，为此获得威廉二世帝国军队颁布的铁十字勋章。战争最终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相信这让梅辛格这样的德国军人郁闷不已，而后来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更让梅辛格这样的德国无产阶级愤愤不平，无以计数的梅辛格其实便是纳粹主义产生的巨大温床，而他们头脑中对德国现状、对德国在未来世界可能承担责任的种种胡思乱想，亦是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实施“白色方案”、“黄色方案”以及“巴巴罗莎”计划的主要能量。
1922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下陷于一派混乱，梅辛格进入慕尼黑警察总部工作，叙事者只是不知，一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暴动时，梅辛格是率领着他的警察部队对纳粹党人进行了镇压，还是在稍后法庭上被希特勒的滔滔不绝口才所吸引？总之，差不多是在10年后，梅辛格加入了党卫军，又在一年后，正式成为纳粹党党员，这个时候，他已将全部身心都交给了他的元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元首”，梅辛格放弃自己任何一点的独立思考，心悦诚服于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高于一切的疯狂鼓噪中，也在自己的内心中积聚起了对犹太民族的莫名仇恨，他需要发泄，如同那个将犹太人的皮肤用作皮夹、灯具的女纳粹疯子。
当梅辛格作为党卫军上校与德国国防军一同入侵波兰时，他一定不知道，关押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战俘营中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梅辛格同样不知道的事情是，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9公里的卡廷森林，大屠杀开始发生，在这次纳粹德国与红色苏联同时展开的对波兰的攻击，致使被俘的波兰精英全都惨死在苏联军人的枪口下。是的，梅辛格全然不知，但进入波兰的这个党卫军上校却发誓要将自己内心中对元首无限的“爱”与对犹太人无限的“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因此，在1940年的那些日子里，在华沙，他残忍地践踏着波兰人，尤其对波兰犹太人更是作着残忍的蹂躏，他将这样的暴行当做乐事。1939年底，华沙居民约为131万人，其中犹太人为35万，占城市人口四分之一，当时，犹太人多半居住在华沙老城西部。1939年9月1日的“白色方案”实施之后，随着华沙被德国国防军占领，海德里希来到这里，尽管这时，距离后来的万湖会议作出的“最后解决方案”还有两年时间，但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在华沙的盖世太保总部发出了“灭绝犹太人”的指令，相信梅辛格上校是听取命令后热血最为沸腾的一个。1940年11月，华沙犹太人聚集区的四周被筑起了高墙，层层缠起铁丝网，35万犹太人被圈进这片只占城市面积百分之四的地域中。梅辛格上校在这里究竟屠杀了多少个犹太人历史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获得了“华沙屠夫”这个黑暗的称号，更毫无疑问的是，他一定还为这个称呼洋洋得意，能够为他的元首而将“劣等的犹太民族”全部杀死，梅辛格上校有足够的快感。
1942年春寒料峭的2月，在德国柏林万湖，海德里希与艾希曼一起制定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方案”，同年6月，其时身份为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的梅辛格上校抵达了上海，他的皮包里放着“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方案”，也称为梅辛格计划。
梅辛格计划冷静而残酷：拟在1942年9月，犹太新年时候，在日本军人协助下，对居住在上海的全部犹太人实行突然围捕，随后用三种方法加以逐一消灭：第一，将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全部押上海轮，随后让海轮在大海上自由漂荡，直到船上犹太人全都饥渴而死；第二，将上海犹太人押向黄浦江上游的废盐矿干苦力，将他们折磨至死；第三，将上海犹太人集中在崇明岛上，让他们接受各种各样的实验，包括生化实验，直至全部死亡。
上海的日本当局颇费思量，一时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若从轴心国角度，从坚持同样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角度，日本当局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梅辛格上校执行计划，但从日本帝国本身利益出发，以及，更重要的是从日本人对世界民族奇葩的犹太民族的想象出发，他们要的不是梅辛格计划，而是河豚计划。
那么，什么是河豚计划？
复杂一点说来，河豚计划的来龙去脉可以写上整整一大本书，简单而明确的表达是这样的：时间是在30年代，目的是为了日本帝国的终极利益，将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犹太难民或更广义的犹太人安置在中国大陆。首选的地方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其次，是繁荣得似乎已经赶上东京的上海。用对犹太人的安置，去获得犹太民族的资金，那资金的庞大是不可思议的；去获得犹太民族的威权，那威权同样也是匪夷所思的，从而达到日本帝国对这个世界实行真实而完全控制的目的。河豚计划制定者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构想，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一本叫《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1934年，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了这个有些异想天开但其实并非子虚乌有的河豚计划，而在1938年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计划得到了确认，日本帝国决定正式实行河豚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还是先回到《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上来吧。
现在，一般大家都认定，所谓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由沙皇俄国时代的国家机器居心叵测地炮制而出，具体来说，是俄罗斯帝国的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那炮制而出，时间是在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初。因了幕后奥克瑞那的炮制，台前作者便有些语焉不详，也有说是沙皇密探彼得·拉齐科夫所撰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一般意义上，大家现在还认定，炮制者的思想资源或形象资源来自法国作家毛里斯·若利写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在地狱的对话》，也有可能从德国反犹作家赫尔曼·古德切的小说《比亚里茨》中汲取了一些灵感，当然，此书说明的是“犹太人妄图征服全世界”这个主题，它毫无疑义地成了生生不息的欧洲反犹文化的一次继续。那么，这本被沙俄秘密警察所炮制的作品究竟在说些什么呢？
1．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
2．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3．传播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制造社会矛盾，国家对立。
4．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国让权。
5．引发世界大战，消灭敌对集团。
6．推广普选权，培养愚民群体，以对抗各国精英阶层。
7．通过共济会招笼各国精英，成为代理人。
8．安插民主政府领导人。
9．控制媒体，加大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宣传，使其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同时使其成为新统治方式的迷雾。
10．控制教育。
11．用娱乐、色情等分散人们注意。
12．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
13．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
14．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
15．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
16．长老会通过能力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以上这些，似乎是《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中陆续展开的一些主题，它最集中展示的东西可以由下面这段话来说明，“我们要摧毁一切信仰，剔除非犹太人脑中的上帝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理性和物质需要。竞争和经济生活将创造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生活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从而形成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来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
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生活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这个社会当然是由犹太人所统治的，是将世界一统于犹太人手中的社会，而且，已有国王，在暗中操纵，当这个社会初步建成后，这个国王便会显形，他统治的世界要将一切所谓优秀的民族都踏在脚下，包括雅利安种族。
究竟有多少俄国人在读了这本书后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无人知晓，但有一小批日本人看了后，却有种欣喜若狂的感受，而且，激发了他们制定河豚计划的最初念想。这些人在日本帝国的官位与军阶都不是太高，但却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是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安江仙弘大佐以及其他一些关东军的军官，他们可以被“满洲系”所命名。在读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之后，他们深信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神奇力量的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比拟太阳的儿子大和民族的；他们同时又深信这个神奇民族不仅拥有能够撬动历史前进的那根杠杆，而且，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述的，它还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权势，只是寻常的肉眼无法看到而已。有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让满洲系的关东军军官们对犹太民族更加地迷恋不已，那就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个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国犹太银行家，出于强烈的对沙皇俄国反犹活动的憎恨，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出资2000万美元的天文数字，帮助天皇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让他们的第二太平洋舰队永远地沉没于对马海峡深不可测的海洋中。犬冢惟重们为此深信不疑，借助犹太人的力量，这会让大和民族更便捷地达成它统治世界的目标，而对犹太人的关照，或者说救助，或者说庇护，将使这个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美国犹太财团对日本帝国有永远的感谢。
历史记载，1922年，犬冢惟重和安江仙弘两人从西伯利亚回到了日本，对《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痴迷不已的他们在整个20年代写了关于犹太人的许多报告，而且频繁地到当时还属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一地作着旅行，他们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大卫·本—古里安等人作了多次交谈，安江仙弘还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了日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日本外务省进而日本更高层官员对犹太民族以及它的潜力、它的未来可能性产生兴趣，作出有利于日本帝国世界扩张的决断。
九一八事变前夕，犬冢惟重与安江仙弘的观点被关东军中大权在握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所认同，他们认为河豚计划有助于日本人定居、投资满洲里的这个宏大的殖民计划的实施，这便逻辑地过渡到了1938年的五相会议。
五相会议的五相，是日本帝国的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通产大臣池田成彬，那个历史节点，刚好是“帝国水晶之夜”之后，五相会议中的五相，十分纠结。理论上，日本帝国应该无条件地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因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结盟，是要让日本帝国对犹太民族采取国家社会党人的同样态度：除了杀戮便是灭绝；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对犹太民族的好感以及精神意义上对犹太民族的膜拜，使得实用主义的日本帝国最高层认为，需要将那些传说中的神奇力量为日本帝国政府征服世界所用。最终，五相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在政府层面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1939年6月、7月之间，河豚计划的制定者做成了《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紧密圈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这两个具体报告，报告制定了为犹太难民建立居留地的种种详细计划，地点是满洲和上海，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可以从1.8万人上升到60万人，以及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的安排，计划同意生活在居留地上的犹太人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文化、教育实行自治。但计划制定者不忘强调这么一点，表面实行完全自治的犹太人居留地，日本帝国必须进行幕后的严密控制，将犹太人始终置于密切的监视下。也许中毒太深，计划制定者确实害怕犹太人会逐渐地渗透进日本的主流政治、主流经济和主流文化中，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绘的那样，对大和民族也进行控制进而进行统治。
计划制定者不忘这样的解释：之所以将这个计划命名为“河豚”，乃是这个计划如同河豚一样地充满了不可预见性，以及毒性，如果正确实施，将对日本帝国十分有利，但一旦失控，是会对日本帝国产生中毒般的可怕结果。但即使有着这样一些不可预见性，对满洲系的军官们来说，他们宁要河豚计划而不要梅辛格计划。将避难在满洲或上海的犹太人以阿道夫·希特勒那般设想地作“最后解决”，不仅不符合日本帝国对犹太民族的通盘考虑，也有违日本人对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他们内心中对犹太人存有的那份好感。更何况，在北进还是南下这个战略决策中，日本帝国最终选择了向一直占据着世界统治地位的英美白种人开战，对同样是白种人的斯拉夫民族，它希望至少暂时保持非战状态，而梅辛格上校渴望灭绝的3万名上海犹太人其中有5000名有着俄国国籍，尽管不那么清楚斯大林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将其全部消灭显然无助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可能恶化与苏联的关系。
此外，一个叫柴田贡的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在延宕乃至搁置梅辛格计划中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他将梅辛格要彻底剿灭上海犹太人的消息提前在私下里透露给了上海的犹太高层人士，让这些高层人士立刻行动起来，以一切方式影响日本本土高层当局，这样，尽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上海派遣军毕竟不敢过于擅自行动。
上海派遣军来了一个折中方法：既不得罪自己的纳粹朋友，但又不至于让犹太人彻底消亡。1943年2月18日，日本陆海军上海最高指挥官发出《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布告》，规定，在三个月内，也就是到5月18日之前，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必须进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直到战争结束。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代表日本上海占领当局的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自“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换句话说，它指的主要是欧洲中部的犹太难民。
五天后的2月23日傍晚，主管“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他在犹太总会召集了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区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对日本上海占领当局的这一新政策，久保田作了“发布这一公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租房、饮食供应问题十分严重”这样的辩解，他还呼吁俄国犹太人与日方积极合作，同时，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犹太人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大致方位是在公共租界内的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北界限以南这样一个区域内，隔离区以摩西会堂为圆心，方圆为2公里内。在今天，隔离区的地域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到周家嘴路。当初，选择这个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区域有提篮桥监狱，依据国际法，即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也不得轰炸监狱周边地区，当初上海犹太财团让中欧犹太人居住于提篮桥监狱的周边地区，是有这样一个未雨绸缪的想法。
后来，欧洲难民联合会在1944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搬进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共有14245名，15岁以下的有1171名。他们分别是来自德国的8114名，奥地利的3942名，波兰的1248名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236名。
对避难在上海的中欧犹太人来说，“小维也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不说，在15个街区的隔离区中，“有着的只是狭小、破烂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它们挤满了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我们这一层的16个人只有一个卫生间，顶楼另一个卫生间12个人共用”。难民们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于表示他们的犹太身份，他们的臂膀上倒还没有佩戴上更加侮辱人的六角星图案。隔离区的进出口处，由犹太卫队所把守，那是日本占领当局从隔离区14245名难民中强迫其中3500名男性犹太人所组成的一支警卫队，以协助日本士兵管理、监视整个隔离区，每个难民倘要走出隔离区，是必须接受犹太卫队和日本士兵的检查，乃至搜身。
有人作过精确的计算，自日本上海占领当局宣布隔离区的建立到日本帝国在1945年8月彻底崩溃，中欧犹太难民在上海总共度过了891天，这891天，是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经受的最为痛苦的时光，生死考验时时可见，被人欺凌痛不欲生，朝不保夕的生活让不少犹太难民不得不靠乞讨维持生计，而另外一些犹太女性难民，则不得不以卖淫作为苟且偷生的唯一出路。
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那是1938年的夏末，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还能在上海办上一张德文报刊，难民中的艺术家们还能在上海的天空下举办一场露天音乐会，演奏他们热爱的肖邦、德沃夏克，那时，所谓的“小维也纳”尽管有着白日梦的虚幻色彩，但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但现在，这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剃刀边缘的苦苦挣扎。
也许有必要说说德国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先生。
1939年的2月，在“帝国水晶之夜”后，他慌不择路地坐上海轮（是东方之星吗？）来到上海。
当时，纳粹德国有严酷规定，任何一个犹太人在离开德国时，身上只准携带10马克的现金，10马克，不是100马克，不是1000马克，更不是1万马克。因此，登上上海陆地时，维滕贝格可以说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不得已，他以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弹钢琴而勉强地维持生计，在上海，维滕贝格所教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成为中国音乐界名人，其中便有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
话说维滕贝格避难上海时，年事已高，且异常清贫，尽管如此，他教授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每次统统只收一元钱。不过，当他坐上上海苦力拉动的三轮车，不管路程远近，每次也统统给苦力一元钱，许多路程只要几毛钱就够了，但心地善良的维滕贝格还是每每这么做了。
来上海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维滕贝格与钢琴家施纳贝尔曾经组成过一个三重奏小组，在柏林连续几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这座城市中的一件盛事。维滕贝格逃亡上海后，施纳贝尔逃向了美国，后者不久就为维滕贝格谋得了一份待遇相当优渥的教学职位，这时，身处上海“小维也纳”氛围中的维滕贝格没有预见1942年“毕沙屠夫”梅辛格会从东京来到上海，也没有预见稍后日本上海占领当局会痛下“无国籍犹太难民隔离区”这个杀手。维滕贝格对远在美国的施纳贝尔说，自己老了，不太想动了，何况在上海，中国学生对他相当的好，他就不再作离开上海的打算了。之后，61岁的维滕贝格随同大部分的中欧犹太难民不得不搬进日本上海占领当局规定的那个狭小的虹口隔离区。一天早上，他正在拉琴，突然倒在了地上，隔离区中的一位送开水的中国阿姨发现后立刻通知犹太难民组织，但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的他，三天后就凄凉地与世长辞了，日本上海占领当局就这样被历史记下了又一笔罪行。
历史曾经广泛地流传过隔离区的其中两条弄堂的犹太难民得到上海人民积极救助的故事。
这两条弄堂，居住着大量犹太人，人数据说有2000人以上。某日，不知何故，日本人将两条弄堂的出口全都装上铁栅门，并用电焊焊死。死死地被困在弄堂里的2000多名犹太人，进退不得，苦苦挣扎，时间竟然长达一年之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得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让他们存活？在城市的口头传说中，是居住在这两条弄堂四周的上海市民，每天将食物一一地掷进弄堂，使得这2000名犹太难民不至于被活活饿死。说法显然不那么符合事实，因为一个简单的推理是：2000名犹太难民每日勉强存活的食物量，需要上海居民作多少次的空投和抛掷！空投、抛掷1日也许可以，10天呢？100天呢？不过，这个故事还是能够透露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上海人民有着足够的善良，他们不仅不反犹，不排犹，反而时时表达着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悲悯情怀，对来自异国他乡的犹太难民，他们有着足够的善意、诚意和爱意。
叙事者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对历史以及它所具有的真实细节保持足够尊重的作家，叙事者想说的是，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尤其是生活在严酷的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他们之所以最终能以不可思议的意志力量让生命得以存活，让人生得以延续，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那种力量，这力量源自当他们在巴勒斯坦一地建立了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源自当他们被罗马帝国的士兵驱赶向全世界、流浪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这力量深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代一代地流传，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能量源泉。说到这里，叙事者必须再说说与能量源泉相关的一个建筑：摩西会堂。
日本上海占领当局设立的“无国籍犹太难民隔离区”是以摩西会堂作为一个基点而向四周展开的。
在上海的犹太会堂，最初建于1907年，建立者不是在上海滩早已站稳脚跟的赛法迪犹太人，而是来自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927年，犹太会堂搬迁到了而今这个位置上，建筑重新设计，设计师为加布利埃尔·拉比诺维奇，建议建造摩西会堂的则是一个犹太拉比，名字叫摩西·格林伯格，摩西会堂的名字由此而来。
摩西会堂是个小体量建筑，高为三层，带一个四层阁楼，平面呈方形，清水外墙，带有一定的殖民地风格的外廊式建筑。会堂设在一、二层，楼下为男人使用，二层挑台则供女人和小孩使用。楼梯、柱子、挑台均为木质。会堂座位呈横排方式，这是典型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风格，因为倘若是赛法迪或中欧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会堂座位是呈圆形排列。
白色的马赛克地砖，白色的墙面，窗户是大幅的透明玻璃，在犹太教教徒的视野中看来，神居住的地方必须是明亮而洁净的。会堂的前方正中摆放着约柜，约柜表面有圣幕遮挡，上方的那一行希伯来文字意为“无论身在何方，上帝与我们同在”。高出地面的诵经台是犹太拉比讲经的地方。当拉比讲经时，他背向信徒，面对西方，在无以计数的山川河流之后，那里有耶路撒冷，是神诞生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充分的想象，想象这是1938年的10月，第一个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已经抵达上海，由嘉道理倡议的对中欧犹太难民的拯救会议已经召开，而上海滩的赛法迪犹太人的代表，首屈一指的大亨维克多·沙逊则表现出他那个家族在理论意义上不可能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这说明，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不是被一种教条所定义，有时一毛不拔的沙逊先生决定将那幢上海滩最大的美国现代风格公寓全部用于犹太难民居住。
1927年，加布利埃尔·拉比诺维奇设计了摩西会堂
犹太拉比摩西·格林伯格时常在这里作着光明的叙述吗？
现在，包租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全都被请出河滨大楼，或者说被赶出河滨大楼。
现在，那第一个死里逃生的奥地利犹太人，理应走进河滨大楼，并长久地凝视着楼下这一条繁忙异常的河流。苏州河，是的，苏州河，它也反射着这个犹太难民的凝视目光，它将自己缄默无语但博大无比的爱，反射给了这个犹太难民。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在摩西会堂讲经的拉比看在了眼里，随后，他开始讲经，他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由摩西会堂流泻，穿过苏州河，穿过上海，穿过中国，穿过亚洲的山岭与欧洲的平原，穿过一切的一切。突然之间，拉比泪流满面，一时语塞，那是要再过多少年后才会呈现的一组数字，那刻，叙事者想象他已经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欧洲，总共死亡人数为3500万人。其中，每22个俄国人死一人；每25个德国人死一人；每150个意大利人中死一人；每200个法国人死一人，而犹太人，则是每2人中死一人。
尾声
苏州河，我穿越在一万年之间
2014年9月13日下午3点左右。
乘坐着车子，叙事者来到了瓜泾，苏州河的源头。它距离叙事者居住的上海，足足有125公里，倘若叙事者身居1840年代，倘若他跟随麦都思、雒魏林、艾约瑟等人乘坐小船来到这里，恐怕是需要一天一夜的行程，那恐怕也是要招致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的严厉呵斥乃至严厉处分。
一切似乎不应该是这样，但一切又正是这样。
叙事者的意思是，当他终于结束了对苏州河两岸的这次漫长跋涉——空间距离，不过是125公里，但在时间维度上，这长度至少达到170年——但瓜泾，苏州河源头，出现在叙事者面前时却是如此不动声色，平静无语，那么，叙事者还能说上一些什么？
一直想要前来这里，前来瓜泾。
有过两次苏州河上的航行，头一次发生在2013年11月25日，第二次则发生在2013年的12月24日，两次河上航行都不是为了旅行，尽管，在苏州河上旅行会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它让叙事者那么欣喜地想起晚清末期乘坐小火轮由上海火轮房前往无锡的风流才子们，他们伤春悲秋的表情，便是这座城市从来的心情一种。
两次河上航行都缘于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经由苏州河口——诞生了方举赞的发昌铁铺——出发，溯河而上，再次穿过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也再次感受沿岸人民生活于那些区域的温暖，随后，在方举赞、黄佐卿、文惠廉、施约瑟、卜舫济、荣德生、荣宗敬、王伯群、吴蕴初等人目光的注视下，直至125公里之外的苏州河源头，那里就是瓜泾，是的，那里就叫瓜泾。
两次河上航行都没有达成这个目的。
头次航行，上海气温骤降，但出发这天阳光却显得有些热烈，让空气增添了许多暖意。
在莫干山路的尽头，当年孙氏家族与荣氏家族反复斗法的地域，叙事者登上了靠在苏州河水上管理站房舍旁的21号水上巡逻船。叙事者看到阳光正穿过被雾霾还在轻笼的天空，苏州河面上却有一片很灿烂的金黄。叙事者还听到引擎发出的轰鸣，随着轰鸣声的节奏，21号巡逻船逐渐加速，船首锐利地将四五十米宽的苏州河面迅疾划开，回头一瞥，船尾卷起了层层涟漪，涟漪还向苏州河两岸奔涌而去，十分深情。
“经过多年整治，虽然还无法做到让苏州河彻底清澈，但现在的苏州河比从前是要干净许多了。”苏州河水上管理站马惠福副站长在叙事者身边说着，在这条河道上，他度过了数十个春秋，眼下，他正准备将自己对这条河的所有情感都浓缩进一本书里，他要写写苏州河，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一句话，它的所有变化。“50后”的马惠福将以他那个年代出生人的文化视野解释这条河流。
就不说21号巡逻船的功能了，从莫干山路尽头到建德花园，长达18.5公里的苏州河的这段水路上，能够看到什么？
恒丰路斜拉索桥，上海搪瓷厂原址，苏州河上的三个半岛。
过昌化路桥，第一个半岛便是苏州河的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它把苏州河拦出了一个回头弯。此刻，它呈现的意义不是密密层层的绿树、连绵起伏的草坪和精致迷人的景观雕塑，也不是河对岸，当年的三湾一弄改造成而今号称上海中心城区最大住宅小区的中远两湾城，而是当年的上海味精厂，它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初期的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中华民族的原力如何一点点地积聚，佛手牌味精怎样一步步地打败了味之素。
第二个半岛叫“半岛花园”。今日，沿河景观颇为别致，当年，那里便是十分闻名的西康路桥边的小沙渡，渡口，这座城市令人最为温暖的记忆之一。
过镇坪路桥，则是第三个半岛，它的名字是“大上海城市花园”。但见杨柳低垂、人迹罕见，河面狭窄、水色墨绿，让这段苏州河有一份幽静之美，是1843年开埠之前的那份野气深重的感觉。
那个下午，乘坐21号巡逻船，可以目睹到江宁路桥一边的那个高高的消防塔，那刻，它很平静地端立在上海轻烟般弥漫的天空下，有几分悲哀感觉，似乎。
不说宝成桥，也不说武宁路桥，对本书来说，两桥发生的时间都不在“上海往事”中了，穿过曹杨路桥后，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座很轻盈的小桥——华政桥。与当年那座木桥相比，这座桥当然迥然不同，但它依然能够勾起人们许多心绪，想到荣德生，想到风度翩翩的荣毅仁，正是为了他，他的父亲才出资在圣约翰的后门，施约瑟当年反复出没的地方架起了一座木桥，人性中的那点自爱让社会因此得益。
曹杨路桥宛然一条三八线，桥一边是长宁区，桥的另一边是普陀区。
古北路桥边，河道北侧是占地3300亩、深秋时节绿意依然盎然的长风绿地，南侧长宁路正沿河一路绵延而去。当年，吴蕴初的野心便在这里凸显。2013年的深秋，没有吴蕴初，也没有他的天字号化工厂，你能看到的是长风CBD，不要多久，这里会成为一个新商业中心，那是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21号巡逻船节奏依然，苏州河也平静依然，从容依然。
当载着叙事者的小船从泸定路桥下经过时，有一个事实便在瞬间发生：这里，就是苏州河与吴淞江的分界线，在今日任何一张上海市地图上，都很分明、很赫然地将这事实给予了固定。可以想象，那些西方大班，可能是韦尔斯，可能是施维亚，也可能是史密斯或立德尔，在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春雨多情飘洒的季节，满眼里栽满桃红柳绿，满心里有着的是对上帝、上帝之子耶稣的爱，将小船“咿咿呀呀”地摇过这里，他们向着那座历史名城苏州而去，他们喋喋不休，他们喃喃自语，苏州啊，苏州，你快出现了吗？还要多久我们才能看到你那些令人垂涎的丝绸、茶叶和瓷器……
苏州河水上管理站21号巡逻船
2013年12月24日，苏州河水上管理站第一分队23号巡逻船将载叙事者前往吴淞江
巡逻船轰鸣而去，苏州河河水正凶猛推涌
出了中环，驶过丹巴路码头，中环这里与中环那里的河上气氛是截然不同的，工业化的气息越发浓重，还有便是两岸的荒芜气息，你随处可见陈旧的装卸码头、化学巨罐，以及那些拆了一半便被撇下的残破老屋，它们孤独地俯视着苏州河，仿佛一个垂死老者。正有人在河边张挂着一张张大网捕着鱼，那会是什么鱼呢？
祁连山南路桥再向上游去一点，便是建德花园了，此行的终点，18.5公里水路，叙事者不得不往回走了，水路不短但也不长，瓜泾，因为瓜泾还在远远的100公里之外，它会有怎样的形态呢？又会有怎样的容貌呢？
第二次河上行的始发点便是第一次河上行的终点，建德花园一边的苏州河水上管理站第一分队。
是平安夜将要降临的日子，对叙事者来说，这也许是个暗示，谁又知道呢？
从陆路上寻找苏州河边的第一分队管理站颇费了许多时间。后来的印象中依次出现的先是灰蒙蒙的北翟路，随后是苍白的南华街，再随后是弯弯曲曲的农家小道，农家小道蓦然让叙事者想起1971年时，他在高桥乡高南公社学农的那些日子，华为民老师、毛文均兄弟，成源里长相迷人的阿大、阿二，呼啸的北风中拿着铝合金饭盒在小道上蹒跚，以及躲藏在帐篷中吃着炒麦粉的快意，袁平章老师的呵斥、张佩芬老师的宠信，如此等等回忆。最后，叙事者与他的徒弟唐昱宵来到叫潘更浪的小区，在草狗们的狂吠声中终于见到了管理中心的王小华队长。
23号巡逻船，第二次苏州河的河上之行，王队长事先声明，此次船行区间从建德花园到高铁桥边，全程8.19公里，小船无法开到50公里之外上海与江苏昆山的分界水面，因为那里不属于第一中心管辖范围。
第二次河上之行因此显得行色匆匆。船到闵行纪王镇就掉头回跑了。河两岸的印象斑驳陆离，有建材码头，有工厂的巨大储罐，有稀稀拉拉的垂柳，除此之外便再没有什么可以一说。而当年，当麦都思或施维亚们从船上雨篷里向外张望时，河两岸除了没有工业码头、工厂储罐，那垂柳应该也是如此多情地摆荡着？但那河水应该比今日不知清澈了多少？
那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管理中心吴爱莲副队长讲的一番话。他说以前上海打仗，苏州河里尽是死人。吴先生的父母曾经都是船民，他们一家就这么住在了苏州河上，吴先生为此感慨万分，“我小的时候，苏州河水是可以吃的。木桶装好河水，放上明矾沉淀一下，那样就可以直接地喝了。”
吴先生的表述勾起了我对19世纪下半期西方大班们喝水的种种联想。
返回路上，刚好是夕阳西下当儿，洒在河面上的阳光让苏州河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浪，一切美好。只是，叙事者深切地知道，他还是没有抵达瓜泾，相比第一次河上行，他也许靠近了一点，但也只靠近了区区9公里不到，他与瓜泾依然有着将近100公里的距离，他与苏州河发源的那部伟大历史相隔着不只是一张纸。
直到2014年9月13日下午，直到叙事者真实地站在苏州河的源头瓜泾的土地上，尽管，出现在叙事者面前的一切让他有种莫名的困惑：这真的是苏州河的源头？这真的是吴淞江的发源之地？
那天的天色很是阴沉，经过数小时的车行，一行11人来到了瓜泾一地。叙事者必须写上他们的名字：郑信访、吕弘、杨少伟、陈建平、陆新和、赵德义、晓林、叶波、潘渴以及刘书荀。
兄弟们正在忙碌。叶波正用三脚架固定着他的佳能5D。晓林一如既往地潇洒地抽着雪茄，还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赵德义正拉紧着横幅上的绳子，一起拉紧绳子的还有潘渴、吕弘、杨少伟、郑信访和刘书荀，陆新和若有所思地从横幅前走过，陈建平则吃着他的饼干。横幅在一片忙碌中徐徐展开，那上面写着的是：苏州河，我来了，我看见了。
我来了，是的，来了；我看见了，是的，看见了，但问题是，叙事者看见了什么呢？或者说，叙事者真的看见了吗？
苏州河，其实更正确点说是吴淞江的源头，出乎了叙事者的想象。
在江与湖之间，有着一道水闸。水闸看似古色古香，那是因了水闸上有一长排古亭般的房子。
水闸之外，便是东太湖，便是一万年前蓦然诞生的震泽之地，此刻，天色铅灰般沉重，天空下则是开坦到十分辽阔的湖面，可以望见远处的湖岸，那里有现代建筑，但视野中不甚清楚。湖水也呈铅灰色，湖面平静得让叙事者产生了虚幻之感。
在瓜泾欢呼，由右而左：刘书荀、晓林、陈建平、陆新和、王唯铭、郑信访、潘渴、吕弘、杨少伟、叶波、赵德义
水闸里，便是吴淞江，说不明、道不尽的吴淞江。江面很是宽阔，两岸有长满青草的浅滩，还有密密的树林，所有这一切都与麦都思们所见的基本相同，只是，河道远处出现的幢幢高楼，以及河道两边现代风格的建筑，是将当年19世纪40年代的神韵给彻底破坏掉了，更不要说“唐时那宽达20里”的吴淞江气象。
叙事者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叙事者似乎并没有真正地抵达吴淞江的源头，没有抵达苏州河被命名的那个年代，尽管，叙事者和他的兄弟们正站在瓜泾的泥地上，正呼吸着东太湖与吴淞江拥抱一起的气息。
回上海路上，叙事者陷入沉思，直到眼前蓦然浮现起一张老人的脸庞，以及采访老人时的种种情景。
2013年初冬的某个日子。叙事者沿海防路向北走去，有曲折多变的一座蓝色桥梁出现在视野中，是普济路桥。拾级而上，可以目睹到河对岸左边方向那一大片废墟，也可以目睹到右边方向的一个色泽绿色的现代小区，是河滨花园。
在兄弟杨成布的陪伴下，叙事者在河滨花园里见到了周卫民先生，叙事者来拜见周先生的外婆，在苏州河边生活了数十年、堪堪百岁的陈菊老太太。
而今普济路桥下那片已成荒地的地方，陈老太太当年便居住于此。若干年前拆迁，周先生的弟弟在老屋不远的河滨花园买下1903室的向阳新房，为的就是让陈老太太距离老屋不要太远，让她可以时时看到那条陪伴了大半生的河流，苏州河。
说起来，陈老太太并非苏州河边的原住民。陈老太太的老家原在杨浦一地的高郎桥，而今的平凉路与梅州路之间。1937年8月爆发了淞沪会战，日本军机狂轰滥炸上海北部地区，今日闸北、虹口、杨浦等地尽成废墟。陈老太太在高郎桥的老屋尽被兵燹，仓皇出逃之际，陈老太太清晰地记得一家人携带的全部财产只是手中的那只“铜吊”。
陈老太太全家最初来到交大难民所，她丈夫原本是杨浦地区擅画月份牌的手工艺人，每月薪水有大洋80元，虽然谈不上生活富裕，但也属于上海的小康一族。但经“八一三”战火焚烧，生活遭到破坏，心理受到重创，忧思交加，某天便在难民所黯然去世，这对陈老太太是再一次的致命打击。
在交大难民所也待不下去了，陈老太太尽管弱小女子一个，却咬紧牙关带着全家搬迁到七浦路附近的天平慈善难民所。天平难民所的条件是格外艰苦，两个大房，房内没有一样家具，男女各睡一间统铺。一天倒是管上两顿饭，黄炒米加萝卜干，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以后，陈老太太在难民所打起零工，靠做各种玩具赚点小钱，也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